經歷轟炸與重建，見證竹科的興起——新竹一次變電所的故事-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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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轟炸與重建，見證竹科的興起——新竹一次變電所的故事

更新日期：2025-08-18

作者：陳韋聿

1952 年 5 月，台電《勵進月刊》的封面照片，呈現了臺灣電力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那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日位於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典禮結束後，「美國共同安全總署」的駐華分署署長施幹克（ Hubert G. Schenck ）來到了配電盤室，準備操控電鈕，啟動變電所內的變壓器。而在照片當中，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左四）、台電總經理黃煇（左三）、以及總工程師孫運璿（右側背對鏡頭站立者）也都在施幹克的身旁，共同見證新竹變電所開始運轉的那一瞬間。

新竹變電所的啟用是國家大事，自然也是當時的媒體焦點。今天，在「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館藏品當中，我們就能夠找到「台灣省電影製片廠」製作的一部新聞影片，它的拍攝主題正是 1952 年 5 月 1 日新竹變電所的啟用典禮，紀錄了施幹克啟動按鈕的歷史片段。

1951 年 5 月 1 日，施幹克在新竹一次變電所的配電盤室操作電鈕，啟動設備運作。

1952 年 5 月 1 日，施幹克在新竹一次變電所的配電盤室操作電鈕，啟動設備運作。下圖前排人物從左至右，左一為臺灣省主席吳國楨，中間身著淺色西裝伸出右手啟動按鈕者為施幹克，站在他身旁的人則是台電總工程師孫運璿。對應到上圖，吳國楨、施幹克、孫運璿分別為前排左四、左五、左六。另外，左三為台電總經理黃煇。（圖像引用自《勵進月刊》第6卷第5期封面、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

1952 年落成啟用的新竹變電所，其實就位於今日新竹科學園區的大門口正對面。過去，它曾是維繫竹科運作的重要設施，對臺灣的電子與資通訊產業發展可謂居功厥偉。

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其實也曾在同樣一個地點興建變電所。今天，我們還能夠在該地見到 1942 年建造的兩層樓控制室，以及鄰近建築物的一座小型碉堡。前面提到的那部新聞影片，似乎也能見到當時建造於變電所內的「吊揚塔」（安設起重機、用以搬運變電設備的高塔）。

「台灣省電影製片廠」所製作的新聞影片當中出現在道路末端的建築物，
似乎是日治時期興建於變電所內的吊揚塔。
（圖像引用自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

如眾所皆知， 1950 年代，經歷過戰爭破壞的臺灣，在很大程度上仰賴著美援的幫助才得以復甦，電力系統亦是如此。二戰期間，建造於日治時期的新竹變電所遭遇盟軍空襲而嚴重損毀。該變電所的重建，正是美援所支持的其中一項工程計畫。

根據歷史學者張齊顯的考察， 1950 年夏天，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翌年初即改名為美國共同安全總署）撥款 450,000 美元，為該變電所的興建計畫購置變壓器與其他設備，整個變電所的裝置容量大約為 72,000千伏安（ kVA ）。當年，新竹科學園區尚未出現，這個變電所首先發揮的一大功能，是為台灣肥料公司落成於 1951 年的新竹五廠提供電力，幫助該廠生產化學肥料。

關於新竹變電所的重建，《勵進月刊》有更詳細的報導。報導內容提到，該變電所是「經合署撥款協助增強臺灣電力系統的第一個計劃」。變電所工程處成立於 1950 年秋天，除了仰賴美援資金從國外訂購主變壓器與相關設備之外，所內還有許多設備是「由各發電所移裝併用」。 1951 年 8 月底，變電所的土木基架等工程雖已大部分完成，但從日本進口的變壓器卻在運輸途中因受潮而損壞，必須加以烘乾或進行更換。這一風波造成變電所的工程進度延宕，直到翌年 4 月 10 日才終於完成。

此外，新竹變電所的興建工程與當時臺灣許多美援資助的計畫相同，亦是由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指導。而在美援臺灣計畫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懷特公司在臺負責人狄寶賽（ Valery S. de Beausset ），亦在落成典禮中上臺致詞，盛讚新竹變電所的設備水準可謂世界頂尖。

1942 年建造的新竹變電所控制室，如今已由新竹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
（圖像引用自國家文化資產網）

走過戰爭轟炸、美援重建、竹科興起，新竹變電所的故事，其實也呼應著近代臺灣的許多重要轉折。2020 年，變電所的控制室（以及旁邊的小型碉堡），已由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成為一個適合訴說臺灣電業故事的展示場域。

時移世易，新竹科學園區已成為臺灣重要的經濟命脈，台電也陸續在園區周遭建立了許多變電所，確保園區的能源供應無虞。與此同時，新竹一次變電所的供電對象，也逐漸轉變為園區以外的周邊地區。帶著歷史，走向未來，這個有故事的電力設施，仍將持續在新竹默默運轉，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起寫下更多故事。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吳主席親臨主持施幹克強調中美合作〉，《勵進月刊》，6：5（1952.5），目錄後頁。
〈新竹變電所通訊〉，《勵進月刊》，6：6（1952.6），頁67。
台灣電影文化公司出品，〈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1952），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網址：https://vod.tfai.org.tw/Video/152
〈台電新竹變電所控制室〉，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historicalBuilding/20200929000001
〈新竹變電所控制室將登錄歷史建築〉，「自由時報」網站， 2020年5月1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69621
張齊顯，《戰後美國對華經濟之援助——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之研究（1948～1952）》（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頁164。
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台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63-164。

作者：張哲翰台灣電力公司對於水力發電廠的管理，並不只是從興建工程完畢之後才開始，而是從工程還未啟動前就已經開始進行。首先，在興建之前計畫工程師需要進行各項規劃、繪圖、以及後續與工程單位的接洽，就如同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營建處退休計畫經理陳天明先生，他是這樣描述在「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中他所扮演的角色：「現代化的施工，就是必須要有舊資料，說日月潭到底多高、潭水多少，也必須有現代的機械去完成，所以你兩個都要懂，要知道怎麼樣配合」、「那時候我的位置是計畫工程師，就是營建處跟抽蓄工程處的一個橋梁啦」。其次，是計畫確認後，工程就開始交由工程單位進行。像是「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委以明湖施工處（水力發電工程處明湖分處）、[1]「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以及「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由抽蓄工程處進行施工。[2]尤其是水力發電工程，有很多的地下、隧道、壩體開挖的工程，這時候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土木工程師、地質研究專業出身的地質師，就非常重要。以退休策略行政系統副總經理李鴻洲先生為例，他如此描述地質師的工作重要性：「地質師的工作就是要地質調查、地質研判。因為隧道開挖，傳統的隧道工程的話都先鑽孔，鑽完之後，裝藥然後就開炸，開炸以後就空氣不好，就必須要通風，通風完以後空氣好一點就出碴，出碴完之後，我們地質師就必須到現場去看著這個岩盤面，來做岩體分類，這個地質好不好？有沒有什麼破碎段、斷層帶？那我要採取哪一種支撐？地質比較好的話支撐就比較少，地質不好的話支撐就比較多，所以地質師的工作非常的重要。」而當工程逐漸完成，才換成機電、電氣專業的工程師，進行發電測試與維運等工作。有趣的是，戰後初期像台灣各地的發電廠修復，除了依靠留用的日本技師、技手，以及日本時代養成的台灣技術人員之外，主要是美援之下，對歐美方面顧問專家的依賴，像是烏來發電廠的修復，則是在美援支助下，台灣技術人才大量投入所完成；霧社壩與萬大發電廠的修復工程，則是效法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簡稱TVA）的整合管理經驗，依據美國墾務局的評估為最終依歸，並任用許多美國工作人員，才完成此工程。[3] 隨著經驗的累積，各項技術更廣泛地採納各方優勢，逐步形成台灣典範式的經驗。像是1960年代以前，在各項工程中廣泛使用的傳統鑽炸開挖方式，到了1970年代起，則逐步引進瑞典產製之鑽堡機（Jumbo），1981年至1984年的「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中，則引進瑞典製的鑽岩機（Atlas Wagon Drill）進行鑽孔作業，之後再於鑽孔內埋設炸藥，以結線方式遙控開炸。而隨著開炸技術的累積，更能成熟駕馭勻滑開炸技術（Smooth Blasting），尤其是在1987年至1991年全面應用在「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中。 1999年開啟的「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中，全長16.5公里的引水隧道，中游段的6.5公里，因為透過901.5公尺的水平地質鑽探，判斷地質較為均質，掌握了地質的詳細情況，進而採用美、歐、日等地都逐漸發展成熟的全斷面隧道挖掘機（Tunnel Boring Machine，簡稱TBM），從2000年7月開始至2002年6月順利貫通，相較於傳統鑽炸方法，不僅有較小的環境破壞、較安全的施工過程，並且更具有高效率的挖掘速度，單日最高可鑽掘至44.3公尺，每月平均315公尺，為後續許多隧道鑽掘工程留下豐富經驗與典範。而這次TBM鑽掘貫通成功所留下的感動，或許就如同李鴻洲先生描述：「我幾乎每天會到現場去，跑到TBM機座上方，看鑽的東西，一邊鑽一邊推，兩、三個鐘頭就進去二、三十公分，看著這個隧道不斷的往前走，令人非常的激動、非常印象深刻。」新武界引水隧道工程使用全斷面隧道鑽掘機(Tunnel Boring Machine，簡稱TBM)施工法。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新武界引水隧道TBM之全景。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新武界引水隧道在TBM鑽掘下，於民國91年6月7日上午11時準確貫通之刹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 〈十二項建設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榮民文化網」https://lov.vac.gov.tw/zh-tw/pioneer_c_4_111.htm?1，瀏覽日期：2024.06.25；《明湖抽畜水力發電工程完工報告》，行政院退輔會榮工處，1988，「國家圖書館：臺灣鄉土書目資料庫」，http://localdoc.ncl.edu.tw/tmld/detail1.jsp?xmlid=0000718703&displayMode=detail&title=%E6%98%8E%E6%B9%96%E6%8A%BD%E7%95%9C%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5%AE%8C%E5%B7%A5%E5%A0%B1%E5%91%8A&isBrowsing=true，瀏覽日期：2024.06.25。[2] 〈明潭抽蓄發電計畫頭水隧道修改設計圖〉，「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drnh&id=031-070500-0011；〈明潭抽蓄水力發電計畫給水、排水及壓縮空氣系統設計圖審查意見〉，「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drnh&id=031-070500-0007；〈95年度工程優良獎獲獎工程：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主辦單位：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抽蓄工程處〉，「中國工程師學會」http://www.cie.org.tw/Honors/HonorsDetail?ch_id=8。[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　川流不息》（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0。

作者：陳韋聿在四面環海的臺灣，如何運用海洋裡的波浪、海流、潮汐、溫差等各種動能來進行發電，一直是人們十分感興趣的議題。但你知道「海洋能發電」的概念，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臺灣萌芽的嗎？答案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 早在一百多年前，生活在臺灣的人們，已能夠在報刊雜誌當中，讀到各種關於海洋能發電的案例報導！ 1920 年代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潮汐發電相關報導。（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23 年 10 月 25 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刊載了一篇報導，題名為〈乾滿潮利用發電計劃〉。原來，當時同樣受到日本統治的朝鮮，許多專家正研議要利用西海岸滿潮與乾潮落差極大的地理特性，來進行潮汐發電。特別在半島中部的仁川，每日的潮差動輒高達八公尺，正是最適宜的地理場所。因此，當 1920 年代世界許多先進國家紛紛提出潮汐發電計畫的時候，朝鮮總督府也跟上這股風潮，開始延聘專家，研議在仁川港附近設置潮汐發電廠的可行性。後來，當局還出版了一本名為《潮力發電》的小手冊，將各種方案詳列於其中。而在 1923 年，這個醞釀於朝鮮的建設構想，也在同為大日本帝國殖民地的臺灣被報導出來。《潮力發電》一書所收錄的仁川潮汐發電站建設構想圖。（圖像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1924 年 7 月，《臺灣日日新報》又邀請到東京帝大畢業、曾任職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總督府技師篠原國憲，來為一般讀者解說什麼是「潮力發電」。他所撰寫的三篇連載文章，也在該報的漢文版有翻譯版本。在當時的臺灣，必然也曾有許多臺籍人士是透過這些文章，首次認識潮汐發電。這三篇文章的日文版末尾，除了詳細介紹到前述的朝鮮仁川灣潮汐發電計畫以外，還提到了另一個發生在「セバーン河口」的案例。「セバーン」即英國西南部的塞文河（River Severn），河流出海口的平均每日潮差亦是名列世界前茅，同樣在 1920 年代，英國議會也曾熱烈討論在塞文河口建設潮汐發電廠的可行性。 1921 年刊登於英國報刊雜誌上的塞文河口潮汐發電站想像圖。（圖像來源：Wikipedia）－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仁川灣或塞文河口，兩地的潮汐發電構想雖然在 1920 年代即已提出，在後來的數十年間也數度受到輿論矚目，但在整個 20 世紀，這兩個構想卻始終未被落實。實際上，全世界第一個具有規模的潮汐發電廠，要到 1966 年才真正誕生於法國布列塔尼的朗斯河口。儘管潮汐發電的探索與試驗很早就已展開，但它同時存在著許多需要克服的技術瓶頸與成本風險。尤其在 20 世紀後期，當環境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要在河口或海岸興建這種大型工程，也就更需要審慎評估。回顧歷史，潮汐發電的概念早在 1920 年代便已透過報章雜誌被帶入臺灣。不過，人們真正開始重視海洋能發電，並積極在島嶼四周圍尋找具有發展潛力的場址，則是相當晚近的事情。近年來，台電公司也曾經在綠島進行波浪發電試驗的前期評估，同時也透過自有媒體進行海洋能發電的知識普及。另一方面，台泥公司也在花蓮和平火力發電廠提出「海洋溫差發電計畫」。可見海洋能發電，正在臺灣各地進行嘗試。邁入 21 世紀以後，韓國仁川海岸線上的「始華湖潮汐發電廠」已經在 2011 年竣工並開始營運。另一方面，塞文河口的潮汐發電建設計畫，也正在英國掀起熱烈的議論。隨著技術的進步，國外的成功案例逐一誕生。未來在臺灣，海洋的動能或許也將被轉換為電力，幫助我們朝著永續發展、淨零轉型的目標邁進。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李蘇竣，〈抽取7℃冷海水和平電廠擬新設海洋能拼全球首例MW級溫差發電〉，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4年7月14日。莊閔茜，〈「南部光電、北部海洋能」專家：台灣波浪能開發潛力破25GW〉，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5年7月11日。李蘇竣，〈再生能源的後浪：海洋能有幾種？四面環海的台灣具備多少潛力？〉，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4年5月16日。許瑛娟，〈【圖解電未來08】探索藍色能源　海洋能發電〉，《台電月刊》728期，2023年8月。〈尚待探索的永續流動能源—海洋發電〉，經濟部能源署能源知識庫網站，2015年12月5日。陳建宏，〈海洋能源開發所面臨的挑戰〉，國立成功大學能源教育資源總中心網站。 Eun Soo Park, Tai Sik Lee, ”The rebirth and eco-friendly energy production of an artificial lake: A case study on the tidal power in South Korea,” Energy Reports, Vol 7 (2021), pp. 4681-4696. David Gordon Tucker, “Tidal Power: From Tidemill to Severn Barrage,” Wind and Water Mills, Vol 9 (1989), pp.15-39. Esme Ashcroft, “'UK should not ignore tidal lagoon recommendations',” BBC, 2025.06.23. Scarlett Evans, “La Rance: learning from the world’s oldest tidal project,” Power Technology, 2019.10.28. 朝鮮總督府遞信局編，《潮力發電》，京城府：朝鮮總督府遞信局，1930。〈干滿潮利用發電計劃〉，《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0月25日，第6版。篠原國憲，〈潮力發電 (上)〉，《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日，第3版。篠原國憲，〈潮力發電 (下)〉，《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2日，第3版。〈潮力之發電〉，《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1日，第4版。〈科學界　日潮力之發電（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6日，第4版。〈科學界　日潮力之發電（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8日，第4版。

作者：陳韋聿你見過螺旋槳式的「風向風速儀」嗎？這類儀器的型制經久不變，在機場、船舶等各種需要氣象觀測的場合，總有機會發現它的蹤影。早期，台電在進行電源開發的勘測工作時，也需要蒐集現場環境的氣象數據。當時所使用的一具風向風速儀，目前就保存於台電的文物典藏中心。儀器下方的銘牌寫有其型號 N-162D，以及 Nippon Electric Instrument, Inc. （簡寫為NEI）等字樣，顯然是日本製造的產品。若仔細爬梳日本方面的文獻，就會發現這具風向風速儀與它的製造廠商，在日本氣象觀測史上都頗具重要性。箇中故事，值得我們細細述說。台電典藏的 NEI 製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 Nippon Electric Instrument 這個名字，按照字面意思，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日本的重量級企業「日本電氣」（臺灣分公司名稱為「恩益禧」）。不過，「日本電氣」的英文名稱其實是 Nippon Electric Company （簡寫為NEC），它顯然不是這件文物的製造廠商。實際上， NEI 的日文原名是「株式会社日本エレクトリック・インスルメント」，該公司創立於 1965 年，是風向風速儀的專門製造商。 NEI 現已不存，但該公司曾有一本名為 WIND PRESS 的定期出版刊物，能夠幫助我們掌握許多故事線索。 2000 年出版的第 3 期 WIND PRESS 收錄了一篇文章，名為〈わが国の風向風速計の歩み〉，回顧了日本風向風速儀的技術發展史。該文提到： NEI 創始人野澤侑司的父親（姓名未詳）原本也是氣象設備製造商。據說在 1950 年代，他與日本氣象廳合作研發出日本史上第一個電子式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不過，那時的儀器仍是用黃銅製造，重達 23 公斤，曝露在自然環境中也容易有鏽蝕、受損等等問題。 1965 年，出於我們不知道的理由，野澤侑司離開了父親的公司，自行創辦 NEI。隔年， NEI 旋即發表日本史上第一款運用 FRP （塑鋼）材料製成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 重量更輕，材質更耐久，完美彌補了過往黃銅製儀器的缺點。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本刊物的後半部分，呈現了 NEI 創社以來推出的產品，其中也提到台電典藏的這件塑鋼製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N-162D ，並且說到該產品是「広く普及している風向風速計」（廣泛被使用的風向風速儀）。 NEI 與其他公司合併後組成的「 ANEOS 株式会社」，今日所生產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整體形制與台電典藏的 N-162D 仍然相去不遠。（圖像引用自 ANEOS 株式会社網站） - 台電典藏的這件 N-162D ，在建檔之初，所登載的說明內容，多數引用自中央氣象署南區氣象中心所建置的科普教育內容頁面。沿襲該頁面的說法，這具儀器的使用時間，也暫時被推定在 1950 至 1970 年代之間。不過，根據前文的資料爬梳，我們大致可以確定：本件儀器的製造與使用年代，應當都在 1966 年以後。實際上，早期台電使用的眾多日本製儀器設備，來源相當多元。有些器物很早便已在市場上流通（例如 19 世紀晚期便已出現的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可能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有些器物則如同本件風向風速儀，可能是在 1963 年電源開發處成立後，才陸續向日本方面進行採購。 N-162D 在臺灣雖已成為「文物」，但在晚近的時代裡，我們仍能看到它持續被使用在日本的消防設施、研究船、調查船當中。這樣看來，NEI 在 1966 年推出的 FRP 製風向風速儀，確實是劃時代的發明，使風向風速儀能夠挺過歲月考驗，更加經久耐用。 2019 年， NEI 已經與另一家歷史悠久的設備製造商「小笠原計器製作所」（「電業文物典藏」網站亦收錄了這家公司製造的一件水位計）合併，成為「ANEOS株式会社」。不過， NEI 的創始人野澤侑司，今天仍舊擔任著這家公司的會長職務。若有機會帶著台電典藏的 N-162D 前往拜訪，或許，這位企業家還能告訴我們更多與之相關的故事呢！野澤侑司（右）目前是 ANEOS 株式会社的會長，他所成立的 NEI 影響了日本風向風速儀的技術發展。（圖像引用自 ANEOS 株式会社網站）參考資料〈わが国の風向風速計の歩み〉，收錄於株式会社日本エレクトリック・インスルメント編，WIND PRESS，vol.3（2000，東京），頁4-5。

1950 年 10 月底，《台電勵進月刊》收到了一封署名為「單伸漢」的讀者來信。單先生服務於某個深山裡的水力發電廠，「每天除掉工作八小時以外，剩下時間就是休息睡眠，睡眠休息」，規律的不得了。然而，山區裡的生活除了有些單調、令人疲乏之外，更令單先生感到困擾的是苦無戀愛對象。兩、三年下來，使他「精神上和心理上都感覺到莫大的威脅」。那時，普遍臺灣人的生活仍然較為拮据，山區的交通條件也仍不稱便利，像單先生這樣的台電員工，半年也難得有一次機會下山進城。苦悶之餘，他只好寫信到《台電勵進月刊》的「服務信箱」專欄，請編輯同仁幫忙想想辦法。想當然，《台電勵進月刊》也沒能想到什麼好主意。在信件回覆當中，該刊編輯只能勉勵單先生改變心態，「如果能夠在深山裡面韜光養晦，養精蓄銳，對於你未來找尋對象的時候，未始沒有幫助。……在這個電力困難的時候，你們諸位現場人員，能夠多替公司服務，多發幾度電，造福大家，也就是造福你自己，閣下以為對嗎？」 ——事實上， 1950 年代台灣的供電來源仍以水力發電為主。換句話說，當時的台電公司。想必也會有相當高比例的員工服務於深山裡的水力電廠，並且也都會面對到類似的孤獨處境。那個時代沒有手機、網路、電視，一切娛樂內容仍相當貧乏，也難怪「單伸漢」先生會想要寫信求助了。所幸，隨著臺灣公路網絡漸趨發達，汽車等運輸工具日益普及，平地與山區電廠之間的交通條件已經大大改善。另一方面，後來的台電也進一步改善山區電廠的住宿與生活環境，另外還增加了「僻地津貼」等各項福利。而為了幫助公司同仁撮合姻緣，台電也積極舉辦內部聯誼。 2018 年，桃園營業處舉辦的「牽手在桃緣」未婚聯誼活動，還因為高達三分之一的配對成功率而登上了報紙版面呢！「單伸漢」先生的寂寞心事，刊登於1950年11月第45期的《勵進月刊》。參考資料〈寂寞．苦悶．空虛是您在山裡面的煩惱嗎？這裡給你一個答案〉，《台電勵進月刊》，4：9（1950.11），頁55。〈台電桃園辦未婚聯誼配對成功率1/3〉，「自由時報」網站，2018年8月19日發布。

1952 年 1 月，《台電勵進月刊》的封面，刊登了一張頗有意思的照片。照片裡，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正在「東西輸電線」乙線的竣工典禮當中，用雙手接過「成功火炬」。原來， 1951 年底，東西輸電線工程中以木桿架設的乙線已經完成，島嶼東西兩側的電網即將首次串聯。對於臺灣電力發展史而言，這無疑是個值得慶祝的時刻。也因此，台電的「東西線工程處」，發想了一個十分特別的慶祝活動 —— 他們決定沿著東西輸電線，舉行一場跨越中央山脈的火炬輸送儀式！ 1952 年 1 月的《台電勵進月刊》，封面以「東西綫竣工典禮成功火炬呈獻陳院長」為題。（圖片來源：《台電勵進月刊》，第61期）傳遞聖火，很可能是仿效當時的臺灣省運動會。從 1949 年的第四屆省運會開始，各縣市的體育選手每年都會集體動員，將火炬接力運送到當屆運動會的舉行地點。而這類報導，在當時的報刊雜誌當中，總是十分顯眼。此外，聖火的傳遞，亦與電力輸送的意象頗為相符，援引這種儀式來慶祝東西輸電線首次啟用，似乎也相當合理。 1951 年 12 月 15 日，「東西線工程處」的東區工事組組長楊金欉帶領著八名同仁，在花蓮北方的立霧發電所（即今日的東部發電廠立霧機組）點燃寫有「台電」字樣的火炬之後，便朝著市區的台電東區管理處出發。後來，再轉往銅門發電所（即今日的東部發電廠銅門機組），走向能高越嶺道。一行人擎著火炬走向海拔兩千多公尺高的山區，經過兩天時間，才終於來到能高鞍部，並由西區工事組組長王萬得帶隊接棒，將聖火繼續送到南投霧社、再帶往東西輸電線的西部端點 —— 萬大發電所。手持「成功火炬」的西區工事組組長王萬得。（圖片來源：《台電十年》） 12 月 19 日上午，火炬抵達典禮現場，呈獻給行政院長陳誠，繼而交由台電總經理黃煇點燃會場當中的火炬臺。至此，這場跨越島嶼脊梁的「成功火炬」遞送儀式，終於大功告成，東西輸電線乙線，也在當日中午正式啟用。今天，東西輸電線已卸下「東電西送」的任務，但是，當年台電前輩克服萬難、完成這項艱鉅工程的故事，不應被我們遺忘。2013 年，台電舉行的「舊東西輸電線一甲子慶祝活動」，重現了當年的「成功火炬」傳遞儀式。未來，東西輸電線所遺留的文化與精神遺產，也將持續由每個世代的台電人持續守護，永續傳承。「成功火炬」抵達萬大電廠，象徵「東電西送」的計畫已然實現，當時的報紙亦將這一重大新聞消息列為頭版頭條。（圖片來源：翻攝自《中央日報》，1951年12月20日，第1版）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

作者：張哲翰谷關發電廠（即今日「大甲溪發電廠谷關分廠」）於上谷關開啟了引用大甲溪水發電的工作。1957年，谷關工程處成立，在此之前，因應韓戰的爆發，美國為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提供美援支持臺灣建設發展，其中就包含電力設備的擴充，像是1952年完成天冷發電所（即今日「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並建立起其附屬的白冷社宅街；[1] 而「大甲溪水力發電計劃」[2] 還未結束，谷關即是下一站。谷關工程處成立之後，部分建設經費仍是屬於美援資助，因此由美國懷特工程公司（J.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派駐工程師尼德夫先生（Mr. Neiderhoff）審查興建工程，建設期間時常發現不良的鎢碳鋼鑽頭，影響了谷關發電廠的興建速度。[3] 谷關發電廠內發電機轉子就定位。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谷關工程的隧道貫通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壩基挖掘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961年，谷關發電廠完成了1、2號機併聯發電，直到1966年，這才將3、4號機併聯發電。因此，除了使用不良鑽頭延緩電廠的興建速度外，裝機之間的空窗期，面對颱風不斷的台灣，可以說是危機四伏。1963年9月10日，侵襲台灣的葛樂禮颱風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當時等待裝機的3、4號機處，已經是一個大坑，具有水管相通上閥室，暴漲的溪水源源不絕地湧入上閥室，順著水管流到3、4號機裝機處，若無法阻止溪水湧入上閥室，整個谷關發電廠可能將會就此被淹掉。時任谷關發電廠電機工程師的耆老張良棟先生，眼見若不盡快處理，事態將一發不可收拾，故決定冒險涉水，在淹滿溪水的上閥室中，找到進水的洞口將其堵住。所幸張良棟先生順利完成任務，否則電廠可能因此完全被淹沒。但我們也確實看到，在缺乏相關經驗下，谷關發電廠的建設其實未能因應台灣夏秋兩季多颱風的情況，給予適當的防颱準備，因而造成發電廠危機的產生。最終，為感念張良棟先生救災有功，時任台電總經理的孫運璿給予張良棟先生記功一次，以公文為憑證。總經理孫運璿給予張良棟先生記功一次。圖片來源：張良棟先生提供至於「大甲溪水力發電計劃」的下一個目標，則繼續朝上游前進，在1959年成立達見工程處，1963年，谷關工程處完成階段性任務，遭到裁撤，部分人員直接成為谷關發電廠營運人員，部分人員則是直接被達見工程處接收，並在1970年完工青山發電廠（下達見發電廠）、1974年完工德基發電廠（達見發電廠）。然而，多災多難的谷關發電廠仍陸續受到颱風的挑戰，像是2001年桃芝颱風，暴漲溪水，淹入谷關發電廠，所有設備都須全面更換，直到2008年谷關發電廠才復建成功。 2001年桃芝風災的谷關發電廠廠房洞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桃芝風災過後的谷關發電廠廠房洞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風災過後的清淤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風災過後發電廠內部抽水、抽油。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 《天冷水力發電施工報告》，台中：台電公司天冷工程處，1953，轉引自《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72；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73-74。[2]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66。[3]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113。

每逢乾旱，日月潭裡頭九隻青蛙疊在一起的「九蛙疊像」，總會成為新聞焦點。人們總以為：水面上能夠看見幾隻青蛙，反映的是日月潭的水資源是否充足。如果「九蛙」盡數露出水面，那就表示整個臺灣的乾旱嚴重，水情吃緊。實際上，「九蛙」與日月潭的底部，還差了好一段距離。就算水位下降，使這些青蛙全數露臉，整個日月潭也還是保有85%的蓄水量。而且，這九隻青蛙的設計用意，也不是為了偵測水情，而單純是想讓大家注意到一個特殊現象——其實，日月潭的水面每天都在升降，而且落差高達兩公尺！山裡面的湖泊，不像海水那般有潮汐變化，每天卻仍會有大量的水體消失、回流，這些水究竟流去了哪裡？原來，日月潭的每日升降，其實是近代才有的現象。1985年，「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告峻以後，日月潭便開始成為抽蓄發電體系裡的「上池」。那些被引入管道、用於發電的湖水，則會流入「下池」（即明湖水庫）當中。抽蓄發電的「蓄」，指的便是在夜間離峰時段運用剩餘電力，將「下池」裡的水重新抽回到「上池」蓄積。等到白天尖峰時段，再重新從「上池」引水發電。如此往復循環，日月潭的湖水也因此有了每日在夜間升高、在白天降低的現象。時間來到1995年，「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也建設完成了，日月潭的每日升降，於是又變得更為劇烈。2001年，受聘於南投縣風景管理所的景觀設計師呂兆良先生，為了彰顯日月潭水位變化的這一特色現象，便著手設計「九蛙疊像」，並委託南投在地的藝術家沈政瑩先生進行製作。緣於新聞報導的推波助瀾，「九蛙疊像」在今天的臺灣，已是廣為人知的特色景點。「九蛙滅頂」的特殊現象，也成了新聞媒體的關注焦點。有機會造訪日月潭，不妨仔細留意這九隻青蛙在湖面露頭的晝夜變化——其實，那才是「九蛙疊像」的原始設計者真正想讓你注意到的事情啊！日月潭的「九蛙疊像」。（圖像來源：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網站）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日月潭抽蓄發電成典範光輝歷史風華再續〉，《台電月刊》，690（2020.6），頁6-11。許瑛娟，〈日月潭九蛙現蹤跡抽蓄水力發電兼儲能永續利用〉，《台電月刊》，725（2023.5），頁33-35。

作者：張哲翰於戰爭中成立的烏來發電所因應戰爭時期的電力需求，新龜山發電所（今「桂山發電廠」）與烏來發電所（今「桂山發電廠烏來機組」）的興建計畫於南勢溪與北勢溪交會口推動，1941年新龜山發電所運轉發電，但在戰爭越演越烈，缺乏勞工、資材的情況下，烏來發電所僅能完成大致的土木工程，並宣告停工。戰後，在諸多發電設施受到破壞，電力供應不足之下，受到戰火影響較小的烏來發電所，被列為首要恢復工程的名單之一，於1954年6月，兩部機組重新運轉發電，成為戰後初期重要的電力供應單位。烏來發電廠的生活烏來發電廠的員工們，在工作之餘的生活又是如何呢？從年輕時期就在烏來發電廠工作的許智安先生回憶：「我到烏來電廠，下完班回去，還有溫泉泡，我們都是二十四小時供應溫泉，自然的溫泉。所以現在人家叫我到烏來去泡溫泉，我說不要，我要維持五、六十年前，那個原汁原味的烏來。」烏來電廠的宿舍，過去曾引入烏來溫泉提供澡堂使用，儘管後來烏來溫泉觀光事業興起，烏來的溫泉飯店隨處可見，但對許先生來說那段難以忘懷的經歷，仍是無可取代的。許智安先生重返烏來電廠宿舍烏來溫泉與烏來發電廠烏來的地名有許多解釋，其中一種解釋稱泰雅族語中的「ulay kilux」，的ulay為「溫泉」，而kilux是「熱騰騰的」意思，說明由於河谷間熱水湧出，泰雅族人將該地區視為天然的洗澡地。也有一種解釋稱「ulay」是警告大家小心的意思，但後來進入的漢人將其解讀為溫泉。1 1896年南勢溪河谷間的溫泉被勘查的日本人所發現，在建立警察派駐所「烏來分遣所」的同時，也設立所屬的「溫泉場」，開啟了日本時代烏來溫泉的經營。1910年第二期理蕃計畫後，派駐蕃務官吏治理，官吏駐在所的浴場即是使用當地溫泉，直到1921年這裡才有公共浴場的建設，但此時烏來溫泉早已遠近馳名。2 1911年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就在視察小粗坑發電所（即今日「桂山發電廠粗坑機組」）與龜山發電所後，也到官吏駐在所休息，泡溫泉浴。31941年總督長谷川清則是先到烏來公共浴池泡湯之後，才前往新龜山發電所視察。4龜山發電所建設人土倉龍次郎，更設置溫泉井，供員工泡湯，之後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在此源頭蓋起了「電力招待所」，戰後台電董事長陳中熙、機電處長孫運璿等人視察同時，停留泡湯與用餐。5 至於烏來發電廠的員工宿舍區，也有專屬員工的公共澡堂，從日本時代經營至戰後，都是員工們放鬆身心的最佳去處。澡堂由員工眷屬共同維護，直到電廠無人化之後，因員工撤離而逐漸荒廢。雖曾一度復建，提供颱風天備勤員工使用，但由於使用率不高最終停用。烏來發電廠宿舍建築現況 ---------------------------------------------------------------------------- [1] 〈烏來地名的由來〉，「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2] 〈南勢溪架橋完成〉，《臺灣日日新報》，1905.11.29；原幹洲，《臺灣史蹟　（附）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臺北：拓物評論台灣支社，1937），頁172-173。 [3] 〈烏來行餘錄（一）〉，《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5；〈烏來行餘錄（三）〉，《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7。 [4] 〈山の靑年激勵　長谷川總督烏來へ〉，《臺灣日日新報》，1941.04.21。 [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204。參考資料：《昭和七年編纂　文山郡勢一覽》，臺北：文山郡役所，1932。市川雄一，《殖產局出版第六五五號　新店圖幅說明書》，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4。原幹洲，《臺灣史蹟　（附）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臺北：拓物評論台灣支社，1937。〈南勢溪架橋完成〉，《臺灣日日新報》，1905.11.29。〈烏來行餘錄（一）〉，《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5。〈烏來行餘錄（三）〉，《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7。〈山の靑年激勵　長谷川總督烏來へ〉，《臺灣日日新報》，1941.04.2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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