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轟炸與重建，見證竹科的興起——新竹一次變電所的故事-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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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轟炸與重建，見證竹科的興起——新竹一次變電所的故事

更新日期：2025-08-18

作者：陳韋聿

1952 年 5 月，台電《勵進月刊》的封面照片，呈現了臺灣電力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那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日位於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典禮結束後，「美國共同安全總署」的駐華分署署長施幹克（ Hubert G. Schenck ）來到了配電盤室，準備操控電鈕，啟動變電所內的變壓器。而在照片當中，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左四）、台電總經理黃煇（左三）、以及總工程師孫運璿（右側背對鏡頭站立者）也都在施幹克的身旁，共同見證新竹變電所開始運轉的那一瞬間。

新竹變電所的啟用是國家大事，自然也是當時的媒體焦點。今天，在「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館藏品當中，我們就能夠找到「台灣省電影製片廠」製作的一部新聞影片，它的拍攝主題正是 1952 年 5 月 1 日新竹變電所的啟用典禮，紀錄了施幹克啟動按鈕的歷史片段。

1951 年 5 月 1 日，施幹克在新竹一次變電所的配電盤室操作電鈕，啟動設備運作。

1952 年 5 月 1 日，施幹克在新竹一次變電所的配電盤室操作電鈕，啟動設備運作。下圖前排人物從左至右，左一為臺灣省主席吳國楨，中間身著淺色西裝伸出右手啟動按鈕者為施幹克，站在他身旁的人則是台電總工程師孫運璿。對應到上圖，吳國楨、施幹克、孫運璿分別為前排左四、左五、左六。另外，左三為台電總經理黃煇。（圖像引用自《勵進月刊》第6卷第5期封面、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

1952 年落成啟用的新竹變電所，其實就位於今日新竹科學園區的大門口正對面。過去，它曾是維繫竹科運作的重要設施，對臺灣的電子與資通訊產業發展可謂居功厥偉。

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其實也曾在同樣一個地點興建變電所。今天，我們還能夠在該地見到 1942 年建造的兩層樓控制室，以及鄰近建築物的一座小型碉堡。前面提到的那部新聞影片，似乎也能見到當時建造於變電所內的「吊揚塔」（安設起重機、用以搬運變電設備的高塔）。

「台灣省電影製片廠」所製作的新聞影片當中出現在道路末端的建築物，
似乎是日治時期興建於變電所內的吊揚塔。
（圖像引用自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

如眾所皆知， 1950 年代，經歷過戰爭破壞的臺灣，在很大程度上仰賴著美援的幫助才得以復甦，電力系統亦是如此。二戰期間，建造於日治時期的新竹變電所遭遇盟軍空襲而嚴重損毀。該變電所的重建，正是美援所支持的其中一項工程計畫。

根據歷史學者張齊顯的考察， 1950 年夏天，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翌年初即改名為美國共同安全總署）撥款 450,000 美元，為該變電所的興建計畫購置變壓器與其他設備，整個變電所的裝置容量大約為 72,000千伏安（ kVA ）。當年，新竹科學園區尚未出現，這個變電所首先發揮的一大功能，是為台灣肥料公司落成於 1951 年的新竹五廠提供電力，幫助該廠生產化學肥料。

關於新竹變電所的重建，《勵進月刊》有更詳細的報導。報導內容提到，該變電所是「經合署撥款協助增強臺灣電力系統的第一個計劃」。變電所工程處成立於 1950 年秋天，除了仰賴美援資金從國外訂購主變壓器與相關設備之外，所內還有許多設備是「由各發電所移裝併用」。 1951 年 8 月底，變電所的土木基架等工程雖已大部分完成，但從日本進口的變壓器卻在運輸途中因受潮而損壞，必須加以烘乾或進行更換。這一風波造成變電所的工程進度延宕，直到翌年 4 月 10 日才終於完成。

此外，新竹變電所的興建工程與當時臺灣許多美援資助的計畫相同，亦是由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指導。而在美援臺灣計畫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懷特公司在臺負責人狄寶賽（ Valery S. de Beausset ），亦在落成典禮中上臺致詞，盛讚新竹變電所的設備水準可謂世界頂尖。

1942 年建造的新竹變電所控制室，如今已由新竹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
（圖像引用自國家文化資產網）

走過戰爭轟炸、美援重建、竹科興起，新竹變電所的故事，其實也呼應著近代臺灣的許多重要轉折。2020 年，變電所的控制室（以及旁邊的小型碉堡），已由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成為一個適合訴說臺灣電業故事的展示場域。

時移世易，新竹科學園區已成為臺灣重要的經濟命脈，台電也陸續在園區周遭建立了許多變電所，確保園區的能源供應無虞。與此同時，新竹一次變電所的供電對象，也逐漸轉變為園區以外的周邊地區。帶著歷史，走向未來，這個有故事的電力設施，仍將持續在新竹默默運轉，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起寫下更多故事。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吳主席親臨主持施幹克強調中美合作〉，《勵進月刊》，6：5（1952.5），目錄後頁。
〈新竹變電所通訊〉，《勵進月刊》，6：6（1952.6），頁67。
台灣電影文化公司出品，〈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1952），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網址：https://vod.tfai.org.tw/Video/152
〈台電新竹變電所控制室〉，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historicalBuilding/20200929000001
〈新竹變電所控制室將登錄歷史建築〉，「自由時報」網站， 2020年5月1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69621
張齊顯，《戰後美國對華經濟之援助——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之研究（1948～1952）》（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頁164。
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台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63-164。

不管在什麼時代，「竊電」對於電力公司而言，都是很頭痛的問題。在日治初期的臺灣，當人們開始使用電力公司的服務之後，竊電的亂象也隨之發生。 1914 年，總督府作業所曾估計臺北地區因竊電而流失的電力，約已等同龜山發電所發電量的十分之一。後來，當臺灣各地方的民營電力公司發展起來以後，各個公司為了防範竊盜電力，也經常派遣人員在民間積極地進行檢查。不過，「盜電檢查」在日治時期的臺灣經常引起糾紛，報紙上不時會出現相關案例。譬如 1936 年 8 月，《臺灣日日新報》便提到基隆的一個案例，是一位名叫林牛的電力公司職員，以檢查電燈使用為名，逕自闖入一名吳姓警員的住宅，導致兩方大打出手，事後雙方也都提出告訴。不過，在這起案例當中，林牛似乎是理虧的一方。因為地方上有許多人都出來作證說：他們也都遭遇過林牛這種擅闖住宅的「不法檢查」！同樣在 1936 年，彰化地方則有三名年輕的電力公司職員，指控茄苳腳（即今日的彰化花壇）地方上的「國語講習所」有竊電現象，即便講習所的課程還在進行，他們仍強硬地移除電燈，導致課程中斷，三人因此遭到地方民眾毆打。報導這則新聞的記者，也站在地方民眾立場，指責公司職員的強硬作為。不過，似乎沒有人在意這則新聞裡提到的竊電現象，以及電力公司所蒙受的損失。時移世易，偷竊電流的新聞事件，在今天的臺灣依然常常發生。但在「智慧電表」等先進設備日益普及以後，竊電現象也越來越容易查獲。與此同時，日治時期的那些因為檢查竊電而引發糾紛的案例，也已很少聽聞。事實上，強調服務品質的台電公司，非常重視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有任何問題，歡迎透過用戶意見電子信箱向公司反映喔！ 1936 年《臺灣日日新報》關於「盜電檢查」引起糾紛的兩則報導。（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資料〈謬指國講所盜電剝去授業中電球〉，《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4月30日，漢文版第4版。〈電力會社基隆勸誘員擅入吳巡查家檢查不告氏名被追負傷〉，《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8月12日，第8版。

台電 LOGO 遍布街頭，已成臺灣集體記憶。這個簡潔符號象徵電力，也承載少見設計史。依 1947 年檔案，我們將解密其 CIS 起源並洞悉時代脈絡。從街邊的電線桿、變電箱、人孔蓋，到每兩個月寄來的電費單，台電的「公司徽」（LOGO）早已成為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符號之一。數十年來，這個圖案日日可見於我們的生活周遭，已然是近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這個簡潔鮮明的標誌，不僅是現代電力供應的象徵，更承載著人們的集體生活經驗。你是否曾好奇，這個廣為人知的台電 LOGO 究竟於何時誕生？其設計的背後又隱藏著哪些時代脈絡？設計溯源：1947 檔案裡的視覺原點根據 2021 年發表於第 702 期《台電月刊》上的研究文章指出，台電 LOGO 首見於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日期在近代臺灣歷史中亦意義深遠）。現行版本的台電 LOGO，則是在 1947 年 4 月 5 日於台電公司內部正式公布。這份完整的「修正公司徽圖」公文，目前仍典藏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修正公司徽圖」公文。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可見到清晰的台電 LOGO。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既然我們已追溯到最早的設計痕跡，同時代的檔案中還能解讀出哪些設計背後的故事？其他單位典藏的台電相關檔案，或許能提供更多線索。例如，這份公文的「擬稿員」欄位，簽有「恕直」二字。透過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我們在「總經理室」編制中，找到這位 1946 年 5 月到職的副管理師「黃恕直」先生。檔案顯示，公司徽修正的函稿便是由黃先生負責擬稿，他在這組歷史悠久的企業識別 LOGO 誕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記錄了黃恕直的相關資訊。圖片來源 / 國史館奠定 70 年，超越時代的設計規範公文中可見 LOGO 完整圖樣與細部說明，連鉛筆訂正的痕跡都清晰可見，顯示設計並非一次到位，而是經過反覆推敲與嚴謹調整。修改後的完整版本，刊登在同年 4 月 30 日發行的台電《勵進月刊》上，從此正式成為台電的官方象徵。檔案公文內容顯示，從 LOGO 本身的字體與符號顏色、「台電」圖形化後的長寬與角度、乃至於閃電符號的筆畫細節，皆有精準的數值規範。這不只是一份設計草圖，它更像是一份工程圖說——每個元素的位置、大小、角度都經過仔細計算，不容許絲毫的隨意或偏差。說明文字末尾特別強調：「凡應用本公徽，不論大小，均須按照上面標準繪製」——這句話看似尋常，卻透露出官方的慎重態度。無論是印在名片上的微小圖案，或是掛在大樓外牆的巨型招牌，都必須嚴格遵守同樣的比例與規格。「修正公司徽圖」的說明文字裡，各個圖像細節都有精準的數值規範。圖片來源 /國家檔案資訊網這種對視覺識別系統（CIS）的堅持，在現代已是設計產業慣例，但若回望 1940 年代的臺灣，這無疑是相當前瞻的概念。這些檔案細節，映證了台電公司自成立之初，便具備極嚴謹的組織性格——這不僅是單純的美學要求，更是一種對專業標準的堅持與細節的極致重視。七十餘年後，這個 LOGO 無論出現在工程車、文宣品、員工制服，或街頭巷尾的任何角落，都始終維持著整齊劃一的樣式。仔細觀察便會發現，無論是在偏遠山區高聳的輸電鐵塔旁，或是都會區的小型變電箱上，閃電符號與「台電」二字始終是記憶中的模樣。這份視覺一致性，在今日或許理所當然，但若回到七十多年前，在印刷技術尚未標準化、各地施工條件差異極大的年代，能夠貫徹如此統一，其背後所需的組織管理能力與執行紀律，實不容小覷。值得注意的是：台電 LOGO 中的閃電花紋，以及宛如正/倒三角形的「台」、「電」字樣，皆受到日治時期部分電力事業社徽的影響。而圍繞 LOGO 周邊的三環圖樣，則代表 1946 年出資成立台電公司的「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因此，包括今日常見的「中油」、「台糖」等，這些戰後初期由資委會成立的企業，其 LOGO 皆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這樣的時代共同點，是不是很有趣呢？仔細觀察，你發現了嗎？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現行的 LOGO 都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圖片來源 / Wikipedia 從企業識別到生活印記 1952 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留存的歷史影像清晰可見，當時新竹變電所的門口，已能見到台電 LOGO 的標誌。距離 1947 年「修正公司徽圖」發布不過短短五年，但新竹變電所門上的標誌，無論是閃電的折角、字體的幾何結構，乃至於外圈的三環比例，都精準再現了檔案裡「鉛筆訂正」後的設計細節。這顯示台電在戰後初期不僅致力於硬體建設，在企業識別的執行度上，同樣貫徹了嚴謹的意志。 1952年台灣電力公司門口的「台電」徽圖，施幹克（Hubert G. Schenck，前排右四）、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前排右三）和台電相關人員一同合影留念。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儘管時代不斷變遷，今日的台電公司持續在廣告文宣上創新視覺設計，從社群媒體的活潑圖文到年輕化的品牌形象，皆試圖與時俱進地與民眾對話。然而，這個與公司歷史同樣悠久的 LOGO，承載著當年嚴謹的設計底蘊，走過七十多個年頭，已成為台電最核心且深植人心的視覺識別。這個小小的標誌，卻濃縮了豐富的故事。從黃恕直副管理師在總經理室的精心擬稿，精確到角度與數值的設計規範；從日治時期電力社徽的影響，到融入資源委員會三環圖樣的時代印記；從戰後初期臺灣的重建氛圍，到今日遍布全臺的電力網絡——每一個細節，都是一段歷史的註腳。下次走在街頭，當你的目光停留在電線桿、變電箱，或手中的電費單上時，或許能透過對每個小細節的觀察，感受到 LOGO 所連結的種種歷史線索。那個簡潔的閃電符號，不只是電力的象徵，更是近代臺灣發展的歷史見證；那些幾何化的「台」、「電」字樣，承載的不僅是企業識別，更是一整個世代的集體記憶：有一種雋永的經典，叫做台電 LOGO。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全宗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檔號A313310000K/0036/15/1/1/00。〈臺灣電力公司「公司徽」圖〉，收錄於台電《勵進月刊》，1：2（1947），頁35。〈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102-2499。張椀喬、吳岱欒，〈解密台電×檔案—解碼台電公司徽街頭巷尾親切的來電標誌〉，《台電月刊》，第702期（2021.6），頁44-48。

作者：簡佑丞（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編按：濁水溪流域內水力發電設施眾多，這些發電設施從屬於不同的水力發電體系。若按照建設時序，將這些設施切分開來單獨檢視，難免見樹不見林。因此，本文的上篇，著重介紹濁水溪流域三個水力發電體系的建設歷程。其一，為戰前的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其二，為戰後的明湖、明潭抽蓄水力發電系統（兩者各自獨立，但以日月潭水庫為中心相疊合）。其三，為最初與電力產業沒有特別關聯的嘉南大圳濁幹線濁水水力發電所。下篇則以流域路徑走讀方式，從下游往上游前進，並選取途中的重要標的設施進行導覽。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日月潭周邊水力發電系統的複雜性，本文製作了濁水溪流域水力發電體系圖，標示出三個獨立的水力發電系統，希望幫助讀者從較廣遠的歷史視角出發，認識濁水溪流域內各水力發電系統的形成脈絡。一、導讀位於臺灣中部的濁水溪為全臺最長的河川，其豐沛的水資源，自古以來即是兩岸居民賴以為生的重要命（水）脈。到了日治時期，河川水資源的利用不再侷限於傳統的農業水利灌溉，藉由水量與水位落差轉換為電能的近代水力發電系統始由殖民政府引入臺灣，並以臺北近郊的新店溪流域作為水力發電工程的試行場域，興建了龜山、小粗坑水力發電廠，爾後又陸續加入新龜山與烏來水力發電廠，最終形成以新店溪流域為核心的水力發電系統群。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也在自身推動興建的農田水利灌溉設施當中，選擇了中、南部三條水位落差較大的灌溉圳路興建竹仔門、后里與土壟灣水力發電廠，逐步建立並擴大臺灣的水力發電體系。不過，前述的水力發電廠都屬於小規模、川流式的水力發電設施。到了1920、30年代，隨著水資源利用方式的轉變以及大壩技術的發展，以大規模水庫（群）系統為核心，統合運用、控制整條河川流域水力資源的電業發展思潮，逐漸成為當時的國際主流。而臺灣第一個依此模式規劃並實現的，便是濁水溪流域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工程，其在臺灣的近代電業發展史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價值。如今，這個以日月潭水庫為核心，利用濁水溪流域水資源的大規模系統性水力發電設施，自完工起算正好九十周年，依然完整保存並持續運作，不僅是臺灣電力發展歷程的重要見證，也為當前臺灣的電力事業做出相當貢獻。這些留存至今、依然系統性串連運作的「活的電力產業文化資產」，亦正好組構、串接成為一完整的「電業文化路徑」。因此，筆者期望透過本文帶領讀者分別從電業系統（文化路徑）形成的歷史發展脈絡，並且實地沿著濁水溪流域，自下而上循著各個可及的系統性建築、構造物設施所構成的「產業文化路徑」兩種視角，一起來「走讀」由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設施為核心的濁水溪電業文化路徑。二、臺灣近代大規模水電系統的開端：日月潭為核心的濁水溪流域水電體系 ① 從天然湖泊到人工水庫的水力發電計畫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於全臺各地興建多座水力發電設施，讓臺灣的電力使用日漸普及。隨著民生與產業用電需求增加，並考量將來各種建設的持續擴展，殖民政府於1916年起展開全臺水力發電資源開發調查，發現濁水溪流域上游豐沛的水資源極具水力發電價值。3年後，一個以日月潭為核心，並利用濁水溪為發電水源的大規模離槽水庫式水力發電興建計畫被規畫完成。該計畫將原本的高山天然湖泊日月潭修建為可蓄存大量發電用水的人工水庫，透過總長超過15公里的導水路，穿越重山峻嶺將濁水溪上游溪水引入日月潭蓄水，再以水壓隧道與壓力鋼管，將水引流而下至濁水溪支流水里溪河谷的日月潭第一發電所（今大觀發電廠），利用其高水位落差發電。高達10萬瓩（kW)的發電量足可供應當時全臺用電需求外，還可餘留大量備載電力供額外使用。日月潭水力發電工事計畫全區段面與平面圖資料來源: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と其現況，土木建築工事畫報，昭和8年8月號(1934.8) ② 台電的前身─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設立由於該發電建設計畫規模與經費過於龐大，臺灣總督府一改過去由官方投入資金主導工程興建與經營的想法，改採政府與民間共同集資入股、成立半官半民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主導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實施，以及完工後的電力事業經營。此後，這個具官方主導色彩的電力會社，成為臺灣電力事業建設與經營發展的主角。戰後，繼承臺灣電力會社的「台灣電力公司」，亦屬國家政策導向的國營企業，肩負臺灣的電力事業發展與經營，直到今日。 ③ 工程建設的頓挫與再興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工程於1919年開工後不久，即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導致工程費暴增，加上濁水溪水源的高含沙量、日月潭水社壩的複拱型水壩設計可能發生的技術安全問題、以及關東大震災等影響，不得不於1926年中止施工。停工後，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邀請美國Stone＆Webster公司的工程專家來臺評估並提供工程可行性建議，隨後聘請專精事業經營的松木幹一郎任新社長（註）、以及具水力發電泥沙防治經驗的新井榮吉擔任建設部長。同時，重新修改財務規劃，包含將取水口位置改至武界之工程設計修正後，於1931年重啟建設，最終於1934年完工運作，為當時亞洲規模第一、世界第七大的水力發電設施。 ④ 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設施體系的成形根據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的整體計畫，自濁水溪上游導水至日月潭蓄水，再向下引流至第一發電所發電的第一期工程完成後，尚規劃興建兩座發電廠。其一是利用第一發電所發電後尾水，由導水路引至更下游的日月潭第二發電所（今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其二是利用第二發電所尾水發電的第三發電所（最終並未興建）。同時亦規劃在武界取水口往濁水溪更上游的霧社興建霧社水庫，除與日月潭共同調配濁水溪流域的水資源，也透過導水路引水供霧社第一、二發電所與萬大發電所發電使用。可謂以日月潭與霧社水庫兩水庫為核心，利用濁水溪流域的水力資源串聯形成系統性水力發電設施群的規劃。以日月潭為核心的濁水溪流域水力發電設施系統圖可惜該後續計畫除第二發電所與萬大發電所分別於1937年及1943年完工運作外，霧社水庫工程因太平洋戰爭日趨激烈而被迫中止。直到戰後，台灣電力公司在美國墾務局協助下於1957年重新完成霧社水庫的建設。至此，以日月潭與霧社水庫為中心的濁水溪流域水力發電系統設施體系終於完整成形。 ⑤ 日月潭成為雙重「心臟」：明湖、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廠到了1970年代，為解決臺灣日益遽增的日間尖峰用電負載問題，台灣電力公司接受德國與瑞士顧問公司建議，於1981至1985年間，進行以日月潭為核心的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建設。該計畫以日月潭作為發電水源調整池（上池），將日間發電後儲存於水里溪下游明湖水庫（下池）的尾水，利用夜間多餘電力抽回日月潭中待下次發電使用。之後，台灣電力公司再於1987至1995年間進行亞洲最大、世界第四的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這一建設計畫以日月潭為上池、明潭水庫為下池。該計畫以日月潭為「心臟」，分別串聯戰前的日月潭、霧社水力發電系統，以及戰後的明湖與明潭抽蓄水力發電系統，構成一雙重、立體疊合的水力發電體系，亦可謂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在繼承與開創的基礎上可持續性運作的最佳典範。抽蓄水力發電系統示意圖資料來源:日月潭抽蓄發電成典範光輝歷史風華再續，台電月刊690期(2020.6) ⑥ 濁水溪中下游的平地水力發電廠：濁水(烏塗)發電廠另一方面，與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同步進行、並稱日治中後期全臺兩大水利建設計畫的嘉南大圳水利灌溉工程，雖位處南臺灣，卻與中部的濁水溪流域有著密切關連。以臺南曾文溪為主要水源的嘉南大圳烏山頭水庫，僅足夠供應臺南與嘉義的灌溉用水。因此，為確保位於嘉南大圳灌溉區內的雲林也能獲得足夠的水資源，該計畫的設計者八田與一遂將目光轉向濁水溪水資源，於濁水溪中下游左岸的雲林林內設置濁幹線取水口，擷取濁水溪水灌溉雲林地區。除此之外，為能提供遠在臺南的烏山頭水庫施工機械用電力，尚在嘉南大圳濁幹線林內取水口導水路上興建「濁水水力發電所」。其發電方式與一般川流式水力發電所利用地勢水位落差、以壓力鋼管之水力帶動水輪機的方法不同。位於中下游平原區的濁水發電所利用導水路的低水位落差，直接以豎井之水力帶動橫軸水輪機發電，為全臺唯一的平地川流式水力發電所。相較於濁水溪上游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濁水水力發電所不論建設目的、運作體系與歷史脈絡都不盡相同，但也因為該電廠的完成，建構了濁水溪流域由下游到上游的完整水力發電系統群。編者註：松木幹一郎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第三任社長，1929年底到任後便積極用事，使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工程得以順利開展。他在任的九年多內，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不僅業務量高速成長，公司治理方面亦有許多為人稱道的舉措。松木的理念是將公司創造的收益留用於臺灣，投入於電力事業的發展。他被認為是臺灣現代化建設最重要的功臣，為島嶼的電力事業發展打下重要基礎。相關資訊，可參閱吳政憲，〈臺灣電力之父松木幹一郎〉，《臺灣學通訊》，第66期，2012，頁5。

＂臺北自開點電氣燈以來，不啻於黑暗世界而放一大光明，使人眼為之明、神為之旺！＂ 1905 年，當龜山發電所開始向臺北送電、讓一盞又一盞的電燈在市區亮起以後，《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曾如此描述城市裡的嶄新氣象。此後的一、二十年間，我們會在報紙上不斷看見同樣的敘述，逐漸發生在全島的各個城市。例如， 1913 年「宜蘭電氣株式會社」開始送電以後，一個月內就點亮當地將近兩千盞電燈，「美夜光輝燦爛，五光十色，不似從前之黑暗」。同年在新竹，電燈的普及則帶動城市風貌的改造，移入人口與房屋數量都因此增加，「市街面目為之一變，展現出活力」。從這些描述來看，日治前期電燈在全島各地陸續出現，顯然帶來極大的衝擊與改變。但具體來說，電燈究竟在哪些方面改造了人們的生活呢？徬徨感如同火車曾被視為「黑色妖馬」，照相曾被誤會為「攝魂術」，電燈剛剛出現在世間的時候，也曾因為人們的不理解，而引起一些恐懼。據說 1891 年，美國白宮呼應當時潮流，裝設了電線與電燈。不過，時任總統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與他的夫人始終害怕電流，從不肯親手觸碰電燈開關。這則軼聞，今天仍寫在白宮歷史協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網站裡。美國總統尚且如此，同時代的臺灣民眾面對到電燈這樣的陌生事物，會感到緊張惶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出身新竹北埔的文學家龍瑛宗，在 1979 年發表的小說《夜流》，曾描繪出這樣一種感受。小說裡，他寫 1910 年代一群仍在使用油燈的農村民眾，正議論著臺北城裡，出現了一種名為「電燈」的不可思議之物。有些人說，「電燈」是外國人「造出來的魔物」，有人則猜測，「電燈」是被放大的螢火蟲。總而言之，「電燈」對於當時的農村居民而言，仍是超越常識的一種存在。《夜流》其實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前述種種，或許就出自於龍瑛宗在北埔的成長記憶。「文明」的展示與追求對於未曾接受教育的民眾來說，電燈以及其他各類「文明」事物，意味著某種神秘力量。有本事操縱這股力量的人，也就能夠讓老百姓感到敬畏 —— 有時候，統治者也會利用這點，刻意展示各種各樣的建設成果，藉以表現他們對於「文明」的高度掌控。 1899 年，殖民政府的官員們，便曾帶領一群北臺灣原住民部落的頭目，參觀臺北的現代化建設。鮮少與外界接觸的族人一見到電燈，果然驚愕地開始議論：「日本人是不是連日月都能做出來啊？」——部落領袖的敬佩與懾服，正是這場參訪活動想要達成的效果。不光是原住民，出身臺中清水地區的著名仕紳楊肇嘉，在 1908 初次造訪臺北時，也初次見識到電燈、電話等新奇事物，並且驚訝到「差不多整夜都沒有睡著」。數年後，返回清水的楊肇嘉開始參與地方政治事務。這段期間，他最積極推動的地方建設計畫就是架設電燈，幫助他的家鄉「從黑暗走向光明」。 1920 年，楊肇嘉正式成為清水「街長」（即當時的鎮長）。在他上任後不久，清水也順利點亮電燈，成為現代化的城鎮。這件事情不僅令楊肇嘉感到寬慰，也為地方上的鄉親父老帶來「歡欣、樂觀和希望」 —— 看來，電燈不只能夠在夜間提供照明，更能幫助一個聚落躋身「文明」行列，為聚落裡的人們創造出進步的自信心。 1939 年臺北新起街市場（西門紅樓）裡燈光燦爛的景象。（圖像來源：Wikipedia）夜間行動力的提升驚訝歸驚訝，人們還是很快就接受了電燈，並且適應它所引起的一連串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夜間行動能力的大幅增長。在電燈出現之前，人類還是擁有蠟燭、油燈、瓦斯燈。只不過，這些照明工具的亮度始終有限。相對來說，沿著街道鋪展開來的電燈，才能真正在現代城鎮裡創造足夠明亮的活動空間。與此同時，城市的夜間秩序，也因為電燈而變得穩定。每當某個角落在暗夜裡屢屢發生治安事件，地方政府便會藉由裝設電燈、增加照明來減少犯罪機率。此外，電燈對於公共衛生的提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913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一篇題名為「穢所燃燈」的報導便指出：由於臺北市內有太多路人趁著夜間昏暗隨意便溺，民間組成的「臺北防疫組合」打算動用經費，在特定地點增設電燈，嚇阻這樣的脫序行為。電燈開始在臺灣廣泛應用的時代，現代的「休閒」觀念逐漸普及，民間消費力也迅速增長。翻開當時的報紙，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舉行於夜間的「納涼會」、「商品廉賣會」、「電影放映會」。熱鬧街區裡的商店，更是把營業時間延長到深夜。一些店家則會強調店內擁有先進的電燈照明設備，或設計眩人耳目的電燈裝飾作為廣告看板，藉以招攬顧客。 1937年，一群高校生在臺北京町的燈光之下舉辦遊行的場景。（圖像來源：wikipedia）「不夜城」與尚未點亮的農村＂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如同文學家王詩琅的小說《夜雨》所述，在現代世界裡，電燈宛若暗夜裡的太陽，形塑了我們的生活樣貌。日治時期的報刊或詩詞，經常會用「不夜城」這個詞，來描述裝設電燈之後的城鎮景況。當黑夜如同白晝一樣光亮，夜晚便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休息時間，而能夠創造更豐富的生活內容。根據總督府的統計報告， 1905 年，臺灣使用的電燈數量，大約只在 5000 盞左右。到了 1940 年，這個數字已經成長了 60 萬盞。 35 年間，整座島嶼在夜晚所能獲得的光亮，增加了百倍有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變化，並非遍及整座島嶼。二戰結束以前，臺灣的電燈普及率其實只達到 35% - 40% 左右。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鄉村地區仍使用著油燈與蠟燭，直到 20 世紀後期才陸續因為「農村電化」而進入電燈時代 —— 那就是之後的篇章所要講述的另一個故事了。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Betty C. Monkman, “The White House Gets Electric Lighting, 1891,” The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ebsite. 王學新編，《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1。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2004。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 Jane Brox著，田菡譯，《光明的追求：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臺北：臉譜，2020。

作者：張哲翰谷關發電廠（即今日「大甲溪發電廠谷關分廠」）於上谷關開啟了引用大甲溪水發電的工作。1957年，谷關工程處成立，在此之前，因應韓戰的爆發，美國為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提供美援支持臺灣建設發展，其中就包含電力設備的擴充，像是1952年完成天冷發電所（即今日「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並建立起其附屬的白冷社宅街；[1] 而「大甲溪水力發電計劃」[2] 還未結束，谷關即是下一站。谷關工程處成立之後，部分建設經費仍是屬於美援資助，因此由美國懷特工程公司（J.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派駐工程師尼德夫先生（Mr. Neiderhoff）審查興建工程，建設期間時常發現不良的鎢碳鋼鑽頭，影響了谷關發電廠的興建速度。[3] 谷關發電廠內發電機轉子就定位。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谷關工程的隧道貫通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壩基挖掘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961年，谷關發電廠完成了1、2號機併聯發電，直到1966年，這才將3、4號機併聯發電。因此，除了使用不良鑽頭延緩電廠的興建速度外，裝機之間的空窗期，面對颱風不斷的台灣，可以說是危機四伏。1963年9月10日，侵襲台灣的葛樂禮颱風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當時等待裝機的3、4號機處，已經是一個大坑，具有水管相通上閥室，暴漲的溪水源源不絕地湧入上閥室，順著水管流到3、4號機裝機處，若無法阻止溪水湧入上閥室，整個谷關發電廠可能將會就此被淹掉。時任谷關發電廠電機工程師的耆老張良棟先生，眼見若不盡快處理，事態將一發不可收拾，故決定冒險涉水，在淹滿溪水的上閥室中，找到進水的洞口將其堵住。所幸張良棟先生順利完成任務，否則電廠可能因此完全被淹沒。但我們也確實看到，在缺乏相關經驗下，谷關發電廠的建設其實未能因應台灣夏秋兩季多颱風的情況，給予適當的防颱準備，因而造成發電廠危機的產生。最終，為感念張良棟先生救災有功，時任台電總經理的孫運璿給予張良棟先生記功一次，以公文為憑證。總經理孫運璿給予張良棟先生記功一次。圖片來源：張良棟先生提供至於「大甲溪水力發電計劃」的下一個目標，則繼續朝上游前進，在1959年成立達見工程處，1963年，谷關工程處完成階段性任務，遭到裁撤，部分人員直接成為谷關發電廠營運人員，部分人員則是直接被達見工程處接收，並在1970年完工青山發電廠（下達見發電廠）、1974年完工德基發電廠（達見發電廠）。然而，多災多難的谷關發電廠仍陸續受到颱風的挑戰，像是2001年桃芝颱風，暴漲溪水，淹入谷關發電廠，所有設備都須全面更換，直到2008年谷關發電廠才復建成功。 2001年桃芝風災的谷關發電廠廠房洞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桃芝風災過後的谷關發電廠廠房洞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風災過後的清淤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風災過後發電廠內部抽水、抽油。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 《天冷水力發電施工報告》，台中：台電公司天冷工程處，1953，轉引自《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72；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73-74。[2]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66。[3]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113。

2015年，臺灣前輩畫家陳澄波的畫作《東臺灣臨海道路》，在日本山口縣防府市的圖書館被找了出來。這幅畫描繪的是1930年的清水斷崖，以及匍匐於斷崖底下的一條狹窄道路。時至今日，畫裡的道路早已經過改良，並以「蘇花公路」之名廣為人知。不過，在陳澄波的時代，「臨海道路」的大約也就如同畫中所呈現的那般狹窄。若有車輛往來，大約也只能勉強通行。換句話說，蘇澳與花蓮之間的陸路交通，在日本時代雖然已有長足進步，但始終無法達到「貨暢其流」的境地。陸運的能量既然有限，殖民政府只能看向海洋。於是在1931年，「花蓮港」的築港計畫正式展開。有了一座大型的現代化港口，花蓮的人口與產業規模，勢必將有大幅成長。為了因應這樣的發展趨勢，電廠的布署也得及早進行。加上1930年代後期的戰爭暴發，重工業的電力需求更是迫切——上述種種，即花蓮地區水力發電會在日治末期急遽成長的主要原因。而所有這些在戰爭期間進行建設與規劃、並且在戰爭結束以後持續進化的各個電廠，大抵也就是李瑞宗在《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這本書裡，所欲尋訪的對象。木瓜溪的風貌。（圖像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網站）山林踏查的書寫傳統《後山電火》與李瑞宗在「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出版的前一部作品《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頗為相仿。兩者的寫作方法，皆以自然環境與歷史現場的踏查為敘事軸線，再從文獻當中尋找故事線索，並剪裁其原文，補足每一段故事的背景脈絡。山林與河流的踏查，某種程度亦可說是台電自身的書寫傳統。由於早期臺灣水力電廠的開發建設，工程位址經常都在山區，許多台電員工都有披荊斬棘、開荒闢路的踏查經驗。其中一些人更把這樣的經驗寫成文章，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見聞紀錄。水量豐沛、落差大的木瓜溪是東部發電廠的動力泉源。（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譬如1947年，台電員工李式中等人為了擬定東部系統的「全盤方針」，遂乘坐著汽車、越過了當時仍然充滿險阻的沿海公路來到花蓮，針對既有電廠的運作情況進行視察，李式中並且將這次的旅行經驗寫成〈東行追記〉，刊載於當時台電的《勵進月刊》。這趟旅行，他們置身於立霧溪，不禁心折於太魯閣的鬼斧神工；來到木瓜溪，則嘆服於「怒馬奔放」般的湍急水勢。相較於今日發達的交通情況來說，1947年的立霧溪與木瓜溪，仍不是輕易可以抵達的地方，故而在當時候，李式中等人的震撼，仍可說是相當稀罕的經驗。其實，在後來的時代裡，台電或者為了擴增水力發電的系統規模，或者為了完善全島的電力網絡，仍有許多員工持續地深入山區，並且也都曾經在內部刊物當中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本書引用了其中一些台電前輩的山林紀行，對照作者自己所做的現地調查紀錄，兩相對照，頗有一種穿梭時空的趣味。 1954年的東部臺灣地圖，呈現出花蓮境內的水利工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正文當中，作者經常大篇幅引用原始文獻。這些「原汁原味」的引文段落，或者摘譯自日治時期的報紙，或者轉錄自戰後出版的台電刊物與相關書籍，及零星的檔案、手稿等等。所有這些材料並非輕易可以得見。作者揀選相對易讀的史料，並刻意保留其原文樣貌，能夠幫助普遍讀者循著當時代的語言，認識當時代的故事。本書收錄的人物採訪，仍沿襲作者一貫的書寫風格，不囿限於重複而平板的問答框架之中，而總是能夠帶領讀者看向一些別有意趣之處。例如第四章〈從瀧見至龍澗〉，寫到四名在龍溪壩值班的台電人員，作者不費筆墨，僅只簡要地列出電廠裡的三班值勤排程。藉由這類細節，作者直白地展示了守壩人的日常工作節奏，使讀者對於這一職業能夠迅速建立起認識輪廓。為銅門發電廠提供發電用水的水簾壩。（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每個章節末尾，皆附有大量印刷品質極佳的彩圖，除了呈現工程藍圖、歷史檔案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今昔影像對比。所有這些圖像材料，適切地配合章節內容，與文字描述相互補充，使全書讀來更顯生動。本書的最末一章，作者忽然帶領我們來到清水斷崖的近海處，乘上獨木舟，遙望東臺灣海岸線上各個河流的出海口。此情此景，不免使我們想起1930年，陳澄波在《東臺灣臨海道路》所描繪的景象。在那幅畫裡，同樣有一葉扁舟，飄盪於藍色大海。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帶領作者循著河流溯源而上，涉足於山澗與溪谷之中，但所有這些河流終究要滾落大海，故而作者也將此行的終點設定於太平洋上。從山林到海洋，本書可說是一趟跋山涉水的閱讀旅程。若能跟上作者的腳步，相信讀者也能在跋涉之中，盡覽後山電火的故事，以及所有那些故事裡的景色風光。＊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木瓜溪畔的「勤行報國青年隊」臺灣總督府以瀧見訓練所為名，其實是拓寬改修能高越道路，完成可以通行車輛的自動車道路，自1941年開始，規劃以7年期間，總經費930萬日圓來執行。1942年5月15日在瀧見舉行訓練所入所式，《東臺灣新報》亦曾報導。花蓮港瀧見訓練所建於距離花蓮港30公里的深山內，位於木瓜溪與奇萊溪交會、標高300多公尺的懸崖上，是總督府引以為傲的勤勞報國青年所之一。訓練所共有四棟營舍，所內聚集從全島各地被選召的310名青年精銳，每天奮力地進行訓練。1943年8月22日，這座地處偏僻的訓練所，自設立以來首次迎接總監西村文教局長及同行記者到訪。以下為訪問紀實。右手邊幾十丈高的懸崖溪谷變得寂靜無聲，甚至略顯詭異，淺灘隆隆地濺起白色水花，一種不似死亡般神秘的冷意迫近眼前。由花蓮港的市街往北，在沿著能高越山路綿延約16公里，木瓜溪溪水飛濺的山峽中，有著一座培育皇民、鍛鍊身心的青年道場，即「總督府行動報國青年隊花蓮港訓練所」。此訓練所自前年（1941）7月7日設立以來，已歷經六期共1,782名訓練生，當前的第七期訓練生亦是奉公精神高昂，全心全意地鍛鍊身心。訓練所位於瀧見駐在所後方。沿著高聳令人不寒而慄的斷崖旁所開鑿出的狹窄山路前進，走過石門橋單薄的八番線吊橋，就可以看見訓練所的營門。炸藥爆炸的轟鳴響徹山間，首先讓人感受到工程的偉大，接著受到恭敬地舉著鏟子的衛兵迎接，穿過大門之後，木造的簡樸營舍與一片翠綠相映成趣。訓練所的勞動作業現場，為總督府國土局道路課正在進行的工程，即橫斷中央山脈，連結臺中州霧社及花蓮港廳銅門之能高越道路蜿蜒70公里大型工程。此工程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第三期⋯⋯延續到第六期，完成若干部分的挖鑿。施工地就在訓練所向沿60度陡坡走約4,000公尺處，是岩層相當堅硬的山腹部分。在天長大斷崖附近，烈日高照，白雲來去，鳥跡不至的山嶽地帶，要緊貼山壁削鑿岩層、填封溪流，在懸崖上施工，稍有差錯便會墜落千丈深谷。訓練生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晒成紅銅色的身軀佈滿沙土顯得黝黑。訓練所規定5點半起床，比其他的訓練所要早半小時。巴托蘭峰上雲層在黎明之時尚顯微暗。310名訓練生編列為三個中隊，六個小隊。他們在近似深山秘境的崇山峻嶺中的訓練生活，首先是5點半吹響起床號，接著早點名、神前行事、朝禮、早餐都要在7點前完成，然後7點立刻投入施工作業。訓練前期的作業時間為6小時，現在則為8小時，激烈訓練不曾間斷。一天的作業在5點收工，晚禮結束後沐浴，6點吃晚餐，7點開始有一個小時的學科講習，公民科、國史（歷史）等學科結束後，就是神前行事（行拜禮，祈求安全），接著8點40分有晚點名，9點半準時吹響迴盪入夜深山的熄燈號，結束一整天的勤勞訓練生活，這就是1941至1943年在瀧見山區發生的故事。（頁122-124）兩代台電人 1987年6月，新天輪工程處成立，東部電力處有許多工程人員調往支援，同年8月，東部電力處改為東部發電處。經歷了多年的開發與建設，東部的水力發電工程暫告一個段落，平穩供應著無數家庭與工商百業的用電需求。 1993年10月28日下午4點3分，正在進行併聯發電竣工試驗時，洞內突然發生爆炸，不幸造成6人死亡、25人受傷，往生者其中一位褚副處長是臺北工專畢業，為人篤實認真負責、心地非常善良，竟遭此不幸，讓人悲慟不已！同事三年之褚金松君努力向上，工作勤奮。猶記褚君背負儀器盒如走方郎中，走遍各電廠，測試進水鋼管開裂的情景。年前從台電月刊得知，褚君因公殉職消息，不勝扼腕。 ——壽紹漢，〈回憶四十六年前　新竹變電所來的實習生台大人〉，《台電月刊》，404（1996），頁62-63。褚金松，嘉義市人，1933年出生，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嘉義初工電機科畢業後，先至嘉義變電所服務。1951年調立霧發電所擔任技工，那年他18歲，1953年調東部發電區管理處，那年他20歲，加入花蓮信義長老教會，認識同為教友的明義國校老師高麗子。在花蓮待了5年，考上台電的獎助升學班，到臺北工專唸書。25歲那年結婚，28歲回至東部發電區管理處，調派龍澗發電廠服務，歷任工務員、計畫股長、檢驗隊長，1988年調派新天輪工程處電氣課長，後來升任副處長。高麗子為花蓮師範學院畢業，國語、算術、音樂、美術都教。褚家有鋼琴，兩個女兒都會彈，長男後來當老師，長女也當老師。農曆過年時，褚金松夫婦帶著2男2女回嘉義看祖父母，那裡現今還住有二姑。褚信杰1969年出生，差大哥10歲，在家中年紀最小，不過不會彈鋼琴。因為是老么，雖然備受寵愛，較不循常軌，他覺得自己是父母意外所獲，並非預期所生。「爸爸長年不在家，我們好像是單親家庭。」褚信杰自花蓮高中畢業後就沒升學，在外打工。當兵回來後，到一家美術燈公司工作，參與生產與組裝，領有冷凍空調的證照，對於電氣並不陌生。1993年10月28日，新天輪工程在試運轉時發生爆炸事故，丁世凱廠長、褚金松副處長因公殉職，那時褚信杰24歲。意外來得如此迅急，全家陷入愁雲慘霧，媽媽很悲傷，將爸爸葬在佐倉公墓。 1994年褚信杰進入東部發電處電氣股工作，受到張添和、林明輝兩位領班的傾囊相授，5、6年後對於電氣技能才順手。他不斷學習精進，18年後的2012年，升任電氣課領班。「他們是我的師父啊！」褚信杰充滿感謝地說。電廠的發電機功率高、量體大，外面遇不到，學校未必教，就要師徒式的耳提面命，才能增長經驗。張添和1934年次，花蓮中學初級部畢業，歷任立霧裝機工程處、銅門工程處、龍澗工程處，後來留在東部發電區管理處維護課電氣股工作。本書所附1959年4月21日〈蔣中正總統與龍澗工程處人員合影〉這張照片，張添和也在其中，裡面人物多靠他的指認，方得解析。張添和1990年擔任領班，1994年退休。林明輝1942年次，1965年進入東部發電區管理處工作，在銅門電廠一待就是21年，1986年調任維護課電氣股，1994年擔任領班。兩位諄諄長者在40多歲時還去進修，取得高工畢業學歷，俾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更加精進。在台電的工作穩定後，褚信杰結婚要買房子，買在哪裡呢？媽媽資助他，就買在佐倉附近。那時媽媽已經退休了，每天都來串門子，然後就離去，他隱約知曉媽媽的心意。十多年前，媽媽因胃癌過世，媽媽也葬佐倉，就在爸爸旁邊。佐倉的家離爸爸的墓有多近？下班之後，我刻意到褚信杰家坐一坐。他帶我步出家門，向左一轉，根本不用5分鐘，根本不到500公尺，就到褚金松的墓。我想，高麗子一定常來徘徊，每天都來看兒子，每天都來陪先生。春去秋來，花開花落，許多許多話，或私密，或叮囑，或寄託，都還來不及說⋯⋯。（頁179-182）

作者：陳韋聿 2023 年 11 月，臺中市一處挖掘虛擬貨幣的機房，遭檢調單位查獲「竊電」。也就是說，經營該機房的業者，擅自破壞了台電布設的電力供輸網絡，再私接電線到機房當中。一年下來，其所竊取的電力高達 1170 萬度。若換算成電費，竟然將近八千萬元！其實長期以來，「竊電」都是令台電備感頭痛的問題。畢竟輸電線路遍布臺灣各個角落，要全面監控這些線路，防範竊電行為，並不是容易的事。為了防堵日益猖獗的民間竊電，政府早在 1952 年即已頒訂《處理竊電規則》，台電內部也不斷發想各種方法。譬如 1950 年出版的第 46 期《台電勵進月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名為〈關於取締竊電的我見〉，提出了各種可行方案，譬如加固電錶的結構，使有心人士無法上下其手；增加稽查人力，指派專責巡察竊電情事的工作人員等等。另外，文章當中還提到台電當時採用的一種辦法，是透過高額的密告獎金，鼓勵民眾告發左鄰右舍的竊電行為。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密告獎金」，迄今也仍然存在——根據 2010 年公布、 2019 年修正的台電〈追償電費處理要點〉第五條，若有竊電情事，「經人舉發而查獲之案件，就追償電費收入之淨額提撥百分之十作為舉發人密告獎金」，每案最高以十萬元為限。 2020 年 6 月，雲林線警察局斗南分局就曾因為破獲轄區內的竊電案件，獲得台電頒贈這項獎金呢！隨著科技進步，近年來台電開始致力打造「智慧電網」，透過自動回傳的用電資訊，系統可以判斷出哪裡出現異常情況，使竊電無所遁形。 2024 年以後，台電將會投入 80.9 億經費，加速智慧電網的布建。這一新世代的工程完竣之後，竊電的「密告獎金」，恐怕就再也派不上用場了吧！ 1950 年刊登於《台電勵進月刊》的〈關於取締竊電的我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查竊電台電：不只警方、民眾檢舉也能領獎金〉，「自由時報」網站，2020年6月29日發布。〈台電3年砸近81億加速布建智慧電網〉，「中時電子報」網站，2023年3月27日發布。

您這期的電費已經繳納了嗎？今天，「繳電費」對我們而言，已是生活裡稀鬆平常的一件小事。不過，若回到日治時代初期，臺灣的電力建設才剛起步，城市裡的人們也才剛開始使用電力時，要讓民眾養成按時繳電費的習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05 年 7 月，從「龜山水力發電所」輸送電力到臺北市區的線路終於完工，由總督府營運的「臺北電氣作業所」，也開始提供電燈、電扇的租賃服務，並向民眾收取電費了！然而一年過後，《臺灣日日新報》卻開始出現民眾遲繳電費，作業所催繳數次仍舊置之不理的消息。迫於無奈，作業所只能依循前不久才剛頒布的《電氣使用章程》，針對那些不繳錢的用戶，祭出「中止送電」處分。 1906 年 8 月 1 日，《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則報導就曾提到，當時許多用電戶「經數次催納料金，仍置之不理」。於是，臺北電氣作業決定針對這些用戶予以「停送電力」 —— 這些人，可能是史上第一批被電力公司強制斷電的臺灣人！民眾遲繳電費顯然不是個案。 1906 年 10 月，臺北電氣作業所就在《臺灣日日新報》的頭版刊登「特別廣告」，嚴正昭告社會大眾：「電氣諸料金，切宜依期繳納，不可有誤！」有趣的是，電氣作業所為了催收電費，也想出諸多手段。根據 1915 年的一篇報導，有些時候，作業所會請地方政府或警察單位直接上門找人，還有人想到要徵收「督促料」，也就是電費遲繳的罰金。今天，這種罰金被稱為「遲延繳付費用」，名字雖然不同，逾期要罰錢的道理仍是一模一樣。日治時期，各地方的電力事業由民間自主經營，有些電力公司對於沒有按照約定繳錢的用戶，便採取強硬態度。 1921 年，宜蘭地區的「臺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便有這類新聞傳出。據說，只要用戶遲繳電費半個月，就會有公司主管帶著技工上門強制斷電，讓商店直接無法做生意。這種強悍的作法，讓許多地方民眾不甚諒解，甚至稱他們為「蠻人會社」！不過，早期臺灣的電力公司，其實還有一個辦法能夠對付不繳錢的民眾，就是凍結燈泡交換權利。 20 世紀初期，燈泡的製造品質仍不理想，常常用了個數月就得去電力公司更換新品。針對遲繳電費的用戶，電力公司就有權不讓你交換新燈泡——想換新的？先繳電費再說吧！ 1906 年「臺北電氣作業所」刊登報紙廣告，勸導民眾按期繳納電費。（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資料〈停送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8月1日第3版。〈特別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0月27日第1版。〈電球交換料低減〉，《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7月1日第2版。

作者：陳韋聿「電業文物典藏」網站收錄了早期台灣電力公司「電源開發處」曾經使用的諸多科學儀器與工具，其中包括「玉屋商店」製造的三種產品，分別為平板測量儀、求積儀、鋼捲尺。觀察前兩部儀器的外盒，可以見到該公司的商標圖樣、英文名「TAMAYA CO., LTD」以及「GINZA TOKYO JAPAN」（即日本東京銀座）等等資訊。玉屋商店其實是一家歷史悠久的測量工具與儀器公司，日本許多政府或民間機構目前也都還保存該公司出品的精密器械（諸如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仙台市天文台、東京大學駒場博物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玉屋在 19 世紀的崛起，與日本近代史的脈動息息相關。另外，這家公司在日本的儀器技術史上亦頗具重要地位，值得我們仔細做些歷史考掘。台電典藏的「玉屋製平板測量儀」。（圖像來源：電業文物典藏網站）玉屋商店最早其實是創業於 1675 年的眼鏡製造商。江戶時代（ 1603-1868 ）初期，眼鏡在諸多西洋舶來品當中市場需求量較大，也較有商機。一些日本工匠在掌握鏡片打磨、鏡架製作等工藝技術以後，遂陸續在城市裡開設「眼鏡屋」，為富有階級提供這種要價不菲的商品，玉屋應也是誕生於同樣脈絡底下。不過，「眼鏡屋」的業務範圍不只是眼鏡，也會擴及同樣需要精細手藝的鐘錶與其他舶來品。收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站裡一張江戶時代後期的印刷品，清楚揭示了當時玉屋商店所販售的商品內容，包括各式眼鏡、時鐘、大方儀（經緯儀）、小方儀品（指南針）、分度矩品（量角器）……等等。早稻田大學藏「御眼鏡細工所」。（圖像來源：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玉屋商店的店址後來從橫山町轉移到南邊一點的銀座地區，出版於 1885 年的《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可以清楚見到它的店面形貌。從圖像內容來看，建築物正中間的「玉屋／T. TAMAYA」招牌兩側，各別寫有「時計眼鏡」與「測量器械」的中英文字樣，兩者當即該公司的主要營業項目。圖像右側的文字資訊顯示：當時的玉屋剛剛在 1881 年東京上野的第二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當中獲獎，另外在東京的「芝區」已有分店，該公司的業務顯然已有長足進展。玉屋商店的生意是怎麼成長起來的？ 1910 年出版的《諸官省用達商人名前編》介紹了該公司的創業史，同時提到它崛起的過程。原來 1868 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開始推動「地租改正」，全國精準丈量土地的需求大增，玉屋的經營者抓住機會，及早介入市場，成為政府機關經常採購的工具與儀器品牌，企業版圖亦不斷擴張。當時，玉屋的商品已經賣到中國、朝鮮，還準備出口到更遙遠的法國、墨西哥等地，被譽為日本頂級的測量儀器公司。《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裡收錄的玉屋商店圖繪。（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玉屋商店」在日本的儀器技術發展史上還有一件事情值得銘記。 1913 年，該公司曾接受東京天文台的委託，替它們製造經緯儀。其實在這之前，玉屋已經開始研發經緯儀的製作技術。 1906 年，從前農商務省延攬的中堀幾三郎便成功仿造進口器械，開發出兩種不同型號的經緯儀。 1920 年代，該公司更成功實現六分儀的國產化。一直到相當晚近的時代，玉屋及其後繼企業仍然以其儀器製造的技術精良而聞名。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了 1910 至 1937 年間玉屋商店的數本商品型錄。翻查最早的型錄，我們已能夠找到平板測量儀、求積儀、鋼捲尺等等器械。不過，後兩種工具在所有型錄當中，並未出現與台電典藏品相仿的型號，推測台電的玉屋製求積儀、鋼捲尺都是更晚期的產品。 1937 年玉屋商店的第 10 版型錄，收錄了一種「田村式平板測量儀」。這種盒裝器械裡的零組件內容，包括照準儀（alidade）、方框羅針、求心器等等，與台電典藏的平板測量儀非常相符。「田村式平板測量儀」在前一版型錄（ 1932 ）亦曾出現，但細節稍有不同，也許第 10 版型錄裡的儀器已經過改良。無論如何，台電典藏品就是 1930 年代已開始銷售的「田村式平板測量儀」，這點殆無疑義。今天，日本一些民間公司仍在販售同一種儀器（例如株式会社ソーキ、株式会社ソシオコーポレーション）或製作使用教學。從器械內容看來，其整體形制仍與 1937 年的產品無甚差別。同樣根據第 10 版型錄所揭露的資訊： 1937 年，該公司已經在東京擁有三家儀器生產工廠，並且在大阪、福岡等地設立營業據點。 20 世紀後期，該公司仍持續營運，一些雜誌上仍能得見其商品廣告。應當在 1983 年左右，玉屋改名為「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迄今仍活躍於日本工商界。從 1675 年為江戶富豪服務的眼鏡屋，到 20 世紀國產測量儀器的領導品牌，玉屋商店的故事，也呼應著日本近代的歷史起伏。其實， 1937 年出版的那本商品型錄提到，玉屋曾經在 1927 年接獲臺灣總督府的訂單，將產品販售到臺灣來。我們大致可以肯定：將近百年以前，臺灣已經有人在使用玉屋製造的儀器。今天，除了台電以外，臺灣還有一些機構亦保存著玉屋製的工具與儀器，例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量角器、亞興本土測繪博物館的氣象觀測經緯儀等等。除了電力開發以外，這家公司或許還有一些產品，也曾參與早期臺灣諸多方面的建設開發。只是隨著測量儀器的迭代更新，這些器械已被塵封於某個角落。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会社紹介．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日本測量協会《関東支部報》，第39號（2011）。網址：https://www.jsokuryou.jp/Corner/shibu/03kanto/201001/kt1101_7-9.pdf 会田信行，〈日本のクリノメーターの歴史（2）〉，《地学教育と科学運動》，第83號（2019），頁51-55。網址：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chitoka/83/0/83_51/_pdf/-char/ja 〈六分儀・金の六分儀〉，「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網站。網址：https://tamaya-technics.com/sextant/ 宮田城之輔，《商品目録 : 器械類第9版》（東京：合名會社玉屋商店發行，1932），頁71-72。網址：https://dl.ndl.go.jp/pid/1054137/1/49 宮田城之輔，《玉屋商店型録第10版》（東京：合名會社玉屋商店發行，1937），頁91-92。網址：https://dl.ndl.go.jp/pid/1090297/1/62 日本測量機器工業会編，《最新測量機器便覧新版》（東京：山崎堂，1980）。網址：https://dl.ndl.go.jp/pid/12596559/1/13 山口晋一編，《諸官省用達商人名鑑前編》（東京：運輸日報社，1910），頁26-27。網址：https://dl.ndl.go.jp/pid/779752/1/31 中山安太編，《東京模範商工品録》（東京：東京模範商工品録編纂所，1907），頁198-199。網址：https://dl.ndl.go.jp/pid/803458/1/208 中桐正夫，〈乗鞍にあった TAMAYA のトランシット〉，《国立天文台・天文情報センター・アーカイブ室新聞》，第49號（2008）。網址：https://prc.nao.ac.jp/museum/arc_news/arc_news049.pdf 〈御眼鏡細工所〉，收錄於早稲田大学図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址：https://www.wul.waseda.ac.jp/kosho/bunko10/b10_8019_01/ 〈六分儀のご縁〉，仙台市天文台網站，2011年8月25日刊登。網址：https://www.sendai-astro.jp/about/blog/2011/08/post-26.html

啟動於 1950 年代初期的「東西輸電線」建設計畫，使島嶼兩端的電網能夠橫越山脈，相互串聯。這一偉大的建設成就，是眾多台電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這群人物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名字是楊金欉 —— 他曾是東西輸電線工程裡的「東區工事組」組長，在建設過程裡立下許多汗馬功勞，之後成為台電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人物。 1970 年代晚期，他更進一步被拔擢為省政府建設廳長，繼而又擔任高雄、臺北兩座城市的市長。從「電線架設工」到直轄市首長，楊金欉的一生可謂豐富多采。在東西輸電線的建設過程中，他曾有什麼樣的貢獻？在臺灣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中，他又曾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1982 年，準備離任高雄市長的楊金欉。（圖像來源：《高雄畫刊》，第3卷第2期）長官眼中的「將來有望之才」 1923 年，楊金欉出生於花蓮一個勞工家庭。他是日治時期花蓮第一所「中學校」（即今日花蓮高中）的首屆畢業生，之後也順利升學，來到島嶼西側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即今日國立成功大學）就讀電氣工程科。 1943 年，他進一步考入當時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職業生涯也就此展開。二戰結束後，楊金欉繼續在新成立的台灣電力公司任職。那時，他似乎已經回到故鄉花蓮，在台電的「東部管理處」服務。 1947 年 6 月，時任台電機電處處長孫運璿率領部屬李式中（後來的南部火力發電廠首任廠長）等人，巡視宜蘭、花東地區的電力運作情況。這趟旅程，他們一行人便曾在東部管理處的辦公室，見到了年僅 24 歲的楊金欉。根據李式中的記述，當時的楊金欉「負責東區發電方面技術事宜，兼理管理處內電務組事」。在他看來，這名本省籍青年「人極誠懇，樸實而精明」，是「將來有望之材也」，顯然極看好他的前途。當天，孫運璿一行人還巡視了終戰前夕遭受風災破壞、被土石所掩埋的銅門發電所（及今日東部發電廠銅門機組） —— 數年後，正是由楊金欉負責主持該電廠的重建工作。【註】有些文章引述 1947 年李式中〈東行追記〉的說法，認為楊金欉與台電前輩傅慶騰相同，接曾經在二戰末期前往東北亞的滿洲，並於當地的電力公司謀職。然而，楊金欉的傳記資料裡，找不到這樣一段經歷。此外，傅慶騰曾在回憶錄當中，歷數終戰前服務於滿洲電力事業的臺灣人，裡頭也並未見到楊金欉的姓名。參見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573-574。《東臺灣新報》1941年3月2日的報導，提到楊金欉在「花蓮港中學校第一回卒業式」當中，獲得「精勤賞」。（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高山上的「電線架設工」 1950 年 9 月，台電的「東西線工程處」正式成立，楊金欉旋即奉命兼任「東區工事組」組長，在第一線推動建設。多年後，他曾回憶起這段身為「電線架設工」的工作經驗：廿八歲開始參加連接台灣東部與西部電力系統的東西輸電線架設工程，這是我所從事過最艱鉅的工程之一。三年半歲月，幾乎都在山中度過。這條輸電線包括二條線路——即木桿線和鐵塔線——西起南投縣霧社，翻越能高山到花蓮縣之銅門，其中標高最高處為二千八百公尺，從測量、開闢人行道、搬運器材、架設輸電線路，皆須實際參與，其中艱苦備嘗，有不足為外人道者。架設線路時，或翻山越嶺或穿過谷地，或逢酷暑或遭風雪或遇山崩，技術上常須殫精竭慮自行創造，才能克服困難。在這段日子裡，我常朝辭銅門，途經僅有之一米二寬羊腸小徑步行，暮達花蓮、南投縣界址，當時識者皆戲稱「爬山專家」。 ——楊金欉，〈我曾是電線架設工〉，《聯合報》，1983年10月12日，第8版。東西線建設工程中，楊金欉負責的「東區」，範圍就相當於日治時期橫越中央山脈的「能高越嶺道」。但在工程啟動之初，這條疏於維持的道路，已因為自然力量的侵蝕而嚴重損壞。楊金欉必須先帶著團隊進行道路整備，之後再將工程所需的水泥、電桿、電塔構件等等物料，搬運到施工地點。參與過這些工作的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原住民，曾在採訪當中回憶過往的工作情形。當時，他們經常要合力扛起 2,000 公斤重的注油電桿，在山稜與溪谷之間咬牙行進。如此艱難的環境底下，要率領團隊在期限內完成任務，委實不是易事。楊金欉也一度萌生退意，呈請辭去工事組長一職。 1951 年 6 月，能高越嶺道的道路整備工程告一段落，「裝塔、建桿」等工程正要開始進行。當時，楊金欉曾以「近來身體欠佳，實感難以繼續兼任兩職」為由，呈請辭去東區工事組組長的職務。（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東西線工程裡的團隊領袖經過長官們的一番慰留，楊金欉最終還是選擇留在山裡，與團隊並肩作戰。從同仁們的憶述看來，他的個性豪爽、為人海派，對下屬亦十分體恤，不時會為來自部落的工人爭取加薪、蓋房等等福利，是相當受到敬重的領袖人物。據說，東西線工程結束後，楊金欉總要在每年農曆的 9 月 23 日徒步上山，前往奇萊保線所旁的萬善堂，祭拜那些與他一同出生入死、卻不幸殉職的工程人員。一直到他晚年步入政壇、擔任直轄市長，也仍然如此。這個小故事，或也說明了他在東西輸電線建設期間，與夥伴們建立的深厚情誼。除了領導團隊的功勞之外，楊金欉也發揮他的電機專長，改良東西輸電線的纜線，解決工程上的困境。據他所述：東西連絡線經過天長斷崖一段，前後二座鐵塔距離相隔有一二００公尺，高低有四００公尺，風由下向上吹，鋼心鋁絞線因單位重量太輕無法使用，乃設計以銅包鋼線及以雙導體單線而予解法。日後，楊金欉還發現，他所設計的這種雙導體線路，在歐美地區的電力建設當中也能得見。東西輸電線的工程水準，在技術細節的改良上能與先進國家比肩，也令他感到「甚為得意與安慰」。正在搬運鐵塔構件的東西輸電線工程團隊。（圖像來源：《台電勵進月刊》第58期）貢獻卓著的電力工程師 1953 年，東西輸電線工程中以鐵塔架設的「甲線」宣告完成，整個建設工程也就此畫下句點。擁有良好日語能力的楊金欉，旋即被派往日本學習水力發電的相關知識，返國後投入銅門、龍澗等水力電廠的興修工程，之後又出任銅門電廠的首任廠長。繼東西輸電線之後，他再度進入熟悉的東部山林地區，為電力事業服務。完整的歷練，讓楊金欉在台電獲得重用。離開銅門電廠，他又奉派赴美國進修，並且在返國後接任輸配電工程處的「特高壓分處」主任，負責臺灣特高壓輸電線路的設計與施工。之後接連升任輸配電工程處處長、公司協理 —— 遙想當年，李式中等台電長官果然獨具慧眼，早已看出楊金欉必能成為獨當一面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在 34 年的電力事業生涯當中，楊金欉還曾經是台電女子羽球隊成立的關鍵推手！ 1971 年，台電輸配電工程處同仁，屢屢在經濟部國營事業間的羽球比賽當中奪得佳績。當時擔任處長的楊金欉對此大為讚賞，也決心向公司爭取資源，成立球隊。後來，當台電女羽有機會出國征戰，楊金欉還會特意前往送機，為選手掛上花環、加油打氣。雖是電力工程師，他對於臺灣的羽球運動發展，竟也有意想不到的貢獻。 1981 年，在高雄市長任內巡視國宅工程的楊金欉（前排左二）。（圖像來源：《高雄畫刊》，第2卷第4期）跨足政壇的技術人才時間來到 1978 年，蔣經國接任總統，臺灣省政府也隨之改組。當時，臺灣的政治風氣是要延攬本省籍人才並授以官職（即所謂的「催台青」）。新任省政府主席林洋港，便是崛起於這一背景下的政壇明星。而林洋港所屬意的「建設廳長」人選，正是對臺灣電力事業饒有貢獻的楊金欉。與此同時，楊金欉的台電老長官孫運璿，亦已成為行政院長。 1981 年，在孫運璿推薦下，楊金欉進一步被指派為高雄市長，翌年又轉任臺北市長。今天，臺北的內湖垃圾焚化爐，正是在他主政期間進行規劃；城市中心的高架道路，亦是在他任內陸續通車。可惜，楊金欉的政治生涯並未持續太久， 1985 年，他便因病請辭，離開市長職位。以工程師的身分跨足政壇，甚至成為首都市長，楊金欉可說是 20 世紀臺灣電業史當中的傳奇人物。在人們的回憶裡，他總是使命必達、積極任事，並始終維持著樸實、親民的一貫作風。研究臺灣山岳史的前輩學者楊南郡，曾讚譽楊金欉是「拼命三郎型的典型臺灣人，總是身先士卒的帶頭去做最困難的工作」。東西輸電線的完成，或許有相當一部分要歸功於楊金欉的衝鋒陷陣。這樣一種苦幹實幹的精神，也將銘刻在臺灣電業史當中，永遠被我們所記得。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楊育正著，楊惠君採訪撰文，《在我離去之前——從醫師到病人，我的十字架》，〈第三幕　典範——黑手阿公和巿長爸爸〉，臺北：寶瓶文化，2021。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趙子雲、沈慈雅，《極速專注．切球——台灣電力公司女子羽球隊》，臺北：台電，2019。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陳翠蓮撰稿，《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政治與經濟篇》（臺北：北市文獻會，2014），〈楊金欉〉，頁40-41。〈這條阿公級輸電線救了台灣好幾次〉，《聯合報》，2013年2月16日，第A4版。朱瑞墉，〈舊東西輸電線的歷史沿革與生態保育〉，《源雜誌》，100（臺北，2013），頁24-23。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朱瑞墉，〈台灣電力之光的東西連絡線〉，《源雜誌》，52（臺北，2005），頁50-57。孫曼蘋，〈被放錯了的棋子？ — 台北市長楊金欉〉，《天下雜誌》，40（臺北，1984），網址：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3631 楊金欉，〈我曾是電線架設工〉，《聯合報》，1983年10月12日，第8版。李式中，〈東行追記（二）〉，《台電勵進月刊》，1：8（臺北，1947），頁13-15。

經歷轟炸與重建，見證竹科的興起——新竹一次變電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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