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轟炸與重建，見證竹科的興起——新竹一次變電所的故事-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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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轟炸與重建，見證竹科的興起——新竹一次變電所的故事

更新日期：2025-08-18

作者：陳韋聿

1952 年 5 月，台電《勵進月刊》的封面照片，呈現了臺灣電力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那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日位於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典禮結束後，「美國共同安全總署」的駐華分署署長施幹克（ Hubert G. Schenck ）來到了配電盤室，準備操控電鈕，啟動變電所內的變壓器。而在照片當中，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左四）、台電總經理黃煇（左三）、以及總工程師孫運璿（右側背對鏡頭站立者）也都在施幹克的身旁，共同見證新竹變電所開始運轉的那一瞬間。

新竹變電所的啟用是國家大事，自然也是當時的媒體焦點。今天，在「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館藏品當中，我們就能夠找到「台灣省電影製片廠」製作的一部新聞影片，它的拍攝主題正是 1952 年 5 月 1 日新竹變電所的啟用典禮，紀錄了施幹克啟動按鈕的歷史片段。

1951 年 5 月 1 日，施幹克在新竹一次變電所的配電盤室操作電鈕，啟動設備運作。

1952 年 5 月 1 日，施幹克在新竹一次變電所的配電盤室操作電鈕，啟動設備運作。下圖前排人物從左至右，左一為臺灣省主席吳國楨，中間身著淺色西裝伸出右手啟動按鈕者為施幹克，站在他身旁的人則是台電總工程師孫運璿。對應到上圖，吳國楨、施幹克、孫運璿分別為前排左四、左五、左六。另外，左三為台電總經理黃煇。（圖像引用自《勵進月刊》第6卷第5期封面、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

1952 年落成啟用的新竹變電所，其實就位於今日新竹科學園區的大門口正對面。過去，它曾是維繫竹科運作的重要設施，對臺灣的電子與資通訊產業發展可謂居功厥偉。

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其實也曾在同樣一個地點興建變電所。今天，我們還能夠在該地見到 1942 年建造的兩層樓控制室，以及鄰近建築物的一座小型碉堡。前面提到的那部新聞影片，似乎也能見到當時建造於變電所內的「吊揚塔」（安設起重機、用以搬運變電設備的高塔）。

「台灣省電影製片廠」所製作的新聞影片當中出現在道路末端的建築物，
似乎是日治時期興建於變電所內的吊揚塔。
（圖像引用自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

如眾所皆知， 1950 年代，經歷過戰爭破壞的臺灣，在很大程度上仰賴著美援的幫助才得以復甦，電力系統亦是如此。二戰期間，建造於日治時期的新竹變電所遭遇盟軍空襲而嚴重損毀。該變電所的重建，正是美援所支持的其中一項工程計畫。

根據歷史學者張齊顯的考察， 1950 年夏天，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翌年初即改名為美國共同安全總署）撥款 450,000 美元，為該變電所的興建計畫購置變壓器與其他設備，整個變電所的裝置容量大約為 72,000千伏安（ kVA ）。當年，新竹科學園區尚未出現，這個變電所首先發揮的一大功能，是為台灣肥料公司落成於 1951 年的新竹五廠提供電力，幫助該廠生產化學肥料。

關於新竹變電所的重建，《勵進月刊》有更詳細的報導。報導內容提到，該變電所是「經合署撥款協助增強臺灣電力系統的第一個計劃」。變電所工程處成立於 1950 年秋天，除了仰賴美援資金從國外訂購主變壓器與相關設備之外，所內還有許多設備是「由各發電所移裝併用」。 1951 年 8 月底，變電所的土木基架等工程雖已大部分完成，但從日本進口的變壓器卻在運輸途中因受潮而損壞，必須加以烘乾或進行更換。這一風波造成變電所的工程進度延宕，直到翌年 4 月 10 日才終於完成。

此外，新竹變電所的興建工程與當時臺灣許多美援資助的計畫相同，亦是由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指導。而在美援臺灣計畫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懷特公司在臺負責人狄寶賽（ Valery S. de Beausset ），亦在落成典禮中上臺致詞，盛讚新竹變電所的設備水準可謂世界頂尖。

1942 年建造的新竹變電所控制室，如今已由新竹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
（圖像引用自國家文化資產網）

走過戰爭轟炸、美援重建、竹科興起，新竹變電所的故事，其實也呼應著近代臺灣的許多重要轉折。2020 年，變電所的控制室（以及旁邊的小型碉堡），已由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成為一個適合訴說臺灣電業故事的展示場域。

時移世易，新竹科學園區已成為臺灣重要的經濟命脈，台電也陸續在園區周遭建立了許多變電所，確保園區的能源供應無虞。與此同時，新竹一次變電所的供電對象，也逐漸轉變為園區以外的周邊地區。帶著歷史，走向未來，這個有故事的電力設施，仍將持續在新竹默默運轉，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起寫下更多故事。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吳主席親臨主持施幹克強調中美合作〉，《勵進月刊》，6：5（1952.5），目錄後頁。
〈新竹變電所通訊〉，《勵進月刊》，6：6（1952.6），頁67。
台灣電影文化公司出品，〈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1952），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網址：https://vod.tfai.org.tw/Video/152
〈台電新竹變電所控制室〉，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historicalBuilding/20200929000001
〈新竹變電所控制室將登錄歷史建築〉，「自由時報」網站， 2020年5月1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69621
張齊顯，《戰後美國對華經濟之援助——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之研究（1948～1952）》（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頁164。
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台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63-164。

在臺灣，電力成為一種可營運的「事業」，時間大致已有一百餘年。若要編寫一系列的文章，呈現出臺灣電業史的發展過程，乃至於這些歷史段落與整個世界的連結關係，應當從什麼地方開始寫起呢？所謂的「電力事業」，最少應該要有一部生產電力的機器才能成立。那麼，不妨就把「發電機」當成故事的起點吧。發電機初次登場學校都教過，18 世紀的歐洲科學家，對於電學原理已有許多發現。到了 19 世紀，英國學者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更率先解開「電磁感應」的謎題，並且製作了一部能夠產出微弱電力的發電裝置。所謂的「發電機」，在他手中已有了雛形。後來，發電機很快產生了許多改良版本，繼而在 19 世紀後期成為所謂「第二次工業革命」背後的一股推進力量。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上，發電機被引進了臺灣，並且開始對這座島嶼的歷史產生影響。故事說到這裡，許多人腦海裡首先浮現的名字，一定是劉銘傳。 1888 年，這名官員所興辦的電力事業，替臺北點亮了第一盞電燈。這樣的功績，也讓他被許許多多的偉人傳記，奉為臺灣電力史的起始人物。不過，人們常常忽略劉銘傳的電力事業（也就是文獻裡提到的「興市公司」），規模其實不大。顛峰時期，它所產出的電力，也僅只供應臺北城內的數十盞電燈而已。況且，該公司使用的那些蒸氣燃煤發電機，也多半在後來的「乙未戰爭」當中遭到破壞 —— 換句話說，劉銘傳時代的發電設備，並未被延用，它們對於臺灣的電業發展史，自然也沒有產生什麼實質影響。臺南成功大學博物館典藏的「愛迪生-霍普金森直流發電機」，過往的網站文章也曾介紹到它的故事。（圖像來源：外交部網站）「長腿瑪莉安」與直流電系統今天，若你走進臺南成功大學的電機系系館，便會在大廳的玻璃櫃裡，見到一部愛迪生-霍普金森發電機（Edison-Hopkinson Dynamo）。這部重達 1.1 公噸的機器，其實是臺灣現存最古老的發電設備。顧名思義，愛迪生-霍普金森發電機原本是大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的專利設計。外表看上去，兩根筆直的「場磁鐵」是它標誌性的特色。也因此，愛迪生實驗室裡的一群員工，總戲稱它為「長腿瑪莉安」（Long Legged Mary Ann）。日治時期，這部發電機被「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當成禮物，送給了學校。不過，它的來歷究竟是什麼？原本被應用在臺灣的什麼地方？目前仍是個謎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長腿瑪莉安」的屬性與劉銘傳時代的發電機相同，所產出的都是直流電。早在 1880 年代，愛迪生旗下企業採用的直流電系統，便率先搶佔美國的電力市場。與此同時，愛迪生自己的發電機專利也被賣到海外。成大電機系典藏的那部發電機，正是由英國的 MATHER & PLATT 公司取得授權之後，改良製造的產品。直流發電機能夠賣到臺灣，說明了這種電力系統一度前景光明。不過，直流電始終有個難以克服的問題，是它的電壓難以轉換，因而無法實現長距離、有效率的電力傳輸。也因此，愛迪生在美國設置的直流電廠，必須散佈在城裡的各個角落。而這會是電力事業理想的經營模式嗎？恐怕未必。「製藥所」的電力輸出若回顧臺灣史，直流電發電機也曾在日治時期被應用於其他地方，其中一處，是位於臺北市小南門附近的總督府「製藥所」，也就是鴉片工廠。根據林炳炎的研究，製藥所在 1898 年首先設置了一部英國製的 7.5kW 直流發電機，藉以點亮廠房裡外的電燈，讓鴉片煙膏的生產能夠日以繼夜地輪班進行。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供給鄰近的行政機關、官員住所以及醫院所需電力，使這些地方也能夠點亮電燈。製藥所又陸續增設了三部日本「芝浦製作所」製造的直流發電機。今天，我們在製藥所的出版品當中，還能找到其中一些發電機的影像。日治初期，製藥所的周遭地區，大概是全臺北唯一能夠點亮電燈的所在。 1904 年，《臺灣日日新報》便有一篇報導指出，製藥所附近的街區宛若「不夜城」。然而，當發電機按例進行保養的時候，這些地方便會立刻陷入死寂。話說回來，製藥所裡設置的這些直流發電機，畢竟不是供應電力的長久之計。若要點亮整個臺北，乃至於為整個臺灣創造出足以推動進步的電力，還得尋求別的辦法。《臺灣總督府製藥所事業第二年報》裡的「電氣燈發電機」的照片。此外，當期年報還有一張工廠平面圖，說明了發電機的位置，以及它與「汽罐」（蒸氣機）之間的連動關係。（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交流電的異軍突起其實，由愛迪生領軍的直流電陣營，到了 19 世紀末便已露出敗象。那時，愛迪生的競爭對手西屋（George Westinghouse，也就是電器品牌「西屋」的原始創辦人），與著名科學家特斯拉（Nikola Tesla）攜手合作，在 1893 年的芝加哥博覽會裡運用交流電點亮了九萬多盞燈泡，證明了這種系統不僅安全無虞，而且效率卓著。到了 1895 年，西屋公司更進一步取得在美國尼加拉瀑布建設電廠的權利。至此，這場聞名史冊的「電流戰爭」已明顯分出勝負。整個世界，也將走向交流電的時代。眾所皆知， 19 世紀後期的日本剛剛經歷過明治維新，他們積極學習歐洲國家的科學技術，發電機自然也包含於其中。不過，日本的情況與臺灣相同，一開始同樣使用直流發電機，到了 1889 年以後，大阪、東京等主要城市陸續採用交流電系統，並且實現電力的高壓傳輸，再透過變電站轉換電壓、配送給用戶的運作模式 —— 之後，這一整套交流電的建設系統，也被他們帶到臺灣，為這座島嶼的電業發展史揭開全新篇章。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第二篇第一章，「官營電業．州官點燈」。 Alfre W. Crosby著，陳琦郁譯，《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臺北：左岸文化，2008），第六章，「電力」。

在基礎建設還不發達的時代，臺灣各地的輸供電網絡佈建，全都仰賴著一群懷抱使命感的台電英雄。他們默默地扛著沉重的電桿，走進那些重型機具無法抵達的山區或鄉村，將電力輸送至每個角落。近年來，台電公司執行了許多針對臺灣電業文化資產的清查盤點與專書出版計畫，也採訪到好幾位資深台電人，他們都曾經參與過臺灣電力建設篳路藍縷的過程。許多人在訪談當中，都曾提到他們如何在克難的環境當中，一步一步幫助國家完成電網佈建的艱鉅任務。搬移機具，全憑團隊合作 2021 年，已退休的前台北供電區營運處副處長白雲年先生，曾在台電「輸供電系統文化資產清查」計畫的訪談當中，談到早年的台電人員如何在機具相對匱乏的情況下完成任務。譬如沉重的變壓器等等設備，過去很少有大型吊車可以進場處理。也因此，從事起重技術工作的同仁，角色特別重要：「你要讓一個團隊動起來，去達成那麼重的設備搬移等等，必須要一些領導能力，或是說腦筋要很清楚。哪個地方要做支點？哪個地方要做吊掛的位置？吊掛怎麼切角度？……這些必須要有相當經驗的老師傅才能夠去達成。」輸配電工程處外線工作人員在海拔兩千七百公尺的高山上架設電纜。（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台電精神，克服一切困難同一計畫亦訪談到北區施工處總領班蔡再棟先生，他回憶過去台電工務人員在山間地帶搬運滑車、油壓引擎等沉重機具的辛苦。這些機具動輒重達上百公斤，全憑藉著團隊成員通力合作，在沒有路的地方負重前行。蔡總領班也談到，這些台電人在颱風、地震等自然災害發生時，總是肩負著第一時間前往現場搶修的使命。他回憶起 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後，在臺中谷關與 170 名團隊成員日以繼夜地奮戰，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在受損的高壓電塔旁搭建起臨時鐵柱，讓線路得以修復。無論如何惡劣的氣候、場地，工務人員總是超時工作，儘力克服各種狀況。他說：「我們同仁為了使命感即使遭遇難如登天的困難都會把它解決掉，這就是台電精神。」 921震災發生後，台電立刻針對南投中寮超高壓開閉所聯絡線路鐵塔展開搶修工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沒有捷徑，只有苦幹實幹。在早期臺灣電力事業的建設過程裡，是台電的工程人員胼手胝足，換取到今天的建設成果。透過口述歷史，我們得以一窺其中許多的故事片段。而傳承於這些故事裡的台電精神，也將持續成為支持臺灣進步的穩定力量。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官營與民營之間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1990年，「中華職棒聯盟」的第一場比賽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熱鬧開打，臺灣本土的棒球熱潮也隨之被推升至另一高峰。不過，這場球賽的觀眾，可能會驀然發現球場上的「統一獅」隊初代球員，多半都來自臺灣甲組成棒的另一支老牌隊伍，也就是台電棒球隊。「統一獅」的建隊班底，竟然有一大堆台電球員，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在中華職棒創立初期的四支球隊當中，「兄弟象」與「味全龍」早在業餘棒球時代已開始培養球員，成軍較晚的「統一獅」與「三商虎」，只能從既有的成棒隊伍當中尋覓人才。於是，「統一獅」選擇以當時的甲組勁旅台電為目標，積極展開招募。影響所及，大批的台電球員在1989年以後改披統一的綠白戰袍。比如在中華職棒贏下第一場勝投的「杜老爺」杜福明、明星捕手曾智偵等人，都是從台電到職棒圈闖蕩的例子。後來，陸陸續續也有許多職棒球員也都曾有台電經歷。近年來，最著名的大物級選手可能是綽號「神全」的強打者林益全。據說在台電打球的時候，球隊還特別在外野架設防護網，防止他把球打出球場、砸壞外頭的車窗玻璃呢！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故事，在1996年「臺灣職業棒球大聯盟」成立的時候，又再上演了一遍。當年正逢台電棒球隊成軍五十周年，但陣中的主力先發卻紛紛轉投新的職棒聯盟，球隊也幾乎瀕臨解體。雖然如此，能夠供輸人才於職棒聯盟，仍可說是一種貢獻於臺灣棒球的方式。今天，台電仍持續參與中華職棒二軍的交流盃賽，協助培訓新生代球員。不少現役的棒球明星，過去也都曾是台電的一分子呢！台電棒球隊在「fun電營」當中帶領小球員們進一步認識棒球運動。（圖像來源：臺東縣政府網站）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獅龍虎象各就各位四支職棒準備上壘〉，《聯合報》，1989年1月17日，第10版。〈不惜大量人財投資統一走過艱辛路程〉，《民生報》，1991年10月13日，第5版。〈台電老招牌今年難挨先發七人離隊聯賽幾乎動彈不得〉，《民生報》，1996年5月30日，第4版。

在臺灣，喜愛爬山的人必定都知道「能高越嶺道」。這條橫越臺灣中部山區的道路，沿途風光明媚，曾吸引無數國內外的登山客前往朝聖。 1917 年由日本政府動工興修的能高越嶺道，是為了監控山區情況而設置的「警備道路」。不過，它的東部路段，在 1925 年曾經過修改。原先的「舊道」必須越過奇萊山區，海拔高度達到 3,307 公尺。改道後，人們只需登上海拔 2,800 公尺左右的「能高鞍部」，就能跨越中央山脈 —— 這條「新道」的攀登難度，顯然比「舊道」友善許多。能高越嶺道的登山健行風氣，大抵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漸漸醞釀成形。佐藤春吉與他的旅行紀實 1926 年 7 月，臺北第一中學（即今日建國中學）的教師佐藤春吉率領著 10 名日籍學生從南投霧社出發，循著能高越嶺道的「新道」，徒步走完四天行程。翌年，他將這次的登山經驗寫成文章，發表在剛剛創刊的《臺灣山岳》雜誌。佐藤春吉的文章，提示了旅途中的交通、住宿等種種實用細節，可說是一份詳盡的旅行指引。更重要的是，透過他的紀實性描述，許多讀者都發現這條陌生山徑並不可怕，沿途更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華麗美景。同一時期，日本政府也積極在臺灣推廣登山活動，許多學校也紛紛成立同好社團，喜好爬山的人群逐漸增加。這些登山愛好者，自然也想要循著佐藤春吉的指引，前往能高越嶺道一探究竟。佐藤春吉的旅行紀實〈能高越〉，與刊登該文的《臺灣山岳》雜誌創刊號封面。（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30 年代的登山風氣 1930 年的「霧社事件」，使得臺灣中部的山林，一度籠罩在殺戮的陰影之中。但在事件平息後，能高越嶺道上的人潮很快又恢復過來。此外，隨著「國立公園」的倡議興起，臺灣的山林美景，又進一步透過廣告宣傳被更多人所看見，登山風氣也跟著助長不少。由於登山隊伍漸漸增加，使得警察機關必須在能高越嶺道上挪出數個警察「駐在所」，將之設定為「指定宿泊地」，為登山客提供住宿服務與簡單飲食。設備越完善，對於普遍民眾而言也更容易親近。日治晚期，攀登能高越嶺道的行程，已被收錄在一些大眾導向的旅遊手冊當中，可見這條登山路線變得越來越普及化。日治時期設置於能高越嶺道上的「能高駐在所」，被譽為「檜木御殿」。它的建築規模宏大、設施齊備，對於早期的登山客而言是重要基地。（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東西輸電線與保線所二戰來臨後，臺灣的社會大眾自然無心登山，能高越嶺道也在 1940 年代中期因為自然侵蝕而嚴重損毀。直到 1950 年，台灣電力公司決定沿用日治末期的計畫，循著能高越嶺道建設「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將花蓮地區水力電廠生產的剩餘電力送往臺灣其他地方，這條道路才迎來修復契機。東西輸電線完工後，能高越嶺道也成為台電「保線員」的工作道路，原先分布於沿線的一些警察駐在所亦變更用途，成為「保線所」（亦即保線員的工作站）。 1950 年代以來，能高越嶺道的登山風氣復甦，這些保線所也成為登山客經常借宿的地方。其中，「天池保線所」更在 1986 年重建為「天池山莊」，成為專門的山屋。近年來，「檜林保線所」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接管後，也將重新規劃為住宿場所，繼續為山友提供服務。 1953年為了紀念東西輸電線竣工而建設的「光被八表」紀念碑，後來也成為能高越嶺道上的著名景點。近年來，紀念碑已在自然力量的侵蝕之下斷裂，如今仍以遺跡形式保留於原址。（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能高越嶺道的百年故事回顧能高越嶺道的歷史，最初它是日本時代的警備道路，後來又成為東西輸電線的建設基礎。與此同時，登山風氣的興起，更驅使人們走進山林，讓它變得越來越熱鬧。包括東西輸電線在內，過往歷史的諸多遺跡，迄今仍是能高越嶺道的沿線風景。下次，若你有機會造訪這條山中古道，不妨仔細留意路旁的種種線索。除了雲瀑、斷崖等等壯麗風景之外，或許你也會在旅行途中，驀然看見這條道路百年來的歲月變遷、盛衰起伏。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佐藤春吉，〈能高越〉，《台灣山岳》，1（臺北，1926），頁 50-62 。

1948年初，台灣電力公司的一間辦公室裡，照常傳來了打字機的聲響。平時，機電處的古太太總是坐在這間辦公室裡，熟練地操作著檢字盤上的手柄。不過這天，古太太的位子上，卻坐著一名男性打字員。根據當時台電內部刊物的報導：古太太那天可能是臨時有事，請假去也，遂找了自己的丈夫前來代班。據說，古先生打起字來「能力不弱」，反倒讓人誤以為他是台電專門聘用的男性打字員呢！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為什麼會在一本雜誌當中，特別被記錄下來呢？其實，這是因為在當時的臺灣，打字員多半是由女性出任的工作，男性打字員並不常見，也難怪前來代班的古先生會引起眾人側目。早期台電所使用的中文打字機。（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實際上，若放眼整個世界，我們也會發現：打字機對於20世紀的女性而言，是幫助他們走入職場的一種關鍵道具。換句話說，台電的古太太並不是一個特例。在世界各個角落，也還存在著許許多多以打字為專業技能、為企業奉獻一己之力的女性職員。當他們集體放假的時候，企業賴以運作的各項文書製作與傳遞，甚至可能因此停滯。換言之，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其實在過去的許多企業裡，都扮演了很重要的小螺絲釘。上述故事，摘錄自《穿越文檔記憶：台電文書檔案業務演進回顧》。在這本書的脈絡裡，打字員古太太所代表的，其實是台電內部行政作業的一項重大改變，也就是打字印刷的公文數量不斷在增加。操作打字機是一項專門技術，得聘用專門人才來執行業務。到了1980年，電腦的引入，又再次改變了各種文檔的製作流程。而不變的是，每個時代的每一種文書制度背後，一定都有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日夜為了文檔工作而操作著鍵盤、紙筆等等工具。 1948年台電《勵進月刊》所收錄的打字員小故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兩個時代的接軌實際上，以台電的公司量體規模與企業悠久歷史而言，整個文書檔案業務自然是非常龐大且複雜的運作體系，其相關組織演變、工作方法與工具改良等歷時性發展，必然有大量值得紀錄與探掘的故事。如同本書第一章〈以檔為史〉所述：台電在1957年即已統合相關規章，印行《文書處理工作手冊》，試圖讓整個組織在文書作業方法上趨向一致。比起政府機構在1973年訂頒的《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手冊》，台電這方面的起步更早，顯見組織內部早已認知到相關工作的重要性。在這件1947年的珍貴歷史檔案當中，可以見到歷史人物孫運璿的名字。（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穿越文檔記憶》從日治時期以毛筆、宣紙書寫的公文檔案開始談起，一路談到戰後的接收如何與舊有體系接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接軌」，不僅只是作業規則的由甲換乙，他更牽涉到所有人如何共同適應這套新的體系，其中也包括語言習慣。作者在第三章〈漸成方圓〉當中提到一個小故事，說的是戰後初期台電的本省籍員工費盡苦心，學習使用新的公文格式，但卻每每遭到大幅刪改，飽受挫折之餘只能搖頭大嘆「莫辦法」。也因此，台電如同當時臺灣其他的國營事業，也開辦大量的「國語訓練班」。這些故事細節，呈現了大量文書檔案背後的人群，如何努力適應時代與環境的變化。 1938年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事業一覽圖」，這類圖表也是檔案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文檔不只是文檔除了內容之外，公文書的製作方式、蓋用印信、傳遞流程等等，也需要一套嚴謹規範。第四章〈行雲如水〉探討的正是這些規程的演變。從古太太所操作的打字機到現代的電子化公文系統，數十年來台電文檔體系的重大演變，皆在這個章節有簡要交代。而在近年來，檔案的價值開始受到注意，台電數十年來所累積的大量文檔亦須妥善收儲、管理。在這方面，台電秘書處的工作饒有成果，在政府機關檔案的「金檔獎」當中屢屢獲得獎項，顯見其深受肯定。本書的最末一章〈話外之話〉，請到了幾位不具名的「文檔英雄」，也就是在台電內部長年負責文書檔案業務的工作同仁，分享各自在職業生涯裡的心路歷程。如同其中一位「文檔英雄」所述，台電檔案的文化資產價值其實相當巨大，這些文檔不僅見證了台電人的心血付出，同時也保存了臺灣電業的大量歷史線索。文檔不只是文檔，是全民共同的文化資產，翻開《穿越文檔記憶》，我們將會看見這些資產的留存，如何被一個企業用心地處理並留下紀錄。＊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跨越時代的台電文檔作業儘管日治時期的文書檔案有相當數量在空襲中焚毀，但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到接管委員會時期，從各地收繳而來的日治時期檔案及新產生檔案，數量也十分可觀，整理起來是一大工程，而公司甫成立人手不足的問題，更讓掌理文書檔案業務職員感到壓力。據1948年《勵進月刊》第13 期所刊載，一名總務處職員的回憶：「當時走進總務處，到處都呈現緊張的鏡頭，表現出工作繁忙的景象，文書方面最需要的是管卷加強工作，許多各界前年的案卷移來歸檔及日治時期之案件整理，都要增加人手，此外油印文件日增，人手不敷，擬由專員管理油印室事宜。」如何讓文檔工作與日治時期接軌，是戰後初期從監理、接收到台灣電力有限公司時期的重要課題。首先遇到的第1 個挑戰，就是本省籍員工不諳國語文的問題。依據1946 年底的統計，台灣電力有限公司的員工有1,241人，其中本省籍有945 人，超過4 分之3。然本省人甫接受完日本50 年統治，慣用日本語文法，不熟悉新的國語及文字，在書寫處理公文上產生困難。為此，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時期台電即已開辦「國語訓練班」，召募高等學校畢業以上學歷者，進行為期6 星期的國語訓練，高等學校畢業在日治時期已是屈指可數的高學歷。在各區處，也紛紛舉辦訓練班、作文及演講等各種比賽活動，以加強職員國語文訓練。如1946 年新竹區處為了解員工國語程度，特別舉辦本省籍員工筆試，共有3 試：第1 試是將「國語學不好不但上課成問題將來做事都很困難」這句話任選10 字加上注音符號；第2 試是將日文翻成中文；第3 試是作文，題目是「我的日常生活」。訓練國語文工作難以一蹴可及，直到1954 年，日本統治結束已將滿10 年，總務處還曾經基於台電各單位往來文件仍參雜日文，而發文各單位要求切實執行公文不得沿用日文的規定。公文格式的適應是另一項挑戰。由於日治時期的公文格式與戰後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日治時期任職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老員工，處理新的公文格式也感到棘手。1947 年發行的《勵進月刊》第7 期曾刊載題為「高元老搖頭無辦法」的故事，主角營業係長（相當於課長）高元老：「每遇各項業務必躬親處理，致每日桌上文牘常滿。光復後，祖國文化輸入，公文格式自亦隨而改制，高係長幼讀漢書，經綸滿腹，對該係文件不肯假手他人，誰知費盡心血自擬底稿，正以為理通辭達之傑作，竟為鄭文書大刀闊斧刪頭削足，毫不留情謂不合公文格式，致使高老大搖其頭嘆曰：『太難了，太難了，莫辦法啊。』」這個故事鮮明描述了本省籍員工面對新公文格式的難處。（頁63-65）文檔作業人員的「職業病」文檔可以是很枯燥乏味的事，也可以是發現新奇事物的事，其轉變重點在於文檔人員的心態。文檔工作雖然看似無趣，一成不變，不過一旦認真的投入後，便會發現檔案裡有很多平常我們不知道的事。「1970 年代文書課的工作，尚有刻鋼板、打蠟紙，然後透過油印印出公文，最後再經由公文書逐頁撿併、裝訂才告完成，煞是辛苦。如今，技術突飛猛進，許多文書工作都已不似以往，科技的進步減輕了人力，縮短了工作完成時間，真幸福。」此段由文檔作業人員細數昔日與現今文書作業的情形，可見文檔作業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時俱進，不斷邁向符合時代潮流的作業。文書及檔案的業務內容相當細密繁瑣，實務上也經常會遇到各種狀況。台電公司歷年來針對文檔業務開辦許多在職訓練課程，在台電公司的導師制度下讓新進人員在主管及資深同事的協助，逐漸瞭解文書及檔案業務，並透過實務累積經驗，進而傳承、提攜後進。此外，台電的文檔同仁還組成了即時通訊群組，彼此切磋交流業務經驗，通力合作解決各種狀況。如同大家所知文檔作業流程包括收文、交辦、擬判、發文及歸檔等五大步驟，而台電文檔同仁也會將這些業務流程，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在處理生活大小事時，他們會格外注意時間管理，也會依輕重緩急、優先順序陸續完成。而「一事一案」為原則也深刻烙印在他們心中，甚至有同仁會運用專案管理的精神規劃出國旅遊行程。此外，在整理日常生活用品、管理個人文件、甚至是採買服飾及居家用品時，也會應用檔案分類編案的精神，予以分門別類整理；而延續檔案保存年限、檔案鑑定、銷毀作業概念，也會應用在整理家居上，將各項物品歸納分類再賦予生命週期，進而決定將它永久保存或資源回收（銷毀）。他們總是笑稱「這也是一種職業病」！但能將工作經驗實踐於生活中，這是屬於台電文檔人的獨特文化與驕傲。透過他們的分享，我們可以深刻瞭解文檔文化其實也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只是我們有沒有看見它，文書檔案是文化也是生活。藉由文檔概念的建立，深耕個人的文檔意識、強化檔案管理的主動權，也讓我們與善（止於至善）的距離愈來愈近了。文檔業務為各式業務工作的基石，好比一棵大樹，根基需穩固後才能正常茁壯成長，各項業務藉由同仁之間彼此合作，溝通與協調，而能更順利推進實行。在處理各項業務的同時，也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想法，和處理事情的方式。（頁144-147）

沿著臺北南端的「新烏公路」朝著烏來行駛，後半部分的路程，總有一條名為「南勢溪」的河流相伴。若是在這條道路的九點多公里處向河床望去，你會發現河流當中，存在著一些水泥構造物的殘跡。隨著時間流逝，河床上的遺構多半已被泥沙淹沒，附近也缺乏清楚的說明指引，以至於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遺跡的真實身分，其實是 1905 年與「龜山水力發電所」同時建造的攔河堰 —— 換句話說，它是臺灣第一座發電廠的附屬設施。老照片裡的「台北第一發電所堰堤」全景。（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際趨勢底下的龜山發電所「南勢溪」的河水從攔河堰溢流而下，沒過多久，就會與「北勢溪」匯集在一起，成為流貫雙北地區的「新店溪」。河流的交會處，正是龜山發電所的所在位置。這是臺灣第一次運用城市邊緣的河川來建造水力發電廠，再透過城市裡的變電所來轉換電壓、向用戶供應電流。可以說，近代臺灣的電力生產與輸送系統，就是以龜山發電所為起點，逐步串連成一個蔓延全島的網絡。其實1905 年龜山發電所的興建，也呼應著當時全球電力技術發展的趨勢 ── 採用了交流電系統。不久之前，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所代表的交流電陣營，才剛剛在所謂的「電流戰爭」當中取勝。時間拉到日本剛開始統治臺灣的1895 年，美國人也正準備要利用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來興建水力發電廠，並運用西屋公司的交流電系統，將電流送往鄰近城市。這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電力建設計畫，而交流電的穩定性也在電廠開始運轉後獲得更有力的驗證。此後，交流電系統迅速向世界各地擴散開來，臺灣也同樣受到這股浪潮影響 —— 實際上，裝設在龜山發電所裡的三部 250 kW 發電機，也正是由美國的西屋公司所製造。老照片裡的龜山發電所，不幸在 2012 年坍塌，目前只餘下局部的建築殘跡。（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水輪機的技術史每一部發電機，必須有動能來驅使它運轉。而在水力發電廠當中，這股動能則必須依賴「水輪機」（water turbine）來提供。人類很早就已經懂得運用水力來驅使水車運轉，再用它來帶動磨坊裡的石磨、冶鐵場裡的鼓風爐。大致來說，水輪機就是水車的進階版本，它能夠承受更猛烈的水流衝擊，產生更強大的動力。然而，在 18 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發生、大量機械設備開始被製造出來以前，人類還沒有什麼動機要去改良水車，獲取更多動力。也因此，水輪機的技術革新一直到近代才開始發生。 1832 年，有個名叫傅聶宏（Benoît Fourneyron）的法國工程師，率先製造出一部 50 匹馬力的水輪機 —— 這部高效率的機器，是早期水輪機改良過程裡的一塊里程碑。後來，美國尼加拉瀑布水力電廠所使用的水輪機，也是採用傅聶宏的設計。除了傅聶宏以外，19 世紀以降，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工程師，也都嘗試對水輪機進行改良。這些改良版本常常會冠上他們的名字，譬如「法蘭西斯式水輪機」（ Francis turbine）、「佩爾頓式水輪機」（Pelton Turbine）、「卡布蘭式水輪機」（Kaplan turbine）。到了 20 世紀，這些機器也陸續被引進臺灣，成為各個水力發電廠的心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若想要知道這些水輪機究竟有什麼差別，你同樣可以在新店溪流域找到答案 —— 今天，「桂山發電廠」大門外的道路兩旁，就陳列著前述三種水輪機的內部機件。這些機件，全都拆卸自退役的水力發電機組。它們有的遠從大甲溪的青山分廠運送過來，有的則收集自東部的龍澗、溪口、榕樹，以及北部的粗坑、烏來等機組。此外，附近還設有解說牌，詳盡說明各種水輪機的構造與運作原理。循著這條道路走向桂山電廠，彷彿也是走在一部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簡史之中。水輪機雖然都是西洋名字，原始技術也都從歐美發展起來，但在日治時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卻不一定都是由西方國家生產。特別在 1910 年代以後，大肆建設水力發電廠的日本，亟欲實現水輪機的國產化，於是開始鑽研其製造技術。 1910 年，有一家名為「電業社」的日本公司，就設立了「水車部」，專門要來製造水輪機。後來，這家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版圖甚至延伸到臺灣來。 1922 年竣工啟用的宜蘭「天送埤發電所」（今蘭陽電廠天埤機組），就採用電業社製造的三部水輪機（1933 年又再增加一部）。今天，這些歷史已經超過百年的水輪機，也仍在穩定運作當中。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臺灣是一座高山之島，布滿了發源自山區的湍急河流，而豐沛的水力資源，也造就了建造水力發電廠的理想場域。在臺北之外， 1910 年，「竹仔門發電所」（今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也開始向臺南送電。其後，臺中的「后里發電所」（今大甲溪發電廠后里機組）、東部的「砂婆礑第一水力發電所」（今已廢棄，僅存遺跡）、乃至於全島各地的水力發電廠也都陸續啟用。這是臺灣電業史的起步階段，一個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二十世紀後期，臺灣迅速邁向經濟起飛，電力需求也不斷成長。單靠水力發電，已很難滿足用電缺口。於是，電力事業的建設資源，漸漸被轉移到其他發電方式。然而，水力發電在臺灣仍有進展。 1980 年代以後台電也應用了抽蓄式水力發電技術，於日月潭興建兩座抽蓄式電廠。回顧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發展過程，其中許多環節，都呼應著當時的國際潮流。而在水力發電之外，你會發現臺灣電力事業史的每個篇章，其實也同樣與整個世界的脈動緊密扣連，息息相關。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王舜薇等，《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公司，2019。 Lewis Mumford著，陳允明等譯，《技術與文明》，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駱致軒，〈新店溪流域水力發電文物展〉，《源雜誌》，第151期（臺北，2022），頁14-19。

澎湖的七美島上盛傳一個故事：1966年，七美鄉長張輾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邀請他造訪這座臺灣海峽上的僻遠小島，引起了一陣騷動。而在他離開以後的數年之內，七美多了兩口自來水井，一座「中正公園」，以及一座發電廠——自此而後，七美正式邁入了電力時代，「全島大放光明」。人們遂一致認定：七美島的電力，必然是老蔣總統的德政。歷史的真相確實如此嗎？《島嶼有光：澎湖、金門、馬祖供電物語》以這個小故事的考證為楔子，仔細比對口述訪談與報紙、檔案等種種材料，嘗試探究七美島上的電力建設究竟從何而來。而實際上，七美島的故事只是本書的一個環節，澎湖、金門、馬祖等等離島地區，在二戰結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政治體制與臺灣截然不同，這些島嶼的電力建設過程，也各自有一段取折故事，值得仔細述說。 1930 年代的澎湖馬公與道路上的電線桿。（圖像來源：澎湖縣政府）從電火初綻到大放光明《島嶼有光》的前半部分主要考掘各個離島的電力供應如何起始。在眾多島嶼當中，澎湖馬公的供電系統建設於日治時期。二戰結束以後，台電也接收了這一建設基礎，持續發展。不過，馬公以外的各個離島，則要到二十世紀後期才陸續有電力建設。其中，金門與馬祖各自皆有電力公司的成立，一直要到1990年代才陸續併入台電。馬祖電廠的珠山分廠。（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第二章〈電火初綻〉著重於歷史考掘，過程當中，本書作者也分別訪問澎湖、金門、馬祖的在地耆老，邀請他們一同回憶關於島上電力與生活的陳年舊事。早年，澎湖許多小島的供電仍不穩定，因而在當地百姓的生活記憶裡，缺電、停電仍是常態性的事情。在1960年代的戰地金門，電力建設被視為要務，相關建設也因此得到擴展。相較之下，馬祖則要到1970年代末期才有電廠起建。針對更為細瑣的一些島嶼，作者則以諸多電力相關人物的回憶帶過該地的電力故事，讀來頗具趣味。現代澎湖的中屯風力園區。（圖像來源：交通部觀光署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網站) 風機矗立的應許之地第三章〈台電來了〉，以1990年代以後台電營運離島地區電力體系的故事為焦點。作者採訪這一時期曾在各個離島電廠服務的老台電人，從中挖掘當年的建設工程所遭遇之困難，並討論離島小型電網與臺灣本島的情況有何差異。澎湖七美的太陽能光電板。（圖像來源：台電綠網）最後一章〈應許之地〉則以澎湖的風力發電機起筆，再寫到金門的智慧電網建設。在強調綠色能源的今日，風力發電也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有趣的是：作者提到1960年代開始，台電便已嘗試自製風機，在澎湖島上運作。這段故事，也特別呈現了相關工作人員的回憶。撫今追昔，這段歷史對於今日臺灣的綠電發展而言，或許有值得參照之處。從荒蕪到豐沛，這些島嶼的電力建設得以有今日成果，並非憑空得來。《島嶼有光》帶領讀者追溯往昔，讓我們看見電力建設如何在一個克難的時代裡，在強風凜冽的臺灣海峽當中，逐步地成長壯大。＊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七美島上初來電七美舊名大嶼，位在臺澎之間的重要漁場上，自明朝初年閩浙移民來到島上，討海就是鄉人的主要營生。沒有電力的年代，七美漁獲不能保存，吃不完的魚貝只能曬乾、醃漬，然後在東北季風吹襲，沒法出海的幾個月裡，成天吃番薯籤、醬瓜、魚乾、醃魚。「都是臭哄哄的東西」七美人顏海峯這麼形容。 1967 年，蔣中正總統來訪後一年，七美鑿了口深水井，另一件大事便是，島上開了製冰廠。鄉民張精華獨資在南滬漁港設立「玉成製冰廠」，每天可生產12 噸冰塊，免費提供七美漁船加冰，條件是必須將漁獲交由製冰廠運銷。全盛時期七美有3 家製冰廠，以冰塊保鮮的高級魚貨，銷往臺灣本島，到了冬天，七美人還是吃醃魚魚乾醬菜番薯籤。 3 家製冰廠中，有一家應該是張碾之子，張啟明的產業。澎湖建國日報1966 年2 月16 日的報導：「七美製冰廠竣工近期內即可生產」依此報導，張啟明的製冰廠比鄉志上記載張精華的第一家製冰廠還要早，究竟誰是誰非，仍待查考。而製冰除需用電，也需用水，也許張啟明的製冰廠得到1967、1968 年深水井完工後才正式運作也未可知。比這則新聞早6 天，1966 年2 月10 日建國日報有一則「修復七美燈塔準備工作完成」的報導：這則新聞顯示，七美最早有電的地方，很可能是燈塔。燈塔建於日治末期的1939 年，初時以電土照明。電土是碳化鈣加水產生乙炔，點燃乙炔發光，這樣的照明，來自化學能而非電力。太平洋戰爭時期，電土來源匱乏，燈塔停止放光，1960 年起，改以發電機對蓄電池充電，供電照明。1965 年蓄電池損壞，1966 年重修亮燈。說起來，七美最早的電力，若非光復後駐軍的發電機，就是1960 年七美燈塔的發電機。而燈塔亮燈，為的也是七美的漁業。 1964 年，許進豐臺南師範學校畢業，返鄉擔任七美國小教師，他帶回七美第一台CANON 照相機，為了沖洗照片，他以小型發電機為機車蓄電池充電，當作顯像用放大機燈頭的電源。「曝光，答答答答……要算21 秒。」許進豐補充：「後來有電了，答答，兩秒，曝光就夠了。」燈塔，放大機之外，製冰廠自己發電製冰，同時也拉幾條線，送電給鄰居親友點燈照明。還沒有發電廠的島嶼，電燈已經稀稀疏疏地亮起。（頁30-33） 1960年代的自製風力發電機那年9 月，冬北季風吹起，風機該運轉了，蔡文華被派回澎湖常駐，每天照顧風機。16 歲的小伙子，考進台電後，還去台北市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大安高工前身）夜間部進修，被派回澎湖只好中斷學業。一個人，每天到現場，擦拭機器、上油、為電池加水、檢查儀表，做報表。日常工作做完也不能離開，得隨時注意風速和風向。當時的葉片沒有旋角控制（PITCH CONTROL）功能，一旦風速過高，葉片轉速太快，機器無法承受，必須手動煞車。「當時的葉片只有一個面，不能調整，就像一台大風扇。」蔡文華說。蔡文華一個人，每天帶著便當上工，上午8 點到，下午5 點多，坐最後一班公車回馬公，下班後沒人照顧風機，還得把葉片煞住，不讓它運轉。地處荒遠，他又不屬在地區處管轄，從未有人查勤，他也乖乖的不敢擅離職守，日常工作之外，就是看看書，別無他事可做，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多，修理廠把風機拆了，蔡文華回松山修理廠上班。臺澎第一台實驗型風機，卻稱不上臺灣風機的始祖，它留下的實驗成果不多，日後各期風機，都與它沒有血緣關係。回到修理廠，蔡文華繼續學業，高職畢業後唸台電專科班，請調澎湖區營業處，任區處檢驗股主辦，然後派任七美電廠廠長，在那裡他遇見另兩台風機。「把風機搞壞的就是我和蔡文華，」七美人顏海峯總是語出驚人，他表示，七美風機完工運轉後，澎湖在地台電長官，特別邀請台電總處高層來參觀，但澎湖夏天無風，平日風機不太轉動，澎湖在地長官要求，無論如何必須轉，當時蔡文華是七美發電廠廠長，他是電廠值班人員，兩人帶著螺賴把趕到風機處，把線路重接，總處長官蒞臨，按鈕啟用，等於是打開開關送電給風機，風機就如風扇一樣轉動起來。「按鈕，颼颼颼地轉了，大家很高興，拍拍手，回去吃飯了。秋天起風了，再開，就不轉了。」顏海峯比手劃腳，說得興高采烈。 1982 年，台電有意開發七美風力資源，委託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與臺灣大學合設的工業研究中心，進行風速資料統計及風能評估研究，計畫設風能風速觀測站觀測一年。 1987 年底，進行土地徵收。1989 年6 月，由美商USWINDPOWER 公司得標，1990 年10 月，完成兩部各100 瓩先導型風力發電機設置。這兩部機運轉過程並不順利，1991 年1月，「七美先導型風力發電計畫試運轉小組第3 次工程會議」，由澎湖區營業處徐采田經理主持，參加者有澎湖發電廠、綜合研究所、電源開發處、美商USW 代表、業務處、營建處、施工隊等等單位。會議紀錄上提及，「因地形造成無可預期之風向變化過大引起之警報已無可避免，廠商同意在不影響風力機壽命原則下修改程式軟體，改善警報設定值範圍。」風機設置於崖邊，海風吹過懸崖產生不定向強風，造成風機運轉不順，這是七美風機未能持續運轉的原因之一。另一個說法是，這兩部100 瓩先導型風力發電機組，併入七美供電系統中，供電比例過高，對系統穩定有不良影響，試辦兩年後終止。蔡文華看法略有不同，他表示，當年風機技術仍不成熟，風機迎風轉動，底下纜線的連接方式不佳，同一個方向轉久了，纜線便糾纏在一起，必須爬上風機以人力把它轉回來。七美風機設置點距離七美發電廠頗有距離，過去曾是當地的墳場，周邊陰森荒涼，小離島電廠同仁要照顧發電機、要抄表收費、維護線路已經十分忙碌，風機停了抽不出人手去轉回來，夜裡更沒有人要去，久了就把它擱著，自然報廢得快，這兩部先導型風機同樣拆得一點痕跡不留，但後來的澎工所主任林致弘參與規劃，澎湖區營業處處長陳慶平，也曾運維這兩部機，日後中屯風機發包施做，林致弘、陳慶平、蔡文華都有參與，當年七美先導型風機的經驗，相信對他們的工作有些幫助。（頁237-243）

你也喜歡看棒球比賽嗎？棒球可謂臺灣「國球」。每逢世界性的比賽到來，舉國上下總是沉浸於熱潮當中，搶著收看臺灣代表隊的比賽。不過，如果我們打開國家隊的選手名單，就會發現裡面經常出現台電球員的身影。譬如2018年的亞運，台電選手就占去了其中6個名額，相當於整支球隊的4分之1。而若再繼續回推歷史，我們會發現：在1967年的東京亞洲盃棒球賽當中，台電球員更是占了整個代表隊的一半以上！不光是眾所矚目的棒球如此，台電成立的女子排球、男子排球、女子籃球、女子羽球、男子足球等其他五支球隊，也經常是國家隊重要的戰力來源，有時甚至可說是建隊基礎。這些球員在賽場上所奉獻的力量，同時幫助臺灣奪下了許多世界賽的獎牌。換句話說，台電除了日日夜夜為這座島嶼生產電力之外，同時也為整個國家的體育發展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能量。而這樣一種持續數十年的能量供輸，大抵也就是《微光前行臺灣體壇．永不斷電》想要述說的故事。 1948年台電《勵進月刊》當中刊載的球隊獲勝消息。（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臺灣體育史的重要面向《微光前行》的撰述宗旨十分明白，一系列七本圖文書裡面，六本分冊分別講述六支台電球隊的發展歷程，一冊總論則勾勒出整體輪廓，談論台電對於體育的經營思維，如何使這些隊伍逐漸壯大為臺灣體壇的中堅力量。當然，除了台電之外，在臺灣的各種業餘球類競賽當中，我們也經常能夠看到公股銀行、民營公司扮演重要角色。不過，如同台電這般同時營運六支球隊的企業，則十分罕見。以這些社會球隊為主題的專書出版，更可謂絕無僅有。活力十足的台電棒球隊。（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從這個角度來看，《微光前行》其實對於臺灣體育史的書寫頗具貢獻。藉由這一系列叢書，讀者於是有機會窺見臺灣體壇當中較少為人注意的一個面向，也就是社會隊伍的發展和運作。職業運動裡的體育明星，往往搶占報紙版面，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相對來說，台電等企業贊助成立的社會隊伍，其競技表現就無法得到同等關注，但這些隊伍之於臺灣體育的發展，同樣有不容忽視的貢獻。特別在臺灣，諸如羽球、排球、足球等許多運動項目，難以單獨成立職業聯賽，由台電等企業所支持的社會球隊，可說是所有這些運動能夠持續發展、甚至在國際賽場上嶄露頭角的關鍵所在。其實，即便是臺灣的職業運動，亦在很大程度上獲益於社會球隊。特別是職業棒球，許多球隊在正式加入聯盟之前，都已在業餘聯賽當中磨練一段時日。有些時候，新成立的職棒隊伍甚至是直接鎖定台電等企業球隊招兵買馬，補充兵源。這樣看來，台電幾可說是在為臺灣體壇創造一個人才庫，使運動員得以在企業提供的穩定環境當中逐步成長，並有機會在國際舞臺或職業賽場上進一步發光發熱。而所有這些故事，都可以在《微光前行》當中，找到更多具體細節。 1959年的台電棒球隊。（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在微光中奮力前行企業球隊給予外界的印象不外乎「穩定」、「有保障」。也就是說，企業往往會為退役的運動員提供工作機會，或者有些球員係身兼二職，投入訓練之餘也持續工作。而在《微光前行》系列叢書當中，我們便可以看見企業球隊如何實際運作這一制度，以及大批運動員在兩個身分之間的轉換過程。運動員的訪談，在這七本專書當中占去了大半篇幅，也是系列叢書當中的一大精彩之處。藉由這些訪談，我們得以看見一個優秀的學生球員如何因為台電的「體育幹事」制度而獲得發展機會，一個奧運銀牌得主如何在卸下戰袍後轉向職場開啟第二人生。所有這些人物故事，也像是近代台灣體育史的縮影，訴說著不同世代的運動員各自經驗的體壇故事。 2018年公布的台電球隊新版LOGO。（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不只是回顧過去，對於台電而言，更重要的是展望未來，奉獻己力於基層體育，為臺灣持續培育新苗。因此，這一系列叢書的後半部分，總會提到台電如何為學生球隊提供幫助，以及近年來持續舉辦的「球類FUN電營」。總的來看，台電可說是臺灣體壇的堅實後盾，在鎂光燈鮮少照見的角落裡默默貢獻己力，持續協助整個國家的體育發展。那樣一股前進的信念，或許就是書名《微光前行》所欲提示的要旨，也是這一系列叢書最想與讀者分享的精神。＊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從奧運銀牌到台電班長：羅振榮的兩個人生 1985年底，羅班長的身體狀況和投球技巧正處於巔峰時期，優異的投球成績，吸引了好幾組日本社會球隊的注意，開出了十幾萬月薪加上優渥簽約金的條件，力邀羅班長到日本打球（當時台電薪水16,000多元），孝順的羅班長問了爸爸的意見，羅爸爸回說：「你這邊有穩定的頭路、離家裡近、又有房子可住，三不五時還可以回家幫忙！你是跑那麼遠要幹嘛？！」「你這個是可以打一輩子嗎？萬一沒球打後，以後你小孩長大怎麼辦？」父親希望這個長子可以穩穩地待在台電、待在身邊隨時看得到人，勝過那些只是數目字的金錢。拒絕後的兩、三年內，日本球隊仍持續地希望能網羅他，但聽爸爸話的羅班長依然不為所動，另一個主要原因是顧慮到小孩的成長，畢竟待在自己的家鄉還是比較有人照顧。羅班長把自己的目標放在1988年的奧運，當時兵強馬壯的台電棒球隊在1987年亞洲盃中華隊儲訓一、二隊共40人裡就有13名來自台電，組隊總教練是當時台電棒球隊的林家祥，可惜因為奧運開打前中華隊在義大利打世界盃，全隊長期舟車勞頓疲憊狀態下回到臺灣，休息幾天後又移往漢城備戰奧運，打擊表現失常，連敗3場，兵敗漢城。羅班長說1988年漢城奧運回來後面對的是「最痛苦的時代」，中華職業棒球聯盟即將在1990年開打，正在籌備的味全龍、統一獅、三商虎、兄弟象在這時期大舉挖角業餘球隊的各路好手，台電棒球隊恩師林家祥接掌統一獅棒球隊兵符，帶走了台電棒球隊一大批的好手，全隊近7成球員轉到中華職棒，優異左投的羅班長當然也是鎖定的人選，當時台電薪水36,000元，職業棒球隊開出8萬元以上另加額外獎金的薪水和人情壓力，讓早已打定主意要待在台電的羅班長左右為難，這幾年間職業球隊的金錢攻勢不曾間斷過，但羅班長始終沒有答應簽下那份合約，「因為1985年日本社會球隊第一次來探詢時就已經沒有去了，第一步沒有跨出去，後面第二步、第三步就不要去想了，一個投手能投多久？投球生命很短暫，退下來後你下一個階段的人生職場在哪裡？」愛家的羅班長為了老婆和家中3個年幼的小孩，放棄了追尋更高殿堂的夢想。在所有人都笑他笨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留在薪水較低卻相對穩定、看得到未來的台電棒球隊，1989年，嘉電隊合併到高雄，羅班長選擇留在嘉義自主訓練，需要比賽時才和球隊會合，出色的投球成績，讓他再度入選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的中華儲訓隊，這支以奪牌為終極目標的勁旅，集訓了3年，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況下，最終奪下了銀牌。「我這輩子野球的生命就到這裡了，手套要收起來，不要再打了，我覺得累了。」在得到臺灣棒球史上最高榮譽——奧運銀牌後，回國見到太太的羅班長說了這段話。其實是覺得這幾年對家庭有愧疚，因為從1984年結婚退伍後到1992年這段期間，行李箱永遠裝滿了球衣球具，經常四處征戰，沒有時間好好陪伴家人；回想起曾有一次到美國比賽，一次出去就3、40天，回到家後當時才7個月大的小孩看到爸爸竟然嚎啕大哭不認識他，內心的辛酸外人無法體會，1992年後儘管職業球隊的邀約不斷，羅班長還是在1994年退下了台電棒球員的身分，回到專業的台電第一線職場、回到了一直支持他的太太與小孩們身邊。「台電公司這碗飯雖然不能讓你吃的很飽，但至少不會讓你餓到，至少每天都有飯吃。」羅班長對台電公司充滿了感恩，更期許年輕後輩球員，除了做好球員本份該做的訓練之外，更要依自己的身體狀況在其他時間自我加強訓練以爭取選上國手為目標，至於年輕台電球員想要挑戰職棒，羅班長語重心長地建議學弟們先秤秤自己的斤兩，不要幾年後換人家秤你的斤兩時，就是要你走路的時候了。現年57歲的羅班長，棒球是他一輩子的驕傲與精神，現在的他身為台電資深員工，人生又轉換成另一個角色，繼續在每天的工作上出擊！（《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頁83-87）

經歷轟炸與重建，見證竹科的興起——新竹一次變電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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