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轟炸與重建，見證竹科的興起——新竹一次變電所的故事-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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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轟炸與重建，見證竹科的興起——新竹一次變電所的故事

更新日期：2025-08-18

作者：陳韋聿

1952 年 5 月，台電《勵進月刊》的封面照片，呈現了臺灣電力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那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日位於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典禮結束後，「美國共同安全總署」的駐華分署署長施幹克（ Hubert G. Schenck ）來到了配電盤室，準備操控電鈕，啟動變電所內的變壓器。而在照片當中，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左四）、台電總經理黃煇（左三）、以及總工程師孫運璿（右側背對鏡頭站立者）也都在施幹克的身旁，共同見證新竹變電所開始運轉的那一瞬間。

新竹變電所的啟用是國家大事，自然也是當時的媒體焦點。今天，在「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館藏品當中，我們就能夠找到「台灣省電影製片廠」製作的一部新聞影片，它的拍攝主題正是 1952 年 5 月 1 日新竹變電所的啟用典禮，紀錄了施幹克啟動按鈕的歷史片段。

1951 年 5 月 1 日，施幹克在新竹一次變電所的配電盤室操作電鈕，啟動設備運作。

1952 年 5 月 1 日，施幹克在新竹一次變電所的配電盤室操作電鈕，啟動設備運作。下圖前排人物從左至右，左一為臺灣省主席吳國楨，中間身著淺色西裝伸出右手啟動按鈕者為施幹克，站在他身旁的人則是台電總工程師孫運璿。對應到上圖，吳國楨、施幹克、孫運璿分別為前排左四、左五、左六。另外，左三為台電總經理黃煇。（圖像引用自《勵進月刊》第6卷第5期封面、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

1952 年落成啟用的新竹變電所，其實就位於今日新竹科學園區的大門口正對面。過去，它曾是維繫竹科運作的重要設施，對臺灣的電子與資通訊產業發展可謂居功厥偉。

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其實也曾在同樣一個地點興建變電所。今天，我們還能夠在該地見到 1942 年建造的兩層樓控制室，以及鄰近建築物的一座小型碉堡。前面提到的那部新聞影片，似乎也能見到當時建造於變電所內的「吊揚塔」（安設起重機、用以搬運變電設備的高塔）。

「台灣省電影製片廠」所製作的新聞影片當中出現在道路末端的建築物，
似乎是日治時期興建於變電所內的吊揚塔。
（圖像引用自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

如眾所皆知， 1950 年代，經歷過戰爭破壞的臺灣，在很大程度上仰賴著美援的幫助才得以復甦，電力系統亦是如此。二戰期間，建造於日治時期的新竹變電所遭遇盟軍空襲而嚴重損毀。該變電所的重建，正是美援所支持的其中一項工程計畫。

根據歷史學者張齊顯的考察， 1950 年夏天，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翌年初即改名為美國共同安全總署）撥款 450,000 美元，為該變電所的興建計畫購置變壓器與其他設備，整個變電所的裝置容量大約為 72,000千伏安（ kVA ）。當年，新竹科學園區尚未出現，這個變電所首先發揮的一大功能，是為台灣肥料公司落成於 1951 年的新竹五廠提供電力，幫助該廠生產化學肥料。

關於新竹變電所的重建，《勵進月刊》有更詳細的報導。報導內容提到，該變電所是「經合署撥款協助增強臺灣電力系統的第一個計劃」。變電所工程處成立於 1950 年秋天，除了仰賴美援資金從國外訂購主變壓器與相關設備之外，所內還有許多設備是「由各發電所移裝併用」。 1951 年 8 月底，變電所的土木基架等工程雖已大部分完成，但從日本進口的變壓器卻在運輸途中因受潮而損壞，必須加以烘乾或進行更換。這一風波造成變電所的工程進度延宕，直到翌年 4 月 10 日才終於完成。

此外，新竹變電所的興建工程與當時臺灣許多美援資助的計畫相同，亦是由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指導。而在美援臺灣計畫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懷特公司在臺負責人狄寶賽（ Valery S. de Beausset ），亦在落成典禮中上臺致詞，盛讚新竹變電所的設備水準可謂世界頂尖。

1942 年建造的新竹變電所控制室，如今已由新竹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
（圖像引用自國家文化資產網）

走過戰爭轟炸、美援重建、竹科興起，新竹變電所的故事，其實也呼應著近代臺灣的許多重要轉折。2020 年，變電所的控制室（以及旁邊的小型碉堡），已由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成為一個適合訴說臺灣電業故事的展示場域。

時移世易，新竹科學園區已成為臺灣重要的經濟命脈，台電也陸續在園區周遭建立了許多變電所，確保園區的能源供應無虞。與此同時，新竹一次變電所的供電對象，也逐漸轉變為園區以外的周邊地區。帶著歷史，走向未來，這個有故事的電力設施，仍將持續在新竹默默運轉，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起寫下更多故事。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吳主席親臨主持施幹克強調中美合作〉，《勵進月刊》，6：5（1952.5），目錄後頁。
〈新竹變電所通訊〉，《勵進月刊》，6：6（1952.6），頁67。
台灣電影文化公司出品，〈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1952），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網址：https://vod.tfai.org.tw/Video/152
〈台電新竹變電所控制室〉，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historicalBuilding/20200929000001
〈新竹變電所控制室將登錄歷史建築〉，「自由時報」網站， 2020年5月1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69621
張齊顯，《戰後美國對華經濟之援助——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之研究（1948～1952）》（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頁164。
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台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63-164。

您這期的電費已經繳納了嗎？今天，「繳電費」對我們而言，已是生活裡稀鬆平常的一件小事。不過，若回到日治時代初期，臺灣的電力建設才剛起步，城市裡的人們也才剛開始使用電力時，要讓民眾養成按時繳電費的習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05 年 7 月，從「龜山水力發電所」輸送電力到臺北市區的線路終於完工，由總督府營運的「臺北電氣作業所」，也開始提供電燈、電扇的租賃服務，並向民眾收取電費了！然而一年過後，《臺灣日日新報》卻開始出現民眾遲繳電費，作業所催繳數次仍舊置之不理的消息。迫於無奈，作業所只能依循前不久才剛頒布的《電氣使用章程》，針對那些不繳錢的用戶，祭出「中止送電」處分。 1906 年 8 月 1 日，《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則報導就曾提到，當時許多用電戶「經數次催納料金，仍置之不理」。於是，臺北電氣作業決定針對這些用戶予以「停送電力」 —— 這些人，可能是史上第一批被電力公司強制斷電的臺灣人！民眾遲繳電費顯然不是個案。 1906 年 10 月，臺北電氣作業所就在《臺灣日日新報》的頭版刊登「特別廣告」，嚴正昭告社會大眾：「電氣諸料金，切宜依期繳納，不可有誤！」有趣的是，電氣作業所為了催收電費，也想出諸多手段。根據 1915 年的一篇報導，有些時候，作業所會請地方政府或警察單位直接上門找人，還有人想到要徵收「督促料」，也就是電費遲繳的罰金。今天，這種罰金被稱為「遲延繳付費用」，名字雖然不同，逾期要罰錢的道理仍是一模一樣。日治時期，各地方的電力事業由民間自主經營，有些電力公司對於沒有按照約定繳錢的用戶，便採取強硬態度。 1921 年，宜蘭地區的「臺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便有這類新聞傳出。據說，只要用戶遲繳電費半個月，就會有公司主管帶著技工上門強制斷電，讓商店直接無法做生意。這種強悍的作法，讓許多地方民眾不甚諒解，甚至稱他們為「蠻人會社」！不過，早期臺灣的電力公司，其實還有一個辦法能夠對付不繳錢的民眾，就是凍結燈泡交換權利。 20 世紀初期，燈泡的製造品質仍不理想，常常用了個數月就得去電力公司更換新品。針對遲繳電費的用戶，電力公司就有權不讓你交換新燈泡——想換新的？先繳電費再說吧！ 1906 年「臺北電氣作業所」刊登報紙廣告，勸導民眾按期繳納電費。（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資料〈停送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8月1日第3版。〈特別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0月27日第1版。〈電球交換料低減〉，《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7月1日第2版。

電話為什麼是用「搖」的？你知道「打電話」的臺語怎麼說嗎？除了「敲（khà）電話」、「摃（kòng）電話」之外，過往臺灣人的習慣用語裡面，還有一種說法，是「搖（iô）電話」。電話曾經是用「搖」的 —— 大約 20 世紀前期，臺灣人使用的電話機，經常是附有手柄的「手搖式電話」。使用者要搖動手柄來產生電流、發出鈴響，再請機房裡的「交換手」（接線生）幫忙接通線路，才能與遠方的另一部電話機連線通話。不過，話機與話機之間，也可以透過專門線路直接連線，不必經由機房轉接。 20 世紀後期，台灣電力公司營運的「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就曾佈建這樣一種專線電話。沿著輸電線配置的各個「保線所」都配置手搖式電話機，發生任何緊急情況皆可即時連絡。「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也曾出現在早年臺灣的其他機構。圖中這部電話由交通部航港局典藏，當時被應用於燈塔的通訊聯繫。（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誰該接電話？先聽鈴聲再說！問題是，這種封閉式電話系統裡，只要搖動任何一部話機的手柄，線路上的每部話機都會同時響鈴。那麼，究竟該由哪一個保線所來接起這通電話呢？其實，手搖式電話的鈴響長度，可以藉由轉動手柄的幅度來加以控制。若將長、短鈴聲的各種組合，設定為各個保線所的通訊代號，就可以識別每通電話的聯絡對象了！ 2018 年，台電公司清查「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文化資產時，曾採訪多位退休保線員。其中， 1970 年代支援過東西輸電線維修保養工作的楊儒溝先生，就提到各個保線所的電話鈴代號：舉例：一長是天池，一長一短是雲海，一短一長是廬山這樣。曲柄桿轉久一點是一長，轉少一點是一短。另有幾位前輩，也談及東西輸電線上的電話使用情形。據說，早期的「名間保線所」是整個電話系統的總聯絡站，「每天早上 7 點鐘，領班要跟名間保線所聯絡，確定線路是通的」。有些時候，山裡的猴子還會把線路拉起來玩耍，造成通訊上的困擾呢！台電公司典藏的「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早期這類電話都具有相同的黑色外觀與流線造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流行於 1950 年代的日本製「 4 号電話機」過去配置於保線裡的「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已成為台電公司的典藏文物。所謂「 4 号電話機」，其實是 1950 年由日本電信省推出的一種標準化規格。根據電信史研究者楊振興的說法，「 4 号電話機」相較於 1933 年推出的「 3 号電話機」，其改良之處在於「送話器和送話器採用輕質鋁合金製薄膜，靈敏度高了，頻率響應也較佳」。在 1950 年代的日本，「 4 号電話機」是市場上的主流規格，主要由日本國內的六家公司（包括我們所熟悉的日立、東芝、富士通等等）負責生產。其中一些磁石式電話也被進口到臺灣，之後也陸續產生許多國內的仿製版本。這類電話經常被應用於各種需要專線聯絡的場合，東西輸電線的線路維修保養工作，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另外，在戰後初期臺灣的警用電話系統當中，也能見到「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的身影。日本東京「逓信総合博物館」所展示的「 3 号電話機」與「 4 号電話機」。（圖片來源：Haruhiko Okumura@flickr, CC BY-NC 2.0）物件裡的臺灣電業史 20 世紀後期，家用電話逐漸在臺灣普及。人們所使用的電話開始有撥盤、按鍵，也開始不再需要「交換手」的人工操作，就能自動接通另一部電話。隨著時代變化，磁石式電話也慢慢消失在人們的視線與記憶之中。同樣的，隨著通訊技術演進，東西輸電線上各個保線所曾經使用的磁石式電話，也逐漸被無線電話、衛星電話所取代。古舊的手搖式電話於是被拆卸下來，塵封於倉庫深處，直到近年才被重新發現，並妥善保存。手搖式電話如今已經不再被用於傳遞聲音，卻能夠告訴我們許多關於東西輸電線的歷史訊息。而在整個臺灣電業史極其豐富的文物遺存當中，必然還有更多故事，等待我們細心探究、努力找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楊振興，《話筒裡的台灣：從摩斯電報到智慧型手機》，臺北：獨立作家，2016。粉紅色小屋，〈【台語原來是這樣】電話要用「打」的，還是用「叫」的？〉，「故事 Storystudio」網站，2015。

撰文者：溫郁琳、林曉薇臺灣電力產業的開端：水力發電「電力」，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媲美五星級的服務，全天候待命，按下開關，隨時用電。臺灣電力產業早在百年前開始發展，日本總督府在北部新店溪流域，利用地勢落差發電，1905(明治38)年興建臺北第一發電所(今新店區龜山發電廠)，成為全臺首座近代水力發電系統設施。水力發電做為臺灣近代發電系統的起點，相較火力、核能及再生能等不同發電方式，受限於發電容量及效率，發電配比上做為支援角色。近年因能源永續議題，天然潔淨的能源特性，再次受到關注及討論。而水力發電廠位於自然生態豐富的山林溪谷沿岸，並對外開放參觀，成為民眾休閒旅遊及親近電業文化的好去處。串聯文化資源及地方發展的「文化路徑」觀念「文化路徑」概念最早可追溯自1984年歐洲理事會提出的歐洲理事會文化路徑計畫(Cultural Rou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Programme)，第一條歐洲文化路徑「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聖之路」，開啟以「主題」串聯多元文化資源，使民眾透過實地體驗文化內涵。國際觀念影響下，臺灣在2016年由文化部提出建構「臺灣文化路徑」概念，「文化路徑」並非指文化小旅行，而是反映國際趨勢來整合文化資源的經營方式，以系統性的文化角度理解其內涵，開啟了對文化資源及地方發展的另一種想像。順著新店溪水脈，踏上「電業產業文化路徑」新店溪流域的四座電廠，除了最早的龜山發電廠在2006年登錄為歷史建築；其他桂山發電廠的粗坑、桂山與烏來機組，其發電廠建築、發電系統構造物設施，以及室內運轉的發電機具均為自戰前持續至今，並持續營運發電，共同於2011年登錄為歷史建築，彰顯他們的歷史價值與意義，成為「活」的電力產業遺產群。現在，讓我們跟著新店溪流域上的水電足跡，順著水流從上游向下移動… 【圖-1】「電業產業文化路徑」新店溪流域插圖（繪製者：鄭宜芳 YiVon）【圖-2】「電業產業文化路徑」新店溪流域地圖烏來機組區域：隱身於觀光景點內的電業設施聚集許多觀光景點，像是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烏來林業生活館及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等，以及烏來溫泉、烏來台車遊憩設施。都可看到過去原住民文化、林業發展的歷史痕跡。羅好壩羅好壩位於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內，步道平緩，特別適合長輩、親子行走。園區內陡峭地勢與溪流形成的瀑布，可享受豐富的負離子。可從步道擁有觀賞到「羅好壩」的最佳角度，Tiffany Blue般的水色，鏡射的山景；成為剛性堅固工程設施的另一種溫柔美麗風貌。【圖-3】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圖-4】羅好壩烏來機組人聲鼎沸的烏來老街，是1990年代因應觀光需求出現的用詞，街道最初是為了興建烏來機組，運輸器材所開闢的。（註1）行經覽勝大橋到對岸的溫泉街，可看到烏來機組廠房及開關場的外觀，形似於水面上航行的軍艦。當時為了復甦戰後生活，接續日治時期尚未完成的烏來機組工程，成為戰後國人第一座自力建設的發電廠。【圖-5】彷彿軍艦造型的烏來機組桂山機組區域：認識電業知識的重要入口桂山機組是台電公司桂山發電廠的行政中心，由此遠端遙控其他發電機組。此外，此區域還有「新店區龜山發電廠」遺址，以及供應臺北地區自來水的翡翠水庫。新店溪水力發電文物展示館桂山發電廠的「新店溪流域水力發電文物展示館」，介紹新店溪流域的電業歷史人文及自然生態特色。周邊規劃蝴蝶生態園區、輪機展示區，是鄰近居民喜愛的散步場域。不過，夏季最受歡迎的地方應該是展示館對面的冰品部了，炎熱夏日總是大排長龍，就是為了這一口平價又實惠的涼爽。【圖-6】新店溪水力發電文物展示館【圖-7】冰品部【圖-8】輪機展示區新店區龜山發電廠日治時期由日本實業家土倉龍次郎提出「龜山水力電氣開發案」，1903(明治36)年因財務因素改由總督府接手推動，成為全臺首座近代水力發電系統設施。落成後歷經數次風災侵襲而改建，於1941(昭和16)年退役。1968年龜山發電廠由私人購得，2006年因為其代表性登錄為歷史建築，但廠房因年久失修，於2012年坍塌，隱沒入電力產業歷史。【圖-9】龜山發電所。典藏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數位物件典藏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3.0台灣（CC BY-NC 3.0 TW）。發佈於《開放博物館》[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3a61249d0a1a8f53ab9aa3b63c25d8da#4122]。【圖-10】新店區龜山發電廠的「台」字章遺構粗坑機組區域：優雅又迷人的電廠建築此區域早年陸路交通不便，以船運為主，粗坑機組鄰近有過去的小粗坑渡。（註2）以及早期過去的入山道路「屈尺古道」，現為民眾喜愛的健行步道。粗坑機組粗坑機組興建於1909(明治42)年，其優雅的建築外觀，仍完整保存百年前的風貌。建築形式為紅磚造及大跨距之鋼骨桁架，屋頂設有可散熱的高凸式氣窗，山牆留有「台」字章標誌。此外，粗坑機組是新店溪流域機組中，唯一可觀看前池、壓力鋼管、發電機組及尾水等「川流式」發電流程的場域。【圖-11】粗坑機組【圖-12】壓力鋼管連接至粗坑機組【圖-13】川流式發電流程圖片來源：依據桂山發電廠提供工程圖再製而成。結語沿著新店溪流域的水電足跡，我們發現電業文化與自然環境、產業發展之間的連結。自一百多年前的發電機啟動之際，儘管地景風貌變化許多，轟轟的發電聲仍持續流轉。今日才有機會，共同理解、見證電力如何支持著我們的生活。參考資料：林曉薇主持計畫(2023)，「『臺灣電力產業文化路徑規劃調查研究案』結案報告書(修訂版)」，未出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林曉薇主編(2022)，「文化路徑─整合性文化保存理念的實踐經驗」，臺中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註1) 烏來區公所(2019)。「烏來區志」，新北市：烏來區公所。頁323。（註2）彭美里(2014年7月26日)，92故事巷-新店文史館，「新店溪中游的渡口」，https://localvoiceche.pixnet.net/blog/post/162324144，(2024年4月22日)。

作者：張哲翰於戰爭中成立的烏來發電所因應戰爭時期的電力需求，新龜山發電所（今「桂山發電廠」）與烏來發電所（今「桂山發電廠烏來機組」）的興建計畫於南勢溪與北勢溪交會口推動，1941年新龜山發電所運轉發電，但在戰爭越演越烈，缺乏勞工、資材的情況下，烏來發電所僅能完成大致的土木工程，並宣告停工。戰後，在諸多發電設施受到破壞，電力供應不足之下，受到戰火影響較小的烏來發電所，被列為首要恢復工程的名單之一，於1954年6月，兩部機組重新運轉發電，成為戰後初期重要的電力供應單位。烏來發電廠的生活烏來發電廠的員工們，在工作之餘的生活又是如何呢？從年輕時期就在烏來發電廠工作的許智安先生回憶：「我到烏來電廠，下完班回去，還有溫泉泡，我們都是二十四小時供應溫泉，自然的溫泉。所以現在人家叫我到烏來去泡溫泉，我說不要，我要維持五、六十年前，那個原汁原味的烏來。」烏來電廠的宿舍，過去曾引入烏來溫泉提供澡堂使用，儘管後來烏來溫泉觀光事業興起，烏來的溫泉飯店隨處可見，但對許先生來說那段難以忘懷的經歷，仍是無可取代的。許智安先生重返烏來電廠宿舍烏來溫泉與烏來發電廠烏來的地名有許多解釋，其中一種解釋稱泰雅族語中的「ulay kilux」，的ulay為「溫泉」，而kilux是「熱騰騰的」意思，說明由於河谷間熱水湧出，泰雅族人將該地區視為天然的洗澡地。也有一種解釋稱「ulay」是警告大家小心的意思，但後來進入的漢人將其解讀為溫泉。1 1896年南勢溪河谷間的溫泉被勘查的日本人所發現，在建立警察派駐所「烏來分遣所」的同時，也設立所屬的「溫泉場」，開啟了日本時代烏來溫泉的經營。1910年第二期理蕃計畫後，派駐蕃務官吏治理，官吏駐在所的浴場即是使用當地溫泉，直到1921年這裡才有公共浴場的建設，但此時烏來溫泉早已遠近馳名。2 1911年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就在視察小粗坑發電所（即今日「桂山發電廠粗坑機組」）與龜山發電所後，也到官吏駐在所休息，泡溫泉浴。31941年總督長谷川清則是先到烏來公共浴池泡湯之後，才前往新龜山發電所視察。4龜山發電所建設人土倉龍次郎，更設置溫泉井，供員工泡湯，之後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在此源頭蓋起了「電力招待所」，戰後台電董事長陳中熙、機電處長孫運璿等人視察同時，停留泡湯與用餐。5 至於烏來發電廠的員工宿舍區，也有專屬員工的公共澡堂，從日本時代經營至戰後，都是員工們放鬆身心的最佳去處。澡堂由員工眷屬共同維護，直到電廠無人化之後，因員工撤離而逐漸荒廢。雖曾一度復建，提供颱風天備勤員工使用，但由於使用率不高最終停用。烏來發電廠宿舍建築現況 ---------------------------------------------------------------------------- [1] 〈烏來地名的由來〉，「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2] 〈南勢溪架橋完成〉，《臺灣日日新報》，1905.11.29；原幹洲，《臺灣史蹟　（附）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臺北：拓物評論台灣支社，1937），頁172-173。 [3] 〈烏來行餘錄（一）〉，《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5；〈烏來行餘錄（三）〉，《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7。 [4] 〈山の靑年激勵　長谷川總督烏來へ〉，《臺灣日日新報》，1941.04.21。 [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204。參考資料：《昭和七年編纂　文山郡勢一覽》，臺北：文山郡役所，1932。市川雄一，《殖產局出版第六五五號　新店圖幅說明書》，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4。原幹洲，《臺灣史蹟　（附）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臺北：拓物評論台灣支社，1937。〈南勢溪架橋完成〉，《臺灣日日新報》，1905.11.29。〈烏來行餘錄（一）〉，《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5。〈烏來行餘錄（三）〉，《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7。〈山の靑年激勵　長谷川總督烏來へ〉，《臺灣日日新報》，1941.04.2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在臺灣，喜愛爬山的人必定都知道「能高越嶺道」。這條橫越臺灣中部山區的道路，沿途風光明媚，曾吸引無數國內外的登山客前往朝聖。 1917 年由日本政府動工興修的能高越嶺道，是為了監控山區情況而設置的「警備道路」。不過，它的東部路段，在 1925 年曾經過修改。原先的「舊道」必須越過奇萊山區，海拔高度達到 3,307 公尺。改道後，人們只需登上海拔 2,800 公尺左右的「能高鞍部」，就能跨越中央山脈 —— 這條「新道」的攀登難度，顯然比「舊道」友善許多。能高越嶺道的登山健行風氣，大抵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漸漸醞釀成形。佐藤春吉與他的旅行紀實 1926 年 7 月，臺北第一中學（即今日建國中學）的教師佐藤春吉率領著 10 名日籍學生從南投霧社出發，循著能高越嶺道的「新道」，徒步走完四天行程。翌年，他將這次的登山經驗寫成文章，發表在剛剛創刊的《臺灣山岳》雜誌。佐藤春吉的文章，提示了旅途中的交通、住宿等種種實用細節，可說是一份詳盡的旅行指引。更重要的是，透過他的紀實性描述，許多讀者都發現這條陌生山徑並不可怕，沿途更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華麗美景。同一時期，日本政府也積極在臺灣推廣登山活動，許多學校也紛紛成立同好社團，喜好爬山的人群逐漸增加。這些登山愛好者，自然也想要循著佐藤春吉的指引，前往能高越嶺道一探究竟。佐藤春吉的旅行紀實〈能高越〉，與刊登該文的《臺灣山岳》雜誌創刊號封面。（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30 年代的登山風氣 1930 年的「霧社事件」，使得臺灣中部的山林，一度籠罩在殺戮的陰影之中。但在事件平息後，能高越嶺道上的人潮很快又恢復過來。此外，隨著「國立公園」的倡議興起，臺灣的山林美景，又進一步透過廣告宣傳被更多人所看見，登山風氣也跟著助長不少。由於登山隊伍漸漸增加，使得警察機關必須在能高越嶺道上挪出數個警察「駐在所」，將之設定為「指定宿泊地」，為登山客提供住宿服務與簡單飲食。設備越完善，對於普遍民眾而言也更容易親近。日治晚期，攀登能高越嶺道的行程，已被收錄在一些大眾導向的旅遊手冊當中，可見這條登山路線變得越來越普及化。日治時期設置於能高越嶺道上的「能高駐在所」，被譽為「檜木御殿」。它的建築規模宏大、設施齊備，對於早期的登山客而言是重要基地。（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東西輸電線與保線所二戰來臨後，臺灣的社會大眾自然無心登山，能高越嶺道也在 1940 年代中期因為自然侵蝕而嚴重損毀。直到 1950 年，台灣電力公司決定沿用日治末期的計畫，循著能高越嶺道建設「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將花蓮地區水力電廠生產的剩餘電力送往臺灣其他地方，這條道路才迎來修復契機。東西輸電線完工後，能高越嶺道也成為台電「保線員」的工作道路，原先分布於沿線的一些警察駐在所亦變更用途，成為「保線所」（亦即保線員的工作站）。 1950 年代以來，能高越嶺道的登山風氣復甦，這些保線所也成為登山客經常借宿的地方。其中，「天池保線所」更在 1986 年重建為「天池山莊」，成為專門的山屋。近年來，「檜林保線所」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接管後，也將重新規劃為住宿場所，繼續為山友提供服務。 1953年為了紀念東西輸電線竣工而建設的「光被八表」紀念碑，後來也成為能高越嶺道上的著名景點。近年來，紀念碑已在自然力量的侵蝕之下斷裂，如今仍以遺跡形式保留於原址。（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能高越嶺道的百年故事回顧能高越嶺道的歷史，最初它是日本時代的警備道路，後來又成為東西輸電線的建設基礎。與此同時，登山風氣的興起，更驅使人們走進山林，讓它變得越來越熱鬧。包括東西輸電線在內，過往歷史的諸多遺跡，迄今仍是能高越嶺道的沿線風景。下次，若你有機會造訪這條山中古道，不妨仔細留意路旁的種種線索。除了雲瀑、斷崖等等壯麗風景之外，或許你也會在旅行途中，驀然看見這條道路百年來的歲月變遷、盛衰起伏。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佐藤春吉，〈能高越〉，《台灣山岳》，1（臺北，1926），頁 50-62 。

作者：謝達文只要看過任何一部運動相關的動畫、漫畫或電影，就會知道「自家球場」必定是無比重要的場景，是許多關鍵劇情細節發生的所在。畢竟，有了自己的家，球員才能在固定的位置放置球具，在時間安排上也更有彈性、更為自在，不必四處作客、與人協調。至於在心理上，如果有了自己的家，更能強化球隊的團結，「在這裡練習的戰術配合」、「在這裡的擊掌和喊聲」、「在這裡聊的天、吵的架」一次次累積，正是凝聚團隊向心力的最強基礎。如果是校隊，這樣的一個「家」經常是學校的活動中心，而職業棒球、籃球隊則有自己的場館。台電排球隊呢？國內有看排球的人，應當都知道台電排球在男子組、女子組都是第一流強隊，他們也是國內首支能有專屬場地的企業排球隊，他們的「家」在高雄市的最東南端，位於緊鄰高屏溪的大寮區。高雄大寮訓練中心體育館於1992年落成，在此之後，他們不再需要每次練球都要跟附近學校商討借用，而能在一個符合專業規範的自家球場練球。以這個「家」為據點，他們南征北討，締造出傳奇性的好成績：在排球協會所舉辦的企業排球聯賽，兩隊不僅是各自組別的創始元老，且雙雙歷史勝率均在8成以上。扎根高屏溪畔，與高雄和屏東都建立連結不過，台電排球隊和高雄的關聯並非從1992年才開始──事實上，不論是男子還是女子隊，台電排球都一直和高屏溪兩岸的高雄和屏東有著深刻的淵源。女子隊在1974年創隊，原先隸屬於高雄大林施工處，而從1977年至1985年，則隨著核三電廠興建，改隸核三施工處，受訓地點也轉至恆春。據球員回憶，教練開出的訓練內容經常是沿著當地山路跑上四、五公里，每天凌晨五點半起床，頂著恆春特有的落山風辛苦跑步。直到1985年，核三完工之後，女子球隊又再度移轉，改由高雄鳳山區處管轄，近年更與高雄市政府冠名合作，以「高雄台電女子排球隊」為正式隊名。至於創隊更早的男子隊，雖然同樣在大寮練球，但數十年來其實都隸屬台電屏東區處，更與屏東縣政府冠名合作，正式隊名為「屏東台電男子排球隊」，不難看出球隊與屏東之間深刻的連結。其實，屏東可以說是這支球隊的「起家厝」。50年代，戰後不到十年，台電內部就有多支男子排球隊，陣容堅強的屏電隊是其中之一，在和其他內部球隊的競爭中時常取得優勝，並代表台電在外出賽。60年代之前，屏電隊的勁敵其實是立足新竹的竹電隊，彼此互有勝負；至於後來能與屏電隊分庭抗禮的中電隊，當時則是由臺中區處管理，一直到1994年才併入屏電隊，成為現在的屏東台電隊。練球之外也考執照，退役之後繼續在台電工作而這些「隸屬鳳山區處」、「隸屬屏東區處」等等的安排，並非只是名目而已，它有著非常實際的意義。許多關注體育的人都知道，運動員的巔峰狀態通常只有短短幾年，所以他們的職業生涯也不像其他職業那麼長。在這樣的限制下，養成球員、建立體系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保障他們退役之後的出路，讓他們不會退役即失業。對此，台電採取相當務實的做法：台電排球隊的隊員同時也是台電員工。他們除了參與台電的日常營運，並且學習各種技術，有些球員甚至每年都在考取各項證照。正是這樣的體制，才使得他們可以不用擔心退役之後的出路，對於球員而言，這是一道相當關鍵的保障，也是一個如同「家」的堅實後盾。也許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家」，提供球隊安心訓練的場所以及穩定的職業生涯規劃，造就了台電排球隊的團結與堅韌，長年在體育場上取得輝煌成績。搭配影片：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官營與民營之間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1926 年 10 月 10 日，是臺灣史上值得銘記的日子。這天，留學東京的臺籍西畫家陳澄波，成為第一個以繪畫作品入選日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臺灣人。值得注意的是，陳澄波的這幅《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描繪了故鄉嘉義的街道風景。而在畫面中，我們會發現一個醒目的現代化元素，也就是排列在街道兩旁、一根根矗立的電線桿。陳澄波首度入選的《嘉義街外》目前僅有照片留存，但畫面裡的電線桿依舊醒目。（圖像來源：LY@Wikipedia）陳澄波與嘉義市的電力建設若試著翻查陳澄波的其他畫作，我們會發現他的城市風景畫裡，電線桿是個經常出現的街景物件。在他第二次入選帝展的《嘉義街景》這幅畫裡，電線桿更是被擺在了正中央，宛若刻意強調它的存在。一個生活在日治時代中期的臺灣畫家，為什麼對於電線桿會如此著迷？關於這點，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從陳澄波及其同時代人的成長背景，來做些推敲。陳澄波在 1895 年出生於嘉義，那年日本也正好開始統治臺灣。因此，在陳澄波的成長過程裡，想必目睹了這座城市裡各式現代化建設的逐一出現，電力設施亦是其中之一。 1913 年，當「嘉義電燈株式會社」在當年秋天開始向整座城市供電的時候，他正好離開故鄉到臺北求學。可以想像，當他每一次趁著學校假期回到嘉義，發現熟悉的故鄉街道，竟然一處處接連樹立起電線桿，並且在夜晚亮起了街燈，那樣的巨大轉變，或許也在他心裡也留下了強烈的衝擊感吧！陳澄波1927年的作品《夏日街景》，呈現當時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附近的景象。（圖像來源：開放博物館）城市風景畫裡的電線與電桿有趣的是，在陳澄波的風景畫裡，電桿雖然醒目，電線卻被刻意省略掉了。身為畫家，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描繪的景物，也可以略去那些對於構圖、美感等等較不利元素。當然，每個畫家的選擇不見得相同。我們看同時代的日籍畫家小澤秋成，他的《臺北風景》裡除了同樣引人注目的電線桿以外，也隱約能看到橫過天際的電線。小澤秋成對於「電線桿」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曾在一次採訪當中說道，許多人總認為電線桿看了礙眼，但他卻想要透過電線桿把「線條的魅力」帶進畫面當中，另一位畫家鄉原古統描繪臺北城裡熱鬧的街道，電線在十字路口上空的縱橫交錯，使畫面顯得更為鮮明。如同畫裡所呈現的那樣，越是熱鬧的城區，電桿、電線的建置也越趨密集，對於城市景觀的影響也就更形巨大。 1931年小澤秋成的作品《臺北風景》。（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鄉原古統筆下的臺北榮町，圖中的街道是今日臺北市的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圖像來源：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國家文化記憶庫）電桿、電線與城市生活電線與電桿的過度密集，有時也會引起民怨。 1890 年，日本東京的電力建設正如火如開展，《東京日日新聞》的一篇報導卻說道，這座城市裡的許多老百姓已開始覺得自己像是生活在蜘蛛巢裡（東京市民は蜘蛛の巣の中に生活し居るかと怪まるる程なり），舉目四顧，全是密密麻麻的電線。這篇報導刊出的時間點，距離東京地區的第一盞電燈亮起才不過短短八年。從歡欣鼓舞到表露嫌惡，東京人對於電力建設的態度轉折，可謂極其迅速。日治時期，當電線桿剛剛出現在臺灣人眼前的時候，或許也還沒那麼令人反感。街道上出現電線桿，代表鄰近家戶已經能夠向電力公司申裝燈泡、電扇，走進現代生活。 1924 年，新竹仕紳黃旺成的新房子剛蓋好不久，舉家喬遷的第一天，他便趕快要找工人，自費裝設電線桿，讓新家可以點燈。話雖如此，電線與電桿的設置，也不全然與好事相關。居住在豐原的臺籍仕紳張麗俊，則在 1936 年 7 月 31 日參加朋友的喪禮。但他發現典禮會場緊挨著街上的電桿與電線，導致帳幕難以張開，輓聯也沒辦法被懸掛起來，令他著急的不得了。另一位著名仕紳林獻堂則在 1929 年 12 月 21 日的日記裡，寫到四弟林澄堂的妻子到臺中看牙醫，回程途中乘坐的車子卻不慎撞上電線桿，才剛治了牙痛，卻又傷了臉頰。這種汽車撞上電線桿的車禍事件，在日治後期的報刊屢見不鮮。比如《臺灣新民報》在 1938 年 4 月提到彰化一輛卡車撞倒電線桿，導致整座城市瞬間停電。 1940 年 2 月，一篇報導則說高雄有兒童巴士為了閃避電線桿而不慎翻覆。隨著電桿佈設的密度越來越高，這類與電桿相關的事故，自然也就越趨頻繁了。電線桿廣告也能收費？不過，密集設置的電線桿，也可能在城市裡發揮其他功能。日治前期，由總督府作業所建設的電線桿，就曾經設置廣告版位，讓商家付費宣傳。只要付一圓不到（約等於當時許多臺籍工匠的一日工資），就可以在市區裡的某個電線桿上張貼三個月的廣告，聽起來頗為划算。有個例子是日治初期開設於臺南的知名藥局「愛生堂」。 1910 年，當臺南市的電線桿開放廣告申請以後，他們便率先買下不少版位。透過密集的電線桿，讓自家廣告頻繁出現在群眾眼前。愛生堂在廣告方面非常捨得花錢。根據報導，這家店鋪剛開幕的時候也曾砸下重本，組成廣告隊伍，在臺南市區整整遊行了一整個禮拜。當時的報導說道：這種事情在本地前所未見，愛生堂可說是首開風氣。同樣的，當「電線桿廣告」這種宣傳管道出現以後，愛生堂也依舊要搶在前頭。至於這些電線桿廣告究竟為他們帶來多少業績？恐怕也只有業者自己知道了。 - 距今不過二、三十年前，臺灣各地的電線桿也曾經被貼上各種聖經標語、房產廣告。不過，隨著電纜地下化工程的逐步開展，電桿與架空線路逐漸減少，前述的雜亂景象也變得少見。從陳澄波成長的時代開始，在臺灣密集建設的電桿與電線，曾是一道醒目的城市風景。如今，那樣的景象正從我們的生活裡逐漸退場。至於與之相關聯的歷史記憶，則仍舊留存在種種的文獻材料當中，等待著我們仔細找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蔡承豪，〈側寫嘉義電力發展史從陳澄波畫作中的電線桿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386期，（臺北，2015），頁90-102。〈愛生堂藥房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3日，第5版。〈電柱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5月10日，第4版。〈電燈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8月21日，第6版。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36年7月31日。

作者：張哲翰獅子頭圳與美濃地區農作人家的生計，有著緊密的關聯性，然而這宛若人體內心臟與微血管、動脈、靜脈的血液循環系統般漫佈在美濃地區的水圳，其實是由許多埤圳串連而成的。美濃地區的開墾可以從清乾隆時期說起，乾隆元年（1736年）先是有來自廣東鎮平縣客家人林豐山、林桂山率領四十餘人開始在美濃的西北山麓一帶開墾，形成最初的「瀰濃庄」；而林氏兩人的開墾成果，吸引了家鄉更多人的到來，乾隆二年同樣來自鎮平縣的涂百清率領二十餘人來到美濃於東南方靠近荖濃溪一帶開墾，形成龍肚庄；乾隆三年又有劉玉衡率領一百五十人於美濃北部竹頭角一帶開墾；乾隆十三年，李九禮則率眾開拓美濃中部中壇一帶。至此，美濃地區各聚落日漸繁盛，美濃一帶的規模則具雛形。就地理水文來看，美濃西北、北至東南皆有山脈，由山上流下的溪流北有大坑溪、水底溪、雙溪、羌子寮溪、大平溪、橫溝等匯聚於美濃溪，流過中壇，流進楠梓仙溪；至於美濃東南至南方，則有荖濃溪懷抱。兩溪最終皆流入高屏溪出海。雖然美濃平原平坦，但為了更有效利用周圍水源，因此伴隨著開墾就逐步有埤圳的建設，像是龍肚一帶在乾隆三年開始便逐步開鑿「龍肚古圳」，將荖濃溪水從龜山與獅山之間引入庄內灌溉，遍及龍肚各處甚至有餘水分流至中壇、柚子林，甚至在龍肚庄的開庄伯公壇龍肚庄里社真官伯公祭祀中，也祭祀著「水利三恩公」；乾隆十三年，瀰濃庄民劉能又開鑿了「中圳埤」（即今之「美濃湖」），位於羌子寮溪與大坑溪匯集處，並且具有管理下游水量的功能，每年五月即將提防門打開，讓湖水排盡，以備雨季的豐沛水量，稱為「掘埤頭」，九月雨季過後，在堵起堤防門蓄水，稱為「築埤頭」，形成獨特的文化生態；另外，還有柚子林圳、雙溪圳、九芎林圳、中壇圳、不知名的小圳獅子頭圳等，只是雖然能夠灌溉大片農地，但由於枯水與豐水期的落差，水源並不平均，往往還是要「看天吃飯」。日本時代之後，這些屬於民間自行管理的埤圳，在1901年「台灣公共埤圳規則」公佈下，當局期望各自的民間單位與埤圳能夠整理與統合成為受官方掌握的公共埤圳組織，1905年首先將獅子頭圳、龍肚圳、中壇圳、柚子林圳組合成為「獅子頭公共埤圳組合」，並將各圳首尾串連，統一稱為「獅子頭圳」。只是公共埤圳的發展緩慢，並不足以實際遍及美濃各地農地。同時，隨著高雄港建港的需求，再加上台灣南部還未有電力設施的建設，因此幾經調查，台灣總督府決定利用荖濃溪水與獅子頭圳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因此在竹子門山打通一條引水隧道，將荖濃溪水引入進行發電。此計畫於1907年9月動工，1909年10月竹子門發電所（即今日「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竣工、12月開始供電，發電後的尾水也排入獅子頭圳。電廠建設期間，台灣總督府附屬的拓殖公司「三五公司」，望見竹子門發電所未來將會把尾水穩定排入獅子頭圳，著眼於其發展潛力，申請入墾中壇以南的南隆農場，並要求獅子頭圳的灌溉。因此1908年12月起，獅子頭圳擴建工程啟動，1911年全數工程完工，同時也廢止獅子頭公共埤圳組合，將獅子頭圳提升為官設埤圳，由官廳直接管理，而獅子頭圳廣泛的灌溉也大大影響了南隆地區的農業生態，為美濃地區稻米、甘蔗、芭蕉、菸葉的種植發展打下深厚的基礎。此後，在1924年，進一步將中圳埤、九芎林圳併入獅子頭圳，管理組織也改為「獅子頭水利組合」，也以組合員為地方人士，讓總督府的控制力深入到農村網絡之中，有效達成總督府期待的農業推廣目標。只是另一個插曲是，最初的供電範圍以阿緱、台南、打狗為優先，竹子門發電所所在的美濃地區並未供電，直到1914年才擴及蕃薯寮街、旗尾庄，至於美濃一帶則是要到1918年1月土壠灣發電所（即今日「高屏發電廠六龜機組」）正式發電後，才為台灣南部大部分地區帶來供電。但無論如何，從如此脈絡的爬梳，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竹子門發電所，抑或是獅子頭圳，其實與地方居民無論在生活用水、在農耕用水、工業發展上，有著緊密的關係，若不是竹子門發電所穩定的供水，獅子頭圳可能就仍是需要依賴老天爺決定灌溉水量的枯或豐，也就無法打造美濃地區成為南臺灣的農業重鎮。戰後竹門發電廠人員協助獅子頭圳疏通。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龍肚庄居民農耕情況。圖片來源：《美濃庄要覽》，高雄：美濃庄役場，1938，台灣圖書館典藏。－－－－－－－－－－－－－－－－－－－－－－－－－－－－－－－－－－－－－－－－－－－－－－－－－－－－－－參考書目：《美濃庄要覽》，高雄：美濃庄役場，1938，台灣圖書館典藏。《臺灣日日新報》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傳說：竹門秘境微光往事》，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

經歷轟炸與重建，見證竹科的興起——新竹一次變電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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