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材料革命：台電典藏的 NEI 製風向風速儀-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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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材料革命：台電典藏的 NEI 製風向風速儀

更新日期：2025-08-25

作者：陳韋聿

你見過螺旋槳式的「風向風速儀」嗎？這類儀器的型制經久不變，在機場、船舶等各種需要氣象觀測的場合，總有機會發現它的蹤影。

早期，台電在進行電源開發的勘測工作時，也需要蒐集現場環境的氣象數據。當時所使用的一具風向風速儀，目前就保存於台電的文物典藏中心。儀器下方的銘牌寫有其型號 N-162D，以及 Nippon Electric Instrument, Inc. （簡寫為NEI）等字樣，顯然是日本製造的產品。

若仔細爬梳日本方面的文獻，就會發現這具風向風速儀與它的製造廠商，在日本氣象觀測史上都頗具重要性。箇中故事，值得我們細細述說。

台電典藏的 NEI 製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Nippon Electric Instrument 這個名字，按照字面意思，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日本的重量級企業「日本電氣」（臺灣分公司名稱為「恩益禧」）。不過，「日本電氣」的英文名稱其實是 Nippon Electric Company （簡寫為NEC），它顯然不是這件文物的製造廠商。

實際上， NEI 的日文原名是「株式会社日本エレクトリック・インスルメント」，該公司創立於 1965 年，是風向風速儀的專門製造商。 NEI 現已不存，但該公司曾有一本名為 WIND PRESS 的定期出版刊物，能夠幫助我們掌握許多故事線索。

2000 年出版的第 3 期 WIND PRESS 收錄了一篇文章，名為〈わが国の風向風速計の歩み〉，回顧了日本風向風速儀的技術發展史。該文提到： NEI 創始人野澤侑司的父親（姓名未詳）原本也是氣象設備製造商。據說在 1950 年代，他與日本氣象廳合作研發出日本史上第一個電子式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不過，那時的儀器仍是用黃銅製造，重達 23 公斤，曝露在自然環境中也容易有鏽蝕、受損等等問題。

1965 年，出於我們不知道的理由，野澤侑司離開了父親的公司，自行創辦 NEI。隔年， NEI 旋即發表日本史上第一款運用 FRP （塑鋼）材料製成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 重量更輕，材質更耐久，完美彌補了過往黃銅製儀器的缺點。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本刊物的後半部分，呈現了 NEI 創社以來推出的產品，其中也提到台電典藏的這件塑鋼製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N-162D ，並且說到該產品是「広く普及している風向風速計」（廣泛被使用的風向風速儀）。

NEI 與其他公司合併後組成的「 ANEOS 株式会社」，今日所生產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整體形制與台電典藏的 N-162D 仍然相去不遠。（圖像引用自 ANEOS 株式会社網站）

台電典藏的這件 N-162D ，在建檔之初，所登載的說明內容，多數引用自中央氣象署南區氣象中心所建置的科普教育內容頁面。沿襲該頁面的說法，這具儀器的使用時間，也暫時被推定在 1950 至 1970 年代之間。

不過，根據前文的資料爬梳，我們大致可以確定：本件儀器的製造與使用年代，應當都在 1966 年以後。

實際上，早期台電使用的眾多日本製儀器設備，來源相當多元。有些器物很早便已在市場上流通（例如 19 世紀晚期便已出現的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可能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有些器物則如同本件風向風速儀，可能是在 1963 年電源開發處成立後，才陸續向日本方面進行採購。

N-162D 在臺灣雖已成為「文物」，但在晚近的時代裡，我們仍能看到它持續被使用在日本的消防設施、研究船、調查船當中。這樣看來，NEI 在 1966 年推出的 FRP 製風向風速儀，確實是劃時代的發明，使風向風速儀能夠挺過歲月考驗，更加經久耐用。

2019 年， NEI 已經與另一家歷史悠久的設備製造商「小笠原計器製作所」（「電業文物典藏」網站亦收錄了這家公司製造的一件水位計）合併，成為「ANEOS株式会社」。不過， NEI 的創始人野澤侑司，今天仍舊擔任著這家公司的會長職務。若有機會帶著台電典藏的 N-162D 前往拜訪，或許，這位企業家還能告訴我們更多與之相關的故事呢！

野澤侑司（右）目前是 ANEOS 株式会社的會長，
他所成立的 NEI 影響了日本風向風速儀的技術發展。（圖像引用自 ANEOS 株式会社網站）

參考資料

〈わが国の風向風速計の歩み〉，收錄於株式会社日本エレクトリック・インスルメント編，WIND PRESS，vol.3（2000，東京），頁4-5。

＂臺北自開點電氣燈以來，不啻於黑暗世界而放一大光明，使人眼為之明、神為之旺！＂ 1905 年，當龜山發電所開始向臺北送電、讓一盞又一盞的電燈在市區亮起以後，《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曾如此描述城市裡的嶄新氣象。此後的一、二十年間，我們會在報紙上不斷看見同樣的敘述，逐漸發生在全島的各個城市。例如， 1913 年「宜蘭電氣株式會社」開始送電以後，一個月內就點亮當地將近兩千盞電燈，「美夜光輝燦爛，五光十色，不似從前之黑暗」。同年在新竹，電燈的普及則帶動城市風貌的改造，移入人口與房屋數量都因此增加，「市街面目為之一變，展現出活力」。從這些描述來看，日治前期電燈在全島各地陸續出現，顯然帶來極大的衝擊與改變。但具體來說，電燈究竟在哪些方面改造了人們的生活呢？徬徨感如同火車曾被視為「黑色妖馬」，照相曾被誤會為「攝魂術」，電燈剛剛出現在世間的時候，也曾因為人們的不理解，而引起一些恐懼。據說 1891 年，美國白宮呼應當時潮流，裝設了電線與電燈。不過，時任總統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與他的夫人始終害怕電流，從不肯親手觸碰電燈開關。這則軼聞，今天仍寫在白宮歷史協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網站裡。美國總統尚且如此，同時代的臺灣民眾面對到電燈這樣的陌生事物，會感到緊張惶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出身新竹北埔的文學家龍瑛宗，在 1979 年發表的小說《夜流》，曾描繪出這樣一種感受。小說裡，他寫 1910 年代一群仍在使用油燈的農村民眾，正議論著臺北城裡，出現了一種名為「電燈」的不可思議之物。有些人說，「電燈」是外國人「造出來的魔物」，有人則猜測，「電燈」是被放大的螢火蟲。總而言之，「電燈」對於當時的農村居民而言，仍是超越常識的一種存在。《夜流》其實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前述種種，或許就出自於龍瑛宗在北埔的成長記憶。「文明」的展示與追求對於未曾接受教育的民眾來說，電燈以及其他各類「文明」事物，意味著某種神秘力量。有本事操縱這股力量的人，也就能夠讓老百姓感到敬畏 —— 有時候，統治者也會利用這點，刻意展示各種各樣的建設成果，藉以表現他們對於「文明」的高度掌控。 1899 年，殖民政府的官員們，便曾帶領一群北臺灣原住民部落的頭目，參觀臺北的現代化建設。鮮少與外界接觸的族人一見到電燈，果然驚愕地開始議論：「日本人是不是連日月都能做出來啊？」——部落領袖的敬佩與懾服，正是這場參訪活動想要達成的效果。不光是原住民，出身臺中清水地區的著名仕紳楊肇嘉，在 1908 初次造訪臺北時，也初次見識到電燈、電話等新奇事物，並且驚訝到「差不多整夜都沒有睡著」。數年後，返回清水的楊肇嘉開始參與地方政治事務。這段期間，他最積極推動的地方建設計畫就是架設電燈，幫助他的家鄉「從黑暗走向光明」。 1920 年，楊肇嘉正式成為清水「街長」（即當時的鎮長）。在他上任後不久，清水也順利點亮電燈，成為現代化的城鎮。這件事情不僅令楊肇嘉感到寬慰，也為地方上的鄉親父老帶來「歡欣、樂觀和希望」 —— 看來，電燈不只能夠在夜間提供照明，更能幫助一個聚落躋身「文明」行列，為聚落裡的人們創造出進步的自信心。 1939 年臺北新起街市場（西門紅樓）裡燈光燦爛的景象。（圖像來源：Wikipedia）夜間行動力的提升驚訝歸驚訝，人們還是很快就接受了電燈，並且適應它所引起的一連串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夜間行動能力的大幅增長。在電燈出現之前，人類還是擁有蠟燭、油燈、瓦斯燈。只不過，這些照明工具的亮度始終有限。相對來說，沿著街道鋪展開來的電燈，才能真正在現代城鎮裡創造足夠明亮的活動空間。與此同時，城市的夜間秩序，也因為電燈而變得穩定。每當某個角落在暗夜裡屢屢發生治安事件，地方政府便會藉由裝設電燈、增加照明來減少犯罪機率。此外，電燈對於公共衛生的提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913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一篇題名為「穢所燃燈」的報導便指出：由於臺北市內有太多路人趁著夜間昏暗隨意便溺，民間組成的「臺北防疫組合」打算動用經費，在特定地點增設電燈，嚇阻這樣的脫序行為。電燈開始在臺灣廣泛應用的時代，現代的「休閒」觀念逐漸普及，民間消費力也迅速增長。翻開當時的報紙，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舉行於夜間的「納涼會」、「商品廉賣會」、「電影放映會」。熱鬧街區裡的商店，更是把營業時間延長到深夜。一些店家則會強調店內擁有先進的電燈照明設備，或設計眩人耳目的電燈裝飾作為廣告看板，藉以招攬顧客。 1937年，一群高校生在臺北京町的燈光之下舉辦遊行的場景。（圖像來源：wikipedia）「不夜城」與尚未點亮的農村＂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如同文學家王詩琅的小說《夜雨》所述，在現代世界裡，電燈宛若暗夜裡的太陽，形塑了我們的生活樣貌。日治時期的報刊或詩詞，經常會用「不夜城」這個詞，來描述裝設電燈之後的城鎮景況。當黑夜如同白晝一樣光亮，夜晚便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休息時間，而能夠創造更豐富的生活內容。根據總督府的統計報告， 1905 年，臺灣使用的電燈數量，大約只在 5000 盞左右。到了 1940 年，這個數字已經成長了 60 萬盞。 35 年間，整座島嶼在夜晚所能獲得的光亮，增加了百倍有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變化，並非遍及整座島嶼。二戰結束以前，臺灣的電燈普及率其實只達到 35% - 40% 左右。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鄉村地區仍使用著油燈與蠟燭，直到 20 世紀後期才陸續因為「農村電化」而進入電燈時代 —— 那就是之後的篇章所要講述的另一個故事了。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Betty C. Monkman, “The White House Gets Electric Lighting, 1891,” The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ebsite. 王學新編，《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1。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2004。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 Jane Brox著，田菡譯，《光明的追求：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臺北：臉譜，2020。

作者：謝達文說起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故事，你會想到怎樣的景象呢？我們最熟悉的畫面，可能是高雄港邊忙碌的工人，或者是歌曲〈孤女的願望〉裡臺北這座人們口中的「繁華都市」，以及都市裡正要聘請新人的工廠。除此之外，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人了解到近代臺灣工業發展背後「以農養工」的歷史背景，知道工業發展的資金大量來自農業部門，源於從南到北、從蘭陽平原到屏東平原上一片又一片的稻田。至於花蓮縣秀林鄉的木瓜溪流域、南投縣仁愛鄉的霧社溪畔，以及位於兩地之間、屬於中央山脈的能高山呢？我們大部分人只會聯想到自然景色：慕谷慕魚、奧萬大、能高越嶺道。聽來與經濟發展關係似乎不大，但其實這些地方的貢獻十分關鍵，我們大多數人之所以不了解，是因為他們的貢獻完全隱身幕後。西部經濟發展的幕後功臣，是花蓮到南投的電力輸送戰後初期，臺灣的發電模式以水力發電為主，而在這方面，台灣東部的條件較優，日治時期已有十座發電廠。相較之下，尚在工業起步的過程中的西部，電力供應便較為受限，台電於是規劃東電西送，要從位於花蓮的銅門電廠「送電」至南投萬大電廠，再進一步供給西部使用。為此，台電必須興建東西聯絡輸電線，然而這樣的工程絕不容易。線路全長就高達45公里，已經超過馬拉松賽道的全長。即使位於平地，這也不是一項輕鬆的工程，何況東電西送要面對的地勢屬於山地；除了須經過知名的能高山外，部分區段高達海拔2580公尺，約等於5座台北101的高度，更是讓難度增加不只一個等級。正是因為道路險阻而且漫長，工程人員必須臨機應變，面對各式各樣的困難。舉例而言，工程人員若要與夥伴溝通，因為彼此距離太遠，怎樣大喊也往往沒有用，但他們又並未獲配無線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遂發展出以旗子傳達重要指令的一系列遠距溝通辦法。以不同旗號象徵不同動作，比如看見紅旗就代表必須立刻停下手邊工作，遠距聯繫的難關才終於被克服。要搭起輸電線，還得先在山裡開闢道路除了輸電線長度和海拔高度以外，台電工程人員還面對另一項困難：在50年代初期，這段路僅有前19公里設有道路，而且也只不過是勉強可供車輛行駛的泥土路而已。因此，只要過了屯原一帶，工程車便無法進入。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員、器材究竟要如何通行？為了讓工程順利進行，在建立輸電線之前，台電工程人員必須先自行修築道路，而道路的長度自然不能只有45公里而已。為了這項工程，台電動用上萬人次上山開闢「巡視路」，於1951年3月竣工，道路全長75公里，約等於國道從臺北到新竹的總長。至於開路過程中所鋸下的樹木，台電也直接加以利用，讓這些木材成為支持輸電線的電線桿，解決了臺灣當時缺乏自有電桿的困境。 1951年11月底，在巡視路完成短短8個月後，「乙線179座雙桿型木柱線路」就已完工並開始送電，臺灣東西電力自此連通。到了1953年9月，「甲線127座細腰捻轉型鐵塔線路」也宣告完工。日後，西部也陸續設有越來越多發電廠，但在戰後經濟建設最初的關鍵時期，臺灣西部因為東電西送的工程，因而有更穩定的供電來源。從花蓮到南投，45公里的輸電線、75公里的巡視路、上萬名的台電工程人力，承擔了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任務。回到本文開頭所述的臺灣戰後經濟發展景象，無論是臺北的繁華都市景象，或者都市裡正在崛起的工廠，這些榮景的出現，其實都需要電力系統的支持。而東電西送的工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股隱形動力，也是值得我們銘記與緬懷的一段故事。搭配影片：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官營與民營之間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1948年初，台灣電力公司的一間辦公室裡，照常傳來了打字機的聲響。平時，機電處的古太太總是坐在這間辦公室裡，熟練地操作著檢字盤上的手柄。不過這天，古太太的位子上，卻坐著一名男性打字員。根據當時台電內部刊物的報導：古太太那天可能是臨時有事，請假去也，遂找了自己的丈夫前來代班。據說，古先生打起字來「能力不弱」，反倒讓人誤以為他是台電專門聘用的男性打字員呢！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為什麼會在一本雜誌當中，特別被記錄下來呢？其實，這是因為在當時的臺灣，打字員多半是由女性出任的工作，男性打字員並不常見，也難怪前來代班的古先生會引起眾人側目。早期台電所使用的中文打字機。（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實際上，若放眼整個世界，我們也會發現：打字機對於20世紀的女性而言，是幫助他們走入職場的一種關鍵道具。換句話說，台電的古太太並不是一個特例。在世界各個角落，也還存在著許許多多以打字為專業技能、為企業奉獻一己之力的女性職員。當他們集體放假的時候，企業賴以運作的各項文書製作與傳遞，甚至可能因此停滯。換言之，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其實在過去的許多企業裡，都扮演了很重要的小螺絲釘。上述故事，摘錄自《穿越文檔記憶：台電文書檔案業務演進回顧》。在這本書的脈絡裡，打字員古太太所代表的，其實是台電內部行政作業的一項重大改變，也就是打字印刷的公文數量不斷在增加。操作打字機是一項專門技術，得聘用專門人才來執行業務。到了1980年，電腦的引入，又再次改變了各種文檔的製作流程。而不變的是，每個時代的每一種文書制度背後，一定都有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日夜為了文檔工作而操作著鍵盤、紙筆等等工具。 1948年台電《勵進月刊》所收錄的打字員小故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兩個時代的接軌實際上，以台電的公司量體規模與企業悠久歷史而言，整個文書檔案業務自然是非常龐大且複雜的運作體系，其相關組織演變、工作方法與工具改良等歷時性發展，必然有大量值得紀錄與探掘的故事。如同本書第一章〈以檔為史〉所述：台電在1957年即已統合相關規章，印行《文書處理工作手冊》，試圖讓整個組織在文書作業方法上趨向一致。比起政府機構在1973年訂頒的《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手冊》，台電這方面的起步更早，顯見組織內部早已認知到相關工作的重要性。在這件1947年的珍貴歷史檔案當中，可以見到歷史人物孫運璿的名字。（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穿越文檔記憶》從日治時期以毛筆、宣紙書寫的公文檔案開始談起，一路談到戰後的接收如何與舊有體系接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接軌」，不僅只是作業規則的由甲換乙，他更牽涉到所有人如何共同適應這套新的體系，其中也包括語言習慣。作者在第三章〈漸成方圓〉當中提到一個小故事，說的是戰後初期台電的本省籍員工費盡苦心，學習使用新的公文格式，但卻每每遭到大幅刪改，飽受挫折之餘只能搖頭大嘆「莫辦法」。也因此，台電如同當時臺灣其他的國營事業，也開辦大量的「國語訓練班」。這些故事細節，呈現了大量文書檔案背後的人群，如何努力適應時代與環境的變化。 1938年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事業一覽圖」，這類圖表也是檔案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文檔不只是文檔除了內容之外，公文書的製作方式、蓋用印信、傳遞流程等等，也需要一套嚴謹規範。第四章〈行雲如水〉探討的正是這些規程的演變。從古太太所操作的打字機到現代的電子化公文系統，數十年來台電文檔體系的重大演變，皆在這個章節有簡要交代。而在近年來，檔案的價值開始受到注意，台電數十年來所累積的大量文檔亦須妥善收儲、管理。在這方面，台電秘書處的工作饒有成果，在政府機關檔案的「金檔獎」當中屢屢獲得獎項，顯見其深受肯定。本書的最末一章〈話外之話〉，請到了幾位不具名的「文檔英雄」，也就是在台電內部長年負責文書檔案業務的工作同仁，分享各自在職業生涯裡的心路歷程。如同其中一位「文檔英雄」所述，台電檔案的文化資產價值其實相當巨大，這些文檔不僅見證了台電人的心血付出，同時也保存了臺灣電業的大量歷史線索。文檔不只是文檔，是全民共同的文化資產，翻開《穿越文檔記憶》，我們將會看見這些資產的留存，如何被一個企業用心地處理並留下紀錄。＊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跨越時代的台電文檔作業儘管日治時期的文書檔案有相當數量在空襲中焚毀，但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到接管委員會時期，從各地收繳而來的日治時期檔案及新產生檔案，數量也十分可觀，整理起來是一大工程，而公司甫成立人手不足的問題，更讓掌理文書檔案業務職員感到壓力。據1948年《勵進月刊》第13 期所刊載，一名總務處職員的回憶：「當時走進總務處，到處都呈現緊張的鏡頭，表現出工作繁忙的景象，文書方面最需要的是管卷加強工作，許多各界前年的案卷移來歸檔及日治時期之案件整理，都要增加人手，此外油印文件日增，人手不敷，擬由專員管理油印室事宜。」如何讓文檔工作與日治時期接軌，是戰後初期從監理、接收到台灣電力有限公司時期的重要課題。首先遇到的第1 個挑戰，就是本省籍員工不諳國語文的問題。依據1946 年底的統計，台灣電力有限公司的員工有1,241人，其中本省籍有945 人，超過4 分之3。然本省人甫接受完日本50 年統治，慣用日本語文法，不熟悉新的國語及文字，在書寫處理公文上產生困難。為此，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時期台電即已開辦「國語訓練班」，召募高等學校畢業以上學歷者，進行為期6 星期的國語訓練，高等學校畢業在日治時期已是屈指可數的高學歷。在各區處，也紛紛舉辦訓練班、作文及演講等各種比賽活動，以加強職員國語文訓練。如1946 年新竹區處為了解員工國語程度，特別舉辦本省籍員工筆試，共有3 試：第1 試是將「國語學不好不但上課成問題將來做事都很困難」這句話任選10 字加上注音符號；第2 試是將日文翻成中文；第3 試是作文，題目是「我的日常生活」。訓練國語文工作難以一蹴可及，直到1954 年，日本統治結束已將滿10 年，總務處還曾經基於台電各單位往來文件仍參雜日文，而發文各單位要求切實執行公文不得沿用日文的規定。公文格式的適應是另一項挑戰。由於日治時期的公文格式與戰後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日治時期任職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老員工，處理新的公文格式也感到棘手。1947 年發行的《勵進月刊》第7 期曾刊載題為「高元老搖頭無辦法」的故事，主角營業係長（相當於課長）高元老：「每遇各項業務必躬親處理，致每日桌上文牘常滿。光復後，祖國文化輸入，公文格式自亦隨而改制，高係長幼讀漢書，經綸滿腹，對該係文件不肯假手他人，誰知費盡心血自擬底稿，正以為理通辭達之傑作，竟為鄭文書大刀闊斧刪頭削足，毫不留情謂不合公文格式，致使高老大搖其頭嘆曰：『太難了，太難了，莫辦法啊。』」這個故事鮮明描述了本省籍員工面對新公文格式的難處。（頁63-65）文檔作業人員的「職業病」文檔可以是很枯燥乏味的事，也可以是發現新奇事物的事，其轉變重點在於文檔人員的心態。文檔工作雖然看似無趣，一成不變，不過一旦認真的投入後，便會發現檔案裡有很多平常我們不知道的事。「1970 年代文書課的工作，尚有刻鋼板、打蠟紙，然後透過油印印出公文，最後再經由公文書逐頁撿併、裝訂才告完成，煞是辛苦。如今，技術突飛猛進，許多文書工作都已不似以往，科技的進步減輕了人力，縮短了工作完成時間，真幸福。」此段由文檔作業人員細數昔日與現今文書作業的情形，可見文檔作業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時俱進，不斷邁向符合時代潮流的作業。文書及檔案的業務內容相當細密繁瑣，實務上也經常會遇到各種狀況。台電公司歷年來針對文檔業務開辦許多在職訓練課程，在台電公司的導師制度下讓新進人員在主管及資深同事的協助，逐漸瞭解文書及檔案業務，並透過實務累積經驗，進而傳承、提攜後進。此外，台電的文檔同仁還組成了即時通訊群組，彼此切磋交流業務經驗，通力合作解決各種狀況。如同大家所知文檔作業流程包括收文、交辦、擬判、發文及歸檔等五大步驟，而台電文檔同仁也會將這些業務流程，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在處理生活大小事時，他們會格外注意時間管理，也會依輕重緩急、優先順序陸續完成。而「一事一案」為原則也深刻烙印在他們心中，甚至有同仁會運用專案管理的精神規劃出國旅遊行程。此外，在整理日常生活用品、管理個人文件、甚至是採買服飾及居家用品時，也會應用檔案分類編案的精神，予以分門別類整理；而延續檔案保存年限、檔案鑑定、銷毀作業概念，也會應用在整理家居上，將各項物品歸納分類再賦予生命週期，進而決定將它永久保存或資源回收（銷毀）。他們總是笑稱「這也是一種職業病」！但能將工作經驗實踐於生活中，這是屬於台電文檔人的獨特文化與驕傲。透過他們的分享，我們可以深刻瞭解文檔文化其實也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只是我們有沒有看見它，文書檔案是文化也是生活。藉由文檔概念的建立，深耕個人的文檔意識、強化檔案管理的主動權，也讓我們與善（止於至善）的距離愈來愈近了。文檔業務為各式業務工作的基石，好比一棵大樹，根基需穩固後才能正常茁壯成長，各項業務藉由同仁之間彼此合作，溝通與協調，而能更順利推進實行。在處理各項業務的同時，也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想法，和處理事情的方式。（頁144-147）

作者：陳韋聿在四面環海的臺灣，如何運用海洋裡的波浪、海流、潮汐、溫差等各種動能來進行發電，一直是人們十分感興趣的議題。但你知道「海洋能發電」的概念，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臺灣萌芽的嗎？答案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 早在一百多年前，生活在臺灣的人們，已能夠在報刊雜誌當中，讀到各種關於海洋能發電的案例報導！ 1920 年代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潮汐發電相關報導。（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23 年 10 月 25 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刊載了一篇報導，題名為〈乾滿潮利用發電計劃〉。原來，當時同樣受到日本統治的朝鮮，許多專家正研議要利用西海岸滿潮與乾潮落差極大的地理特性，來進行潮汐發電。特別在半島中部的仁川，每日的潮差動輒高達八公尺，正是最適宜的地理場所。因此，當 1920 年代世界許多先進國家紛紛提出潮汐發電計畫的時候，朝鮮總督府也跟上這股風潮，開始延聘專家，研議在仁川港附近設置潮汐發電廠的可行性。後來，當局還出版了一本名為《潮力發電》的小手冊，將各種方案詳列於其中。而在 1923 年，這個醞釀於朝鮮的建設構想，也在同為大日本帝國殖民地的臺灣被報導出來。《潮力發電》一書所收錄的仁川潮汐發電站建設構想圖。（圖像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1924 年 7 月，《臺灣日日新報》又邀請到東京帝大畢業、曾任職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總督府技師篠原國憲，來為一般讀者解說什麼是「潮力發電」。他所撰寫的三篇連載文章，也在該報的漢文版有翻譯版本。在當時的臺灣，必然也曾有許多臺籍人士是透過這些文章，首次認識潮汐發電。這三篇文章的日文版末尾，除了詳細介紹到前述的朝鮮仁川灣潮汐發電計畫以外，還提到了另一個發生在「セバーン河口」的案例。「セバーン」即英國西南部的塞文河（River Severn），河流出海口的平均每日潮差亦是名列世界前茅，同樣在 1920 年代，英國議會也曾熱烈討論在塞文河口建設潮汐發電廠的可行性。 1921 年刊登於英國報刊雜誌上的塞文河口潮汐發電站想像圖。（圖像來源：Wikipedia）－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仁川灣或塞文河口，兩地的潮汐發電構想雖然在 1920 年代即已提出，在後來的數十年間也數度受到輿論矚目，但在整個 20 世紀，這兩個構想卻始終未被落實。實際上，全世界第一個具有規模的潮汐發電廠，要到 1966 年才真正誕生於法國布列塔尼的朗斯河口。儘管潮汐發電的探索與試驗很早就已展開，但它同時存在著許多需要克服的技術瓶頸與成本風險。尤其在 20 世紀後期，當環境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要在河口或海岸興建這種大型工程，也就更需要審慎評估。回顧歷史，潮汐發電的概念早在 1920 年代便已透過報章雜誌被帶入臺灣。不過，人們真正開始重視海洋能發電，並積極在島嶼四周圍尋找具有發展潛力的場址，則是相當晚近的事情。近年來，台電公司也曾經在綠島進行波浪發電試驗的前期評估，同時也透過自有媒體進行海洋能發電的知識普及。另一方面，台泥公司也在花蓮和平火力發電廠提出「海洋溫差發電計畫」。可見海洋能發電，正在臺灣各地進行嘗試。邁入 21 世紀以後，韓國仁川海岸線上的「始華湖潮汐發電廠」已經在 2011 年竣工並開始營運。另一方面，塞文河口的潮汐發電建設計畫，也正在英國掀起熱烈的議論。隨著技術的進步，國外的成功案例逐一誕生。未來在臺灣，海洋的動能或許也將被轉換為電力，幫助我們朝著永續發展、淨零轉型的目標邁進。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李蘇竣，〈抽取7℃冷海水和平電廠擬新設海洋能拼全球首例MW級溫差發電〉，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4年7月14日。莊閔茜，〈「南部光電、北部海洋能」專家：台灣波浪能開發潛力破25GW〉，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5年7月11日。李蘇竣，〈再生能源的後浪：海洋能有幾種？四面環海的台灣具備多少潛力？〉，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4年5月16日。許瑛娟，〈【圖解電未來08】探索藍色能源　海洋能發電〉，《台電月刊》728期，2023年8月。〈尚待探索的永續流動能源—海洋發電〉，經濟部能源署能源知識庫網站，2015年12月5日。陳建宏，〈海洋能源開發所面臨的挑戰〉，國立成功大學能源教育資源總中心網站。 Eun Soo Park, Tai Sik Lee, ”The rebirth and eco-friendly energy production of an artificial lake: A case study on the tidal power in South Korea,” Energy Reports, Vol 7 (2021), pp. 4681-4696. David Gordon Tucker, “Tidal Power: From Tidemill to Severn Barrage,” Wind and Water Mills, Vol 9 (1989), pp.15-39. Esme Ashcroft, “'UK should not ignore tidal lagoon recommendations',” BBC, 2025.06.23. Scarlett Evans, “La Rance: learning from the world’s oldest tidal project,” Power Technology, 2019.10.28. 朝鮮總督府遞信局編，《潮力發電》，京城府：朝鮮總督府遞信局，1930。〈干滿潮利用發電計劃〉，《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0月25日，第6版。篠原國憲，〈潮力發電 (上)〉，《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日，第3版。篠原國憲，〈潮力發電 (下)〉，《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2日，第3版。〈潮力之發電〉，《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1日，第4版。〈科學界　日潮力之發電（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6日，第4版。〈科學界　日潮力之發電（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8日，第4版。

作者：簡佑丞（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編按：濁水溪流域內水力發電設施眾多，這些發電設施從屬於不同的水力發電體系。若按照建設時序，將這些設施切分開來單獨檢視，難免見樹不見林。因此，本文的上篇，著重介紹濁水溪流域三個水力發電體系的建設歷程。其一，為戰前的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其二，為戰後的明湖、明潭抽蓄水力發電系統（兩者各自獨立，但以日月潭水庫為中心相疊合）。其三，為最初與電力產業沒有特別關聯的嘉南大圳濁幹線濁水水力發電所。下篇則以流域路徑走讀方式，從下游往上游前進，並選取途中的重要標的設施進行導覽。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日月潭周邊水力發電系統的複雜性，本文製作了濁水溪流域水力發電體系圖，標示出三個獨立的水力發電系統，希望幫助讀者從較廣遠的歷史視角出發，認識濁水溪流域內各水力發電系統的形成脈絡。一、導讀位於臺灣中部的濁水溪為全臺最長的河川，其豐沛的水資源，自古以來即是兩岸居民賴以為生的重要命（水）脈。到了日治時期，河川水資源的利用不再侷限於傳統的農業水利灌溉，藉由水量與水位落差轉換為電能的近代水力發電系統始由殖民政府引入臺灣，並以臺北近郊的新店溪流域作為水力發電工程的試行場域，興建了龜山、小粗坑水力發電廠，爾後又陸續加入新龜山與烏來水力發電廠，最終形成以新店溪流域為核心的水力發電系統群。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也在自身推動興建的農田水利灌溉設施當中，選擇了中、南部三條水位落差較大的灌溉圳路興建竹仔門、后里與土壟灣水力發電廠，逐步建立並擴大臺灣的水力發電體系。不過，前述的水力發電廠都屬於小規模、川流式的水力發電設施。到了1920、30年代，隨著水資源利用方式的轉變以及大壩技術的發展，以大規模水庫（群）系統為核心，統合運用、控制整條河川流域水力資源的電業發展思潮，逐漸成為當時的國際主流。而臺灣第一個依此模式規劃並實現的，便是濁水溪流域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工程，其在臺灣的近代電業發展史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價值。如今，這個以日月潭水庫為核心，利用濁水溪流域水資源的大規模系統性水力發電設施，自完工起算正好九十周年，依然完整保存並持續運作，不僅是臺灣電力發展歷程的重要見證，也為當前臺灣的電力事業做出相當貢獻。這些留存至今、依然系統性串連運作的「活的電力產業文化資產」，亦正好組構、串接成為一完整的「電業文化路徑」。因此，筆者期望透過本文帶領讀者分別從電業系統（文化路徑）形成的歷史發展脈絡，並且實地沿著濁水溪流域，自下而上循著各個可及的系統性建築、構造物設施所構成的「產業文化路徑」兩種視角，一起來「走讀」由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設施為核心的濁水溪電業文化路徑。二、臺灣近代大規模水電系統的開端：日月潭為核心的濁水溪流域水電體系 ① 從天然湖泊到人工水庫的水力發電計畫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於全臺各地興建多座水力發電設施，讓臺灣的電力使用日漸普及。隨著民生與產業用電需求增加，並考量將來各種建設的持續擴展，殖民政府於1916年起展開全臺水力發電資源開發調查，發現濁水溪流域上游豐沛的水資源極具水力發電價值。3年後，一個以日月潭為核心，並利用濁水溪為發電水源的大規模離槽水庫式水力發電興建計畫被規畫完成。該計畫將原本的高山天然湖泊日月潭修建為可蓄存大量發電用水的人工水庫，透過總長超過15公里的導水路，穿越重山峻嶺將濁水溪上游溪水引入日月潭蓄水，再以水壓隧道與壓力鋼管，將水引流而下至濁水溪支流水里溪河谷的日月潭第一發電所（今大觀發電廠），利用其高水位落差發電。高達10萬瓩（kW)的發電量足可供應當時全臺用電需求外，還可餘留大量備載電力供額外使用。日月潭水力發電工事計畫全區段面與平面圖資料來源: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と其現況，土木建築工事畫報，昭和8年8月號(1934.8) ② 台電的前身─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設立由於該發電建設計畫規模與經費過於龐大，臺灣總督府一改過去由官方投入資金主導工程興建與經營的想法，改採政府與民間共同集資入股、成立半官半民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主導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實施，以及完工後的電力事業經營。此後，這個具官方主導色彩的電力會社，成為臺灣電力事業建設與經營發展的主角。戰後，繼承臺灣電力會社的「台灣電力公司」，亦屬國家政策導向的國營企業，肩負臺灣的電力事業發展與經營，直到今日。 ③ 工程建設的頓挫與再興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工程於1919年開工後不久，即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導致工程費暴增，加上濁水溪水源的高含沙量、日月潭水社壩的複拱型水壩設計可能發生的技術安全問題、以及關東大震災等影響，不得不於1926年中止施工。停工後，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邀請美國Stone＆Webster公司的工程專家來臺評估並提供工程可行性建議，隨後聘請專精事業經營的松木幹一郎任新社長（註）、以及具水力發電泥沙防治經驗的新井榮吉擔任建設部長。同時，重新修改財務規劃，包含將取水口位置改至武界之工程設計修正後，於1931年重啟建設，最終於1934年完工運作，為當時亞洲規模第一、世界第七大的水力發電設施。 ④ 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設施體系的成形根據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的整體計畫，自濁水溪上游導水至日月潭蓄水，再向下引流至第一發電所發電的第一期工程完成後，尚規劃興建兩座發電廠。其一是利用第一發電所發電後尾水，由導水路引至更下游的日月潭第二發電所（今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其二是利用第二發電所尾水發電的第三發電所（最終並未興建）。同時亦規劃在武界取水口往濁水溪更上游的霧社興建霧社水庫，除與日月潭共同調配濁水溪流域的水資源，也透過導水路引水供霧社第一、二發電所與萬大發電所發電使用。可謂以日月潭與霧社水庫兩水庫為核心，利用濁水溪流域的水力資源串聯形成系統性水力發電設施群的規劃。以日月潭為核心的濁水溪流域水力發電設施系統圖可惜該後續計畫除第二發電所與萬大發電所分別於1937年及1943年完工運作外，霧社水庫工程因太平洋戰爭日趨激烈而被迫中止。直到戰後，台灣電力公司在美國墾務局協助下於1957年重新完成霧社水庫的建設。至此，以日月潭與霧社水庫為中心的濁水溪流域水力發電系統設施體系終於完整成形。 ⑤ 日月潭成為雙重「心臟」：明湖、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廠到了1970年代，為解決臺灣日益遽增的日間尖峰用電負載問題，台灣電力公司接受德國與瑞士顧問公司建議，於1981至1985年間，進行以日月潭為核心的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建設。該計畫以日月潭作為發電水源調整池（上池），將日間發電後儲存於水里溪下游明湖水庫（下池）的尾水，利用夜間多餘電力抽回日月潭中待下次發電使用。之後，台灣電力公司再於1987至1995年間進行亞洲最大、世界第四的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這一建設計畫以日月潭為上池、明潭水庫為下池。該計畫以日月潭為「心臟」，分別串聯戰前的日月潭、霧社水力發電系統，以及戰後的明湖與明潭抽蓄水力發電系統，構成一雙重、立體疊合的水力發電體系，亦可謂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在繼承與開創的基礎上可持續性運作的最佳典範。抽蓄水力發電系統示意圖資料來源:日月潭抽蓄發電成典範光輝歷史風華再續，台電月刊690期(2020.6) ⑥ 濁水溪中下游的平地水力發電廠：濁水(烏塗)發電廠另一方面，與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同步進行、並稱日治中後期全臺兩大水利建設計畫的嘉南大圳水利灌溉工程，雖位處南臺灣，卻與中部的濁水溪流域有著密切關連。以臺南曾文溪為主要水源的嘉南大圳烏山頭水庫，僅足夠供應臺南與嘉義的灌溉用水。因此，為確保位於嘉南大圳灌溉區內的雲林也能獲得足夠的水資源，該計畫的設計者八田與一遂將目光轉向濁水溪水資源，於濁水溪中下游左岸的雲林林內設置濁幹線取水口，擷取濁水溪水灌溉雲林地區。除此之外，為能提供遠在臺南的烏山頭水庫施工機械用電力，尚在嘉南大圳濁幹線林內取水口導水路上興建「濁水水力發電所」。其發電方式與一般川流式水力發電所利用地勢水位落差、以壓力鋼管之水力帶動水輪機的方法不同。位於中下游平原區的濁水發電所利用導水路的低水位落差，直接以豎井之水力帶動橫軸水輪機發電，為全臺唯一的平地川流式水力發電所。相較於濁水溪上游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濁水水力發電所不論建設目的、運作體系與歷史脈絡都不盡相同，但也因為該電廠的完成，建構了濁水溪流域由下游到上游的完整水力發電系統群。編者註：松木幹一郎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第三任社長，1929年底到任後便積極用事，使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工程得以順利開展。他在任的九年多內，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不僅業務量高速成長，公司治理方面亦有許多為人稱道的舉措。松木的理念是將公司創造的收益留用於臺灣，投入於電力事業的發展。他被認為是臺灣現代化建設最重要的功臣，為島嶼的電力事業發展打下重要基礎。相關資訊，可參閱吳政憲，〈臺灣電力之父松木幹一郎〉，《臺灣學通訊》，第66期，2012，頁5。

建造一座電廠，必定要以自然環境的犧牲為代價嗎？長久以來，發電廠在人們的心目當中，經常與汙染、破壞畫上等號。但事實上，電廠的建設過程也能夠站在保護環境的立場設想，採取各種降低衝擊的積極作為。台西風力發電計畫裡的「蝙蝠搬家記」說到兼顧環保的發電方式，許多人總會直覺想起「綠能」。不過，生產再生能源的發電裝置，仍有可能對周邊區域造成干擾，必須先做好環境影響評估。台灣電力公司針對雲林縣臺西鄉的風力發電站進行規劃設計時，便已發現預計開發的風機場址存在著大片防風林，其中棲息著數以百計的蝙蝠。即便風機建設用地的範圍不大，但林木的伐除、完工後的風機運轉，仍會對蝙蝠的生存造成影響。「這塊地我既然跟牠借，我就要想辦法還牠一塊地。」台電總經理王耀庭表示：風機的建設，必須兼顧周遭的自然生態。台電的工程計畫得引導這群蝙蝠，遷徙至鄰近的另一座防風林定居。要協助蝙蝠「搬家」，首先必須為牠們打造臨時居所。為此，台電人員在引導蝙蝠遷移的路徑上吊掛了一百個巢箱，成功地吸引大批蝙蝠入住，幫助牠們逐漸朝著目標區域移動。風機的施工，則以分區、分段的方式進行，並且特意避開蝙蝠的繁殖季節，讓牠們有充足的時間遷離風機場址。另一方面，台電也利用這次機會，與在地鄉親、保育團體進行分享交流，並且邀請民眾一起製作蝙蝠巢箱，攜手為家鄉的生態保育盡一份心力。這項起始於2020年的蝙蝠棲地遷徙搬遷計畫，目前仍在持續進行。未來，台電計畫在風機周遭種植更多樹木，增加蝙蝠的活動空間。此外，也將於風機上裝設即時感應系統，嘗試降低風機撞擊蝙蝠的風險。在雲林台西，台電風力發電的建設，顯然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融。興達發電廠更新改建工程打造的「飛鳥招待所」鏡頭轉到高雄北部沿海的興達電廠，近年來，這座電廠的燃煤機組正在陸續退役，燃氣機組則將陸續增設。不過，新設燃氣機組的基地，位於上百種鳥類棲息的永安溼地旁，本計畫相關興建工程是否會破壞濕地的生態平衡，引來不少疑慮。所幸，台電早在2010年便已開始投注心力於興達電廠周遭溼地的生態調查。研究團隊發現只要能夠調控溼地水位，使之低於海平面下35公分，就能有效提升各種候鳥來到永安溼地停留的機率，甚至讓牠們願意定居下來，成為「留鳥」。以長年的研究為基礎，台電在興達電廠的更新改建過程中，採用了許多辦法來降低環境衝擊。譬如以圍籬遮蔽道路，減輕行車噪音，使溼地裡的鳥類不致受到干擾。為避免傳統打樁工程所造成的振動，台電也在廠房建築過程中採用「植入式PC樁」及「全套管機樁」等新式工法。所有這些保護生態的努力，成效十分卓著。今天，永安溼地不僅沒有因為電廠建設而遭到破壞，棲息於溼地的飛鳥數目，反而持續增加。在永安溼地，電廠透過各種積極保護作為，讓周遭生態環境變得更好，達成了與生態共融的目標。建設「生態電廠」，幫助臺灣邁向永續發展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電廠建設與生態環境，必定會站在對立面嗎？透過台西風電站與興達電廠的例子，我們會發現：這兩件事情不一定相斥，反而可以相互結合。兼顧生態保育與發電需求的「生態電廠」，將是新時代的趨勢。近年來，台電在台中大甲溪電廠所設置的馬鞍壩生態魚道，以及苗栗卓蘭電廠進行的螢火蟲生態棲地營造，亦是為人稱道的典範案例。 2024年，台電在環境友善方面所付出的這些努力受到了國際矚目，獲得「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的肯定。未來，台電也將透過「生態電廠」的建設與營運，持續幫助臺灣朝著永續發展的願景邁進。蝙蝠喬遷大計-台西風場蝙蝠搬家計畫飛鳥電廠-台電興達電廠永安濕地生態保育成果

談到臺灣的風力發電，人們的目光多半聚焦於近年西部沿海風場的發展，卻鮮少注意到，半個多世紀前的澎湖，早已進行過一場開創性的實驗。近期，台電出版的《島嶼有光：澎湖、金門、馬祖供電物語》，完整披露了1965年澎湖後寮曾裝設風力發電機的這段佚史。作者還找到當年負責維修工作的蔡文華先生，協助訪查風機舊址。也因為有這本書的出版，這段幾近被遺忘的故事，才逐漸為人所知。不過，關於後寮風機的建設背景，《島嶼有光》只簡略提到它的建設緣由，可能與 1961 年台電機電處處長周春傳的丹麥考察經驗有關。那麼，是否還有其他資料能補充這段歷史？翻查當年的報刊雜誌，也許是一條可行的研究途徑。這篇文章蒐集了《徵信新聞報》、《中央日報》、澎湖《建國日報》在 1965 年前後關於澎湖風機建設的報導，試圖從這些史料中挖掘更多細節，讓這段歷史更為鮮明可感。 1965 年裝設於澎湖白沙後寮的風力發電機。（圖像引用自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澎湖記憶數位資料庫與檢索系統」） - 其實，在澎湖發展風力發電的構想，早在 1951 年便已有相關報導。1959 年，更有當地工廠技師成功自製風力發電機的消息，但也僅只是曇花一現，未能持續推展。直到 1960 年代初期，由台電一手主導的風機建設，才真正為澎湖的民生用電帶來實質影響。根據報導，這座風機由台電修理廠技術人員「自行仿造丹麥設計製造」，於 1964 年底完工，準備運往澎湖後寮的牛頭山進行裝設。同時，高達 12 公尺的鋼骨水泥基座也已動工。台電估算，整體工程費用約落在新台幣 95 萬至 100 萬元之間。 1965 年 6 月 7 日，台電工程師杜樹林率領六名技術人員抵達澎湖，翌日正式動工，並於 7 月底完竣。後續的試運轉亦進展順利，只待冬季季風來臨，風機便能投入供電。 9 月 17 日下午 3 點，這部高達 18 公尺、重達 11 公噸的風機終於啟動，扇葉開始運轉，產生的電力亦成功併入輸電網絡，為澎湖的電力發展史揭開新頁。值得注意的是，澎湖《建國日報》的一篇報導，揭露了更多關於這部風機能夠自動迎風、避風等等的技術細節：全部採用全自動控制方式，利用風速迴轉儀，當季節風達到每秒五公尺以上時，風速繼電器動作開始，自動控制，再由風標所標示之風向，風向繼電器操作小馬達，使機身對準風向迎受正面風力，當時放鬆煞車。風翼逐漸轉動至每分鐘六０轉時，塔頂之發電機即可達到每分鐘九００轉之轉速，自動併聯供電。則運轉之中，遇有風向改變或強弱變動時，機身可自動調整方向，使在每秒五公尺至十五公尺風力均可利用，遇有強風時，機身自動轉動，使翼片與風向平行，避開正面風壓。 —— 看來， 1965 年裝設於澎湖的這部風力發電機，其所採用的技術，可能比我們所想像的都還要更為進步！大致因為成本效益等種種考量， 1973 年，台電決定讓後寮風機停止運轉（相關故事，可參見〈尋訪風的來處：蔡文華與澎湖第一部風力發電機〉）。儘管這部風機的運作時間只有 8 年左右，它仍舊是臺灣風電技術發展史一個饒富意義的起跑點。今天，臺灣與澎湖的風電建設正如火如荼地開展，並逐步成為能源轉型過程裡的中堅力量。隨著一座座風機的扇葉轉動，我們也終將實現前人的理想，將臺灣海峽裡的強烈海風，轉化為源源不絕的豐沛能源。參考資料〈澎湖計劃風力發電〉，《中央日報》，1951年4月28日第5版。〈風力發電研試成功〉，《中央日報》，1959年3月1日第6版。〈風力發電機各方感興趣縣農會請代製一部〉，《中央日報》，1959年3月4日第6版。〈風力發電設備台電著手試製〉，《徵信新聞報》，1963年7月13日第2版。〈臺電擬開發新電源研究風力發電周春傳協理答覆省議員詢問〉，《中央日報》，1963年7月13日第5版。〈利用風力發電台電決在澎湖裝風力發電機〉，《徵信新聞報》，1964年11月6日第6版。〈澎風力發電機下月底可竣工如效果良好將普遍裝設〉，《徵信新聞報》，1965年1月9日第6版。〈風力發電機下週運澎湖道道地地是國產試驗良好再續建〉，《徵信新聞報》，1965年4月17日第5版。〈澎風力發電廠九月間可啟用〉，《中央日報》，1965年4月17日第3版。〈臺電將在澎用風力發電〉，《中央日報》，1964年11月6日第3版。〈利用風力發電在澎進行試驗台電工程隊昨抵達本月底可裝設完成〉，《徵信新聞報》，1965年6月8日第2版。〈台電利用風力發電第一座發電機今在後寮試裝〉，《建國日報》，1965年6月9日第2版。〈澎湖首座風力發電廠開始供電〉，《中央日報》，1965年7月6日第5版。〈澎湖風力發電機今正式啟用同時並納入供電系統〉，《徵信新聞報》，1965年9月17日第6版。〈臺電在澎湖新貢獻利用風力發電啟用情況良好〉，《中央日報》，1965年9月17日第3版。〈後寮風力發電機試車情形極良好〉、〈自動風力發電廠簡介〉，《建國日報》，1965年9月18日第2版。草地郎，〈風力發電與澎湖建設〉，《澎湖建設》（1964.12.15），頁10。

沿著臺北南端的「新烏公路」朝著烏來行駛，後半部分的路程，總有一條名為「南勢溪」的河流相伴。若是在這條道路的九點多公里處向河床望去，你會發現河流當中，存在著一些水泥構造物的殘跡。隨著時間流逝，河床上的遺構多半已被泥沙淹沒，附近也缺乏清楚的說明指引，以至於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遺跡的真實身分，其實是 1905 年與「龜山水力發電所」同時建造的攔河堰 —— 換句話說，它是臺灣第一座發電廠的附屬設施。老照片裡的「台北第一發電所堰堤」全景。（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際趨勢底下的龜山發電所「南勢溪」的河水從攔河堰溢流而下，沒過多久，就會與「北勢溪」匯集在一起，成為流貫雙北地區的「新店溪」。河流的交會處，正是龜山發電所的所在位置。這是臺灣第一次運用城市邊緣的河川來建造水力發電廠，再透過城市裡的變電所來轉換電壓、向用戶供應電流。可以說，近代臺灣的電力生產與輸送系統，就是以龜山發電所為起點，逐步串連成一個蔓延全島的網絡。其實1905 年龜山發電所的興建，也呼應著當時全球電力技術發展的趨勢 ── 採用了交流電系統。不久之前，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所代表的交流電陣營，才剛剛在所謂的「電流戰爭」當中取勝。時間拉到日本剛開始統治臺灣的1895 年，美國人也正準備要利用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來興建水力發電廠，並運用西屋公司的交流電系統，將電流送往鄰近城市。這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電力建設計畫，而交流電的穩定性也在電廠開始運轉後獲得更有力的驗證。此後，交流電系統迅速向世界各地擴散開來，臺灣也同樣受到這股浪潮影響 —— 實際上，裝設在龜山發電所裡的三部 250 kW 發電機，也正是由美國的西屋公司所製造。老照片裡的龜山發電所，不幸在 2012 年坍塌，目前只餘下局部的建築殘跡。（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水輪機的技術史每一部發電機，必須有動能來驅使它運轉。而在水力發電廠當中，這股動能則必須依賴「水輪機」（water turbine）來提供。人類很早就已經懂得運用水力來驅使水車運轉，再用它來帶動磨坊裡的石磨、冶鐵場裡的鼓風爐。大致來說，水輪機就是水車的進階版本，它能夠承受更猛烈的水流衝擊，產生更強大的動力。然而，在 18 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發生、大量機械設備開始被製造出來以前，人類還沒有什麼動機要去改良水車，獲取更多動力。也因此，水輪機的技術革新一直到近代才開始發生。 1832 年，有個名叫傅聶宏（Benoît Fourneyron）的法國工程師，率先製造出一部 50 匹馬力的水輪機 —— 這部高效率的機器，是早期水輪機改良過程裡的一塊里程碑。後來，美國尼加拉瀑布水力電廠所使用的水輪機，也是採用傅聶宏的設計。除了傅聶宏以外，19 世紀以降，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工程師，也都嘗試對水輪機進行改良。這些改良版本常常會冠上他們的名字，譬如「法蘭西斯式水輪機」（ Francis turbine）、「佩爾頓式水輪機」（Pelton Turbine）、「卡布蘭式水輪機」（Kaplan turbine）。到了 20 世紀，這些機器也陸續被引進臺灣，成為各個水力發電廠的心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若想要知道這些水輪機究竟有什麼差別，你同樣可以在新店溪流域找到答案 —— 今天，「桂山發電廠」大門外的道路兩旁，就陳列著前述三種水輪機的內部機件。這些機件，全都拆卸自退役的水力發電機組。它們有的遠從大甲溪的青山分廠運送過來，有的則收集自東部的龍澗、溪口、榕樹，以及北部的粗坑、烏來等機組。此外，附近還設有解說牌，詳盡說明各種水輪機的構造與運作原理。循著這條道路走向桂山電廠，彷彿也是走在一部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簡史之中。水輪機雖然都是西洋名字，原始技術也都從歐美發展起來，但在日治時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卻不一定都是由西方國家生產。特別在 1910 年代以後，大肆建設水力發電廠的日本，亟欲實現水輪機的國產化，於是開始鑽研其製造技術。 1910 年，有一家名為「電業社」的日本公司，就設立了「水車部」，專門要來製造水輪機。後來，這家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版圖甚至延伸到臺灣來。 1922 年竣工啟用的宜蘭「天送埤發電所」（今蘭陽電廠天埤機組），就採用電業社製造的三部水輪機（1933 年又再增加一部）。今天，這些歷史已經超過百年的水輪機，也仍在穩定運作當中。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臺灣是一座高山之島，布滿了發源自山區的湍急河流，而豐沛的水力資源，也造就了建造水力發電廠的理想場域。在臺北之外， 1910 年，「竹仔門發電所」（今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也開始向臺南送電。其後，臺中的「后里發電所」（今大甲溪發電廠后里機組）、東部的「砂婆礑第一水力發電所」（今已廢棄，僅存遺跡）、乃至於全島各地的水力發電廠也都陸續啟用。這是臺灣電業史的起步階段，一個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二十世紀後期，臺灣迅速邁向經濟起飛，電力需求也不斷成長。單靠水力發電，已很難滿足用電缺口。於是，電力事業的建設資源，漸漸被轉移到其他發電方式。然而，水力發電在臺灣仍有進展。 1980 年代以後台電也應用了抽蓄式水力發電技術，於日月潭興建兩座抽蓄式電廠。回顧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發展過程，其中許多環節，都呼應著當時的國際潮流。而在水力發電之外，你會發現臺灣電力事業史的每個篇章，其實也同樣與整個世界的脈動緊密扣連，息息相關。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王舜薇等，《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公司，2019。 Lewis Mumford著，陳允明等譯，《技術與文明》，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駱致軒，〈新店溪流域水力發電文物展〉，《源雜誌》，第151期（臺北，2022），頁14-19。

見證材料革命：台電典藏的 NEI 製風向風速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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