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臺灣棒球發展的最強後盾——台電棒球隊-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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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臺灣棒球發展的最強後盾——台電棒球隊

更新日期：2025-06-04

你也是棒球運動的超級粉絲嗎？自從1990年代臺灣的職業棒球聯盟熱鬧開打以來，職棒比賽便風靡了無數球迷。與此同時，電視的普及化以及轉播技術的進步，也讓棒球走入每家每戶的客廳，成為日常生活裡的娛樂選項。

職業棒球擁有強大的行銷宣傳能量，自然成為矚目焦點。但在職棒體系之外，臺灣仍有許多由民間企業贊助的棒球隊，活躍於各種業餘聯賽當中。

在職棒尚未出現的年代，棒球運動在臺灣的發展，很大一部分仰賴著這些社會球隊的持續運作。畢竟，球員在離開學校以後，仍必須有發揮身手的舞臺。而在職棒出現以前，眾多公營事業旗下的業餘球隊，就成了多數球員的最佳選擇。其中，台灣電力公司組織的棒球隊，長年以來為這座島嶼培育了無數選手與教練，可說是業餘棒壇最具代表性的一股中堅力量。

回望歷史，陪伴臺灣棒球成長茁壯的台電球隊

回望臺灣棒球史，棒球運動早在日治時期便已普遍流行，不僅是學校有打棒球的風氣，一些企業也會組織球隊。而在1940年代，「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諸多地方分社，就已有員工自組隊伍，舉行彼此之間的對抗賽。

後來，臺灣的電力工作者，對於棒球運動似乎更為熱衷。1946年台灣電力公司成立以後，高雄、嘉義、臺中、新竹、彰化、花蓮等地的營業處，也相繼組建球隊。偶爾，這些地方隊伍也會組成聯軍，共同以台電為名外出征戰。

根據《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一書的說法：到了1957年，台電總經理黃煇決定從各個地方隊伍當中選拔好手，組成一支真正的「台電隊」。這支球隊其實是以當時高雄營業處的「高電隊」為核心，集訓基地遂也順理成章選在高雄。若干年後，台電還在高雄近郊的大寮建造了一座棒球場，提供球隊練習使用。在臺灣，社會球隊竟能擁有專屬球場，這還是破天荒頭一遭呢！

馳騁海外，在國際賽場上爭取榮耀的台電球員

台電隊正式成軍以後，很快便成為棒壇當中的常勝軍，在主席盃、全國棒球錦標賽等賽事當中屢屢奪得佳績。到了1968年，台電公司首次贊助球隊前往日本，與當地社會球隊進行交流。在那個年代，有機會前往海外打球，對於球員們而言是彌足珍貴的經驗。

到了1980年代，臺灣的成棒球員，開始有越來越多機會出國比賽。這個時期，陸續有世錦賽、洲際盃等等國際性的棒球賽事，需要在島內選拔球員、組成隊伍。而台電選手往往也會出現在入選名單當中，成為重要戰力。

比如說1984年的世錦賽，出身台電的球員就在代表隊中佔去了五分之一。2019年舉行於荷蘭的港口盃，全隊也有四分之一的選手來自台電。從這個角度來看，台電不只藉由電力本業來點亮臺灣，其所培育的球員，也在國際賽場上持續為這座島嶼爭取光彩與榮耀。

永續經營，為島嶼培育棒球人才的理想實踐

1989年底，「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正式成立，臺灣的棒球運動史也邁入全新紀元。不過，職棒的成立，也為社會球隊帶來不小的衝擊。當時，一些新成立的職棒隊伍，需要能夠立刻上場比賽的即戰力，民間企業贊助的成棒隊，就成了他們的挖角對象。

當年的台電，也同樣因為大量球員轉頭職棒而陷入經營危機。所幸，在後來的時代裡，臺灣的社會棒球並沒有因為職棒而陷入困頓。許多優秀選手在大學畢業以後，仍會選擇加盟台電，求取穩定的生涯發展。而在台電嶄露頭角的球員，也可能繼續邁向職業舞臺。

無論如何，台電經營球隊的原初目的，就是要支持臺灣棒球運動的永續發展。曾經由台電培育的選手，能夠持續在不同的賽場上發光發熱，對於台電而言，也可說是一種理想的完成。

除了球隊本身的經營以外，台電棒球隊也持續深入校園，將資源帶往偏鄉，從基層開始進行棒球選手的養成教育。長年以來，台電公司對於棒球一直抱持著極大的熱情，持續為棒壇培育人才，同時也期許自己成為棒運發展的最強後盾，陪伴著這項被我們視為「國球」的運動，持續地向前邁進。

熱力不滅光芒四射太陽神──台電男子棒球隊

馳騁棒壇紅不讓──台電男子棒球隊

1990年，「中華職棒聯盟」的第一場比賽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熱鬧開打，臺灣本土的棒球熱潮也隨之被推升至另一高峰。不過，這場球賽的觀眾，可能會驀然發現球場上的「統一獅」隊初代球員，多半都來自臺灣甲組成棒的另一支老牌隊伍，也就是台電棒球隊。「統一獅」的建隊班底，竟然有一大堆台電球員，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在中華職棒創立初期的四支球隊當中，「兄弟象」與「味全龍」早在業餘棒球時代已開始培養球員，成軍較晚的「統一獅」與「三商虎」，只能從既有的成棒隊伍當中尋覓人才。於是，「統一獅」選擇以當時的甲組勁旅台電為目標，積極展開招募。影響所及，大批的台電球員在1989年以後改披統一的綠白戰袍。比如在中華職棒贏下第一場勝投的「杜老爺」杜福明、明星捕手曾智偵等人，都是從台電到職棒圈闖蕩的例子。後來，陸陸續續也有許多職棒球員也都曾有台電經歷。近年來，最著名的大物級選手可能是綽號「神全」的強打者林益全。據說在台電打球的時候，球隊還特別在外野架設防護網，防止他把球打出球場、砸壞外頭的車窗玻璃呢！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故事，在1996年「臺灣職業棒球大聯盟」成立的時候，又再上演了一遍。當年正逢台電棒球隊成軍五十周年，但陣中的主力先發卻紛紛轉投新的職棒聯盟，球隊也幾乎瀕臨解體。雖然如此，能夠供輸人才於職棒聯盟，仍可說是一種貢獻於臺灣棒球的方式。今天，台電仍持續參與中華職棒二軍的交流盃賽，協助培訓新生代球員。不少現役的棒球明星，過去也都曾是台電的一分子呢！台電棒球隊在「fun電營」當中帶領小球員們進一步認識棒球運動。（圖像來源：臺東縣政府網站）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獅龍虎象各就各位四支職棒準備上壘〉，《聯合報》，1989年1月17日，第10版。〈不惜大量人財投資統一走過艱辛路程〉，《民生報》，1991年10月13日，第5版。〈台電老招牌今年難挨先發七人離隊聯賽幾乎動彈不得〉，《民生報》，1996年5月30日，第4版。

2019年，臺灣的成棒代表隊在亞錦賽當中拿到了睽違18年的冠軍，令國人大為振奮。當時帶隊的總教練李盈南，出身自台電棒球隊。李教練的生平事蹟，在台電出版的《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曾有詳盡介紹。藉由這篇書摘，讓我們一起來認識這位台電棒球人的故事吧！ - 現任台電棒球隊總教練的李盈南（編按：李教練已於2021年榮退），生於1956年，立人國小四年級時由於好動被老師主動報名參加棒球隊，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國中加入民德國中青少棒，畢業時由於太喜歡打球，所以選擇考商職，志願也只填棒球名校六信商職，棒球隊教練是國中時期的林芳男教練，結果成績太好，是當時六信商職的榜首，也是第一位以榜首身分入學的棒球隊球員，讓教練非常驕傲。在六信棒球隊3年的時間內，李盈南跟著球隊拿過兩次全國冠軍，當游擊手也當投手，後來保送考試考上臺北體院，當時台電棒球隊的隊長鄭昆吉和王孝烈親自到府遊說希望能加入台電棒球隊，在當時能進入台電或合庫也是許多棒球人的目標，李盈南考慮到未來長期發展，於是點頭加入台電棒球隊。 1974年剛進台電起薪1,840元，結果沒想到隨著臺灣經濟起飛，薪水條件也跟著上漲，打到30歲左右才從球隊退下來，之後專心在台電工務課當監工。 1998年，李盈南42歲時，又一個機會改變了他的生活，當時台電棒球隊教練改組，陳哲祥總教練邀請李盈南回到棒球隊當教練，2014年陳哲祥總教練退休後指定李盈南接任，從六信家商畢業後，就進入台電打球，選手加上教練時期，前後已長達40餘年。球隊成績之外，李盈南總教練特別注重球員在台電工作崗位上的表現，要球員想長遠一點，增加本身的專業技能，畢竟打球的時間很短暫，未來還有30幾年要在台電服務。 ——節錄自林韋言、沈慈雅，《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臺北：台電，2019），頁70-73。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台電 LOGO 遍布街頭，已成臺灣集體記憶。這個簡潔符號象徵電力，也承載少見設計史。依 1947 年檔案，我們將解密其 CIS 起源並洞悉時代脈絡。從街邊的電線桿、變電箱、人孔蓋，到每兩個月寄來的電費單，台電的「公司徽」（LOGO）早已成為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符號之一。數十年來，這個圖案日日可見於我們的生活周遭，已然是近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這個簡潔鮮明的標誌，不僅是現代電力供應的象徵，更承載著人們的集體生活經驗。你是否曾好奇，這個廣為人知的台電 LOGO 究竟於何時誕生？其設計的背後又隱藏著哪些時代脈絡？設計溯源：1947 檔案裡的視覺原點根據 2021 年發表於第 702 期《台電月刊》上的研究文章指出，台電 LOGO 首見於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日期在近代臺灣歷史中亦意義深遠）。現行版本的台電 LOGO，則是在 1947 年 4 月 5 日於台電公司內部正式公布。這份完整的「修正公司徽圖」公文，目前仍典藏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修正公司徽圖」公文。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可見到清晰的台電 LOGO。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既然我們已追溯到最早的設計痕跡，同時代的檔案中還能解讀出哪些設計背後的故事？其他單位典藏的台電相關檔案，或許能提供更多線索。例如，這份公文的「擬稿員」欄位，簽有「恕直」二字。透過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我們在「總經理室」編制中，找到這位 1946 年 5 月到職的副管理師「黃恕直」先生。檔案顯示，公司徽修正的函稿便是由黃先生負責擬稿，他在這組歷史悠久的企業識別 LOGO 誕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記錄了黃恕直的相關資訊。圖片來源 / 國史館奠定 70 年，超越時代的設計規範公文中可見 LOGO 完整圖樣與細部說明，連鉛筆訂正的痕跡都清晰可見，顯示設計並非一次到位，而是經過反覆推敲與嚴謹調整。修改後的完整版本，刊登在同年 4 月 30 日發行的台電《勵進月刊》上，從此正式成為台電的官方象徵。檔案公文內容顯示，從 LOGO 本身的字體與符號顏色、「台電」圖形化後的長寬與角度、乃至於閃電符號的筆畫細節，皆有精準的數值規範。這不只是一份設計草圖，它更像是一份工程圖說——每個元素的位置、大小、角度都經過仔細計算，不容許絲毫的隨意或偏差。說明文字末尾特別強調：「凡應用本公徽，不論大小，均須按照上面標準繪製」——這句話看似尋常，卻透露出官方的慎重態度。無論是印在名片上的微小圖案，或是掛在大樓外牆的巨型招牌，都必須嚴格遵守同樣的比例與規格。「修正公司徽圖」的說明文字裡，各個圖像細節都有精準的數值規範。圖片來源 /國家檔案資訊網這種對視覺識別系統（CIS）的堅持，在現代已是設計產業慣例，但若回望 1940 年代的臺灣，這無疑是相當前瞻的概念。這些檔案細節，映證了台電公司自成立之初，便具備極嚴謹的組織性格——這不僅是單純的美學要求，更是一種對專業標準的堅持與細節的極致重視。七十餘年後，這個 LOGO 無論出現在工程車、文宣品、員工制服，或街頭巷尾的任何角落，都始終維持著整齊劃一的樣式。仔細觀察便會發現，無論是在偏遠山區高聳的輸電鐵塔旁，或是都會區的小型變電箱上，閃電符號與「台電」二字始終是記憶中的模樣。這份視覺一致性，在今日或許理所當然，但若回到七十多年前，在印刷技術尚未標準化、各地施工條件差異極大的年代，能夠貫徹如此統一，其背後所需的組織管理能力與執行紀律，實不容小覷。值得注意的是：台電 LOGO 中的閃電花紋，以及宛如正/倒三角形的「台」、「電」字樣，皆受到日治時期部分電力事業社徽的影響。而圍繞 LOGO 周邊的三環圖樣，則代表 1946 年出資成立台電公司的「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因此，包括今日常見的「中油」、「台糖」等，這些戰後初期由資委會成立的企業，其 LOGO 皆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這樣的時代共同點，是不是很有趣呢？仔細觀察，你發現了嗎？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現行的 LOGO 都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圖片來源 / Wikipedia 從企業識別到生活印記 1952 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留存的歷史影像清晰可見，當時新竹變電所的門口，已能見到台電 LOGO 的標誌。距離 1947 年「修正公司徽圖」發布不過短短五年，但新竹變電所門上的標誌，無論是閃電的折角、字體的幾何結構，乃至於外圈的三環比例，都精準再現了檔案裡「鉛筆訂正」後的設計細節。這顯示台電在戰後初期不僅致力於硬體建設，在企業識別的執行度上，同樣貫徹了嚴謹的意志。 1952年台灣電力公司門口的「台電」徽圖，施幹克（Hubert G. Schenck，前排右四）、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前排右三）和台電相關人員一同合影留念。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儘管時代不斷變遷，今日的台電公司持續在廣告文宣上創新視覺設計，從社群媒體的活潑圖文到年輕化的品牌形象，皆試圖與時俱進地與民眾對話。然而，這個與公司歷史同樣悠久的 LOGO，承載著當年嚴謹的設計底蘊，走過七十多個年頭，已成為台電最核心且深植人心的視覺識別。這個小小的標誌，卻濃縮了豐富的故事。從黃恕直副管理師在總經理室的精心擬稿，精確到角度與數值的設計規範；從日治時期電力社徽的影響，到融入資源委員會三環圖樣的時代印記；從戰後初期臺灣的重建氛圍，到今日遍布全臺的電力網絡——每一個細節，都是一段歷史的註腳。下次走在街頭，當你的目光停留在電線桿、變電箱，或手中的電費單上時，或許能透過對每個小細節的觀察，感受到 LOGO 所連結的種種歷史線索。那個簡潔的閃電符號，不只是電力的象徵，更是近代臺灣發展的歷史見證；那些幾何化的「台」、「電」字樣，承載的不僅是企業識別，更是一整個世代的集體記憶：有一種雋永的經典，叫做台電 LOGO。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全宗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檔號A313310000K/0036/15/1/1/00。〈臺灣電力公司「公司徽」圖〉，收錄於台電《勵進月刊》，1：2（1947），頁35。〈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102-2499。張椀喬、吳岱欒，〈解密台電×檔案—解碼台電公司徽街頭巷尾親切的來電標誌〉，《台電月刊》，第702期（2021.6），頁44-48。

作者：陳韋聿「電業文物典藏」網站收錄了早期台灣電力公司「電源開發處」曾經使用的諸多科學儀器與工具，其中包括「玉屋商店」製造的三種產品，分別為平板測量儀、求積儀、鋼捲尺。觀察前兩部儀器的外盒，可以見到該公司的商標圖樣、英文名「TAMAYA CO., LTD」以及「GINZA TOKYO JAPAN」（即日本東京銀座）等等資訊。玉屋商店其實是一家歷史悠久的測量工具與儀器公司，日本許多政府或民間機構目前也都還保存該公司出品的精密器械（諸如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仙台市天文台、東京大學駒場博物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玉屋在 19 世紀的崛起，與日本近代史的脈動息息相關。另外，這家公司在日本的儀器技術史上亦頗具重要地位，值得我們仔細做些歷史考掘。台電典藏的「玉屋製平板測量儀」。（圖像來源：電業文物典藏網站）玉屋商店最早其實是創業於 1675 年的眼鏡製造商。江戶時代（ 1603-1868 ）初期，眼鏡在諸多西洋舶來品當中市場需求量較大，也較有商機。一些日本工匠在掌握鏡片打磨、鏡架製作等工藝技術以後，遂陸續在城市裡開設「眼鏡屋」，為富有階級提供這種要價不菲的商品，玉屋應也是誕生於同樣脈絡底下。不過，「眼鏡屋」的業務範圍不只是眼鏡，也會擴及同樣需要精細手藝的鐘錶與其他舶來品。收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站裡一張江戶時代後期的印刷品，清楚揭示了當時玉屋商店所販售的商品內容，包括各式眼鏡、時鐘、大方儀（經緯儀）、小方儀品（指南針）、分度矩品（量角器）……等等。早稻田大學藏「御眼鏡細工所」。（圖像來源：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玉屋商店的店址後來從橫山町轉移到南邊一點的銀座地區，出版於 1885 年的《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可以清楚見到它的店面形貌。從圖像內容來看，建築物正中間的「玉屋／T. TAMAYA」招牌兩側，各別寫有「時計眼鏡」與「測量器械」的中英文字樣，兩者當即該公司的主要營業項目。圖像右側的文字資訊顯示：當時的玉屋剛剛在 1881 年東京上野的第二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當中獲獎，另外在東京的「芝區」已有分店，該公司的業務顯然已有長足進展。玉屋商店的生意是怎麼成長起來的？ 1910 年出版的《諸官省用達商人名前編》介紹了該公司的創業史，同時提到它崛起的過程。原來 1868 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開始推動「地租改正」，全國精準丈量土地的需求大增，玉屋的經營者抓住機會，及早介入市場，成為政府機關經常採購的工具與儀器品牌，企業版圖亦不斷擴張。當時，玉屋的商品已經賣到中國、朝鮮，還準備出口到更遙遠的法國、墨西哥等地，被譽為日本頂級的測量儀器公司。《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裡收錄的玉屋商店圖繪。（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玉屋商店」在日本的儀器技術發展史上還有一件事情值得銘記。 1913 年，該公司曾接受東京天文台的委託，替它們製造經緯儀。其實在這之前，玉屋已經開始研發經緯儀的製作技術。 1906 年，從前農商務省延攬的中堀幾三郎便成功仿造進口器械，開發出兩種不同型號的經緯儀。 1920 年代，該公司更成功實現六分儀的國產化。一直到相當晚近的時代，玉屋及其後繼企業仍然以其儀器製造的技術精良而聞名。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了 1910 至 1937 年間玉屋商店的數本商品型錄。翻查最早的型錄，我們已能夠找到平板測量儀、求積儀、鋼捲尺等等器械。不過，後兩種工具在所有型錄當中，並未出現與台電典藏品相仿的型號，推測台電的玉屋製求積儀、鋼捲尺都是更晚期的產品。 1937 年玉屋商店的第 10 版型錄，收錄了一種「田村式平板測量儀」。這種盒裝器械裡的零組件內容，包括照準儀（alidade）、方框羅針、求心器等等，與台電典藏的平板測量儀非常相符。「田村式平板測量儀」在前一版型錄（ 1932 ）亦曾出現，但細節稍有不同，也許第 10 版型錄裡的儀器已經過改良。無論如何，台電典藏品就是 1930 年代已開始銷售的「田村式平板測量儀」，這點殆無疑義。今天，日本一些民間公司仍在販售同一種儀器（例如株式会社ソーキ、株式会社ソシオコーポレーション）或製作使用教學。從器械內容看來，其整體形制仍與 1937 年的產品無甚差別。同樣根據第 10 版型錄所揭露的資訊： 1937 年，該公司已經在東京擁有三家儀器生產工廠，並且在大阪、福岡等地設立營業據點。 20 世紀後期，該公司仍持續營運，一些雜誌上仍能得見其商品廣告。應當在 1983 年左右，玉屋改名為「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迄今仍活躍於日本工商界。從 1675 年為江戶富豪服務的眼鏡屋，到 20 世紀國產測量儀器的領導品牌，玉屋商店的故事，也呼應著日本近代的歷史起伏。其實， 1937 年出版的那本商品型錄提到，玉屋曾經在 1927 年接獲臺灣總督府的訂單，將產品販售到臺灣來。我們大致可以肯定：將近百年以前，臺灣已經有人在使用玉屋製造的儀器。今天，除了台電以外，臺灣還有一些機構亦保存著玉屋製的工具與儀器，例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量角器、亞興本土測繪博物館的氣象觀測經緯儀等等。除了電力開發以外，這家公司或許還有一些產品，也曾參與早期臺灣諸多方面的建設開發。只是隨著測量儀器的迭代更新，這些器械已被塵封於某個角落。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会社紹介．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日本測量協会《関東支部報》，第39號（2011）。網址：https://www.jsokuryou.jp/Corner/shibu/03kanto/201001/kt1101_7-9.pdf 会田信行，〈日本のクリノメーターの歴史（2）〉，《地学教育と科学運動》，第83號（2019），頁51-55。網址：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chitoka/83/0/83_51/_pdf/-char/ja 〈六分儀・金の六分儀〉，「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網站。網址：https://tamaya-technics.com/sextant/ 宮田城之輔，《商品目録 : 器械類第9版》（東京：合名會社玉屋商店發行，1932），頁71-72。網址：https://dl.ndl.go.jp/pid/1054137/1/49 宮田城之輔，《玉屋商店型録第10版》（東京：合名會社玉屋商店發行，1937），頁91-92。網址：https://dl.ndl.go.jp/pid/1090297/1/62 日本測量機器工業会編，《最新測量機器便覧新版》（東京：山崎堂，1980）。網址：https://dl.ndl.go.jp/pid/12596559/1/13 山口晋一編，《諸官省用達商人名鑑前編》（東京：運輸日報社，1910），頁26-27。網址：https://dl.ndl.go.jp/pid/779752/1/31 中山安太編，《東京模範商工品録》（東京：東京模範商工品録編纂所，1907），頁198-199。網址：https://dl.ndl.go.jp/pid/803458/1/208 中桐正夫，〈乗鞍にあった TAMAYA のトランシット〉，《国立天文台・天文情報センター・アーカイブ室新聞》，第49號（2008）。網址：https://prc.nao.ac.jp/museum/arc_news/arc_news049.pdf 〈御眼鏡細工所〉，收錄於早稲田大学図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址：https://www.wul.waseda.ac.jp/kosho/bunko10/b10_8019_01/ 〈六分儀のご縁〉，仙台市天文台網站，2011年8月25日刊登。網址：https://www.sendai-astro.jp/about/blog/2011/08/post-26.html

作者：陳韋聿在「電業文物典藏」網站當中，我們可以找到五部由日本「中淺測器」所生產的「流速儀」（詳附錄）。這五部儀器，各自遺留的零件都不盡相同。不過，它們全都保留了一個造型如同花朵般、可旋轉的錐形杯組 —— 這是普萊斯流速儀（price current meter）最主要的構成元件。這種儀器的運作原理，是藉著水流衝擊，推動錐形杯組旋轉，再透過其他輔助工具（例如碼表、音響裝置等等）來計算錐形杯組的旋轉次數，幫助使用者判讀流速。根據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網站的介紹，普萊斯流速儀是美國工程師威廉．岡恩．普萊斯（William Gunn Price）在 1882 年設計出來的專利產品，後來交由美國紐約的儀器設備公司（今名為 Gurley Precision Instruments ）量產銷售。1890 年代，日本的一些土木、河工教科書，亦已介紹到這種新型儀器。有趣的是，從一些歷史文獻看來，中淺測器原本只是從外國引進普萊斯流速儀到日本銷售。然而，這家公司似乎在 20 世紀前期漸漸掌握了流速儀的製作技術，並逐步轉型為製造商，繼而能夠生產出台電所典藏的這五部儀器。台電公司典藏的「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及測桿」。中淺測器的起源，其實是 1852 年創業於東京日本橋一帶的「中村淺吉商店」。可能是順應明治維新以後高速成長的土地測量需求，它在 1879 年將正式名稱改為「中村淺吉測量器械舖」（但在許多場合仍沿用「中村淺吉商店」這個名字）， 1943 年又進一步改稱「中浅測器株式會社」 —— 從公司名稱改動的歷程來看，台電典藏的流速儀，其生產年份的上限不會早於 1943。那麼，中淺測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販售普萊斯流速儀呢？相關線索，或許可以從該公司留下的商品目錄著手找尋。日本國會圖書館的「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站，收錄有三個不同版本的《中村浅吉商店目録》，皆出版於大正時代（1912-1926）。這三本型錄，都介紹到一種「プライス、カレントメーター」（ ”Price Current Meter” ），亦即我們所欲尋找的普萊斯流速儀。 1913 年版型錄收錄的普萊斯流速儀，除了附有木造支架、連結於機械碼表的原型版本之外，還有連結於聽音器的「聽音流速計」以及連結於音響裝置的「電働響音流速計」兩版本。後兩者顯然都是較簡易的版本，其售價（分別為 135 元、 175 元）大約只要原型版本（ 475 元）的三分之一。 1913 年版《中村淺吉商店目錄》裡的普萊斯流速儀。（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從 1913 年版的型錄來看，當時中村淺吉商店所販售的三種普萊斯流速儀，全都註明由美國的「ガーリー」生產。這家「ガーリー」公司，應當就是前文提過的美國儀器設備公司 W. & L. E. Gurley —— 換句話說，至少在 1913 年，中淺測器在流速儀方面的業務，較精密的高價產品，仍局限於進口銷售。再看到 1922 年版的型錄，中村淺吉商店也仍售有 Gurley 所生產的「聽音流速計」（音響式流速計）與「電働響音流速計」（電音裝置流速計）。短短六年過去，這兩樣商品的價格已分別上漲到 190 元與 300 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聽音流速計」這個產品項目上，該公司已經有能力推出更便宜的自製版本，售價只要 100 元！ 1919 年版《中村淺吉商店目錄》當中，已經可以看到「中村製」的「音響式流速計」（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總的來說，普萊斯流速儀在 1882 年問世，之後被引進日本，中村淺吉商店正是其進口商。然而，在大正年間，中村淺吉商店的角色逐漸從流速儀的進口轉變為製造。二戰結束後，中淺測器的商業廣告、該公司製作的各類儀器介紹，頻頻見於日本各種牽涉環境測量的出版品當中，顯見其自製產品的銷售版圖日益擴大。銷售到台電的五部流速儀，亦是證明。就目前所知，台電典藏的五部流速儀中，兩部仍留有 1960 至 1966 年間由日本「通商產業省」核發的「流速計係數試驗成績書」。另外兩部則留有 1980 年代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的「流速儀檢定係數表」。有趣的是，後者的格式完全是前者的翻版。據此，我們可以推測前三部儀器進口到臺灣的時間點，應當不會早於日本通商產業省的檢驗日期。到了 1980 年代，台電可能為了進行後兩部流速儀的檢校，才由臺大水工所按著同樣格式，出具檢定說明。台電典藏的中淺測器製流速儀，留存於木盒中的檢定說明。中淺測器在 1990 年代以後經歷過合併、改組。今天，這家公司的名稱是「株式会社YDKテクノロジーズ」（YDK Technology），仍是活躍於日本國內航海、航空等各領域的儀器設備製造廠商，臺灣目前也仍有這家公司的產品代理。今天，該公司已不再販售 1882 年發明的普萊斯流速儀。取而代之的是「電波流速水位計」，所應用的測量技術亦已截然不同。從 1852 年到 2025 年，從美國、日本再到臺灣，普萊斯流速儀所牽繫的歷史，肯定還有許多值得探訪的線索。如果你還知道更多故事，歡迎透過「電業文物典藏」網站的意見交流信箱，與我們分享喔！相關典藏文物列表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2 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3 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4 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及測桿 03015202306-00015 中淺測器製直讀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6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中村浅吉商店目録》，191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中村浅吉商店目録 2版》，191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中村浅吉商店型録 3版》，1922，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由美國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製作的教育訓練影片“Type AA Meter”，詳細解說了普萊斯流速儀的構造、保養、測試等相關知識。 “Price Water Current Meter,”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website.

1970年代，登山風氣在臺灣的大學校園裡蔚為風行。據說，當時一些大學的登山社成員多達三百餘人，組團登山宛若部隊出動，規模十分嚇人。那時，「能高越嶺道」是頗受歡迎的一條路線，許多年輕人因此都有參與高山縱走、寄宿於「保線所」的經驗。所謂「保線所」，實際上是台電「保線員」的工作站。學生們的登山路線，則是這些電業工作者長年背負著沉重資材、反覆行走於其間的工作道路。顧名思義，「保線員」的任務是要保養、維修台電的輸電線路。這群人以刻苦耐勞著稱，故也被稱為「保線牛」，意指他們古早農村裡辛勤做事的水牛那般勤奮。「檜林保線所」的早期樣貌。（圖像來源：台電綠網）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臺灣中部的深山裡，會有這樣一條橫越山嶺的輸電線路？這段故事，得追溯到1950年代起始的「東西輸電線計畫」。戰後初期的臺灣，水力發電廠仍是臺灣電力事業的主幹。在美援支持底下，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建設橫越臺灣山區的輸電線路，使東部的剩餘電力可以向外輸送，支持全島工業的復甦。到了1960年代，當西部的電力建設發展起來之後，這條線路則反過來，將西部電廠的餘電送往東部地區。 1951年台電人員考察「東西線」的合影留念，刊載於台電內部刊物《勵進月刊》。（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山林裡的電塔與電線無論是「東電西送」或「西電東送」，總要有人揹著電桿上山，把線路架設完成。之後，這些電線也需要有人常態性地進行維護。這條「舊東西線」與這群「保線員」，正是《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一書所欲介紹的故事焦點。既是書寫山裡面的人與故事，兩位執筆者遂也在保線員的帶領之下深入山林進行踏查與採訪。這些親身訪查所獲，是本書精彩之處。全書共分八章，前半部分的四個章節主要討論舊東西線建設的歷史過程，後半部分則呈現人物訪談、相關故事。「奇萊廟」是舊東西線上保線人員的心靈寄託。（圖像來源：台電綠網）歷史部分除了有詳實的資料考證之外，執筆團隊也從台電人員的採訪當中獲得大量珍貴照片，呈現出保線員在山林當中的工作情況。結合各種品質極佳的歷史影像，使本書在視覺上豐富多彩，創造極佳的閱讀體驗。而為了更貼近本書所描寫的歷史現場，作者也深入山林，實際踏查保線員的日常工作路徑，使讀者能夠深切體會他們在山林裡負重跋涉的辛勞。本書也訪談到東西輸電線工程當中的關鍵人物及其後代，並從中尋找到許多饒富價值的歷史線索。此外，全書還有一些別出心裁的有趣設計。譬如第六章〈守護高山電塔〉當中，有個小節的題名是「打開高山保線員的工具包」，透過各種各樣的物件，帶領讀者從細節認識保線員的實務工作。東西輸電線計劃的歷史檔案。（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光被八表」背後的辛勤付出本書的最末一章〈走過必留痕跡〉談論的是舊東西線的文資保存議題。做為臺灣戰後電力供輸的重要工程建設，這條輸電線路對於臺灣近代歷史而言具有深刻意義，相關遺跡如何保存、利用，是必須審慎思考的議題。能高鞍部上的「光被八表」石碑在國內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不過，人們很少注意到這個高山上的紀念碑，述說的是臺灣電業發展史當中充滿汗水與淚水的一段故事。今天，臺灣這座島嶼擁有充沛的電力，已完成了「光被八表」的理想。但在這樣一種成就的背後，有許多為電力事業默默付出的工作者。高山上的保線員，也是其中較不受到注意的一群。打開《古道電塔紀行》，你會看見這群人在山道上努力不懈的身影，這群人的存在，也正是臺灣電力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迄今的關鍵原因。＊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保線菜鳥的震撼教育對剛入行的年輕小夥子來說，訓練所課程結束後，實習才是震憾教育的開始。林茂山描述1957 年、18 歲在天池保線所實習大半年的過程，那份艱苦真是莫生難忘。他表示，因為前一年天池大雪害，斷線嚴重，台電決定在跨距較長的電桿之間補強，增設電桿，他們這期共20 個學員便被分發到天池協助工程。時值六月，師傅帶大家擔著行李、工具材料從霧社出發，「我就一卡皮箱、一床十斤的棉被，一路徒步上山，本來計畫中午抵雲海吃午餐，」他笑嘆：「實在是毋知影自己的腳啊（實在是不知道自己的腳力啊），結果我們晚上八點才到雲海，一坐下就站不起來了！」當時他負責縣界附近的補強工程，他說有的電桿設在高低落差6、700 公尺的溪底，「每天爬上爬下，不得了耶。」當初東西線建設完，在鞍部留有備用的注油木桿，學員們合力把木桿運到溪底。因為沒路可走、也扛不動，是用「溜」的，「我坐在杉仔（木桿的材質為杉木）上，順著土坡溜下去，溜到一半被石頭卡住，要趕快跟前面拉杉仔的人喊停，我下來把石塊清掉，再爬上去繼續往下溜，很危險啊！」好不容易木桿就定位了，學員負責挖電桿孔、立桿，再由師傅拉線，「電桿孔要挖兩米四深，用鏟子、圓鍬、十字鎬人力挖，如果預備立桿的點遇到大石頭，位置不能改，就用炸藥炸開。」每天在縣界揮汗工作完，走四公里回天池保線所，還得去砍柴、燒洗澡水給師傅，夜裡20 多人睡通鋪，約兩個榻榻米大的地方擠下三、四個人。辛苦中最感動的是八月十五中秋夜，「我站在縣界往花蓮看，彼端的山一座連著一座，白雲一綹一綹，像女人的頭髮一樣，講真的，實在好美。」他滿布皺紋的臉上揚起笑容，彷彿映照了那夜的月光。就這樣日夜無休忙了幾個月，有次停電事故，調來2、30 個師傅搶修，幾天後搶修結束，林茂山說，當學員們眼見一大群師傅行李一背轉頭下山，想到自己已經幾個月沒回家，「攏流目屎（都流眼淚）。」當晚他們意志消沈，連下山到屯原扛米的路，都走得特別久，夜裡11點走到清晨都還沒回天池，「長官緊張地舉著火到半路接我們。」天池的工程結束後，他們又被派到花蓮搶修木瓜溪一帶電塔，「離開那天沒菜了，臨時工幫我們帶的是『一粒便當配一尾魚脯仔』，中午走到奇萊保線所，那邊的班長特地摘瓜仔鬚（龍鬚菜）炒給我們吃，實在是有夠溫香！那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菜！」他更笑稱，坐車抵達花蓮龍澗時，「因為我們一拖拉庫學員已經幾個月沒剃頭，頭髮很長，穿的台電灰色制服又像是囚服，路人全盯著我們看，以為是哪載來的犯人。」直到農曆年前，終於在花蓮發薪水回家，18 歲的少年家總算領到生平第一份薪水，一路慎重地將這兩千多元薪水袋緊抱胸前，坐好遠好久的車，返回台中的家。而林茂山這段半世紀前的實習回憶，也仍然是今日保線員工作的縮影。（頁150-152）保線所的生活點滴前輩保線員鍾新瀛曾記述，天池保線所因地勢高風力強，房屋需用四方桁壓緊後再用鐵絲固定，中央有大門，屋內有高約兩米的燒柴烘暖爐，後方為廚房及浴室，左側榻榻米房裝備有載波電話及收音機。載波電話也為原本漆黑無電的保線所，帶來光明。這得回溯到1960 年，沿線的明線電話改為利用乙線輸電線加裝載波電話，為了供應電話設備用電，才從各保線所最近的電桿接電、降壓使用。但最早接電量約僅500 伏安，《台灣電力發展史》中提到，載波電話用剩的電量大約剩餘200 伏安，雖只夠點數盞五瓦小燈泡，還是「令高山保線員萬分欣喜。」因為缺電沒冰箱、也無瓦斯，早年保線員每天得砍柴生火煮飯，甚至自己種菜，且山上種出的高麗菜特別甜。米、肉就靠每人輪休從山下回來時補給，豬肉、魚多用鹽醃一醃，拉長存放時間。夏天時，肉沒幾天就發出怪味，但花蓮線務段現任保線員劉世鉦半開玩笑：「豬肉變青色，照樣拿去魯啊、炸啊，我們阿美族吃了肚子不會壞啦！」山上無自來水，保線員便設法用水管接山泉，在保線所內設儲水槽。但燒柴辛苦，洗熱水澡太奢侈，多用毛巾搓搓身體了事。「晚上很冷怎麼辦？蓋棉被啊。」保線員們個個硬漢性格，吃苦受凍都不抱怨。南投分隊現任總領班潘信雄回顧，後來保線所接電的電量增加，雲海有了電熱水器、冰箱和冷凍庫。兩年多前東西線自奇萊以西停止輸電後，雲海無電可接，只好搬來發電機和汽油，晚上八、九點後就停用。早期的明線或載波電話都已走入歷史，改用無線電通訊，現在只剩電話桿遺跡。葉義雄派駐的年代，保線所內配置兩個正式員工、三個臨時工，大家輪流煮飯，若有原住民同事就可「加菜」，「原住民會放陷阱抓山羌、山羊、野兔、雉雞等，煮湯加米酒來吃，」他透露，「論美味的話，一羌二兔啦。」但即使保線所共五名同事，卻常因分別輪休、出差而只剩一人駐守，他哀嘆：「我常常早上看日曆，今天26 號，工作告一段落中午回到保線所，還是26號，晚上躺下來再看一次，還是一樣，感覺一天好長！」舊東西線西段的退休保線員黃文松也說：「我常大半個月沒見到幾個人，倒是遠遠遇過身上有個白色Ｖ字的台灣黑熊，我怕，牠也怕，幸好牠停一下就慢慢走開了。」寂寞的日子還是要過，「偶爾有人下山帶報紙上來，就翻一翻幾天前的舊報紙。」退休領班李進添說：「工作結束就看看山，走一走，談談天。」（頁174-176）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電扇如何登陸臺灣？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不過，作業所也承諾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電化生活」的預習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成為臺灣棒球發展的最強後盾——台電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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