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水力發電廠的土地公：萬大保和宮-電業文物典藏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看過《變形金剛》（Transformers）系列電影的人，應該會對故事裡的「火種源」（AllSpark）有點印象。「火種源」是世界之所以能夠運作的原動力。包括「變形金剛」在內，世界萬物的生命、天地瀛寰的奇蹟，都因為「火種源」而得以起始。 20世紀以來，火力發電之於整個地球的諸多後進國家，或也如同「火種源」一般，提供了強大能量。特別是那些曾以「經濟奇蹟」自我標榜的國家，諸如韓國、新加坡、列支敦士登……，若仔細審視它們的發展歷程，必定都能看到火力電廠為國家所創造的成長動能。睽諸臺灣，電業的發展，亦是在1960年代以後逐漸過渡到「火主水從」階段。也就是說：這時期臺灣陸續啟用的數座火力電廠，取代了原先水力發電廠所佔據的優勢地位，成為島上最主要的電力來源。得益於豐沛的供電，1970年代以後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才得以發生。從這個脈絡來看，火力電廠，其實是臺灣之所以能夠躋身已開發國家行列的關鍵。然而，火力發電廠通常僻處郊區，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相距甚遠。普遍的臺灣人，對於這些電廠的認識通常有限。若隨機在街上抽問，多數民眾恐怕只能舉出幾座曾經引起輿論關注的火力電廠。在早前的出版市場當中，火力電廠亦是乏人問津的題目。若嘗試翻揀最近20年內的本土出版品，我們只會找到2006年出版的《火力發電問題精解》——一本寫給台電應考人員的參考書。日治時期的高雄第二火力發電所。開創性的電力事業歷史專著所幸，《馭光前行：穿越火力發電時空長廊》（以下簡稱《馭光前行》）的出版，補足了這一長久以來的知識缺口。總的來看，這本書應是第一本以臺灣火力發電廠為焦點、全面性地介紹各個電廠及其發展歷程的專著。全書的結構十分簡明，前兩章主要談論日治時期以前官辦與民營的火力發電所，第三章基隆八斗子的「北部發電所」（即後來的「北部發電廠」，於1982年除役，現址為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在二戰前後的發展經過。其後的九章則各別書寫一座電廠。我們知道：臺灣的電力事業在1960年代以後逐漸過渡到「火主水從」階段，大型火力電廠陸續興工，這些電廠亦即後九章的討論主題。這樣的章節架構安排，大抵也就表現了臺灣火力發電事業的歷史輪廓。作為開山闢路的作品，《馭光前行》的寫作意圖，是想要讓普遍的讀者都能找到解惑門徑。全書未設註釋，也不打算在檔案堆裡耗費力氣，相反的，執筆團隊的寫作策略，是要透過相對平實的語言，交代臺灣每一座火力電廠的發展經緯。從1885年劉銘傳巡撫任內設置於臺北的燃煤發電機，到2018年加入兩個「超超臨界機組」的大林發電廠，讀者若欲初步掌握百餘年來臺灣火力電廠的概況，應能透過本書建立一個知識基礎。大林發電廠曾經同時擁有煤、油、天然氣等不同類型的燃料機組。（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然而，這並不是說《馭光前行》只是單純將既有的零散資訊整理成書而已。事實上，執筆團隊仍從廣泛的口述採訪當中，收集到許多珍貴訊息。學術研究者顯然也能夠在這本書裡，尋獲難得的材料。譬如本書的第三章寫基隆八斗子的「北部發電所」（即後來的「北部發電廠」，於1982年除役，現址為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作者便從電廠員工與在地耆老的訪談當中，重建了電廠裡外的生活風景。那時，北部發電所裡擁有一座頗為稀奇的高爾夫球練習場，就連台電的總經理孫運璿都要趁著周末在這裡住上一晚，享受打球的樂趣。在八斗子這樣的小漁村裡，偌大一座火力電廠的出現，也促成了一些令人意外的改變。前立委王拓第一次讀到「有字的書」，就是在這座電廠的圖書館裡。透過這座電廠，八斗子的居民得以窺見諸多還未出現在臺灣民間的現代化景象（譬如「一戶一廁所」——在戰後初期的臺灣，人們多半都得走到屋外，共用簡陋的茅坑），並因此激發了他們投資教育的決心，務使下一代人獲得同樣進步的生活水準。戰後初期的北部火力發電所。經濟奇蹟的幕後推手或許因為兩位主要撰稿人的記者背景，人物採訪對於全書的重要性斑斑可見。這些報導人的憶述自然地鑲嵌在各種故事的鋪敘當中，隨手翻讀，彷彿能見到各種各樣的臉譜在紙頁裡不斷發聲。特別是後九個章節，由於討論主題都是時代較為晚近的火力電廠，執筆團隊特意找到了曾在這些電廠服務的台電人，藉由大量的口述記憶來重建故事。這些口述資料，提供了某種檔案與文獻看不見的歷史臨場感。比如第四章寫到1970年代深澳電廠的工作環境，便有當時的第一線人員具體敘述了廠裡的噪音、溫度，以及他們「站著睡覺也要把東西搶修好」的工作壓力。第九章寫到林口電廠左近的地方廟宇，執筆團隊也採訪到曾是台電員工的寺廟主委，略述廟宇如何成為電廠與地方民眾之間建立信任感的媒介。在建廠沿革、工程技術等等基礎骨架之外，老台電人的記憶則是故事裡的血肉，為各個章節增添了不少色彩。台中發電廠是臺灣重要的電力供應來源。（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值得注意的是：由於1960年代以來火力發電一直在臺灣的電力供應當中扮演要角，電廠若偶遇天災而停止運作，民生與產業必然受到嚴重影響。也因此，電廠員工的回憶裡，有相當一部分都與地震、風災的搶修經驗有關。這些漏夜拯救一座電廠的故事除了讀來生動以外，某種程度也表現了這座島嶼依賴於火力發電的現況。如同本文開頭所言，20世紀後半葉臺灣的「經濟奇蹟」，其實必須仰賴火力發電在背後提供動能，才得以成就，《馭光前行》所書寫的，正是這些扮演幕後推手的發電廠。而在所有那些熾熱的燃油機組、蒸氣鍋爐周遭，你還將看見一群揮汗如雨、戮力從公的台電人，如何將一己的熱情，奉獻於臺灣的電力事業。＊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是火力發電廠，也是漁村子弟的新世界不同於日治時期，北部發電所屬於備援性質，所需人員不多，北部發電所在復廠、擴建後，員工逐漸增加，電廠宿舍區也因應員工的生活需求，衍生出許多生活服務部門。宿舍區內有分單身宿舍和有眷宿舍，還有醫務室、理髮室、燙衣室、圖書室、交誼室、中山堂、招待所和小型高爾夫球練習場等，後來還陸續增設兒童遊樂場、溜冰場等，宿舍區上面還有一個無線電台。暑假期間，電廠宿舍區還會舉辦視聽教學、攝影、游泳、溜冰、土風舞、參觀旅行、遠足等活動，福利很好。最難得的是員工們不分職位高低，大家都打成一片，互相幫忙，像一個大家庭般。宿舍區有一幢日本時代的所長宿舍，是優美的日式建築，曾任北部發電廠機械值班主任的簡枝祥先生說，以前孫運璿總經理會在週末前來住宿，打一場高爾夫球才離開；後來北部發電所擴建時，所長宿舍也曾做為外籍顧問宿舍。八斗子耆老方義德回憶少年時正逢戰後初期，臺灣的工業還沒有發展，那時農村除了耕作、製茶、養豬以外，有些當地人長大後就去當礦工。電廠設立為當地人帶來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新眼界，其一就是電廠宿舍家戶配有廁所；早年臺灣廁所大多設在戶外，而且多戶共用，「屋內有廁所」在方義德年幼時是「不可思議」的存在。休閒活動的觀念也是如此。方義德提到，北部發電廠有個中山堂，當時最奢侈的活動就是去那兒看電影，此外宿舍區有籃球場，休閒運動打籃球的觀念，也是從那兒來的。（頁56-57）忙著曬藍圖的菜鳥工程師發電廠機組日新月異，每購入新機組，發電廠員工幾乎都再重修一次學分，而為了盡快學會新機組的操作與維護，個個使出渾身本領，找出最佳學習方法。資深的儀電工程師鄭顯章於1972年進入通霄發電廠，當時機組尚未進入電腦時代，為了了解機組構造與電路，不僅要跟著師傅學，還必須與當時股長商量，設法借到曬圖紙，還向效率股（現為運轉組效率課）借圖表。當時影印機並不普及，拿到圖面須自己拿到太陽底下曬藍圖，鄭顯章回憶說，「我跟學弟兩個人，每天一有空檔就是曬圖。」曬藍圖是在藍圖下放感光紙，上方放半透明燈或讓陽光曝曬，曬到讓藍圖感光；再取紙放入氨水經化學反應，接著再曬太陽，而後陰乾，多道程序反覆下才完成，鄭顯章說他這樣一張一張曬，還要自己整理、裁紙裝訂。而同為資深儀電工程師陳要彰則是報到後被分派儀器控制工作，早期的機組儀器運轉、控制與維修在沒有電腦情況下，必須看電氣邏輯圖，從圖面去看流程，看控制的邏輯，與控制的順序。剛報到就得努力研讀邏輯圖的，還有運轉經理杜旭淵，1981年到通霄發電廠，不久後便參與3號機試運轉，他每天背著5本邏輯圖進出控制室，因為試運轉遇到的問題，必須查閱邏輯圖，才知道機組啟動需要哪些條件、保護機制需要哪些條件。尤其試運轉時，外國技師偶爾放手讓電廠員工嘗試模擬，而且為了把握工作期程，詳實進行各項測試，更會要求電廠同仁必須在上午8點前將熱回收爐啟動到待機狀態，啟動過程中如果有問題時，更需要隨時翻閱邏輯圖查看。回首當時與原廠技師一起工作的情景，通霄發電廠的同仁不只必須現場學，晚上回家還需要閱讀說明書，以對照現場技師完成的工作，印證說明書上的說明；杜經理語重心長的說：「如果只是跟著看卻不知所以然，等於是在跑龍套，在做什麼你也不知道」。現場與書本互相應證學習，才能真正學到技術。（頁159-160）

1981 年，位於宜蘭清水溪畔的「清水地熱發電廠」正式啟用。從地熱井湧出的水蒸氣，成功轉化為帶動發電機運轉的強大能量。自此，臺灣成為全球第 14 個擁有地熱電廠的國家，為電力事業發展史寫下全新篇章。其實，在清水地熱發電廠落成以前，地熱發電的資源勘查與技術探索，已在臺灣進行了將近二十年。參與其事的人們，亦曾留下相關憶述。蒐集這些資料並稍加排比，不僅有助於重建臺灣地熱發電的歷史，也讓我們看見推動歷史演進的關鍵人物。其中，黃克剛與徐賢修，是特別值得留意的兩個名字。作為擘劃藍圖的政務官與現場執行的工程師，他們分別在不同的角色位置，為臺灣的地熱發電貢獻了重要力量。從大屯火山到宜蘭清水，長達十餘年的地熱探勘發展地熱發電的第一步，自然得從地熱資源的找尋開始。早在 1960 年代初期，前經濟部部長李國鼎（時任美援會秘書長兼經濟部礦業研究服務組召集人）接受美軍顧問團工程師的建議，決定在臺灣推動這項技術。而在全島地熱資源的初步勘查當中，地面徵兆（亦即地表可見的溫泉、硫氣孔……等地底熱源的存在徵象）明顯且密集的陽明山，便成為首要發展重點。地熱井的鑽探，旋即在陽明山一帶陸續開展。同時期，任職於經濟部礦業服務研究組的工程師黃克剛先生，也受命參與其事。 1968 年聯合礦業研究所成立後，他更進一步成為「地熱資源小組」的召集人。但據他所述，陽明山的地熱井水，始終存在著難以解決的酸性腐蝕問題，地熱發電廠的建設計畫也隨之擱置。不過，地熱資源的探勘並未就此停止。 1973 年「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黃克剛也隨著組織整併，來到工研院的「礦業研究所」服務，持續在臺灣各地進行地熱資源探勘。三年後，他與同事在宜蘭大同的清水村鑽鑿了一個三百多公尺的測溫井。根據他在《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一書中的憶述，這口井的地熱水溫度適合，水質亦屬鹼性，不會有陽明山區地熱水的酸蝕問題！《台電四十年》當中關於清水地熱發電廠的報導。（圖像來源：《台電四十年》）新竹科學園區的推手，也推動了清水地熱發電廠的建設？清水地熱井的鑽探成果，無疑為沉寂許久的地熱發電計畫，帶來嶄新動能。時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徐賢修得知消息以後，當即乘著吉普車、橫越清水溪，親自到現場進行視察。 1976 年夏天，徐賢修進一步組織考察團，前往日本參觀地熱發電廠的運作，之後又邀集學者與經濟部旗下國營事業，在國科會成立研究小組，並說服海外專家王大蔚來臺主持宜蘭清水的地熱發電建設計畫。時年 40 歲的王大蔚，在美國加州蓋瑟的地熱發電廠任職長達十年，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正是當時臺灣最需要的人才。1977 年，也就是黃克剛等人在清水鑽鑿測溫井的一年後，「清水地熱試驗廠」已開始試運轉。如此神速的進展，有相當一部分應歸功於徐賢修的推動。提起徐賢修，人們多半想起 1980 年成立的「新竹科學園區」——此一對於臺灣饒富貢獻的高科技產業重鎮，正是由他在國科會主委任內一手擘劃。另一方面，啟用於 1981 年、總裝置容量達到 3 MW的清水地熱發電廠，亦是由徐賢修大力促成。從產業聚落建設到新能源開發，這位出身科學界的政務官所做的種種籌劃，可謂高瞻遠矚。 1977年清水地熱試驗廠前合影。左六為黃克剛，左七為徐賢修。（圖像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 1977 年，當徐賢修來到「清水地熱試驗廠」視察的時候，曾經與在場眾人合影留念。這張照片裡，黃克剛就站在他的身旁。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時期，地熱發電做為臺灣探尋新興能源的需求與盼望，越顯迫切。當這兩個人在試驗廠裡目睹發電機運轉的時候，必定也都會有深刻的感觸吧！後來的時代裡，清水地熱發電廠一度受挫於技術瓶頸而歸於沉寂，但追求地熱發電的夢想，在臺灣始終未曾止息。 2021 年，經過地熱井修復、機組更新的清水地熱發電廠，在中央、地方、民間公司的通力合作之下，再次開始運轉。而這次，它的發電機組裝置容量達到 4.2 MW，寫下全新紀錄。夢想不一定能完全實現，但可以交棒接力。黃克剛、徐賢修開啟了一個時代，而他們的的後繼者仍在持續逐夢，持續為這個故事撰寫新的篇章。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羅文輝，〈地熱發電廠開始供電〉，《台灣光華雜誌》，1979。鄭瑞熾，〈礦冶耆宿黃克剛先生辭世〉，《鑛冶》，61：4（臺北，2017），頁143。王仕琦採訪撰稿，《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第8章，「發展地熱發電」，頁152-153。林欣誼等，《水水蘭陽．百年電火》，臺北：台電，2021。工業技術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臺灣地熱大事紀」。〈首座民營MW級地熱電廠啟用機組容量4.2MW〉，經濟部網站新聞稿，2021年11月23日發布。

說起現代臺灣最高樓，人們很快就會想到 2004 年落成的「臺北101」。在那之前，「臺灣第一高樓」的寶座，則輪流由許多不同建築物佔據。但你知道嗎？位於臺北市羅斯福路上的台電大樓，過去也曾經是臺灣高樓界的王者！日治時代以來，臺灣最高的建築物，一直是 1919 年竣工的臺灣總督府（即今日的總統府，樓高 60 公尺）。直到 1972 年，這項紀錄才被凱撒飯店（當時為希爾頓飯店，樓高 71 公尺）打破。此後，圓山飯店（ 1973 年落成，樓高 87 公尺）、第一銀行總行大樓（ 1981 年落成，樓高 87.7 公尺）相繼成為排行榜上的王者，但所有這些建築物始終未能突破「一百公尺障礙」。 1982 年，樓高達到 114 公尺的台電大樓完工啟用，終於為臺灣建築史開創全新局面。此後有六年左右的時間，全臺最高的建築物一直都是台電大樓，直到 1988 年 7 月 1 日，才交棒給臺北世界貿易中心的「國際貿易大樓」（樓高 142 公尺）！高樓經常成為城市裡的觀景窗，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裡的一幀老照片，就呈現了 1980 年代在台電大樓頂端俯瞰臺北的城市風景。從照片看來，台電大樓相較於周邊建築物，確實要高出不少。其實，在這幢大樓剛剛落成的時候，就曾有政壇人物建議台電公司在樓頂設置觀景平臺，「使全世界的人到台北市能有居高臨下，認識全台北的喜悅」！ 1980年代台電大樓的俯瞰景觀。（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截圖）與Google Earth的對照比較。（圖片來源：Google Map）不過，電力事業牽動著國計民生，性質畢竟不同於一般民間公司，需要更嚴格的出入管制。台電方面幾經考量，仍將大樓觀景臺的建議擱置下來。台電大樓的嚴格出入管制有其必要性，不過，如果你是古亭國小的學生，就可能有機會登上台電大樓。最近幾年，台電公司曾數度與這所鄰近的學校合作舉辦垂直馬拉松，讓學生們在台電大樓挑戰登頂。對於小朋友們而言，有機會站在樓頂俯瞰臺北市容，想必是十分特別的體驗吧！ 1986年俯瞰台電大樓與鄰近地區的景象。（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1981 年 2 月 21 日，台電大樓舉行上樑典禮。（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立委建議台電公司開放新建大樓樓頂〉，《聯合報》，1981年7月7日，第7版。〈台電大樓完工後頂樓不開放參觀〉，《民生報》，1981年7月8日，第6版。〈外表壯觀、現代化，內部管理有一套：台電大樓〉，《台灣光華雜誌》，1983年4月。〈挑戰自我古亭國小畢業生台電大樓登高活動〉，「台電影音網」Youtube頻道，2018年6月21日。〈另類半成年禮　北市古亭學生登27層台電大樓〉，「國語日報」網站，2024年6月1日。維基百科，「台灣摩天大樓列表」詞條。

2019年，臺灣的成棒代表隊在亞錦賽當中拿到了睽違18年的冠軍，令國人大為振奮。當時帶隊的總教練李盈南，出身自台電棒球隊。李教練的生平事蹟，在台電出版的《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曾有詳盡介紹。藉由這篇書摘，讓我們一起來認識這位台電棒球人的故事吧！ - 現任台電棒球隊總教練的李盈南（編按：李教練已於2021年榮退），生於1956年，立人國小四年級時由於好動被老師主動報名參加棒球隊，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國中加入民德國中青少棒，畢業時由於太喜歡打球，所以選擇考商職，志願也只填棒球名校六信商職，棒球隊教練是國中時期的林芳男教練，結果成績太好，是當時六信商職的榜首，也是第一位以榜首身分入學的棒球隊球員，讓教練非常驕傲。在六信棒球隊3年的時間內，李盈南跟著球隊拿過兩次全國冠軍，當游擊手也當投手，後來保送考試考上臺北體院，當時台電棒球隊的隊長鄭昆吉和王孝烈親自到府遊說希望能加入台電棒球隊，在當時能進入台電或合庫也是許多棒球人的目標，李盈南考慮到未來長期發展，於是點頭加入台電棒球隊。 1974年剛進台電起薪1,840元，結果沒想到隨著臺灣經濟起飛，薪水條件也跟著上漲，打到30歲左右才從球隊退下來，之後專心在台電工務課當監工。 1998年，李盈南42歲時，又一個機會改變了他的生活，當時台電棒球隊教練改組，陳哲祥總教練邀請李盈南回到棒球隊當教練，2014年陳哲祥總教練退休後指定李盈南接任，從六信家商畢業後，就進入台電打球，選手加上教練時期，前後已長達40餘年。球隊成績之外，李盈南總教練特別注重球員在台電工作崗位上的表現，要球員想長遠一點，增加本身的專業技能，畢竟打球的時間很短暫，未來還有30幾年要在台電服務。 ——節錄自林韋言、沈慈雅，《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臺北：台電，2019），頁70-73。

每逢乾旱，日月潭裡頭九隻青蛙疊在一起的「九蛙疊像」，總會成為新聞焦點。人們總以為：水面上能夠看見幾隻青蛙，反映的是日月潭的水資源是否充足。如果「九蛙」盡數露出水面，那就表示整個臺灣的乾旱嚴重，水情吃緊。實際上，「九蛙」與日月潭的底部，還差了好一段距離。就算水位下降，使這些青蛙全數露臉，整個日月潭也還是保有85%的蓄水量。而且，這九隻青蛙的設計用意，也不是為了偵測水情，而單純是想讓大家注意到一個特殊現象——其實，日月潭的水面每天都在升降，而且落差高達兩公尺！山裡面的湖泊，不像海水那般有潮汐變化，每天卻仍會有大量的水體消失、回流，這些水究竟流去了哪裡？原來，日月潭的每日升降，其實是近代才有的現象。1985年，「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告峻以後，日月潭便開始成為抽蓄發電體系裡的「上池」。那些被引入管道、用於發電的湖水，則會流入「下池」（即明湖水庫）當中。抽蓄發電的「蓄」，指的便是在夜間離峰時段運用剩餘電力，將「下池」裡的水重新抽回到「上池」蓄積。等到白天尖峰時段，再重新從「上池」引水發電。如此往復循環，日月潭的湖水也因此有了每日在夜間升高、在白天降低的現象。時間來到1995年，「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也建設完成了，日月潭的每日升降，於是又變得更為劇烈。2001年，受聘於南投縣風景管理所的景觀設計師呂兆良先生，為了彰顯日月潭水位變化的這一特色現象，便著手設計「九蛙疊像」，並委託南投在地的藝術家沈政瑩先生進行製作。緣於新聞報導的推波助瀾，「九蛙疊像」在今天的臺灣，已是廣為人知的特色景點。「九蛙滅頂」的特殊現象，也成了新聞媒體的關注焦點。有機會造訪日月潭，不妨仔細留意這九隻青蛙在湖面露頭的晝夜變化——其實，那才是「九蛙疊像」的原始設計者真正想讓你注意到的事情啊！日月潭的「九蛙疊像」。（圖像來源：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網站）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日月潭抽蓄發電成典範光輝歷史風華再續〉，《台電月刊》，690（2020.6），頁6-11。許瑛娟，〈日月潭九蛙現蹤跡抽蓄水力發電兼儲能永續利用〉，《台電月刊》，725（2023.5），頁33-35。

作者：陳韋聿現代城市裡總有許多變電設施在默默運轉，協助整個電力系統逐段降壓、分配負載，使電力能夠順利地來到我們生活周遭。長期以來，位於臺北舊城區的建成變電所，也發揮著同樣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時也是名列於「國家文化資產網」上的古蹟！走過將近百年歷史的「大稻埕變電所」（今稱建成變電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建成變電所的前身，其實是日治時期隸屬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大稻埕變電所」。目前（ 2025年），政府已公告的 1,055 個古蹟當中，僅有5個與電力事業直接相關，「大稻埕變電所」是唯一登錄於其中的變電設施。「大稻埕變電所」出現在 1938 年。今天，我們若沿著太原路行經該處，還能見到當時興建的淺綠色建築物。根據研究者王麗夙的考察，它應當就是變電所的控制室。在該建物面向街角的圓弧型牆面頂端，甚至還保留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標誌呢！此外，與建築物相連結的「吊揚塔」，亦是大稻埕變電所的另一看點。「吊揚」亦即日文當中的「吊り上げ」，也就是起重機。「吊揚塔」的設置，便是為了在變電所內創造較高的樓地板，藉以設置起重機，搬運沉重的變電設備。王麗夙指出：在臺灣既存的日治時期變電所當中，僅有大稻埕與瑞芳兩處，仍能見到控制室結合吊揚塔的建築配置。還值得注意的是：大稻埕變電所的位置「臺北市下奎府町 48 番地」，在更早一點的時代，其實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置的地方服務處（當時稱為「散宿所」）。根據研究者的考察，這個散宿所應當設立於 1932 年左右，所內有專業技術人員常駐其中，負責修護鄰近地區的線路、設備。1938 年變電所成立以後，散宿所可能與變電所同時並存。二戰結束後曾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長達二十餘年的陳臣呈先生（註），日治時代曾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職員。 1930 年代後期，他就曾經任職於下奎府町散宿所，並且在這個地方工作了七年左右時間。 1935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當中，圓環附近的現代街廓已然發展成形。而在「蓬萊公學校」的後方街角處，已可明確看到「散宿所」的標示。（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百年歷史地圖」網站）隨著時代推移，日治時期存在於臺北的其他變電所已被逐一改造，只有大稻埕變電所仍保留昔日風貌。 2019 年，這個地方正式被登錄為臺北市的市定古蹟，台電公司也聘請專業建築團隊，來為既存的老房子進行妥善修復。一座古老的變電所，既是電力的轉換站，也有不同時代的故事在其中交錯。由於資料有限，現代研究者對於大稻埕變電所的故事，所能掌握的細節仍然粗略。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人投入臺灣電業史的研究行列，為這幢古蹟找回更多屬於它的故事。同樣建造於日治時期的「宮前町變電所」（即後來的中山變電所），近年亦已啟動改建工程。（圖像來源：Google Maps）註：根據臺灣電力史研究者林炳炎的考察：陳臣呈先生出生於 1906 年，畢業於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1930 年「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希望能夠從臺北高商徵才，任教於該校的著名知識分子林茂生遂推薦陳臣呈前往應試並獲得錄取。在該公司服務期間，他曾任職於「營業係」（在當時的組織架構當中，該單位隸屬於「營業部」底下的「營業課」），其後轉任下奎府町散宿所「主事補」（「主事」可能是散宿所的負責人，「主事補」則是其副手），其後由回到本社的「収金係」（應是收費單位，林炳炎解作「收費課長」，但在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組織架構當中似未見到「收費課」）。二戰結束後，陳臣呈曾在台電擔任過宜蘭區處主任、屏東區處經理、業務處管理課長、嘉義區處經理、高雄區處副經理、台南區處副經理，最終於 1971 年自業務處退休。此外，「台灣棒球維基館」所收錄的資料指出：1960 年代後期，陳臣呈先生亦曾在台電棒球隊擔任過副領隊。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大稻埕變電所〉，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monument/20190923000001 〈太原路上青磚塔樓道盡大稻埕春秋〉，「台電綠網」，2018年6月11日。網址：https://service.taipower.com.tw/greennet/about/theme/256 王麗夙，〈日治時期臺灣電力設施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3-31、4-57、4-60、4-61、4-65。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台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40、222。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電扇如何登陸臺灣？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不過，作業所也承諾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電化生活」的預習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作者：陳韋聿在四面環海的臺灣，如何運用海洋裡的波浪、海流、潮汐、溫差等各種動能來進行發電，一直是人們十分感興趣的議題。但你知道「海洋能發電」的概念，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臺灣萌芽的嗎？答案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 早在一百多年前，生活在臺灣的人們，已能夠在報刊雜誌當中，讀到各種關於海洋能發電的案例報導！ 1920 年代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潮汐發電相關報導。（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23 年 10 月 25 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刊載了一篇報導，題名為〈乾滿潮利用發電計劃〉。原來，當時同樣受到日本統治的朝鮮，許多專家正研議要利用西海岸滿潮與乾潮落差極大的地理特性，來進行潮汐發電。特別在半島中部的仁川，每日的潮差動輒高達八公尺，正是最適宜的地理場所。因此，當 1920 年代世界許多先進國家紛紛提出潮汐發電計畫的時候，朝鮮總督府也跟上這股風潮，開始延聘專家，研議在仁川港附近設置潮汐發電廠的可行性。後來，當局還出版了一本名為《潮力發電》的小手冊，將各種方案詳列於其中。而在 1923 年，這個醞釀於朝鮮的建設構想，也在同為大日本帝國殖民地的臺灣被報導出來。《潮力發電》一書所收錄的仁川潮汐發電站建設構想圖。（圖像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1924 年 7 月，《臺灣日日新報》又邀請到東京帝大畢業、曾任職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總督府技師篠原國憲，來為一般讀者解說什麼是「潮力發電」。他所撰寫的三篇連載文章，也在該報的漢文版有翻譯版本。在當時的臺灣，必然也曾有許多臺籍人士是透過這些文章，首次認識潮汐發電。這三篇文章的日文版末尾，除了詳細介紹到前述的朝鮮仁川灣潮汐發電計畫以外，還提到了另一個發生在「セバーン河口」的案例。「セバーン」即英國西南部的塞文河（River Severn），河流出海口的平均每日潮差亦是名列世界前茅，同樣在 1920 年代，英國議會也曾熱烈討論在塞文河口建設潮汐發電廠的可行性。 1921 年刊登於英國報刊雜誌上的塞文河口潮汐發電站想像圖。（圖像來源：Wikipedia）－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仁川灣或塞文河口，兩地的潮汐發電構想雖然在 1920 年代即已提出，在後來的數十年間也數度受到輿論矚目，但在整個 20 世紀，這兩個構想卻始終未被落實。實際上，全世界第一個具有規模的潮汐發電廠，要到 1966 年才真正誕生於法國布列塔尼的朗斯河口。儘管潮汐發電的探索與試驗很早就已展開，但它同時存在著許多需要克服的技術瓶頸與成本風險。尤其在 20 世紀後期，當環境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要在河口或海岸興建這種大型工程，也就更需要審慎評估。回顧歷史，潮汐發電的概念早在 1920 年代便已透過報章雜誌被帶入臺灣。不過，人們真正開始重視海洋能發電，並積極在島嶼四周圍尋找具有發展潛力的場址，則是相當晚近的事情。近年來，台電公司也曾經在綠島進行波浪發電試驗的前期評估，同時也透過自有媒體進行海洋能發電的知識普及。另一方面，台泥公司也在花蓮和平火力發電廠提出「海洋溫差發電計畫」。可見海洋能發電，正在臺灣各地進行嘗試。邁入 21 世紀以後，韓國仁川海岸線上的「始華湖潮汐發電廠」已經在 2011 年竣工並開始營運。另一方面，塞文河口的潮汐發電建設計畫，也正在英國掀起熱烈的議論。隨著技術的進步，國外的成功案例逐一誕生。未來在臺灣，海洋的動能或許也將被轉換為電力，幫助我們朝著永續發展、淨零轉型的目標邁進。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李蘇竣，〈抽取7℃冷海水和平電廠擬新設海洋能拼全球首例MW級溫差發電〉，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4年7月14日。莊閔茜，〈「南部光電、北部海洋能」專家：台灣波浪能開發潛力破25GW〉，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5年7月11日。李蘇竣，〈再生能源的後浪：海洋能有幾種？四面環海的台灣具備多少潛力？〉，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4年5月16日。許瑛娟，〈【圖解電未來08】探索藍色能源　海洋能發電〉，《台電月刊》728期，2023年8月。〈尚待探索的永續流動能源—海洋發電〉，經濟部能源署能源知識庫網站，2015年12月5日。陳建宏，〈海洋能源開發所面臨的挑戰〉，國立成功大學能源教育資源總中心網站。 Eun Soo Park, Tai Sik Lee, ”The rebirth and eco-friendly energy production of an artificial lake: A case study on the tidal power in South Korea,” Energy Reports, Vol 7 (2021), pp. 4681-4696. David Gordon Tucker, “Tidal Power: From Tidemill to Severn Barrage,” Wind and Water Mills, Vol 9 (1989), pp.15-39. Esme Ashcroft, “'UK should not ignore tidal lagoon recommendations',” BBC, 2025.06.23. Scarlett Evans, “La Rance: learning from the world’s oldest tidal project,” Power Technology, 2019.10.28. 朝鮮總督府遞信局編，《潮力發電》，京城府：朝鮮總督府遞信局，1930。〈干滿潮利用發電計劃〉，《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0月25日，第6版。篠原國憲，〈潮力發電 (上)〉，《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日，第3版。篠原國憲，〈潮力發電 (下)〉，《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2日，第3版。〈潮力之發電〉，《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1日，第4版。〈科學界　日潮力之發電（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6日，第4版。〈科學界　日潮力之發電（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8日，第4版。

2015年，臺灣前輩畫家陳澄波的畫作《東臺灣臨海道路》，在日本山口縣防府市的圖書館被找了出來。這幅畫描繪的是1930年的清水斷崖，以及匍匐於斷崖底下的一條狹窄道路。時至今日，畫裡的道路早已經過改良，並以「蘇花公路」之名廣為人知。不過，在陳澄波的時代，「臨海道路」的大約也就如同畫中所呈現的那般狹窄。若有車輛往來，大約也只能勉強通行。換句話說，蘇澳與花蓮之間的陸路交通，在日本時代雖然已有長足進步，但始終無法達到「貨暢其流」的境地。陸運的能量既然有限，殖民政府只能看向海洋。於是在1931年，「花蓮港」的築港計畫正式展開。有了一座大型的現代化港口，花蓮的人口與產業規模，勢必將有大幅成長。為了因應這樣的發展趨勢，電廠的布署也得及早進行。加上1930年代後期的戰爭暴發，重工業的電力需求更是迫切——上述種種，即花蓮地區水力發電會在日治末期急遽成長的主要原因。而所有這些在戰爭期間進行建設與規劃、並且在戰爭結束以後持續進化的各個電廠，大抵也就是李瑞宗在《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這本書裡，所欲尋訪的對象。木瓜溪的風貌。（圖像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網站）山林踏查的書寫傳統《後山電火》與李瑞宗在「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出版的前一部作品《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頗為相仿。兩者的寫作方法，皆以自然環境與歷史現場的踏查為敘事軸線，再從文獻當中尋找故事線索，並剪裁其原文，補足每一段故事的背景脈絡。山林與河流的踏查，某種程度亦可說是台電自身的書寫傳統。由於早期臺灣水力電廠的開發建設，工程位址經常都在山區，許多台電員工都有披荊斬棘、開荒闢路的踏查經驗。其中一些人更把這樣的經驗寫成文章，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見聞紀錄。水量豐沛、落差大的木瓜溪是東部發電廠的動力泉源。（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譬如1947年，台電員工李式中等人為了擬定東部系統的「全盤方針」，遂乘坐著汽車、越過了當時仍然充滿險阻的沿海公路來到花蓮，針對既有電廠的運作情況進行視察，李式中並且將這次的旅行經驗寫成〈東行追記〉，刊載於當時台電的《勵進月刊》。這趟旅行，他們置身於立霧溪，不禁心折於太魯閣的鬼斧神工；來到木瓜溪，則嘆服於「怒馬奔放」般的湍急水勢。相較於今日發達的交通情況來說，1947年的立霧溪與木瓜溪，仍不是輕易可以抵達的地方，故而在當時候，李式中等人的震撼，仍可說是相當稀罕的經驗。其實，在後來的時代裡，台電或者為了擴增水力發電的系統規模，或者為了完善全島的電力網絡，仍有許多員工持續地深入山區，並且也都曾經在內部刊物當中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本書引用了其中一些台電前輩的山林紀行，對照作者自己所做的現地調查紀錄，兩相對照，頗有一種穿梭時空的趣味。 1954年的東部臺灣地圖，呈現出花蓮境內的水利工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正文當中，作者經常大篇幅引用原始文獻。這些「原汁原味」的引文段落，或者摘譯自日治時期的報紙，或者轉錄自戰後出版的台電刊物與相關書籍，及零星的檔案、手稿等等。所有這些材料並非輕易可以得見。作者揀選相對易讀的史料，並刻意保留其原文樣貌，能夠幫助普遍讀者循著當時代的語言，認識當時代的故事。本書收錄的人物採訪，仍沿襲作者一貫的書寫風格，不囿限於重複而平板的問答框架之中，而總是能夠帶領讀者看向一些別有意趣之處。例如第四章〈從瀧見至龍澗〉，寫到四名在龍溪壩值班的台電人員，作者不費筆墨，僅只簡要地列出電廠裡的三班值勤排程。藉由這類細節，作者直白地展示了守壩人的日常工作節奏，使讀者對於這一職業能夠迅速建立起認識輪廓。為銅門發電廠提供發電用水的水簾壩。（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每個章節末尾，皆附有大量印刷品質極佳的彩圖，除了呈現工程藍圖、歷史檔案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今昔影像對比。所有這些圖像材料，適切地配合章節內容，與文字描述相互補充，使全書讀來更顯生動。本書的最末一章，作者忽然帶領我們來到清水斷崖的近海處，乘上獨木舟，遙望東臺灣海岸線上各個河流的出海口。此情此景，不免使我們想起1930年，陳澄波在《東臺灣臨海道路》所描繪的景象。在那幅畫裡，同樣有一葉扁舟，飄盪於藍色大海。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帶領作者循著河流溯源而上，涉足於山澗與溪谷之中，但所有這些河流終究要滾落大海，故而作者也將此行的終點設定於太平洋上。從山林到海洋，本書可說是一趟跋山涉水的閱讀旅程。若能跟上作者的腳步，相信讀者也能在跋涉之中，盡覽後山電火的故事，以及所有那些故事裡的景色風光。＊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木瓜溪畔的「勤行報國青年隊」臺灣總督府以瀧見訓練所為名，其實是拓寬改修能高越道路，完成可以通行車輛的自動車道路，自1941年開始，規劃以7年期間，總經費930萬日圓來執行。1942年5月15日在瀧見舉行訓練所入所式，《東臺灣新報》亦曾報導。花蓮港瀧見訓練所建於距離花蓮港30公里的深山內，位於木瓜溪與奇萊溪交會、標高300多公尺的懸崖上，是總督府引以為傲的勤勞報國青年所之一。訓練所共有四棟營舍，所內聚集從全島各地被選召的310名青年精銳，每天奮力地進行訓練。1943年8月22日，這座地處偏僻的訓練所，自設立以來首次迎接總監西村文教局長及同行記者到訪。以下為訪問紀實。右手邊幾十丈高的懸崖溪谷變得寂靜無聲，甚至略顯詭異，淺灘隆隆地濺起白色水花，一種不似死亡般神秘的冷意迫近眼前。由花蓮港的市街往北，在沿著能高越山路綿延約16公里，木瓜溪溪水飛濺的山峽中，有著一座培育皇民、鍛鍊身心的青年道場，即「總督府行動報國青年隊花蓮港訓練所」。此訓練所自前年（1941）7月7日設立以來，已歷經六期共1,782名訓練生，當前的第七期訓練生亦是奉公精神高昂，全心全意地鍛鍊身心。訓練所位於瀧見駐在所後方。沿著高聳令人不寒而慄的斷崖旁所開鑿出的狹窄山路前進，走過石門橋單薄的八番線吊橋，就可以看見訓練所的營門。炸藥爆炸的轟鳴響徹山間，首先讓人感受到工程的偉大，接著受到恭敬地舉著鏟子的衛兵迎接，穿過大門之後，木造的簡樸營舍與一片翠綠相映成趣。訓練所的勞動作業現場，為總督府國土局道路課正在進行的工程，即橫斷中央山脈，連結臺中州霧社及花蓮港廳銅門之能高越道路蜿蜒70公里大型工程。此工程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第三期⋯⋯延續到第六期，完成若干部分的挖鑿。施工地就在訓練所向沿60度陡坡走約4,000公尺處，是岩層相當堅硬的山腹部分。在天長大斷崖附近，烈日高照，白雲來去，鳥跡不至的山嶽地帶，要緊貼山壁削鑿岩層、填封溪流，在懸崖上施工，稍有差錯便會墜落千丈深谷。訓練生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晒成紅銅色的身軀佈滿沙土顯得黝黑。訓練所規定5點半起床，比其他的訓練所要早半小時。巴托蘭峰上雲層在黎明之時尚顯微暗。310名訓練生編列為三個中隊，六個小隊。他們在近似深山秘境的崇山峻嶺中的訓練生活，首先是5點半吹響起床號，接著早點名、神前行事、朝禮、早餐都要在7點前完成，然後7點立刻投入施工作業。訓練前期的作業時間為6小時，現在則為8小時，激烈訓練不曾間斷。一天的作業在5點收工，晚禮結束後沐浴，6點吃晚餐，7點開始有一個小時的學科講習，公民科、國史（歷史）等學科結束後，就是神前行事（行拜禮，祈求安全），接著8點40分有晚點名，9點半準時吹響迴盪入夜深山的熄燈號，結束一整天的勤勞訓練生活，這就是1941至1943年在瀧見山區發生的故事。（頁122-124）兩代台電人 1987年6月，新天輪工程處成立，東部電力處有許多工程人員調往支援，同年8月，東部電力處改為東部發電處。經歷了多年的開發與建設，東部的水力發電工程暫告一個段落，平穩供應著無數家庭與工商百業的用電需求。 1993年10月28日下午4點3分，正在進行併聯發電竣工試驗時，洞內突然發生爆炸，不幸造成6人死亡、25人受傷，往生者其中一位褚副處長是臺北工專畢業，為人篤實認真負責、心地非常善良，竟遭此不幸，讓人悲慟不已！同事三年之褚金松君努力向上，工作勤奮。猶記褚君背負儀器盒如走方郎中，走遍各電廠，測試進水鋼管開裂的情景。年前從台電月刊得知，褚君因公殉職消息，不勝扼腕。 ——壽紹漢，〈回憶四十六年前　新竹變電所來的實習生台大人〉，《台電月刊》，404（1996），頁62-63。褚金松，嘉義市人，1933年出生，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嘉義初工電機科畢業後，先至嘉義變電所服務。1951年調立霧發電所擔任技工，那年他18歲，1953年調東部發電區管理處，那年他20歲，加入花蓮信義長老教會，認識同為教友的明義國校老師高麗子。在花蓮待了5年，考上台電的獎助升學班，到臺北工專唸書。25歲那年結婚，28歲回至東部發電區管理處，調派龍澗發電廠服務，歷任工務員、計畫股長、檢驗隊長，1988年調派新天輪工程處電氣課長，後來升任副處長。高麗子為花蓮師範學院畢業，國語、算術、音樂、美術都教。褚家有鋼琴，兩個女兒都會彈，長男後來當老師，長女也當老師。農曆過年時，褚金松夫婦帶著2男2女回嘉義看祖父母，那裡現今還住有二姑。褚信杰1969年出生，差大哥10歲，在家中年紀最小，不過不會彈鋼琴。因為是老么，雖然備受寵愛，較不循常軌，他覺得自己是父母意外所獲，並非預期所生。「爸爸長年不在家，我們好像是單親家庭。」褚信杰自花蓮高中畢業後就沒升學，在外打工。當兵回來後，到一家美術燈公司工作，參與生產與組裝，領有冷凍空調的證照，對於電氣並不陌生。1993年10月28日，新天輪工程在試運轉時發生爆炸事故，丁世凱廠長、褚金松副處長因公殉職，那時褚信杰24歲。意外來得如此迅急，全家陷入愁雲慘霧，媽媽很悲傷，將爸爸葬在佐倉公墓。 1994年褚信杰進入東部發電處電氣股工作，受到張添和、林明輝兩位領班的傾囊相授，5、6年後對於電氣技能才順手。他不斷學習精進，18年後的2012年，升任電氣課領班。「他們是我的師父啊！」褚信杰充滿感謝地說。電廠的發電機功率高、量體大，外面遇不到，學校未必教，就要師徒式的耳提面命，才能增長經驗。張添和1934年次，花蓮中學初級部畢業，歷任立霧裝機工程處、銅門工程處、龍澗工程處，後來留在東部發電區管理處維護課電氣股工作。本書所附1959年4月21日〈蔣中正總統與龍澗工程處人員合影〉這張照片，張添和也在其中，裡面人物多靠他的指認，方得解析。張添和1990年擔任領班，1994年退休。林明輝1942年次，1965年進入東部發電區管理處工作，在銅門電廠一待就是21年，1986年調任維護課電氣股，1994年擔任領班。兩位諄諄長者在40多歲時還去進修，取得高工畢業學歷，俾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更加精進。在台電的工作穩定後，褚信杰結婚要買房子，買在哪裡呢？媽媽資助他，就買在佐倉附近。那時媽媽已經退休了，每天都來串門子，然後就離去，他隱約知曉媽媽的心意。十多年前，媽媽因胃癌過世，媽媽也葬佐倉，就在爸爸旁邊。佐倉的家離爸爸的墓有多近？下班之後，我刻意到褚信杰家坐一坐。他帶我步出家門，向左一轉，根本不用5分鐘，根本不到500公尺，就到褚金松的墓。我想，高麗子一定常來徘徊，每天都來看兒子，每天都來陪先生。春去秋來，花開花落，許多許多話，或私密，或叮囑，或寄託，都還來不及說⋯⋯。（頁179-182）

保護水力發電廠的土地公：萬大保和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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