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水力發電廠的土地公：萬大保和宮-電業文物典藏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1981 年，位於宜蘭清水溪畔的「清水地熱發電廠」正式啟用。從地熱井湧出的水蒸氣，成功轉化為帶動發電機運轉的強大能量。自此，臺灣成為全球第 14 個擁有地熱電廠的國家，為電力事業發展史寫下全新篇章。其實，在清水地熱發電廠落成以前，地熱發電的資源勘查與技術探索，已在臺灣進行了將近二十年。參與其事的人們，亦曾留下相關憶述。蒐集這些資料並稍加排比，不僅有助於重建臺灣地熱發電的歷史，也讓我們看見推動歷史演進的關鍵人物。其中，黃克剛與徐賢修，是特別值得留意的兩個名字。作為擘劃藍圖的政務官與現場執行的工程師，他們分別在不同的角色位置，為臺灣的地熱發電貢獻了重要力量。從大屯火山到宜蘭清水，長達十餘年的地熱探勘發展地熱發電的第一步，自然得從地熱資源的找尋開始。早在 1960 年代初期，前經濟部部長李國鼎（時任美援會秘書長兼經濟部礦業研究服務組召集人）接受美軍顧問團工程師的建議，決定在臺灣推動這項技術。而在全島地熱資源的初步勘查當中，地面徵兆（亦即地表可見的溫泉、硫氣孔……等地底熱源的存在徵象）明顯且密集的陽明山，便成為首要發展重點。地熱井的鑽探，旋即在陽明山一帶陸續開展。同時期，任職於經濟部礦業服務研究組的工程師黃克剛先生，也受命參與其事。 1968 年聯合礦業研究所成立後，他更進一步成為「地熱資源小組」的召集人。但據他所述，陽明山的地熱井水，始終存在著難以解決的酸性腐蝕問題，地熱發電廠的建設計畫也隨之擱置。不過，地熱資源的探勘並未就此停止。 1973 年「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黃克剛也隨著組織整併，來到工研院的「礦業研究所」服務，持續在臺灣各地進行地熱資源探勘。三年後，他與同事在宜蘭大同的清水村鑽鑿了一個三百多公尺的測溫井。根據他在《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一書中的憶述，這口井的地熱水溫度適合，水質亦屬鹼性，不會有陽明山區地熱水的酸蝕問題！《台電四十年》當中關於清水地熱發電廠的報導。（圖像來源：《台電四十年》）新竹科學園區的推手，也推動了清水地熱發電廠的建設？清水地熱井的鑽探成果，無疑為沉寂許久的地熱發電計畫，帶來嶄新動能。時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徐賢修得知消息以後，當即乘著吉普車、橫越清水溪，親自到現場進行視察。 1976 年夏天，徐賢修進一步組織考察團，前往日本參觀地熱發電廠的運作，之後又邀集學者與經濟部旗下國營事業，在國科會成立研究小組，並說服海外專家王大蔚來臺主持宜蘭清水的地熱發電建設計畫。時年 40 歲的王大蔚，在美國加州蓋瑟的地熱發電廠任職長達十年，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正是當時臺灣最需要的人才。1977 年，也就是黃克剛等人在清水鑽鑿測溫井的一年後，「清水地熱試驗廠」已開始試運轉。如此神速的進展，有相當一部分應歸功於徐賢修的推動。提起徐賢修，人們多半想起 1980 年成立的「新竹科學園區」——此一對於臺灣饒富貢獻的高科技產業重鎮，正是由他在國科會主委任內一手擘劃。另一方面，啟用於 1981 年、總裝置容量達到 3 MW的清水地熱發電廠，亦是由徐賢修大力促成。從產業聚落建設到新能源開發，這位出身科學界的政務官所做的種種籌劃，可謂高瞻遠矚。 1977年清水地熱試驗廠前合影。左六為黃克剛，左七為徐賢修。（圖像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 1977 年，當徐賢修來到「清水地熱試驗廠」視察的時候，曾經與在場眾人合影留念。這張照片裡，黃克剛就站在他的身旁。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時期，地熱發電做為臺灣探尋新興能源的需求與盼望，越顯迫切。當這兩個人在試驗廠裡目睹發電機運轉的時候，必定也都會有深刻的感觸吧！後來的時代裡，清水地熱發電廠一度受挫於技術瓶頸而歸於沉寂，但追求地熱發電的夢想，在臺灣始終未曾止息。 2021 年，經過地熱井修復、機組更新的清水地熱發電廠，在中央、地方、民間公司的通力合作之下，再次開始運轉。而這次，它的發電機組裝置容量達到 4.2 MW，寫下全新紀錄。夢想不一定能完全實現，但可以交棒接力。黃克剛、徐賢修開啟了一個時代，而他們的的後繼者仍在持續逐夢，持續為這個故事撰寫新的篇章。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羅文輝，〈地熱發電廠開始供電〉，《台灣光華雜誌》，1979。鄭瑞熾，〈礦冶耆宿黃克剛先生辭世〉，《鑛冶》，61：4（臺北，2017），頁143。王仕琦採訪撰稿，《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第8章，「發展地熱發電」，頁152-153。林欣誼等，《水水蘭陽．百年電火》，臺北：台電，2021。工業技術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臺灣地熱大事紀」。〈首座民營MW級地熱電廠啟用機組容量4.2MW〉，經濟部網站新聞稿，2021年11月23日發布。

2015年，臺灣前輩畫家陳澄波的畫作《東臺灣臨海道路》，在日本山口縣防府市的圖書館被找了出來。這幅畫描繪的是1930年的清水斷崖，以及匍匐於斷崖底下的一條狹窄道路。時至今日，畫裡的道路早已經過改良，並以「蘇花公路」之名廣為人知。不過，在陳澄波的時代，「臨海道路」的大約也就如同畫中所呈現的那般狹窄。若有車輛往來，大約也只能勉強通行。換句話說，蘇澳與花蓮之間的陸路交通，在日本時代雖然已有長足進步，但始終無法達到「貨暢其流」的境地。陸運的能量既然有限，殖民政府只能看向海洋。於是在1931年，「花蓮港」的築港計畫正式展開。有了一座大型的現代化港口，花蓮的人口與產業規模，勢必將有大幅成長。為了因應這樣的發展趨勢，電廠的布署也得及早進行。加上1930年代後期的戰爭暴發，重工業的電力需求更是迫切——上述種種，即花蓮地區水力發電會在日治末期急遽成長的主要原因。而所有這些在戰爭期間進行建設與規劃、並且在戰爭結束以後持續進化的各個電廠，大抵也就是李瑞宗在《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這本書裡，所欲尋訪的對象。木瓜溪的風貌。（圖像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網站）山林踏查的書寫傳統《後山電火》與李瑞宗在「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出版的前一部作品《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頗為相仿。兩者的寫作方法，皆以自然環境與歷史現場的踏查為敘事軸線，再從文獻當中尋找故事線索，並剪裁其原文，補足每一段故事的背景脈絡。山林與河流的踏查，某種程度亦可說是台電自身的書寫傳統。由於早期臺灣水力電廠的開發建設，工程位址經常都在山區，許多台電員工都有披荊斬棘、開荒闢路的踏查經驗。其中一些人更把這樣的經驗寫成文章，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見聞紀錄。水量豐沛、落差大的木瓜溪是東部發電廠的動力泉源。（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譬如1947年，台電員工李式中等人為了擬定東部系統的「全盤方針」，遂乘坐著汽車、越過了當時仍然充滿險阻的沿海公路來到花蓮，針對既有電廠的運作情況進行視察，李式中並且將這次的旅行經驗寫成〈東行追記〉，刊載於當時台電的《勵進月刊》。這趟旅行，他們置身於立霧溪，不禁心折於太魯閣的鬼斧神工；來到木瓜溪，則嘆服於「怒馬奔放」般的湍急水勢。相較於今日發達的交通情況來說，1947年的立霧溪與木瓜溪，仍不是輕易可以抵達的地方，故而在當時候，李式中等人的震撼，仍可說是相當稀罕的經驗。其實，在後來的時代裡，台電或者為了擴增水力發電的系統規模，或者為了完善全島的電力網絡，仍有許多員工持續地深入山區，並且也都曾經在內部刊物當中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本書引用了其中一些台電前輩的山林紀行，對照作者自己所做的現地調查紀錄，兩相對照，頗有一種穿梭時空的趣味。 1954年的東部臺灣地圖，呈現出花蓮境內的水利工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正文當中，作者經常大篇幅引用原始文獻。這些「原汁原味」的引文段落，或者摘譯自日治時期的報紙，或者轉錄自戰後出版的台電刊物與相關書籍，及零星的檔案、手稿等等。所有這些材料並非輕易可以得見。作者揀選相對易讀的史料，並刻意保留其原文樣貌，能夠幫助普遍讀者循著當時代的語言，認識當時代的故事。本書收錄的人物採訪，仍沿襲作者一貫的書寫風格，不囿限於重複而平板的問答框架之中，而總是能夠帶領讀者看向一些別有意趣之處。例如第四章〈從瀧見至龍澗〉，寫到四名在龍溪壩值班的台電人員，作者不費筆墨，僅只簡要地列出電廠裡的三班值勤排程。藉由這類細節，作者直白地展示了守壩人的日常工作節奏，使讀者對於這一職業能夠迅速建立起認識輪廓。為銅門發電廠提供發電用水的水簾壩。（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每個章節末尾，皆附有大量印刷品質極佳的彩圖，除了呈現工程藍圖、歷史檔案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今昔影像對比。所有這些圖像材料，適切地配合章節內容，與文字描述相互補充，使全書讀來更顯生動。本書的最末一章，作者忽然帶領我們來到清水斷崖的近海處，乘上獨木舟，遙望東臺灣海岸線上各個河流的出海口。此情此景，不免使我們想起1930年，陳澄波在《東臺灣臨海道路》所描繪的景象。在那幅畫裡，同樣有一葉扁舟，飄盪於藍色大海。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帶領作者循著河流溯源而上，涉足於山澗與溪谷之中，但所有這些河流終究要滾落大海，故而作者也將此行的終點設定於太平洋上。從山林到海洋，本書可說是一趟跋山涉水的閱讀旅程。若能跟上作者的腳步，相信讀者也能在跋涉之中，盡覽後山電火的故事，以及所有那些故事裡的景色風光。＊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木瓜溪畔的「勤行報國青年隊」臺灣總督府以瀧見訓練所為名，其實是拓寬改修能高越道路，完成可以通行車輛的自動車道路，自1941年開始，規劃以7年期間，總經費930萬日圓來執行。1942年5月15日在瀧見舉行訓練所入所式，《東臺灣新報》亦曾報導。花蓮港瀧見訓練所建於距離花蓮港30公里的深山內，位於木瓜溪與奇萊溪交會、標高300多公尺的懸崖上，是總督府引以為傲的勤勞報國青年所之一。訓練所共有四棟營舍，所內聚集從全島各地被選召的310名青年精銳，每天奮力地進行訓練。1943年8月22日，這座地處偏僻的訓練所，自設立以來首次迎接總監西村文教局長及同行記者到訪。以下為訪問紀實。右手邊幾十丈高的懸崖溪谷變得寂靜無聲，甚至略顯詭異，淺灘隆隆地濺起白色水花，一種不似死亡般神秘的冷意迫近眼前。由花蓮港的市街往北，在沿著能高越山路綿延約16公里，木瓜溪溪水飛濺的山峽中，有著一座培育皇民、鍛鍊身心的青年道場，即「總督府行動報國青年隊花蓮港訓練所」。此訓練所自前年（1941）7月7日設立以來，已歷經六期共1,782名訓練生，當前的第七期訓練生亦是奉公精神高昂，全心全意地鍛鍊身心。訓練所位於瀧見駐在所後方。沿著高聳令人不寒而慄的斷崖旁所開鑿出的狹窄山路前進，走過石門橋單薄的八番線吊橋，就可以看見訓練所的營門。炸藥爆炸的轟鳴響徹山間，首先讓人感受到工程的偉大，接著受到恭敬地舉著鏟子的衛兵迎接，穿過大門之後，木造的簡樸營舍與一片翠綠相映成趣。訓練所的勞動作業現場，為總督府國土局道路課正在進行的工程，即橫斷中央山脈，連結臺中州霧社及花蓮港廳銅門之能高越道路蜿蜒70公里大型工程。此工程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第三期⋯⋯延續到第六期，完成若干部分的挖鑿。施工地就在訓練所向沿60度陡坡走約4,000公尺處，是岩層相當堅硬的山腹部分。在天長大斷崖附近，烈日高照，白雲來去，鳥跡不至的山嶽地帶，要緊貼山壁削鑿岩層、填封溪流，在懸崖上施工，稍有差錯便會墜落千丈深谷。訓練生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晒成紅銅色的身軀佈滿沙土顯得黝黑。訓練所規定5點半起床，比其他的訓練所要早半小時。巴托蘭峰上雲層在黎明之時尚顯微暗。310名訓練生編列為三個中隊，六個小隊。他們在近似深山秘境的崇山峻嶺中的訓練生活，首先是5點半吹響起床號，接著早點名、神前行事、朝禮、早餐都要在7點前完成，然後7點立刻投入施工作業。訓練前期的作業時間為6小時，現在則為8小時，激烈訓練不曾間斷。一天的作業在5點收工，晚禮結束後沐浴，6點吃晚餐，7點開始有一個小時的學科講習，公民科、國史（歷史）等學科結束後，就是神前行事（行拜禮，祈求安全），接著8點40分有晚點名，9點半準時吹響迴盪入夜深山的熄燈號，結束一整天的勤勞訓練生活，這就是1941至1943年在瀧見山區發生的故事。（頁122-124）兩代台電人 1987年6月，新天輪工程處成立，東部電力處有許多工程人員調往支援，同年8月，東部電力處改為東部發電處。經歷了多年的開發與建設，東部的水力發電工程暫告一個段落，平穩供應著無數家庭與工商百業的用電需求。 1993年10月28日下午4點3分，正在進行併聯發電竣工試驗時，洞內突然發生爆炸，不幸造成6人死亡、25人受傷，往生者其中一位褚副處長是臺北工專畢業，為人篤實認真負責、心地非常善良，竟遭此不幸，讓人悲慟不已！同事三年之褚金松君努力向上，工作勤奮。猶記褚君背負儀器盒如走方郎中，走遍各電廠，測試進水鋼管開裂的情景。年前從台電月刊得知，褚君因公殉職消息，不勝扼腕。 ——壽紹漢，〈回憶四十六年前　新竹變電所來的實習生台大人〉，《台電月刊》，404（1996），頁62-63。褚金松，嘉義市人，1933年出生，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嘉義初工電機科畢業後，先至嘉義變電所服務。1951年調立霧發電所擔任技工，那年他18歲，1953年調東部發電區管理處，那年他20歲，加入花蓮信義長老教會，認識同為教友的明義國校老師高麗子。在花蓮待了5年，考上台電的獎助升學班，到臺北工專唸書。25歲那年結婚，28歲回至東部發電區管理處，調派龍澗發電廠服務，歷任工務員、計畫股長、檢驗隊長，1988年調派新天輪工程處電氣課長，後來升任副處長。高麗子為花蓮師範學院畢業，國語、算術、音樂、美術都教。褚家有鋼琴，兩個女兒都會彈，長男後來當老師，長女也當老師。農曆過年時，褚金松夫婦帶著2男2女回嘉義看祖父母，那裡現今還住有二姑。褚信杰1969年出生，差大哥10歲，在家中年紀最小，不過不會彈鋼琴。因為是老么，雖然備受寵愛，較不循常軌，他覺得自己是父母意外所獲，並非預期所生。「爸爸長年不在家，我們好像是單親家庭。」褚信杰自花蓮高中畢業後就沒升學，在外打工。當兵回來後，到一家美術燈公司工作，參與生產與組裝，領有冷凍空調的證照，對於電氣並不陌生。1993年10月28日，新天輪工程在試運轉時發生爆炸事故，丁世凱廠長、褚金松副處長因公殉職，那時褚信杰24歲。意外來得如此迅急，全家陷入愁雲慘霧，媽媽很悲傷，將爸爸葬在佐倉公墓。 1994年褚信杰進入東部發電處電氣股工作，受到張添和、林明輝兩位領班的傾囊相授，5、6年後對於電氣技能才順手。他不斷學習精進，18年後的2012年，升任電氣課領班。「他們是我的師父啊！」褚信杰充滿感謝地說。電廠的發電機功率高、量體大，外面遇不到，學校未必教，就要師徒式的耳提面命，才能增長經驗。張添和1934年次，花蓮中學初級部畢業，歷任立霧裝機工程處、銅門工程處、龍澗工程處，後來留在東部發電區管理處維護課電氣股工作。本書所附1959年4月21日〈蔣中正總統與龍澗工程處人員合影〉這張照片，張添和也在其中，裡面人物多靠他的指認，方得解析。張添和1990年擔任領班，1994年退休。林明輝1942年次，1965年進入東部發電區管理處工作，在銅門電廠一待就是21年，1986年調任維護課電氣股，1994年擔任領班。兩位諄諄長者在40多歲時還去進修，取得高工畢業學歷，俾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更加精進。在台電的工作穩定後，褚信杰結婚要買房子，買在哪裡呢？媽媽資助他，就買在佐倉附近。那時媽媽已經退休了，每天都來串門子，然後就離去，他隱約知曉媽媽的心意。十多年前，媽媽因胃癌過世，媽媽也葬佐倉，就在爸爸旁邊。佐倉的家離爸爸的墓有多近？下班之後，我刻意到褚信杰家坐一坐。他帶我步出家門，向左一轉，根本不用5分鐘，根本不到500公尺，就到褚金松的墓。我想，高麗子一定常來徘徊，每天都來看兒子，每天都來陪先生。春去秋來，花開花落，許多許多話，或私密，或叮囑，或寄託，都還來不及說⋯⋯。（頁179-182）

作者：張哲翰台電內部社團眾多，運動社團中更是不乏各方好手，尤其在職工盃的推動下，不論籃球、羽球、排球、桌球等，甚是蓬勃發展。其中，登山社更是台電最具歷史也最蓬勃發展的社團。以總處登山社而言，從1971年成立至今，已經超過50年歷史，擁有超過1500位社員，除了剛加入台電的年輕成員、在台電有些時日的中壯年成員、還包括退休的老年成員，大家定期每個週末聚會，熱情參與登山活動。其中負責規劃路線的成員，已經80餘歲，開發了300多條路線，近年才交棒給下一代成員繼續登山路線的開發。可以說，透過山林將台電人緊密地連繫起來。不僅僅是總處的登山社，似乎「山林」與「台電人」有著無法輕易拆開的關係。就像在桂山發電廠退休經理許智安的回憶裡，年輕時在烏來發電廠工作，下班之後印象最深刻的休閒活動：「那段期間，我們下了班，我們到河裡面去抓蝦子、抓魚，回來吃。」山中溪流裡的魚蝦，成為他年輕時最佳的加菜菜餚，不用花錢又很美味。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過往的照片攤開來，有泰半是與同事、好友一同登高的照片，像是中央山脈能高越嶺古道的天池保線所（1986年焚毀、1993年重建成為天池山莊）、奇萊保線所、雲海保線所，又或是奧萬大賞楓樹等。至於萬大發電廠退休廠長陳武力先生，在大觀發電廠任職時，更將大學時期登山社的經驗帶入大觀發電廠，成為大觀發電廠登山社的社長，雖然曾經因為韌帶出了問題，而停止他最喜愛的登山活動，但是在民國90餘年時，他又組織了20多人，一同去攀爬玉山，許多人也發現登山並不如想像中困難，更喜歡上登山活動：「最後你要攻頂的那段是比較辛苦一點，但是爬完了玉山他們就覺得說，哇人生能夠把這樣艱鉅的任務完成。」而他的登山帳篷與登山設備也在921地震時，幫助了同住二坪宿舍區的許多同仁們：「當大家都在空曠地方休息的時候，我把我們的登山帳都提供給員工，有十幾頂的的登山帳」、「大家一起在那邊紮營搭伙」，他更運用地質專業，給予大家建議，緩和大家緊張的心情：「我也告訴大家，如果地震大的，你有感覺到前震震波一來之前，會有轟轟轟的聲音，不要站著，我們就坐在柏油路上。」雖然仍對這樣強烈的地震餘悸猶存，但二坪的大家在街頭搭著帳篷，凝聚在一起的氛圍，也稍稍緩和大家的緊張。登山社社員合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

每逢乾旱，日月潭裡頭九隻青蛙疊在一起的「九蛙疊像」，總會成為新聞焦點。人們總以為：水面上能夠看見幾隻青蛙，反映的是日月潭的水資源是否充足。如果「九蛙」盡數露出水面，那就表示整個臺灣的乾旱嚴重，水情吃緊。實際上，「九蛙」與日月潭的底部，還差了好一段距離。就算水位下降，使這些青蛙全數露臉，整個日月潭也還是保有85%的蓄水量。而且，這九隻青蛙的設計用意，也不是為了偵測水情，而單純是想讓大家注意到一個特殊現象——其實，日月潭的水面每天都在升降，而且落差高達兩公尺！山裡面的湖泊，不像海水那般有潮汐變化，每天卻仍會有大量的水體消失、回流，這些水究竟流去了哪裡？原來，日月潭的每日升降，其實是近代才有的現象。1985年，「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告峻以後，日月潭便開始成為抽蓄發電體系裡的「上池」。那些被引入管道、用於發電的湖水，則會流入「下池」（即明湖水庫）當中。抽蓄發電的「蓄」，指的便是在夜間離峰時段運用剩餘電力，將「下池」裡的水重新抽回到「上池」蓄積。等到白天尖峰時段，再重新從「上池」引水發電。如此往復循環，日月潭的湖水也因此有了每日在夜間升高、在白天降低的現象。時間來到1995年，「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也建設完成了，日月潭的每日升降，於是又變得更為劇烈。2001年，受聘於南投縣風景管理所的景觀設計師呂兆良先生，為了彰顯日月潭水位變化的這一特色現象，便著手設計「九蛙疊像」，並委託南投在地的藝術家沈政瑩先生進行製作。緣於新聞報導的推波助瀾，「九蛙疊像」在今天的臺灣，已是廣為人知的特色景點。「九蛙滅頂」的特殊現象，也成了新聞媒體的關注焦點。有機會造訪日月潭，不妨仔細留意這九隻青蛙在湖面露頭的晝夜變化——其實，那才是「九蛙疊像」的原始設計者真正想讓你注意到的事情啊！日月潭的「九蛙疊像」。（圖像來源：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網站）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日月潭抽蓄發電成典範光輝歷史風華再續〉，《台電月刊》，690（2020.6），頁6-11。許瑛娟，〈日月潭九蛙現蹤跡抽蓄水力發電兼儲能永續利用〉，《台電月刊》，725（2023.5），頁33-35。

作者：張哲翰每當颱風天、地震時，一般大眾總是躲避在家中，但身為台電的員工，面對各種天災可能造成發電廠的危害，他們必須隨時待命，緊急應對各種情況。然而，危機的發生卻總是毫無預警，台電人必須具備快速反應的能力，這並非天生，而是靠著一次又一次的危機處理訓練與經驗累積，而能把危害降至最低，妥善渡過各種情況。 2004年10月10日國慶日，還是個豔陽高照的好天氣，一通電話打給了當時任職明潭發電廠股長的耆老許福來先生，劃破他難得寧靜的假日。電話另一頭是值班經理，他反應著疑似四號機軸封有漏水，需要檢修。許福來先生也依著處理流程，告知需要排空尾水道，進行檢修。半小時後，電話又打來，電話另一邊的聲音更是緊急：「鳥來仔（許福來先生綽號），我看你還是來一下。」許福來先生不明所以，但還是趨車前往。到達明潭發電廠後，許福來先生在值班經理的指引下，隨同另一位同事往地下廠房去，原來是四號機軸封蓋板爆了，溪水溢入室內，水淹到了地下第四層而且已經來到大腿了。為了避免淹水情況持續惡化，電廠同仁必須緊急操作隔水閘門以阻擋進水，但此時壓差已經太大，隔水閘門無法如期關閉，同時，持續運作的排水幫浦亦無法趕上水淹的速度，許福來先生這時先是涉水開啟噴射幫浦，期望緩和逐漸滿起的水位。而如今唯一的辦法就是將下池的蓄水排放至水里溪，直到下池放空才能讓隔水閘門順利運作。但此時正是遊客聚集在下游水里溪遊玩的時候，需要有足夠的時間疏散民眾。電廠先是響起擴音器宣導，並且派人沿著溪邊逐步向下勸離民眾；另一方面，下池池水預計分階段排放至水里溪，持續4小時，共排放600萬立方公尺的水，同時地下廠房內各式抽水幫浦努力將水排出廠外。直至半夜11點40分左右，才順利將地下第五層的淹水排乾，所幸機械設備損失不大。明潭發電廠水滲機組報導。圖片來源：〈明潭電廠水滲機組下池急放流〉，《聯合報》，2004.10.13，南投縣新聞版究其原因，主要是四號機水輪機的軸封蓋板，有四塊變形，原廠設計螺絲強度不足，長期震動下脫落，造成河水淹入。事件告一段落後，明潭發電廠進行停機檢修，十日內就恢復供電，可以說是不幸中的大幸。進一步從事件發展的過程來看，員工們對於突發狀況的快速判斷與緊急處置，正是這次災情未擴張而將淹水控制在地下第四層的重要因素。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值班經理分階段地報告電廠遇到的災情，並且做出對應的處理；其次，員工們面對淹水情況，則有多層的排水與防堵方式；最終，當要選擇最後的辦法，要排放掉下池的蓄水時，對應的廣播宣導措施、疏散措施等。這一件件緊急處置流程的發生，是那麼有條不紊，背後則是多次的危機處理訓練與經驗累積，才能夠達成。明潭抽蓄電廠水路系統透視圖。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作者：陳韋聿在「電業文物典藏」網站當中，我們可以找到五部由日本「中淺測器」所生產的「流速儀」（詳附錄）。這五部儀器，各自遺留的零件都不盡相同。不過，它們全都保留了一個造型如同花朵般、可旋轉的錐形杯組 —— 這是普萊斯流速儀（price current meter）最主要的構成元件。這種儀器的運作原理，是藉著水流衝擊，推動錐形杯組旋轉，再透過其他輔助工具（例如碼表、音響裝置等等）來計算錐形杯組的旋轉次數，幫助使用者判讀流速。根據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網站的介紹，普萊斯流速儀是美國工程師威廉．岡恩．普萊斯（William Gunn Price）在 1882 年設計出來的專利產品，後來交由美國紐約的儀器設備公司（今名為 Gurley Precision Instruments ）量產銷售。1890 年代，日本的一些土木、河工教科書，亦已介紹到這種新型儀器。有趣的是，從一些歷史文獻看來，中淺測器原本只是從外國引進普萊斯流速儀到日本銷售。然而，這家公司似乎在 20 世紀前期漸漸掌握了流速儀的製作技術，並逐步轉型為製造商，繼而能夠生產出台電所典藏的這五部儀器。台電公司典藏的「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及測桿」。中淺測器的起源，其實是 1852 年創業於東京日本橋一帶的「中村淺吉商店」。可能是順應明治維新以後高速成長的土地測量需求，它在 1879 年將正式名稱改為「中村淺吉測量器械舖」（但在許多場合仍沿用「中村淺吉商店」這個名字）， 1943 年又進一步改稱「中浅測器株式會社」 —— 從公司名稱改動的歷程來看，台電典藏的流速儀，其生產年份的上限不會早於 1943。那麼，中淺測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販售普萊斯流速儀呢？相關線索，或許可以從該公司留下的商品目錄著手找尋。日本國會圖書館的「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站，收錄有三個不同版本的《中村浅吉商店目録》，皆出版於大正時代（1912-1926）。這三本型錄，都介紹到一種「プライス、カレントメーター」（ ”Price Current Meter” ），亦即我們所欲尋找的普萊斯流速儀。 1913 年版型錄收錄的普萊斯流速儀，除了附有木造支架、連結於機械碼表的原型版本之外，還有連結於聽音器的「聽音流速計」以及連結於音響裝置的「電働響音流速計」兩版本。後兩者顯然都是較簡易的版本，其售價（分別為 135 元、 175 元）大約只要原型版本（ 475 元）的三分之一。 1913 年版《中村淺吉商店目錄》裡的普萊斯流速儀。（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從 1913 年版的型錄來看，當時中村淺吉商店所販售的三種普萊斯流速儀，全都註明由美國的「ガーリー」生產。這家「ガーリー」公司，應當就是前文提過的美國儀器設備公司 W. & L. E. Gurley —— 換句話說，至少在 1913 年，中淺測器在流速儀方面的業務，較精密的高價產品，仍局限於進口銷售。再看到 1922 年版的型錄，中村淺吉商店也仍售有 Gurley 所生產的「聽音流速計」（音響式流速計）與「電働響音流速計」（電音裝置流速計）。短短六年過去，這兩樣商品的價格已分別上漲到 190 元與 300 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聽音流速計」這個產品項目上，該公司已經有能力推出更便宜的自製版本，售價只要 100 元！ 1919 年版《中村淺吉商店目錄》當中，已經可以看到「中村製」的「音響式流速計」（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總的來說，普萊斯流速儀在 1882 年問世，之後被引進日本，中村淺吉商店正是其進口商。然而，在大正年間，中村淺吉商店的角色逐漸從流速儀的進口轉變為製造。二戰結束後，中淺測器的商業廣告、該公司製作的各類儀器介紹，頻頻見於日本各種牽涉環境測量的出版品當中，顯見其自製產品的銷售版圖日益擴大。銷售到台電的五部流速儀，亦是證明。就目前所知，台電典藏的五部流速儀中，兩部仍留有 1960 至 1966 年間由日本「通商產業省」核發的「流速計係數試驗成績書」。另外兩部則留有 1980 年代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的「流速儀檢定係數表」。有趣的是，後者的格式完全是前者的翻版。據此，我們可以推測前三部儀器進口到臺灣的時間點，應當不會早於日本通商產業省的檢驗日期。到了 1980 年代，台電可能為了進行後兩部流速儀的檢校，才由臺大水工所按著同樣格式，出具檢定說明。台電典藏的中淺測器製流速儀，留存於木盒中的檢定說明。中淺測器在 1990 年代以後經歷過合併、改組。今天，這家公司的名稱是「株式会社YDKテクノロジーズ」（YDK Technology），仍是活躍於日本國內航海、航空等各領域的儀器設備製造廠商，臺灣目前也仍有這家公司的產品代理。今天，該公司已不再販售 1882 年發明的普萊斯流速儀。取而代之的是「電波流速水位計」，所應用的測量技術亦已截然不同。從 1852 年到 2025 年，從美國、日本再到臺灣，普萊斯流速儀所牽繫的歷史，肯定還有許多值得探訪的線索。如果你還知道更多故事，歡迎透過「電業文物典藏」網站的意見交流信箱，與我們分享喔！相關典藏文物列表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2 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3 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4 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及測桿 03015202306-00015 中淺測器製直讀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6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中村浅吉商店目録》，191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中村浅吉商店目録 2版》，191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中村浅吉商店型録 3版》，1922，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由美國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製作的教育訓練影片“Type AA Meter”，詳細解說了普萊斯流速儀的構造、保養、測試等相關知識。 “Price Water Current Meter,”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website.

＂臺北自開點電氣燈以來，不啻於黑暗世界而放一大光明，使人眼為之明、神為之旺！＂ 1905 年，當龜山發電所開始向臺北送電、讓一盞又一盞的電燈在市區亮起以後，《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曾如此描述城市裡的嶄新氣象。此後的一、二十年間，我們會在報紙上不斷看見同樣的敘述，逐漸發生在全島的各個城市。例如， 1913 年「宜蘭電氣株式會社」開始送電以後，一個月內就點亮當地將近兩千盞電燈，「美夜光輝燦爛，五光十色，不似從前之黑暗」。同年在新竹，電燈的普及則帶動城市風貌的改造，移入人口與房屋數量都因此增加，「市街面目為之一變，展現出活力」。從這些描述來看，日治前期電燈在全島各地陸續出現，顯然帶來極大的衝擊與改變。但具體來說，電燈究竟在哪些方面改造了人們的生活呢？徬徨感如同火車曾被視為「黑色妖馬」，照相曾被誤會為「攝魂術」，電燈剛剛出現在世間的時候，也曾因為人們的不理解，而引起一些恐懼。據說 1891 年，美國白宮呼應當時潮流，裝設了電線與電燈。不過，時任總統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與他的夫人始終害怕電流，從不肯親手觸碰電燈開關。這則軼聞，今天仍寫在白宮歷史協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網站裡。美國總統尚且如此，同時代的臺灣民眾面對到電燈這樣的陌生事物，會感到緊張惶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出身新竹北埔的文學家龍瑛宗，在 1979 年發表的小說《夜流》，曾描繪出這樣一種感受。小說裡，他寫 1910 年代一群仍在使用油燈的農村民眾，正議論著臺北城裡，出現了一種名為「電燈」的不可思議之物。有些人說，「電燈」是外國人「造出來的魔物」，有人則猜測，「電燈」是被放大的螢火蟲。總而言之，「電燈」對於當時的農村居民而言，仍是超越常識的一種存在。《夜流》其實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前述種種，或許就出自於龍瑛宗在北埔的成長記憶。「文明」的展示與追求對於未曾接受教育的民眾來說，電燈以及其他各類「文明」事物，意味著某種神秘力量。有本事操縱這股力量的人，也就能夠讓老百姓感到敬畏 —— 有時候，統治者也會利用這點，刻意展示各種各樣的建設成果，藉以表現他們對於「文明」的高度掌控。 1899 年，殖民政府的官員們，便曾帶領一群北臺灣原住民部落的頭目，參觀臺北的現代化建設。鮮少與外界接觸的族人一見到電燈，果然驚愕地開始議論：「日本人是不是連日月都能做出來啊？」——部落領袖的敬佩與懾服，正是這場參訪活動想要達成的效果。不光是原住民，出身臺中清水地區的著名仕紳楊肇嘉，在 1908 初次造訪臺北時，也初次見識到電燈、電話等新奇事物，並且驚訝到「差不多整夜都沒有睡著」。數年後，返回清水的楊肇嘉開始參與地方政治事務。這段期間，他最積極推動的地方建設計畫就是架設電燈，幫助他的家鄉「從黑暗走向光明」。 1920 年，楊肇嘉正式成為清水「街長」（即當時的鎮長）。在他上任後不久，清水也順利點亮電燈，成為現代化的城鎮。這件事情不僅令楊肇嘉感到寬慰，也為地方上的鄉親父老帶來「歡欣、樂觀和希望」 —— 看來，電燈不只能夠在夜間提供照明，更能幫助一個聚落躋身「文明」行列，為聚落裡的人們創造出進步的自信心。 1939 年臺北新起街市場（西門紅樓）裡燈光燦爛的景象。（圖像來源：Wikipedia）夜間行動力的提升驚訝歸驚訝，人們還是很快就接受了電燈，並且適應它所引起的一連串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夜間行動能力的大幅增長。在電燈出現之前，人類還是擁有蠟燭、油燈、瓦斯燈。只不過，這些照明工具的亮度始終有限。相對來說，沿著街道鋪展開來的電燈，才能真正在現代城鎮裡創造足夠明亮的活動空間。與此同時，城市的夜間秩序，也因為電燈而變得穩定。每當某個角落在暗夜裡屢屢發生治安事件，地方政府便會藉由裝設電燈、增加照明來減少犯罪機率。此外，電燈對於公共衛生的提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913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一篇題名為「穢所燃燈」的報導便指出：由於臺北市內有太多路人趁著夜間昏暗隨意便溺，民間組成的「臺北防疫組合」打算動用經費，在特定地點增設電燈，嚇阻這樣的脫序行為。電燈開始在臺灣廣泛應用的時代，現代的「休閒」觀念逐漸普及，民間消費力也迅速增長。翻開當時的報紙，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舉行於夜間的「納涼會」、「商品廉賣會」、「電影放映會」。熱鬧街區裡的商店，更是把營業時間延長到深夜。一些店家則會強調店內擁有先進的電燈照明設備，或設計眩人耳目的電燈裝飾作為廣告看板，藉以招攬顧客。 1937年，一群高校生在臺北京町的燈光之下舉辦遊行的場景。（圖像來源：wikipedia）「不夜城」與尚未點亮的農村＂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如同文學家王詩琅的小說《夜雨》所述，在現代世界裡，電燈宛若暗夜裡的太陽，形塑了我們的生活樣貌。日治時期的報刊或詩詞，經常會用「不夜城」這個詞，來描述裝設電燈之後的城鎮景況。當黑夜如同白晝一樣光亮，夜晚便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休息時間，而能夠創造更豐富的生活內容。根據總督府的統計報告， 1905 年，臺灣使用的電燈數量，大約只在 5000 盞左右。到了 1940 年，這個數字已經成長了 60 萬盞。 35 年間，整座島嶼在夜晚所能獲得的光亮，增加了百倍有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變化，並非遍及整座島嶼。二戰結束以前，臺灣的電燈普及率其實只達到 35% - 40% 左右。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鄉村地區仍使用著油燈與蠟燭，直到 20 世紀後期才陸續因為「農村電化」而進入電燈時代 —— 那就是之後的篇章所要講述的另一個故事了。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Betty C. Monkman, “The White House Gets Electric Lighting, 1891,” The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ebsite. 王學新編，《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1。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2004。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 Jane Brox著，田菡譯，《光明的追求：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臺北：臉譜，2020。

2019年，臺灣的成棒代表隊在亞錦賽當中拿到了睽違18年的冠軍，令國人大為振奮。當時帶隊的總教練李盈南，出身自台電棒球隊。李教練的生平事蹟，在台電出版的《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曾有詳盡介紹。藉由這篇書摘，讓我們一起來認識這位台電棒球人的故事吧！ - 現任台電棒球隊總教練的李盈南（編按：李教練已於2021年榮退），生於1956年，立人國小四年級時由於好動被老師主動報名參加棒球隊，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國中加入民德國中青少棒，畢業時由於太喜歡打球，所以選擇考商職，志願也只填棒球名校六信商職，棒球隊教練是國中時期的林芳男教練，結果成績太好，是當時六信商職的榜首，也是第一位以榜首身分入學的棒球隊球員，讓教練非常驕傲。在六信棒球隊3年的時間內，李盈南跟著球隊拿過兩次全國冠軍，當游擊手也當投手，後來保送考試考上臺北體院，當時台電棒球隊的隊長鄭昆吉和王孝烈親自到府遊說希望能加入台電棒球隊，在當時能進入台電或合庫也是許多棒球人的目標，李盈南考慮到未來長期發展，於是點頭加入台電棒球隊。 1974年剛進台電起薪1,840元，結果沒想到隨著臺灣經濟起飛，薪水條件也跟著上漲，打到30歲左右才從球隊退下來，之後專心在台電工務課當監工。 1998年，李盈南42歲時，又一個機會改變了他的生活，當時台電棒球隊教練改組，陳哲祥總教練邀請李盈南回到棒球隊當教練，2014年陳哲祥總教練退休後指定李盈南接任，從六信家商畢業後，就進入台電打球，選手加上教練時期，前後已長達40餘年。球隊成績之外，李盈南總教練特別注重球員在台電工作崗位上的表現，要球員想長遠一點，增加本身的專業技能，畢竟打球的時間很短暫，未來還有30幾年要在台電服務。 ——節錄自林韋言、沈慈雅，《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臺北：台電，2019），頁70-73。

保護水力發電廠的土地公：萬大保和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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