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水力發電廠的土地公：萬大保和宮-電業文物典藏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作者：陳韋聿你見過螺旋槳式的「風向風速儀」嗎？這類儀器的型制經久不變，在機場、船舶等各種需要氣象觀測的場合，總有機會發現它的蹤影。早期，台電在進行電源開發的勘測工作時，也需要蒐集現場環境的氣象數據。當時所使用的一具風向風速儀，目前就保存於台電的文物典藏中心。儀器下方的銘牌寫有其型號 N-162D，以及 Nippon Electric Instrument, Inc. （簡寫為NEI）等字樣，顯然是日本製造的產品。若仔細爬梳日本方面的文獻，就會發現這具風向風速儀與它的製造廠商，在日本氣象觀測史上都頗具重要性。箇中故事，值得我們細細述說。台電典藏的 NEI 製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 Nippon Electric Instrument 這個名字，按照字面意思，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日本的重量級企業「日本電氣」（臺灣分公司名稱為「恩益禧」）。不過，「日本電氣」的英文名稱其實是 Nippon Electric Company （簡寫為NEC），它顯然不是這件文物的製造廠商。實際上， NEI 的日文原名是「株式会社日本エレクトリック・インスルメント」，該公司創立於 1965 年，是風向風速儀的專門製造商。 NEI 現已不存，但該公司曾有一本名為 WIND PRESS 的定期出版刊物，能夠幫助我們掌握許多故事線索。 2000 年出版的第 3 期 WIND PRESS 收錄了一篇文章，名為〈わが国の風向風速計の歩み〉，回顧了日本風向風速儀的技術發展史。該文提到： NEI 創始人野澤侑司的父親（姓名未詳）原本也是氣象設備製造商。據說在 1950 年代，他與日本氣象廳合作研發出日本史上第一個電子式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不過，那時的儀器仍是用黃銅製造，重達 23 公斤，曝露在自然環境中也容易有鏽蝕、受損等等問題。 1965 年，出於我們不知道的理由，野澤侑司離開了父親的公司，自行創辦 NEI。隔年， NEI 旋即發表日本史上第一款運用 FRP （塑鋼）材料製成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 重量更輕，材質更耐久，完美彌補了過往黃銅製儀器的缺點。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本刊物的後半部分，呈現了 NEI 創社以來推出的產品，其中也提到台電典藏的這件塑鋼製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N-162D ，並且說到該產品是「広く普及している風向風速計」（廣泛被使用的風向風速儀）。 NEI 與其他公司合併後組成的「 ANEOS 株式会社」，今日所生產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整體形制與台電典藏的 N-162D 仍然相去不遠。（圖像引用自 ANEOS 株式会社網站） - 台電典藏的這件 N-162D ，在建檔之初，所登載的說明內容，多數引用自中央氣象署南區氣象中心所建置的科普教育內容頁面。沿襲該頁面的說法，這具儀器的使用時間，也暫時被推定在 1950 至 1970 年代之間。不過，根據前文的資料爬梳，我們大致可以確定：本件儀器的製造與使用年代，應當都在 1966 年以後。實際上，早期台電使用的眾多日本製儀器設備，來源相當多元。有些器物很早便已在市場上流通（例如 19 世紀晚期便已出現的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可能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有些器物則如同本件風向風速儀，可能是在 1963 年電源開發處成立後，才陸續向日本方面進行採購。 N-162D 在臺灣雖已成為「文物」，但在晚近的時代裡，我們仍能看到它持續被使用在日本的消防設施、研究船、調查船當中。這樣看來，NEI 在 1966 年推出的 FRP 製風向風速儀，確實是劃時代的發明，使風向風速儀能夠挺過歲月考驗，更加經久耐用。 2019 年， NEI 已經與另一家歷史悠久的設備製造商「小笠原計器製作所」（「電業文物典藏」網站亦收錄了這家公司製造的一件水位計）合併，成為「ANEOS株式会社」。不過， NEI 的創始人野澤侑司，今天仍舊擔任著這家公司的會長職務。若有機會帶著台電典藏的 N-162D 前往拜訪，或許，這位企業家還能告訴我們更多與之相關的故事呢！野澤侑司（右）目前是 ANEOS 株式会社的會長，他所成立的 NEI 影響了日本風向風速儀的技術發展。（圖像引用自 ANEOS 株式会社網站）參考資料〈わが国の風向風速計の歩み〉，收錄於株式会社日本エレクトリック・インスルメント編，WIND PRESS，vol.3（2000，東京），頁4-5。

作者：陳韋聿現代城市裡總有許多變電設施在默默運轉，協助整個電力系統逐段降壓、分配負載，使電力能夠順利地來到我們生活周遭。長期以來，位於臺北舊城區的建成變電所，也發揮著同樣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時也是名列於「國家文化資產網」上的古蹟！走過將近百年歷史的「大稻埕變電所」（今稱建成變電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建成變電所的前身，其實是日治時期隸屬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大稻埕變電所」。目前（ 2025年），政府已公告的 1,055 個古蹟當中，僅有5個與電力事業直接相關，「大稻埕變電所」是唯一登錄於其中的變電設施。「大稻埕變電所」出現在 1938 年。今天，我們若沿著太原路行經該處，還能見到當時興建的淺綠色建築物。根據研究者王麗夙的考察，它應當就是變電所的控制室。在該建物面向街角的圓弧型牆面頂端，甚至還保留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標誌呢！此外，與建築物相連結的「吊揚塔」，亦是大稻埕變電所的另一看點。「吊揚」亦即日文當中的「吊り上げ」，也就是起重機。「吊揚塔」的設置，便是為了在變電所內創造較高的樓地板，藉以設置起重機，搬運沉重的變電設備。王麗夙指出：在臺灣既存的日治時期變電所當中，僅有大稻埕與瑞芳兩處，仍能見到控制室結合吊揚塔的建築配置。還值得注意的是：大稻埕變電所的位置「臺北市下奎府町 48 番地」，在更早一點的時代，其實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置的地方服務處（當時稱為「散宿所」）。根據研究者的考察，這個散宿所應當設立於 1932 年左右，所內有專業技術人員常駐其中，負責修護鄰近地區的線路、設備。1938 年變電所成立以後，散宿所可能與變電所同時並存。二戰結束後曾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長達二十餘年的陳臣呈先生（註），日治時代曾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職員。 1930 年代後期，他就曾經任職於下奎府町散宿所，並且在這個地方工作了七年左右時間。 1935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當中，圓環附近的現代街廓已然發展成形。而在「蓬萊公學校」的後方街角處，已可明確看到「散宿所」的標示。（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百年歷史地圖」網站）隨著時代推移，日治時期存在於臺北的其他變電所已被逐一改造，只有大稻埕變電所仍保留昔日風貌。 2019 年，這個地方正式被登錄為臺北市的市定古蹟，台電公司也聘請專業建築團隊，來為既存的老房子進行妥善修復。一座古老的變電所，既是電力的轉換站，也有不同時代的故事在其中交錯。由於資料有限，現代研究者對於大稻埕變電所的故事，所能掌握的細節仍然粗略。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人投入臺灣電業史的研究行列，為這幢古蹟找回更多屬於它的故事。同樣建造於日治時期的「宮前町變電所」（即後來的中山變電所），近年亦已啟動改建工程。（圖像來源：Google Maps）註：根據臺灣電力史研究者林炳炎的考察：陳臣呈先生出生於 1906 年，畢業於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1930 年「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希望能夠從臺北高商徵才，任教於該校的著名知識分子林茂生遂推薦陳臣呈前往應試並獲得錄取。在該公司服務期間，他曾任職於「營業係」（在當時的組織架構當中，該單位隸屬於「營業部」底下的「營業課」），其後轉任下奎府町散宿所「主事補」（「主事」可能是散宿所的負責人，「主事補」則是其副手），其後由回到本社的「収金係」（應是收費單位，林炳炎解作「收費課長」，但在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組織架構當中似未見到「收費課」）。二戰結束後，陳臣呈曾在台電擔任過宜蘭區處主任、屏東區處經理、業務處管理課長、嘉義區處經理、高雄區處副經理、台南區處副經理，最終於 1971 年自業務處退休。此外，「台灣棒球維基館」所收錄的資料指出：1960 年代後期，陳臣呈先生亦曾在台電棒球隊擔任過副領隊。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大稻埕變電所〉，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monument/20190923000001 〈太原路上青磚塔樓道盡大稻埕春秋〉，「台電綠網」，2018年6月11日。網址：https://service.taipower.com.tw/greennet/about/theme/256 王麗夙，〈日治時期臺灣電力設施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3-31、4-57、4-60、4-61、4-65。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台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40、222。

1926 年 10 月 10 日，是臺灣史上值得銘記的日子。這天，留學東京的臺籍西畫家陳澄波，成為第一個以繪畫作品入選日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臺灣人。值得注意的是，陳澄波的這幅《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描繪了故鄉嘉義的街道風景。而在畫面中，我們會發現一個醒目的現代化元素，也就是排列在街道兩旁、一根根矗立的電線桿。陳澄波首度入選的《嘉義街外》目前僅有照片留存，但畫面裡的電線桿依舊醒目。（圖像來源：LY@Wikipedia）陳澄波與嘉義市的電力建設若試著翻查陳澄波的其他畫作，我們會發現他的城市風景畫裡，電線桿是個經常出現的街景物件。在他第二次入選帝展的《嘉義街景》這幅畫裡，電線桿更是被擺在了正中央，宛若刻意強調它的存在。一個生活在日治時代中期的臺灣畫家，為什麼對於電線桿會如此著迷？關於這點，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從陳澄波及其同時代人的成長背景，來做些推敲。陳澄波在 1895 年出生於嘉義，那年日本也正好開始統治臺灣。因此，在陳澄波的成長過程裡，想必目睹了這座城市裡各式現代化建設的逐一出現，電力設施亦是其中之一。 1913 年，當「嘉義電燈株式會社」在當年秋天開始向整座城市供電的時候，他正好離開故鄉到臺北求學。可以想像，當他每一次趁著學校假期回到嘉義，發現熟悉的故鄉街道，竟然一處處接連樹立起電線桿，並且在夜晚亮起了街燈，那樣的巨大轉變，或許也在他心裡也留下了強烈的衝擊感吧！陳澄波1927年的作品《夏日街景》，呈現當時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附近的景象。（圖像來源：開放博物館）城市風景畫裡的電線與電桿有趣的是，在陳澄波的風景畫裡，電桿雖然醒目，電線卻被刻意省略掉了。身為畫家，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描繪的景物，也可以略去那些對於構圖、美感等等較不利元素。當然，每個畫家的選擇不見得相同。我們看同時代的日籍畫家小澤秋成，他的《臺北風景》裡除了同樣引人注目的電線桿以外，也隱約能看到橫過天際的電線。小澤秋成對於「電線桿」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曾在一次採訪當中說道，許多人總認為電線桿看了礙眼，但他卻想要透過電線桿把「線條的魅力」帶進畫面當中，另一位畫家鄉原古統描繪臺北城裡熱鬧的街道，電線在十字路口上空的縱橫交錯，使畫面顯得更為鮮明。如同畫裡所呈現的那樣，越是熱鬧的城區，電桿、電線的建置也越趨密集，對於城市景觀的影響也就更形巨大。 1931年小澤秋成的作品《臺北風景》。（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鄉原古統筆下的臺北榮町，圖中的街道是今日臺北市的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圖像來源：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國家文化記憶庫）電桿、電線與城市生活電線與電桿的過度密集，有時也會引起民怨。 1890 年，日本東京的電力建設正如火如開展，《東京日日新聞》的一篇報導卻說道，這座城市裡的許多老百姓已開始覺得自己像是生活在蜘蛛巢裡（東京市民は蜘蛛の巣の中に生活し居るかと怪まるる程なり），舉目四顧，全是密密麻麻的電線。這篇報導刊出的時間點，距離東京地區的第一盞電燈亮起才不過短短八年。從歡欣鼓舞到表露嫌惡，東京人對於電力建設的態度轉折，可謂極其迅速。日治時期，當電線桿剛剛出現在臺灣人眼前的時候，或許也還沒那麼令人反感。街道上出現電線桿，代表鄰近家戶已經能夠向電力公司申裝燈泡、電扇，走進現代生活。 1924 年，新竹仕紳黃旺成的新房子剛蓋好不久，舉家喬遷的第一天，他便趕快要找工人，自費裝設電線桿，讓新家可以點燈。話雖如此，電線與電桿的設置，也不全然與好事相關。居住在豐原的臺籍仕紳張麗俊，則在 1936 年 7 月 31 日參加朋友的喪禮。但他發現典禮會場緊挨著街上的電桿與電線，導致帳幕難以張開，輓聯也沒辦法被懸掛起來，令他著急的不得了。另一位著名仕紳林獻堂則在 1929 年 12 月 21 日的日記裡，寫到四弟林澄堂的妻子到臺中看牙醫，回程途中乘坐的車子卻不慎撞上電線桿，才剛治了牙痛，卻又傷了臉頰。這種汽車撞上電線桿的車禍事件，在日治後期的報刊屢見不鮮。比如《臺灣新民報》在 1938 年 4 月提到彰化一輛卡車撞倒電線桿，導致整座城市瞬間停電。 1940 年 2 月，一篇報導則說高雄有兒童巴士為了閃避電線桿而不慎翻覆。隨著電桿佈設的密度越來越高，這類與電桿相關的事故，自然也就越趨頻繁了。電線桿廣告也能收費？不過，密集設置的電線桿，也可能在城市裡發揮其他功能。日治前期，由總督府作業所建設的電線桿，就曾經設置廣告版位，讓商家付費宣傳。只要付一圓不到（約等於當時許多臺籍工匠的一日工資），就可以在市區裡的某個電線桿上張貼三個月的廣告，聽起來頗為划算。有個例子是日治初期開設於臺南的知名藥局「愛生堂」。 1910 年，當臺南市的電線桿開放廣告申請以後，他們便率先買下不少版位。透過密集的電線桿，讓自家廣告頻繁出現在群眾眼前。愛生堂在廣告方面非常捨得花錢。根據報導，這家店鋪剛開幕的時候也曾砸下重本，組成廣告隊伍，在臺南市區整整遊行了一整個禮拜。當時的報導說道：這種事情在本地前所未見，愛生堂可說是首開風氣。同樣的，當「電線桿廣告」這種宣傳管道出現以後，愛生堂也依舊要搶在前頭。至於這些電線桿廣告究竟為他們帶來多少業績？恐怕也只有業者自己知道了。 - 距今不過二、三十年前，臺灣各地的電線桿也曾經被貼上各種聖經標語、房產廣告。不過，隨著電纜地下化工程的逐步開展，電桿與架空線路逐漸減少，前述的雜亂景象也變得少見。從陳澄波成長的時代開始，在臺灣密集建設的電桿與電線，曾是一道醒目的城市風景。如今，那樣的景象正從我們的生活裡逐漸退場。至於與之相關聯的歷史記憶，則仍舊留存在種種的文獻材料當中，等待著我們仔細找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蔡承豪，〈側寫嘉義電力發展史從陳澄波畫作中的電線桿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386期，（臺北，2015），頁90-102。〈愛生堂藥房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3日，第5版。〈電柱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5月10日，第4版。〈電燈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8月21日，第6版。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36年7月31日。

澎湖的七美島上盛傳一個故事：1966年，七美鄉長張輾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邀請他造訪這座臺灣海峽上的僻遠小島，引起了一陣騷動。而在他離開以後的數年之內，七美多了兩口自來水井，一座「中正公園」，以及一座發電廠——自此而後，七美正式邁入了電力時代，「全島大放光明」。人們遂一致認定：七美島的電力，必然是老蔣總統的德政。歷史的真相確實如此嗎？《島嶼有光：澎湖、金門、馬祖供電物語》以這個小故事的考證為楔子，仔細比對口述訪談與報紙、檔案等種種材料，嘗試探究七美島上的電力建設究竟從何而來。而實際上，七美島的故事只是本書的一個環節，澎湖、金門、馬祖等等離島地區，在二戰結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政治體制與臺灣截然不同，這些島嶼的電力建設過程，也各自有一段取折故事，值得仔細述說。 1930 年代的澎湖馬公與道路上的電線桿。（圖像來源：澎湖縣政府）從電火初綻到大放光明《島嶼有光》的前半部分主要考掘各個離島的電力供應如何起始。在眾多島嶼當中，澎湖馬公的供電系統建設於日治時期。二戰結束以後，台電也接收了這一建設基礎，持續發展。不過，馬公以外的各個離島，則要到二十世紀後期才陸續有電力建設。其中，金門與馬祖各自皆有電力公司的成立，一直要到1990年代才陸續併入台電。馬祖電廠的珠山分廠。（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第二章〈電火初綻〉著重於歷史考掘，過程當中，本書作者也分別訪問澎湖、金門、馬祖的在地耆老，邀請他們一同回憶關於島上電力與生活的陳年舊事。早年，澎湖許多小島的供電仍不穩定，因而在當地百姓的生活記憶裡，缺電、停電仍是常態性的事情。在1960年代的戰地金門，電力建設被視為要務，相關建設也因此得到擴展。相較之下，馬祖則要到1970年代末期才有電廠起建。針對更為細瑣的一些島嶼，作者則以諸多電力相關人物的回憶帶過該地的電力故事，讀來頗具趣味。現代澎湖的中屯風力園區。（圖像來源：交通部觀光署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網站) 風機矗立的應許之地第三章〈台電來了〉，以1990年代以後台電營運離島地區電力體系的故事為焦點。作者採訪這一時期曾在各個離島電廠服務的老台電人，從中挖掘當年的建設工程所遭遇之困難，並討論離島小型電網與臺灣本島的情況有何差異。澎湖七美的太陽能光電板。（圖像來源：台電綠網）最後一章〈應許之地〉則以澎湖的風力發電機起筆，再寫到金門的智慧電網建設。在強調綠色能源的今日，風力發電也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有趣的是：作者提到1960年代開始，台電便已嘗試自製風機，在澎湖島上運作。這段故事，也特別呈現了相關工作人員的回憶。撫今追昔，這段歷史對於今日臺灣的綠電發展而言，或許有值得參照之處。從荒蕪到豐沛，這些島嶼的電力建設得以有今日成果，並非憑空得來。《島嶼有光》帶領讀者追溯往昔，讓我們看見電力建設如何在一個克難的時代裡，在強風凜冽的臺灣海峽當中，逐步地成長壯大。＊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七美島上初來電七美舊名大嶼，位在臺澎之間的重要漁場上，自明朝初年閩浙移民來到島上，討海就是鄉人的主要營生。沒有電力的年代，七美漁獲不能保存，吃不完的魚貝只能曬乾、醃漬，然後在東北季風吹襲，沒法出海的幾個月裡，成天吃番薯籤、醬瓜、魚乾、醃魚。「都是臭哄哄的東西」七美人顏海峯這麼形容。 1967 年，蔣中正總統來訪後一年，七美鑿了口深水井，另一件大事便是，島上開了製冰廠。鄉民張精華獨資在南滬漁港設立「玉成製冰廠」，每天可生產12 噸冰塊，免費提供七美漁船加冰，條件是必須將漁獲交由製冰廠運銷。全盛時期七美有3 家製冰廠，以冰塊保鮮的高級魚貨，銷往臺灣本島，到了冬天，七美人還是吃醃魚魚乾醬菜番薯籤。 3 家製冰廠中，有一家應該是張碾之子，張啟明的產業。澎湖建國日報1966 年2 月16 日的報導：「七美製冰廠竣工近期內即可生產」依此報導，張啟明的製冰廠比鄉志上記載張精華的第一家製冰廠還要早，究竟誰是誰非，仍待查考。而製冰除需用電，也需用水，也許張啟明的製冰廠得到1967、1968 年深水井完工後才正式運作也未可知。比這則新聞早6 天，1966 年2 月10 日建國日報有一則「修復七美燈塔準備工作完成」的報導：這則新聞顯示，七美最早有電的地方，很可能是燈塔。燈塔建於日治末期的1939 年，初時以電土照明。電土是碳化鈣加水產生乙炔，點燃乙炔發光，這樣的照明，來自化學能而非電力。太平洋戰爭時期，電土來源匱乏，燈塔停止放光，1960 年起，改以發電機對蓄電池充電，供電照明。1965 年蓄電池損壞，1966 年重修亮燈。說起來，七美最早的電力，若非光復後駐軍的發電機，就是1960 年七美燈塔的發電機。而燈塔亮燈，為的也是七美的漁業。 1964 年，許進豐臺南師範學校畢業，返鄉擔任七美國小教師，他帶回七美第一台CANON 照相機，為了沖洗照片，他以小型發電機為機車蓄電池充電，當作顯像用放大機燈頭的電源。「曝光，答答答答……要算21 秒。」許進豐補充：「後來有電了，答答，兩秒，曝光就夠了。」燈塔，放大機之外，製冰廠自己發電製冰，同時也拉幾條線，送電給鄰居親友點燈照明。還沒有發電廠的島嶼，電燈已經稀稀疏疏地亮起。（頁30-33） 1960年代的自製風力發電機那年9 月，冬北季風吹起，風機該運轉了，蔡文華被派回澎湖常駐，每天照顧風機。16 歲的小伙子，考進台電後，還去台北市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大安高工前身）夜間部進修，被派回澎湖只好中斷學業。一個人，每天到現場，擦拭機器、上油、為電池加水、檢查儀表，做報表。日常工作做完也不能離開，得隨時注意風速和風向。當時的葉片沒有旋角控制（PITCH CONTROL）功能，一旦風速過高，葉片轉速太快，機器無法承受，必須手動煞車。「當時的葉片只有一個面，不能調整，就像一台大風扇。」蔡文華說。蔡文華一個人，每天帶著便當上工，上午8 點到，下午5 點多，坐最後一班公車回馬公，下班後沒人照顧風機，還得把葉片煞住，不讓它運轉。地處荒遠，他又不屬在地區處管轄，從未有人查勤，他也乖乖的不敢擅離職守，日常工作之外，就是看看書，別無他事可做，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多，修理廠把風機拆了，蔡文華回松山修理廠上班。臺澎第一台實驗型風機，卻稱不上臺灣風機的始祖，它留下的實驗成果不多，日後各期風機，都與它沒有血緣關係。回到修理廠，蔡文華繼續學業，高職畢業後唸台電專科班，請調澎湖區營業處，任區處檢驗股主辦，然後派任七美電廠廠長，在那裡他遇見另兩台風機。「把風機搞壞的就是我和蔡文華，」七美人顏海峯總是語出驚人，他表示，七美風機完工運轉後，澎湖在地台電長官，特別邀請台電總處高層來參觀，但澎湖夏天無風，平日風機不太轉動，澎湖在地長官要求，無論如何必須轉，當時蔡文華是七美發電廠廠長，他是電廠值班人員，兩人帶著螺賴把趕到風機處，把線路重接，總處長官蒞臨，按鈕啟用，等於是打開開關送電給風機，風機就如風扇一樣轉動起來。「按鈕，颼颼颼地轉了，大家很高興，拍拍手，回去吃飯了。秋天起風了，再開，就不轉了。」顏海峯比手劃腳，說得興高采烈。 1982 年，台電有意開發七美風力資源，委託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與臺灣大學合設的工業研究中心，進行風速資料統計及風能評估研究，計畫設風能風速觀測站觀測一年。 1987 年底，進行土地徵收。1989 年6 月，由美商USWINDPOWER 公司得標，1990 年10 月，完成兩部各100 瓩先導型風力發電機設置。這兩部機運轉過程並不順利，1991 年1月，「七美先導型風力發電計畫試運轉小組第3 次工程會議」，由澎湖區營業處徐采田經理主持，參加者有澎湖發電廠、綜合研究所、電源開發處、美商USW 代表、業務處、營建處、施工隊等等單位。會議紀錄上提及，「因地形造成無可預期之風向變化過大引起之警報已無可避免，廠商同意在不影響風力機壽命原則下修改程式軟體，改善警報設定值範圍。」風機設置於崖邊，海風吹過懸崖產生不定向強風，造成風機運轉不順，這是七美風機未能持續運轉的原因之一。另一個說法是，這兩部100 瓩先導型風力發電機組，併入七美供電系統中，供電比例過高，對系統穩定有不良影響，試辦兩年後終止。蔡文華看法略有不同，他表示，當年風機技術仍不成熟，風機迎風轉動，底下纜線的連接方式不佳，同一個方向轉久了，纜線便糾纏在一起，必須爬上風機以人力把它轉回來。七美風機設置點距離七美發電廠頗有距離，過去曾是當地的墳場，周邊陰森荒涼，小離島電廠同仁要照顧發電機、要抄表收費、維護線路已經十分忙碌，風機停了抽不出人手去轉回來，夜裡更沒有人要去，久了就把它擱著，自然報廢得快，這兩部先導型風機同樣拆得一點痕跡不留，但後來的澎工所主任林致弘參與規劃，澎湖區營業處處長陳慶平，也曾運維這兩部機，日後中屯風機發包施做，林致弘、陳慶平、蔡文華都有參與，當年七美先導型風機的經驗，相信對他們的工作有些幫助。（頁237-243）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官營與民營之間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臺北自開點電氣燈以來，不啻於黑暗世界而放一大光明，使人眼為之明、神為之旺！＂ 1905 年，當龜山發電所開始向臺北送電、讓一盞又一盞的電燈在市區亮起以後，《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曾如此描述城市裡的嶄新氣象。此後的一、二十年間，我們會在報紙上不斷看見同樣的敘述，逐漸發生在全島的各個城市。例如， 1913 年「宜蘭電氣株式會社」開始送電以後，一個月內就點亮當地將近兩千盞電燈，「美夜光輝燦爛，五光十色，不似從前之黑暗」。同年在新竹，電燈的普及則帶動城市風貌的改造，移入人口與房屋數量都因此增加，「市街面目為之一變，展現出活力」。從這些描述來看，日治前期電燈在全島各地陸續出現，顯然帶來極大的衝擊與改變。但具體來說，電燈究竟在哪些方面改造了人們的生活呢？徬徨感如同火車曾被視為「黑色妖馬」，照相曾被誤會為「攝魂術」，電燈剛剛出現在世間的時候，也曾因為人們的不理解，而引起一些恐懼。據說 1891 年，美國白宮呼應當時潮流，裝設了電線與電燈。不過，時任總統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與他的夫人始終害怕電流，從不肯親手觸碰電燈開關。這則軼聞，今天仍寫在白宮歷史協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網站裡。美國總統尚且如此，同時代的臺灣民眾面對到電燈這樣的陌生事物，會感到緊張惶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出身新竹北埔的文學家龍瑛宗，在 1979 年發表的小說《夜流》，曾描繪出這樣一種感受。小說裡，他寫 1910 年代一群仍在使用油燈的農村民眾，正議論著臺北城裡，出現了一種名為「電燈」的不可思議之物。有些人說，「電燈」是外國人「造出來的魔物」，有人則猜測，「電燈」是被放大的螢火蟲。總而言之，「電燈」對於當時的農村居民而言，仍是超越常識的一種存在。《夜流》其實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前述種種，或許就出自於龍瑛宗在北埔的成長記憶。「文明」的展示與追求對於未曾接受教育的民眾來說，電燈以及其他各類「文明」事物，意味著某種神秘力量。有本事操縱這股力量的人，也就能夠讓老百姓感到敬畏 —— 有時候，統治者也會利用這點，刻意展示各種各樣的建設成果，藉以表現他們對於「文明」的高度掌控。 1899 年，殖民政府的官員們，便曾帶領一群北臺灣原住民部落的頭目，參觀臺北的現代化建設。鮮少與外界接觸的族人一見到電燈，果然驚愕地開始議論：「日本人是不是連日月都能做出來啊？」——部落領袖的敬佩與懾服，正是這場參訪活動想要達成的效果。不光是原住民，出身臺中清水地區的著名仕紳楊肇嘉，在 1908 初次造訪臺北時，也初次見識到電燈、電話等新奇事物，並且驚訝到「差不多整夜都沒有睡著」。數年後，返回清水的楊肇嘉開始參與地方政治事務。這段期間，他最積極推動的地方建設計畫就是架設電燈，幫助他的家鄉「從黑暗走向光明」。 1920 年，楊肇嘉正式成為清水「街長」（即當時的鎮長）。在他上任後不久，清水也順利點亮電燈，成為現代化的城鎮。這件事情不僅令楊肇嘉感到寬慰，也為地方上的鄉親父老帶來「歡欣、樂觀和希望」 —— 看來，電燈不只能夠在夜間提供照明，更能幫助一個聚落躋身「文明」行列，為聚落裡的人們創造出進步的自信心。 1939 年臺北新起街市場（西門紅樓）裡燈光燦爛的景象。（圖像來源：Wikipedia）夜間行動力的提升驚訝歸驚訝，人們還是很快就接受了電燈，並且適應它所引起的一連串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夜間行動能力的大幅增長。在電燈出現之前，人類還是擁有蠟燭、油燈、瓦斯燈。只不過，這些照明工具的亮度始終有限。相對來說，沿著街道鋪展開來的電燈，才能真正在現代城鎮裡創造足夠明亮的活動空間。與此同時，城市的夜間秩序，也因為電燈而變得穩定。每當某個角落在暗夜裡屢屢發生治安事件，地方政府便會藉由裝設電燈、增加照明來減少犯罪機率。此外，電燈對於公共衛生的提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913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一篇題名為「穢所燃燈」的報導便指出：由於臺北市內有太多路人趁著夜間昏暗隨意便溺，民間組成的「臺北防疫組合」打算動用經費，在特定地點增設電燈，嚇阻這樣的脫序行為。電燈開始在臺灣廣泛應用的時代，現代的「休閒」觀念逐漸普及，民間消費力也迅速增長。翻開當時的報紙，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舉行於夜間的「納涼會」、「商品廉賣會」、「電影放映會」。熱鬧街區裡的商店，更是把營業時間延長到深夜。一些店家則會強調店內擁有先進的電燈照明設備，或設計眩人耳目的電燈裝飾作為廣告看板，藉以招攬顧客。 1937年，一群高校生在臺北京町的燈光之下舉辦遊行的場景。（圖像來源：wikipedia）「不夜城」與尚未點亮的農村＂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如同文學家王詩琅的小說《夜雨》所述，在現代世界裡，電燈宛若暗夜裡的太陽，形塑了我們的生活樣貌。日治時期的報刊或詩詞，經常會用「不夜城」這個詞，來描述裝設電燈之後的城鎮景況。當黑夜如同白晝一樣光亮，夜晚便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休息時間，而能夠創造更豐富的生活內容。根據總督府的統計報告， 1905 年，臺灣使用的電燈數量，大約只在 5000 盞左右。到了 1940 年，這個數字已經成長了 60 萬盞。 35 年間，整座島嶼在夜晚所能獲得的光亮，增加了百倍有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變化，並非遍及整座島嶼。二戰結束以前，臺灣的電燈普及率其實只達到 35% - 40% 左右。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鄉村地區仍使用著油燈與蠟燭，直到 20 世紀後期才陸續因為「農村電化」而進入電燈時代 —— 那就是之後的篇章所要講述的另一個故事了。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Betty C. Monkman, “The White House Gets Electric Lighting, 1891,” The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ebsite. 王學新編，《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1。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2004。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 Jane Brox著，田菡譯，《光明的追求：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臺北：臉譜，2020。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電扇如何登陸臺灣？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不過，作業所也承諾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電化生活」的預習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在基礎建設還不發達的時代，臺灣各地的輸供電網絡佈建，全都仰賴著一群懷抱使命感的台電英雄。他們默默地扛著沉重的電桿，走進那些重型機具無法抵達的山區或鄉村，將電力輸送至每個角落。近年來，台電公司執行了許多針對臺灣電業文化資產的清查盤點與專書出版計畫，也採訪到好幾位資深台電人，他們都曾經參與過臺灣電力建設篳路藍縷的過程。許多人在訪談當中，都曾提到他們如何在克難的環境當中，一步一步幫助國家完成電網佈建的艱鉅任務。搬移機具，全憑團隊合作 2021 年，已退休的前台北供電區營運處副處長白雲年先生，曾在台電「輸供電系統文化資產清查」計畫的訪談當中，談到早年的台電人員如何在機具相對匱乏的情況下完成任務。譬如沉重的變壓器等等設備，過去很少有大型吊車可以進場處理。也因此，從事起重技術工作的同仁，角色特別重要：「你要讓一個團隊動起來，去達成那麼重的設備搬移等等，必須要一些領導能力，或是說腦筋要很清楚。哪個地方要做支點？哪個地方要做吊掛的位置？吊掛怎麼切角度？……這些必須要有相當經驗的老師傅才能夠去達成。」輸配電工程處外線工作人員在海拔兩千七百公尺的高山上架設電纜。（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台電精神，克服一切困難同一計畫亦訪談到北區施工處總領班蔡再棟先生，他回憶過去台電工務人員在山間地帶搬運滑車、油壓引擎等沉重機具的辛苦。這些機具動輒重達上百公斤，全憑藉著團隊成員通力合作，在沒有路的地方負重前行。蔡總領班也談到，這些台電人在颱風、地震等自然災害發生時，總是肩負著第一時間前往現場搶修的使命。他回憶起 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後，在臺中谷關與 170 名團隊成員日以繼夜地奮戰，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在受損的高壓電塔旁搭建起臨時鐵柱，讓線路得以修復。無論如何惡劣的氣候、場地，工務人員總是超時工作，儘力克服各種狀況。他說：「我們同仁為了使命感即使遭遇難如登天的困難都會把它解決掉，這就是台電精神。」 921震災發生後，台電立刻針對南投中寮超高壓開閉所聯絡線路鐵塔展開搶修工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沒有捷徑，只有苦幹實幹。在早期臺灣電力事業的建設過程裡，是台電的工程人員胼手胝足，換取到今天的建設成果。透過口述歷史，我們得以一窺其中許多的故事片段。而傳承於這些故事裡的台電精神，也將持續成為支持臺灣進步的穩定力量。

保護水力發電廠的土地公：萬大保和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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