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水力發電廠的土地公：萬大保和宮-電業文物典藏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你曾經看過電線桿上的廣告標語嗎？在20世紀後期的臺灣，遍布於電線桿上的廣告，是大街小巷裡的尋常風景。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時代，我們會發現日治時期的電線桿廣告，其實需要繳錢才能張貼！及至近代，當電線桿遍布於城市與鄉村之後，電線桿上的廣告已變得不甚稀奇，也難於逐一管理。大概因為這些原因，就形成了電線桿上隨意張貼廣告的亂像吧。電線桿、變電箱等等設備，對於民生用電的供輸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不過，人們對於這些設備卻經常帶著嫌惡的目光。特別在早年的臺灣，當架空線路仍舊佔據大街小巷的時候，電線桿上的變壓器與民宅的距離通常十分靠近。而由於這些變壓器經常因為跳電故障而發出轟然巨響，經常引起民眾恐慌。久而久之，變成了所謂的「鄰避設施」。實際上，變壓器的爆響只是保險絲燒掉的安全機制，如果深入了解其中原理，便會發現配電設備其實相當安全。不過，隨著時間演進，台電也有許多創新作為，解決了上述問題。譬如線路的地下化、變點所改採屋內型等等。時至今日，臺灣的主要城市裡已很難看到電線漫天交錯、雜亂無章的景象，變電箱的爆響也不在那麼頻繁聽見。所有這些現象，其實代表了我們對於配電設備的感知越來越少，甚至遺忘它們的存在。被暱稱為「菜瓜棚」的開關場，也是早期常見的配電設備之一。（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布建電力網絡的關鍵作業配電是用電需求能夠獲得滿足的關鍵工作，這也是《牽電點燈：逐布踏實的配電大業》一書提醒我們注意的重點。本書的副標題之所以取名《逐布踏實》，自然是因為「布」這個字提示了配電事業的主要概念，也就是讓電力網絡可以布建到既廣且遠的地方，讓電力與光亮能夠到達每個角落。這樣的工作，自日治時期發電廠逐一興建以來便不斷在進行。而隨著技術演進，不同時代的配電設備，也深刻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可見風景。第一線工作人員的訓練，是幫助台電能夠將電力網絡布建於全島的關鍵工作。（圖像來源：行政院經濟部網站）同樣是追溯臺灣電力史，《牽電點燈》特別著重在早年的史料當中，努力挖掘各種配電設備的蛛絲馬跡，特別是地方配電所的啟用，對於未曾擁有電力的臺灣人而言實為頭等大事。今天，我們很難想像一個配電所的開業，竟會成為地方百姓額手稱慶的大事。相較於20世紀後期普遍民眾對於配電設備的嫌惡，實有天壤之別。到了戰後的建設復興時期，「農村電化」是政府的一大目標。另一方面，隨著臺灣經濟逐漸起飛，用電的需求也漸漸高漲。此時期，配電設備在大街小巷四處出現，特別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哩，人們對於這些設備的嫌惡感也漸漸提高。日治時期的大稻埕變電所。不過，如同本書後半部分所提到的。配電工作在眾多科技的輔助之下，已經有了更有效率的管理體系與工作方法，譬如圖資系統、AI工具、智慧配電技術等等等等。本書的後半部分歷數種種這些技術變革，翻閱這些內容，我們便會驀然明白現代臺灣城市裡的配電設備雖然從我們眼前消失，但仍舊以各種不同樣態存在於我們的生活周遭。在電線桿上辛勤工作的台電人員。（圖像來源：行政院經濟部網站）不過，無論技術怎麼革新，沒有第一線工作者的辛苦付出，這些技術也無法落實。本書的第三章介紹了許多為了配電工作辛苦付出的台電人，特別是他們如何在災害當中進行搶修的工作歷程。與此同時，台電也逐步在改善配電工作的相關公安規範，務求使工作人員都能赴險如夷，不要再有意外發生。如同書末所言：這本書是獻給辛勞台電人的禮物，在享受電力的同時，《牽電點燈》提醒我們，不要忘記背後這群人的默默付出，才能造就我們的便利生活。＊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 1950，農村來電！ 1950 年代的臺灣，仍是許多鄉村地區都沒有柏油道路的時代，尤其要深入山區的聚落施工時，車輛無法進入，所有器材、工具的運送，無論是電桿、纜線，還是變壓器，運輸全程都要仰賴人力搬運。一根電線桿至少需要10 個人一起扛，而且有時甚至需要走數小時，才能到達施工地點。當時，許多電桿並不是沿著道路架設，主要原因是當時的道路尚未廣泛鋪設柏油，且田間小路多為泥土堆砌，再加上部分施工費用須由用戶分擔，所以選擇架設在水田裡。因為如果沿著迂迴的道路架設，需要的電桿數量往往遠多於採取直線設計的道路所需桿數，亦造成工程費用浮高，民眾負擔過重，然而穿越水田所需的電桿，車輛不可能駛進水田。因此，許多當時參與農村電化工程的施工班成員，都有扛器材潦水田的工作經驗。尤其當時因經常使用耕牛幫忙引拉，而有「外線牛」的稱號，既是指引路的耕牛，也是指任勞任怨的台電外線工作人員。「那個時候還會用犁阿卡（リヤカ－，人力手推車）搬電桿，在農田裡面，還有山區沒有路的地方，把電桿抬到推車上面，前面綁繩子，前半的人拉，還要控制犁阿卡的方向，後半的人推推車。反正完全是靠人力。沒辦法，那時候沒有吊車嘛！」藍茂雄說。由於農村電化實施地區大多都在偏遠地區，施工班往往需要在當地生活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1932 年次的甘金來，服務於基隆區管理處（現為基隆區營業處）線路股的時代，得到「甘師爺」的別稱。宜蘭頭城大溪的農村電化工程，是由基隆區處線路股施工班執行，整個施工班在那裡生活了3、4 個月，「師爺」嚴謹計畫而精打細算的能力，成為施工班的強大後勤。「你想想看，那個時候每天有那麼多人要吃飯，我有多少工作！」甘金來說，打理大家的吃飯問題，讓大家能吃飽，有體力工作，是當時甘金來每天工作「設計」的重要項目之一。當時施工班借住在大溪國小裡面，只因大溪國小跟村長家有電，可以提供基本的生活需求，村長家的冰箱還可以用來存放施工班三餐需要的食材。當時甘金來每個星期都要從宜蘭頭城大溪走路到貢寮雙溪去買菜，要買足一整個星期的分量，不然，就拜託村長外出的時候，順便幫忙採買補充。農村電化工程，就是在全臺灣各地，由許許多多台電公司外線施工人員，以及為他們打理生活，提供後勤支援的夥伴，甚至有許多村民齊心合力的協助下，共同完成的。（頁59-63）變電箱又爆炸了？其實是保險絲燒掉啦！「砰！台電的變壓器又爆炸了！」我們總是在媒體報導上看到這種聳動的標題。事實上，「變壓器」不會爆炸。變壓器裡面主要架構其實只有鐵心、銅線及絕緣油。關於「砰」的「爆炸」聲為什麼會出現呢？我們可以用家中電箱裡的保險絲來理解。如果我們一時疏忽，讓家裡用電量較大的電器同時啟動─譬如烤箱、微波爐及冷氣等，結果會發生什麼事呢？就是跳電，保險絲燒掉了。保險絲燒掉的時候，會發出很大的聲響，或許還會伴隨火花。同樣的，當一個區域用電負載大於變壓器時，變壓器為了防止損壞，它的保險絲也會燒掉；因為它的保險絲絕對比家裡的大支，如果是位於電線桿上，又在空曠的地方，它發出「砰」的聲音會顯得更為巨大，伴隨的火花也非常閃亮，大家才會說「爆炸」。其實這表示保護機制發揮作用，對大家來說不全然是壞事，因為更提醒台電公司必須重新檢視區域用電負載，加強宣導節約用電的重要性。台電公司為了確保變壓器正常運作，變壓器內灌滿了絕緣油。絕緣油具有高功率電阻、高閃火點、蒸發耗損率低等特性，能夠保護變壓器內的線路，也具有降溫散熱的功能。由於變壓器位於戶外，無法完全隔離動植物的生長與活動，往往「燒掉」是因為火花波及纏繞的藤蔓，或周遭樹木繁茂的枝葉，植物一旦燒起來，變壓器外殼的油漆也會燒起來，但是內部並不會受到影響。針對春風吹又生，生長速度奇快的藤蔓，台電公司每3 個月就得派員除一次變壓器上的藤蔓，但由於全臺的電桿數量非常龐大，往往這裡的還沒有除完，那裡的已經又長得很茂盛了。而周遭的大樹自然也不可以隨便砍除，只能儘量剪除會造成安全疑慮的枝葉。再加上，臺灣四面環海，在西南沿海等海風侵襲鹽塵害嚴重的地區，桿上設備為了要避免絕緣間距不足，都會把設備間距加長，但即使加長後，時間一久，也容易出現設備損壞，或設備之間距離因鹽害縮小，產生嘶嘶嘶的聲音，因此，桿上設備清洗也成為重要的維護工作之一。此外，由於民眾常將窗戶加設鐵窗，或商店裝設廣告招牌，為避免在吊裝施工時，不慎碰觸到供電線路而感電，或外物碰觸導致停電，甚至衍生更嚴重的事故，台電公司從1993 年起，實施高壓架空裸線改善計畫，將鄰近房屋的高壓架空裸線架高，或進行絕緣被覆─就是使用絕緣材質把裸露線路包覆起來，以降低感電事件發生的可能。慢慢的，裸露設備愈來愈少，民眾感電事故由1992 年時的108 件，到2016 年已大幅降低為11 件，2018 年降低為4 件，有效將民眾感電傷亡事故降到最低。近年來雖偶有碰觸到線路而遭到感電的實例發生，但大多都是偷電纜的或是偷鳥集團不慎碰觸所造成，民眾感電案已大幅降低。（頁109-114）

在台電公司的編制裡，有一群員工鎮日穿梭於山林之中，負責維護臺灣中部山岳地帶的新舊兩條「東西輸電線」，他們的職稱是「保線員」。這份工作不只需要爬上高山，還得爬上更高的電塔，實在相當辛苦吃重。也因此，保線員過去被尊稱為「保線牛」，意指他們像牛一般，具有苦幹實幹的精神。而為了讓保線員在山林裡有棲身之地，台電在他們的巡視路線上，設置了幾處「保線所」。有趣的是：其中有許多保線所的所在位置，在日治時期其實是「警察駐在所」。後來，當臺灣的爬山風氣開始盛行以後，這些保線所也曾經是登山隊伍的停駐地點。同樣是工程人員，保線員的裝備也顯得十分特別。他們經常帶著一柄砍伐刀在林野當中開荒闢路，或者用來除去電塔周圍的雜草。另外，由於山區濕氣重容易滑倒，他們也都習慣穿著塑膠雨鞋。電力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便利，但這份便利其實仰賴許多台電人的辛勤守護。下次當你按下電燈開關，或許也會想起臺灣山林裡的這群保線員，以及他們勤奮工作的身影。在山林之間辛勤工作的台電保線員。（圖像來源：台電影音網，「高山保線員的故事」）故事摘錄保線員工作艱辛，登高爬桿也風險大，退休保線員葉義雄回憶年輕時，有次他在電桿上工作了老半天，才赫然發現因天冷衣服層層包覆，他的安全繩其實沒扣到身上，只勾到工具包裡的鋼絲線。還好及時發現，他笑笑：「運氣不錯。」另一回他和同事去保線路砍草維護，「山上杜鵑樹很硬，同事用力一揮，結果砍到自己的腳，傷口裂開像個大嘴一樣。」他在身旁無計可施，第一個反應竟是「給他一支菸抽」，並用撕下來的褲子布料包紮止血，「保線所還在三公里外，也只能撐著走回去。」李進添則指著自己臉上一大片暗青色的皮膚說，這是約40 年前他派駐天池保線所時因高山症留下的，「當時我沒感覺，但擤鼻涕有血，組長發現我臉黑黑的，去看醫生才知道是高山症導致微血管破裂。」上層體恤他，隔年就把他調到較平地的廬山保線所，但臉上暗色區塊仍一直擴散，他幽默說：「像原住民刺青（黔面）一樣。」廬山保線所鄰近部落，他笑稱當時遇到部落的女工問路，他用台語回答，女工還稱讚他台語講得好，「原來她把我當成原住民了。」後來，他總向人介紹自己臉上的印記為「藍色勳章」，話中豁達。但他淡淡提起，過去曾在別的線路維修現場，目睹同事被倒下來的電桿壓死，那樣的記憶，便只能與傷痛共存了。 ——節錄自林欣誼、陳歆怡，《古道電塔紀行 : 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頁162-163。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林欣誼、陳歆怡，《古道電塔紀行 : 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市：台電，2018）。

＂臺北自開點電氣燈以來，不啻於黑暗世界而放一大光明，使人眼為之明、神為之旺！＂ 1905 年，當龜山發電所開始向臺北送電、讓一盞又一盞的電燈在市區亮起以後，《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曾如此描述城市裡的嶄新氣象。此後的一、二十年間，我們會在報紙上不斷看見同樣的敘述，逐漸發生在全島的各個城市。例如， 1913 年「宜蘭電氣株式會社」開始送電以後，一個月內就點亮當地將近兩千盞電燈，「美夜光輝燦爛，五光十色，不似從前之黑暗」。同年在新竹，電燈的普及則帶動城市風貌的改造，移入人口與房屋數量都因此增加，「市街面目為之一變，展現出活力」。從這些描述來看，日治前期電燈在全島各地陸續出現，顯然帶來極大的衝擊與改變。但具體來說，電燈究竟在哪些方面改造了人們的生活呢？徬徨感如同火車曾被視為「黑色妖馬」，照相曾被誤會為「攝魂術」，電燈剛剛出現在世間的時候，也曾因為人們的不理解，而引起一些恐懼。據說 1891 年，美國白宮呼應當時潮流，裝設了電線與電燈。不過，時任總統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與他的夫人始終害怕電流，從不肯親手觸碰電燈開關。這則軼聞，今天仍寫在白宮歷史協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網站裡。美國總統尚且如此，同時代的臺灣民眾面對到電燈這樣的陌生事物，會感到緊張惶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出身新竹北埔的文學家龍瑛宗，在 1979 年發表的小說《夜流》，曾描繪出這樣一種感受。小說裡，他寫 1910 年代一群仍在使用油燈的農村民眾，正議論著臺北城裡，出現了一種名為「電燈」的不可思議之物。有些人說，「電燈」是外國人「造出來的魔物」，有人則猜測，「電燈」是被放大的螢火蟲。總而言之，「電燈」對於當時的農村居民而言，仍是超越常識的一種存在。《夜流》其實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前述種種，或許就出自於龍瑛宗在北埔的成長記憶。「文明」的展示與追求對於未曾接受教育的民眾來說，電燈以及其他各類「文明」事物，意味著某種神秘力量。有本事操縱這股力量的人，也就能夠讓老百姓感到敬畏 —— 有時候，統治者也會利用這點，刻意展示各種各樣的建設成果，藉以表現他們對於「文明」的高度掌控。 1899 年，殖民政府的官員們，便曾帶領一群北臺灣原住民部落的頭目，參觀臺北的現代化建設。鮮少與外界接觸的族人一見到電燈，果然驚愕地開始議論：「日本人是不是連日月都能做出來啊？」——部落領袖的敬佩與懾服，正是這場參訪活動想要達成的效果。不光是原住民，出身臺中清水地區的著名仕紳楊肇嘉，在 1908 初次造訪臺北時，也初次見識到電燈、電話等新奇事物，並且驚訝到「差不多整夜都沒有睡著」。數年後，返回清水的楊肇嘉開始參與地方政治事務。這段期間，他最積極推動的地方建設計畫就是架設電燈，幫助他的家鄉「從黑暗走向光明」。 1920 年，楊肇嘉正式成為清水「街長」（即當時的鎮長）。在他上任後不久，清水也順利點亮電燈，成為現代化的城鎮。這件事情不僅令楊肇嘉感到寬慰，也為地方上的鄉親父老帶來「歡欣、樂觀和希望」 —— 看來，電燈不只能夠在夜間提供照明，更能幫助一個聚落躋身「文明」行列，為聚落裡的人們創造出進步的自信心。 1939 年臺北新起街市場（西門紅樓）裡燈光燦爛的景象。（圖像來源：Wikipedia）夜間行動力的提升驚訝歸驚訝，人們還是很快就接受了電燈，並且適應它所引起的一連串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夜間行動能力的大幅增長。在電燈出現之前，人類還是擁有蠟燭、油燈、瓦斯燈。只不過，這些照明工具的亮度始終有限。相對來說，沿著街道鋪展開來的電燈，才能真正在現代城鎮裡創造足夠明亮的活動空間。與此同時，城市的夜間秩序，也因為電燈而變得穩定。每當某個角落在暗夜裡屢屢發生治安事件，地方政府便會藉由裝設電燈、增加照明來減少犯罪機率。此外，電燈對於公共衛生的提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913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一篇題名為「穢所燃燈」的報導便指出：由於臺北市內有太多路人趁著夜間昏暗隨意便溺，民間組成的「臺北防疫組合」打算動用經費，在特定地點增設電燈，嚇阻這樣的脫序行為。電燈開始在臺灣廣泛應用的時代，現代的「休閒」觀念逐漸普及，民間消費力也迅速增長。翻開當時的報紙，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舉行於夜間的「納涼會」、「商品廉賣會」、「電影放映會」。熱鬧街區裡的商店，更是把營業時間延長到深夜。一些店家則會強調店內擁有先進的電燈照明設備，或設計眩人耳目的電燈裝飾作為廣告看板，藉以招攬顧客。 1937年，一群高校生在臺北京町的燈光之下舉辦遊行的場景。（圖像來源：wikipedia）「不夜城」與尚未點亮的農村＂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如同文學家王詩琅的小說《夜雨》所述，在現代世界裡，電燈宛若暗夜裡的太陽，形塑了我們的生活樣貌。日治時期的報刊或詩詞，經常會用「不夜城」這個詞，來描述裝設電燈之後的城鎮景況。當黑夜如同白晝一樣光亮，夜晚便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休息時間，而能夠創造更豐富的生活內容。根據總督府的統計報告， 1905 年，臺灣使用的電燈數量，大約只在 5000 盞左右。到了 1940 年，這個數字已經成長了 60 萬盞。 35 年間，整座島嶼在夜晚所能獲得的光亮，增加了百倍有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變化，並非遍及整座島嶼。二戰結束以前，臺灣的電燈普及率其實只達到 35% - 40% 左右。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鄉村地區仍使用著油燈與蠟燭，直到 20 世紀後期才陸續因為「農村電化」而進入電燈時代 —— 那就是之後的篇章所要講述的另一個故事了。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Betty C. Monkman, “The White House Gets Electric Lighting, 1891,” The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ebsite. 王學新編，《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1。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2004。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 Jane Brox著，田菡譯，《光明的追求：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臺北：臉譜，2020。

撰稿謝易軒光彩耀眼的碧海藍天、綿延數里的金色沙灘、世界級的地質奇景，與南島特殊的風土人情……澎湖的美，讓到訪此地的遊客難以忘懷。更有不少澎湖的在地子弟，希望能夠留在家鄉成家立業。無奈，由於工作機會不足，許多成長於澎湖的年輕人即便希望留下，只能選擇離開美麗的澎湖灣。台灣電力公司位於澎湖的尖山發電廠，提供了一個聰明的方法，讓更多澎湖孩子有機會根留故鄉。產學合作，台電工作機會延緩人口外流落成於民國 91 年的尖山發電廠，是澎湖目前唯一的火力發電廠。接續原澎湖電廠，尖山發電廠供應島上逐年增加的用電需求。過去，要留住駐派澎湖的電廠專業人員，並非容易的事，台電於是開始鼓勵並培訓澎湖當地人力進入台電服務。數十年間，台電持續提供「台電特別助學金」及「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獎學金」，鼓勵澎湖本地家境清寒、成績優秀的孩子專注課業，並與澎湖高級海事水產學校（後簡稱澎湖海事學校）產學合作，開出保送名額，讓校內成績優異的畢業生直接進入台電工作。澎湖海事學校的學生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長的澎湖孩子，對於想要留在故鄉的學子來說，這不啻絕佳的工作機會。尖山發電廠的領班趙崇瑋自民國 80 年從澎湖海事學校畢業後，就因為台電獎學金而進入台電工作，至今已經超過三十個年頭。如今他在柴油機課工作班帶領年輕的台電員工，負責機組維修與每年的歲修工作，他所教導、帶領的許多後生與同仁，都是澎湖海事學校畢業的學弟學妹。延攬優秀在地學子，台電喜獲穩定人才「在澎湖海事成績非常績優的孩子，才有機會進台電。」澎湖海事學校校長彭閔淵說，保送生基本都能同時考上頂尖的國立大學，但最後幾乎都選擇台電。這些年輕員工在學期間就接觸柴油機與輔機、鉗工、車床等相關課程，畢業後經由保送計畫進入台電的營業處或尖山發電廠工作。有的員工表示，自己一方面希望分擔家中經濟負擔，另一方面也想留在澎湖，而台電剛好提供了兩全其美的機會。對台電來說，在地學子保送計畫不只是造福澎湖的在地青年，也提供自家尖山發電廠穩定的人力資源。來自澎湖當地的員工流動性低，用人當地化不僅維持電廠穩定，更有利於台電柴油機核心技術的保留與傳承。如今，尖山發電廠近一半的的員工都畢業自澎湖海事學校。不僅如此，民國 95 年起，台電尖山發電廠成立澎水校友會，同時設立「台電尖山電廠澎水校友會清寒獎助學金」，由任職於尖山發電廠的澎湖海事校友自發樂捐，資助家境清寒而學業優秀的學弟學妹，獎學金發放對象不限電廠相關科系，這使台電公司與澎湖海事學校的合作不僅持續為雙方加分，並造福更多元的澎湖學子。橘色磚牆、藍瓦屋頂，和三支聳立的七彩煙囪遙望著尖山海灘，各自繽紛。台電尖山發電廠已是澎湖獨特而不可或缺的一隅風景，未來也將持續提供穩定可靠的能源，陪伴著澎湖的孩子一起成長。本篇搭配影片：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官營與民營之間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作者：陳韋聿在「電業文物典藏」網站當中，我們可以找到五部由日本「中淺測器」所生產的「流速儀」（詳附錄）。這五部儀器，各自遺留的零件都不盡相同。不過，它們全都保留了一個造型如同花朵般、可旋轉的錐形杯組 —— 這是普萊斯流速儀（price current meter）最主要的構成元件。這種儀器的運作原理，是藉著水流衝擊，推動錐形杯組旋轉，再透過其他輔助工具（例如碼表、音響裝置等等）來計算錐形杯組的旋轉次數，幫助使用者判讀流速。根據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網站的介紹，普萊斯流速儀是美國工程師威廉．岡恩．普萊斯（William Gunn Price）在 1882 年設計出來的專利產品，後來交由美國紐約的儀器設備公司（今名為 Gurley Precision Instruments ）量產銷售。1890 年代，日本的一些土木、河工教科書，亦已介紹到這種新型儀器。有趣的是，從一些歷史文獻看來，中淺測器原本只是從外國引進普萊斯流速儀到日本銷售。然而，這家公司似乎在 20 世紀前期漸漸掌握了流速儀的製作技術，並逐步轉型為製造商，繼而能夠生產出台電所典藏的這五部儀器。台電公司典藏的「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及測桿」。中淺測器的起源，其實是 1852 年創業於東京日本橋一帶的「中村淺吉商店」。可能是順應明治維新以後高速成長的土地測量需求，它在 1879 年將正式名稱改為「中村淺吉測量器械舖」（但在許多場合仍沿用「中村淺吉商店」這個名字）， 1943 年又進一步改稱「中浅測器株式會社」 —— 從公司名稱改動的歷程來看，台電典藏的流速儀，其生產年份的上限不會早於 1943。那麼，中淺測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販售普萊斯流速儀呢？相關線索，或許可以從該公司留下的商品目錄著手找尋。日本國會圖書館的「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站，收錄有三個不同版本的《中村浅吉商店目録》，皆出版於大正時代（1912-1926）。這三本型錄，都介紹到一種「プライス、カレントメーター」（ ”Price Current Meter” ），亦即我們所欲尋找的普萊斯流速儀。 1913 年版型錄收錄的普萊斯流速儀，除了附有木造支架、連結於機械碼表的原型版本之外，還有連結於聽音器的「聽音流速計」以及連結於音響裝置的「電働響音流速計」兩版本。後兩者顯然都是較簡易的版本，其售價（分別為 135 元、 175 元）大約只要原型版本（ 475 元）的三分之一。 1913 年版《中村淺吉商店目錄》裡的普萊斯流速儀。（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從 1913 年版的型錄來看，當時中村淺吉商店所販售的三種普萊斯流速儀，全都註明由美國的「ガーリー」生產。這家「ガーリー」公司，應當就是前文提過的美國儀器設備公司 W. & L. E. Gurley —— 換句話說，至少在 1913 年，中淺測器在流速儀方面的業務，較精密的高價產品，仍局限於進口銷售。再看到 1922 年版的型錄，中村淺吉商店也仍售有 Gurley 所生產的「聽音流速計」（音響式流速計）與「電働響音流速計」（電音裝置流速計）。短短六年過去，這兩樣商品的價格已分別上漲到 190 元與 300 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聽音流速計」這個產品項目上，該公司已經有能力推出更便宜的自製版本，售價只要 100 元！ 1919 年版《中村淺吉商店目錄》當中，已經可以看到「中村製」的「音響式流速計」（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總的來說，普萊斯流速儀在 1882 年問世，之後被引進日本，中村淺吉商店正是其進口商。然而，在大正年間，中村淺吉商店的角色逐漸從流速儀的進口轉變為製造。二戰結束後，中淺測器的商業廣告、該公司製作的各類儀器介紹，頻頻見於日本各種牽涉環境測量的出版品當中，顯見其自製產品的銷售版圖日益擴大。銷售到台電的五部流速儀，亦是證明。就目前所知，台電典藏的五部流速儀中，兩部仍留有 1960 至 1966 年間由日本「通商產業省」核發的「流速計係數試驗成績書」。另外兩部則留有 1980 年代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的「流速儀檢定係數表」。有趣的是，後者的格式完全是前者的翻版。據此，我們可以推測前三部儀器進口到臺灣的時間點，應當不會早於日本通商產業省的檢驗日期。到了 1980 年代，台電可能為了進行後兩部流速儀的檢校，才由臺大水工所按著同樣格式，出具檢定說明。台電典藏的中淺測器製流速儀，留存於木盒中的檢定說明。中淺測器在 1990 年代以後經歷過合併、改組。今天，這家公司的名稱是「株式会社YDKテクノロジーズ」（YDK Technology），仍是活躍於日本國內航海、航空等各領域的儀器設備製造廠商，臺灣目前也仍有這家公司的產品代理。今天，該公司已不再販售 1882 年發明的普萊斯流速儀。取而代之的是「電波流速水位計」，所應用的測量技術亦已截然不同。從 1852 年到 2025 年，從美國、日本再到臺灣，普萊斯流速儀所牽繫的歷史，肯定還有許多值得探訪的線索。如果你還知道更多故事，歡迎透過「電業文物典藏」網站的意見交流信箱，與我們分享喔！相關典藏文物列表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2 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3 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4 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及測桿 03015202306-00015 中淺測器製直讀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6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中村浅吉商店目録》，191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中村浅吉商店目録 2版》，191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中村浅吉商店型録 3版》，1922，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由美國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製作的教育訓練影片“Type AA Meter”，詳細解說了普萊斯流速儀的構造、保養、測試等相關知識。 “Price Water Current Meter,”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website.

作者：張哲翰台灣電力公司對於水力發電廠的管理，並不只是從興建工程完畢之後才開始，而是從工程還未啟動前就已經開始進行。首先，在興建之前計畫工程師需要進行各項規劃、繪圖、以及後續與工程單位的接洽，就如同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營建處退休計畫經理陳天明先生，他是這樣描述在「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中他所扮演的角色：「現代化的施工，就是必須要有舊資料，說日月潭到底多高、潭水多少，也必須有現代的機械去完成，所以你兩個都要懂，要知道怎麼樣配合」、「那時候我的位置是計畫工程師，就是營建處跟抽蓄工程處的一個橋梁啦」。其次，是計畫確認後，工程就開始交由工程單位進行。像是「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委以明湖施工處（水力發電工程處明湖分處）、[1]「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以及「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由抽蓄工程處進行施工。[2]尤其是水力發電工程，有很多的地下、隧道、壩體開挖的工程，這時候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土木工程師、地質研究專業出身的地質師，就非常重要。以退休策略行政系統副總經理李鴻洲先生為例，他如此描述地質師的工作重要性：「地質師的工作就是要地質調查、地質研判。因為隧道開挖，傳統的隧道工程的話都先鑽孔，鑽完之後，裝藥然後就開炸，開炸以後就空氣不好，就必須要通風，通風完以後空氣好一點就出碴，出碴完之後，我們地質師就必須到現場去看著這個岩盤面，來做岩體分類，這個地質好不好？有沒有什麼破碎段、斷層帶？那我要採取哪一種支撐？地質比較好的話支撐就比較少，地質不好的話支撐就比較多，所以地質師的工作非常的重要。」而當工程逐漸完成，才換成機電、電氣專業的工程師，進行發電測試與維運等工作。有趣的是，戰後初期像台灣各地的發電廠修復，除了依靠留用的日本技師、技手，以及日本時代養成的台灣技術人員之外，主要是美援之下，對歐美方面顧問專家的依賴，像是烏來發電廠的修復，則是在美援支助下，台灣技術人才大量投入所完成；霧社壩與萬大發電廠的修復工程，則是效法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簡稱TVA）的整合管理經驗，依據美國墾務局的評估為最終依歸，並任用許多美國工作人員，才完成此工程。[3] 隨著經驗的累積，各項技術更廣泛地採納各方優勢，逐步形成台灣典範式的經驗。像是1960年代以前，在各項工程中廣泛使用的傳統鑽炸開挖方式，到了1970年代起，則逐步引進瑞典產製之鑽堡機（Jumbo），1981年至1984年的「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中，則引進瑞典製的鑽岩機（Atlas Wagon Drill）進行鑽孔作業，之後再於鑽孔內埋設炸藥，以結線方式遙控開炸。而隨著開炸技術的累積，更能成熟駕馭勻滑開炸技術（Smooth Blasting），尤其是在1987年至1991年全面應用在「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中。 1999年開啟的「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中，全長16.5公里的引水隧道，中游段的6.5公里，因為透過901.5公尺的水平地質鑽探，判斷地質較為均質，掌握了地質的詳細情況，進而採用美、歐、日等地都逐漸發展成熟的全斷面隧道挖掘機（Tunnel Boring Machine，簡稱TBM），從2000年7月開始至2002年6月順利貫通，相較於傳統鑽炸方法，不僅有較小的環境破壞、較安全的施工過程，並且更具有高效率的挖掘速度，單日最高可鑽掘至44.3公尺，每月平均315公尺，為後續許多隧道鑽掘工程留下豐富經驗與典範。而這次TBM鑽掘貫通成功所留下的感動，或許就如同李鴻洲先生描述：「我幾乎每天會到現場去，跑到TBM機座上方，看鑽的東西，一邊鑽一邊推，兩、三個鐘頭就進去二、三十公分，看著這個隧道不斷的往前走，令人非常的激動、非常印象深刻。」新武界引水隧道工程使用全斷面隧道鑽掘機(Tunnel Boring Machine，簡稱TBM)施工法。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新武界引水隧道TBM之全景。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新武界引水隧道在TBM鑽掘下，於民國91年6月7日上午11時準確貫通之刹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 〈十二項建設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榮民文化網」https://lov.vac.gov.tw/zh-tw/pioneer_c_4_111.htm?1，瀏覽日期：2024.06.25；《明湖抽畜水力發電工程完工報告》，行政院退輔會榮工處，1988，「國家圖書館：臺灣鄉土書目資料庫」，http://localdoc.ncl.edu.tw/tmld/detail1.jsp?xmlid=0000718703&displayMode=detail&title=%E6%98%8E%E6%B9%96%E6%8A%BD%E7%95%9C%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5%AE%8C%E5%B7%A5%E5%A0%B1%E5%91%8A&isBrowsing=true，瀏覽日期：2024.06.25。[2] 〈明潭抽蓄發電計畫頭水隧道修改設計圖〉，「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drnh&id=031-070500-0011；〈明潭抽蓄水力發電計畫給水、排水及壓縮空氣系統設計圖審查意見〉，「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drnh&id=031-070500-0007；〈95年度工程優良獎獲獎工程：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主辦單位：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抽蓄工程處〉，「中國工程師學會」http://www.cie.org.tw/Honors/HonorsDetail?ch_id=8。[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　川流不息》（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0。

1948年初，台灣電力公司的一間辦公室裡，照常傳來了打字機的聲響。平時，機電處的古太太總是坐在這間辦公室裡，熟練地操作著檢字盤上的手柄。不過這天，古太太的位子上，卻坐著一名男性打字員。根據當時台電內部刊物的報導：古太太那天可能是臨時有事，請假去也，遂找了自己的丈夫前來代班。據說，古先生打起字來「能力不弱」，反倒讓人誤以為他是台電專門聘用的男性打字員呢！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為什麼會在一本雜誌當中，特別被記錄下來呢？其實，這是因為在當時的臺灣，打字員多半是由女性出任的工作，男性打字員並不常見，也難怪前來代班的古先生會引起眾人側目。早期台電所使用的中文打字機。（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實際上，若放眼整個世界，我們也會發現：打字機對於20世紀的女性而言，是幫助他們走入職場的一種關鍵道具。換句話說，台電的古太太並不是一個特例。在世界各個角落，也還存在著許許多多以打字為專業技能、為企業奉獻一己之力的女性職員。當他們集體放假的時候，企業賴以運作的各項文書製作與傳遞，甚至可能因此停滯。換言之，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其實在過去的許多企業裡，都扮演了很重要的小螺絲釘。上述故事，摘錄自《穿越文檔記憶：台電文書檔案業務演進回顧》。在這本書的脈絡裡，打字員古太太所代表的，其實是台電內部行政作業的一項重大改變，也就是打字印刷的公文數量不斷在增加。操作打字機是一項專門技術，得聘用專門人才來執行業務。到了1980年，電腦的引入，又再次改變了各種文檔的製作流程。而不變的是，每個時代的每一種文書制度背後，一定都有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日夜為了文檔工作而操作著鍵盤、紙筆等等工具。 1948年台電《勵進月刊》所收錄的打字員小故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兩個時代的接軌實際上，以台電的公司量體規模與企業悠久歷史而言，整個文書檔案業務自然是非常龐大且複雜的運作體系，其相關組織演變、工作方法與工具改良等歷時性發展，必然有大量值得紀錄與探掘的故事。如同本書第一章〈以檔為史〉所述：台電在1957年即已統合相關規章，印行《文書處理工作手冊》，試圖讓整個組織在文書作業方法上趨向一致。比起政府機構在1973年訂頒的《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手冊》，台電這方面的起步更早，顯見組織內部早已認知到相關工作的重要性。在這件1947年的珍貴歷史檔案當中，可以見到歷史人物孫運璿的名字。（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穿越文檔記憶》從日治時期以毛筆、宣紙書寫的公文檔案開始談起，一路談到戰後的接收如何與舊有體系接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接軌」，不僅只是作業規則的由甲換乙，他更牽涉到所有人如何共同適應這套新的體系，其中也包括語言習慣。作者在第三章〈漸成方圓〉當中提到一個小故事，說的是戰後初期台電的本省籍員工費盡苦心，學習使用新的公文格式，但卻每每遭到大幅刪改，飽受挫折之餘只能搖頭大嘆「莫辦法」。也因此，台電如同當時臺灣其他的國營事業，也開辦大量的「國語訓練班」。這些故事細節，呈現了大量文書檔案背後的人群，如何努力適應時代與環境的變化。 1938年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事業一覽圖」，這類圖表也是檔案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文檔不只是文檔除了內容之外，公文書的製作方式、蓋用印信、傳遞流程等等，也需要一套嚴謹規範。第四章〈行雲如水〉探討的正是這些規程的演變。從古太太所操作的打字機到現代的電子化公文系統，數十年來台電文檔體系的重大演變，皆在這個章節有簡要交代。而在近年來，檔案的價值開始受到注意，台電數十年來所累積的大量文檔亦須妥善收儲、管理。在這方面，台電秘書處的工作饒有成果，在政府機關檔案的「金檔獎」當中屢屢獲得獎項，顯見其深受肯定。本書的最末一章〈話外之話〉，請到了幾位不具名的「文檔英雄」，也就是在台電內部長年負責文書檔案業務的工作同仁，分享各自在職業生涯裡的心路歷程。如同其中一位「文檔英雄」所述，台電檔案的文化資產價值其實相當巨大，這些文檔不僅見證了台電人的心血付出，同時也保存了臺灣電業的大量歷史線索。文檔不只是文檔，是全民共同的文化資產，翻開《穿越文檔記憶》，我們將會看見這些資產的留存，如何被一個企業用心地處理並留下紀錄。＊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跨越時代的台電文檔作業儘管日治時期的文書檔案有相當數量在空襲中焚毀，但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到接管委員會時期，從各地收繳而來的日治時期檔案及新產生檔案，數量也十分可觀，整理起來是一大工程，而公司甫成立人手不足的問題，更讓掌理文書檔案業務職員感到壓力。據1948年《勵進月刊》第13 期所刊載，一名總務處職員的回憶：「當時走進總務處，到處都呈現緊張的鏡頭，表現出工作繁忙的景象，文書方面最需要的是管卷加強工作，許多各界前年的案卷移來歸檔及日治時期之案件整理，都要增加人手，此外油印文件日增，人手不敷，擬由專員管理油印室事宜。」如何讓文檔工作與日治時期接軌，是戰後初期從監理、接收到台灣電力有限公司時期的重要課題。首先遇到的第1 個挑戰，就是本省籍員工不諳國語文的問題。依據1946 年底的統計，台灣電力有限公司的員工有1,241人，其中本省籍有945 人，超過4 分之3。然本省人甫接受完日本50 年統治，慣用日本語文法，不熟悉新的國語及文字，在書寫處理公文上產生困難。為此，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時期台電即已開辦「國語訓練班」，召募高等學校畢業以上學歷者，進行為期6 星期的國語訓練，高等學校畢業在日治時期已是屈指可數的高學歷。在各區處，也紛紛舉辦訓練班、作文及演講等各種比賽活動，以加強職員國語文訓練。如1946 年新竹區處為了解員工國語程度，特別舉辦本省籍員工筆試，共有3 試：第1 試是將「國語學不好不但上課成問題將來做事都很困難」這句話任選10 字加上注音符號；第2 試是將日文翻成中文；第3 試是作文，題目是「我的日常生活」。訓練國語文工作難以一蹴可及，直到1954 年，日本統治結束已將滿10 年，總務處還曾經基於台電各單位往來文件仍參雜日文，而發文各單位要求切實執行公文不得沿用日文的規定。公文格式的適應是另一項挑戰。由於日治時期的公文格式與戰後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日治時期任職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老員工，處理新的公文格式也感到棘手。1947 年發行的《勵進月刊》第7 期曾刊載題為「高元老搖頭無辦法」的故事，主角營業係長（相當於課長）高元老：「每遇各項業務必躬親處理，致每日桌上文牘常滿。光復後，祖國文化輸入，公文格式自亦隨而改制，高係長幼讀漢書，經綸滿腹，對該係文件不肯假手他人，誰知費盡心血自擬底稿，正以為理通辭達之傑作，竟為鄭文書大刀闊斧刪頭削足，毫不留情謂不合公文格式，致使高老大搖其頭嘆曰：『太難了，太難了，莫辦法啊。』」這個故事鮮明描述了本省籍員工面對新公文格式的難處。（頁63-65）文檔作業人員的「職業病」文檔可以是很枯燥乏味的事，也可以是發現新奇事物的事，其轉變重點在於文檔人員的心態。文檔工作雖然看似無趣，一成不變，不過一旦認真的投入後，便會發現檔案裡有很多平常我們不知道的事。「1970 年代文書課的工作，尚有刻鋼板、打蠟紙，然後透過油印印出公文，最後再經由公文書逐頁撿併、裝訂才告完成，煞是辛苦。如今，技術突飛猛進，許多文書工作都已不似以往，科技的進步減輕了人力，縮短了工作完成時間，真幸福。」此段由文檔作業人員細數昔日與現今文書作業的情形，可見文檔作業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時俱進，不斷邁向符合時代潮流的作業。文書及檔案的業務內容相當細密繁瑣，實務上也經常會遇到各種狀況。台電公司歷年來針對文檔業務開辦許多在職訓練課程，在台電公司的導師制度下讓新進人員在主管及資深同事的協助，逐漸瞭解文書及檔案業務，並透過實務累積經驗，進而傳承、提攜後進。此外，台電的文檔同仁還組成了即時通訊群組，彼此切磋交流業務經驗，通力合作解決各種狀況。如同大家所知文檔作業流程包括收文、交辦、擬判、發文及歸檔等五大步驟，而台電文檔同仁也會將這些業務流程，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在處理生活大小事時，他們會格外注意時間管理，也會依輕重緩急、優先順序陸續完成。而「一事一案」為原則也深刻烙印在他們心中，甚至有同仁會運用專案管理的精神規劃出國旅遊行程。此外，在整理日常生活用品、管理個人文件、甚至是採買服飾及居家用品時，也會應用檔案分類編案的精神，予以分門別類整理；而延續檔案保存年限、檔案鑑定、銷毀作業概念，也會應用在整理家居上，將各項物品歸納分類再賦予生命週期，進而決定將它永久保存或資源回收（銷毀）。他們總是笑稱「這也是一種職業病」！但能將工作經驗實踐於生活中，這是屬於台電文檔人的獨特文化與驕傲。透過他們的分享，我們可以深刻瞭解文檔文化其實也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只是我們有沒有看見它，文書檔案是文化也是生活。藉由文檔概念的建立，深耕個人的文檔意識、強化檔案管理的主動權，也讓我們與善（止於至善）的距離愈來愈近了。文檔業務為各式業務工作的基石，好比一棵大樹，根基需穩固後才能正常茁壯成長，各項業務藉由同仁之間彼此合作，溝通與協調，而能更順利推進實行。在處理各項業務的同時，也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想法，和處理事情的方式。（頁144-147）

保護水力發電廠的土地公：萬大保和宮

相關圖檔

你可能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