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水力發電廠的土地公：萬大保和宮-電業文物典藏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在臺灣，喜愛爬山的人必定都知道「能高越嶺道」。這條橫越臺灣中部山區的道路，沿途風光明媚，曾吸引無數國內外的登山客前往朝聖。 1917 年由日本政府動工興修的能高越嶺道，是為了監控山區情況而設置的「警備道路」。不過，它的東部路段，在 1925 年曾經過修改。原先的「舊道」必須越過奇萊山區，海拔高度達到 3,307 公尺。改道後，人們只需登上海拔 2,800 公尺左右的「能高鞍部」，就能跨越中央山脈 —— 這條「新道」的攀登難度，顯然比「舊道」友善許多。能高越嶺道的登山健行風氣，大抵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漸漸醞釀成形。佐藤春吉與他的旅行紀實 1926 年 7 月，臺北第一中學（即今日建國中學）的教師佐藤春吉率領著 10 名日籍學生從南投霧社出發，循著能高越嶺道的「新道」，徒步走完四天行程。翌年，他將這次的登山經驗寫成文章，發表在剛剛創刊的《臺灣山岳》雜誌。佐藤春吉的文章，提示了旅途中的交通、住宿等種種實用細節，可說是一份詳盡的旅行指引。更重要的是，透過他的紀實性描述，許多讀者都發現這條陌生山徑並不可怕，沿途更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華麗美景。同一時期，日本政府也積極在臺灣推廣登山活動，許多學校也紛紛成立同好社團，喜好爬山的人群逐漸增加。這些登山愛好者，自然也想要循著佐藤春吉的指引，前往能高越嶺道一探究竟。佐藤春吉的旅行紀實〈能高越〉，與刊登該文的《臺灣山岳》雜誌創刊號封面。（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30 年代的登山風氣 1930 年的「霧社事件」，使得臺灣中部的山林，一度籠罩在殺戮的陰影之中。但在事件平息後，能高越嶺道上的人潮很快又恢復過來。此外，隨著「國立公園」的倡議興起，臺灣的山林美景，又進一步透過廣告宣傳被更多人所看見，登山風氣也跟著助長不少。由於登山隊伍漸漸增加，使得警察機關必須在能高越嶺道上挪出數個警察「駐在所」，將之設定為「指定宿泊地」，為登山客提供住宿服務與簡單飲食。設備越完善，對於普遍民眾而言也更容易親近。日治晚期，攀登能高越嶺道的行程，已被收錄在一些大眾導向的旅遊手冊當中，可見這條登山路線變得越來越普及化。日治時期設置於能高越嶺道上的「能高駐在所」，被譽為「檜木御殿」。它的建築規模宏大、設施齊備，對於早期的登山客而言是重要基地。（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東西輸電線與保線所二戰來臨後，臺灣的社會大眾自然無心登山，能高越嶺道也在 1940 年代中期因為自然侵蝕而嚴重損毀。直到 1950 年，台灣電力公司決定沿用日治末期的計畫，循著能高越嶺道建設「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將花蓮地區水力電廠生產的剩餘電力送往臺灣其他地方，這條道路才迎來修復契機。東西輸電線完工後，能高越嶺道也成為台電「保線員」的工作道路，原先分布於沿線的一些警察駐在所亦變更用途，成為「保線所」（亦即保線員的工作站）。 1950 年代以來，能高越嶺道的登山風氣復甦，這些保線所也成為登山客經常借宿的地方。其中，「天池保線所」更在 1986 年重建為「天池山莊」，成為專門的山屋。近年來，「檜林保線所」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接管後，也將重新規劃為住宿場所，繼續為山友提供服務。 1953年為了紀念東西輸電線竣工而建設的「光被八表」紀念碑，後來也成為能高越嶺道上的著名景點。近年來，紀念碑已在自然力量的侵蝕之下斷裂，如今仍以遺跡形式保留於原址。（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能高越嶺道的百年故事回顧能高越嶺道的歷史，最初它是日本時代的警備道路，後來又成為東西輸電線的建設基礎。與此同時，登山風氣的興起，更驅使人們走進山林，讓它變得越來越熱鬧。包括東西輸電線在內，過往歷史的諸多遺跡，迄今仍是能高越嶺道的沿線風景。下次，若你有機會造訪這條山中古道，不妨仔細留意路旁的種種線索。除了雲瀑、斷崖等等壯麗風景之外，或許你也會在旅行途中，驀然看見這條道路百年來的歲月變遷、盛衰起伏。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佐藤春吉，〈能高越〉，《台灣山岳》，1（臺北，1926），頁 50-62 。

啟動於 1950 年代初期的「東西輸電線」建設計畫，使島嶼兩端的電網能夠橫越山脈，相互串聯。這一偉大的建設成就，是眾多台電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這群人物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名字是楊金欉 —— 他曾是東西輸電線工程裡的「東區工事組」組長，在建設過程裡立下許多汗馬功勞，之後成為台電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人物。 1970 年代晚期，他更進一步被拔擢為省政府建設廳長，繼而又擔任高雄、臺北兩座城市的市長。從「電線架設工」到直轄市首長，楊金欉的一生可謂豐富多采。在東西輸電線的建設過程中，他曾有什麼樣的貢獻？在臺灣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中，他又曾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1982 年，準備離任高雄市長的楊金欉。（圖像來源：《高雄畫刊》，第3卷第2期）長官眼中的「將來有望之才」 1923 年，楊金欉出生於花蓮一個勞工家庭。他是日治時期花蓮第一所「中學校」（即今日花蓮高中）的首屆畢業生，之後也順利升學，來到島嶼西側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即今日國立成功大學）就讀電氣工程科。 1943 年，他進一步考入當時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職業生涯也就此展開。二戰結束後，楊金欉繼續在新成立的台灣電力公司任職。那時，他似乎已經回到故鄉花蓮，在台電的「東部管理處」服務。 1947 年 6 月，時任台電機電處處長孫運璿率領部屬李式中（後來的南部火力發電廠首任廠長）等人，巡視宜蘭、花東地區的電力運作情況。這趟旅程，他們一行人便曾在東部管理處的辦公室，見到了年僅 24 歲的楊金欉。根據李式中的記述，當時的楊金欉「負責東區發電方面技術事宜，兼理管理處內電務組事」。在他看來，這名本省籍青年「人極誠懇，樸實而精明」，是「將來有望之材也」，顯然極看好他的前途。當天，孫運璿一行人還巡視了終戰前夕遭受風災破壞、被土石所掩埋的銅門發電所（及今日東部發電廠銅門機組） —— 數年後，正是由楊金欉負責主持該電廠的重建工作。【註】有些文章引述 1947 年李式中〈東行追記〉的說法，認為楊金欉與台電前輩傅慶騰相同，接曾經在二戰末期前往東北亞的滿洲，並於當地的電力公司謀職。然而，楊金欉的傳記資料裡，找不到這樣一段經歷。此外，傅慶騰曾在回憶錄當中，歷數終戰前服務於滿洲電力事業的臺灣人，裡頭也並未見到楊金欉的姓名。參見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573-574。《東臺灣新報》1941年3月2日的報導，提到楊金欉在「花蓮港中學校第一回卒業式」當中，獲得「精勤賞」。（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高山上的「電線架設工」 1950 年 9 月，台電的「東西線工程處」正式成立，楊金欉旋即奉命兼任「東區工事組」組長，在第一線推動建設。多年後，他曾回憶起這段身為「電線架設工」的工作經驗：廿八歲開始參加連接台灣東部與西部電力系統的東西輸電線架設工程，這是我所從事過最艱鉅的工程之一。三年半歲月，幾乎都在山中度過。這條輸電線包括二條線路——即木桿線和鐵塔線——西起南投縣霧社，翻越能高山到花蓮縣之銅門，其中標高最高處為二千八百公尺，從測量、開闢人行道、搬運器材、架設輸電線路，皆須實際參與，其中艱苦備嘗，有不足為外人道者。架設線路時，或翻山越嶺或穿過谷地，或逢酷暑或遭風雪或遇山崩，技術上常須殫精竭慮自行創造，才能克服困難。在這段日子裡，我常朝辭銅門，途經僅有之一米二寬羊腸小徑步行，暮達花蓮、南投縣界址，當時識者皆戲稱「爬山專家」。 ——楊金欉，〈我曾是電線架設工〉，《聯合報》，1983年10月12日，第8版。東西線建設工程中，楊金欉負責的「東區」，範圍就相當於日治時期橫越中央山脈的「能高越嶺道」。但在工程啟動之初，這條疏於維持的道路，已因為自然力量的侵蝕而嚴重損壞。楊金欉必須先帶著團隊進行道路整備，之後再將工程所需的水泥、電桿、電塔構件等等物料，搬運到施工地點。參與過這些工作的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原住民，曾在採訪當中回憶過往的工作情形。當時，他們經常要合力扛起 2,000 公斤重的注油電桿，在山稜與溪谷之間咬牙行進。如此艱難的環境底下，要率領團隊在期限內完成任務，委實不是易事。楊金欉也一度萌生退意，呈請辭去工事組長一職。 1951 年 6 月，能高越嶺道的道路整備工程告一段落，「裝塔、建桿」等工程正要開始進行。當時，楊金欉曾以「近來身體欠佳，實感難以繼續兼任兩職」為由，呈請辭去東區工事組組長的職務。（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東西線工程裡的團隊領袖經過長官們的一番慰留，楊金欉最終還是選擇留在山裡，與團隊並肩作戰。從同仁們的憶述看來，他的個性豪爽、為人海派，對下屬亦十分體恤，不時會為來自部落的工人爭取加薪、蓋房等等福利，是相當受到敬重的領袖人物。據說，東西線工程結束後，楊金欉總要在每年農曆的 9 月 23 日徒步上山，前往奇萊保線所旁的萬善堂，祭拜那些與他一同出生入死、卻不幸殉職的工程人員。一直到他晚年步入政壇、擔任直轄市長，也仍然如此。這個小故事，或也說明了他在東西輸電線建設期間，與夥伴們建立的深厚情誼。除了領導團隊的功勞之外，楊金欉也發揮他的電機專長，改良東西輸電線的纜線，解決工程上的困境。據他所述：東西連絡線經過天長斷崖一段，前後二座鐵塔距離相隔有一二００公尺，高低有四００公尺，風由下向上吹，鋼心鋁絞線因單位重量太輕無法使用，乃設計以銅包鋼線及以雙導體單線而予解法。日後，楊金欉還發現，他所設計的這種雙導體線路，在歐美地區的電力建設當中也能得見。東西輸電線的工程水準，在技術細節的改良上能與先進國家比肩，也令他感到「甚為得意與安慰」。正在搬運鐵塔構件的東西輸電線工程團隊。（圖像來源：《台電勵進月刊》第58期）貢獻卓著的電力工程師 1953 年，東西輸電線工程中以鐵塔架設的「甲線」宣告完成，整個建設工程也就此畫下句點。擁有良好日語能力的楊金欉，旋即被派往日本學習水力發電的相關知識，返國後投入銅門、龍澗等水力電廠的興修工程，之後又出任銅門電廠的首任廠長。繼東西輸電線之後，他再度進入熟悉的東部山林地區，為電力事業服務。完整的歷練，讓楊金欉在台電獲得重用。離開銅門電廠，他又奉派赴美國進修，並且在返國後接任輸配電工程處的「特高壓分處」主任，負責臺灣特高壓輸電線路的設計與施工。之後接連升任輸配電工程處處長、公司協理 —— 遙想當年，李式中等台電長官果然獨具慧眼，早已看出楊金欉必能成為獨當一面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在 34 年的電力事業生涯當中，楊金欉還曾經是台電女子羽球隊成立的關鍵推手！ 1971 年，台電輸配電工程處同仁，屢屢在經濟部國營事業間的羽球比賽當中奪得佳績。當時擔任處長的楊金欉對此大為讚賞，也決心向公司爭取資源，成立球隊。後來，當台電女羽有機會出國征戰，楊金欉還會特意前往送機，為選手掛上花環、加油打氣。雖是電力工程師，他對於臺灣的羽球運動發展，竟也有意想不到的貢獻。 1981 年，在高雄市長任內巡視國宅工程的楊金欉（前排左二）。（圖像來源：《高雄畫刊》，第2卷第4期）跨足政壇的技術人才時間來到 1978 年，蔣經國接任總統，臺灣省政府也隨之改組。當時，臺灣的政治風氣是要延攬本省籍人才並授以官職（即所謂的「催台青」）。新任省政府主席林洋港，便是崛起於這一背景下的政壇明星。而林洋港所屬意的「建設廳長」人選，正是對臺灣電力事業饒有貢獻的楊金欉。與此同時，楊金欉的台電老長官孫運璿，亦已成為行政院長。 1981 年，在孫運璿推薦下，楊金欉進一步被指派為高雄市長，翌年又轉任臺北市長。今天，臺北的內湖垃圾焚化爐，正是在他主政期間進行規劃；城市中心的高架道路，亦是在他任內陸續通車。可惜，楊金欉的政治生涯並未持續太久， 1985 年，他便因病請辭，離開市長職位。以工程師的身分跨足政壇，甚至成為首都市長，楊金欉可說是 20 世紀臺灣電業史當中的傳奇人物。在人們的回憶裡，他總是使命必達、積極任事，並始終維持著樸實、親民的一貫作風。研究臺灣山岳史的前輩學者楊南郡，曾讚譽楊金欉是「拼命三郎型的典型臺灣人，總是身先士卒的帶頭去做最困難的工作」。東西輸電線的完成，或許有相當一部分要歸功於楊金欉的衝鋒陷陣。這樣一種苦幹實幹的精神，也將銘刻在臺灣電業史當中，永遠被我們所記得。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楊育正著，楊惠君採訪撰文，《在我離去之前——從醫師到病人，我的十字架》，〈第三幕　典範——黑手阿公和巿長爸爸〉，臺北：寶瓶文化，2021。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趙子雲、沈慈雅，《極速專注．切球——台灣電力公司女子羽球隊》，臺北：台電，2019。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陳翠蓮撰稿，《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政治與經濟篇》（臺北：北市文獻會，2014），〈楊金欉〉，頁40-41。〈這條阿公級輸電線救了台灣好幾次〉，《聯合報》，2013年2月16日，第A4版。朱瑞墉，〈舊東西輸電線的歷史沿革與生態保育〉，《源雜誌》，100（臺北，2013），頁24-23。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朱瑞墉，〈台灣電力之光的東西連絡線〉，《源雜誌》，52（臺北，2005），頁50-57。孫曼蘋，〈被放錯了的棋子？ — 台北市長楊金欉〉，《天下雜誌》，40（臺北，1984），網址：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3631 楊金欉，〈我曾是電線架設工〉，《聯合報》，1983年10月12日，第8版。李式中，〈東行追記（二）〉，《台電勵進月刊》，1：8（臺北，1947），頁13-15。

作者：陳韋聿現代城市裡總有許多變電設施在默默運轉，協助整個電力系統逐段降壓、分配負載，使電力能夠順利地來到我們生活周遭。長期以來，位於臺北舊城區的建成變電所，也發揮著同樣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時也是名列於「國家文化資產網」上的古蹟！走過將近百年歷史的「大稻埕變電所」（今稱建成變電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建成變電所的前身，其實是日治時期隸屬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大稻埕變電所」。目前（ 2025年），政府已公告的 1,055 個古蹟當中，僅有5個與電力事業直接相關，「大稻埕變電所」是唯一登錄於其中的變電設施。「大稻埕變電所」出現在 1938 年。今天，我們若沿著太原路行經該處，還能見到當時興建的淺綠色建築物。根據研究者王麗夙的考察，它應當就是變電所的控制室。在該建物面向街角的圓弧型牆面頂端，甚至還保留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標誌呢！此外，與建築物相連結的「吊揚塔」，亦是大稻埕變電所的另一看點。「吊揚」亦即日文當中的「吊り上げ」，也就是起重機。「吊揚塔」的設置，便是為了在變電所內創造較高的樓地板，藉以設置起重機，搬運沉重的變電設備。王麗夙指出：在臺灣既存的日治時期變電所當中，僅有大稻埕與瑞芳兩處，仍能見到控制室結合吊揚塔的建築配置。還值得注意的是：大稻埕變電所的位置「臺北市下奎府町 48 番地」，在更早一點的時代，其實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置的地方服務處（當時稱為「散宿所」）。根據研究者的考察，這個散宿所應當設立於 1932 年左右，所內有專業技術人員常駐其中，負責修護鄰近地區的線路、設備。1938 年變電所成立以後，散宿所可能與變電所同時並存。二戰結束後曾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長達二十餘年的陳臣呈先生（註），日治時代曾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職員。 1930 年代後期，他就曾經任職於下奎府町散宿所，並且在這個地方工作了七年左右時間。 1935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當中，圓環附近的現代街廓已然發展成形。而在「蓬萊公學校」的後方街角處，已可明確看到「散宿所」的標示。（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百年歷史地圖」網站）隨著時代推移，日治時期存在於臺北的其他變電所已被逐一改造，只有大稻埕變電所仍保留昔日風貌。 2019 年，這個地方正式被登錄為臺北市的市定古蹟，台電公司也聘請專業建築團隊，來為既存的老房子進行妥善修復。一座古老的變電所，既是電力的轉換站，也有不同時代的故事在其中交錯。由於資料有限，現代研究者對於大稻埕變電所的故事，所能掌握的細節仍然粗略。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人投入臺灣電業史的研究行列，為這幢古蹟找回更多屬於它的故事。同樣建造於日治時期的「宮前町變電所」（即後來的中山變電所），近年亦已啟動改建工程。（圖像來源：Google Maps）註：根據臺灣電力史研究者林炳炎的考察：陳臣呈先生出生於 1906 年，畢業於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1930 年「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希望能夠從臺北高商徵才，任教於該校的著名知識分子林茂生遂推薦陳臣呈前往應試並獲得錄取。在該公司服務期間，他曾任職於「營業係」（在當時的組織架構當中，該單位隸屬於「營業部」底下的「營業課」），其後轉任下奎府町散宿所「主事補」（「主事」可能是散宿所的負責人，「主事補」則是其副手），其後由回到本社的「収金係」（應是收費單位，林炳炎解作「收費課長」，但在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組織架構當中似未見到「收費課」）。二戰結束後，陳臣呈曾在台電擔任過宜蘭區處主任、屏東區處經理、業務處管理課長、嘉義區處經理、高雄區處副經理、台南區處副經理，最終於 1971 年自業務處退休。此外，「台灣棒球維基館」所收錄的資料指出：1960 年代後期，陳臣呈先生亦曾在台電棒球隊擔任過副領隊。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大稻埕變電所〉，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monument/20190923000001 〈太原路上青磚塔樓道盡大稻埕春秋〉，「台電綠網」，2018年6月11日。網址：https://service.taipower.com.tw/greennet/about/theme/256 王麗夙，〈日治時期臺灣電力設施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3-31、4-57、4-60、4-61、4-65。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台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40、222。

1948年初，台灣電力公司的一間辦公室裡，照常傳來了打字機的聲響。平時，機電處的古太太總是坐在這間辦公室裡，熟練地操作著檢字盤上的手柄。不過這天，古太太的位子上，卻坐著一名男性打字員。根據當時台電內部刊物的報導：古太太那天可能是臨時有事，請假去也，遂找了自己的丈夫前來代班。據說，古先生打起字來「能力不弱」，反倒讓人誤以為他是台電專門聘用的男性打字員呢！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為什麼會在一本雜誌當中，特別被記錄下來呢？其實，這是因為在當時的臺灣，打字員多半是由女性出任的工作，男性打字員並不常見，也難怪前來代班的古先生會引起眾人側目。早期台電所使用的中文打字機。（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實際上，若放眼整個世界，我們也會發現：打字機對於20世紀的女性而言，是幫助他們走入職場的一種關鍵道具。換句話說，台電的古太太並不是一個特例。在世界各個角落，也還存在著許許多多以打字為專業技能、為企業奉獻一己之力的女性職員。當他們集體放假的時候，企業賴以運作的各項文書製作與傳遞，甚至可能因此停滯。換言之，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其實在過去的許多企業裡，都扮演了很重要的小螺絲釘。上述故事，摘錄自《穿越文檔記憶：台電文書檔案業務演進回顧》。在這本書的脈絡裡，打字員古太太所代表的，其實是台電內部行政作業的一項重大改變，也就是打字印刷的公文數量不斷在增加。操作打字機是一項專門技術，得聘用專門人才來執行業務。到了1980年，電腦的引入，又再次改變了各種文檔的製作流程。而不變的是，每個時代的每一種文書制度背後，一定都有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日夜為了文檔工作而操作著鍵盤、紙筆等等工具。 1948年台電《勵進月刊》所收錄的打字員小故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兩個時代的接軌實際上，以台電的公司量體規模與企業悠久歷史而言，整個文書檔案業務自然是非常龐大且複雜的運作體系，其相關組織演變、工作方法與工具改良等歷時性發展，必然有大量值得紀錄與探掘的故事。如同本書第一章〈以檔為史〉所述：台電在1957年即已統合相關規章，印行《文書處理工作手冊》，試圖讓整個組織在文書作業方法上趨向一致。比起政府機構在1973年訂頒的《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手冊》，台電這方面的起步更早，顯見組織內部早已認知到相關工作的重要性。在這件1947年的珍貴歷史檔案當中，可以見到歷史人物孫運璿的名字。（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穿越文檔記憶》從日治時期以毛筆、宣紙書寫的公文檔案開始談起，一路談到戰後的接收如何與舊有體系接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接軌」，不僅只是作業規則的由甲換乙，他更牽涉到所有人如何共同適應這套新的體系，其中也包括語言習慣。作者在第三章〈漸成方圓〉當中提到一個小故事，說的是戰後初期台電的本省籍員工費盡苦心，學習使用新的公文格式，但卻每每遭到大幅刪改，飽受挫折之餘只能搖頭大嘆「莫辦法」。也因此，台電如同當時臺灣其他的國營事業，也開辦大量的「國語訓練班」。這些故事細節，呈現了大量文書檔案背後的人群，如何努力適應時代與環境的變化。 1938年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事業一覽圖」，這類圖表也是檔案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文檔不只是文檔除了內容之外，公文書的製作方式、蓋用印信、傳遞流程等等，也需要一套嚴謹規範。第四章〈行雲如水〉探討的正是這些規程的演變。從古太太所操作的打字機到現代的電子化公文系統，數十年來台電文檔體系的重大演變，皆在這個章節有簡要交代。而在近年來，檔案的價值開始受到注意，台電數十年來所累積的大量文檔亦須妥善收儲、管理。在這方面，台電秘書處的工作饒有成果，在政府機關檔案的「金檔獎」當中屢屢獲得獎項，顯見其深受肯定。本書的最末一章〈話外之話〉，請到了幾位不具名的「文檔英雄」，也就是在台電內部長年負責文書檔案業務的工作同仁，分享各自在職業生涯裡的心路歷程。如同其中一位「文檔英雄」所述，台電檔案的文化資產價值其實相當巨大，這些文檔不僅見證了台電人的心血付出，同時也保存了臺灣電業的大量歷史線索。文檔不只是文檔，是全民共同的文化資產，翻開《穿越文檔記憶》，我們將會看見這些資產的留存，如何被一個企業用心地處理並留下紀錄。＊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跨越時代的台電文檔作業儘管日治時期的文書檔案有相當數量在空襲中焚毀，但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到接管委員會時期，從各地收繳而來的日治時期檔案及新產生檔案，數量也十分可觀，整理起來是一大工程，而公司甫成立人手不足的問題，更讓掌理文書檔案業務職員感到壓力。據1948年《勵進月刊》第13 期所刊載，一名總務處職員的回憶：「當時走進總務處，到處都呈現緊張的鏡頭，表現出工作繁忙的景象，文書方面最需要的是管卷加強工作，許多各界前年的案卷移來歸檔及日治時期之案件整理，都要增加人手，此外油印文件日增，人手不敷，擬由專員管理油印室事宜。」如何讓文檔工作與日治時期接軌，是戰後初期從監理、接收到台灣電力有限公司時期的重要課題。首先遇到的第1 個挑戰，就是本省籍員工不諳國語文的問題。依據1946 年底的統計，台灣電力有限公司的員工有1,241人，其中本省籍有945 人，超過4 分之3。然本省人甫接受完日本50 年統治，慣用日本語文法，不熟悉新的國語及文字，在書寫處理公文上產生困難。為此，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時期台電即已開辦「國語訓練班」，召募高等學校畢業以上學歷者，進行為期6 星期的國語訓練，高等學校畢業在日治時期已是屈指可數的高學歷。在各區處，也紛紛舉辦訓練班、作文及演講等各種比賽活動，以加強職員國語文訓練。如1946 年新竹區處為了解員工國語程度，特別舉辦本省籍員工筆試，共有3 試：第1 試是將「國語學不好不但上課成問題將來做事都很困難」這句話任選10 字加上注音符號；第2 試是將日文翻成中文；第3 試是作文，題目是「我的日常生活」。訓練國語文工作難以一蹴可及，直到1954 年，日本統治結束已將滿10 年，總務處還曾經基於台電各單位往來文件仍參雜日文，而發文各單位要求切實執行公文不得沿用日文的規定。公文格式的適應是另一項挑戰。由於日治時期的公文格式與戰後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日治時期任職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老員工，處理新的公文格式也感到棘手。1947 年發行的《勵進月刊》第7 期曾刊載題為「高元老搖頭無辦法」的故事，主角營業係長（相當於課長）高元老：「每遇各項業務必躬親處理，致每日桌上文牘常滿。光復後，祖國文化輸入，公文格式自亦隨而改制，高係長幼讀漢書，經綸滿腹，對該係文件不肯假手他人，誰知費盡心血自擬底稿，正以為理通辭達之傑作，竟為鄭文書大刀闊斧刪頭削足，毫不留情謂不合公文格式，致使高老大搖其頭嘆曰：『太難了，太難了，莫辦法啊。』」這個故事鮮明描述了本省籍員工面對新公文格式的難處。（頁63-65）文檔作業人員的「職業病」文檔可以是很枯燥乏味的事，也可以是發現新奇事物的事，其轉變重點在於文檔人員的心態。文檔工作雖然看似無趣，一成不變，不過一旦認真的投入後，便會發現檔案裡有很多平常我們不知道的事。「1970 年代文書課的工作，尚有刻鋼板、打蠟紙，然後透過油印印出公文，最後再經由公文書逐頁撿併、裝訂才告完成，煞是辛苦。如今，技術突飛猛進，許多文書工作都已不似以往，科技的進步減輕了人力，縮短了工作完成時間，真幸福。」此段由文檔作業人員細數昔日與現今文書作業的情形，可見文檔作業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時俱進，不斷邁向符合時代潮流的作業。文書及檔案的業務內容相當細密繁瑣，實務上也經常會遇到各種狀況。台電公司歷年來針對文檔業務開辦許多在職訓練課程，在台電公司的導師制度下讓新進人員在主管及資深同事的協助，逐漸瞭解文書及檔案業務，並透過實務累積經驗，進而傳承、提攜後進。此外，台電的文檔同仁還組成了即時通訊群組，彼此切磋交流業務經驗，通力合作解決各種狀況。如同大家所知文檔作業流程包括收文、交辦、擬判、發文及歸檔等五大步驟，而台電文檔同仁也會將這些業務流程，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在處理生活大小事時，他們會格外注意時間管理，也會依輕重緩急、優先順序陸續完成。而「一事一案」為原則也深刻烙印在他們心中，甚至有同仁會運用專案管理的精神規劃出國旅遊行程。此外，在整理日常生活用品、管理個人文件、甚至是採買服飾及居家用品時，也會應用檔案分類編案的精神，予以分門別類整理；而延續檔案保存年限、檔案鑑定、銷毀作業概念，也會應用在整理家居上，將各項物品歸納分類再賦予生命週期，進而決定將它永久保存或資源回收（銷毀）。他們總是笑稱「這也是一種職業病」！但能將工作經驗實踐於生活中，這是屬於台電文檔人的獨特文化與驕傲。透過他們的分享，我們可以深刻瞭解文檔文化其實也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只是我們有沒有看見它，文書檔案是文化也是生活。藉由文檔概念的建立，深耕個人的文檔意識、強化檔案管理的主動權，也讓我們與善（止於至善）的距離愈來愈近了。文檔業務為各式業務工作的基石，好比一棵大樹，根基需穩固後才能正常茁壯成長，各項業務藉由同仁之間彼此合作，溝通與協調，而能更順利推進實行。在處理各項業務的同時，也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想法，和處理事情的方式。（頁144-147）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電扇如何登陸臺灣？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不過，作業所也承諾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電化生活」的預習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作者：陳韋聿在四面環海的臺灣，如何運用海洋裡的波浪、海流、潮汐、溫差等各種動能來進行發電，一直是人們十分感興趣的議題。但你知道「海洋能發電」的概念，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臺灣萌芽的嗎？答案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 早在一百多年前，生活在臺灣的人們，已能夠在報刊雜誌當中，讀到各種關於海洋能發電的案例報導！ 1920 年代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潮汐發電相關報導。（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23 年 10 月 25 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刊載了一篇報導，題名為〈乾滿潮利用發電計劃〉。原來，當時同樣受到日本統治的朝鮮，許多專家正研議要利用西海岸滿潮與乾潮落差極大的地理特性，來進行潮汐發電。特別在半島中部的仁川，每日的潮差動輒高達八公尺，正是最適宜的地理場所。因此，當 1920 年代世界許多先進國家紛紛提出潮汐發電計畫的時候，朝鮮總督府也跟上這股風潮，開始延聘專家，研議在仁川港附近設置潮汐發電廠的可行性。後來，當局還出版了一本名為《潮力發電》的小手冊，將各種方案詳列於其中。而在 1923 年，這個醞釀於朝鮮的建設構想，也在同為大日本帝國殖民地的臺灣被報導出來。《潮力發電》一書所收錄的仁川潮汐發電站建設構想圖。（圖像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1924 年 7 月，《臺灣日日新報》又邀請到東京帝大畢業、曾任職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總督府技師篠原國憲，來為一般讀者解說什麼是「潮力發電」。他所撰寫的三篇連載文章，也在該報的漢文版有翻譯版本。在當時的臺灣，必然也曾有許多臺籍人士是透過這些文章，首次認識潮汐發電。這三篇文章的日文版末尾，除了詳細介紹到前述的朝鮮仁川灣潮汐發電計畫以外，還提到了另一個發生在「セバーン河口」的案例。「セバーン」即英國西南部的塞文河（River Severn），河流出海口的平均每日潮差亦是名列世界前茅，同樣在 1920 年代，英國議會也曾熱烈討論在塞文河口建設潮汐發電廠的可行性。 1921 年刊登於英國報刊雜誌上的塞文河口潮汐發電站想像圖。（圖像來源：Wikipedia）－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仁川灣或塞文河口，兩地的潮汐發電構想雖然在 1920 年代即已提出，在後來的數十年間也數度受到輿論矚目，但在整個 20 世紀，這兩個構想卻始終未被落實。實際上，全世界第一個具有規模的潮汐發電廠，要到 1966 年才真正誕生於法國布列塔尼的朗斯河口。儘管潮汐發電的探索與試驗很早就已展開，但它同時存在著許多需要克服的技術瓶頸與成本風險。尤其在 20 世紀後期，當環境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要在河口或海岸興建這種大型工程，也就更需要審慎評估。回顧歷史，潮汐發電的概念早在 1920 年代便已透過報章雜誌被帶入臺灣。不過，人們真正開始重視海洋能發電，並積極在島嶼四周圍尋找具有發展潛力的場址，則是相當晚近的事情。近年來，台電公司也曾經在綠島進行波浪發電試驗的前期評估，同時也透過自有媒體進行海洋能發電的知識普及。另一方面，台泥公司也在花蓮和平火力發電廠提出「海洋溫差發電計畫」。可見海洋能發電，正在臺灣各地進行嘗試。邁入 21 世紀以後，韓國仁川海岸線上的「始華湖潮汐發電廠」已經在 2011 年竣工並開始營運。另一方面，塞文河口的潮汐發電建設計畫，也正在英國掀起熱烈的議論。隨著技術的進步，國外的成功案例逐一誕生。未來在臺灣，海洋的動能或許也將被轉換為電力，幫助我們朝著永續發展、淨零轉型的目標邁進。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李蘇竣，〈抽取7℃冷海水和平電廠擬新設海洋能拼全球首例MW級溫差發電〉，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4年7月14日。莊閔茜，〈「南部光電、北部海洋能」專家：台灣波浪能開發潛力破25GW〉，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5年7月11日。李蘇竣，〈再生能源的後浪：海洋能有幾種？四面環海的台灣具備多少潛力？〉，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4年5月16日。許瑛娟，〈【圖解電未來08】探索藍色能源　海洋能發電〉，《台電月刊》728期，2023年8月。〈尚待探索的永續流動能源—海洋發電〉，經濟部能源署能源知識庫網站，2015年12月5日。陳建宏，〈海洋能源開發所面臨的挑戰〉，國立成功大學能源教育資源總中心網站。 Eun Soo Park, Tai Sik Lee, ”The rebirth and eco-friendly energy production of an artificial lake: A case study on the tidal power in South Korea,” Energy Reports, Vol 7 (2021), pp. 4681-4696. David Gordon Tucker, “Tidal Power: From Tidemill to Severn Barrage,” Wind and Water Mills, Vol 9 (1989), pp.15-39. Esme Ashcroft, “'UK should not ignore tidal lagoon recommendations',” BBC, 2025.06.23. Scarlett Evans, “La Rance: learning from the world’s oldest tidal project,” Power Technology, 2019.10.28. 朝鮮總督府遞信局編，《潮力發電》，京城府：朝鮮總督府遞信局，1930。〈干滿潮利用發電計劃〉，《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0月25日，第6版。篠原國憲，〈潮力發電 (上)〉，《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日，第3版。篠原國憲，〈潮力發電 (下)〉，《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2日，第3版。〈潮力之發電〉，《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1日，第4版。〈科學界　日潮力之發電（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6日，第4版。〈科學界　日潮力之發電（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8日，第4版。

1965 年，台灣電力公司曾在澎湖後寮地區的牛頭山上，裝設一部風力發電機 —— 在臺灣的電業發展史當中，這應當是第一部能夠持續運轉、所產生的能源也可以併入輸供電系統的風機。風島上的第一部風機檔案資料顯示，之所以會有這部風機，應是 1961 年台電機電處處長周春傳在丹麥參觀過該國的風電事業發展情況後，所萌生的想法。理所當然的，這個實驗性的風機建設計畫，便被選在澎湖進行。澎湖向來被稱為「風島」，若能利用當地特有的強風發電，也能夠解決離島地區供電成本較高的問題。整個計畫的選址查勘、預算編制、設計製造等等，則交由位於臺北松山地區的台電修理廠（即今日已登錄為國家文化資產的「台電中心倉庫」）負責。 1965 年的夏天，50 瓩的風力發電機終於完工。9 月，當東北季風襲向澎湖群島的時候，這部風機也正式開始運轉送電，為臺灣的風力發電史揭開新頁。 1965 年裝設於澎湖白沙後寮的臺灣第一部風力發電機。（圖像引用自《島嶼有光：澎湖、金門、馬祖供電物語》）獨自爬上風機的少年不過，由於相關技術尚不成熟，風機的金屬葉片經常因為材料的應力不足而損壞，需要時時更換、維修。此外，當時的風機也還缺乏葉片旋角的自動調整機制（Pitch Control System），一旦風速過高，就可能使風機運轉太快，造成損毀。為了確保風機能夠順利運轉，台電修理廠必須定期派員前往澎湖後寮，執行修繕與保養工作。之後，公司更進一步在澎湖當地委任專門人員，每日駐點維護。而在 1971 年，蔡文華就曾經擔任這個角色。 1955 年出生於澎湖的蔡文華，初中畢業便考入台電，旋即前往高雄接受培訓。一年後，他便被分派到台電修理廠任職。廠裡的師傅知道蔡文華是澎湖人，遂要他一起渡海到澎湖去檢修風機，後來便將他留在澎湖，成為風機的專門守護者。「（我）十六歲就爬上風力發電機。」在2020年的一次訪談當中，蔡文華回憶起過往在風機上工作的的故事，言語中似乎透露出幾許自豪。台電退休同仁蔡文華，在臺灣第一架風機原址尋找舊時痕跡。（圖像引用自《島嶼有光：澎湖、金門、馬祖供電物語》）澎湖風電發展史的見證者在後寮獨自守著風機的那段時間裡，蔡文華總是一個人帶著便當出門，上午8點來到風機面前，到了5點再搭乘最後一班公車返回馬公。這份工作，除了得為風機進行擦拭、上油、儀表檢查、製作報表之外，還得時時監測風象，並且在必要的時候手動煞車，減緩風機的轉速。 1973年，台電決定讓後寮風機停止運轉，蔡文華檢修風機的任務也就此告一段落。不過，命運的安排，有時頗為巧妙。1990年，台電又在澎湖的七美電廠建造了兩部風機，那段期間，蔡文華正巧也曾擔任七美電廠的廠長。兩次風電計畫，都有他的參與，可說是完整見證了澎湖風電史的早期發展。舊時代的風機雖然早已消逝，但風電發展的腳步未曾停歇。如今，臺灣的風機建設正大步向前邁進，技術也正在不斷更新。未來，也將有更多的電力工作者投入相關工作，共同守護臺灣的風電事業。參考資料：劉智淵，《島嶼有光：澎湖、金門、馬祖供電物語》，臺北：台電，2020。《離島電業發展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期末報告書》（臺北：台電，2020），〈離島台電退休人員訪談記錄（逐字稿）〉，頁398-405。

保護水力發電廠的土地公：萬大保和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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