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屏溪畔，最強企業排球隊找到了自己的家-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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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屏溪畔，最強企業排球隊找到了自己的家

更新日期：2025-06-04

作者：謝達文

只要看過任何一部運動相關的動畫、漫畫或電影，就會知道「自家球場」必定是無比重要的場景，是許多關鍵劇情細節發生的所在。畢竟，有了自己的家，球員才能在固定的位置放置球具，在時間安排上也更有彈性、更為自在，不必四處作客、與人協調。至於在心理上，如果有了自己的家，更能強化球隊的團結，「在這裡練習的戰術配合」、「在這裡的擊掌和喊聲」、「在這裡聊的天、吵的架」一次次累積，正是凝聚團隊向心力的最強基礎。

如果是校隊，這樣的一個「家」經常是學校的活動中心，而職業棒球、籃球隊則有自己的場館。台電排球隊呢？國內有看排球的人，應當都知道台電排球在男子組、女子組都是第一流強隊，他們也是國內首支能有專屬場地的企業排球隊，他們的「家」在高雄市的最東南端，位於緊鄰高屏溪的大寮區。

高雄大寮訓練中心體育館於1992年落成，在此之後，他們不再需要每次練球都要跟附近學校商討借用，而能在一個符合專業規範的自家球場練球。以這個「家」為據點，他們南征北討，締造出傳奇性的好成績：在排球協會所舉辦的企業排球聯賽，兩隊不僅是各自組別的創始元老，且雙雙歷史勝率均在8成以上。

扎根高屏溪畔，與高雄和屏東都建立連結

不過，台電排球隊和高雄的關聯並非從1992年才開始──事實上，不論是男子還是女子隊，台電排球都一直和高屏溪兩岸的高雄和屏東有著深刻的淵源。

女子隊在1974年創隊，原先隸屬於高雄大林施工處，而從1977年至1985年，則隨著核三電廠興建，改隸核三施工處，受訓地點也轉至恆春。據球員回憶，教練開出的訓練內容經常是沿著當地山路跑上四、五公里，每天凌晨五點半起床，頂著恆春特有的落山風辛苦跑步。直到1985年，核三完工之後，女子球隊又再度移轉，改由高雄鳳山區處管轄，近年更與高雄市政府冠名合作，以「高雄台電女子排球隊」為正式隊名。

至於創隊更早的男子隊，雖然同樣在大寮練球，但數十年來其實都隸屬台電屏東區處，更與屏東縣政府冠名合作，正式隊名為「屏東台電男子排球隊」，不難看出球隊與屏東之間深刻的連結。

其實，屏東可以說是這支球隊的「起家厝」。50年代，戰後不到十年，台電內部就有多支男子排球隊，陣容堅強的屏電隊是其中之一，在和其他內部球隊的競爭中時常取得優勝，並代表台電在外出賽。60年代之前，屏電隊的勁敵其實是立足新竹的竹電隊，彼此互有勝負；至於後來能與屏電隊分庭抗禮的中電隊，當時則是由臺中區處管理，一直到1994年才併入屏電隊，成為現在的屏東台電隊。

練球之外也考執照，退役之後繼續在台電工作

而這些「隸屬鳳山區處」、「隸屬屏東區處」等等的安排，並非只是名目而已，它有著非常實際的意義。

許多關注體育的人都知道，運動員的巔峰狀態通常只有短短幾年，所以他們的職業生涯也不像其他職業那麼長。在這樣的限制下，養成球員、建立體系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保障他們退役之後的出路，讓他們不會退役即失業。

對此，台電採取相當務實的做法：台電排球隊的隊員同時也是台電員工。他們除了參與台電的日常營運，並且學習各種技術，有些球員甚至每年都在考取各項證照。正是這樣的體制，才使得他們可以不用擔心退役之後的出路，對於球員而言，這是一道相當關鍵的保障，也是一個如同「家」的堅實後盾。

也許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家」，提供球隊安心訓練的場所以及穩定的職業生涯規劃，造就了台電排球隊的團結與堅韌，長年在體育場上取得輝煌成績。

搭配影片：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官營與民營之間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電扇如何登陸臺灣？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不過，作業所也承諾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電化生活」的預習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啟動於 1950 年代初期的「東西輸電線」建設計畫，使島嶼兩端的電網能夠橫越山脈，相互串聯。這一偉大的建設成就，是眾多台電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這群人物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名字是楊金欉 —— 他曾是東西輸電線工程裡的「東區工事組」組長，在建設過程裡立下許多汗馬功勞，之後成為台電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人物。 1970 年代晚期，他更進一步被拔擢為省政府建設廳長，繼而又擔任高雄、臺北兩座城市的市長。從「電線架設工」到直轄市首長，楊金欉的一生可謂豐富多采。在東西輸電線的建設過程中，他曾有什麼樣的貢獻？在臺灣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中，他又曾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1982 年，準備離任高雄市長的楊金欉。（圖像來源：《高雄畫刊》，第3卷第2期）長官眼中的「將來有望之才」 1923 年，楊金欉出生於花蓮一個勞工家庭。他是日治時期花蓮第一所「中學校」（即今日花蓮高中）的首屆畢業生，之後也順利升學，來到島嶼西側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即今日國立成功大學）就讀電氣工程科。 1943 年，他進一步考入當時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職業生涯也就此展開。二戰結束後，楊金欉繼續在新成立的台灣電力公司任職。那時，他似乎已經回到故鄉花蓮，在台電的「東部管理處」服務。 1947 年 6 月，時任台電機電處處長孫運璿率領部屬李式中（後來的南部火力發電廠首任廠長）等人，巡視宜蘭、花東地區的電力運作情況。這趟旅程，他們一行人便曾在東部管理處的辦公室，見到了年僅 24 歲的楊金欉。根據李式中的記述，當時的楊金欉「負責東區發電方面技術事宜，兼理管理處內電務組事」。在他看來，這名本省籍青年「人極誠懇，樸實而精明」，是「將來有望之材也」，顯然極看好他的前途。當天，孫運璿一行人還巡視了終戰前夕遭受風災破壞、被土石所掩埋的銅門發電所（及今日東部發電廠銅門機組） —— 數年後，正是由楊金欉負責主持該電廠的重建工作。【註】有些文章引述 1947 年李式中〈東行追記〉的說法，認為楊金欉與台電前輩傅慶騰相同，接曾經在二戰末期前往東北亞的滿洲，並於當地的電力公司謀職。然而，楊金欉的傳記資料裡，找不到這樣一段經歷。此外，傅慶騰曾在回憶錄當中，歷數終戰前服務於滿洲電力事業的臺灣人，裡頭也並未見到楊金欉的姓名。參見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573-574。《東臺灣新報》1941年3月2日的報導，提到楊金欉在「花蓮港中學校第一回卒業式」當中，獲得「精勤賞」。（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高山上的「電線架設工」 1950 年 9 月，台電的「東西線工程處」正式成立，楊金欉旋即奉命兼任「東區工事組」組長，在第一線推動建設。多年後，他曾回憶起這段身為「電線架設工」的工作經驗：廿八歲開始參加連接台灣東部與西部電力系統的東西輸電線架設工程，這是我所從事過最艱鉅的工程之一。三年半歲月，幾乎都在山中度過。這條輸電線包括二條線路——即木桿線和鐵塔線——西起南投縣霧社，翻越能高山到花蓮縣之銅門，其中標高最高處為二千八百公尺，從測量、開闢人行道、搬運器材、架設輸電線路，皆須實際參與，其中艱苦備嘗，有不足為外人道者。架設線路時，或翻山越嶺或穿過谷地，或逢酷暑或遭風雪或遇山崩，技術上常須殫精竭慮自行創造，才能克服困難。在這段日子裡，我常朝辭銅門，途經僅有之一米二寬羊腸小徑步行，暮達花蓮、南投縣界址，當時識者皆戲稱「爬山專家」。 ——楊金欉，〈我曾是電線架設工〉，《聯合報》，1983年10月12日，第8版。東西線建設工程中，楊金欉負責的「東區」，範圍就相當於日治時期橫越中央山脈的「能高越嶺道」。但在工程啟動之初，這條疏於維持的道路，已因為自然力量的侵蝕而嚴重損壞。楊金欉必須先帶著團隊進行道路整備，之後再將工程所需的水泥、電桿、電塔構件等等物料，搬運到施工地點。參與過這些工作的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原住民，曾在採訪當中回憶過往的工作情形。當時，他們經常要合力扛起 2,000 公斤重的注油電桿，在山稜與溪谷之間咬牙行進。如此艱難的環境底下，要率領團隊在期限內完成任務，委實不是易事。楊金欉也一度萌生退意，呈請辭去工事組長一職。 1951 年 6 月，能高越嶺道的道路整備工程告一段落，「裝塔、建桿」等工程正要開始進行。當時，楊金欉曾以「近來身體欠佳，實感難以繼續兼任兩職」為由，呈請辭去東區工事組組長的職務。（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東西線工程裡的團隊領袖經過長官們的一番慰留，楊金欉最終還是選擇留在山裡，與團隊並肩作戰。從同仁們的憶述看來，他的個性豪爽、為人海派，對下屬亦十分體恤，不時會為來自部落的工人爭取加薪、蓋房等等福利，是相當受到敬重的領袖人物。據說，東西線工程結束後，楊金欉總要在每年農曆的 9 月 23 日徒步上山，前往奇萊保線所旁的萬善堂，祭拜那些與他一同出生入死、卻不幸殉職的工程人員。一直到他晚年步入政壇、擔任直轄市長，也仍然如此。這個小故事，或也說明了他在東西輸電線建設期間，與夥伴們建立的深厚情誼。除了領導團隊的功勞之外，楊金欉也發揮他的電機專長，改良東西輸電線的纜線，解決工程上的困境。據他所述：東西連絡線經過天長斷崖一段，前後二座鐵塔距離相隔有一二００公尺，高低有四００公尺，風由下向上吹，鋼心鋁絞線因單位重量太輕無法使用，乃設計以銅包鋼線及以雙導體單線而予解法。日後，楊金欉還發現，他所設計的這種雙導體線路，在歐美地區的電力建設當中也能得見。東西輸電線的工程水準，在技術細節的改良上能與先進國家比肩，也令他感到「甚為得意與安慰」。正在搬運鐵塔構件的東西輸電線工程團隊。（圖像來源：《台電勵進月刊》第58期）貢獻卓著的電力工程師 1953 年，東西輸電線工程中以鐵塔架設的「甲線」宣告完成，整個建設工程也就此畫下句點。擁有良好日語能力的楊金欉，旋即被派往日本學習水力發電的相關知識，返國後投入銅門、龍澗等水力電廠的興修工程，之後又出任銅門電廠的首任廠長。繼東西輸電線之後，他再度進入熟悉的東部山林地區，為電力事業服務。完整的歷練，讓楊金欉在台電獲得重用。離開銅門電廠，他又奉派赴美國進修，並且在返國後接任輸配電工程處的「特高壓分處」主任，負責臺灣特高壓輸電線路的設計與施工。之後接連升任輸配電工程處處長、公司協理 —— 遙想當年，李式中等台電長官果然獨具慧眼，早已看出楊金欉必能成為獨當一面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在 34 年的電力事業生涯當中，楊金欉還曾經是台電女子羽球隊成立的關鍵推手！ 1971 年，台電輸配電工程處同仁，屢屢在經濟部國營事業間的羽球比賽當中奪得佳績。當時擔任處長的楊金欉對此大為讚賞，也決心向公司爭取資源，成立球隊。後來，當台電女羽有機會出國征戰，楊金欉還會特意前往送機，為選手掛上花環、加油打氣。雖是電力工程師，他對於臺灣的羽球運動發展，竟也有意想不到的貢獻。 1981 年，在高雄市長任內巡視國宅工程的楊金欉（前排左二）。（圖像來源：《高雄畫刊》，第2卷第4期）跨足政壇的技術人才時間來到 1978 年，蔣經國接任總統，臺灣省政府也隨之改組。當時，臺灣的政治風氣是要延攬本省籍人才並授以官職（即所謂的「催台青」）。新任省政府主席林洋港，便是崛起於這一背景下的政壇明星。而林洋港所屬意的「建設廳長」人選，正是對臺灣電力事業饒有貢獻的楊金欉。與此同時，楊金欉的台電老長官孫運璿，亦已成為行政院長。 1981 年，在孫運璿推薦下，楊金欉進一步被指派為高雄市長，翌年又轉任臺北市長。今天，臺北的內湖垃圾焚化爐，正是在他主政期間進行規劃；城市中心的高架道路，亦是在他任內陸續通車。可惜，楊金欉的政治生涯並未持續太久， 1985 年，他便因病請辭，離開市長職位。以工程師的身分跨足政壇，甚至成為首都市長，楊金欉可說是 20 世紀臺灣電業史當中的傳奇人物。在人們的回憶裡，他總是使命必達、積極任事，並始終維持著樸實、親民的一貫作風。研究臺灣山岳史的前輩學者楊南郡，曾讚譽楊金欉是「拼命三郎型的典型臺灣人，總是身先士卒的帶頭去做最困難的工作」。東西輸電線的完成，或許有相當一部分要歸功於楊金欉的衝鋒陷陣。這樣一種苦幹實幹的精神，也將銘刻在臺灣電業史當中，永遠被我們所記得。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楊育正著，楊惠君採訪撰文，《在我離去之前——從醫師到病人，我的十字架》，〈第三幕　典範——黑手阿公和巿長爸爸〉，臺北：寶瓶文化，2021。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趙子雲、沈慈雅，《極速專注．切球——台灣電力公司女子羽球隊》，臺北：台電，2019。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陳翠蓮撰稿，《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政治與經濟篇》（臺北：北市文獻會，2014），〈楊金欉〉，頁40-41。〈這條阿公級輸電線救了台灣好幾次〉，《聯合報》，2013年2月16日，第A4版。朱瑞墉，〈舊東西輸電線的歷史沿革與生態保育〉，《源雜誌》，100（臺北，2013），頁24-23。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朱瑞墉，〈台灣電力之光的東西連絡線〉，《源雜誌》，52（臺北，2005），頁50-57。孫曼蘋，〈被放錯了的棋子？ — 台北市長楊金欉〉，《天下雜誌》，40（臺北，1984），網址：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3631 楊金欉，〈我曾是電線架設工〉，《聯合報》，1983年10月12日，第8版。李式中，〈東行追記（二）〉，《台電勵進月刊》，1：8（臺北，1947），頁13-15。

2011年，台電足球隊曾在「亞足聯主席盃」當中奪得冠軍，同時也為臺灣的足球界贏下一座睽違半世紀的國際賽獎盃。不過，這場次的盃賽舉行於3,000多公尺高的尼泊爾山區，當時的台電足球隊對員必須進行模擬訓練，克服體能障礙。這段辛苦的過程，也收錄於《足下巨浪‧射門：台灣電力公司男子足球隊》一書當中。藉由這篇書摘，讓我們共同來認識當年台電足球隊那場充滿挑戰的旅程吧！ - 除了稱霸國內球壇之外，在總教練陳貴人的帶領下，台電足球隊也致力踢向國際，自2005年起，挾著前一年全國男子甲組聯賽的冠軍資格，拿到參與亞足聯主席盃賽的代表權，首屆遠赴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參賽，參賽的隊伍都是各國的職業隊，只有台電是半職業隊，雖然幾屆參賽戰果不佳，但台電足球隊並不氣餒，2011年終於又有機會參加亞足聯主席盃在尼泊爾的分組預賽。為了取得亞足聯主席盃的勝利，如何克服尼泊爾海拔3,000多公尺的高山氣候就是一個大問題，總教練陳貴人特別向其他球隊的資深教練請益，陸光足球隊總教練鍾劍武建議可將球員帶到阿里山訓練，雖然台電足球隊在阿里山有訓練基地，但這裡的海拔還不夠高，為了模擬尼泊爾的氣候，陳貴人要求所有球員都戴上3M的N95口罩練跑、練球，以強化心肺能力，在訓練的同時，公司車就帶著氧氣筒跟在後面，曾經在上坡跑步時，全隊一半以上球員跑到嘔吐，甚至部分球員鼻血從口罩旁流出來，雖然辛苦，但終有回報，面對比賽，台電球員們通過考驗，6月以積分領先拿下分組冠軍進入決賽。確定取得前進決賽的門票後，中華足球協會理事長盧崑山也特別向亞足聯爭取主辦權，這讓臺灣第一次有機會舉辦亞足聯主席盃決賽圈的賽事，也讓台電足球隊有幸能在自己的主場比賽，當時球隊陣容堅強，除了剛踢完香港甲組職業球隊返臺效力的陳柏良、臺灣第一門將呂昆錡、臺灣「加圖索」之稱的馮保興外，還有黃楷峻、何明站、江世祿⋯⋯等優秀戰將。 2011年9月19日決賽首戰在滂沱的大雨中進行，靠著陳柏良與江世祿上半場各進一球，門將呂昆錡守備精實，截住對方攻勢，幫助台電足球隊戰勝來自塔吉克的伊斯蒂克羅爾。隨後9月23日台電隊遇上中亞強敵土庫曼的巴爾干隊，這是攸關能否踢進冠軍賽的關鍵一役，兩隊曾在尼泊爾加德滿都預賽時交手，當時雙方踢和，勢均力敵，此役，上半場台電足球隊暫以0：2落後，中場休息時，總教練陳貴人除激勵球員外，並調整戰術，將狀況極佳的好手陳柏良由中場調到前鋒，積極搶攻，而球員們也沒有自亂陣腳，心理素質非常強韌，下半場台電球員們個個爭先，球在台電球員腳下的時間遠超過對手，比數就在合作無間的默契中一球一球追回，雖然一度又被對手巴爾干隊進球，但台電隊堅持到底，比賽結束前幾分鐘終於逆轉勝，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最後台電足球隊以4：3贏得勝利，球迷的喝采聲不絕於耳。 9月25日冠亞軍的決戰時刻，金邊皇冠隊是柬埔寨的職業隊伍，陣中還有兩名奈及利亞傭兵，面對勁敵，台電足球隊絲毫不畏懼，橫掃全場，一直保持領先，終場以3：2將冠軍獎盃留在臺灣，陳柏良獲頒最有價值球員（MVP）、何明站則是進球數最多，獲頒金靴獎。頒獎典禮上，隊長郭殷宏捧著獎盃，全隊不斷呼喊「臺灣！臺灣！」總教練陳貴人則紅了雙眼，這不僅是台電足球隊第一座洲際盃賽冠軍，也是52年來臺灣第一個男子足球國際賽事冠軍，挾著這股氣勢，這一年，台電足球隊戰績不止如此。10月代表高雄市奪下全國運動會金牌，12月初又在全國城市足球聯賽完成連霸，奪得2011年「臺灣足壇三冠王」的美譽。12月19日，總統馬英九更特別接見這群台電足球英雄，對於他們面對強敵奮力拼搏，為國爭光的精神十分嘉許，並榮獲行政院體委會2011年精英獎「運動團隊傑出獎」的肯定。 ——節錄自黃婉玲，《足下巨浪‧射門：台灣電力公司男子足球隊》（臺北市：台電，2019），頁38-44。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作者：張哲翰「霧社水力發電計畫」自1939年啟動到1944年全面停工之前 [1]，不只於1943年完成了萬大溪上游引水發電的萬大發電所（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同時間也建立起屬於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社宅街」，其中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等，尤其位於社宅街附近的神社更是社宅街的信仰與精神寄託的中心。萬大發電廠土地公廟「保和宮」圖片來源：台電綠網，https://service.taipower.com.tw/greennet/about/theme/160，瀏覽日期2024.04.24。戰後初期，隨著國民政府採取去殖民化政策，神社被拆除，取得代之的即是土地公廟「保和宮」。土地公廟背倚洞內宿舍、面朝廠區，位於能夠眺望萬大發電廠的位置，宛若是坐守員工生活家園，看顧著電廠一般。也因此，每一年農曆2月2日，土地公生日，萬大發電廠的員工都會選出爐主、副爐主舉辦慶典活動以及聚餐活動，凝聚大家的感情。就如同土地公廟柱子上的對聯所述：「坐鎮靈山安電廠，巡遊僻地護民家」、「前保工場皆吉慶，後圖眾庶盡平安」。可以說，對於土地公的信仰，投注著台電人對於電廠安全順利、闔家平安的冀望，也呈現了人、生態環境以及能源發展互動下，希望共存共榮的期待。也因為大家對於土地公保護電廠安全的依賴，有不少有趣的傳說就此發生。像是1999年的921大地震對萬大發電廠一帶影響不小，不僅造成連通的吊橋被震斷，許多道路也無法通行，但是萬大發電廠、霧社水庫並未有明顯的重大損毀，至於土地公廟雖有受損，卻並未倒塌。然而，當員工們仔細整理土地公與土地婆神像時，才赫然發現土地公神像背後居然有道裂痕。因此，土地公為萬大發電廠、霧社水庫擋下地震的傳說也開始廣傳。如今，我們所見的土地公廟「保和宮」，則是在921地震之後整修過後的模樣。 [1]〈一四霧社水力發電計畫〉，《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

2020年，台電公司在執行「配售電系統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的過程中，曾找到兩件年代久遠的「電纜佈線千斤頂」。在該案報告書裡，這件文物附有簡單說明，內容如下：美國 Templeton Kenly & Company 製，型號 320A ，5 噸千斤頂， 1 案 2 件。天普頓肯利公司（ Templeton Kenly & Company ，以下簡稱天普頓肯利），是一家 1899 年成立於美國的老字號企業，但在 2007 年被美國另一個同樣擁有百年歷史的工業設備廠商 Enerpac Tool Group 收購。 Enerpac 的官方網站提到：20 世紀前期，天普頓肯利研發的 Simplex® 系列千斤頂產品，在美國的鐵路建設工程中被廣泛採用，可說是劃時代的發明。其實，台電公司典藏的這件「電纜佈線千斤頂」，也同樣是 Simplex 的系列產品之一。天普頓肯利早期的商品型錄，如今還能夠在美國的 Internet Archive 網站找到。其中， 1945 年版的商品型錄，也收錄了型號為 320A 的千斤頂 —— 由此可推估該產品的生產年份，最晚不超過 1945 年。另外， 1960 年版的商品型錄收錄了該千斤頂的完整圖像，其外觀亦與台電公司典藏品完全相符。從現存的一些歷史照片看來， Simplex® 千斤頂曾經被用於輔助電線桿的立桿作業。台電公司典藏的這件 320A ，或許也曾發揮類似作用。今天， Simplex® 千斤頂已成為一種收藏品，包括 320A 在內， eBay 等拍賣網站仍能找到許多拍賣品。如今，亦有許多老工具愛好者，試圖將老舊的 Simplex® 千斤頂重新修復，並將修復過程與使用方法拍成影片，上傳到 YouTube 影音平台。而在臺灣，這些骨董級的千斤頂，除了曾經用於電纜佈線作業以外，還曾經被應用在哪些建設工程、並且存留在哪些角落呢？若你有線索，歡迎與我們分享！美國 Templeton Kenly & Company 製 Simplex 320A 電纜佈線千斤頂。（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收錄於1965 年版 Templeton Kenly & Company 商品型錄的 Simplex 320A 千斤頂。（圖片來源：Internet Archive網站）參考資料 “Simplex - An American Company since 1899,” ENERPAC網站。 Simplex Jacks : General Catalog No. 45, 1945年出版，收錄於 Internet Archive 網站。 Simplex Mechanical Jacks : Catalog No. 60, 1960年出版，收錄於 Internet Archive 網站。

作者：陳韋聿現代城市裡總有許多變電設施在默默運轉，協助整個電力系統逐段降壓、分配負載，使電力能夠順利地來到我們生活周遭。長期以來，位於臺北舊城區的建成變電所，也發揮著同樣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時也是名列於「國家文化資產網」上的古蹟！走過將近百年歷史的「大稻埕變電所」（今稱建成變電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建成變電所的前身，其實是日治時期隸屬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大稻埕變電所」。目前（ 2025年），政府已公告的 1,055 個古蹟當中，僅有5個與電力事業直接相關，「大稻埕變電所」是唯一登錄於其中的變電設施。「大稻埕變電所」出現在 1938 年。今天，我們若沿著太原路行經該處，還能見到當時興建的淺綠色建築物。根據研究者王麗夙的考察，它應當就是變電所的控制室。在該建物面向街角的圓弧型牆面頂端，甚至還保留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標誌呢！此外，與建築物相連結的「吊揚塔」，亦是大稻埕變電所的另一看點。「吊揚」亦即日文當中的「吊り上げ」，也就是起重機。「吊揚塔」的設置，便是為了在變電所內創造較高的樓地板，藉以設置起重機，搬運沉重的變電設備。王麗夙指出：在臺灣既存的日治時期變電所當中，僅有大稻埕與瑞芳兩處，仍能見到控制室結合吊揚塔的建築配置。還值得注意的是：大稻埕變電所的位置「臺北市下奎府町 48 番地」，在更早一點的時代，其實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置的地方服務處（當時稱為「散宿所」）。根據研究者的考察，這個散宿所應當設立於 1932 年左右，所內有專業技術人員常駐其中，負責修護鄰近地區的線路、設備。1938 年變電所成立以後，散宿所可能與變電所同時並存。二戰結束後曾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長達二十餘年的陳臣呈先生（註），日治時代曾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職員。 1930 年代後期，他就曾經任職於下奎府町散宿所，並且在這個地方工作了七年左右時間。 1935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當中，圓環附近的現代街廓已然發展成形。而在「蓬萊公學校」的後方街角處，已可明確看到「散宿所」的標示。（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百年歷史地圖」網站）隨著時代推移，日治時期存在於臺北的其他變電所已被逐一改造，只有大稻埕變電所仍保留昔日風貌。 2019 年，這個地方正式被登錄為臺北市的市定古蹟，台電公司也聘請專業建築團隊，來為既存的老房子進行妥善修復。一座古老的變電所，既是電力的轉換站，也有不同時代的故事在其中交錯。由於資料有限，現代研究者對於大稻埕變電所的故事，所能掌握的細節仍然粗略。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人投入臺灣電業史的研究行列，為這幢古蹟找回更多屬於它的故事。同樣建造於日治時期的「宮前町變電所」（即後來的中山變電所），近年亦已啟動改建工程。（圖像來源：Google Maps）註：根據臺灣電力史研究者林炳炎的考察：陳臣呈先生出生於 1906 年，畢業於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1930 年「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希望能夠從臺北高商徵才，任教於該校的著名知識分子林茂生遂推薦陳臣呈前往應試並獲得錄取。在該公司服務期間，他曾任職於「營業係」（在當時的組織架構當中，該單位隸屬於「營業部」底下的「營業課」），其後轉任下奎府町散宿所「主事補」（「主事」可能是散宿所的負責人，「主事補」則是其副手），其後由回到本社的「収金係」（應是收費單位，林炳炎解作「收費課長」，但在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組織架構當中似未見到「收費課」）。二戰結束後，陳臣呈曾在台電擔任過宜蘭區處主任、屏東區處經理、業務處管理課長、嘉義區處經理、高雄區處副經理、台南區處副經理，最終於 1971 年自業務處退休。此外，「台灣棒球維基館」所收錄的資料指出：1960 年代後期，陳臣呈先生亦曾在台電棒球隊擔任過副領隊。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大稻埕變電所〉，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monument/20190923000001 〈太原路上青磚塔樓道盡大稻埕春秋〉，「台電綠網」，2018年6月11日。網址：https://service.taipower.com.tw/greennet/about/theme/256 王麗夙，〈日治時期臺灣電力設施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3-31、4-57、4-60、4-61、4-65。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台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40、222。

1970年代，登山風氣在臺灣的大學校園裡蔚為風行。據說，當時一些大學的登山社成員多達三百餘人，組團登山宛若部隊出動，規模十分嚇人。那時，「能高越嶺道」是頗受歡迎的一條路線，許多年輕人因此都有參與高山縱走、寄宿於「保線所」的經驗。所謂「保線所」，實際上是台電「保線員」的工作站。學生們的登山路線，則是這些電業工作者長年背負著沉重資材、反覆行走於其間的工作道路。顧名思義，「保線員」的任務是要保養、維修台電的輸電線路。這群人以刻苦耐勞著稱，故也被稱為「保線牛」，意指他們古早農村裡辛勤做事的水牛那般勤奮。「檜林保線所」的早期樣貌。（圖像來源：台電綠網）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臺灣中部的深山裡，會有這樣一條橫越山嶺的輸電線路？這段故事，得追溯到1950年代起始的「東西輸電線計畫」。戰後初期的臺灣，水力發電廠仍是臺灣電力事業的主幹。在美援支持底下，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建設橫越臺灣山區的輸電線路，使東部的剩餘電力可以向外輸送，支持全島工業的復甦。到了1960年代，當西部的電力建設發展起來之後，這條線路則反過來，將西部電廠的餘電送往東部地區。 1951年台電人員考察「東西線」的合影留念，刊載於台電內部刊物《勵進月刊》。（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山林裡的電塔與電線無論是「東電西送」或「西電東送」，總要有人揹著電桿上山，把線路架設完成。之後，這些電線也需要有人常態性地進行維護。這條「舊東西線」與這群「保線員」，正是《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一書所欲介紹的故事焦點。既是書寫山裡面的人與故事，兩位執筆者遂也在保線員的帶領之下深入山林進行踏查與採訪。這些親身訪查所獲，是本書精彩之處。全書共分八章，前半部分的四個章節主要討論舊東西線建設的歷史過程，後半部分則呈現人物訪談、相關故事。「奇萊廟」是舊東西線上保線人員的心靈寄託。（圖像來源：台電綠網）歷史部分除了有詳實的資料考證之外，執筆團隊也從台電人員的採訪當中獲得大量珍貴照片，呈現出保線員在山林當中的工作情況。結合各種品質極佳的歷史影像，使本書在視覺上豐富多彩，創造極佳的閱讀體驗。而為了更貼近本書所描寫的歷史現場，作者也深入山林，實際踏查保線員的日常工作路徑，使讀者能夠深切體會他們在山林裡負重跋涉的辛勞。本書也訪談到東西輸電線工程當中的關鍵人物及其後代，並從中尋找到許多饒富價值的歷史線索。此外，全書還有一些別出心裁的有趣設計。譬如第六章〈守護高山電塔〉當中，有個小節的題名是「打開高山保線員的工具包」，透過各種各樣的物件，帶領讀者從細節認識保線員的實務工作。東西輸電線計劃的歷史檔案。（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光被八表」背後的辛勤付出本書的最末一章〈走過必留痕跡〉談論的是舊東西線的文資保存議題。做為臺灣戰後電力供輸的重要工程建設，這條輸電線路對於臺灣近代歷史而言具有深刻意義，相關遺跡如何保存、利用，是必須審慎思考的議題。能高鞍部上的「光被八表」石碑在國內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不過，人們很少注意到這個高山上的紀念碑，述說的是臺灣電業發展史當中充滿汗水與淚水的一段故事。今天，臺灣這座島嶼擁有充沛的電力，已完成了「光被八表」的理想。但在這樣一種成就的背後，有許多為電力事業默默付出的工作者。高山上的保線員，也是其中較不受到注意的一群。打開《古道電塔紀行》，你會看見這群人在山道上努力不懈的身影，這群人的存在，也正是臺灣電力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迄今的關鍵原因。＊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保線菜鳥的震撼教育對剛入行的年輕小夥子來說，訓練所課程結束後，實習才是震憾教育的開始。林茂山描述1957 年、18 歲在天池保線所實習大半年的過程，那份艱苦真是莫生難忘。他表示，因為前一年天池大雪害，斷線嚴重，台電決定在跨距較長的電桿之間補強，增設電桿，他們這期共20 個學員便被分發到天池協助工程。時值六月，師傅帶大家擔著行李、工具材料從霧社出發，「我就一卡皮箱、一床十斤的棉被，一路徒步上山，本來計畫中午抵雲海吃午餐，」他笑嘆：「實在是毋知影自己的腳啊（實在是不知道自己的腳力啊），結果我們晚上八點才到雲海，一坐下就站不起來了！」當時他負責縣界附近的補強工程，他說有的電桿設在高低落差6、700 公尺的溪底，「每天爬上爬下，不得了耶。」當初東西線建設完，在鞍部留有備用的注油木桿，學員們合力把木桿運到溪底。因為沒路可走、也扛不動，是用「溜」的，「我坐在杉仔（木桿的材質為杉木）上，順著土坡溜下去，溜到一半被石頭卡住，要趕快跟前面拉杉仔的人喊停，我下來把石塊清掉，再爬上去繼續往下溜，很危險啊！」好不容易木桿就定位了，學員負責挖電桿孔、立桿，再由師傅拉線，「電桿孔要挖兩米四深，用鏟子、圓鍬、十字鎬人力挖，如果預備立桿的點遇到大石頭，位置不能改，就用炸藥炸開。」每天在縣界揮汗工作完，走四公里回天池保線所，還得去砍柴、燒洗澡水給師傅，夜裡20 多人睡通鋪，約兩個榻榻米大的地方擠下三、四個人。辛苦中最感動的是八月十五中秋夜，「我站在縣界往花蓮看，彼端的山一座連著一座，白雲一綹一綹，像女人的頭髮一樣，講真的，實在好美。」他滿布皺紋的臉上揚起笑容，彷彿映照了那夜的月光。就這樣日夜無休忙了幾個月，有次停電事故，調來2、30 個師傅搶修，幾天後搶修結束，林茂山說，當學員們眼見一大群師傅行李一背轉頭下山，想到自己已經幾個月沒回家，「攏流目屎（都流眼淚）。」當晚他們意志消沈，連下山到屯原扛米的路，都走得特別久，夜裡11點走到清晨都還沒回天池，「長官緊張地舉著火到半路接我們。」天池的工程結束後，他們又被派到花蓮搶修木瓜溪一帶電塔，「離開那天沒菜了，臨時工幫我們帶的是『一粒便當配一尾魚脯仔』，中午走到奇萊保線所，那邊的班長特地摘瓜仔鬚（龍鬚菜）炒給我們吃，實在是有夠溫香！那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菜！」他更笑稱，坐車抵達花蓮龍澗時，「因為我們一拖拉庫學員已經幾個月沒剃頭，頭髮很長，穿的台電灰色制服又像是囚服，路人全盯著我們看，以為是哪載來的犯人。」直到農曆年前，終於在花蓮發薪水回家，18 歲的少年家總算領到生平第一份薪水，一路慎重地將這兩千多元薪水袋緊抱胸前，坐好遠好久的車，返回台中的家。而林茂山這段半世紀前的實習回憶，也仍然是今日保線員工作的縮影。（頁150-152）保線所的生活點滴前輩保線員鍾新瀛曾記述，天池保線所因地勢高風力強，房屋需用四方桁壓緊後再用鐵絲固定，中央有大門，屋內有高約兩米的燒柴烘暖爐，後方為廚房及浴室，左側榻榻米房裝備有載波電話及收音機。載波電話也為原本漆黑無電的保線所，帶來光明。這得回溯到1960 年，沿線的明線電話改為利用乙線輸電線加裝載波電話，為了供應電話設備用電，才從各保線所最近的電桿接電、降壓使用。但最早接電量約僅500 伏安，《台灣電力發展史》中提到，載波電話用剩的電量大約剩餘200 伏安，雖只夠點數盞五瓦小燈泡，還是「令高山保線員萬分欣喜。」因為缺電沒冰箱、也無瓦斯，早年保線員每天得砍柴生火煮飯，甚至自己種菜，且山上種出的高麗菜特別甜。米、肉就靠每人輪休從山下回來時補給，豬肉、魚多用鹽醃一醃，拉長存放時間。夏天時，肉沒幾天就發出怪味，但花蓮線務段現任保線員劉世鉦半開玩笑：「豬肉變青色，照樣拿去魯啊、炸啊，我們阿美族吃了肚子不會壞啦！」山上無自來水，保線員便設法用水管接山泉，在保線所內設儲水槽。但燒柴辛苦，洗熱水澡太奢侈，多用毛巾搓搓身體了事。「晚上很冷怎麼辦？蓋棉被啊。」保線員們個個硬漢性格，吃苦受凍都不抱怨。南投分隊現任總領班潘信雄回顧，後來保線所接電的電量增加，雲海有了電熱水器、冰箱和冷凍庫。兩年多前東西線自奇萊以西停止輸電後，雲海無電可接，只好搬來發電機和汽油，晚上八、九點後就停用。早期的明線或載波電話都已走入歷史，改用無線電通訊，現在只剩電話桿遺跡。葉義雄派駐的年代，保線所內配置兩個正式員工、三個臨時工，大家輪流煮飯，若有原住民同事就可「加菜」，「原住民會放陷阱抓山羌、山羊、野兔、雉雞等，煮湯加米酒來吃，」他透露，「論美味的話，一羌二兔啦。」但即使保線所共五名同事，卻常因分別輪休、出差而只剩一人駐守，他哀嘆：「我常常早上看日曆，今天26 號，工作告一段落中午回到保線所，還是26號，晚上躺下來再看一次，還是一樣，感覺一天好長！」舊東西線西段的退休保線員黃文松也說：「我常大半個月沒見到幾個人，倒是遠遠遇過身上有個白色Ｖ字的台灣黑熊，我怕，牠也怕，幸好牠停一下就慢慢走開了。」寂寞的日子還是要過，「偶爾有人下山帶報紙上來，就翻一翻幾天前的舊報紙。」退休領班李進添說：「工作結束就看看山，走一走，談談天。」（頁1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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