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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塔上的電力守護者:保線員的故事

更新日期:2025-06-04

作者:陳韋聿

高壓電塔默默矗立在城市近郊,總是與人群保持距離。在高速公路上,我們經常能夠望見這些鋼鐵巨人的身影,卻很少有機會走近它的身畔。

然而,台電公司的高壓線路保線員,卻與我們多數人的日常經驗截然相反。這群電力工作者,總是行走在山林或郊野地帶,訪查著一座又一座的高壓電塔。並且攀爬到這些鋼鐵巨人的肩膀上,執行設備與線路的維修養護。


保線員的「夜間觀測」,以及電塔上的「閃絡」現象
人們很少留意到保線員的身影,不光是因為這群人的工作範圍經常遠離塵囂。許多時候,他們也需要等到夜幕低垂,才能執行例行性的觀測任務。唯有在夜間,他們才能在紅外線測溫儀的鏡頭當中,明確觀察到「絕緣礙子」上的「閃絡」(flash over)現象。

攝影鏡頭裡所呈現的「閃絡」,是一團美麗的紫色電弧。然而,這些電弧是怎麼產生的呢?

在臺灣,每年的10月到3月是東北季風的盛行期間。冷冽寒風,不僅夾帶著沙塵,同時也會捲起海面上含有鹽份的水沫。這些汙染物容易隨著強風,附著於電塔垂掛的礙子之上。而若鹽霧越積越多,「閃絡」也會變得更為頻繁。

糟糕的是:密集的「閃絡」,會造成礙子損壞,繼而影響到電力供輸。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保線員得在寒冷的冬夜裡驅車上山,審慎觀察每座電塔上的礙子。若「閃絡」太過嚴重,保線員就必須使用清水沖洗礙子,去除鹽霧。這樣的維護工作通稱「礙掃」,也就是礙子的清掃作業。若鹽霧的侵蝕已然積重難返,則需要加以更換。


攀上數十公尺的高塔,看顧自己的生死之門
其實,礙子同樣裝設於於普通的電線桿上,台電公司也會定期執行「礙掃」。不過,普遍高度在十公尺左右的電線桿,與動輒高達五、六十公尺的高壓電塔迥然不同。懸掛在塔上的礙子,無論要洗要換,都是十分艱鉅的任務。

揹著裝備攀爬上塔,對於訓練有素的保線員而言,其實不是難事。這份工作真正的挑戰,是要在高風險環境當中克服心理壓力,並且時刻保持專注。畢竟,半空中的每個動作,只要稍有閃失,都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另一方面,電塔上的高壓線路若操作不慎,也可能引起感電等等事故。

也因此,保線員的養成教育裡面,總是強調按部就班,切實執行每個動作,藉以維護安全。這種重視細節的文化,同時體現在這個職業群體的世代傳承之中。據說,老一輩的保線員,總會向年輕後輩耳提面命,要他們時時刻刻看顧好自己的「生死門」。


在高風險的工作環境當中,堅持履行電力守護者的職責
「生死門」 (senn-sí-mn̂g)其實是個頗為古典的臺語詞彙,通常用來指稱事物的最關鍵處。而對高塔上的保線員而言,確保自己與夥伴的安全無虞,顯然是第一要務。

若有機會目睹保線員的登塔作業,你或許會對於他們直來直往的溝通風格感到印象深刻。這是因為電塔上的每項工作,都必須仰賴團隊之間的緊密配合。舉凡零組件的拆卸、空中到地面的運輸吊掛等等,每個動作的訊息傳達必須非常明確,否則危險便可能隨之發生。這樣看來,保線員在電塔上的疾言厲色,其實也反映了他們對於人身安全的高度重視。

危險不只存在於高塔上,也可能發生在電塔的周遭環境。如前所述,臺灣的高壓電塔,經常設置於林野地帶,在這些人跡罕至的地方,遇到毒蛇、虎頭蜂也是常有的事。而且,電塔的損壞,往往肇因於颱風、土石流等大型自然災害。然而,保線員仍必須在強風豪雨之中跋山涉水,冒險前進電塔的所在位置,只為了履行自己身為第一線電力守護者的職責。


除了看見高壓電塔,更應該看見保線員的犧牲奉獻
高壓電塔與城市的距離雖然遙遠,人們依舊可以感知到它的存在。不過,維護這些電塔的保線員,卻鮮少受到關注。

事實上,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職業群體願意冒著危險執行任務,這座島嶼的輸電網絡才能持續運作。下次,當你遠遠望見高壓電塔的時候,或許,你也會想起這些默默付出的保線員,以及他們在高塔上刻苦工作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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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 10 月 10 日,是臺灣史上值得銘記的日子。這天,留學東京的臺籍西畫家陳澄波,成為第一個以繪畫作品入選日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臺灣人。 值得注意的是,陳澄波的這幅《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描繪了故鄉嘉義的街道風景。而在畫面中,我們會發現一個醒目的現代化元素,也就是排列在街道兩旁、一根根矗立的電線桿。 陳澄波首度入選的《嘉義街外》目前僅有照片留存,但畫面裡的電線桿依舊醒目。(圖像來源:LY@Wikipedia)   陳澄波與嘉義市的電力建設 若試著翻查陳澄波的其他畫作,我們會發現他的城市風景畫裡,電線桿是個經常出現的街景物件。在他第二次入選帝展的《嘉義街景》這幅畫裡,電線桿更是被擺在了正中央,宛若刻意強調它的存在。 一個生活在日治時代中期的臺灣畫家,為什麼對於電線桿會如此著迷?關於這點,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從陳澄波及其同時代人的成長背景,來做些推敲。 陳澄波在 1895 年出生於嘉義,那年日本也正好開始統治臺灣。因此,在陳澄波的成長過程裡,想必目睹了這座城市裡各式現代化建設的逐一出現,電力設施亦是其中之一。 1913 年,當「嘉義電燈株式會社」在當年秋天開始向整座城市供電的時候,他正好離開故鄉到臺北求學。可以想像,當他每一次趁著學校假期回到嘉義,發現熟悉的故鄉街道,竟然一處處接連樹立起電線桿,並且在夜晚亮起了街燈,那樣的巨大轉變,或許也在他心裡也留下了強烈的衝擊感吧! 陳澄波1927年的作品《夏日街景》,呈現當時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附近的景象。(圖像來源:開放博物館)   城市風景畫裡的電線與電桿 有趣的是,在陳澄波的風景畫裡,電桿雖然醒目,電線卻被刻意省略掉了。身為畫家,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描繪的景物,也可以略去那些對於構圖、美感等等較不利元素。 當然,每個畫家的選擇不見得相同。我們看同時代的日籍畫家小澤秋成,他的《臺北風景》裡除了同樣引人注目的電線桿以外,也隱約能看到橫過天際的電線。小澤秋成對於「電線桿」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曾在一次採訪當中說道,許多人總認為電線桿看了礙眼,但他卻想要透過電線桿把「線條的魅力」帶進畫面當中, 另一位畫家鄉原古統描繪臺北城裡熱鬧的街道,電線在十字路口上空的縱橫交錯,使畫面顯得更為鮮明。如同畫裡所呈現的那樣,越是熱鬧的城區,電桿、電線的建置也越趨密集,對於城市景觀的影響也就更形巨大。 1931年小澤秋成的作品《臺北風景》。(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鄉原古統筆下的臺北榮町,圖中的街道是今日臺北市的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圖像來源: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國家文化記憶庫)   電桿、電線與城市生活 電線與電桿的過度密集,有時也會引起民怨。 1890 年,日本東京的電力建設正如火如開展,《東京日日新聞》的一篇報導卻說道,這座城市裡的許多老百姓已開始覺得自己像是生活在蜘蛛巢裡(東京市民は蜘蛛の巣の中に生活し居るかと怪まるる程なり),舉目四顧,全是密密麻麻的電線。這篇報導刊出的時間點,距離東京地區的第一盞電燈亮起才不過短短八年。從歡欣鼓舞到表露嫌惡,東京人對於電力建設的態度轉折,可謂極其迅速。 日治時期,當電線桿剛剛出現在臺灣人眼前的時候,或許也還沒那麼令人反感。街道上出現電線桿,代表鄰近家戶已經能夠向電力公司申裝燈泡、電扇,走進現代生活。 1924 年,新竹仕紳黃旺成的新房子剛蓋好不久,舉家喬遷的第一天,他便趕快要找工人,自費裝設電線桿,讓新家可以點燈。 話雖如此,電線與電桿的設置,也不全然與好事相關。居住在豐原的臺籍仕紳張麗俊,則在 1936 年 7 月 31 日參加朋友的喪禮。但他發現典禮會場緊挨著街上的電桿與電線,導致帳幕難以張開,輓聯也沒辦法被懸掛起來,令他著急的不得了。 另一位著名仕紳林獻堂則在 1929 年 12 月 21 日的日記裡,寫到四弟林澄堂的妻子到臺中看牙醫,回程途中乘坐的車子卻不慎撞上電線桿,才剛治了牙痛,卻又傷了臉頰。這種汽車撞上電線桿的車禍事件,在日治後期的報刊屢見不鮮。比如《臺灣新民報》在 1938 年 4 月提到彰化一輛卡車撞倒電線桿,導致整座城市瞬間停電。 1940 年 2 月,一篇報導則說高雄有兒童巴士為了閃避電線桿而不慎翻覆。隨著電桿佈設的密度越來越高,這類與電桿相關的事故,自然也就越趨頻繁了。   電線桿廣告也能收費? 不過,密集設置的電線桿,也可能在城市裡發揮其他功能。日治前期,由總督府作業所建設的電線桿,就曾經設置廣告版位,讓商家付費宣傳。只要付一圓不到(約等於當時許多臺籍工匠的一日工資),就可以在市區裡的某個電線桿上張貼三個月的廣告,聽起來頗為划算。 有個例子是日治初期開設於臺南的知名藥局「愛生堂」。 1910 年,當臺南市的電線桿開放廣告申請以後,他們便率先買下不少版位。透過密集的電線桿,讓自家廣告頻繁出現在群眾眼前。 愛生堂在廣告方面非常捨得花錢。根據報導,這家店鋪剛開幕的時候也曾砸下重本,組成廣告隊伍,在臺南市區整整遊行了一整個禮拜。當時的報導說道:這種事情在本地前所未見,愛生堂可說是首開風氣。同樣的,當「電線桿廣告」這種宣傳管道出現以後,愛生堂也依舊要搶在前頭。至於這些電線桿廣告究竟為他們帶來多少業績?恐怕也只有業者自己知道了。   -   距今不過二、三十年前,臺灣各地的電線桿也曾經被貼上各種聖經標語、房產廣告。不過,隨著電纜地下化工程的逐步開展,電桿與架空線路逐漸減少,前述的雜亂景象也變得少見。 從陳澄波成長的時代開始,在臺灣密集建設的電桿與電線,曾是一道醒目的城市風景。如今,那樣的景象正從我們的生活裡逐漸退場。至於與之相關聯的歷史記憶,則仍舊留存在種種的文獻材料當中,等待著我們仔細找尋。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蔡承豪,〈側寫嘉義電力發展史從陳澄波畫作中的電線桿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386期,(臺北,2015),頁90-102。 〈愛生堂藥房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3日,第5版。 〈電柱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5月10日,第4版。 〈電燈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8月21日,第6版。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36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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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06 後山電火 480
獨木舟上的歷史追尋:讀《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

2015年,臺灣前輩畫家陳澄波的畫作《東臺灣臨海道路》,在日本山口縣防府市的圖書館被找了出來。這幅畫描繪的是1930年的清水斷崖,以及匍匐於斷崖底下的一條狹窄道路。 時至今日,畫裡的道路早已經過改良,並以「蘇花公路」之名廣為人知。不過,在陳澄波的時代,「臨海道路」的大約也就如同畫中所呈現的那般狹窄。若有車輛往來,大約也只能勉強通行。換句話說,蘇澳與花蓮之間的陸路交通,在日本時代雖然已有長足進步,但始終無法達到「貨暢其流」的境地。 陸運的能量既然有限,殖民政府只能看向海洋。於是在1931年,「花蓮港」的築港計畫正式展開。有了一座大型的現代化港口,花蓮的人口與產業規模,勢必將有大幅成長。為了因應這樣的發展趨勢,電廠的布署也得及早進行。加上1930年代後期的戰爭暴發,重工業的電力需求更是迫切——上述種種,即花蓮地區水力發電會在日治末期急遽成長的主要原因。而所有這些在戰爭期間進行建設與規劃、並且在戰爭結束以後持續進化的各個電廠,大抵也就是李瑞宗在《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這本書裡,所欲尋訪的對象。 木瓜溪的風貌。(圖像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山林踏查的書寫傳統 《後山電火》與李瑞宗在「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出版的前一部作品《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頗為相仿。兩者的寫作方法,皆以自然環境與歷史現場的踏查為敘事軸線,再從文獻當中尋找故事線索,並剪裁其原文,補足每一段故事的背景脈絡。 山林與河流的踏查,某種程度亦可說是台電自身的書寫傳統。由於早期臺灣水力電廠的開發建設,工程位址經常都在山區,許多台電員工都有披荊斬棘、開荒闢路的踏查經驗。其中一些人更把這樣的經驗寫成文章,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見聞紀錄。 水量豐沛、落差大的木瓜溪是東部發電廠的動力泉源。(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譬如1947年,台電員工李式中等人為了擬定東部系統的「全盤方針」,遂乘坐著汽車、越過了當時仍然充滿險阻的沿海公路來到花蓮,針對既有電廠的運作情況進行視察,李式中並且將這次的旅行經驗寫成〈東行追記〉,刊載於當時台電的《勵進月刊》。這趟旅行,他們置身於立霧溪,不禁心折於太魯閣的鬼斧神工;來到木瓜溪,則嘆服於「怒馬奔放」般的湍急水勢。 相較於今日發達的交通情況來說,1947年的立霧溪與木瓜溪,仍不是輕易可以抵達的地方,故而在當時候,李式中等人的震撼,仍可說是相當稀罕的經驗。其實,在後來的時代裡,台電或者為了擴增水力發電的系統規模,或者為了完善全島的電力網絡,仍有許多員工持續地深入山區,並且也都曾經在內部刊物當中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本書引用了其中一些台電前輩的山林紀行,對照作者自己所做的現地調查紀錄,兩相對照,頗有一種穿梭時空的趣味。 1954年的東部臺灣地圖,呈現出花蓮境內的水利工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 正文當中,作者經常大篇幅引用原始文獻。這些「原汁原味」的引文段落,或者摘譯自日治時期的報紙,或者轉錄自戰後出版的台電刊物與相關書籍,及零星的檔案、手稿等等。所有這些材料並非輕易可以得見。作者揀選相對易讀的史料,並刻意保留其原文樣貌,能夠幫助普遍讀者循著當時代的語言,認識當時代的故事。 本書收錄的人物採訪,仍沿襲作者一貫的書寫風格,不囿限於重複而平板的問答框架之中,而總是能夠帶領讀者看向一些別有意趣之處。例如第四章〈從瀧見至龍澗〉,寫到四名在龍溪壩值班的台電人員,作者不費筆墨,僅只簡要地列出電廠裡的三班值勤排程。藉由這類細節,作者直白地展示了守壩人的日常工作節奏,使讀者對於這一職業能夠迅速建立起認識輪廓。 為銅門發電廠提供發電用水的水簾壩。(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每個章節末尾,皆附有大量印刷品質極佳的彩圖,除了呈現工程藍圖、歷史檔案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今昔影像對比。所有這些圖像材料,適切地配合章節內容,與文字描述相互補充,使全書讀來更顯生動。 本書的最末一章,作者忽然帶領我們來到清水斷崖的近海處,乘上獨木舟,遙望東臺灣海岸線上各個河流的出海口。此情此景,不免使我們想起1930年,陳澄波在《東臺灣臨海道路》所描繪的景象。在那幅畫裡,同樣有一葉扁舟,飄盪於藍色大海。 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帶領作者循著河流溯源而上,涉足於山澗與溪谷之中,但所有這些河流終究要滾落大海,故而作者也將此行的終點設定於太平洋上。從山林到海洋,本書可說是一趟跋山涉水的閱讀旅程。若能跟上作者的腳步,相信讀者也能在跋涉之中,盡覽後山電火的故事,以及所有那些故事裡的景色風光。 *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 精彩段落節錄 木瓜溪畔的「勤行報國青年隊」 臺灣總督府以瀧見訓練所為名,其實是拓寬改修能高越道路,完成可以通行車輛的自動車道路,自1941年開始,規劃以7年期間,總經費930萬日圓來執行。1942年5月15日在瀧見舉行訓練所入所式,《東臺灣新報》亦曾報導。 花蓮港瀧見訓練所建於距離花蓮港30公里的深山內,位於木瓜溪與奇萊溪交會、標高300多公尺的懸崖上,是總督府引以為傲的勤勞報國青年所之一。訓練所共有四棟營舍,所內聚集從全島各地被選召的310名青年精銳,每天奮力地進行訓練。1943年8月22日,這座地處偏僻的訓練所,自設立以來首次迎接總監西村文教局長及同行記者到訪。以下為訪問紀實。 右手邊幾十丈高的懸崖溪谷變得寂靜無聲,甚至略顯詭異,淺灘隆隆地濺起白色水花,一種不似死亡般神秘的冷意迫近眼前。由花蓮港的市街往北,在沿著能高越山路綿延約16公里,木瓜溪溪水飛濺的山峽中,有著一座培育皇民、鍛鍊身心的青年道場,即「總督府行動報國青年隊花蓮港訓練所」。 此訓練所自前年(1941)7月7日設立以來,已歷經六期共1,782名訓練生,當前的第七期訓練生亦是奉公精神高昂,全心全意地鍛鍊身心。訓練所位於瀧見駐在所後方。沿著高聳令人不寒而慄的斷崖旁所開鑿出的狹窄山路前進,走過石門橋單薄的八番線吊橋,就可以看見訓練所的營門。炸藥爆炸的轟鳴響徹山間,首先讓人感受到工程的偉大,接著受到恭敬地舉著鏟子的衛兵迎接,穿過大門之後,木造的簡樸營舍與一片翠綠相映成趣。 訓練所的勞動作業現場,為總督府國土局道路課正在進行的工程,即橫斷中央山脈,連結臺中州霧社及花蓮港廳銅門之能高越道路蜿蜒70公里大型工程。此工程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第三期⋯⋯延續到第六期,完成若干部分的挖鑿。施工地就在訓練所向沿60度陡坡走約4,000公尺處,是岩層相當堅硬的山腹部分。 在天長大斷崖附近,烈日高照,白雲來去,鳥跡不至的山嶽地帶,要緊貼山壁削鑿岩層、填封溪流,在懸崖上施工,稍有差錯便會墜落千丈深谷。訓練生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晒成紅銅色的身軀佈滿沙土顯得黝黑。 訓練所規定5點半起床,比其他的訓練所要早半小時。巴托蘭峰上雲層在黎明之時尚顯微暗。310名訓練生編列為三個中隊,六個小隊。他們在近似深山秘境的崇山峻嶺中的訓練生活,首先是5點半吹響起床號,接著早點名、神前行事、朝禮、早餐都要在7點前完成,然後7點立刻投入施工作業。訓練前期的作業時間為6小時,現在則為8小時,激烈訓練不曾間斷。 一天的作業在5點收工,晚禮結束後沐浴,6點吃晚餐,7點開始有一個小時的學科講習,公民科、國史(歷史)等學科結束後,就是神前行事(行拜禮,祈求安全),接著8點40分有晚點名,9點半準時吹響迴盪入夜深山的熄燈號,結束一整天的勤勞訓練生活,這就是1941至1943年在瀧見山區發生的故事。 (頁122-124) 兩代台電人 1987年6月,新天輪工程處成立,東部電力處有許多工程人員調往支援,同年8月,東部電力處改為東部發電處。經歷了多年的開發與建設,東部的水力發電工程暫告一個段落,平穩供應著無數家庭與工商百業的用電需求。 1993年10月28日下午4點3分,正在進行併聯發電竣工試驗時,洞內突然發生爆炸,不幸造成6人死亡、25人受傷,往生者其中一位褚副處長是臺北工專畢業,為人篤實認真負責、心地非常善良,竟遭此不幸,讓人悲慟不已! 同事三年之褚金松君努力向上,工作勤奮。猶記褚君背負儀器盒如走方郎中,走遍各電廠,測試進水鋼管開裂的情景。年前從台電月刊得知,褚君因公殉職消息,不勝扼腕。 ——壽紹漢,〈回憶四十六年前 新竹變電所來的實習生台大人〉,《台電月刊》,404(1996),頁62-63。 褚金松,嘉義市人,1933年出生,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嘉義初工電機科畢業後,先至嘉義變電所服務。1951年調立霧發電所擔任技工,那年他18歲,1953年調東部發電區管理處,那年他20歲,加入花蓮信義長老教會,認識同為教友的明義國校老師高麗子。在花蓮待了5年,考上台電的獎助升學班,到臺北工專唸書。25歲那年結婚,28歲回至東部發電區管理處,調派龍澗發電廠服務,歷任工務員、計畫股長、檢驗隊長,1988年調派新天輪工程處電氣課長,後來升任副處長。高麗子為花蓮師範學院畢業,國語、算術、音樂、美術都教。褚家有鋼琴,兩個女兒都會彈,長男後來當老師,長女也當老師。農曆過年時,褚金松夫婦帶著2男2女回嘉義看祖父母,那裡現今還住有二姑。 褚信杰1969年出生,差大哥10歲,在家中年紀最小,不過不會彈鋼琴。因為是老么,雖然備受寵愛,較不循常軌,他覺得自己是父母意外所獲,並非預期所生。 「爸爸長年不在家,我們好像是單親家庭。」 褚信杰自花蓮高中畢業後就沒升學,在外打工。當兵回來後,到一家美術燈公司工作,參與生產與組裝,領有冷凍空調的證照,對於電氣並不陌生。1993年10月28日,新天輪工程在試運轉時發生爆炸事故,丁世凱廠長、褚金松副處長因公殉職,那時褚信杰24歲。意外來得如此迅急,全家陷入愁雲慘霧,媽媽很悲傷,將爸爸葬在佐倉公墓。 1994年褚信杰進入東部發電處電氣股工作,受到張添和、林明輝兩位領班的傾囊相授,5、6年後對於電氣技能才順手。他不斷學習精進,18年後的2012年,升任電氣課領班。 「他們是我的師父啊!」褚信杰充滿感謝地說。 電廠的發電機功率高、量體大,外面遇不到,學校未必教,就要師徒式的耳提面命,才能增長經驗。張添和1934年次,花蓮中學初級部畢業,歷任立霧裝機工程處、銅門工程處、龍澗工程處,後來留在東部發電區管理處維護課電氣股工作。本書所附1959年4月21日〈蔣中正總統與龍澗工程處人員合影〉這張照片,張添和也在其中,裡面人物多靠他的指認,方得解析。張添和1990年擔任領班,1994年退休。林明輝1942年次,1965年進入東部發電區管理處工作,在銅門電廠一待就是21年,1986年調任維護課電氣股,1994年擔任領班。兩位諄諄長者在40多歲時還去進修,取得高工畢業學歷,俾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更加精進。 在台電的工作穩定後,褚信杰結婚要買房子,買在哪裡呢?媽媽資助他,就買在佐倉附近。那時媽媽已經退休了,每天都來串門子,然後就離去,他隱約知曉媽媽的心意。十多年前,媽媽因胃癌過世,媽媽也葬佐倉,就在爸爸旁邊。 佐倉的家離爸爸的墓有多近? 下班之後,我刻意到褚信杰家坐一坐。 他帶我步出家門,向左一轉,根本不用5分鐘,根本不到500公尺,就到褚金松的墓。我想,高麗子一定常來徘徊,每天都來看兒子,每天都來陪先生。春去秋來,花開花落,許多許多話,或私密,或叮囑,或寄託,都還來不及說⋯⋯。 (頁179-182)

2023.12.15

文史叢書

總督府製藥所裡的「電器燈發電機」
【臺灣百年電業史話01】發電機

在臺灣,電力成為一種可營運的「事業」,時間大致已有一百餘年。若要編寫一系列的文章,呈現出臺灣電業史的發展過程,乃至於這些歷史段落與整個世界的連結關係,應當從什麼地方開始寫起呢? 所謂的「電力事業」,最少應該要有一部生產電力的機器才能成立。那麼,不妨就把「發電機」當成故事的起點吧。 發電機初次登場 學校都教過,18 世紀的歐洲科學家,對於電學原理已有許多發現。到了 19 世紀,英國學者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更率先解開「電磁感應」的謎題,並且製作了一部能夠產出微弱電力的發電裝置。所謂的「發電機」,在他手中已有了雛形。 後來,發電機很快產生了許多改良版本,繼而在 19 世紀後期成為所謂「第二次工業革命」背後的一股推進力量。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上,發電機被引進了臺灣,並且開始對這座島嶼的歷史產生影響。 故事說到這裡,許多人腦海裡首先浮現的名字,一定是劉銘傳。 1888 年,這名官員所興辦的電力事業,替臺北點亮了第一盞電燈。這樣的功績,也讓他被許許多多的偉人傳記,奉為臺灣電力史的起始人物。 不過,人們常常忽略劉銘傳的電力事業(也就是文獻裡提到的「興市公司」),規模其實不大。顛峰時期,它所產出的電力,也僅只供應臺北城內的數十盞電燈而已。況且,該公司使用的那些蒸氣燃煤發電機,也多半在後來的「乙未戰爭」當中遭到破壞 —— 換句話說,劉銘傳時代的發電設備,並未被延用,它們對於臺灣的電業發展史,自然也沒有產生什麼實質影響。 臺南成功大學博物館典藏的「愛迪生-霍普金森直流發電機」,過往的網站文章也曾介紹到它的故事。(圖像來源:外交部網站)   「長腿瑪莉安」與直流電系統 今天,若你走進臺南成功大學的電機系系館,便會在大廳的玻璃櫃裡,見到一部愛迪生-霍普金森發電機(Edison-Hopkinson Dynamo)。這部重達 1.1 公噸的機器,其實是臺灣現存最古老的發電設備。 顧名思義,愛迪生-霍普金森發電機原本是大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的專利設計。外表看上去,兩根筆直的「場磁鐵」是它標誌性的特色。也因此,愛迪生實驗室裡的一群員工,總戲稱它為「長腿瑪莉安」(Long Legged Mary Ann)。 日治時期,這部發電機被「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當成禮物,送給了學校。不過,它的來歷究竟是什麼?原本被應用在臺灣的什麼地方?目前仍是個謎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長腿瑪莉安」的屬性與劉銘傳時代的發電機相同,所產出的都是直流電。 早在 1880 年代,愛迪生旗下企業採用的直流電系統,便率先搶佔美國的電力市場。與此同時,愛迪生自己的發電機專利也被賣到海外。成大電機系典藏的那部發電機,正是由英國的 MATHER & PLATT 公司取得授權之後,改良製造的產品。 直流發電機能夠賣到臺灣,說明了這種電力系統一度前景光明。不過,直流電始終有個難以克服的問題,是它的電壓難以轉換,因而無法實現長距離、有效率的電力傳輸。也因此,愛迪生在美國設置的直流電廠,必須散佈在城裡的各個角落。而這會是電力事業理想的經營模式嗎?恐怕未必。   「製藥所」的電力輸出 若回顧臺灣史,直流電發電機也曾在日治時期被應用於其他地方,其中一處,是位於臺北市小南門附近的總督府「製藥所」,也就是鴉片工廠。 根據林炳炎的研究,製藥所在 1898 年首先設置了一部英國製的 7.5kW  直流發電機,藉以點亮廠房裡外的電燈,讓鴉片煙膏的生產能夠日以繼夜地輪班進行。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供給鄰近的行政機關、官員住所以及醫院所需電力,使這些地方也能夠點亮電燈。製藥所又陸續增設了三部日本「芝浦製作所」製造的直流發電機。今天,我們在製藥所的出版品當中,還能找到其中一些發電機的影像。 日治初期,製藥所的周遭地區,大概是全臺北唯一能夠點亮電燈的所在。 1904 年,《臺灣日日新報》便有一篇報導指出,製藥所附近的街區宛若「不夜城」。然而,當發電機按例進行保養的時候,這些地方便會立刻陷入死寂。 話說回來,製藥所裡設置的這些直流發電機,畢竟不是供應電力的長久之計。若要點亮整個臺北,乃至於為整個臺灣創造出足以推動進步的電力,還得尋求別的辦法。 《臺灣總督府製藥所事業第二年報》裡的「電氣燈發電機」的照片。此外,當期年報還有一張工廠平面圖,說明了發電機的位置,以及它與「汽罐」(蒸氣機)之間的連動關係。(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交流電的異軍突起 其實,由愛迪生領軍的直流電陣營,到了 19 世紀末便已露出敗象。那時,愛迪生的競爭對手西屋(George Westinghouse,也就是電器品牌「西屋」的原始創辦人),與著名科學家特斯拉(Nikola Tesla)攜手合作,在 1893 年的芝加哥博覽會裡運用交流電點亮了九萬多盞燈泡,證明了這種系統不僅安全無虞,而且效率卓著。 到了 1895 年,西屋公司更進一步取得在美國尼加拉瀑布建設電廠的權利。至此,這場聞名史冊的「電流戰爭」已明顯分出勝負。整個世界,也將走向交流電的時代。 眾所皆知, 19 世紀後期的日本剛剛經歷過明治維新,他們積極學習歐洲國家的科學技術,發電機自然也包含於其中。 不過,日本的情況與臺灣相同,一開始同樣使用直流發電機,到了 1889 年以後,大阪、東京等主要城市陸續採用交流電系統,並且實現電力的高壓傳輸,再透過變電站轉換電壓、配送給用戶的運作模式 —— 之後,這一整套交流電的建設系統,也被他們帶到臺灣,為這座島嶼的電業發展史揭開全新篇章。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第二篇第一章,「官營電業.州官點燈」。 Alfre W. Crosby著,陳琦郁譯,《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臺北:左岸文化,2008),第六章,「電力」。

2025.03.30

劉銘傳、製藥所、電流戰爭

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0月27日第1版 特別廣告 電氣諸料金宜依期繳納
繳電費才能換新燈泡?關於電費催繳的歷史趣聞

您這期的電費已經繳納了嗎?今天,「繳電費」對我們而言,已是生活裡稀鬆平常的一件小事。不過,若回到日治時代初期,臺灣的電力建設才剛起步,城市裡的人們也才剛開始使用電力時,要讓民眾養成按時繳電費的習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05 年 7 月,從「龜山水力發電所」輸送電力到臺北市區的線路終於完工,由總督府營運的「臺北電氣作業所」,也開始提供電燈、電扇的租賃服務,並向民眾收取電費了!然而一年過後,《臺灣日日新報》卻開始出現民眾遲繳電費,作業所催繳數次仍舊置之不理的消息。迫於無奈,作業所只能依循前不久才剛頒布的《電氣使用章程》,針對那些不繳錢的用戶,祭出「中止送電」處分。 1906 年 8 月 1 日,《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則報導就曾提到,當時許多用電戶「經數次催納料金,仍置之不理」。於是,臺北電氣作業決定針對這些用戶予以「停送電力」 —— 這些人,可能是史上第一批被電力公司強制斷電的臺灣人! 民眾遲繳電費顯然不是個案。 1906 年 10 月,臺北電氣作業所就在《臺灣日日新報》的頭版刊登「特別廣告」,嚴正昭告社會大眾:「電氣諸料金,切宜依期繳納,不可有誤!」 有趣的是,電氣作業所為了催收電費,也想出諸多手段。根據 1915 年的一篇報導,有些時候,作業所會請地方政府或警察單位直接上門找人,還有人想到要徵收「督促料」,也就是電費遲繳的罰金。今天,這種罰金被稱為「遲延繳付費用」,名字雖然不同,逾期要罰錢的道理仍是一模一樣。 日治時期,各地方的電力事業由民間自主經營,有些電力公司對於沒有按照約定繳錢的用戶,便採取強硬態度。 1921 年,宜蘭地區的「臺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便有這類新聞傳出。據說,只要用戶遲繳電費半個月,就會有公司主管帶著技工上門強制斷電,讓商店直接無法做生意。這種強悍的作法,讓許多地方民眾不甚諒解,甚至稱他們為「蠻人會社」! 不過,早期臺灣的電力公司,其實還有一個辦法能夠對付不繳錢的民眾,就是凍結燈泡交換權利。 20 世紀初期,燈泡的製造品質仍不理想,常常用了個數月就得去電力公司更換新品。針對遲繳電費的用戶,電力公司就有權不讓你交換新燈泡——想換新的?先繳電費再說吧!   1906 年「臺北電氣作業所」刊登報紙廣告,勸導民眾按期繳納電費。(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參考資料 〈停送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8月1日第3版。 〈特別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0月27日第1版。 〈電球交換料低減〉,《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7月1日第2版。

2025.06.17

電氣使用章程, 臺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 臺北電氣作業所

專書07 微光前行:臺灣體壇永不斷電+6 440
當電力公司成為國手搖籃: 讀《微光前行 臺灣體壇.永不斷電》系列叢書

你也喜歡看棒球比賽嗎?棒球可謂臺灣「國球」。每逢世界性的比賽到來,舉國上下總是沉浸於熱潮當中,搶著收看臺灣代表隊的比賽。不過,如果我們打開國家隊的選手名單,就會發現裡面經常出現台電球員的身影。譬如2018年的亞運,台電選手就占去了其中6個名額,相當於整支球隊的4分之1。而若再繼續回推歷史,我們會發現:在1967年的東京亞洲盃棒球賽當中,台電球員更是占了整個代表隊的一半以上! 不光是眾所矚目的棒球如此,台電成立的女子排球、男子排球、女子籃球、女子羽球、男子足球等其他五支球隊,也經常是國家隊重要的戰力來源,有時甚至可說是建隊基礎。這些球員在賽場上所奉獻的力量,同時幫助臺灣奪下了許多世界賽的獎牌。 換句話說,台電除了日日夜夜為這座島嶼生產電力之外,同時也為整個國家的體育發展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能量。而這樣一種持續數十年的能量供輸,大抵也就是《微光前行 臺灣體壇.永不斷電》想要述說的故事。 1948年台電《勵進月刊》當中刊載的球隊獲勝消息。(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臺灣體育史的重要面向 《微光前行》的撰述宗旨十分明白,一系列七本圖文書裡面,六本分冊分別講述六支台電球隊的發展歷程,一冊總論則勾勒出整體輪廓,談論台電對於體育的經營思維,如何使這些隊伍逐漸壯大為臺灣體壇的中堅力量。 當然,除了台電之外,在臺灣的各種業餘球類競賽當中,我們也經常能夠看到公股銀行、民營公司扮演重要角色。不過,如同台電這般同時營運六支球隊的企業,則十分罕見。以這些社會球隊為主題的專書出版,更可謂絕無僅有。 活力十足的台電棒球隊。(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從這個角度來看,《微光前行》其實對於臺灣體育史的書寫頗具貢獻。藉由這一系列叢書,讀者於是有機會窺見臺灣體壇當中較少為人注意的一個面向,也就是社會隊伍的發展和運作。 職業運動裡的體育明星,往往搶占報紙版面,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相對來說,台電等企業贊助成立的社會隊伍,其競技表現就無法得到同等關注,但這些隊伍之於臺灣體育的發展,同樣有不容忽視的貢獻。特別在臺灣,諸如羽球、排球、足球等許多運動項目,難以單獨成立職業聯賽,由台電等企業所支持的社會球隊,可說是所有這些運動能夠持續發展、甚至在國際賽場上嶄露頭角的關鍵所在。 其實,即便是臺灣的職業運動,亦在很大程度上獲益於社會球隊。特別是職業棒球,許多球隊在正式加入聯盟之前,都已在業餘聯賽當中磨練一段時日。有些時候,新成立的職棒隊伍甚至是直接鎖定台電等企業球隊招兵買馬,補充兵源。這樣看來,台電幾可說是在為臺灣體壇創造一個人才庫,使運動員得以在企業提供的穩定環境當中逐步成長,並有機會在國際舞臺或職業賽場上進一步發光發熱。而所有這些故事,都可以在《微光前行》當中,找到更多具體細節。 1959年的台電棒球隊。(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在微光中奮力前行 企業球隊給予外界的印象不外乎「穩定」、「有保障」。也就是說,企業往往會為退役的運動員提供工作機會,或者有些球員係身兼二職,投入訓練之餘也持續工作。而在《微光前行》系列叢書當中,我們便可以看見企業球隊如何實際運作這一制度,以及大批運動員在兩個身分之間的轉換過程。 運動員的訪談,在這七本專書當中占去了大半篇幅,也是系列叢書當中的一大精彩之處。藉由這些訪談,我們得以看見一個優秀的學生球員如何因為台電的「體育幹事」制度而獲得發展機會,一個奧運銀牌得主如何在卸下戰袍後轉向職場開啟第二人生。所有這些人物故事,也像是近代台灣體育史的縮影,訴說著不同世代的運動員各自經驗的體壇故事。 2018年公布的台電球隊新版LOGO。(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 不只是回顧過去,對於台電而言,更重要的是展望未來,奉獻己力於基層體育,為臺灣持續培育新苗。因此,這一系列叢書的後半部分,總會提到台電如何為學生球隊提供幫助,以及近年來持續舉辦的「球類FUN電營」。 總的來看,台電可說是臺灣體壇的堅實後盾,在鎂光燈鮮少照見的角落裡默默貢獻己力,持續協助整個國家的體育發展。那樣一股前進的信念,或許就是書名《微光前行》所欲提示的要旨,也是這一系列叢書最想與讀者分享的精神。 *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   精彩段落節錄 從奧運銀牌到台電班長:羅振榮的兩個人生 1985年底,羅班長的身體狀況和投球技巧正處於巔峰時期,優異的投球成績,吸引了好幾組日本社會球隊的注意,開出了十幾萬月薪加上優渥簽約金的條件,力邀羅班長到日本打球(當時台電薪水16,000多元),孝順的羅班長問了爸爸的意見,羅爸爸回說:「你這邊有穩定的頭路、離家裡近、又有房子可住,三不五時還可以回家幫忙!你是跑那麼遠要幹嘛?!」「你這個是可以打一輩子嗎?萬一沒球打後,以後你小孩長大怎麼辦?」父親希望這個長子可以穩穩地待在台電、待在身邊隨時看得到人,勝過那些只是數目字的金錢。 拒絕後的兩、三年內,日本球隊仍持續地希望能網羅他,但聽爸爸話的羅班長依然不為所動,另一個主要原因是顧慮到小孩的成長,畢竟待在自己的家鄉還是比較有人照顧。羅班長把自己的目標放在1988年的奧運,當時兵強馬壯的台電棒球隊在1987年亞洲盃中華隊儲訓一、二隊共40人裡就有13名來自台電,組隊總教練是當時台電棒球隊的林家祥,可惜因為奧運開打前中華隊在義大利打世界盃,全隊長期舟車勞頓疲憊狀態下回到臺灣,休息幾天後又移往漢城備戰奧運,打擊表現失常,連敗3場,兵敗漢城。 羅班長說1988年漢城奧運回來後面對的是「最痛苦的時代」,中華職業棒球聯盟即將在1990年開打,正在籌備的味全龍、統一獅、三商虎、兄弟象在這時期大舉挖角業餘球隊的各路好手,台電棒球隊恩師林家祥接掌統一獅棒球隊兵符,帶走了台電棒球隊一大批的好手,全隊近7成球員轉到中華職棒,優異左投的羅班長當然也是鎖定的人選,當時台電薪水36,000元,職業棒球隊開出8萬元以上另加額外獎金的薪水和人情壓力,讓早已打定主意要待在台電的羅班長左右為難,這幾年間職業球隊的金錢攻勢不曾間斷過,但羅班長始終沒有答應簽下那份合約,「因為1985年日本社會球隊第一次來探詢時就已經沒有去了,第一步沒有跨出去,後面第二步、第三步就不要去想了,一個投手能投多久?投球生命很短暫,退下來後你下一個階段的人生職場在哪裡?」愛家的羅班長為了老婆和家中3個年幼的小孩,放棄了追尋更高殿堂的夢想。 在所有人都笑他笨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留在薪水較低卻相對穩定、看得到未來的台電棒球隊,1989年,嘉電隊合併到高雄,羅班長選擇留在嘉義自主訓練,需要比賽時才和球隊會合,出色的投球成績,讓他再度入選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的中華儲訓隊,這支以奪牌為終極目標的勁旅,集訓了3年,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況下,最終奪下了銀牌。 「我這輩子野球的生命就到這裡了,手套要收起來,不要再打了,我覺得累了。」在得到臺灣棒球史上最高榮譽——奧運銀牌後,回國見到太太的羅班長說了這段話。其實是覺得這幾年對家庭有愧疚,因為從1984年結婚退伍後到1992年這段期間,行李箱永遠裝滿了球衣球具,經常四處征戰,沒有時間好好陪伴家人;回想起曾有一次到美國比賽,一次出去就3、40天,回到家後當時才7個月大的小孩看到爸爸竟然嚎啕大哭不認識他,內心的辛酸外人無法體會,1992年後儘管職業球隊的邀約不斷,羅班長還是在1994年退下了台電棒球員的身分,回到專業的台電第一線職場、回到了一直支持他的太太與小孩們身邊。 「台電公司這碗飯雖然不能讓你吃的很飽,但至少不會讓你餓到,至少每天都有飯吃。」羅班長對台電公司充滿了感恩,更期許年輕後輩球員,除了做好球員本份該做的訓練之外,更要依自己的身體狀況在其他時間自我加強訓練以爭取選上國手為目標,至於年輕台電球員想要挑戰職棒,羅班長語重心長地建議學弟們先秤秤自己的斤兩,不要幾年後換人家秤你的斤兩時,就是要你走路的時候了。 現年57歲的羅班長,棒球是他一輩子的驕傲與精神,現在的他身為台電資深員工,人生又轉換成另一個角色,繼續在每天的工作上出擊! (《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頁83-87)

2023.12.15

文史叢書

日治時期設置於能高越嶺道上的「能高駐在所」,被譽為「檜木御殿」,對於早期的登山客而言是重要基地。
東西輸電線的建設基礎,竟是日治時代的熱門登山路線?

在臺灣,喜愛爬山的人必定都知道「能高越嶺道」。這條橫越臺灣中部山區的道路,沿途風光明媚,曾吸引無數國內外的登山客前往朝聖。 1917 年由日本政府動工興修的能高越嶺道,是為了監控山區情況而設置的「警備道路」。不過,它的東部路段,在 1925 年曾經過修改。原先的「舊道」必須越過奇萊山區,海拔高度達到 3,307 公尺。改道後,人們只需登上海拔 2,800 公尺左右的「能高鞍部」,就能跨越中央山脈 —— 這條「新道」的攀登難度,顯然比「舊道」友善許多。能高越嶺道的登山健行風氣,大抵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漸漸醞釀成形。   佐藤春吉與他的旅行紀實 1926 年 7 月,臺北第一中學(即今日建國中學)的教師佐藤春吉率領著 10 名日籍學生從南投霧社出發,循著能高越嶺道的「新道」,徒步走完四天行程。翌年,他將這次的登山經驗寫成文章,發表在剛剛創刊的《臺灣山岳》雜誌。 佐藤春吉的文章,提示了旅途中的交通、住宿等種種實用細節,可說是一份詳盡的旅行指引。更重要的是,透過他的紀實性描述,許多讀者都發現這條陌生山徑並不可怕,沿途更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華麗美景。 同一時期,日本政府也積極在臺灣推廣登山活動,許多學校也紛紛成立同好社團,喜好爬山的人群逐漸增加。這些登山愛好者,自然也想要循著佐藤春吉的指引,前往能高越嶺道一探究竟。 佐藤春吉的旅行紀實〈能高越〉,與刊登該文的《臺灣山岳》雜誌創刊號封面。(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30 年代的登山風氣 1930 年的「霧社事件」,使得臺灣中部的山林,一度籠罩在殺戮的陰影之中。但在事件平息後,能高越嶺道上的人潮很快又恢復過來。此外,隨著「國立公園」的倡議興起,臺灣的山林美景,又進一步透過廣告宣傳被更多人所看見,登山風氣也跟著助長不少。 由於登山隊伍漸漸增加,使得警察機關必須在能高越嶺道上挪出數個警察「駐在所」,將之設定為「指定宿泊地」,為登山客提供住宿服務與簡單飲食。設備越完善,對於普遍民眾而言也更容易親近。日治晚期,攀登能高越嶺道的行程,已被收錄在一些大眾導向的旅遊手冊當中,可見這條登山路線變得越來越普及化。 日治時期設置於能高越嶺道上的「能高駐在所」,被譽為「檜木御殿」。它的建築規模宏大、設施齊備,對於早期的登山客而言是重要基地。(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東西輸電線與保線所 二戰來臨後,臺灣的社會大眾自然無心登山,能高越嶺道也在 1940 年代中期因為自然侵蝕而嚴重損毀。直到 1950 年,台灣電力公司決定沿用日治末期的計畫,循著能高越嶺道建設「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將花蓮地區水力電廠生產的剩餘電力送往臺灣其他地方,這條道路才迎來修復契機。 東西輸電線完工後,能高越嶺道也成為台電「保線員」的工作道路,原先分布於沿線的一些警察駐在所亦變更用途,成為「保線所」(亦即保線員的工作站)。 1950 年代以來,能高越嶺道的登山風氣復甦,這些保線所也成為登山客經常借宿的地方。其中,「天池保線所」更在 1986 年重建為「天池山莊」,成為專門的山屋。近年來,「檜林保線所」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接管後,也將重新規劃為住宿場所,繼續為山友提供服務。 1953年為了紀念東西輸電線竣工而建設的「光被八表」紀念碑,後來也成為能高越嶺道上的著名景點。近年來,紀念碑已在自然力量的侵蝕之下斷裂,如今仍以遺跡形式保留於原址。(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能高越嶺道的百年故事 回顧能高越嶺道的歷史,最初它是日本時代的警備道路,後來又成為東西輸電線的建設基礎。與此同時,登山風氣的興起,更驅使人們走進山林,讓它變得越來越熱鬧。 包括東西輸電線在內,過往歷史的諸多遺跡,迄今仍是能高越嶺道的沿線風景。下次,若你有機會造訪這條山中古道,不妨仔細留意路旁的種種線索。除了雲瀑、斷崖等等壯麗風景之外,或許你也會在旅行途中,驀然看見這條道路百年來的歲月變遷、盛衰起伏。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 佐藤春吉,〈能高越〉,《台灣山岳》,1(臺北,1926),頁 50-62 。

2025.08.04

佐藤春吉, 能高越嶺道, 東西輸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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