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山發電廠與在地學校產學合作，讓澎湖青年根留家鄉-電業文物典藏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官營與民營之間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作者：陳韋聿現代城市裡總有許多變電設施在默默運轉，協助整個電力系統逐段降壓、分配負載，使電力能夠順利地來到我們生活周遭。長期以來，位於臺北舊城區的建成變電所，也發揮著同樣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時也是名列於「國家文化資產網」上的古蹟！走過將近百年歷史的「大稻埕變電所」（今稱建成變電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建成變電所的前身，其實是日治時期隸屬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大稻埕變電所」。目前（ 2025年），政府已公告的 1,055 個古蹟當中，僅有5個與電力事業直接相關，「大稻埕變電所」是唯一登錄於其中的變電設施。「大稻埕變電所」出現在 1938 年。今天，我們若沿著太原路行經該處，還能見到當時興建的淺綠色建築物。根據研究者王麗夙的考察，它應當就是變電所的控制室。在該建物面向街角的圓弧型牆面頂端，甚至還保留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標誌呢！此外，與建築物相連結的「吊揚塔」，亦是大稻埕變電所的另一看點。「吊揚」亦即日文當中的「吊り上げ」，也就是起重機。「吊揚塔」的設置，便是為了在變電所內創造較高的樓地板，藉以設置起重機，搬運沉重的變電設備。王麗夙指出：在臺灣既存的日治時期變電所當中，僅有大稻埕與瑞芳兩處，仍能見到控制室結合吊揚塔的建築配置。還值得注意的是：大稻埕變電所的位置「臺北市下奎府町 48 番地」，在更早一點的時代，其實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置的地方服務處（當時稱為「散宿所」）。根據研究者的考察，這個散宿所應當設立於 1932 年左右，所內有專業技術人員常駐其中，負責修護鄰近地區的線路、設備。1938 年變電所成立以後，散宿所可能與變電所同時並存。二戰結束後曾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長達二十餘年的陳臣呈先生（註），日治時代曾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職員。 1930 年代後期，他就曾經任職於下奎府町散宿所，並且在這個地方工作了七年左右時間。 1935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當中，圓環附近的現代街廓已然發展成形。而在「蓬萊公學校」的後方街角處，已可明確看到「散宿所」的標示。（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百年歷史地圖」網站）隨著時代推移，日治時期存在於臺北的其他變電所已被逐一改造，只有大稻埕變電所仍保留昔日風貌。 2019 年，這個地方正式被登錄為臺北市的市定古蹟，台電公司也聘請專業建築團隊，來為既存的老房子進行妥善修復。一座古老的變電所，既是電力的轉換站，也有不同時代的故事在其中交錯。由於資料有限，現代研究者對於大稻埕變電所的故事，所能掌握的細節仍然粗略。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人投入臺灣電業史的研究行列，為這幢古蹟找回更多屬於它的故事。同樣建造於日治時期的「宮前町變電所」（即後來的中山變電所），近年亦已啟動改建工程。（圖像來源：Google Maps）註：根據臺灣電力史研究者林炳炎的考察：陳臣呈先生出生於 1906 年，畢業於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1930 年「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希望能夠從臺北高商徵才，任教於該校的著名知識分子林茂生遂推薦陳臣呈前往應試並獲得錄取。在該公司服務期間，他曾任職於「營業係」（在當時的組織架構當中，該單位隸屬於「營業部」底下的「營業課」），其後轉任下奎府町散宿所「主事補」（「主事」可能是散宿所的負責人，「主事補」則是其副手），其後由回到本社的「収金係」（應是收費單位，林炳炎解作「收費課長」，但在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組織架構當中似未見到「收費課」）。二戰結束後，陳臣呈曾在台電擔任過宜蘭區處主任、屏東區處經理、業務處管理課長、嘉義區處經理、高雄區處副經理、台南區處副經理，最終於 1971 年自業務處退休。此外，「台灣棒球維基館」所收錄的資料指出：1960 年代後期，陳臣呈先生亦曾在台電棒球隊擔任過副領隊。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大稻埕變電所〉，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monument/20190923000001 〈太原路上青磚塔樓道盡大稻埕春秋〉，「台電綠網」，2018年6月11日。網址：https://service.taipower.com.tw/greennet/about/theme/256 王麗夙，〈日治時期臺灣電力設施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3-31、4-57、4-60、4-61、4-65。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台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40、222。

在臺灣，許多電廠都設有冰品販賣部，並且各自有其特色產品。比如大甲溪電廠的「五葉松冰棒」可謂獨家創意，蘭陽電廠的「金棗冰棒」則結合了在地物產。其中許多冰品販賣部的人氣歷久不衰，也成為普遍臺灣人對於台電的一個特殊印象。話說回來，電廠為什麼會開始賣冰棒呢？據說，這是因為早年臺灣的水力發電體系，經常需要建設水壩。這樣的工程，需要使用大量的冰塊來為混凝土降溫。水壩蓋好以後，製冰設備大概也沒有其他用處——或許，早期的台電冰棒，就是部分電廠員工使用這些設備製造出來的。不過，後來的台電冰棒可謂「遍地開花」，即便是火力發電廠，也成立了冰品販賣部。其實，電廠的冰品販賣，或許仍與早期國營事業內部的「職工福利委員會」比較有關。 1996年，《聯合晚報》曾有一篇報導指出：臺灣諸多國營事業的福委會，其營業項目可謂五花八門，「賣冰棒」也經常是其中之一。初始，各電廠福委會的自製商品，其銷售對象多半只是內部員工。而當其中一些商品獲得好評、樹立口碑以後，自然也會吸引外部顧客。以基隆協和火力發電廠為例，該廠的福委會總幹事曾在2003年接受《聯合報》訪問時指出：他們早在1980年前後便已運開始用餘電製作冰棒，藉以嘉惠員工（——考慮到電廠鍋爐的悶熱環境，這樣的員工福利品實在頗有道理）。在那之後，冰棒遂成為協和電廠「代代相傳」的特色。另一方面，隨著臺灣的經濟水準提升、旅遊風氣盛行，原本僻處山區的電廠，也開始會有遊客往來。電廠販賣的冰棒，便有可能因此成為遊程裡的特色商品，吸引更多遊客前來「朝聖」。舉例來說，石門電廠的枝仔冰，便很可能是因為石門水庫旅遊熱潮的推波助瀾，才變得更加聲名大噪。 2022年，刊登於《台電月刊》上的一篇文章整理了五個不同電廠的特色冰品，包括桂山發電廠的「桂圓米糕冰棒」、大甲溪發電廠的「五葉松冰棒」、澎湖尖山發電廠的「仙人掌冰棒」、蘭陽發電廠的「金棗冰棒」、東部發電廠的「洛神花冰棒」……等五花八門的口味。如果你還沒有品嘗過台電冰棒的好滋味，不妨循著該文的推薦，找來吃吃看吧！新北市桂山電廠販賣的各色冰棒。（圖像來源：新北市觀光旅遊網）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國營事業多少地下營業〉，《聯合晚報》，1996年9月1日，第4版。〈古早味枝仔冰真材實料又便宜台電石門電廠職福會自製成了遊客搶手貨〉，《民生報》，2000年5月10日，第39版。〈石門水庫、楊家莊、大溪老街傳統手法製成冰棒各有特色〉，《民生報》，2001年4月17日，CR2版。〈遊石門水庫別忘台電枝仔冰〉，《民生報》，2002年4月19日，CR2版。〈台電枝仔冰不對外販賣日前出現在中油加油站協和電廠馬上禁止再賣〉，《聯合報》，2003年7月18日，B2版。王意馨，〈台電冰棒在地好滋味〉，《台電月刊》，718（2022.10），頁。50-51。

作者：張哲翰台電內部社團眾多，運動社團中更是不乏各方好手，尤其在職工盃的推動下，不論籃球、羽球、排球、桌球等，甚是蓬勃發展。其中，登山社更是台電最具歷史也最蓬勃發展的社團。以總處登山社而言，從1971年成立至今，已經超過50年歷史，擁有超過1500位社員，除了剛加入台電的年輕成員、在台電有些時日的中壯年成員、還包括退休的老年成員，大家定期每個週末聚會，熱情參與登山活動。其中負責規劃路線的成員，已經80餘歲，開發了300多條路線，近年才交棒給下一代成員繼續登山路線的開發。可以說，透過山林將台電人緊密地連繫起來。不僅僅是總處的登山社，似乎「山林」與「台電人」有著無法輕易拆開的關係。就像在桂山發電廠退休經理許智安的回憶裡，年輕時在烏來發電廠工作，下班之後印象最深刻的休閒活動：「那段期間，我們下了班，我們到河裡面去抓蝦子、抓魚，回來吃。」山中溪流裡的魚蝦，成為他年輕時最佳的加菜菜餚，不用花錢又很美味。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過往的照片攤開來，有泰半是與同事、好友一同登高的照片，像是中央山脈能高越嶺古道的天池保線所（1986年焚毀、1993年重建成為天池山莊）、奇萊保線所、雲海保線所，又或是奧萬大賞楓樹等。至於萬大發電廠退休廠長陳武力先生，在大觀發電廠任職時，更將大學時期登山社的經驗帶入大觀發電廠，成為大觀發電廠登山社的社長，雖然曾經因為韌帶出了問題，而停止他最喜愛的登山活動，但是在民國90餘年時，他又組織了20多人，一同去攀爬玉山，許多人也發現登山並不如想像中困難，更喜歡上登山活動：「最後你要攻頂的那段是比較辛苦一點，但是爬完了玉山他們就覺得說，哇人生能夠把這樣艱鉅的任務完成。」而他的登山帳篷與登山設備也在921地震時，幫助了同住二坪宿舍區的許多同仁們：「當大家都在空曠地方休息的時候，我把我們的登山帳都提供給員工，有十幾頂的的登山帳」、「大家一起在那邊紮營搭伙」，他更運用地質專業，給予大家建議，緩和大家緊張的心情：「我也告訴大家，如果地震大的，你有感覺到前震震波一來之前，會有轟轟轟的聲音，不要站著，我們就坐在柏油路上。」雖然仍對這樣強烈的地震餘悸猶存，但二坪的大家在街頭搭著帳篷，凝聚在一起的氛圍，也稍稍緩和大家的緊張。登山社社員合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

「竊電」在今天的臺灣，仍舊時有所聞。民間的竊電行為，每每為台電帶來鉅額損失，也因此，稽查竊電的工作就顯得至為重要。《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這本書，收錄了林煥東先生的訪談，他曾經是台電彰化區營業處的稽查股長。讓我們透過他的口述，來認識竊電稽查的工作吧！ - 長久以來，竊電一直讓台電很受傷，每年因為線路損失就高達數10億。所謂「線路損失」是指由台電變電所所送出的電力，與台電售電度數之間的差距，這中間包含自然原因（變壓器銅鐵損或線路阻抗等）及人為因素（竊電或負載不平衡等）。追償電費困難重重　內憂外患需弭平竊電行為過去在少數地區極為猖獗，其中大多數是養殖業者所為，曾經身為彰化區營業處稽查股長的林煥東表示，南部早期很多魚塭，就有竊電的風氣，後來這不良歪風吹到中部地區。這些沿海養殖業者，因魚塭水車24小時都得運轉，電費所費不貲，為了節省成本，讓竊電集團有機可乘。林煥東表示，據他所知竊電方法有20幾種，簡單的如拉線路，改電表。常見手法以物理電學原理，讓電表轉速變慢，或以鱷魚夾讓電流不經過電表，近幾年來竊電手法又翻新，破壞封印鎖、折彎計量蝸桿、拔除電表內部線路和裝遙控器等，防不勝防。竊電在現代臺灣仍時有所聞。（圖像來源：公視新聞網）對於台電如何知道電被竊？林煥東表示，現在有電腦，度數稍有異常馬上知道，早期主要是靠民眾密報，二來靠抄表員或員工的敏感度，才能發現狀況。一經查緝成功，無論舉報者是一般民眾或台電員工，都可獲台電追償金額十分之一報酬，不過為求公平，後來台電取消了員工密報獎金。密報獎金其實挺誘惑人。林煥東說，他遇過1 位聰明絕頂，卻非常惡質的內賊，黑白兩道都熟，利用自己工作之便與專業，幫客戶竊電，先中飽私囊，經過約1 年再去檢舉，當時密報的酬勞是追償電費的20%，兩頭賺的結果，公司將其免職。會偷電，表示「貪」，貪念、貪心，一般住家因為用電少，比較不需要貪小便宜。「有一家小吃店，生意不錯，我也與他們熟識。有一天，竊電集團來招攬業務，問老闆，怎麼不裝冷氣？老闆說，電費太貴了啊！在竊電集團鼓吹下，利字當頭，沒兩三下就被說服了。」林煥東說。1 年後，這間小吃店竊電被抓到，小吃店老闆來到區營業處稽查股交錢，看到林煥東嚇一跳，問他怎麼在此？林煥東回答說：「我是稽查股長，你不知道嗎？」在擔任稽查股長期間，林煥東查過追償電費最高的大概6、700 萬元，是家工廠，工廠的裝置容量大約有幾百馬力。另一間工廠也曾經竊電高達2,000 多萬元，當時一直苦於沒有證據，因為工廠很聰明，特地派人看顧電表，這算盤打下來，絕對划算，只要知道電力公司要來，馬上消滅證據。幾次過招之後，台電依然沒輒。不過多行不義必自斃，最後還是沒有採集到工廠不法行為證據，而是工廠自行倒閉。在台電，負責追查竊電不法行為的稽查人員，「過去有稽查獎金，因為賣命啊！」林煥東說。稽查出外查緝竊電，除平常上下班時間，有時也需要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冒著危險查封電表，當場拍照存證。需要超強體力，又要犧牲奉獻，面對的常是非理性、不友善、不妥協的民眾，有時還會被毆打成傷。彰化曾是全臺灣竊電最高之處，當時其他區營業處稽查股人員大約3、4 人，彰化區營業處卻多達10 幾個人，可見業務之繁忙。其他區營業處還會到此觀摩，請教稽查股如何抓竊電者，不過現在風氣已有稍減。林煥東表示，當稽查股長其實很辛苦，他是彰化當地人，有點人脈，「但還是常得和立委、民意代表周旋。」許多人被查到竊電後不甘心，會找民意代表來關說。「有時1天關說案件多達10 餘件，民代很兇，一來就氣呼呼地開罵：你們這些稽查很惡質！某某立委的樁腳都不去抓，就來抓我的樁腳！」林煥東覺得太可笑：「這怎麼可能？稽查怎麼可能知道用戶是誰的樁腳嘛！」林煥東當時對民代的回應也很幽默：「不然，這個要處理很簡單，你請用戶在電表寫上是XXX的樁腳。」林煥東笑說，「民意代表通常氣焰高張，但是立委來找我，都會碰壁，我堅持不讓關說。」台電台北南區營業處處長蔡志孟（編按：現為台電公司副總經理）表示，2017 年《電業法》修法後，《處理竊電規則》改名為《違規用電處理規則》，所以現在不說竊電，比較符合時宜的說法是「違規用電」。身為高階主管，難免碰到不少民意代表替選民出面，「這是我好兄弟，算便宜一點啦！」「就稍微借一下電嘛！」蔡志孟苦笑：「委員，我1 條饋線送出來的電，50%的電都不見了，這未免也借太多了吧？」還有民代振振有詞地說：「怎麼可以說我的選民是賊？」違規用電的問題，不是抓到現行犯就完事，重要的是要追討這些消失的電費。怎麼討回來？可不能像討債公司蠻橫無理，而是得高EQ，有時還得慢慢磨，好說歹說。林煥東曾經手一案件，某民代開店，營業沒多久被查到竊電。他到現場後，店家把電表弄壞，自己先行報價：「5 萬讓你們罰！」社會大學混久了，林煥東一看這苗頭，知道得先說好話，「您是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怎麼會偷電呢？」一句話就堵住了對方的嘴。林煥東繼續說：「董事長只看賺多少錢，根本不會管細部，對不對？應該是執行者想省成本；而且電表在裡面，有守衛看守著，我們也不可能誣賴⋯⋯。」這麼一安撫，對方原本囂張的氣焰漸減，本來還想讓電氣技術人員來算出實際數字，林煥東直接核算，他一聽就說：「大約100 來萬，是吧？」林煥東說，「我確認一下，差不多大概是這個數字，跟他講了正確金額後，並且讓他分12 期支付，一般最高是6 期，但我通常會通融，讓他們慢慢付。」對方當場就請會計開了支票。當林煥東跟經理報告說，此件已經處理完畢時，經理還覺得太不可思議，這麼棘手的事，這麼快就解決了？至於那些竊電者，有沒有耍賴不交追償電費的？林煥東說，不交錢，很簡單，就送法院。不過，在他當稽查股長期間，包括前任積欠的未收款，還有他任內的案子，所有帳目都是收齊的，「這就厲害了吧？」他有點自傲地笑著說。他的原則是，不要本票，拿支票來。後來他離開稽查股長之位，繼任者常抱怨，收這些帳款好痛苦，太難了。追查帳款的技巧就是溝通，有時跟對方也要互道江湖，太斯文反而收不到，林煥東自認拿捏得很好，「你偷我們這麼多電，沒抓到算你的，抓到當然就算我們的。」 ——節錄自楊菁菁，《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臺北：台電，2020），頁68-74。

山光水色，霧嵐縹緲，這是現代臺灣人對於日月潭美景的普遍印象。每到假日，湧入該地的車潮，充分說明了人們對於日月潭的著迷。不過，鮮少為人所注意的是：日月潭初始的開發，並不是以觀光遊憩為目的。相反的，日本政府從這個海拔大約700多公尺高的山中湖泊，看見了另一種可能性——假如，蓄積在日月潭當中數千萬立方公尺的水量，能夠順著山勢傾瀉而下，將會轉換成多麼巨大的能量？日月潭的美景。（圖像來源：flickr - Mark 高維隆）「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計畫」，於是從1910年代末期開始啟動。1934年，「第一發電所」竣工，成了亞洲最大的水力發電廠，整個臺灣島也一下子多出了10萬瓩的發電量。所有這些從日月潭湖水轉化而來的能源，則在1930年代後期成為推動臺灣各項重工業建設的主要動力。不惟日治後期的發電量無與倫比，及至二戰結束以後，日月潭的水力發電仍是臺灣工業得以復甦的關鍵。一直到1960年代，火力發電廠的重要性迅速竄升，局面才隨之改換。如同已故的經濟學家林鐘雄所說：「沒有日月潭水力，臺灣沒有現在」。總的來看，日月潭的湖水，可說是臺灣近代工業發展過程裡極重要的動力來源。儘管如此，在過往臺灣的出版市場當中，卻始終沒有一本專門論著，將日月潭水力發電的歷史性發展作一完整交代。若我們嘗試在國家圖書館以「日月潭」與「電」為關鍵字進行蒐尋，也僅僅只能找到台電早前出版的一本《日月潭之風景與電力》——而那已經是1948年的事情了。日治時期風景明信片裡的日月潭堰堤。（圖像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發佈於《開放博物館》網站）連蔣宋美齡也盛讚「wonderful」的工程奇蹟出版於2018年的《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大約可以成為現代讀者認識日月潭水力發電史的入門指引。翻開這本圖文書，我們很快會發現它所收錄的圖像資料相當豐富多元。其中許多歷史材料不只彌足珍貴，讀起來也趣味橫生。譬如本書第二章述及1946年10月，仍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中正，曾偕同蔣宋美齡造訪臺灣，並且來到日月潭進行視察。而創刊於當年度的《台電勵進月刊》，便曾刊載一篇〈蔣主席及夫人視察日月潭記〉，詳述其事。該文不僅提到了蔣氏夫婦為「大觀」、「鉅工」兩座電廠分別題字更名的過程，還紀錄了一些頗富趣味的軼聞趣事。比如臺籍工程師鄭開傳與日籍工程師鈴木友一得到蔣中正的握手嘉勉，前者遂宣稱將要好幾天不洗手，後者則興奮地大肆喝酒慶祝。另外，作者也寫到蔣宋美齡在電廠內的巡視過程，當他「俯視十萬瓩發電機旋轉」，也忍不住要連連稱讚「wonderful」。大觀發電廠與壓力鋼管。（圖像來源：台電綠網）蔣宋美齡的驚嘆，不只是針對機械運作的景象壯觀，也是因為他從簡報當中得知：由日月潭水力所驅動的這些發電機組，已能夠暫時支應當時臺灣的電力需要。正如歷史學者林蘭芳所述：戰後初期日月潭水力發電的迅速恢復，是外國專家亦難以置信的成就。這座位於內山地區的電廠，宛若一顆強力博動的心臟，為整座島嶼創造了戰後復甦所需的能源。這顆心臟，後來亦在一個連續性的建設過程當中，不斷地自我進化。這包括1950年代霧社大壩的興工與萬大電廠的發電機組增設，1980年代明湖、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廠的建造，2000年開始鑽掘的新武界隧道工程與栗栖溪引水工程，乃至於2007年正式動工的「萬大電廠擴充暨松林分廠水力發電計畫」。凡此種種，在本書的第二章「繼往開來」與第三章「再創巔峰」當中，皆有詳實交代。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二十世紀後期以降開展於日月潭的種種工程，牽涉到大量的技術細節。本書的執筆團隊特別在這些章節當中，為讀者設計了四個「電力小學堂」單元，簡單扼要地說明抽蓄水力發電原理、隧道工程的進行過程……等專業知識，幫助讀者更進一步地認識現代日月潭發電體系的全貌。美國空軍歷史研究部典藏的日月潭第一發電所歷史圖像。（圖像來源：Air Force History Research Agency, United States）由「山中水牛」守護的臺灣電業隧道開挖、電廠擴建，加上既有電廠的營運，必然需要大量台電人的投入。第四章「功標青史」即採訪了過去曾貢獻於這些工作崗位的十一位台電人。透過他們的憶述，讀者得以窺見一群自嘲為「山中水牛」的第一線工作者，如何在921震災後的復原工作當中冷靜應變，保全住一座瀕臨潰堤的水壩；如何犧牲自己的家庭生活，長期留在僻遠的山區，只為了助成臺灣的電力事業。接續第四章的眾人憶述，第五章「生活印記」更具體描繪台電員工在日月潭一帶的日常樣貌。有趣的是，在山區裡，擁有交通與醫療資源的台電，經常受到鄰近居民的倚賴。台電員工與在地居民建立起情誼，台電內部經常標榜的「台電一家」，也在這些地方體現出嶄新意義。本書的最末一章「燦爛重生」，聚焦於日月潭水力發電體系曾遭遇的戰爭轟炸與重大工安事故，表達了對於台電的鼓勵和期許。如同書末所言，過去數十年來，「守護臺灣成了台電人的習慣」，是所有這些人的付出，一座湖泊才有可能持續製造出推動臺灣前進的海量能源。下次，當你再度造訪日月潭的時候，除了欣賞景色浪漫，或許你也會想起這本書裡提到的眾多台電前輩，以及他們長期以來在山裡面守護電業、守護臺灣的共同精神。＊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第一個經過原住民部落會議同意的電廠電廠興建工程施工時，除非位在杳無人跡之山之巔、水之涯，否則一定會需要與民眾溝通，並取得當地民情同意。長期擔任民情溝通工作的葉賀松經理回憶與民眾溝通的工作經驗表示「一個工程單位要到地方去施工的時候，地方居民會認為這是外籍兵團，和地方沒有任何淵源，要能夠把工程做下來，要先建立人際網絡和互信基礎，這是很重要的藝術。」尤其，萬松計畫座落於具有布農族、賽德克族、泰雅族等豐富原住民文化之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松林及萬豐三個部落內，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1 項之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為取得當地住民與部落會議之同意與支持，時任處長李鴻洲帶領葉賀松經理等台電同仁與當地住民建立友善關係，除了取得台電公司電源開發史中第一份原住民部落會議同意書，更協助地方興建2.2 公里的社區外環道路及搶修投83 線道路，並曾會同村民前往1800 米海拔深山勘接14公里水源，這些努力均讓萬松計畫得以順利施工。（頁131-132）台電員工的水里生活記憶按：現已退休的台電副總經理李鴻洲先生，自1980年代開始便陸續參與了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的諸多重大建設工程。1999年的921震災發生之後，他與台電同仁當機立斷，挽救了一場水壩的崩潰危機。 -- 地震過後，效率極高的台電隨即立刻展開全面的調查，防止任何因強震所可能造成的危機。當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令我印象深刻。那時長官擔心水社壩（水社壩即為現在人到日月潭騎腳踏車、拍婚紗與觀潭的一小段直線馬路段，在那可看到對面山上的慈恩塔。）與頭社壩可能因強震造成壩體裂縫導致漏水，委由我率同仁及顧問公司專家進行現地調查及評估，在如火如荼進行補強之際，電視臺竟報導，「台電驚傳水社壩將潰壩」，造成當時社會人心極大恐慌。坊間傳聞潰壩後，水勢之大將淹沒整個水里當時悲天憫人的慈濟證嚴法師看了電視新聞報導，緊急透過台電已退休員工顏隊長（檢驗隊隊長）聯繫到我，詢問現況如何？我安撫顏隊長告知大略現況，並請他轉述上人，一切都平安無事。其實，早在數天前我們就已經及時發現兩個壩的問題，並對其中水社壩進行交通管制後，在壩體中央挖了細長的凹槽，用透地雷達偵測壩心的完整性，雖發現有裂縫，但不嚴重，經我們判定應屬安全，並非像電視報導有潰壩之虞，在災後善後的過程中，台電發揮極高的效率跟敏銳度，妥善分工，每一個環節都環環相扣，不容有失，確保一切安全無虞。於921地震後的搶災與補強工作期間，有一個極為難得且驚險的經驗。我任職基礎課長的期間大概發包了10項工程，其中一項是明潭下池水里壩的緊急排水工程。921地震造成地下水系錯亂，水里壩的排水孔幾乎不排水，地下水出不來，我們監控到相當緊急的狀況，孔隙水壓幾乎大到快把壩掀掉了。原本在明潭下池水里壩壩基地底下的排水廊道，裝設許多深淺不一的排水孔，排水孔的功能是要讓壩底盤中的水正常排洩，如果水無法正常排出，岩盤中的孔隙水壓會增大，過大的水壓可能會把整個壩掀起來，最壞的情況就是潰壩。在危急的當下，我們決議請廠商用鑽機快速鑽新的排水孔，處置得宜，才保住了水里壩。（頁150-151）

2015年，臺灣前輩畫家陳澄波的畫作《東臺灣臨海道路》，在日本山口縣防府市的圖書館被找了出來。這幅畫描繪的是1930年的清水斷崖，以及匍匐於斷崖底下的一條狹窄道路。時至今日，畫裡的道路早已經過改良，並以「蘇花公路」之名廣為人知。不過，在陳澄波的時代，「臨海道路」的大約也就如同畫中所呈現的那般狹窄。若有車輛往來，大約也只能勉強通行。換句話說，蘇澳與花蓮之間的陸路交通，在日本時代雖然已有長足進步，但始終無法達到「貨暢其流」的境地。陸運的能量既然有限，殖民政府只能看向海洋。於是在1931年，「花蓮港」的築港計畫正式展開。有了一座大型的現代化港口，花蓮的人口與產業規模，勢必將有大幅成長。為了因應這樣的發展趨勢，電廠的布署也得及早進行。加上1930年代後期的戰爭暴發，重工業的電力需求更是迫切——上述種種，即花蓮地區水力發電會在日治末期急遽成長的主要原因。而所有這些在戰爭期間進行建設與規劃、並且在戰爭結束以後持續進化的各個電廠，大抵也就是李瑞宗在《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這本書裡，所欲尋訪的對象。木瓜溪的風貌。（圖像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網站）山林踏查的書寫傳統《後山電火》與李瑞宗在「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出版的前一部作品《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頗為相仿。兩者的寫作方法，皆以自然環境與歷史現場的踏查為敘事軸線，再從文獻當中尋找故事線索，並剪裁其原文，補足每一段故事的背景脈絡。山林與河流的踏查，某種程度亦可說是台電自身的書寫傳統。由於早期臺灣水力電廠的開發建設，工程位址經常都在山區，許多台電員工都有披荊斬棘、開荒闢路的踏查經驗。其中一些人更把這樣的經驗寫成文章，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見聞紀錄。水量豐沛、落差大的木瓜溪是東部發電廠的動力泉源。（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譬如1947年，台電員工李式中等人為了擬定東部系統的「全盤方針」，遂乘坐著汽車、越過了當時仍然充滿險阻的沿海公路來到花蓮，針對既有電廠的運作情況進行視察，李式中並且將這次的旅行經驗寫成〈東行追記〉，刊載於當時台電的《勵進月刊》。這趟旅行，他們置身於立霧溪，不禁心折於太魯閣的鬼斧神工；來到木瓜溪，則嘆服於「怒馬奔放」般的湍急水勢。相較於今日發達的交通情況來說，1947年的立霧溪與木瓜溪，仍不是輕易可以抵達的地方，故而在當時候，李式中等人的震撼，仍可說是相當稀罕的經驗。其實，在後來的時代裡，台電或者為了擴增水力發電的系統規模，或者為了完善全島的電力網絡，仍有許多員工持續地深入山區，並且也都曾經在內部刊物當中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本書引用了其中一些台電前輩的山林紀行，對照作者自己所做的現地調查紀錄，兩相對照，頗有一種穿梭時空的趣味。 1954年的東部臺灣地圖，呈現出花蓮境內的水利工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正文當中，作者經常大篇幅引用原始文獻。這些「原汁原味」的引文段落，或者摘譯自日治時期的報紙，或者轉錄自戰後出版的台電刊物與相關書籍，及零星的檔案、手稿等等。所有這些材料並非輕易可以得見。作者揀選相對易讀的史料，並刻意保留其原文樣貌，能夠幫助普遍讀者循著當時代的語言，認識當時代的故事。本書收錄的人物採訪，仍沿襲作者一貫的書寫風格，不囿限於重複而平板的問答框架之中，而總是能夠帶領讀者看向一些別有意趣之處。例如第四章〈從瀧見至龍澗〉，寫到四名在龍溪壩值班的台電人員，作者不費筆墨，僅只簡要地列出電廠裡的三班值勤排程。藉由這類細節，作者直白地展示了守壩人的日常工作節奏，使讀者對於這一職業能夠迅速建立起認識輪廓。為銅門發電廠提供發電用水的水簾壩。（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每個章節末尾，皆附有大量印刷品質極佳的彩圖，除了呈現工程藍圖、歷史檔案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今昔影像對比。所有這些圖像材料，適切地配合章節內容，與文字描述相互補充，使全書讀來更顯生動。本書的最末一章，作者忽然帶領我們來到清水斷崖的近海處，乘上獨木舟，遙望東臺灣海岸線上各個河流的出海口。此情此景，不免使我們想起1930年，陳澄波在《東臺灣臨海道路》所描繪的景象。在那幅畫裡，同樣有一葉扁舟，飄盪於藍色大海。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帶領作者循著河流溯源而上，涉足於山澗與溪谷之中，但所有這些河流終究要滾落大海，故而作者也將此行的終點設定於太平洋上。從山林到海洋，本書可說是一趟跋山涉水的閱讀旅程。若能跟上作者的腳步，相信讀者也能在跋涉之中，盡覽後山電火的故事，以及所有那些故事裡的景色風光。＊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木瓜溪畔的「勤行報國青年隊」臺灣總督府以瀧見訓練所為名，其實是拓寬改修能高越道路，完成可以通行車輛的自動車道路，自1941年開始，規劃以7年期間，總經費930萬日圓來執行。1942年5月15日在瀧見舉行訓練所入所式，《東臺灣新報》亦曾報導。花蓮港瀧見訓練所建於距離花蓮港30公里的深山內，位於木瓜溪與奇萊溪交會、標高300多公尺的懸崖上，是總督府引以為傲的勤勞報國青年所之一。訓練所共有四棟營舍，所內聚集從全島各地被選召的310名青年精銳，每天奮力地進行訓練。1943年8月22日，這座地處偏僻的訓練所，自設立以來首次迎接總監西村文教局長及同行記者到訪。以下為訪問紀實。右手邊幾十丈高的懸崖溪谷變得寂靜無聲，甚至略顯詭異，淺灘隆隆地濺起白色水花，一種不似死亡般神秘的冷意迫近眼前。由花蓮港的市街往北，在沿著能高越山路綿延約16公里，木瓜溪溪水飛濺的山峽中，有著一座培育皇民、鍛鍊身心的青年道場，即「總督府行動報國青年隊花蓮港訓練所」。此訓練所自前年（1941）7月7日設立以來，已歷經六期共1,782名訓練生，當前的第七期訓練生亦是奉公精神高昂，全心全意地鍛鍊身心。訓練所位於瀧見駐在所後方。沿著高聳令人不寒而慄的斷崖旁所開鑿出的狹窄山路前進，走過石門橋單薄的八番線吊橋，就可以看見訓練所的營門。炸藥爆炸的轟鳴響徹山間，首先讓人感受到工程的偉大，接著受到恭敬地舉著鏟子的衛兵迎接，穿過大門之後，木造的簡樸營舍與一片翠綠相映成趣。訓練所的勞動作業現場，為總督府國土局道路課正在進行的工程，即橫斷中央山脈，連結臺中州霧社及花蓮港廳銅門之能高越道路蜿蜒70公里大型工程。此工程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第三期⋯⋯延續到第六期，完成若干部分的挖鑿。施工地就在訓練所向沿60度陡坡走約4,000公尺處，是岩層相當堅硬的山腹部分。在天長大斷崖附近，烈日高照，白雲來去，鳥跡不至的山嶽地帶，要緊貼山壁削鑿岩層、填封溪流，在懸崖上施工，稍有差錯便會墜落千丈深谷。訓練生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晒成紅銅色的身軀佈滿沙土顯得黝黑。訓練所規定5點半起床，比其他的訓練所要早半小時。巴托蘭峰上雲層在黎明之時尚顯微暗。310名訓練生編列為三個中隊，六個小隊。他們在近似深山秘境的崇山峻嶺中的訓練生活，首先是5點半吹響起床號，接著早點名、神前行事、朝禮、早餐都要在7點前完成，然後7點立刻投入施工作業。訓練前期的作業時間為6小時，現在則為8小時，激烈訓練不曾間斷。一天的作業在5點收工，晚禮結束後沐浴，6點吃晚餐，7點開始有一個小時的學科講習，公民科、國史（歷史）等學科結束後，就是神前行事（行拜禮，祈求安全），接著8點40分有晚點名，9點半準時吹響迴盪入夜深山的熄燈號，結束一整天的勤勞訓練生活，這就是1941至1943年在瀧見山區發生的故事。（頁122-124）兩代台電人 1987年6月，新天輪工程處成立，東部電力處有許多工程人員調往支援，同年8月，東部電力處改為東部發電處。經歷了多年的開發與建設，東部的水力發電工程暫告一個段落，平穩供應著無數家庭與工商百業的用電需求。 1993年10月28日下午4點3分，正在進行併聯發電竣工試驗時，洞內突然發生爆炸，不幸造成6人死亡、25人受傷，往生者其中一位褚副處長是臺北工專畢業，為人篤實認真負責、心地非常善良，竟遭此不幸，讓人悲慟不已！同事三年之褚金松君努力向上，工作勤奮。猶記褚君背負儀器盒如走方郎中，走遍各電廠，測試進水鋼管開裂的情景。年前從台電月刊得知，褚君因公殉職消息，不勝扼腕。 ——壽紹漢，〈回憶四十六年前　新竹變電所來的實習生台大人〉，《台電月刊》，404（1996），頁62-63。褚金松，嘉義市人，1933年出生，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嘉義初工電機科畢業後，先至嘉義變電所服務。1951年調立霧發電所擔任技工，那年他18歲，1953年調東部發電區管理處，那年他20歲，加入花蓮信義長老教會，認識同為教友的明義國校老師高麗子。在花蓮待了5年，考上台電的獎助升學班，到臺北工專唸書。25歲那年結婚，28歲回至東部發電區管理處，調派龍澗發電廠服務，歷任工務員、計畫股長、檢驗隊長，1988年調派新天輪工程處電氣課長，後來升任副處長。高麗子為花蓮師範學院畢業，國語、算術、音樂、美術都教。褚家有鋼琴，兩個女兒都會彈，長男後來當老師，長女也當老師。農曆過年時，褚金松夫婦帶著2男2女回嘉義看祖父母，那裡現今還住有二姑。褚信杰1969年出生，差大哥10歲，在家中年紀最小，不過不會彈鋼琴。因為是老么，雖然備受寵愛，較不循常軌，他覺得自己是父母意外所獲，並非預期所生。「爸爸長年不在家，我們好像是單親家庭。」褚信杰自花蓮高中畢業後就沒升學，在外打工。當兵回來後，到一家美術燈公司工作，參與生產與組裝，領有冷凍空調的證照，對於電氣並不陌生。1993年10月28日，新天輪工程在試運轉時發生爆炸事故，丁世凱廠長、褚金松副處長因公殉職，那時褚信杰24歲。意外來得如此迅急，全家陷入愁雲慘霧，媽媽很悲傷，將爸爸葬在佐倉公墓。 1994年褚信杰進入東部發電處電氣股工作，受到張添和、林明輝兩位領班的傾囊相授，5、6年後對於電氣技能才順手。他不斷學習精進，18年後的2012年，升任電氣課領班。「他們是我的師父啊！」褚信杰充滿感謝地說。電廠的發電機功率高、量體大，外面遇不到，學校未必教，就要師徒式的耳提面命，才能增長經驗。張添和1934年次，花蓮中學初級部畢業，歷任立霧裝機工程處、銅門工程處、龍澗工程處，後來留在東部發電區管理處維護課電氣股工作。本書所附1959年4月21日〈蔣中正總統與龍澗工程處人員合影〉這張照片，張添和也在其中，裡面人物多靠他的指認，方得解析。張添和1990年擔任領班，1994年退休。林明輝1942年次，1965年進入東部發電區管理處工作，在銅門電廠一待就是21年，1986年調任維護課電氣股，1994年擔任領班。兩位諄諄長者在40多歲時還去進修，取得高工畢業學歷，俾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更加精進。在台電的工作穩定後，褚信杰結婚要買房子，買在哪裡呢？媽媽資助他，就買在佐倉附近。那時媽媽已經退休了，每天都來串門子，然後就離去，他隱約知曉媽媽的心意。十多年前，媽媽因胃癌過世，媽媽也葬佐倉，就在爸爸旁邊。佐倉的家離爸爸的墓有多近？下班之後，我刻意到褚信杰家坐一坐。他帶我步出家門，向左一轉，根本不用5分鐘，根本不到500公尺，就到褚金松的墓。我想，高麗子一定常來徘徊，每天都來看兒子，每天都來陪先生。春去秋來，花開花落，許多許多話，或私密，或叮囑，或寄託，都還來不及說⋯⋯。（頁179-182）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電扇如何登陸臺灣？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不過，作業所也承諾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電化生活」的預習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作者：張哲翰每當颱風天、地震時，一般大眾總是躲避在家中，但身為台電的員工，面對各種天災可能造成發電廠的危害，他們必須隨時待命，緊急應對各種情況。然而，危機的發生卻總是毫無預警，台電人必須具備快速反應的能力，這並非天生，而是靠著一次又一次的危機處理訓練與經驗累積，而能把危害降至最低，妥善渡過各種情況。 2004年10月10日國慶日，還是個豔陽高照的好天氣，一通電話打給了當時任職明潭發電廠股長的耆老許福來先生，劃破他難得寧靜的假日。電話另一頭是值班經理，他反應著疑似四號機軸封有漏水，需要檢修。許福來先生也依著處理流程，告知需要排空尾水道，進行檢修。半小時後，電話又打來，電話另一邊的聲音更是緊急：「鳥來仔（許福來先生綽號），我看你還是來一下。」許福來先生不明所以，但還是趨車前往。到達明潭發電廠後，許福來先生在值班經理的指引下，隨同另一位同事往地下廠房去，原來是四號機軸封蓋板爆了，溪水溢入室內，水淹到了地下第四層而且已經來到大腿了。為了避免淹水情況持續惡化，電廠同仁必須緊急操作隔水閘門以阻擋進水，但此時壓差已經太大，隔水閘門無法如期關閉，同時，持續運作的排水幫浦亦無法趕上水淹的速度，許福來先生這時先是涉水開啟噴射幫浦，期望緩和逐漸滿起的水位。而如今唯一的辦法就是將下池的蓄水排放至水里溪，直到下池放空才能讓隔水閘門順利運作。但此時正是遊客聚集在下游水里溪遊玩的時候，需要有足夠的時間疏散民眾。電廠先是響起擴音器宣導，並且派人沿著溪邊逐步向下勸離民眾；另一方面，下池池水預計分階段排放至水里溪，持續4小時，共排放600萬立方公尺的水，同時地下廠房內各式抽水幫浦努力將水排出廠外。直至半夜11點40分左右，才順利將地下第五層的淹水排乾，所幸機械設備損失不大。明潭發電廠水滲機組報導。圖片來源：〈明潭電廠水滲機組下池急放流〉，《聯合報》，2004.10.13，南投縣新聞版究其原因，主要是四號機水輪機的軸封蓋板，有四塊變形，原廠設計螺絲強度不足，長期震動下脫落，造成河水淹入。事件告一段落後，明潭發電廠進行停機檢修，十日內就恢復供電，可以說是不幸中的大幸。進一步從事件發展的過程來看，員工們對於突發狀況的快速判斷與緊急處置，正是這次災情未擴張而將淹水控制在地下第四層的重要因素。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值班經理分階段地報告電廠遇到的災情，並且做出對應的處理；其次，員工們面對淹水情況，則有多層的排水與防堵方式；最終，當要選擇最後的辦法，要排放掉下池的蓄水時，對應的廣播宣導措施、疏散措施等。這一件件緊急處置流程的發生，是那麼有條不紊，背後則是多次的危機處理訓練與經驗累積，才能夠達成。明潭抽蓄電廠水路系統透視圖。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台電 LOGO 遍布街頭，已成臺灣集體記憶。這個簡潔符號象徵電力，也承載少見設計史。依 1947 年檔案，我們將解密其 CIS 起源並洞悉時代脈絡。從街邊的電線桿、變電箱、人孔蓋，到每兩個月寄來的電費單，台電的「公司徽」（LOGO）早已成為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符號之一。數十年來，這個圖案日日可見於我們的生活周遭，已然是近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這個簡潔鮮明的標誌，不僅是現代電力供應的象徵，更承載著人們的集體生活經驗。你是否曾好奇，這個廣為人知的台電 LOGO 究竟於何時誕生？其設計的背後又隱藏著哪些時代脈絡？設計溯源：1947 檔案裡的視覺原點根據 2021 年發表於第 702 期《台電月刊》上的研究文章指出，台電 LOGO 首見於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日期在近代臺灣歷史中亦意義深遠）。現行版本的台電 LOGO，則是在 1947 年 4 月 5 日於台電公司內部正式公布。這份完整的「修正公司徽圖」公文，目前仍典藏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修正公司徽圖」公文。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可見到清晰的台電 LOGO。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既然我們已追溯到最早的設計痕跡，同時代的檔案中還能解讀出哪些設計背後的故事？其他單位典藏的台電相關檔案，或許能提供更多線索。例如，這份公文的「擬稿員」欄位，簽有「恕直」二字。透過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我們在「總經理室」編制中，找到這位 1946 年 5 月到職的副管理師「黃恕直」先生。檔案顯示，公司徽修正的函稿便是由黃先生負責擬稿，他在這組歷史悠久的企業識別 LOGO 誕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記錄了黃恕直的相關資訊。圖片來源 / 國史館奠定 70 年，超越時代的設計規範公文中可見 LOGO 完整圖樣與細部說明，連鉛筆訂正的痕跡都清晰可見，顯示設計並非一次到位，而是經過反覆推敲與嚴謹調整。修改後的完整版本，刊登在同年 4 月 30 日發行的台電《勵進月刊》上，從此正式成為台電的官方象徵。檔案公文內容顯示，從 LOGO 本身的字體與符號顏色、「台電」圖形化後的長寬與角度、乃至於閃電符號的筆畫細節，皆有精準的數值規範。這不只是一份設計草圖，它更像是一份工程圖說——每個元素的位置、大小、角度都經過仔細計算，不容許絲毫的隨意或偏差。說明文字末尾特別強調：「凡應用本公徽，不論大小，均須按照上面標準繪製」——這句話看似尋常，卻透露出官方的慎重態度。無論是印在名片上的微小圖案，或是掛在大樓外牆的巨型招牌，都必須嚴格遵守同樣的比例與規格。「修正公司徽圖」的說明文字裡，各個圖像細節都有精準的數值規範。圖片來源 /國家檔案資訊網這種對視覺識別系統（CIS）的堅持，在現代已是設計產業慣例，但若回望 1940 年代的臺灣，這無疑是相當前瞻的概念。這些檔案細節，映證了台電公司自成立之初，便具備極嚴謹的組織性格——這不僅是單純的美學要求，更是一種對專業標準的堅持與細節的極致重視。七十餘年後，這個 LOGO 無論出現在工程車、文宣品、員工制服，或街頭巷尾的任何角落，都始終維持著整齊劃一的樣式。仔細觀察便會發現，無論是在偏遠山區高聳的輸電鐵塔旁，或是都會區的小型變電箱上，閃電符號與「台電」二字始終是記憶中的模樣。這份視覺一致性，在今日或許理所當然，但若回到七十多年前，在印刷技術尚未標準化、各地施工條件差異極大的年代，能夠貫徹如此統一，其背後所需的組織管理能力與執行紀律，實不容小覷。值得注意的是：台電 LOGO 中的閃電花紋，以及宛如正/倒三角形的「台」、「電」字樣，皆受到日治時期部分電力事業社徽的影響。而圍繞 LOGO 周邊的三環圖樣，則代表 1946 年出資成立台電公司的「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因此，包括今日常見的「中油」、「台糖」等，這些戰後初期由資委會成立的企業，其 LOGO 皆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這樣的時代共同點，是不是很有趣呢？仔細觀察，你發現了嗎？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現行的 LOGO 都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圖片來源 / Wikipedia 從企業識別到生活印記 1952 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留存的歷史影像清晰可見，當時新竹變電所的門口，已能見到台電 LOGO 的標誌。距離 1947 年「修正公司徽圖」發布不過短短五年，但新竹變電所門上的標誌，無論是閃電的折角、字體的幾何結構，乃至於外圈的三環比例，都精準再現了檔案裡「鉛筆訂正」後的設計細節。這顯示台電在戰後初期不僅致力於硬體建設，在企業識別的執行度上，同樣貫徹了嚴謹的意志。 1952年台灣電力公司門口的「台電」徽圖，施幹克（Hubert G. Schenck，前排右四）、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前排右三）和台電相關人員一同合影留念。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儘管時代不斷變遷，今日的台電公司持續在廣告文宣上創新視覺設計，從社群媒體的活潑圖文到年輕化的品牌形象，皆試圖與時俱進地與民眾對話。然而，這個與公司歷史同樣悠久的 LOGO，承載著當年嚴謹的設計底蘊，走過七十多個年頭，已成為台電最核心且深植人心的視覺識別。這個小小的標誌，卻濃縮了豐富的故事。從黃恕直副管理師在總經理室的精心擬稿，精確到角度與數值的設計規範；從日治時期電力社徽的影響，到融入資源委員會三環圖樣的時代印記；從戰後初期臺灣的重建氛圍，到今日遍布全臺的電力網絡——每一個細節，都是一段歷史的註腳。下次走在街頭，當你的目光停留在電線桿、變電箱，或手中的電費單上時，或許能透過對每個小細節的觀察，感受到 LOGO 所連結的種種歷史線索。那個簡潔的閃電符號，不只是電力的象徵，更是近代臺灣發展的歷史見證；那些幾何化的「台」、「電」字樣，承載的不僅是企業識別，更是一整個世代的集體記憶：有一種雋永的經典，叫做台電 LOGO。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全宗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檔號A313310000K/0036/15/1/1/00。〈臺灣電力公司「公司徽」圖〉，收錄於台電《勵進月刊》，1：2（1947），頁35。〈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102-2499。張椀喬、吳岱欒，〈解密台電×檔案—解碼台電公司徽街頭巷尾親切的來電標誌〉，《台電月刊》，第702期（2021.6），頁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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