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雙手打造電力事業：老台電人的輸供電工程記憶-電業文物典藏

作者：陳韋聿提起陽明山，你可能會直覺聯想到熱騰騰的溫泉，以及煙霧蒸騰的硫磺噴氣孔。各種地質地形景觀，說明了這片山區擁有豐沛的地熱能。那麼，是否曾經有人想過要運用大屯火山群的地熱資源，將之轉換成發電的能量呢？常見於陽明山一帶的硫磺噴氣孔。（圖像來源：Pexels）－其實在 1960 年代，政府確實曾籌劃在陽明山建設地熱發電廠。根據工程師黃克剛在《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一書中的憶述，這個構想是由駐臺美軍顧問團裡的工程顧問史密斯（ Philip P. Smith ）所提出。當時身兼美援會秘書長兼經濟部礦研組召集人的李國鼎，便與史密斯前往陽明山進行勘查，隨後又指示礦研組偕同相關單位，在臺灣各地展開地熱資源的初步調查工作。 1965 年初，李國鼎接任經濟部長，地熱發電計畫也更加緊腳步進行。從當時的報導來看，這項計畫的前景似乎十分樂觀。不僅有從義大利延聘而來的地熱專家幫忙背書，還有外國的地熱能開發公司前來洽商。當年 7 月，經濟部甚至已著手研擬《地熱法》草案，替建設計劃鋪平未來道路。若翻閱 1960 年代後半的臺灣報紙，我們會讀到許多關於地熱發電的美好想像。有些人說臺灣將擁有「永遠用不完的」發電燃料，有些人則預期未來地熱電廠的發電量將高達二十萬瓩。 1968 年 6 月 29 日《經濟日報》頭版的報導更如此斷言道：「我們將繼義、紐、日、美後成為全世界第五個地熱發電國家」！陽明山馬槽一帶，曾經有機會成為臺灣第一座地熱發電廠的建設地點。（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不過，事情並未如同報導所述那般順利。同樣在 1968 年底，經濟部雖然擬定在陽明山的馬槽地區建造裝置容量兩萬瓩的「先驅發電廠」，甚至已編列三百萬美元的機器採購預算，計畫進程卻始終停留在鑿井探勘，電廠建置計畫則持續延宕。從報導內容來看，問題可能出在大屯山區地熱的酸蝕特性。根據經濟部能源署「能源知識庫」網站的說明，臺灣全島的主要地熱潛能區，「可區分為火山型及非火山型，其中火山型地熱區之水質偏向酸性（PH＝1 ∼5）及非火山型地熱區水質偏向弱鹼性（PH＝7 ∼ 9）」。地熱蒸氣裡的酸性物質，容易造成機械設備損壞。當年，經濟部雖曾委託金屬工業發展中心為地熱井研發抗酸材料，但似乎不能解決全部問題。最終，馬槽的地熱井只能投入木材乾燥、花卉培養等農業用途，陽明山上的地熱發電廠，也遲遲未能被建造出來。而臺灣的第一個地熱發電廠，得等到 1981 年才正式誕生於宜蘭清水 —— 一個水質偏鹼性的非火山型地熱區。即便如此，清水地熱發電廠也仍因為地熱井造成的結垢阻塞、管線鏽蝕等等問題，在 1993 年停止運轉。曾經設置於馬槽地區的「地熱利用研究中心」。（圖像來源：工業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儘管時移世易，將地熱資源用於發電的理想，並未因為這些挫折而消滅。 2018 年，經濟部再度號召組台電、中油、工研院及中央地質調查所（今已整併為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等產官學研單位，組成「地熱發電國家隊」，在宜蘭仁澤進行地熱井的鑽探。 2023 年，「仁澤地熱發電廠」正式運轉。同時期，許多民間公司也積極投入地熱發電事業。例如陽明山區的硫磺子坪一帶，正如火如荼進行地熱電廠的建設。另一方面，清水地熱發電廠也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推動之下恢復運作。地熱發電的理想藍圖，已漸漸落實到我們的生活之中。新技術、新材料的運用，使得當今的地熱電廠能夠克服過往的技術瓶頸，提升運轉效率。未來，蘊藏在地底下的熱能，或許真的為夠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創造豐沛而潔淨的電能，成為推動臺灣前行的嶄新動力。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臺灣地熱大事記」，工業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地熱開發與酸蝕問題〉，經濟部能源局網站，2015年11月5日。王仕琦採訪撰稿，《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第8章，「發展地熱發電」，頁152-153。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發展之研究（第二篇）》（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頁296。〈地熱開發的遠景〉，《聯合報》，1965年6月5日，第11版。〈台電考慮建地熱發電廠二萬瓩〉，《經濟日報》，1967年7月5日，第2版。〈大磺嘴﹐馬槽﹐熱氣冒出歡笑﹗發電呵﹐有了——永遠用不完的燃料﹗〉，1968年6月29日，頭版。〈我們就要用地熱發電了〉，《經濟日報》，1968年12月4日，第2版。〈地熱發電通過預算即向國外購買機器〉，《經濟日報》，1968年12月7日，第2版。〈地熱發電正擬長期計劃首座地熱發電廠三年內可設立〉，《經濟日報》，1969年8月3日，第2版。〈我們在加緊開發著新能源——地熱，將用於發電及工業〉，《經濟日報》，1974年1月13日，第2版。〈全台首座火山地熱發電新北金山四磺子坪1MW先導電廠將商轉〉，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3年10月4日。〈地熱發電國家隊成果首發台電宜蘭仁澤地熱啟用年發近500萬度綠電〉，台灣電力公司網站，2023年10月24日。

1948年初，台灣電力公司的一間辦公室裡，照常傳來了打字機的聲響。平時，機電處的古太太總是坐在這間辦公室裡，熟練地操作著檢字盤上的手柄。不過這天，古太太的位子上，卻坐著一名男性打字員。根據當時台電內部刊物的報導：古太太那天可能是臨時有事，請假去也，遂找了自己的丈夫前來代班。據說，古先生打起字來「能力不弱」，反倒讓人誤以為他是台電專門聘用的男性打字員呢！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為什麼會在一本雜誌當中，特別被記錄下來呢？其實，這是因為在當時的臺灣，打字員多半是由女性出任的工作，男性打字員並不常見，也難怪前來代班的古先生會引起眾人側目。早期台電所使用的中文打字機。（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實際上，若放眼整個世界，我們也會發現：打字機對於20世紀的女性而言，是幫助他們走入職場的一種關鍵道具。換句話說，台電的古太太並不是一個特例。在世界各個角落，也還存在著許許多多以打字為專業技能、為企業奉獻一己之力的女性職員。當他們集體放假的時候，企業賴以運作的各項文書製作與傳遞，甚至可能因此停滯。換言之，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其實在過去的許多企業裡，都扮演了很重要的小螺絲釘。上述故事，摘錄自《穿越文檔記憶：台電文書檔案業務演進回顧》。在這本書的脈絡裡，打字員古太太所代表的，其實是台電內部行政作業的一項重大改變，也就是打字印刷的公文數量不斷在增加。操作打字機是一項專門技術，得聘用專門人才來執行業務。到了1980年，電腦的引入，又再次改變了各種文檔的製作流程。而不變的是，每個時代的每一種文書制度背後，一定都有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日夜為了文檔工作而操作著鍵盤、紙筆等等工具。 1948年台電《勵進月刊》所收錄的打字員小故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兩個時代的接軌實際上，以台電的公司量體規模與企業悠久歷史而言，整個文書檔案業務自然是非常龐大且複雜的運作體系，其相關組織演變、工作方法與工具改良等歷時性發展，必然有大量值得紀錄與探掘的故事。如同本書第一章〈以檔為史〉所述：台電在1957年即已統合相關規章，印行《文書處理工作手冊》，試圖讓整個組織在文書作業方法上趨向一致。比起政府機構在1973年訂頒的《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手冊》，台電這方面的起步更早，顯見組織內部早已認知到相關工作的重要性。在這件1947年的珍貴歷史檔案當中，可以見到歷史人物孫運璿的名字。（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穿越文檔記憶》從日治時期以毛筆、宣紙書寫的公文檔案開始談起，一路談到戰後的接收如何與舊有體系接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接軌」，不僅只是作業規則的由甲換乙，他更牽涉到所有人如何共同適應這套新的體系，其中也包括語言習慣。作者在第三章〈漸成方圓〉當中提到一個小故事，說的是戰後初期台電的本省籍員工費盡苦心，學習使用新的公文格式，但卻每每遭到大幅刪改，飽受挫折之餘只能搖頭大嘆「莫辦法」。也因此，台電如同當時臺灣其他的國營事業，也開辦大量的「國語訓練班」。這些故事細節，呈現了大量文書檔案背後的人群，如何努力適應時代與環境的變化。 1938年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事業一覽圖」，這類圖表也是檔案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文檔不只是文檔除了內容之外，公文書的製作方式、蓋用印信、傳遞流程等等，也需要一套嚴謹規範。第四章〈行雲如水〉探討的正是這些規程的演變。從古太太所操作的打字機到現代的電子化公文系統，數十年來台電文檔體系的重大演變，皆在這個章節有簡要交代。而在近年來，檔案的價值開始受到注意，台電數十年來所累積的大量文檔亦須妥善收儲、管理。在這方面，台電秘書處的工作饒有成果，在政府機關檔案的「金檔獎」當中屢屢獲得獎項，顯見其深受肯定。本書的最末一章〈話外之話〉，請到了幾位不具名的「文檔英雄」，也就是在台電內部長年負責文書檔案業務的工作同仁，分享各自在職業生涯裡的心路歷程。如同其中一位「文檔英雄」所述，台電檔案的文化資產價值其實相當巨大，這些文檔不僅見證了台電人的心血付出，同時也保存了臺灣電業的大量歷史線索。文檔不只是文檔，是全民共同的文化資產，翻開《穿越文檔記憶》，我們將會看見這些資產的留存，如何被一個企業用心地處理並留下紀錄。＊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跨越時代的台電文檔作業儘管日治時期的文書檔案有相當數量在空襲中焚毀，但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到接管委員會時期，從各地收繳而來的日治時期檔案及新產生檔案，數量也十分可觀，整理起來是一大工程，而公司甫成立人手不足的問題，更讓掌理文書檔案業務職員感到壓力。據1948年《勵進月刊》第13 期所刊載，一名總務處職員的回憶：「當時走進總務處，到處都呈現緊張的鏡頭，表現出工作繁忙的景象，文書方面最需要的是管卷加強工作，許多各界前年的案卷移來歸檔及日治時期之案件整理，都要增加人手，此外油印文件日增，人手不敷，擬由專員管理油印室事宜。」如何讓文檔工作與日治時期接軌，是戰後初期從監理、接收到台灣電力有限公司時期的重要課題。首先遇到的第1 個挑戰，就是本省籍員工不諳國語文的問題。依據1946 年底的統計，台灣電力有限公司的員工有1,241人，其中本省籍有945 人，超過4 分之3。然本省人甫接受完日本50 年統治，慣用日本語文法，不熟悉新的國語及文字，在書寫處理公文上產生困難。為此，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時期台電即已開辦「國語訓練班」，召募高等學校畢業以上學歷者，進行為期6 星期的國語訓練，高等學校畢業在日治時期已是屈指可數的高學歷。在各區處，也紛紛舉辦訓練班、作文及演講等各種比賽活動，以加強職員國語文訓練。如1946 年新竹區處為了解員工國語程度，特別舉辦本省籍員工筆試，共有3 試：第1 試是將「國語學不好不但上課成問題將來做事都很困難」這句話任選10 字加上注音符號；第2 試是將日文翻成中文；第3 試是作文，題目是「我的日常生活」。訓練國語文工作難以一蹴可及，直到1954 年，日本統治結束已將滿10 年，總務處還曾經基於台電各單位往來文件仍參雜日文，而發文各單位要求切實執行公文不得沿用日文的規定。公文格式的適應是另一項挑戰。由於日治時期的公文格式與戰後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日治時期任職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老員工，處理新的公文格式也感到棘手。1947 年發行的《勵進月刊》第7 期曾刊載題為「高元老搖頭無辦法」的故事，主角營業係長（相當於課長）高元老：「每遇各項業務必躬親處理，致每日桌上文牘常滿。光復後，祖國文化輸入，公文格式自亦隨而改制，高係長幼讀漢書，經綸滿腹，對該係文件不肯假手他人，誰知費盡心血自擬底稿，正以為理通辭達之傑作，竟為鄭文書大刀闊斧刪頭削足，毫不留情謂不合公文格式，致使高老大搖其頭嘆曰：『太難了，太難了，莫辦法啊。』」這個故事鮮明描述了本省籍員工面對新公文格式的難處。（頁63-65）文檔作業人員的「職業病」文檔可以是很枯燥乏味的事，也可以是發現新奇事物的事，其轉變重點在於文檔人員的心態。文檔工作雖然看似無趣，一成不變，不過一旦認真的投入後，便會發現檔案裡有很多平常我們不知道的事。「1970 年代文書課的工作，尚有刻鋼板、打蠟紙，然後透過油印印出公文，最後再經由公文書逐頁撿併、裝訂才告完成，煞是辛苦。如今，技術突飛猛進，許多文書工作都已不似以往，科技的進步減輕了人力，縮短了工作完成時間，真幸福。」此段由文檔作業人員細數昔日與現今文書作業的情形，可見文檔作業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時俱進，不斷邁向符合時代潮流的作業。文書及檔案的業務內容相當細密繁瑣，實務上也經常會遇到各種狀況。台電公司歷年來針對文檔業務開辦許多在職訓練課程，在台電公司的導師制度下讓新進人員在主管及資深同事的協助，逐漸瞭解文書及檔案業務，並透過實務累積經驗，進而傳承、提攜後進。此外，台電的文檔同仁還組成了即時通訊群組，彼此切磋交流業務經驗，通力合作解決各種狀況。如同大家所知文檔作業流程包括收文、交辦、擬判、發文及歸檔等五大步驟，而台電文檔同仁也會將這些業務流程，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在處理生活大小事時，他們會格外注意時間管理，也會依輕重緩急、優先順序陸續完成。而「一事一案」為原則也深刻烙印在他們心中，甚至有同仁會運用專案管理的精神規劃出國旅遊行程。此外，在整理日常生活用品、管理個人文件、甚至是採買服飾及居家用品時，也會應用檔案分類編案的精神，予以分門別類整理；而延續檔案保存年限、檔案鑑定、銷毀作業概念，也會應用在整理家居上，將各項物品歸納分類再賦予生命週期，進而決定將它永久保存或資源回收（銷毀）。他們總是笑稱「這也是一種職業病」！但能將工作經驗實踐於生活中，這是屬於台電文檔人的獨特文化與驕傲。透過他們的分享，我們可以深刻瞭解文檔文化其實也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只是我們有沒有看見它，文書檔案是文化也是生活。藉由文檔概念的建立，深耕個人的文檔意識、強化檔案管理的主動權，也讓我們與善（止於至善）的距離愈來愈近了。文檔業務為各式業務工作的基石，好比一棵大樹，根基需穩固後才能正常茁壯成長，各項業務藉由同仁之間彼此合作，溝通與協調，而能更順利推進實行。在處理各項業務的同時，也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想法，和處理事情的方式。（頁144-147）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官營與民營之間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作者：張哲翰獅子頭圳與美濃地區農作人家的生計，有著緊密的關聯性，然而這宛若人體內心臟與微血管、動脈、靜脈的血液循環系統般漫佈在美濃地區的水圳，其實是由許多埤圳串連而成的。美濃地區的開墾可以從清乾隆時期說起，乾隆元年（1736年）先是有來自廣東鎮平縣客家人林豐山、林桂山率領四十餘人開始在美濃的西北山麓一帶開墾，形成最初的「瀰濃庄」；而林氏兩人的開墾成果，吸引了家鄉更多人的到來，乾隆二年同樣來自鎮平縣的涂百清率領二十餘人來到美濃於東南方靠近荖濃溪一帶開墾，形成龍肚庄；乾隆三年又有劉玉衡率領一百五十人於美濃北部竹頭角一帶開墾；乾隆十三年，李九禮則率眾開拓美濃中部中壇一帶。至此，美濃地區各聚落日漸繁盛，美濃一帶的規模則具雛形。就地理水文來看，美濃西北、北至東南皆有山脈，由山上流下的溪流北有大坑溪、水底溪、雙溪、羌子寮溪、大平溪、橫溝等匯聚於美濃溪，流過中壇，流進楠梓仙溪；至於美濃東南至南方，則有荖濃溪懷抱。兩溪最終皆流入高屏溪出海。雖然美濃平原平坦，但為了更有效利用周圍水源，因此伴隨著開墾就逐步有埤圳的建設，像是龍肚一帶在乾隆三年開始便逐步開鑿「龍肚古圳」，將荖濃溪水從龜山與獅山之間引入庄內灌溉，遍及龍肚各處甚至有餘水分流至中壇、柚子林，甚至在龍肚庄的開庄伯公壇龍肚庄里社真官伯公祭祀中，也祭祀著「水利三恩公」；乾隆十三年，瀰濃庄民劉能又開鑿了「中圳埤」（即今之「美濃湖」），位於羌子寮溪與大坑溪匯集處，並且具有管理下游水量的功能，每年五月即將提防門打開，讓湖水排盡，以備雨季的豐沛水量，稱為「掘埤頭」，九月雨季過後，在堵起堤防門蓄水，稱為「築埤頭」，形成獨特的文化生態；另外，還有柚子林圳、雙溪圳、九芎林圳、中壇圳、不知名的小圳獅子頭圳等，只是雖然能夠灌溉大片農地，但由於枯水與豐水期的落差，水源並不平均，往往還是要「看天吃飯」。日本時代之後，這些屬於民間自行管理的埤圳，在1901年「台灣公共埤圳規則」公佈下，當局期望各自的民間單位與埤圳能夠整理與統合成為受官方掌握的公共埤圳組織，1905年首先將獅子頭圳、龍肚圳、中壇圳、柚子林圳組合成為「獅子頭公共埤圳組合」，並將各圳首尾串連，統一稱為「獅子頭圳」。只是公共埤圳的發展緩慢，並不足以實際遍及美濃各地農地。同時，隨著高雄港建港的需求，再加上台灣南部還未有電力設施的建設，因此幾經調查，台灣總督府決定利用荖濃溪水與獅子頭圳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因此在竹子門山打通一條引水隧道，將荖濃溪水引入進行發電。此計畫於1907年9月動工，1909年10月竹子門發電所（即今日「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竣工、12月開始供電，發電後的尾水也排入獅子頭圳。電廠建設期間，台灣總督府附屬的拓殖公司「三五公司」，望見竹子門發電所未來將會把尾水穩定排入獅子頭圳，著眼於其發展潛力，申請入墾中壇以南的南隆農場，並要求獅子頭圳的灌溉。因此1908年12月起，獅子頭圳擴建工程啟動，1911年全數工程完工，同時也廢止獅子頭公共埤圳組合，將獅子頭圳提升為官設埤圳，由官廳直接管理，而獅子頭圳廣泛的灌溉也大大影響了南隆地區的農業生態，為美濃地區稻米、甘蔗、芭蕉、菸葉的種植發展打下深厚的基礎。此後，在1924年，進一步將中圳埤、九芎林圳併入獅子頭圳，管理組織也改為「獅子頭水利組合」，也以組合員為地方人士，讓總督府的控制力深入到農村網絡之中，有效達成總督府期待的農業推廣目標。只是另一個插曲是，最初的供電範圍以阿緱、台南、打狗為優先，竹子門發電所所在的美濃地區並未供電，直到1914年才擴及蕃薯寮街、旗尾庄，至於美濃一帶則是要到1918年1月土壠灣發電所（即今日「高屏發電廠六龜機組」）正式發電後，才為台灣南部大部分地區帶來供電。但無論如何，從如此脈絡的爬梳，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竹子門發電所，抑或是獅子頭圳，其實與地方居民無論在生活用水、在農耕用水、工業發展上，有著緊密的關係，若不是竹子門發電所穩定的供水，獅子頭圳可能就仍是需要依賴老天爺決定灌溉水量的枯或豐，也就無法打造美濃地區成為南臺灣的農業重鎮。戰後竹門發電廠人員協助獅子頭圳疏通。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龍肚庄居民農耕情況。圖片來源：《美濃庄要覽》，高雄：美濃庄役場，1938，台灣圖書館典藏。－－－－－－－－－－－－－－－－－－－－－－－－－－－－－－－－－－－－－－－－－－－－－－－－－－－－－－參考書目：《美濃庄要覽》，高雄：美濃庄役場，1938，台灣圖書館典藏。《臺灣日日新報》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傳說：竹門秘境微光往事》，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1926 年 10 月 10 日，是臺灣史上值得銘記的日子。這天，留學東京的臺籍西畫家陳澄波，成為第一個以繪畫作品入選日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臺灣人。值得注意的是，陳澄波的這幅《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描繪了故鄉嘉義的街道風景。而在畫面中，我們會發現一個醒目的現代化元素，也就是排列在街道兩旁、一根根矗立的電線桿。陳澄波首度入選的《嘉義街外》目前僅有照片留存，但畫面裡的電線桿依舊醒目。（圖像來源：LY@Wikipedia）陳澄波與嘉義市的電力建設若試著翻查陳澄波的其他畫作，我們會發現他的城市風景畫裡，電線桿是個經常出現的街景物件。在他第二次入選帝展的《嘉義街景》這幅畫裡，電線桿更是被擺在了正中央，宛若刻意強調它的存在。一個生活在日治時代中期的臺灣畫家，為什麼對於電線桿會如此著迷？關於這點，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從陳澄波及其同時代人的成長背景，來做些推敲。陳澄波在 1895 年出生於嘉義，那年日本也正好開始統治臺灣。因此，在陳澄波的成長過程裡，想必目睹了這座城市裡各式現代化建設的逐一出現，電力設施亦是其中之一。 1913 年，當「嘉義電燈株式會社」在當年秋天開始向整座城市供電的時候，他正好離開故鄉到臺北求學。可以想像，當他每一次趁著學校假期回到嘉義，發現熟悉的故鄉街道，竟然一處處接連樹立起電線桿，並且在夜晚亮起了街燈，那樣的巨大轉變，或許也在他心裡也留下了強烈的衝擊感吧！陳澄波1927年的作品《夏日街景》，呈現當時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附近的景象。（圖像來源：開放博物館）城市風景畫裡的電線與電桿有趣的是，在陳澄波的風景畫裡，電桿雖然醒目，電線卻被刻意省略掉了。身為畫家，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描繪的景物，也可以略去那些對於構圖、美感等等較不利元素。當然，每個畫家的選擇不見得相同。我們看同時代的日籍畫家小澤秋成，他的《臺北風景》裡除了同樣引人注目的電線桿以外，也隱約能看到橫過天際的電線。小澤秋成對於「電線桿」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曾在一次採訪當中說道，許多人總認為電線桿看了礙眼，但他卻想要透過電線桿把「線條的魅力」帶進畫面當中，另一位畫家鄉原古統描繪臺北城裡熱鬧的街道，電線在十字路口上空的縱橫交錯，使畫面顯得更為鮮明。如同畫裡所呈現的那樣，越是熱鬧的城區，電桿、電線的建置也越趨密集，對於城市景觀的影響也就更形巨大。 1931年小澤秋成的作品《臺北風景》。（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鄉原古統筆下的臺北榮町，圖中的街道是今日臺北市的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圖像來源：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國家文化記憶庫）電桿、電線與城市生活電線與電桿的過度密集，有時也會引起民怨。 1890 年，日本東京的電力建設正如火如開展，《東京日日新聞》的一篇報導卻說道，這座城市裡的許多老百姓已開始覺得自己像是生活在蜘蛛巢裡（東京市民は蜘蛛の巣の中に生活し居るかと怪まるる程なり），舉目四顧，全是密密麻麻的電線。這篇報導刊出的時間點，距離東京地區的第一盞電燈亮起才不過短短八年。從歡欣鼓舞到表露嫌惡，東京人對於電力建設的態度轉折，可謂極其迅速。日治時期，當電線桿剛剛出現在臺灣人眼前的時候，或許也還沒那麼令人反感。街道上出現電線桿，代表鄰近家戶已經能夠向電力公司申裝燈泡、電扇，走進現代生活。 1924 年，新竹仕紳黃旺成的新房子剛蓋好不久，舉家喬遷的第一天，他便趕快要找工人，自費裝設電線桿，讓新家可以點燈。話雖如此，電線與電桿的設置，也不全然與好事相關。居住在豐原的臺籍仕紳張麗俊，則在 1936 年 7 月 31 日參加朋友的喪禮。但他發現典禮會場緊挨著街上的電桿與電線，導致帳幕難以張開，輓聯也沒辦法被懸掛起來，令他著急的不得了。另一位著名仕紳林獻堂則在 1929 年 12 月 21 日的日記裡，寫到四弟林澄堂的妻子到臺中看牙醫，回程途中乘坐的車子卻不慎撞上電線桿，才剛治了牙痛，卻又傷了臉頰。這種汽車撞上電線桿的車禍事件，在日治後期的報刊屢見不鮮。比如《臺灣新民報》在 1938 年 4 月提到彰化一輛卡車撞倒電線桿，導致整座城市瞬間停電。 1940 年 2 月，一篇報導則說高雄有兒童巴士為了閃避電線桿而不慎翻覆。隨著電桿佈設的密度越來越高，這類與電桿相關的事故，自然也就越趨頻繁了。電線桿廣告也能收費？不過，密集設置的電線桿，也可能在城市裡發揮其他功能。日治前期，由總督府作業所建設的電線桿，就曾經設置廣告版位，讓商家付費宣傳。只要付一圓不到（約等於當時許多臺籍工匠的一日工資），就可以在市區裡的某個電線桿上張貼三個月的廣告，聽起來頗為划算。有個例子是日治初期開設於臺南的知名藥局「愛生堂」。 1910 年，當臺南市的電線桿開放廣告申請以後，他們便率先買下不少版位。透過密集的電線桿，讓自家廣告頻繁出現在群眾眼前。愛生堂在廣告方面非常捨得花錢。根據報導，這家店鋪剛開幕的時候也曾砸下重本，組成廣告隊伍，在臺南市區整整遊行了一整個禮拜。當時的報導說道：這種事情在本地前所未見，愛生堂可說是首開風氣。同樣的，當「電線桿廣告」這種宣傳管道出現以後，愛生堂也依舊要搶在前頭。至於這些電線桿廣告究竟為他們帶來多少業績？恐怕也只有業者自己知道了。 - 距今不過二、三十年前，臺灣各地的電線桿也曾經被貼上各種聖經標語、房產廣告。不過，隨著電纜地下化工程的逐步開展，電桿與架空線路逐漸減少，前述的雜亂景象也變得少見。從陳澄波成長的時代開始，在臺灣密集建設的電桿與電線，曾是一道醒目的城市風景。如今，那樣的景象正從我們的生活裡逐漸退場。至於與之相關聯的歷史記憶，則仍舊留存在種種的文獻材料當中，等待著我們仔細找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蔡承豪，〈側寫嘉義電力發展史從陳澄波畫作中的電線桿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386期，（臺北，2015），頁90-102。〈愛生堂藥房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3日，第5版。〈電柱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5月10日，第4版。〈電燈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8月21日，第6版。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36年7月31日。

作者：張哲翰谷關發電廠（即今日「大甲溪發電廠谷關分廠」）於上谷關開啟了引用大甲溪水發電的工作。1957年，谷關工程處成立，在此之前，因應韓戰的爆發，美國為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提供美援支持臺灣建設發展，其中就包含電力設備的擴充，像是1952年完成天冷發電所（即今日「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並建立起其附屬的白冷社宅街；[1] 而「大甲溪水力發電計劃」[2] 還未結束，谷關即是下一站。谷關工程處成立之後，部分建設經費仍是屬於美援資助，因此由美國懷特工程公司（J.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派駐工程師尼德夫先生（Mr. Neiderhoff）審查興建工程，建設期間時常發現不良的鎢碳鋼鑽頭，影響了谷關發電廠的興建速度。[3] 谷關發電廠內發電機轉子就定位。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谷關工程的隧道貫通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壩基挖掘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961年，谷關發電廠完成了1、2號機併聯發電，直到1966年，這才將3、4號機併聯發電。因此，除了使用不良鑽頭延緩電廠的興建速度外，裝機之間的空窗期，面對颱風不斷的台灣，可以說是危機四伏。1963年9月10日，侵襲台灣的葛樂禮颱風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當時等待裝機的3、4號機處，已經是一個大坑，具有水管相通上閥室，暴漲的溪水源源不絕地湧入上閥室，順著水管流到3、4號機裝機處，若無法阻止溪水湧入上閥室，整個谷關發電廠可能將會就此被淹掉。時任谷關發電廠電機工程師的耆老張良棟先生，眼見若不盡快處理，事態將一發不可收拾，故決定冒險涉水，在淹滿溪水的上閥室中，找到進水的洞口將其堵住。所幸張良棟先生順利完成任務，否則電廠可能因此完全被淹沒。但我們也確實看到，在缺乏相關經驗下，谷關發電廠的建設其實未能因應台灣夏秋兩季多颱風的情況，給予適當的防颱準備，因而造成發電廠危機的產生。最終，為感念張良棟先生救災有功，時任台電總經理的孫運璿給予張良棟先生記功一次，以公文為憑證。總經理孫運璿給予張良棟先生記功一次。圖片來源：張良棟先生提供至於「大甲溪水力發電計劃」的下一個目標，則繼續朝上游前進，在1959年成立達見工程處，1963年，谷關工程處完成階段性任務，遭到裁撤，部分人員直接成為谷關發電廠營運人員，部分人員則是直接被達見工程處接收，並在1970年完工青山發電廠（下達見發電廠）、1974年完工德基發電廠（達見發電廠）。然而，多災多難的谷關發電廠仍陸續受到颱風的挑戰，像是2001年桃芝颱風，暴漲溪水，淹入谷關發電廠，所有設備都須全面更換，直到2008年谷關發電廠才復建成功。 2001年桃芝風災的谷關發電廠廠房洞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桃芝風災過後的谷關發電廠廠房洞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風災過後的清淤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風災過後發電廠內部抽水、抽油。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 《天冷水力發電施工報告》，台中：台電公司天冷工程處，1953，轉引自《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72；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73-74。[2]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66。[3]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113。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電扇如何登陸臺灣？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不過，作業所也承諾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電化生活」的預習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作者：陳韋聿 2023 年 11 月，臺中市一處挖掘虛擬貨幣的機房，遭檢調單位查獲「竊電」。也就是說，經營該機房的業者，擅自破壞了台電布設的電力供輸網絡，再私接電線到機房當中。一年下來，其所竊取的電力高達 1170 萬度。若換算成電費，竟然將近八千萬元！其實長期以來，「竊電」都是令台電備感頭痛的問題。畢竟輸電線路遍布臺灣各個角落，要全面監控這些線路，防範竊電行為，並不是容易的事。為了防堵日益猖獗的民間竊電，政府早在 1952 年即已頒訂《處理竊電規則》，台電內部也不斷發想各種方法。譬如 1950 年出版的第 46 期《台電勵進月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名為〈關於取締竊電的我見〉，提出了各種可行方案，譬如加固電錶的結構，使有心人士無法上下其手；增加稽查人力，指派專責巡察竊電情事的工作人員等等。另外，文章當中還提到台電當時採用的一種辦法，是透過高額的密告獎金，鼓勵民眾告發左鄰右舍的竊電行為。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密告獎金」，迄今也仍然存在——根據 2010 年公布、 2019 年修正的台電〈追償電費處理要點〉第五條，若有竊電情事，「經人舉發而查獲之案件，就追償電費收入之淨額提撥百分之十作為舉發人密告獎金」，每案最高以十萬元為限。 2020 年 6 月，雲林線警察局斗南分局就曾因為破獲轄區內的竊電案件，獲得台電頒贈這項獎金呢！隨著科技進步，近年來台電開始致力打造「智慧電網」，透過自動回傳的用電資訊，系統可以判斷出哪裡出現異常情況，使竊電無所遁形。 2024 年以後，台電將會投入 80.9 億經費，加速智慧電網的布建。這一新世代的工程完竣之後，竊電的「密告獎金」，恐怕就再也派不上用場了吧！ 1950 年刊登於《台電勵進月刊》的〈關於取締竊電的我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查竊電台電：不只警方、民眾檢舉也能領獎金〉，「自由時報」網站，2020年6月29日發布。〈台電3年砸近81億加速布建智慧電網〉，「中時電子報」網站，2023年3月27日發布。

在臺灣，喜愛爬山的人必定都知道「能高越嶺道」。這條橫越臺灣中部山區的道路，沿途風光明媚，曾吸引無數國內外的登山客前往朝聖。 1917 年由日本政府動工興修的能高越嶺道，是為了監控山區情況而設置的「警備道路」。不過，它的東部路段，在 1925 年曾經過修改。原先的「舊道」必須越過奇萊山區，海拔高度達到 3,307 公尺。改道後，人們只需登上海拔 2,800 公尺左右的「能高鞍部」，就能跨越中央山脈 —— 這條「新道」的攀登難度，顯然比「舊道」友善許多。能高越嶺道的登山健行風氣，大抵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漸漸醞釀成形。佐藤春吉與他的旅行紀實 1926 年 7 月，臺北第一中學（即今日建國中學）的教師佐藤春吉率領著 10 名日籍學生從南投霧社出發，循著能高越嶺道的「新道」，徒步走完四天行程。翌年，他將這次的登山經驗寫成文章，發表在剛剛創刊的《臺灣山岳》雜誌。佐藤春吉的文章，提示了旅途中的交通、住宿等種種實用細節，可說是一份詳盡的旅行指引。更重要的是，透過他的紀實性描述，許多讀者都發現這條陌生山徑並不可怕，沿途更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華麗美景。同一時期，日本政府也積極在臺灣推廣登山活動，許多學校也紛紛成立同好社團，喜好爬山的人群逐漸增加。這些登山愛好者，自然也想要循著佐藤春吉的指引，前往能高越嶺道一探究竟。佐藤春吉的旅行紀實〈能高越〉，與刊登該文的《臺灣山岳》雜誌創刊號封面。（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30 年代的登山風氣 1930 年的「霧社事件」，使得臺灣中部的山林，一度籠罩在殺戮的陰影之中。但在事件平息後，能高越嶺道上的人潮很快又恢復過來。此外，隨著「國立公園」的倡議興起，臺灣的山林美景，又進一步透過廣告宣傳被更多人所看見，登山風氣也跟著助長不少。由於登山隊伍漸漸增加，使得警察機關必須在能高越嶺道上挪出數個警察「駐在所」，將之設定為「指定宿泊地」，為登山客提供住宿服務與簡單飲食。設備越完善，對於普遍民眾而言也更容易親近。日治晚期，攀登能高越嶺道的行程，已被收錄在一些大眾導向的旅遊手冊當中，可見這條登山路線變得越來越普及化。日治時期設置於能高越嶺道上的「能高駐在所」，被譽為「檜木御殿」。它的建築規模宏大、設施齊備，對於早期的登山客而言是重要基地。（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東西輸電線與保線所二戰來臨後，臺灣的社會大眾自然無心登山，能高越嶺道也在 1940 年代中期因為自然侵蝕而嚴重損毀。直到 1950 年，台灣電力公司決定沿用日治末期的計畫，循著能高越嶺道建設「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將花蓮地區水力電廠生產的剩餘電力送往臺灣其他地方，這條道路才迎來修復契機。東西輸電線完工後，能高越嶺道也成為台電「保線員」的工作道路，原先分布於沿線的一些警察駐在所亦變更用途，成為「保線所」（亦即保線員的工作站）。 1950 年代以來，能高越嶺道的登山風氣復甦，這些保線所也成為登山客經常借宿的地方。其中，「天池保線所」更在 1986 年重建為「天池山莊」，成為專門的山屋。近年來，「檜林保線所」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接管後，也將重新規劃為住宿場所，繼續為山友提供服務。 1953年為了紀念東西輸電線竣工而建設的「光被八表」紀念碑，後來也成為能高越嶺道上的著名景點。近年來，紀念碑已在自然力量的侵蝕之下斷裂，如今仍以遺跡形式保留於原址。（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能高越嶺道的百年故事回顧能高越嶺道的歷史，最初它是日本時代的警備道路，後來又成為東西輸電線的建設基礎。與此同時，登山風氣的興起，更驅使人們走進山林，讓它變得越來越熱鬧。包括東西輸電線在內，過往歷史的諸多遺跡，迄今仍是能高越嶺道的沿線風景。下次，若你有機會造訪這條山中古道，不妨仔細留意路旁的種種線索。除了雲瀑、斷崖等等壯麗風景之外，或許你也會在旅行途中，驀然看見這條道路百年來的歲月變遷、盛衰起伏。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佐藤春吉，〈能高越〉，《台灣山岳》，1（臺北，1926），頁 50-62 。

用雙手打造電力事業：老台電人的輸供電工程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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