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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儀器製造商「玉屋商店」與台電文物典藏

更新日期:2025-08-18

作者:陳韋聿

「電業文物典藏」網站收錄了早期台灣電力公司「電源開發處」曾經使用的諸多科學儀器與工具,其中包括「玉屋商店」製造的三種產品,分別為平板測量儀求積儀鋼捲尺。觀察前兩部儀器的外盒,可以見到該公司的商標圖樣、英文名「TAMAYA CO., LTD」以及「GINZA TOKYO JAPAN」(即日本東京銀座)等等資訊。

玉屋商店其實是一家歷史悠久的測量工具與儀器公司,日本許多政府或民間機構目前也都還保存該公司出品的精密器械(諸如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仙台市天文台東京大學駒場博物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玉屋在 19 世紀的崛起,與日本近代史的脈動息息相關。另外,這家公司在日本的儀器技術史上亦頗具重要地位,值得我們仔細做些歷史考掘。

台電典藏的「玉屋製平板測量儀」
台電典藏的「玉屋製平板測量儀」。(圖像來源:電業文物典藏網站

 

玉屋商店最早其實是創業於 1675 年的眼鏡製造商。江戶時代( 1603-1868 )初期,眼鏡在諸多西洋舶來品當中市場需求量較大,也較有商機。一些日本工匠在掌握鏡片打磨、鏡架製作等工藝技術以後,遂陸續在城市裡開設「眼鏡屋」,為富有階級提供這種要價不菲的商品,玉屋應也是誕生於同樣脈絡底下。

不過,「眼鏡屋」的業務範圍不只是眼鏡,也會擴及同樣需要精細手藝的鐘錶與其他舶來品。收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站裡一張江戶時代後期的印刷品,清楚揭示了當時玉屋商店所販售的商品內容,包括各式眼鏡、時鐘、大方儀(經緯儀)、小方儀品(指南針)、分度矩品(量角器)……等等。

早稻田大學藏「御眼鏡細工所」早稻田大學藏「御眼鏡細工所」。(圖像來源: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玉屋商店的店址後來從橫山町轉移到南邊一點的銀座地區,出版於 1885 年的《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可以清楚見到它的店面形貌。從圖像內容來看,建築物正中間的「玉屋/T. TAMAYA」招牌兩側,各別寫有「時計眼鏡」與「測量器械」的中英文字樣,兩者當即該公司的主要營業項目。圖像右側的文字資訊顯示:當時的玉屋剛剛在 1881 年東京上野的第二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當中獲獎,另外在東京的「芝區」已有分店,該公司的業務顯然已有長足進展。

玉屋商店的生意是怎麼成長起來的? 1910 年出版的《諸官省用達商人名前編》介紹了該公司的創業史,同時提到它崛起的過程。原來 1868 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開始推動「地租改正」,全國精準丈量土地的需求大增,玉屋的經營者抓住機會,及早介入市場,成為政府機關經常採購的工具與儀器品牌,企業版圖亦不斷擴張。當時,玉屋的商品已經賣到中國、朝鮮,還準備出口到更遙遠的法國、墨西哥等地,被譽為日本頂級的測量儀器公司。

《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裡收錄的玉屋商店圖繪 《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裡收錄的玉屋商店圖繪。(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

「玉屋商店」在日本的儀器技術發展史上還有一件事情值得銘記。 1913 年,該公司曾接受東京天文台的委託,替它們製造經緯儀。其實在這之前,玉屋已經開始研發經緯儀的製作技術。 1906 年,從前農商務省延攬的中堀幾三郎便成功仿造進口器械,開發出兩種不同型號的經緯儀。 1920 年代,該公司更成功實現六分儀的國產化。一直到相當晚近的時代,玉屋及其後繼企業仍然以其儀器製造的技術精良而聞名。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了 1910 至 1937 年間玉屋商店的數本商品型錄。翻查最早的型錄,我們已能夠找到平板測量儀求積儀鋼捲尺等等器械。不過,後兩種工具在所有型錄當中,並未出現與台電典藏品相仿的型號,推測台電的玉屋製求積儀、鋼捲尺都是更晚期的產品。

1937 年玉屋商店的第 10 版型錄,收錄了一種「田村式平板測量儀」。這種盒裝器械裡的零組件內容,包括照準儀(alidade)、方框羅針、求心器等等,與台電典藏的平板測量儀非常相符。「田村式平板測量儀」在前一版型錄( 1932 )亦曾出現,但細節稍有不同,也許第 10 版型錄裡的儀器已經過改良。無論如何,台電典藏品就是 1930 年代已開始銷售的「田村式平板測量儀」,這點殆無疑義。今天,日本一些民間公司仍在販售同一種儀器(例如株式会社ソーキ株式会社ソシオコーポレーション)或製作使用教學。從器械內容看來,其整體形制仍與 1937 年的產品無甚差別。

同樣根據第 10 版型錄所揭露的資訊: 1937 年,該公司已經在東京擁有三家儀器生產工廠,並且在大阪、福岡等地設立營業據點。 20 世紀後期,該公司仍持續營運,一些雜誌上仍能得見其商品廣告。應當在 1983 年左右,玉屋改名為「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迄今仍活躍於日本工商界。

從 1675 年為江戶富豪服務的眼鏡屋,到 20 世紀國產測量儀器的領導品牌,玉屋商店的故事,也呼應著日本近代的歷史起伏。其實, 1937 年出版的那本商品型錄提到,玉屋曾經在 1927 年接獲臺灣總督府的訂單,將產品販售到臺灣來。我們大致可以肯定:將近百年以前,臺灣已經有人在使用玉屋製造的儀器。

今天,除了台電以外,臺灣還有一些機構亦保存著玉屋製的工具與儀器,例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量角器亞興本土測繪博物館的氣象觀測經緯儀等等。除了電力開發以外,這家公司或許還有一些產品,也曾參與早期臺灣諸多方面的建設開發。只是隨著測量儀器的迭代更新,這些器械已被塵封於某個角落。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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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裡的臺灣電業史 封面
古蹟裡的臺灣電業史

根據現行的《文化資產保存法》,臺灣的「有形文化資產」,分成「古蹟」、「歷史建築」等九個不同類別。其中,有五棟名列「古蹟」的老房子,都與臺灣電業史息息相關。這些老房子的身分是什麼?它們各自述說著什麼樣的故事?     〈古蹟裡的臺灣電業史〉純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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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 市定古蹟, 國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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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一次變電所, 施幹克, 狄寶賽, 美援, 台肥, 新竹五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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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蛙疊像t02
日月潭每天會升降兩公尺?抽蓄發電如何影響湖泊景觀

每逢乾旱,日月潭裡頭九隻青蛙疊在一起的「九蛙疊像」,總會成為新聞焦點。人們總以為:水面上能夠看見幾隻青蛙,反映的是日月潭的水資源是否充足。如果「九蛙」盡數露出水面,那就表示整個臺灣的乾旱嚴重,水情吃緊。 實際上,「九蛙」與日月潭的底部,還差了好一段距離。就算水位下降,使這些青蛙全數露臉,整個日月潭也還是保有85%的蓄水量。而且,這九隻青蛙的設計用意,也不是為了偵測水情,而單純是想讓大家注意到一個特殊現象——其實,日月潭的水面每天都在升降,而且落差高達兩公尺! 山裡面的湖泊,不像海水那般有潮汐變化,每天卻仍會有大量的水體消失、回流,這些水究竟流去了哪裡? 原來,日月潭的每日升降,其實是近代才有的現象。1985年,「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告峻以後,日月潭便開始成為抽蓄發電體系裡的「上池」。那些被引入管道、用於發電的湖水,則會流入「下池」(即明湖水庫)當中。 抽蓄發電的「蓄」,指的便是在夜間離峰時段運用剩餘電力,將「下池」裡的水重新抽回到「上池」蓄積。等到白天尖峰時段,再重新從「上池」引水發電。如此往復循環,日月潭的湖水也因此有了每日在夜間升高、在白天降低的現象。 時間來到1995年,「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也建設完成了,日月潭的每日升降,於是又變得更為劇烈。2001年,受聘於南投縣風景管理所的景觀設計師呂兆良先生,為了彰顯日月潭水位變化的這一特色現象,便著手設計「九蛙疊像」,並委託南投在地的藝術家沈政瑩先生進行製作。 緣於新聞報導的推波助瀾,「九蛙疊像」在今天的臺灣,已是廣為人知的特色景點。「九蛙滅頂」的特殊現象,也成了新聞媒體的關注焦點。有機會造訪日月潭,不妨仔細留意這九隻青蛙在湖面露頭的晝夜變化——其實,那才是「九蛙疊像」的原始設計者真正想讓你注意到的事情啊! 日月潭的「九蛙疊像」。(圖像來源: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網站)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日月潭抽蓄發電成典範 光輝歷史 風華再續〉,《台電月刊》,690(2020.6),頁6-11。 許瑛娟,〈日月潭九蛙現蹤跡抽蓄水力發電兼儲能永續利用〉,《台電月刊》,725(2023.5),頁33-35。

2023.12.01

冷知識

標題刊頭圖 Cover
台電LOGO的小歷史:原來外圍的三個圓圈代表這個意思!

台電 LOGO 遍布街頭,已成臺灣集體記憶。這個簡潔符號象徵電力,也承載少見設計史。依 1947 年檔案,我們將解密其 CIS 起源並洞悉時代脈絡。 從街邊的電線桿、變電箱、人孔蓋,到每兩個月寄來的電費單,台電的「公司徽」(LOGO)早已成為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符號之一。數十年來,這個圖案日日可見於我們的生活周遭,已然是近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這個簡潔鮮明的標誌,不僅是現代電力供應的象徵,更承載著人們的集體生活經驗。 你是否曾好奇,這個廣為人知的台電 LOGO 究竟於何時誕生?其設計的背後又隱藏著哪些時代脈絡?   設計溯源:1947 檔案裡的視覺原點 根據 2021 年發表於第 702 期《台電月刊》上的研究文章指出,台電 LOGO 首見於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日期在近代臺灣歷史中亦意義深遠)。現行版本的台電 LOGO,則是在 1947 年 4 月 5 日於台電公司內部正式公布。這份完整的「修正公司徽圖」公文,目前仍典藏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修正公司徽圖」公文。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可見到清晰的台電 LOGO。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   既然我們已追溯到最早的設計痕跡,同時代的檔案中還能解讀出哪些設計背後的故事? 其他單位典藏的台電相關檔案,或許能提供更多線索。例如,這份公文的「擬稿員」欄位,簽有「恕直」二字。透過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我們在「總經理室」編制中,找到這位 1946 年 5 月到職的副管理師「黃恕直」先生。檔案顯示,公司徽修正的函稿便是由黃先生負責擬稿,他在這組歷史悠久的企業識別 LOGO 誕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記錄了黃恕直的相關資訊。圖片來源 / 國史館   奠定 70 年,超越時代的設計規範 公文中可見 LOGO 完整圖樣與細部說明,連鉛筆訂正的痕跡都清晰可見,顯示設計並非一次到位,而是經過反覆推敲與嚴謹調整。修改後的完整版本,刊登在同年 4 月 30 日發行的台電《勵進月刊》上,從此正式成為台電的官方象徵。 檔案公文內容顯示,從 LOGO 本身的字體與符號顏色、「台電」圖形化後的長寬與角度、乃至於閃電符號的筆畫細節,皆有精準的數值規範。 這不只是一份設計草圖,它更像是一份工程圖說——每個元素的位置、大小、角度都經過仔細計算,不容許絲毫的隨意或偏差。 說明文字末尾特別強調:「凡應用本公徽,不論大小,均須按照上面標準繪製」——這句話看似尋常,卻透露出官方的慎重態度。無論是印在名片上的微小圖案,或是掛在大樓外牆的巨型招牌,都必須嚴格遵守同樣的比例與規格。 「修正公司徽圖」的說明文字裡,各個圖像細節都有精準的數值規範。圖片來源 /國家檔案資訊網   這種對視覺識別系統(CIS)的堅持,在現代已是設計產業慣例,但若回望 1940 年代的臺灣,這無疑是相當前瞻的概念。這些檔案細節,映證了台電公司自成立之初,便具備極嚴謹的組織性格——這不僅是單純的美學要求,更是一種對專業標準的堅持與細節的極致重視。 七十餘年後,這個 LOGO 無論出現在工程車、文宣品、員工制服,或街頭巷尾的任何角落,都始終維持著整齊劃一的樣式。仔細觀察便會發現,無論是在偏遠山區高聳的輸電鐵塔旁,或是都會區的小型變電箱上,閃電符號與「台電」二字始終是記憶中的模樣。這份視覺一致性,在今日或許理所當然,但若回到七十多年前,在印刷技術尚未標準化、各地施工條件差異極大的年代,能夠貫徹如此統一,其背後所需的組織管理能力與執行紀律,實不容小覷。 值得注意的是:台電 LOGO 中的閃電花紋,以及宛如正/倒三角形的「台」、「電」字樣,皆受到日治時期部分電力事業社徽的影響。而圍繞 LOGO 周邊的三環圖樣,則代表 1946 年出資成立台電公司的「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因此,包括今日常見的「中油」、「台糖」等,這些戰後初期由資委會成立的企業,其 LOGO 皆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這樣的時代共同點,是不是很有趣呢?   仔細觀察,你發現了嗎?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現行的 LOGO 都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圖片來源 / Wikipedia   從企業識別到生活印記 1952 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留存的歷史影像清晰可見,當時新竹變電所的門口,已能見到台電 LOGO 的標誌。 距離 1947 年「修正公司徽圖」發布不過短短五年,但新竹變電所門上的標誌,無論是閃電的折角、字體的幾何結構,乃至於外圈的三環比例,都精準再現了檔案裡「鉛筆訂正」後的設計細節。這顯示台電在戰後初期不僅致力於硬體建設,在企業識別的執行度上,同樣貫徹了嚴謹的意志。   1952年台灣電力公司門口的「台電」徽圖,施幹克(Hubert G. Schenck,前排右四)、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前排右三)和台電相關人員一同合影留念。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   儘管時代不斷變遷,今日的台電公司持續在廣告文宣上創新視覺設計,從社群媒體的活潑圖文到年輕化的品牌形象,皆試圖與時俱進地與民眾對話。然而,這個與公司歷史同樣悠久的 LOGO,承載著當年嚴謹的設計底蘊,走過七十多個年頭,已成為台電最核心且深植人心的視覺識別。 這個小小的標誌,卻濃縮了豐富的故事。從黃恕直副管理師在總經理室的精心擬稿,精確到角度與數值的設計規範;從日治時期電力社徽的影響,到融入資源委員會三環圖樣的時代印記;從戰後初期臺灣的重建氛圍,到今日遍布全臺的電力網絡——每一個細節,都是一段歷史的註腳。 下次走在街頭,當你的目光停留在電線桿、變電箱,或手中的電費單上時,或許能透過對每個小細節的觀察,感受到 LOGO 所連結的種種歷史線索。那個簡潔的閃電符號,不只是電力的象徵,更是近代臺灣發展的歷史見證;那些幾何化的「台」、「電」字樣,承載的不僅是企業識別,更是一整個世代的集體記憶:有一種雋永的經典,叫做台電 LOGO。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全宗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檔號A313310000K/0036/15/1/1/00。 〈臺灣電力公司「公司徽」圖〉,收錄於台電《勵進月刊》,1:2(1947),頁35。 〈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102-2499。 張椀喬、吳岱欒,〈解密台電×檔案—解碼台電公司徽街頭巷尾親切的來電標誌〉,《台電月刊》,第702期(2021.6),頁44-48。

2024.03.04

冷知識

台電舊東西線的故事
橫跨中央山脈的電力之路──台電舊東西線的故事

作者:謝達文 說起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故事,你會想到怎樣的景象呢? 我們最熟悉的畫面,可能是高雄港邊忙碌的工人,或者是歌曲〈孤女的願望〉裡臺北這座人們口中的「繁華都市」,以及都市裡正要聘請新人的工廠。除此之外,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人了解到近代臺灣工業發展背後「以農養工」的歷史背景,知道工業發展的資金大量來自農業部門,源於從南到北、從蘭陽平原到屏東平原上一片又一片的稻田。 至於花蓮縣秀林鄉的木瓜溪流域、南投縣仁愛鄉的霧社溪畔,以及位於兩地之間、屬於中央山脈的能高山呢?我們大部分人只會聯想到自然景色:慕谷慕魚、奧萬大、能高越嶺道。 聽來與經濟發展關係似乎不大,但其實這些地方的貢獻十分關鍵,我們大多數人之所以不了解,是因為他們的貢獻完全隱身幕後。 西部經濟發展的幕後功臣,是花蓮到南投的電力輸送 戰後初期,臺灣的發電模式以水力發電為主,而在這方面,台灣東部的條件較優,日治時期已有十座發電廠。相較之下,尚在工業起步的過程中的西部,電力供應便較為受限,台電於是規劃東電西送,要從位於花蓮的銅門電廠「送電」至南投萬大電廠,再進一步供給西部使用。 為此,台電必須興建東西聯絡輸電線,然而這樣的工程絕不容易。線路全長就高達45公里,已經超過馬拉松賽道的全長。即使位於平地,這也不是一項輕鬆的工程,何況東電西送要面對的地勢屬於山地;除了須經過知名的能高山外,部分區段高達海拔2580公尺,約等於5座台北101的高度,更是讓難度增加不只一個等級。 正是因為道路險阻而且漫長,工程人員必須臨機應變,面對各式各樣的困難。舉例而言,工程人員若要與夥伴溝通,因為彼此距離太遠,怎樣大喊也往往沒有用,但他們又並未獲配無線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遂發展出以旗子傳達重要指令的一系列遠距溝通辦法。以不同旗號象徵不同動作,比如看見紅旗就代表必須立刻停下手邊工作,遠距聯繫的難關才終於被克服。 要搭起輸電線,還得先在山裡開闢道路 除了輸電線長度和海拔高度以外,台電工程人員還面對另一項困難:在50年代初期,這段路僅有前19公里設有道路,而且也只不過是勉強可供車輛行駛的泥土路而已。因此,只要過了屯原一帶,工程車便無法進入。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員、器材究竟要如何通行? 為了讓工程順利進行,在建立輸電線之前,台電工程人員必須先自行修築道路,而道路的長度自然不能只有45公里而已。為了這項工程,台電動用上萬人次上山開闢「巡視路」,於1951年3月竣工,道路全長75公里,約等於國道從臺北到新竹的總長。 至於開路過程中所鋸下的樹木,台電也直接加以利用,讓這些木材成為支持輸電線的電線桿,解決了臺灣當時缺乏自有電桿的困境。 1951年11月底,在巡視路完成短短8個月後,「乙線179座雙桿型木柱線路」就已完工並開始送電,臺灣東西電力自此連通。到了1953年9月,「甲線127座細腰捻轉型鐵塔線路」也宣告完工。 日後,西部也陸續設有越來越多發電廠,但在戰後經濟建設最初的關鍵時期,臺灣西部因為東電西送的工程,因而有更穩定的供電來源。從花蓮到南投,45公里的輸電線、75公里的巡視路、上萬名的台電工程人力,承擔了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任務。 回到本文開頭所述的臺灣戰後經濟發展景象,無論是臺北的繁華都市景象,或者都市裡正在崛起的工廠,這些榮景的出現,其實都需要電力系統的支持。而東電西送的工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股隱形動力,也是值得我們銘記與緬懷的一段故事。 搭配影片:

2024.07.26

中央山脈, 東電西送, 台灣電力發展史, 電力工程

台電公司所設置的離岸風機。
離岸風機轉一圈,就夠你家用一天?

2025 年 1 月底,臺灣已設置的離岸風力發電機已達到 374 座,總裝置容量則來到 3.04 百萬瓩 —— 這些看上去十分龐大的數字,對於普遍的閱聽群眾而言,大致意味著臺灣的風機數量「越來越多」,風電在能源結構裡也「越來越重要」。 風機變得更多、更重要,說起來其實都有些抽象。那麼,有沒有一些相對微小的數字,能夠幫助我們更具體地了解風力發電機的運作效率呢? - 工研院「風力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製作的圖文懶人包,就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小知識: 若以一座裝置容量為 8MW 的風力發電機來看,在風速正常的情況底下,它的扇葉每轉動一圈,就能夠提供 13 度電。而根據台電統計: 2023 年,臺灣家戶的每月平均用電量是 338 度,簡單換算成每日用電量,則大約在 11 度左右 —— 換句話說,這部風機每轉動一圈,就足夠供應一個家庭的當日用電! 目前,正在臺灣西海岸如火如荼進行的「大彰化離岸風力發電計畫」,便已設置了 111 座 8MW 的風機。同樣位於彰化外海的「海龍風場」,每部風機的裝置容量,更將達到 14MW ! 風電建設,是臺灣的現在進行式,它同時也正在逐步改變這座島嶼的能源供應模式。所有這些風機的轉動,不僅能夠為我們的生活創造更多潔淨能源,也將推動臺灣朝向淨零轉型的目標大步邁進。 台電公司所設置的離岸風機。(圖像引用自行政院經濟部網站)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能源知識小學堂-再生能源篇〉,工研院「風力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連結) 〈離岸風電裝置容量大躍進〉,「聯合新聞網」,2025年2月6日。(連結) 〈全亞首座 14 MW 風機機艙!西門子歌美颯擴大投資 帶動在地供應鏈〉,「WindTAIWAN」網站,2024年11月13日。(連結)

2025.03.04

離岸風電, 海龍風場, 裝置容量

1882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
【臺灣百年電業史話06】電扇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 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   電扇如何登陸臺灣? 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 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 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 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   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 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 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   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   不過,作業所也承諾   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   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 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 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   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 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 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   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   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   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   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 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 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 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   「電化生活」的預習 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 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 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 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 〈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 〈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 〈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 〈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 〈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 〈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 〈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 〈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 〈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 〈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2025.12.26

電扇, 惠勒, 家庭電化

In The Nishimon Market Taihoku 1939
【臺灣百年電業史話03】電燈

"臺北自開點電氣燈以來,不啻於黑暗世界而放一大光明,使人眼為之明、神為之旺!" 1905 年,當龜山發電所開始向臺北送電、讓一盞又一盞的電燈在市區亮起以後,《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曾如此描述城市裡的嶄新氣象。此後的一、二十年間,我們會在報紙上不斷看見同樣的敘述,逐漸發生在全島的各個城市。 例如, 1913 年「宜蘭電氣株式會社」開始送電以後,一個月內就點亮當地將近兩千盞電燈,「美夜光輝燦爛,五光十色,不似從前之黑暗」。同年在新竹,電燈的普及則帶動城市風貌的改造,移入人口與房屋數量都因此增加,「市街面目為之一變,展現出活力」。 從這些描述來看,日治前期電燈在全島各地陸續出現,顯然帶來極大的衝擊與改變。但具體來說,電燈究竟在哪些方面改造了人們的生活呢? 徬徨感 如同火車曾被視為「黑色妖馬」,照相曾被誤會為「攝魂術」,電燈剛剛出現在世間的時候,也曾因為人們的不理解,而引起一些恐懼。 據說 1891 年,美國白宮呼應當時潮流,裝設了電線與電燈。不過,時任總統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與他的夫人始終害怕電流,從不肯親手觸碰電燈開關。這則軼聞,今天仍寫在白宮歷史協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網站裡。美國總統尚且如此,同時代的臺灣民眾面對到電燈這樣的陌生事物,會感到緊張惶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 出身新竹北埔的文學家龍瑛宗,在 1979 年發表的小說《夜流》,曾描繪出這樣一種感受。小說裡,他寫 1910 年代一群仍在使用油燈的農村民眾,正議論著臺北城裡,出現了一種名為「電燈」的不可思議之物。 有些人說,「電燈」是外國人「造出來的魔物」,有人則猜測,「電燈」是被放大的螢火蟲。總而言之,「電燈」對於當時的農村居民而言,仍是超越常識的一種存在。《夜流》其實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前述種種,或許就出自於龍瑛宗在北埔的成長記憶。 「文明」的展示與追求 對於未曾接受教育的民眾來說,電燈以及其他各類「文明」事物,意味著某種神秘力量。有本事操縱這股力量的人,也就能夠讓老百姓感到敬畏 —— 有時候,統治者也會利用這點,刻意展示各種各樣的建設成果,藉以表現他們對於「文明」的高度掌控。 1899 年,殖民政府的官員們,便曾帶領一群北臺灣原住民部落的頭目,參觀臺北的現代化建設。鮮少與外界接觸的族人一見到電燈,果然驚愕地開始議論:「日本人是不是連日月都能做出來啊?」——部落領袖的敬佩與懾服,正是這場參訪活動想要達成的效果。 不光是原住民,出身臺中清水地區的著名仕紳楊肇嘉,在 1908 初次造訪臺北時,也初次見識到電燈、電話等新奇事物,並且驚訝到「差不多整夜都沒有睡著」。數年後,返回清水的楊肇嘉開始參與地方政治事務。這段期間,他最積極推動的地方建設計畫就是架設電燈,幫助他的家鄉「從黑暗走向光明」。 1920 年,楊肇嘉正式成為清水「街長」(即當時的鎮長)。在他上任後不久,清水也順利點亮電燈,成為現代化的城鎮。這件事情不僅令楊肇嘉感到寬慰,也為地方上的鄉親父老帶來「歡欣、樂觀和希望」 —— 看來,電燈不只能夠在夜間提供照明,更能幫助一個聚落躋身「文明」行列,為聚落裡的人們創造出進步的自信心。 1939 年臺北新起街市場(西門紅樓)裡燈光燦爛的景象。(圖像來源:Wikipedia)   夜間行動力的提升 驚訝歸驚訝,人們還是很快就接受了電燈,並且適應它所引起的一連串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夜間行動能力的大幅增長。 在電燈出現之前,人類還是擁有蠟燭、油燈、瓦斯燈。只不過,這些照明工具的亮度始終有限。相對來說,沿著街道鋪展開來的電燈,才能真正在現代城鎮裡創造足夠明亮的活動空間。 與此同時,城市的夜間秩序,也因為電燈而變得穩定。每當某個角落在暗夜裡屢屢發生治安事件,地方政府便會藉由裝設電燈、增加照明來減少犯罪機率。此外,電燈對於公共衛生的提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913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一篇題名為「穢所燃燈」的報導便指出:由於臺北市內有太多路人趁著夜間昏暗隨意便溺,民間組成的「臺北防疫組合」打算動用經費,在特定地點增設電燈,嚇阻這樣的脫序行為。 電燈開始在臺灣廣泛應用的時代,現代的「休閒」觀念逐漸普及,民間消費力也迅速增長。翻開當時的報紙,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舉行於夜間的「納涼會」、「商品廉賣會」、「電影放映會」。熱鬧街區裡的商店,更是把營業時間延長到深夜。一些店家則會強調店內擁有先進的電燈照明設備,或設計眩人耳目的電燈裝飾作為廣告看板,藉以招攬顧客。 1937年,一群高校生在臺北京町的燈光之下舉辦遊行的場景。(圖像來源:wikipedia)   「不夜城」與尚未點亮的農村 "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 如同文學家王詩琅的小說《夜雨》所述,在現代世界裡,電燈宛若暗夜裡的太陽,形塑了我們的生活樣貌。日治時期的報刊或詩詞,經常會用「不夜城」這個詞,來描述裝設電燈之後的城鎮景況。當黑夜如同白晝一樣光亮,夜晚便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休息時間,而能夠創造更豐富的生活內容。 根據總督府的統計報告, 1905 年,臺灣使用的電燈數量,大約只在 5000 盞左右。到了 1940 年,這個數字已經成長了 60 萬盞。 35 年間,整座島嶼在夜晚所能獲得的光亮,增加了百倍有餘。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變化,並非遍及整座島嶼。二戰結束以前,臺灣的電燈普及率其實只達到 35% - 40% 左右。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鄉村地區仍使用著油燈與蠟燭,直到 20 世紀後期才陸續因為「農村電化」而進入電燈時代 —— 那就是之後的篇章所要講述的另一個故事了。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Betty C. Monkman, “The White House Gets Electric Lighting, 1891,” The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ebsite. 王學新編,《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1。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2004。 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 Jane Brox著,田菡譯,《光明的追求: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臺北:臉譜,2020。

2025.07.30

龍瑛宗, 楊肇嘉, 臺北防疫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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