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韋聿
「電業文物典藏」網站收錄了早期台灣電力公司「電源開發處」曾經使用的諸多科學儀器與工具,其中包括「玉屋商店」製造的三種產品,分別為平板測量儀、求積儀、鋼捲尺。觀察前兩部儀器的外盒,可以見到該公司的商標圖樣、英文名「TAMAYA CO., LTD」以及「GINZA TOKYO JAPAN」(即日本東京銀座)等等資訊。
玉屋商店其實是一家歷史悠久的測量工具與儀器公司,日本許多政府或民間機構目前也都還保存該公司出品的精密器械(諸如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仙台市天文台、東京大學駒場博物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玉屋在 19 世紀的崛起,與日本近代史的脈動息息相關。另外,這家公司在日本的儀器技術史上亦頗具重要地位,值得我們仔細做些歷史考掘。

台電典藏的「玉屋製平板測量儀」。(圖像來源:電業文物典藏網站)
玉屋商店最早其實是創業於 1675 年的眼鏡製造商。江戶時代( 1603-1868 )初期,眼鏡在諸多西洋舶來品當中市場需求量較大,也較有商機。一些日本工匠在掌握鏡片打磨、鏡架製作等工藝技術以後,遂陸續在城市裡開設「眼鏡屋」,為富有階級提供這種要價不菲的商品,玉屋應也是誕生於同樣脈絡底下。
不過,「眼鏡屋」的業務範圍不只是眼鏡,也會擴及同樣需要精細手藝的鐘錶與其他舶來品。收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站裡一張江戶時代後期的印刷品,清楚揭示了當時玉屋商店所販售的商品內容,包括各式眼鏡、時鐘、大方儀(經緯儀)、小方儀品(指南針)、分度矩品(量角器)……等等。
早稻田大學藏「御眼鏡細工所」。(圖像來源: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玉屋商店的店址後來從橫山町轉移到南邊一點的銀座地區,出版於 1885 年的《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可以清楚見到它的店面形貌。從圖像內容來看,建築物正中間的「玉屋/T. TAMAYA」招牌兩側,各別寫有「時計眼鏡」與「測量器械」的中英文字樣,兩者當即該公司的主要營業項目。圖像右側的文字資訊顯示:當時的玉屋剛剛在 1881 年東京上野的第二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當中獲獎,另外在東京的「芝區」已有分店,該公司的業務顯然已有長足進展。
玉屋商店的生意是怎麼成長起來的? 1910 年出版的《諸官省用達商人名前編》介紹了該公司的創業史,同時提到它崛起的過程。原來 1868 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開始推動「地租改正」,全國精準丈量土地的需求大增,玉屋的經營者抓住機會,及早介入市場,成為政府機關經常採購的工具與儀器品牌,企業版圖亦不斷擴張。當時,玉屋的商品已經賣到中國、朝鮮,還準備出口到更遙遠的法國、墨西哥等地,被譽為日本頂級的測量儀器公司。
《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裡收錄的玉屋商店圖繪。(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
「玉屋商店」在日本的儀器技術發展史上還有一件事情值得銘記。 1913 年,該公司曾接受東京天文台的委託,替它們製造經緯儀。其實在這之前,玉屋已經開始研發經緯儀的製作技術。 1906 年,從前農商務省延攬的中堀幾三郎便成功仿造進口器械,開發出兩種不同型號的經緯儀。 1920 年代,該公司更成功實現六分儀的國產化。一直到相當晚近的時代,玉屋及其後繼企業仍然以其儀器製造的技術精良而聞名。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了 1910 至 1937 年間玉屋商店的數本商品型錄。翻查最早的型錄,我們已能夠找到平板測量儀、求積儀、鋼捲尺等等器械。不過,後兩種工具在所有型錄當中,並未出現與台電典藏品相仿的型號,推測台電的玉屋製求積儀、鋼捲尺都是更晚期的產品。
1937 年玉屋商店的第 10 版型錄,收錄了一種「田村式平板測量儀」。這種盒裝器械裡的零組件內容,包括照準儀(alidade)、方框羅針、求心器等等,與台電典藏的平板測量儀非常相符。「田村式平板測量儀」在前一版型錄( 1932 )亦曾出現,但細節稍有不同,也許第 10 版型錄裡的儀器已經過改良。無論如何,台電典藏品就是 1930 年代已開始銷售的「田村式平板測量儀」,這點殆無疑義。今天,日本一些民間公司仍在販售同一種儀器(例如株式会社ソーキ、株式会社ソシオコーポレーション)或製作使用教學。從器械內容看來,其整體形制仍與 1937 年的產品無甚差別。
同樣根據第 10 版型錄所揭露的資訊: 1937 年,該公司已經在東京擁有三家儀器生產工廠,並且在大阪、福岡等地設立營業據點。 20 世紀後期,該公司仍持續營運,一些雜誌上仍能得見其商品廣告。應當在 1983 年左右,玉屋改名為「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迄今仍活躍於日本工商界。
從 1675 年為江戶富豪服務的眼鏡屋,到 20 世紀國產測量儀器的領導品牌,玉屋商店的故事,也呼應著日本近代的歷史起伏。其實, 1937 年出版的那本商品型錄提到,玉屋曾經在 1927 年接獲臺灣總督府的訂單,將產品販售到臺灣來。我們大致可以肯定:將近百年以前,臺灣已經有人在使用玉屋製造的儀器。
今天,除了台電以外,臺灣還有一些機構亦保存著玉屋製的工具與儀器,例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量角器、亞興本土測繪博物館的氣象觀測經緯儀等等。除了電力開發以外,這家公司或許還有一些產品,也曾參與早期臺灣諸多方面的建設開發。只是隨著測量儀器的迭代更新,這些器械已被塵封於某個角落。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 〈会社紹介.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日本測量協会《関東支部報》,第39號(2011)。網址:https://www.jsokuryou.jp/Corner/shibu/03kanto/201001/kt1101_7-9.pdf
- 会田信行,〈日本のクリノメーターの歴史(2)〉,《地学教育と科学運動》,第83號(2019),頁51-55。網址: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chitoka/83/0/83_51/_pdf/-char/ja
- 〈六分儀・金の六分儀〉,「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網站。網址:https://tamaya-technics.com/sextant/
- 宮田城之輔,《商品目録 : 器械類第9版》(東京:合名會社玉屋商店發行,1932),頁71-72。網址:https://dl.ndl.go.jp/pid/1054137/1/49
- 宮田城之輔,《玉屋商店型録 第10版》(東京:合名會社玉屋商店發行,1937),頁91-92。網址:https://dl.ndl.go.jp/pid/1090297/1/62
- 日本測量機器工業会編,《最新測量機器便覧新版》(東京:山崎堂,1980)。網址:https://dl.ndl.go.jp/pid/12596559/1/13
- 山口晋一編,《諸官省用達商人名鑑前編》(東京:運輸日報社,1910),頁26-27。網址:https://dl.ndl.go.jp/pid/779752/1/31
- 中山安太編,《東京模範商工品録》(東京:東京模範商工品録編纂所,1907),頁198-199。網址:https://dl.ndl.go.jp/pid/803458/1/208
- 中桐正夫,〈乗鞍にあった TAMAYA のトランシット〉,《国立天文台・天文情報センター・アーカイブ室新聞》,第49號(2008)。網址:https://prc.nao.ac.jp/museum/arc_news/arc_news049.pdf
- 〈御眼鏡細工所〉,收錄於早稲田大学図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址:https://www.wul.waseda.ac.jp/kosho/bunko10/b10_8019_01/
- 〈六分儀のご縁〉,仙台市天文台網站,2011年8月25日刊登。網址:https://www.sendai-astro.jp/about/blog/2011/08/post-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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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的拆除與排球場上的露天電影院:萬大發電廠的宿舍生活變化
作者:張哲翰 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 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 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 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 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 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 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 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 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 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 參考資料: 《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 〈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 〈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 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 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 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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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伸漢」的煩惱:1950年來自僻遠山區的台電員工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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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24
【稽查員】林煥東先生的故事
「竊電」在今天的臺灣,仍舊時有所聞。民間的竊電行為,每每為台電帶來鉅額損失,也因此,稽查竊電的工作就顯得至為重要。《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這本書,收錄了林煥東先生的訪談,他曾經是台電彰化區營業處的稽查股長。讓我們透過他的口述,來認識竊電稽查的工作吧! - 長久以來,竊電一直讓台電很受傷,每年因為線路損失就高達數10億。所謂「線路損失」是指由台電變電所所送出的電力,與台電售電度數之間的差距,這中間包含自然原因(變壓器銅鐵損或線路阻抗等)及人為因素(竊電或負載不平衡等)。追償電費困難重重 內憂外患需弭平竊電行為過去在少數地區極為猖獗,其中大多數是養殖業者所為,曾經身為彰化區營業處稽查股長的林煥東表示,南部早期很多魚塭,就有竊電的風氣,後來這不良歪風吹到中部地區。這些沿海養殖業者,因魚塭水車24小時都得運轉,電費所費不貲,為了節省成本,讓竊電集團有機可乘。林煥東表示,據他所知竊電方法有20幾種, 簡單的如拉線路,改電表。常見手法以物理電學原理,讓電表轉速變慢,或以鱷魚夾讓電流不經過電表,近幾年來竊電手法又翻新,破壞封印鎖、折彎計量蝸桿、拔除電表內部線路和裝遙控器等,防不勝防。 竊電在現代臺灣仍時有所聞。(圖像來源:公視新聞網) 對於台電如何知道電被竊?林煥東表示,現在有電腦,度數稍有異常馬上知道,早期主要是靠民眾密報,二來靠抄表員或員工的敏感度,才能發現狀況。一經查緝成功,無論舉報者是一般民眾或台電員工,都可獲台電追償金額十分之一報酬,不過為求公平,後來台電取消了員工密報獎金。密報獎金其實挺誘惑人。林煥東說,他遇過1 位聰明絕頂,卻非常惡質的內賊,黑白兩道都熟,利用自己工作之便與專業,幫客戶竊電,先中飽私囊,經過約1 年再去檢舉,當時密報的酬勞是追償電費的20%,兩頭賺的結果,公司將其免職。 會偷電,表示「貪」,貪念、貪心,一般住家因為用電少,比較不需要貪小便宜。「有一家小吃店,生意不錯,我也與他們熟識。有一天,竊電集團來招攬業務,問老闆,怎麼不裝冷氣?老闆說,電費太貴了啊!在竊電集團鼓吹下,利字當頭,沒兩三下就被說服了。」林煥東說。1 年後,這間小吃店竊電被抓到,小吃店老闆來到區營業處稽查股交錢,看到林煥東嚇一跳,問他怎麼在此?林煥東回答說:「我是稽查股長,你不知道嗎?」 在擔任稽查股長期間,林煥東查過追償電費最高的大概6、700 萬元,是家工廠,工廠的裝置容量大約有幾百馬力。另一間工廠也曾經竊電高達2,000 多萬元,當時一直苦於沒有證據,因為工廠很聰明,特地派人看顧電表,這算盤打下來,絕對划算,只要知道電力公司要來,馬上消滅證據。幾次過招之後,台電依然沒輒。不過多行不義必自斃,最後還是沒有採集到工廠不法行為證據,而是工廠自行倒閉。 在台電,負責追查竊電不法行為的稽查人員,「過去有稽查獎金,因為賣命啊!」林煥東說。稽查出外查緝竊電,除平常上下班時間,有時也需要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冒著危險查封電表,當場拍照存證。需要超強體力,又要犧牲奉獻,面對的常是非理性、不友善、不妥協的民眾,有時還會被毆打成傷。 彰化曾是全臺灣竊電最高之處,當時其他區營業處稽查股人員大約3、4 人,彰化區營業處卻多達10 幾個人,可見業務之繁忙。其他區營業處還會到此觀摩,請教稽查股如何抓竊電者,不過現在風氣已有稍減。 林煥東表示,當稽查股長其實很辛苦,他是彰化當地人,有點人脈,「但還是常得和立委、民意代表周旋。」許多人被查到竊電後不甘心,會找民意代表來關說。「有時1天關說案件多達10 餘件,民代很兇,一來就氣呼呼地開罵:你們這些稽查很惡質!某某立委的樁腳都不去抓,就來抓我的樁腳!」林煥東覺得太可笑:「這怎麼可能?稽查怎麼可能知道用戶是誰的樁腳嘛!」林煥東當時對民代的回應也很幽默:「不然,這個要處理很簡單,你請用戶在電表寫上是XXX的樁腳。」 林煥東笑說,「民意代表通常氣焰高張,但是立委來找我,都會碰壁,我堅持不讓關說。」 台電台北南區營業處處長蔡志孟(編按:現為台電公司副總經理)表示,2017 年《電業法》修法後,《處理竊電規則》改名為《違規用電處理規則》,所以現在不說竊電,比較符合時宜的說法是「違規用電」。 身為高階主管,難免碰到不少民意代表替選民出面,「這是我好兄弟,算便宜一點啦!」「就稍微借一下電嘛!」蔡志孟苦笑:「委員,我1 條饋線送出來的電,50%的電都不見了,這未免也借太多了吧?」還有民代振振有詞地說:「怎麼可以說我的選民是賊?」 違規用電的問題,不是抓到現行犯就完事,重要的是要追討這些消失的電費。怎麼討回來?可不能像討債公司蠻橫無理,而是得高EQ,有時還得慢慢磨,好說歹說。 林煥東曾經手一案件,某民代開店,營業沒多久被查到竊電。他到現場後,店家把電表弄壞,自己先行報價:「5 萬讓你們罰!」 社會大學混久了,林煥東一看這苗頭,知道得先說好話,「您是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怎麼會偷電呢?」一句話就堵住了對方的嘴。林煥東繼續說:「董事長只看賺多少錢,根本不會管細部,對不對?應該是執行者想省成本;而且電表在裡面,有守衛看守著,我們也不可能誣賴⋯⋯。」這麼一安撫,對方原本囂張的氣焰漸減,本來還想讓電氣技術人員來算出實際數字,林煥東直接核算,他一聽就說:「大約100 來萬,是吧?」林煥東說,「我確認一下,差不多大概是這個數字,跟他講了正確金額後,並且讓他分12 期支付,一般最高是6 期,但我通常會通融,讓他們慢慢付。」對方當場就請會計開了支票。 當林煥東跟經理報告說,此件已經處理完畢時,經理還覺得太不可思議,這麼棘手的事,這麼快就解決了?至於那些竊電者,有沒有耍賴不交追償電費的?林煥東說,不交錢,很簡單,就送法院。不過,在他當稽查股長期間,包括前任積欠的未收款,還有他任內的案子,所有帳目都是收齊的,「這就厲害了吧?」他有點自傲地笑著說。他的原則是,不要本票,拿支票來。後來他離開稽查股長之位,繼任者常抱怨,收這些帳款好痛苦,太難了。 追查帳款的技巧就是溝通,有時跟對方也要互道江湖,太斯文反而收不到,林煥東自認拿捏得很好,「你偷我們這麼多電,沒抓到算你的,抓到當然就算我們的。」 ——節錄自楊菁菁,《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臺北:台電,2020),頁68-74。
2024.04.01
【臺灣百年電業史話04】電力公司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 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 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 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 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 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 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 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 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 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 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 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 官營與民營之間 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 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 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 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 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 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 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2025.08.30
橫越中央山脈的電力聖火——1951年的「成功火炬」傳遞儀式
1952 年 1 月,《台電勵進月刊》的封面,刊登了一張頗有意思的照片。照片裡,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正在「東西輸電線」乙線的竣工典禮當中,用雙手接過「成功火炬」。 原來, 1951 年底,東西輸電線工程中以木桿架設的乙線已經完成,島嶼東西兩側的電網即將首次串聯。對於臺灣電力發展史而言,這無疑是個值得慶祝的時刻。也因此,台電的「東西線工程處」,發想了一個十分特別的慶祝活動 —— 他們決定沿著東西輸電線,舉行一場跨越中央山脈的火炬輸送儀式! 1952 年 1 月的《台電勵進月刊》,封面以「東西綫竣工典禮成功火炬呈獻陳院長」為題。(圖片來源:《台電勵進月刊》,第61期) 傳遞聖火,很可能是仿效當時的臺灣省運動會。從 1949 年的第四屆省運會開始,各縣市的體育選手每年都會集體動員,將火炬接力運送到當屆運動會的舉行地點。而這類報導,在當時的報刊雜誌當中,總是十分顯眼。此外,聖火的傳遞,亦與電力輸送的意象頗為相符,援引這種儀式來慶祝東西輸電線首次啟用,似乎也相當合理。 1951 年 12 月 15 日,「東西線工程處」的東區工事組組長楊金欉帶領著八名同仁,在花蓮北方的立霧發電所(即今日的東部發電廠立霧機組)點燃寫有「台電」字樣的火炬之後,便朝著市區的台電東區管理處出發。後來,再轉往銅門發電所(即今日的東部發電廠銅門機組),走向能高越嶺道。 一行人擎著火炬走向海拔兩千多公尺高的山區,經過兩天時間,才終於來到能高鞍部,並由西區工事組組長王萬得帶隊接棒,將聖火繼續送到南投霧社、再帶往東西輸電線的西部端點 —— 萬大發電所。 手持「成功火炬」的西區工事組組長王萬得。(圖片來源:《台電十年》) 12 月 19 日上午,火炬抵達典禮現場,呈獻給行政院長陳誠,繼而交由台電總經理黃煇點燃會場當中的火炬臺。至此,這場跨越島嶼脊梁的「成功火炬」遞送儀式,終於大功告成,東西輸電線乙線,也在當日中午正式啟用。 今天,東西輸電線已卸下「東電西送」的任務,但是,當年台電前輩克服萬難、完成這項艱鉅工程的故事,不應被我們遺忘。2013 年,台電舉行的「舊東西輸電線一甲子慶祝活動」,重現了當年的「成功火炬」傳遞儀式。未來,東西輸電線所遺留的文化與精神遺產,也將持續由每個世代的台電人持續守護,永續傳承。 「成功火炬」抵達萬大電廠,象徵「東電西送」的計畫已然實現,當時的報紙亦將這一重大新聞消息列為頭版頭條。(圖片來源:翻攝自《中央日報》,1951年12月20日,第1版)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 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
2025.07.28
「統一獅」其實是「台電獅」?台電棒球隊之於早期職棒聯盟的球員供輸
1990年,「中華職棒聯盟」的第一場比賽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熱鬧開打,臺灣本土的棒球熱潮也隨之被推升至另一高峰。不過,這場球賽的觀眾,可能會驀然發現球場上的「統一獅」隊初代球員,多半都來自臺灣甲組成棒的另一支老牌隊伍,也就是台電棒球隊。 「統一獅」的建隊班底,竟然有一大堆台電球員,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在中華職棒創立初期的四支球隊當中,「兄弟象」與「味全龍」早在業餘棒球時代已開始培養球員,成軍較晚的「統一獅」與「三商虎」,只能從既有的成棒隊伍當中尋覓人才。於是,「統一獅」選擇以當時的甲組勁旅台電為目標,積極展開招募。影響所及,大批的台電球員在1989年以後改披統一的綠白戰袍。比如在中華職棒贏下第一場勝投的「杜老爺」杜福明、明星捕手曾智偵等人,都是從台電到職棒圈闖蕩的例子。 後來,陸陸續續也有許多職棒球員也都曾有台電經歷。近年來,最著名的大物級選手可能是綽號「神全」的強打者林益全。據說在台電打球的時候,球隊還特別在外野架設防護網,防止他把球打出球場、砸壞外頭的車窗玻璃呢! 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故事,在1996年「臺灣職業棒球大聯盟」成立的時候,又再上演了一遍。當年正逢台電棒球隊成軍五十周年,但陣中的主力先發卻紛紛轉投新的職棒聯盟,球隊也幾乎瀕臨解體。 雖然如此,能夠供輸人才於職棒聯盟,仍可說是一種貢獻於臺灣棒球的方式。今天,台電仍持續參與中華職棒二軍的交流盃賽,協助培訓新生代球員。不少現役的棒球明星,過去也都曾是台電的一分子呢! 台電棒球隊在「fun電營」當中帶領小球員們進一步認識棒球運動。(圖像來源:臺東縣政府網站)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獅龍虎象各就各位 四支職棒準備上壘〉,《聯合報》,1989年1月17日,第10版。 〈不惜大量人財投資 統一走過艱辛路程〉,《民生報》,1991年10月13日,第5版。 〈台電老招牌 今年難挨 先發七人離隊 聯賽幾乎動彈不得〉,《民生報》,1996年5月30日,第4版。
2023.12.08
【臺灣百年電業史話05】電線桿
1926 年 10 月 10 日,是臺灣史上值得銘記的日子。這天,留學東京的臺籍西畫家陳澄波,成為第一個以繪畫作品入選日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臺灣人。 值得注意的是,陳澄波的這幅《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描繪了故鄉嘉義的街道風景。而在畫面中,我們會發現一個醒目的現代化元素,也就是排列在街道兩旁、一根根矗立的電線桿。 陳澄波首度入選的《嘉義街外》目前僅有照片留存,但畫面裡的電線桿依舊醒目。(圖像來源:LY@Wikipedia) 陳澄波與嘉義市的電力建設 若試著翻查陳澄波的其他畫作,我們會發現他的城市風景畫裡,電線桿是個經常出現的街景物件。在他第二次入選帝展的《嘉義街景》這幅畫裡,電線桿更是被擺在了正中央,宛若刻意強調它的存在。 一個生活在日治時代中期的臺灣畫家,為什麼對於電線桿會如此著迷?關於這點,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從陳澄波及其同時代人的成長背景,來做些推敲。 陳澄波在 1895 年出生於嘉義,那年日本也正好開始統治臺灣。因此,在陳澄波的成長過程裡,想必目睹了這座城市裡各式現代化建設的逐一出現,電力設施亦是其中之一。 1913 年,當「嘉義電燈株式會社」在當年秋天開始向整座城市供電的時候,他正好離開故鄉到臺北求學。可以想像,當他每一次趁著學校假期回到嘉義,發現熟悉的故鄉街道,竟然一處處接連樹立起電線桿,並且在夜晚亮起了街燈,那樣的巨大轉變,或許也在他心裡也留下了強烈的衝擊感吧! 陳澄波1927年的作品《夏日街景》,呈現當時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附近的景象。(圖像來源:開放博物館) 城市風景畫裡的電線與電桿 有趣的是,在陳澄波的風景畫裡,電桿雖然醒目,電線卻被刻意省略掉了。身為畫家,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描繪的景物,也可以略去那些對於構圖、美感等等較不利元素。 當然,每個畫家的選擇不見得相同。我們看同時代的日籍畫家小澤秋成,他的《臺北風景》裡除了同樣引人注目的電線桿以外,也隱約能看到橫過天際的電線。小澤秋成對於「電線桿」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曾在一次採訪當中說道,許多人總認為電線桿看了礙眼,但他卻想要透過電線桿把「線條的魅力」帶進畫面當中, 另一位畫家鄉原古統描繪臺北城裡熱鬧的街道,電線在十字路口上空的縱橫交錯,使畫面顯得更為鮮明。如同畫裡所呈現的那樣,越是熱鬧的城區,電桿、電線的建置也越趨密集,對於城市景觀的影響也就更形巨大。 1931年小澤秋成的作品《臺北風景》。(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鄉原古統筆下的臺北榮町,圖中的街道是今日臺北市的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圖像來源: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國家文化記憶庫) 電桿、電線與城市生活 電線與電桿的過度密集,有時也會引起民怨。 1890 年,日本東京的電力建設正如火如開展,《東京日日新聞》的一篇報導卻說道,這座城市裡的許多老百姓已開始覺得自己像是生活在蜘蛛巢裡(東京市民は蜘蛛の巣の中に生活し居るかと怪まるる程なり),舉目四顧,全是密密麻麻的電線。這篇報導刊出的時間點,距離東京地區的第一盞電燈亮起才不過短短八年。從歡欣鼓舞到表露嫌惡,東京人對於電力建設的態度轉折,可謂極其迅速。 日治時期,當電線桿剛剛出現在臺灣人眼前的時候,或許也還沒那麼令人反感。街道上出現電線桿,代表鄰近家戶已經能夠向電力公司申裝燈泡、電扇,走進現代生活。 1924 年,新竹仕紳黃旺成的新房子剛蓋好不久,舉家喬遷的第一天,他便趕快要找工人,自費裝設電線桿,讓新家可以點燈。 話雖如此,電線與電桿的設置,也不全然與好事相關。居住在豐原的臺籍仕紳張麗俊,則在 1936 年 7 月 31 日參加朋友的喪禮。但他發現典禮會場緊挨著街上的電桿與電線,導致帳幕難以張開,輓聯也沒辦法被懸掛起來,令他著急的不得了。 另一位著名仕紳林獻堂則在 1929 年 12 月 21 日的日記裡,寫到四弟林澄堂的妻子到臺中看牙醫,回程途中乘坐的車子卻不慎撞上電線桿,才剛治了牙痛,卻又傷了臉頰。這種汽車撞上電線桿的車禍事件,在日治後期的報刊屢見不鮮。比如《臺灣新民報》在 1938 年 4 月提到彰化一輛卡車撞倒電線桿,導致整座城市瞬間停電。 1940 年 2 月,一篇報導則說高雄有兒童巴士為了閃避電線桿而不慎翻覆。隨著電桿佈設的密度越來越高,這類與電桿相關的事故,自然也就越趨頻繁了。 電線桿廣告也能收費? 不過,密集設置的電線桿,也可能在城市裡發揮其他功能。日治前期,由總督府作業所建設的電線桿,就曾經設置廣告版位,讓商家付費宣傳。只要付一圓不到(約等於當時許多臺籍工匠的一日工資),就可以在市區裡的某個電線桿上張貼三個月的廣告,聽起來頗為划算。 有個例子是日治初期開設於臺南的知名藥局「愛生堂」。 1910 年,當臺南市的電線桿開放廣告申請以後,他們便率先買下不少版位。透過密集的電線桿,讓自家廣告頻繁出現在群眾眼前。 愛生堂在廣告方面非常捨得花錢。根據報導,這家店鋪剛開幕的時候也曾砸下重本,組成廣告隊伍,在臺南市區整整遊行了一整個禮拜。當時的報導說道:這種事情在本地前所未見,愛生堂可說是首開風氣。同樣的,當「電線桿廣告」這種宣傳管道出現以後,愛生堂也依舊要搶在前頭。至於這些電線桿廣告究竟為他們帶來多少業績?恐怕也只有業者自己知道了。 - 距今不過二、三十年前,臺灣各地的電線桿也曾經被貼上各種聖經標語、房產廣告。不過,隨著電纜地下化工程的逐步開展,電桿與架空線路逐漸減少,前述的雜亂景象也變得少見。 從陳澄波成長的時代開始,在臺灣密集建設的電桿與電線,曾是一道醒目的城市風景。如今,那樣的景象正從我們的生活裡逐漸退場。至於與之相關聯的歷史記憶,則仍舊留存在種種的文獻材料當中,等待著我們仔細找尋。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蔡承豪,〈側寫嘉義電力發展史從陳澄波畫作中的電線桿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386期,(臺北,2015),頁90-102。 〈愛生堂藥房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3日,第5版。 〈電柱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5月10日,第4版。 〈電燈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8月21日,第6版。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36年7月31日。
2025.11.30
從電線架設工到直轄市首長 —— 台電人楊金欉的故事
啟動於 1950 年代初期的「東西輸電線」建設計畫,使島嶼兩端的電網能夠橫越山脈,相互串聯。這一偉大的建設成就,是眾多台電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這群人物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名字是楊金欉 —— 他曾是東西輸電線工程裡的「東區工事組」組長,在建設過程裡立下許多汗馬功勞,之後成為台電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人物。 1970 年代晚期,他更進一步被拔擢為省政府建設廳長,繼而又擔任高雄、臺北兩座城市的市長。 從「電線架設工」到直轄市首長,楊金欉的一生可謂豐富多采。在東西輸電線的建設過程中,他曾有什麼樣的貢獻?在臺灣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中,他又曾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1982 年,準備離任高雄市長的楊金欉。(圖像來源:《高雄畫刊》,第3卷第2期) 長官眼中的「將來有望之才」 1923 年,楊金欉出生於花蓮一個勞工家庭。他是日治時期花蓮第一所「中學校」(即今日花蓮高中)的首屆畢業生,之後也順利升學,來到島嶼西側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即今日國立成功大學)就讀電氣工程科。 1943 年,他進一步考入當時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職業生涯也就此展開。 二戰結束後,楊金欉繼續在新成立的台灣電力公司任職。那時,他似乎已經回到故鄉花蓮,在台電的「東部管理處」服務。 1947 年 6 月,時任台電機電處處長孫運璿率領部屬李式中(後來的南部火力發電廠首任廠長)等人,巡視宜蘭、花東地區的電力運作情況。這趟旅程,他們一行人便曾在東部管理處的辦公室,見到了年僅 24 歲的楊金欉。 根據李式中的記述,當時的楊金欉「負責東區發電方面技術事宜,兼理管理處內電務組事」。在他看來,這名本省籍青年「人極誠懇,樸實而精明」,是「將來有望之材也」,顯然極看好他的前途。當天,孫運璿一行人還巡視了終戰前夕遭受風災破壞、被土石所掩埋的銅門發電所(及今日東部發電廠銅門機組) —— 數年後,正是由楊金欉負責主持該電廠的重建工作。 【註】有些文章引述 1947 年李式中〈東行追記〉的說法,認為楊金欉與台電前輩傅慶騰相同,接曾經在二戰末期前往東北亞的滿洲,並於當地的電力公司謀職。然而,楊金欉的傳記資料裡,找不到這樣一段經歷。此外,傅慶騰曾在回憶錄當中,歷數終戰前服務於滿洲電力事業的臺灣人,裡頭也並未見到楊金欉的姓名。參見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573-574。 《東臺灣新報》1941年3月2日的報導,提到楊金欉在「花蓮港中學校第一回卒業式」當中,獲得「精勤賞」。(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高山上的「電線架設工」 1950 年 9 月,台電的「東西線工程處」正式成立,楊金欉旋即奉命兼任「東區工事組」組長,在第一線推動建設。多年後,他曾回憶起這段身為「電線架設工」的工作經驗: 廿八歲開始參加連接台灣東部與西部電力系統的東西輸電線架設工程,這是我所從事過最艱鉅的工程之一。三年半歲月,幾乎都在山中度過。 這條輸電線包括二條線路——即木桿線和鐵塔線——西起南投縣霧社,翻越能高山到花蓮縣之銅門,其中標高最高處為二千八百公尺,從測量、開闢人行道、搬運器材、架設輸電線路,皆須實際參與,其中艱苦備嘗,有不足為外人道者。 架設線路時,或翻山越嶺或穿過谷地,或逢酷暑或遭風雪或遇山崩,技術上常須殫精竭慮自行創造,才能克服困難。在這段日子裡,我常朝辭銅門,途經僅有之一米二寬羊腸小徑步行,暮達花蓮、南投縣界址,當時識者皆戲稱「爬山專家」。 ——楊金欉,〈我曾是電線架設工〉,《聯合報》,1983年10月12日,第8版。 東西線建設工程中,楊金欉負責的「東區」,範圍就相當於日治時期橫越中央山脈的「能高越嶺道」。但在工程啟動之初,這條疏於維持的道路,已因為自然力量的侵蝕而嚴重損壞。楊金欉必須先帶著團隊進行道路整備,之後再將工程所需的水泥、電桿、電塔構件等等物料,搬運到施工地點。 參與過這些工作的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原住民,曾在採訪當中回憶過往的工作情形。當時,他們經常要合力扛起 2,000 公斤重的注油電桿,在山稜與溪谷之間咬牙行進。如此艱難的環境底下,要率領團隊在期限內完成任務,委實不是易事。楊金欉也一度萌生退意,呈請辭去工事組長一職。 1951 年 6 月,能高越嶺道的道路整備工程告一段落,「裝塔、建桿」等工程正要開始進行。當時,楊金欉曾以「近來身體欠佳,實感難以繼續兼任兩職」為由,呈請辭去東區工事組組長的職務。(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東西線工程裡的團隊領袖 經過長官們的一番慰留,楊金欉最終還是選擇留在山裡,與團隊並肩作戰。從同仁們的憶述看來,他的個性豪爽、為人海派,對下屬亦十分體恤,不時會為來自部落的工人爭取加薪、蓋房等等福利,是相當受到敬重的領袖人物。 據說,東西線工程結束後,楊金欉總要在每年農曆的 9 月 23 日徒步上山,前往奇萊保線所旁的萬善堂,祭拜那些與他一同出生入死、卻不幸殉職的工程人員。一直到他晚年步入政壇、擔任直轄市長,也仍然如此。這個小故事,或也說明了他在東西輸電線建設期間,與夥伴們建立的深厚情誼。 除了領導團隊的功勞之外,楊金欉也發揮他的電機專長,改良東西輸電線的纜線,解決工程上的困境。據他所述: 東西連絡線經過天長斷崖一段,前後二座鐵塔距離相隔有一二00公尺,高低有四00公尺,風由下向上吹,鋼心鋁絞線因單位重量太輕無法使用,乃設計以銅包鋼線及以雙導體單線而予解法。 日後,楊金欉還發現,他所設計的這種雙導體線路,在歐美地區的電力建設當中也能得見。東西輸電線的工程水準,在技術細節的改良上能與先進國家比肩,也令他感到「甚為得意與安慰」。 正在搬運鐵塔構件的東西輸電線工程團隊。(圖像來源:《台電勵進月刊》第58期) 貢獻卓著的電力工程師 1953 年,東西輸電線工程中以鐵塔架設的「甲線」宣告完成,整個建設工程也就此畫下句點。擁有良好日語能力的楊金欉,旋即被派往日本學習水力發電的相關知識,返國後投入銅門、龍澗等水力電廠的興修工程,之後又出任銅門電廠的首任廠長。繼東西輸電線之後,他再度進入熟悉的東部山林地區,為電力事業服務。 完整的歷練,讓楊金欉在台電獲得重用。離開銅門電廠,他又奉派赴美國進修,並且在返國後接任輸配電工程處的「特高壓分處」主任,負責臺灣特高壓輸電線路的設計與施工。之後接連升任輸配電工程處處長、公司協理 —— 遙想當年,李式中等台電長官果然獨具慧眼,早已看出楊金欉必能成為獨當一面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在 34 年的電力事業生涯當中,楊金欉還曾經是台電女子羽球隊成立的關鍵推手! 1971 年,台電輸配電工程處同仁,屢屢在經濟部國營事業間的羽球比賽當中奪得佳績。當時擔任處長的楊金欉對此大為讚賞,也決心向公司爭取資源,成立球隊。後來,當台電女羽有機會出國征戰,楊金欉還會特意前往送機,為選手掛上花環、加油打氣。雖是電力工程師,他對於臺灣的羽球運動發展,竟也有意想不到的貢獻。 1981 年,在高雄市長任內巡視國宅工程的楊金欉(前排左二)。(圖像來源:《高雄畫刊》,第2卷第4期) 跨足政壇的技術人才 時間來到 1978 年,蔣經國接任總統,臺灣省政府也隨之改組。當時,臺灣的政治風氣是要延攬本省籍人才並授以官職(即所謂的「催台青」)。新任省政府主席林洋港,便是崛起於這一背景下的政壇明星。而林洋港所屬意的「建設廳長」人選,正是對臺灣電力事業饒有貢獻的楊金欉。 與此同時,楊金欉的台電老長官孫運璿,亦已成為行政院長。 1981 年,在孫運璿推薦下,楊金欉進一步被指派為高雄市長,翌年又轉任臺北市長。今天,臺北的內湖垃圾焚化爐,正是在他主政期間進行規劃;城市中心的高架道路,亦是在他任內陸續通車。可惜,楊金欉的政治生涯並未持續太久, 1985 年,他便因病請辭,離開市長職位。 以工程師的身分跨足政壇,甚至成為首都市長,楊金欉可說是 20 世紀臺灣電業史當中的傳奇人物。在人們的回憶裡,他總是使命必達、積極任事,並始終維持著樸實、親民的一貫作風。 研究臺灣山岳史的前輩學者楊南郡,曾讚譽楊金欉是「拼命三郎型的典型臺灣人,總是身先士卒的帶頭去做最困難的工作」。東西輸電線的完成,或許有相當一部分要歸功於楊金欉的衝鋒陷陣。這樣一種苦幹實幹的精神,也將銘刻在臺灣電業史當中,永遠被我們所記得。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楊育正著,楊惠君採訪撰文,《在我離去之前——從醫師到病人,我的十字架》,〈第三幕 典範——黑手阿公和巿長爸爸〉,臺北:寶瓶文化,2021。 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 趙子雲、沈慈雅,《極速專注.切球——台灣電力公司女子羽球隊》,臺北:台電,2019。 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 陳翠蓮撰稿,《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政治與經濟篇》(臺北:北市文獻會,2014),〈楊金欉〉,頁40-41。 〈這條阿公級輸電線 救了台灣好幾次〉,《聯合報》,2013年2月16日,第A4版。 朱瑞墉,〈舊東西輸電線的歷史沿革與生態保育〉,《源雜誌》,100(臺北,2013),頁24-23。 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 朱瑞墉,〈台灣電力之光的東西連絡線〉,《源雜誌》,52(臺北,2005),頁50-57。 孫曼蘋,〈被放錯了的棋子? — 台北市長楊金欉〉,《天下雜誌》,40(臺北,1984),網址: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3631 楊金欉,〈我曾是電線架設工〉,《聯合報》,1983年10月12日,第8版。 李式中,〈東行追記(二)〉,《台電勵進月刊》,1:8(臺北,1947),頁13-15。
2025.08.18
誰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風力發電機?
作者:陳韋聿 隨著綠能建設的迅速開展,風力發電機已成為臺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支柱。看著巨大的風機扇葉在風場中呼嘯運轉,我們不免會疑惑:究竟是誰那樣聰明,率先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風力發電裝置呢? - 在中文世界的網路資料當中,這問題的解答可謂眾說紛紜。有些文章將功勞歸給蘇格蘭人布萊斯(James Blyth),有些則說是美國人布拉許(Charles Brush)或丹麥人拉庫爾(Poul La Cour)。實際上,這三個名字,各自都代表了風力發電的某個技術演進階段。 1890 年代,拉庫爾針對風機進行的系統性改良(稱為 “Kratostate” ),解決了風力忽大忽小、電能轉換也跟著不穩定的關鍵問題。此外,他所設計的風機,也更趨近於今天廣泛被運用的風機形式。因此,拉庫爾被尊稱為「現代風能之父」。 布萊斯與布拉許的發明,出現的時間則要比拉庫爾更早一點。 1887 年,這兩個人都在自家院子裡建造了一具形狀特殊的風力發電機,雖然發電效率仍差強人意,但他們的嘗試,向世人證明了「風力發電」確實可行。值得注意的是:布萊斯的風機在 1887 年的 7 月開始運作,布拉許的風機則得等到當年冬天才完成。單就時間順序而言,布萊斯或許才是真正的勝利者。 由左至右,分別為布萊斯、布拉許、拉庫爾所設計的風力發電機。 那麼,「史上第一部風機」的發明者,果真就是布萊斯嗎?恐怕還不一定。 近年來,法國的風電史研究者布魯耶爾(Philippe Bruyèrre),提出了一個更早的答案。他指出:早在 1883 年舉行於奧地利維也納的國際電力博覽會當中,來自奧地利的發明家弗里德蘭德(Josef Friedländer),已經將一部抽水用的風力渦輪機改造成發電機組。而且,在現存的展場設計圖當中,我們還能見到這部風機俯視與側視的圖繪資料! 2022 年,布魯耶爾將他的發現,闡述在一本名為《復古未來》(Rétrofutur : une autre histoire des machines à vent)的法文著作當中,透過美國作家吉佩(Paul Gipe)所撰寫的書介,這些研究成果得以被更多人看見。 總而言之,關於「誰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風力發電機」這個問題,目前我們所知的最新答案,是奧地利人弗里德蘭德。然而,隨著歷史研究的持續推進,這個說法,或許有一天也會遭到推翻 —— 根據一些冷門文獻的說法, 1876 年美國費城的世界博覽會裡,也曾出現過一部「多金屬葉片的(風力)渦輪機」(many‐blade sheet metal turbine)。那部機器,會不會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風力發電機呢?恐怕還得等待更多的證據出現,才會有確切的解答了! 布魯耶爾曾在 2021 年贏得科技史的重要獎項 Turriano ICOHTEC Prize,是相當傑出的學者。(圖像引用自 Paleo-Energetique 網站) 參考資料 Brandon Owens, The Wind Power Story: A Century of Innovation That Reshaped the Global Energy Landscape (New York: Wiley-IEEE Press, 2019), pp. 1-12 Paul Gipe, “Austrian was First with Wind-Electric Turbine Not Byth or de Goyon,” WindWorks.org, July 25, 2023.
2025.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