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儀器製造商「玉屋商店」與台電文物典藏-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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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儀器製造商「玉屋商店」與台電文物典藏

更新日期：2025-08-18

作者：陳韋聿

「電業文物典藏」網站收錄了早期台灣電力公司「電源開發處」曾經使用的諸多科學儀器與工具，其中包括「玉屋商店」製造的三種產品，分別為平板測量儀、求積儀、鋼捲尺。觀察前兩部儀器的外盒，可以見到該公司的商標圖樣、英文名「TAMAYA CO., LTD」以及「GINZA TOKYO JAPAN」（即日本東京銀座）等等資訊。

玉屋商店其實是一家歷史悠久的測量工具與儀器公司，日本許多政府或民間機構目前也都還保存該公司出品的精密器械（諸如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仙台市天文台、東京大學駒場博物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玉屋在 19 世紀的崛起，與日本近代史的脈動息息相關。另外，這家公司在日本的儀器技術史上亦頗具重要地位，值得我們仔細做些歷史考掘。

台電典藏的「玉屋製平板測量儀」。（圖像來源：電業文物典藏網站）

玉屋商店最早其實是創業於 1675 年的眼鏡製造商。江戶時代（ 1603-1868 ）初期，眼鏡在諸多西洋舶來品當中市場需求量較大，也較有商機。一些日本工匠在掌握鏡片打磨、鏡架製作等工藝技術以後，遂陸續在城市裡開設「眼鏡屋」，為富有階級提供這種要價不菲的商品，玉屋應也是誕生於同樣脈絡底下。

不過，「眼鏡屋」的業務範圍不只是眼鏡，也會擴及同樣需要精細手藝的鐘錶與其他舶來品。收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站裡一張江戶時代後期的印刷品，清楚揭示了當時玉屋商店所販售的商品內容，包括各式眼鏡、時鐘、大方儀（經緯儀）、小方儀品（指南針）、分度矩品（量角器）……等等。

早稻田大學藏「御眼鏡細工所」。（圖像來源：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玉屋商店的店址後來從橫山町轉移到南邊一點的銀座地區，出版於 1885 年的《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可以清楚見到它的店面形貌。從圖像內容來看，建築物正中間的「玉屋／T. TAMAYA」招牌兩側，各別寫有「時計眼鏡」與「測量器械」的中英文字樣，兩者當即該公司的主要營業項目。圖像右側的文字資訊顯示：當時的玉屋剛剛在 1881 年東京上野的第二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當中獲獎，另外在東京的「芝區」已有分店，該公司的業務顯然已有長足進展。

玉屋商店的生意是怎麼成長起來的？ 1910 年出版的《諸官省用達商人名前編》介紹了該公司的創業史，同時提到它崛起的過程。原來 1868 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開始推動「地租改正」，全國精準丈量土地的需求大增，玉屋的經營者抓住機會，及早介入市場，成為政府機關經常採購的工具與儀器品牌，企業版圖亦不斷擴張。當時，玉屋的商品已經賣到中國、朝鮮，還準備出口到更遙遠的法國、墨西哥等地，被譽為日本頂級的測量儀器公司。

《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裡收錄的玉屋商店圖繪。（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

「玉屋商店」在日本的儀器技術發展史上還有一件事情值得銘記。 1913 年，該公司曾接受東京天文台的委託，替它們製造經緯儀。其實在這之前，玉屋已經開始研發經緯儀的製作技術。 1906 年，從前農商務省延攬的中堀幾三郎便成功仿造進口器械，開發出兩種不同型號的經緯儀。 1920 年代，該公司更成功實現六分儀的國產化。一直到相當晚近的時代，玉屋及其後繼企業仍然以其儀器製造的技術精良而聞名。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了 1910 至 1937 年間玉屋商店的數本商品型錄。翻查最早的型錄，我們已能夠找到平板測量儀、求積儀、鋼捲尺等等器械。不過，後兩種工具在所有型錄當中，並未出現與台電典藏品相仿的型號，推測台電的玉屋製求積儀、鋼捲尺都是更晚期的產品。

1937 年玉屋商店的第 10 版型錄，收錄了一種「田村式平板測量儀」。這種盒裝器械裡的零組件內容，包括照準儀（alidade）、方框羅針、求心器等等，與台電典藏的平板測量儀非常相符。「田村式平板測量儀」在前一版型錄（ 1932 ）亦曾出現，但細節稍有不同，也許第 10 版型錄裡的儀器已經過改良。無論如何，台電典藏品就是 1930 年代已開始銷售的「田村式平板測量儀」，這點殆無疑義。今天，日本一些民間公司仍在販售同一種儀器（例如株式会社ソーキ、株式会社ソシオコーポレーション）或製作使用教學。從器械內容看來，其整體形制仍與 1937 年的產品無甚差別。

同樣根據第 10 版型錄所揭露的資訊： 1937 年，該公司已經在東京擁有三家儀器生產工廠，並且在大阪、福岡等地設立營業據點。 20 世紀後期，該公司仍持續營運，一些雜誌上仍能得見其商品廣告。應當在 1983 年左右，玉屋改名為「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迄今仍活躍於日本工商界。

從 1675 年為江戶富豪服務的眼鏡屋，到 20 世紀國產測量儀器的領導品牌，玉屋商店的故事，也呼應著日本近代的歷史起伏。其實， 1937 年出版的那本商品型錄提到，玉屋曾經在 1927 年接獲臺灣總督府的訂單，將產品販售到臺灣來。我們大致可以肯定：將近百年以前，臺灣已經有人在使用玉屋製造的儀器。

今天，除了台電以外，臺灣還有一些機構亦保存著玉屋製的工具與儀器，例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量角器、亞興本土測繪博物館的氣象觀測經緯儀等等。除了電力開發以外，這家公司或許還有一些產品，也曾參與早期臺灣諸多方面的建設開發。只是隨著測量儀器的迭代更新，這些器械已被塵封於某個角落。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会社紹介．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日本測量協会《関東支部報》，第39號（2011）。網址：https://www.jsokuryou.jp/Corner/shibu/03kanto/201001/kt1101_7-9.pdf
会田信行，〈日本のクリノメーターの歴史（2）〉，《地学教育と科学運動》，第83號（2019），頁51-55。網址：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chitoka/83/0/83_51/_pdf/-char/ja
〈六分儀・金の六分儀〉，「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網站。網址：https://tamaya-technics.com/sextant/
宮田城之輔，《商品目録 : 器械類第9版》（東京：合名會社玉屋商店發行，1932），頁71-72。網址：https://dl.ndl.go.jp/pid/1054137/1/49
宮田城之輔，《玉屋商店型録第10版》（東京：合名會社玉屋商店發行，1937），頁91-92。網址：https://dl.ndl.go.jp/pid/1090297/1/62
日本測量機器工業会編，《最新測量機器便覧新版》（東京：山崎堂，1980）。網址：https://dl.ndl.go.jp/pid/12596559/1/13
山口晋一編，《諸官省用達商人名鑑前編》（東京：運輸日報社，1910），頁26-27。網址：https://dl.ndl.go.jp/pid/779752/1/31
中山安太編，《東京模範商工品録》（東京：東京模範商工品録編纂所，1907），頁198-199。網址：https://dl.ndl.go.jp/pid/803458/1/208
中桐正夫，〈乗鞍にあった TAMAYA のトランシット〉，《国立天文台・天文情報センター・アーカイブ室新聞》，第49號（2008）。網址：https://prc.nao.ac.jp/museum/arc_news/arc_news049.pdf
〈御眼鏡細工所〉，收錄於早稲田大学図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址：https://www.wul.waseda.ac.jp/kosho/bunko10/b10_8019_01/
〈六分儀のご縁〉，仙台市天文台網站，2011年8月25日刊登。網址：https://www.sendai-astro.jp/about/blog/2011/08/post-26.html

2015年，臺灣前輩畫家陳澄波的畫作《東臺灣臨海道路》，在日本山口縣防府市的圖書館被找了出來。這幅畫描繪的是1930年的清水斷崖，以及匍匐於斷崖底下的一條狹窄道路。時至今日，畫裡的道路早已經過改良，並以「蘇花公路」之名廣為人知。不過，在陳澄波的時代，「臨海道路」的大約也就如同畫中所呈現的那般狹窄。若有車輛往來，大約也只能勉強通行。換句話說，蘇澳與花蓮之間的陸路交通，在日本時代雖然已有長足進步，但始終無法達到「貨暢其流」的境地。陸運的能量既然有限，殖民政府只能看向海洋。於是在1931年，「花蓮港」的築港計畫正式展開。有了一座大型的現代化港口，花蓮的人口與產業規模，勢必將有大幅成長。為了因應這樣的發展趨勢，電廠的布署也得及早進行。加上1930年代後期的戰爭暴發，重工業的電力需求更是迫切——上述種種，即花蓮地區水力發電會在日治末期急遽成長的主要原因。而所有這些在戰爭期間進行建設與規劃、並且在戰爭結束以後持續進化的各個電廠，大抵也就是李瑞宗在《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這本書裡，所欲尋訪的對象。木瓜溪的風貌。（圖像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網站）山林踏查的書寫傳統《後山電火》與李瑞宗在「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出版的前一部作品《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頗為相仿。兩者的寫作方法，皆以自然環境與歷史現場的踏查為敘事軸線，再從文獻當中尋找故事線索，並剪裁其原文，補足每一段故事的背景脈絡。山林與河流的踏查，某種程度亦可說是台電自身的書寫傳統。由於早期臺灣水力電廠的開發建設，工程位址經常都在山區，許多台電員工都有披荊斬棘、開荒闢路的踏查經驗。其中一些人更把這樣的經驗寫成文章，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見聞紀錄。水量豐沛、落差大的木瓜溪是東部發電廠的動力泉源。（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譬如1947年，台電員工李式中等人為了擬定東部系統的「全盤方針」，遂乘坐著汽車、越過了當時仍然充滿險阻的沿海公路來到花蓮，針對既有電廠的運作情況進行視察，李式中並且將這次的旅行經驗寫成〈東行追記〉，刊載於當時台電的《勵進月刊》。這趟旅行，他們置身於立霧溪，不禁心折於太魯閣的鬼斧神工；來到木瓜溪，則嘆服於「怒馬奔放」般的湍急水勢。相較於今日發達的交通情況來說，1947年的立霧溪與木瓜溪，仍不是輕易可以抵達的地方，故而在當時候，李式中等人的震撼，仍可說是相當稀罕的經驗。其實，在後來的時代裡，台電或者為了擴增水力發電的系統規模，或者為了完善全島的電力網絡，仍有許多員工持續地深入山區，並且也都曾經在內部刊物當中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本書引用了其中一些台電前輩的山林紀行，對照作者自己所做的現地調查紀錄，兩相對照，頗有一種穿梭時空的趣味。 1954年的東部臺灣地圖，呈現出花蓮境內的水利工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正文當中，作者經常大篇幅引用原始文獻。這些「原汁原味」的引文段落，或者摘譯自日治時期的報紙，或者轉錄自戰後出版的台電刊物與相關書籍，及零星的檔案、手稿等等。所有這些材料並非輕易可以得見。作者揀選相對易讀的史料，並刻意保留其原文樣貌，能夠幫助普遍讀者循著當時代的語言，認識當時代的故事。本書收錄的人物採訪，仍沿襲作者一貫的書寫風格，不囿限於重複而平板的問答框架之中，而總是能夠帶領讀者看向一些別有意趣之處。例如第四章〈從瀧見至龍澗〉，寫到四名在龍溪壩值班的台電人員，作者不費筆墨，僅只簡要地列出電廠裡的三班值勤排程。藉由這類細節，作者直白地展示了守壩人的日常工作節奏，使讀者對於這一職業能夠迅速建立起認識輪廓。為銅門發電廠提供發電用水的水簾壩。（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每個章節末尾，皆附有大量印刷品質極佳的彩圖，除了呈現工程藍圖、歷史檔案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今昔影像對比。所有這些圖像材料，適切地配合章節內容，與文字描述相互補充，使全書讀來更顯生動。本書的最末一章，作者忽然帶領我們來到清水斷崖的近海處，乘上獨木舟，遙望東臺灣海岸線上各個河流的出海口。此情此景，不免使我們想起1930年，陳澄波在《東臺灣臨海道路》所描繪的景象。在那幅畫裡，同樣有一葉扁舟，飄盪於藍色大海。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帶領作者循著河流溯源而上，涉足於山澗與溪谷之中，但所有這些河流終究要滾落大海，故而作者也將此行的終點設定於太平洋上。從山林到海洋，本書可說是一趟跋山涉水的閱讀旅程。若能跟上作者的腳步，相信讀者也能在跋涉之中，盡覽後山電火的故事，以及所有那些故事裡的景色風光。＊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木瓜溪畔的「勤行報國青年隊」臺灣總督府以瀧見訓練所為名，其實是拓寬改修能高越道路，完成可以通行車輛的自動車道路，自1941年開始，規劃以7年期間，總經費930萬日圓來執行。1942年5月15日在瀧見舉行訓練所入所式，《東臺灣新報》亦曾報導。花蓮港瀧見訓練所建於距離花蓮港30公里的深山內，位於木瓜溪與奇萊溪交會、標高300多公尺的懸崖上，是總督府引以為傲的勤勞報國青年所之一。訓練所共有四棟營舍，所內聚集從全島各地被選召的310名青年精銳，每天奮力地進行訓練。1943年8月22日，這座地處偏僻的訓練所，自設立以來首次迎接總監西村文教局長及同行記者到訪。以下為訪問紀實。右手邊幾十丈高的懸崖溪谷變得寂靜無聲，甚至略顯詭異，淺灘隆隆地濺起白色水花，一種不似死亡般神秘的冷意迫近眼前。由花蓮港的市街往北，在沿著能高越山路綿延約16公里，木瓜溪溪水飛濺的山峽中，有著一座培育皇民、鍛鍊身心的青年道場，即「總督府行動報國青年隊花蓮港訓練所」。此訓練所自前年（1941）7月7日設立以來，已歷經六期共1,782名訓練生，當前的第七期訓練生亦是奉公精神高昂，全心全意地鍛鍊身心。訓練所位於瀧見駐在所後方。沿著高聳令人不寒而慄的斷崖旁所開鑿出的狹窄山路前進，走過石門橋單薄的八番線吊橋，就可以看見訓練所的營門。炸藥爆炸的轟鳴響徹山間，首先讓人感受到工程的偉大，接著受到恭敬地舉著鏟子的衛兵迎接，穿過大門之後，木造的簡樸營舍與一片翠綠相映成趣。訓練所的勞動作業現場，為總督府國土局道路課正在進行的工程，即橫斷中央山脈，連結臺中州霧社及花蓮港廳銅門之能高越道路蜿蜒70公里大型工程。此工程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第三期⋯⋯延續到第六期，完成若干部分的挖鑿。施工地就在訓練所向沿60度陡坡走約4,000公尺處，是岩層相當堅硬的山腹部分。在天長大斷崖附近，烈日高照，白雲來去，鳥跡不至的山嶽地帶，要緊貼山壁削鑿岩層、填封溪流，在懸崖上施工，稍有差錯便會墜落千丈深谷。訓練生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晒成紅銅色的身軀佈滿沙土顯得黝黑。訓練所規定5點半起床，比其他的訓練所要早半小時。巴托蘭峰上雲層在黎明之時尚顯微暗。310名訓練生編列為三個中隊，六個小隊。他們在近似深山秘境的崇山峻嶺中的訓練生活，首先是5點半吹響起床號，接著早點名、神前行事、朝禮、早餐都要在7點前完成，然後7點立刻投入施工作業。訓練前期的作業時間為6小時，現在則為8小時，激烈訓練不曾間斷。一天的作業在5點收工，晚禮結束後沐浴，6點吃晚餐，7點開始有一個小時的學科講習，公民科、國史（歷史）等學科結束後，就是神前行事（行拜禮，祈求安全），接著8點40分有晚點名，9點半準時吹響迴盪入夜深山的熄燈號，結束一整天的勤勞訓練生活，這就是1941至1943年在瀧見山區發生的故事。（頁122-124）兩代台電人 1987年6月，新天輪工程處成立，東部電力處有許多工程人員調往支援，同年8月，東部電力處改為東部發電處。經歷了多年的開發與建設，東部的水力發電工程暫告一個段落，平穩供應著無數家庭與工商百業的用電需求。 1993年10月28日下午4點3分，正在進行併聯發電竣工試驗時，洞內突然發生爆炸，不幸造成6人死亡、25人受傷，往生者其中一位褚副處長是臺北工專畢業，為人篤實認真負責、心地非常善良，竟遭此不幸，讓人悲慟不已！同事三年之褚金松君努力向上，工作勤奮。猶記褚君背負儀器盒如走方郎中，走遍各電廠，測試進水鋼管開裂的情景。年前從台電月刊得知，褚君因公殉職消息，不勝扼腕。 ——壽紹漢，〈回憶四十六年前　新竹變電所來的實習生台大人〉，《台電月刊》，404（1996），頁62-63。褚金松，嘉義市人，1933年出生，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嘉義初工電機科畢業後，先至嘉義變電所服務。1951年調立霧發電所擔任技工，那年他18歲，1953年調東部發電區管理處，那年他20歲，加入花蓮信義長老教會，認識同為教友的明義國校老師高麗子。在花蓮待了5年，考上台電的獎助升學班，到臺北工專唸書。25歲那年結婚，28歲回至東部發電區管理處，調派龍澗發電廠服務，歷任工務員、計畫股長、檢驗隊長，1988年調派新天輪工程處電氣課長，後來升任副處長。高麗子為花蓮師範學院畢業，國語、算術、音樂、美術都教。褚家有鋼琴，兩個女兒都會彈，長男後來當老師，長女也當老師。農曆過年時，褚金松夫婦帶著2男2女回嘉義看祖父母，那裡現今還住有二姑。褚信杰1969年出生，差大哥10歲，在家中年紀最小，不過不會彈鋼琴。因為是老么，雖然備受寵愛，較不循常軌，他覺得自己是父母意外所獲，並非預期所生。「爸爸長年不在家，我們好像是單親家庭。」褚信杰自花蓮高中畢業後就沒升學，在外打工。當兵回來後，到一家美術燈公司工作，參與生產與組裝，領有冷凍空調的證照，對於電氣並不陌生。1993年10月28日，新天輪工程在試運轉時發生爆炸事故，丁世凱廠長、褚金松副處長因公殉職，那時褚信杰24歲。意外來得如此迅急，全家陷入愁雲慘霧，媽媽很悲傷，將爸爸葬在佐倉公墓。 1994年褚信杰進入東部發電處電氣股工作，受到張添和、林明輝兩位領班的傾囊相授，5、6年後對於電氣技能才順手。他不斷學習精進，18年後的2012年，升任電氣課領班。「他們是我的師父啊！」褚信杰充滿感謝地說。電廠的發電機功率高、量體大，外面遇不到，學校未必教，就要師徒式的耳提面命，才能增長經驗。張添和1934年次，花蓮中學初級部畢業，歷任立霧裝機工程處、銅門工程處、龍澗工程處，後來留在東部發電區管理處維護課電氣股工作。本書所附1959年4月21日〈蔣中正總統與龍澗工程處人員合影〉這張照片，張添和也在其中，裡面人物多靠他的指認，方得解析。張添和1990年擔任領班，1994年退休。林明輝1942年次，1965年進入東部發電區管理處工作，在銅門電廠一待就是21年，1986年調任維護課電氣股，1994年擔任領班。兩位諄諄長者在40多歲時還去進修，取得高工畢業學歷，俾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更加精進。在台電的工作穩定後，褚信杰結婚要買房子，買在哪裡呢？媽媽資助他，就買在佐倉附近。那時媽媽已經退休了，每天都來串門子，然後就離去，他隱約知曉媽媽的心意。十多年前，媽媽因胃癌過世，媽媽也葬佐倉，就在爸爸旁邊。佐倉的家離爸爸的墓有多近？下班之後，我刻意到褚信杰家坐一坐。他帶我步出家門，向左一轉，根本不用5分鐘，根本不到500公尺，就到褚金松的墓。我想，高麗子一定常來徘徊，每天都來看兒子，每天都來陪先生。春去秋來，花開花落，許多許多話，或私密，或叮囑，或寄託，都還來不及說⋯⋯。（頁179-182）

不管在什麼時代，「竊電」對於電力公司而言，都是很頭痛的問題。在日治初期的臺灣，當人們開始使用電力公司的服務之後，竊電的亂象也隨之發生。 1914 年，總督府作業所曾估計臺北地區因竊電而流失的電力，約已等同龜山發電所發電量的十分之一。後來，當臺灣各地方的民營電力公司發展起來以後，各個公司為了防範竊盜電力，也經常派遣人員在民間積極地進行檢查。不過，「盜電檢查」在日治時期的臺灣經常引起糾紛，報紙上不時會出現相關案例。譬如 1936 年 8 月，《臺灣日日新報》便提到基隆的一個案例，是一位名叫林牛的電力公司職員，以檢查電燈使用為名，逕自闖入一名吳姓警員的住宅，導致兩方大打出手，事後雙方也都提出告訴。不過，在這起案例當中，林牛似乎是理虧的一方。因為地方上有許多人都出來作證說：他們也都遭遇過林牛這種擅闖住宅的「不法檢查」！同樣在 1936 年，彰化地方則有三名年輕的電力公司職員，指控茄苳腳（即今日的彰化花壇）地方上的「國語講習所」有竊電現象，即便講習所的課程還在進行，他們仍強硬地移除電燈，導致課程中斷，三人因此遭到地方民眾毆打。報導這則新聞的記者，也站在地方民眾立場，指責公司職員的強硬作為。不過，似乎沒有人在意這則新聞裡提到的竊電現象，以及電力公司所蒙受的損失。時移世易，偷竊電流的新聞事件，在今天的臺灣依然常常發生。但在「智慧電表」等先進設備日益普及以後，竊電現象也越來越容易查獲。與此同時，日治時期的那些因為檢查竊電而引發糾紛的案例，也已很少聽聞。事實上，強調服務品質的台電公司，非常重視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有任何問題，歡迎透過用戶意見電子信箱向公司反映喔！ 1936 年《臺灣日日新報》關於「盜電檢查」引起糾紛的兩則報導。（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資料〈謬指國講所盜電剝去授業中電球〉，《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4月30日，漢文版第4版。〈電力會社基隆勸誘員擅入吳巡查家檢查不告氏名被追負傷〉，《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8月12日，第8版。

1946年9月17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民政處，收到了一紙頗有意思的報告書。呈送這份報告的人名叫王聯治，來自中國江西，曾是「中國青年遠征軍」的一員。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青年軍」也在1946年3月以後陸續復員，回返民間。時年23歲的王聯治，於是在復員單位的介紹之下來到臺灣，嘗試謀求一個職位。出身江西的王聯治，為什麼會想要離開家鄉，跑到一座遙遠的海島上呢？理由很難確知。在報告書裡，他只簡單交代了自己原係專科畢業，學的是機械，希望民政處能安排一個專賣局工廠或電廠的位置，好讓他「學而致用」。彼時，國民政府對於日產的接收工作仍在陸續進行當中，無論哪個事業單位皆需才孔亟。於是，王聯治遂被轉介到台電供職。既然學有專精，台電於是以助理工程師的職位加以聘用，並將他分派到新店地區的小粗坑發電所擔任系長。以一個20餘歲的青年來說，這應當已是很不錯的發展了。新店溪畔的水力發電廠，曾是臺北現代化的動力源。（圖像來源：台電綠網）不僅如此，王聯治來到小粗坑電廠的隔年，便與電廠同事的女兒成婚，在往後四年多的時間裡面，他們很快便有了三個孩子。看來，遠渡臺灣的這一決定，確實幫助王聯治走上頗為順遂的人生旅途。然而1951年底，電廠裡的一場火災，使得青年王聯治的生命嘎然終止。一個月後，流通餘台電內部的《勵進月刊》，簡短報導了他捨身救火、不幸跌落屋頂殉職的事。為了感念王聯治的付出，台電特意擢升了他的職級，還在小粗坑發電所為他舉行了一場追悼會，包括總工程師孫運璿在內，一眾公司高層紛紛前往致意。此外，王聯治的電廠同事也共同為他設立了一座紀念碑，這塊石碑，今天仍默默矗立於電廠的大門口。匆匆七十年過去，王聯治的孩子們都已逐漸老去，再下一個世代的兒孫輩亦已長大成人。神奇的是：2017年的某個夜裡，王聯治的孫女驀然在網路上發現了王聯治的紀念碑。而在之後與其他兩位作者合著的《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這本書裡，他更採訪到爺爺的同事，結合家族記憶、檔案文獻的蒐集，進一步還原了王聯治的生命軌跡，與該時代的電業故事。 1952年台電對於王聯治的追悼會與立碑紀念。（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新店溪沿岸水力發電的歷史追索如同「台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的其他一些作品，《文明初來電》的寫作宗旨，亦是打算追索新店溪沿岸各個水力發電廠的身世來歷。全書分為八個章節，前三章主要寫新店溪的地理環境與二戰之前的電業發展，後五個章節則結合大量人物採訪，著重講述戰後迄今的電廠故事。或許得益於三位作者的採訪經驗與人文學科背景，本書前半部分針對歷史、地理的脈絡整理，可謂相當嚴整。從清領時期的水圳建設、原漢衝突，到日治時期的理番政策、山林開發，皆有清楚交代。二、三章更且設計了數個補充單元，針對正文提到的瑠公圳、土倉龍次郎等等，做進一步的延伸介紹。舊時電廠的水輪機，如今已被改造為園區展示的裝置之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除了人文歷史之外，第五章講述的則是新店溪各電廠所採用的發電方式及其設備維運。雖然該章節的主題涵括大量的技術細節，但作者緊抓數個重點，間或穿插電廠人員的說明，讀來自然流暢，同時使得讀者不致迷惑於大量冷硬的專業術語之中，而能夠對這些機電系統、以及電廠人員的工作有所認識。總的來看，本書收納的知識內容堪稱豐富。書末列示的參考文獻，則說明了這些知識的陳述皆立足於頗為厚實的閱讀基礎之上。此外，這兩個章節也特意從文獻當中找到許多品質極佳的歷史影像，與文章內容適切呼應，使全書增色不少。 1960年代的羅好壩改建工程。（台灣電力公司）重新遇見電廠裡的人群記憶後半部分各個章節所收錄的採訪片段，則是《文明初來電》的另一精彩之處。作者們所尋找的訪談對象，身分極為多元，譬如日治時期的電業學徒、1960年代末的電廠廠護、任職超過半世紀的電廠員工、文化資產的研究者……所有這些訪談，共同刻劃了發電廠裡的工作樣貌與生活圖景。電廠於是不只是電廠本身，在這本書裡，它更像是大量人群的記憶所繫之處，更引人入勝的是：包括本文開頭提到的王聯治在內，書中所收錄的部分故事，其實就是其中一名作者王舜薇的家族記憶。王舜薇的曾祖父是小粗坑電廠的技工，祖母鄭仁慈女士（即王聯治的太太）自幼亦生活在電廠附近。也因此，本書的部分內容，某種程度也像是一種家族史的尋根，讀來別有意趣。青年王聯治的生命縱然短暫，但他的故事始終存在於眾人的回憶之中，並且還原於《文明初來電》的書頁裡。透過這本精彩的圖文書，我們將會在新店溪的河畔，重新遇見王聯治，以及始終存活於各種記憶之中的人與故事。＊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養成所」裡的電業學徒日治時期，設有技術人才養成所的公營事業單位，除了台電之外，尚有鐵路局、電信所等，學費食宿幾乎全免，實習還可領薪，福利待遇相當不錯。高水勝就是受惠於日治時期養成所的台籍從業員之一。身為老大的高水勝，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從小家中生計依靠父母親做粗工，經濟吃緊。他年紀小小，就會動腦筋做生意，下課之後去「跋筊間」（賭場）或者「查某間」（紅燈戶）賣糖果餅乾，「生意很好呢！」此外就是打拼讀書，想辦法進入有保障的電力公司。高水勝記得，養成所在當時台電台北營業所（今台北市福州街經濟部旁）授課，提供學員毛筆、紙、墨盤，還供吃供住。上午室內講課，下午安排實習。學員下課後，住在營業所對面的房舍，晚上還要寫學習心得。高等科畢業的高水勝，是養成所第五回、發變電科第二部的學生。他回憶，班上同學有40人，台灣人僅4位，其他都是日本人。「跟那些日本小孩有得比、拼得過啦！」養成所修業，重視手把手傳授與實習，高水勝被分配到烏來發電所，由廠裡的工程師母雞帶小雞，學習機電實務。當時烏來發電所尚在建廠，新來的學徒什麼雜事都得做，例如掃地、倒茶、跑腿，還有往深山搬運電線桿。早期的電線桿（電火條）以木桿製成，相當沈重，由人工運送，包括往距離電廠7 公里的羅好、阿玉壩線路。一根電線桿，需要4到6個人一起搬運，而其他各種材料，也是用人力拉兩輪車運補。雖然辛苦，但實習期間就有薪水，每個月可以存4、5元，跟外面的工作比較起來，待遇優渥。日本時代還有家族津貼，父母兄弟姊妹可以連坐領錢。「我一個猴囝仔，賺得比老人家還要多！」高水勝得意地說。然而，他的重擔並未卸下，養成所修業期間，父親過世，他必須負起扶養全家人的責任，新莊老家的母親，還得去幫人洗衣打工，度過戰時的苦日子。戰後，18 歲的高水勝出師成為正式員工，升任電氣領班，手下管七、八人。（頁115-117）台電裡的「金門幫」 1970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到處缺工，台電於是深入校園徵才，以建教合作制度並提供獎學金的方式，廣招全台各公立高工電工科學生，觸角甚至還延伸到離島金門。 1980年金門農工職業學校推薦4位成績優秀的電工科畢業生給台電，由於這批先遣部隊立下好口碑，隔年台電再招50人，1962年生的鄭江浚就是其中之一。鄭江浚說，就讀金門農工職業學校電工科的最後一年，學費是台電支付的，6月方從學校畢業，7月1日就到谷關水力訓練中心（今已合併到台電訓練所轄下）報到，接受為期3個月的訓練。「那時候年紀小什麼都不懂，和同學一起搭船從高雄上岸，立刻就搭車到台中，再轉車去谷關。」提起這段金門過台灣的歷程，鄭江浚不免辛酸。結訓後，鄭江浚被分發到南投仁愛鄉濁水溪上游的萬大電廠。鄭江浚說：「金門人來到台灣工作，無論是台北還是高雄，對我們來說距離都一樣，就算是分發到深山裡的水力發電廠，金門人都不會有怨言。」聽話、好用的好口碑不脛而走，此後10年，台電年年招50名金門畢業生，這也就是日後金門人在台電日益壯大、「金門幫」數以千計的由來。 1981年，鄭江浚以「養成工」進用，在萬大電廠一待就是5年。他不但不以為苦，甚至還認為，水力電廠因地處偏遠，對員工的照顧也較周到，以萬大電廠為例，不但有單身員工宿舍和有眷宿舍，還設有幼稚園和醫院。唯一較難捱的是，深山裡通訊困難，父母親又都不識字，連要寫個家書報平安都很難。當年養成工一個月薪水8,000元，不如外面的行情，「當時去外面做水電，一天就有好幾千。」1987年，鄭江浚被調離萬大，落腳新店粗坑電廠。原因是萬大超編了一百多人，粗坑這邊人不夠，一聲令下，鄭江浚和一位金門同學一起被調到粗坑。「反正金門人調去哪裡都一樣！」他說。所幸，鄭江浚在新店溪畔落地生根，自此不再漂泊。從粗坑電廠值班員，到桂山發電廠維修員、羅好壩值班員，2018年升任巡視員領班。「我在羅好壩工作時很單純，每天抄錄水位及進流量，依值班主任指示操作水門。」鄭江浚說。唯獨在颱風天必須鎮守羅好壩，有時還得冒著生命危險，在強風豪雨中開啟排砂門。最讓他記憶深刻的是2015年的蘇迪勒颱風重創烏來山區，駐守在羅好、阿玉壩的同仁斷了音訊，第二天鄭江浚就揹著乾糧，和救難人員在滿目瘡痍的山路上步行4小時，前往搭救。改任巡視員領班後，鄭江浚非常忙碌，卻很有成就感。他幾乎不坐辦公室，上班不到半小時就往外跑。翡翠、烏來、桂山、粗坑、軟橋5座發電廠，加上粗坑壩、桂山壩、阿玉壩，他每10天要分別巡視1次，把所有電廠設備繞1次，將運轉資料抄錄下來。除了這項固定作業外，還有一些計畫性工作，例如，各電廠的基礎設備每年定檢1次，定檢前鄭江浚要負責停電操作。此外，還有突發性的工作，哪邊有問題立刻就要去處理。「這些都是我吃飯的飯碗，要顧好！」他笑說。鄭江浚6年後就要退休了。來自金門的他說，知道烏來好山好水，自然已買好房子準備在這裡養老。兩年前買的預售屋已經完工交屋，不久他要搬出住了三十多年的員工宿舍，住進新家。「如果不是台電對員工的照顧，我也沒辦法在這裡落地生根，養活一家人。」這位來自金門的農家子弟如是說。（頁170-173）

你也是棒球運動的超級粉絲嗎？自從1990年代臺灣的職業棒球聯盟熱鬧開打以來，職棒比賽便風靡了無數球迷。與此同時，電視的普及化以及轉播技術的進步，也讓棒球走入每家每戶的客廳，成為日常生活裡的娛樂選項。職業棒球擁有強大的行銷宣傳能量，自然成為矚目焦點。但在職棒體系之外，臺灣仍有許多由民間企業贊助的棒球隊，活躍於各種業餘聯賽當中。在職棒尚未出現的年代，棒球運動在臺灣的發展，很大一部分仰賴著這些社會球隊的持續運作。畢竟，球員在離開學校以後，仍必須有發揮身手的舞臺。而在職棒出現以前，眾多公營事業旗下的業餘球隊，就成了多數球員的最佳選擇。其中，台灣電力公司組織的棒球隊，長年以來為這座島嶼培育了無數選手與教練，可說是業餘棒壇最具代表性的一股中堅力量。回望歷史，陪伴臺灣棒球成長茁壯的台電球隊回望臺灣棒球史，棒球運動早在日治時期便已普遍流行，不僅是學校有打棒球的風氣，一些企業也會組織球隊。而在1940年代，「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諸多地方分社，就已有員工自組隊伍，舉行彼此之間的對抗賽。後來，臺灣的電力工作者，對於棒球運動似乎更為熱衷。1946年台灣電力公司成立以後，高雄、嘉義、臺中、新竹、彰化、花蓮等地的營業處，也相繼組建球隊。偶爾，這些地方隊伍也會組成聯軍，共同以台電為名外出征戰。根據《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一書的說法：到了1957年，台電總經理黃煇決定從各個地方隊伍當中選拔好手，組成一支真正的「台電隊」。這支球隊其實是以當時高雄營業處的「高電隊」為核心，集訓基地遂也順理成章選在高雄。若干年後，台電還在高雄近郊的大寮建造了一座棒球場，提供球隊練習使用。在臺灣，社會球隊竟能擁有專屬球場，這還是破天荒頭一遭呢！馳騁海外，在國際賽場上爭取榮耀的台電球員台電隊正式成軍以後，很快便成為棒壇當中的常勝軍，在主席盃、全國棒球錦標賽等賽事當中屢屢奪得佳績。到了1968年，台電公司首次贊助球隊前往日本，與當地社會球隊進行交流。在那個年代，有機會前往海外打球，對於球員們而言是彌足珍貴的經驗。到了1980年代，臺灣的成棒球員，開始有越來越多機會出國比賽。這個時期，陸續有世錦賽、洲際盃等等國際性的棒球賽事，需要在島內選拔球員、組成隊伍。而台電選手往往也會出現在入選名單當中，成為重要戰力。比如說1984年的世錦賽，出身台電的球員就在代表隊中佔去了五分之一。2019年舉行於荷蘭的港口盃，全隊也有四分之一的選手來自台電。從這個角度來看，台電不只藉由電力本業來點亮臺灣，其所培育的球員，也在國際賽場上持續為這座島嶼爭取光彩與榮耀。永續經營，為島嶼培育棒球人才的理想實踐 1989年底，「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正式成立，臺灣的棒球運動史也邁入全新紀元。不過，職棒的成立，也為社會球隊帶來不小的衝擊。當時，一些新成立的職棒隊伍，需要能夠立刻上場比賽的即戰力，民間企業贊助的成棒隊，就成了他們的挖角對象。當年的台電，也同樣因為大量球員轉頭職棒而陷入經營危機。所幸，在後來的時代裡，臺灣的社會棒球並沒有因為職棒而陷入困頓。許多優秀選手在大學畢業以後，仍會選擇加盟台電，求取穩定的生涯發展。而在台電嶄露頭角的球員，也可能繼續邁向職業舞臺。無論如何，台電經營球隊的原初目的，就是要支持臺灣棒球運動的永續發展。曾經由台電培育的選手，能夠持續在不同的賽場上發光發熱，對於台電而言，也可說是一種理想的完成。除了球隊本身的經營以外，台電棒球隊也持續深入校園，將資源帶往偏鄉，從基層開始進行棒球選手的養成教育。長年以來，台電公司對於棒球一直抱持著極大的熱情，持續為棒壇培育人才，同時也期許自己成為棒運發展的最強後盾，陪伴著這項被我們視為「國球」的運動，持續地向前邁進。熱力不滅光芒四射太陽神──台電男子棒球隊馳騁棒壇紅不讓──台電男子棒球隊

作者：陳韋聿隨著綠能建設的迅速開展，風力發電機已成為臺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支柱。看著巨大的風機扇葉在風場中呼嘯運轉，我們不免會疑惑：究竟是誰那樣聰明，率先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風力發電裝置呢？ - 在中文世界的網路資料當中，這問題的解答可謂眾說紛紜。有些文章將功勞歸給蘇格蘭人布萊斯（James Blyth），有些則說是美國人布拉許（Charles Brush）或丹麥人拉庫爾（Poul La Cour）。實際上，這三個名字，各自都代表了風力發電的某個技術演進階段。 1890 年代，拉庫爾針對風機進行的系統性改良（稱為 “Kratostate” ），解決了風力忽大忽小、電能轉換也跟著不穩定的關鍵問題。此外，他所設計的風機，也更趨近於今天廣泛被運用的風機形式。因此，拉庫爾被尊稱為「現代風能之父」。布萊斯與布拉許的發明，出現的時間則要比拉庫爾更早一點。 1887 年，這兩個人都在自家院子裡建造了一具形狀特殊的風力發電機，雖然發電效率仍差強人意，但他們的嘗試，向世人證明了「風力發電」確實可行。值得注意的是：布萊斯的風機在 1887 年的 7 月開始運作，布拉許的風機則得等到當年冬天才完成。單就時間順序而言，布萊斯或許才是真正的勝利者。由左至右，分別為布萊斯、布拉許、拉庫爾所設計的風力發電機。那麼，「史上第一部風機」的發明者，果真就是布萊斯嗎？恐怕還不一定。近年來，法國的風電史研究者布魯耶爾（Philippe Bruyèrre），提出了一個更早的答案。他指出：早在 1883 年舉行於奧地利維也納的國際電力博覽會當中，來自奧地利的發明家弗里德蘭德（Josef Friedländer），已經將一部抽水用的風力渦輪機改造成發電機組。而且，在現存的展場設計圖當中，我們還能見到這部風機俯視與側視的圖繪資料！ 2022 年，布魯耶爾將他的發現，闡述在一本名為《復古未來》（Rétrofutur : une autre histoire des machines à vent）的法文著作當中，透過美國作家吉佩（Paul Gipe）所撰寫的書介，這些研究成果得以被更多人看見。總而言之，關於「誰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風力發電機」這個問題，目前我們所知的最新答案，是奧地利人弗里德蘭德。然而，隨著歷史研究的持續推進，這個說法，或許有一天也會遭到推翻 —— 根據一些冷門文獻的說法， 1876 年美國費城的世界博覽會裡，也曾出現過一部「多金屬葉片的（風力）渦輪機」（many‐blade sheet metal turbine）。那部機器，會不會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風力發電機呢？恐怕還得等待更多的證據出現，才會有確切的解答了！布魯耶爾曾在 2021 年贏得科技史的重要獎項 Turriano ICOHTEC Prize，是相當傑出的學者。（圖像引用自 Paleo-Energetique 網站）參考資料 Brandon Owens, The Wind Power Story: A Century of Innovation That Reshaped the Global Energy Landscape (New York: Wiley-IEEE Press, 2019), pp. 1-12 Paul Gipe, “Austrian was First with Wind-Electric Turbine Not Byth or de Goyon,” WindWorks.org, July 25, 2023.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1981 年，位於宜蘭清水溪畔的「清水地熱發電廠」正式啟用。從地熱井湧出的水蒸氣，成功轉化為帶動發電機運轉的強大能量。自此，臺灣成為全球第 14 個擁有地熱電廠的國家，為電力事業發展史寫下全新篇章。其實，在清水地熱發電廠落成以前，地熱發電的資源勘查與技術探索，已在臺灣進行了將近二十年。參與其事的人們，亦曾留下相關憶述。蒐集這些資料並稍加排比，不僅有助於重建臺灣地熱發電的歷史，也讓我們看見推動歷史演進的關鍵人物。其中，黃克剛與徐賢修，是特別值得留意的兩個名字。作為擘劃藍圖的政務官與現場執行的工程師，他們分別在不同的角色位置，為臺灣的地熱發電貢獻了重要力量。從大屯火山到宜蘭清水，長達十餘年的地熱探勘發展地熱發電的第一步，自然得從地熱資源的找尋開始。早在 1960 年代初期，前經濟部部長李國鼎（時任美援會秘書長兼經濟部礦業研究服務組召集人）接受美軍顧問團工程師的建議，決定在臺灣推動這項技術。而在全島地熱資源的初步勘查當中，地面徵兆（亦即地表可見的溫泉、硫氣孔……等地底熱源的存在徵象）明顯且密集的陽明山，便成為首要發展重點。地熱井的鑽探，旋即在陽明山一帶陸續開展。同時期，任職於經濟部礦業服務研究組的工程師黃克剛先生，也受命參與其事。 1968 年聯合礦業研究所成立後，他更進一步成為「地熱資源小組」的召集人。但據他所述，陽明山的地熱井水，始終存在著難以解決的酸性腐蝕問題，地熱發電廠的建設計畫也隨之擱置。不過，地熱資源的探勘並未就此停止。 1973 年「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黃克剛也隨著組織整併，來到工研院的「礦業研究所」服務，持續在臺灣各地進行地熱資源探勘。三年後，他與同事在宜蘭大同的清水村鑽鑿了一個三百多公尺的測溫井。根據他在《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一書中的憶述，這口井的地熱水溫度適合，水質亦屬鹼性，不會有陽明山區地熱水的酸蝕問題！《台電四十年》當中關於清水地熱發電廠的報導。（圖像來源：《台電四十年》）新竹科學園區的推手，也推動了清水地熱發電廠的建設？清水地熱井的鑽探成果，無疑為沉寂許久的地熱發電計畫，帶來嶄新動能。時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徐賢修得知消息以後，當即乘著吉普車、橫越清水溪，親自到現場進行視察。 1976 年夏天，徐賢修進一步組織考察團，前往日本參觀地熱發電廠的運作，之後又邀集學者與經濟部旗下國營事業，在國科會成立研究小組，並說服海外專家王大蔚來臺主持宜蘭清水的地熱發電建設計畫。時年 40 歲的王大蔚，在美國加州蓋瑟的地熱發電廠任職長達十年，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正是當時臺灣最需要的人才。1977 年，也就是黃克剛等人在清水鑽鑿測溫井的一年後，「清水地熱試驗廠」已開始試運轉。如此神速的進展，有相當一部分應歸功於徐賢修的推動。提起徐賢修，人們多半想起 1980 年成立的「新竹科學園區」——此一對於臺灣饒富貢獻的高科技產業重鎮，正是由他在國科會主委任內一手擘劃。另一方面，啟用於 1981 年、總裝置容量達到 3 MW的清水地熱發電廠，亦是由徐賢修大力促成。從產業聚落建設到新能源開發，這位出身科學界的政務官所做的種種籌劃，可謂高瞻遠矚。 1977年清水地熱試驗廠前合影。左六為黃克剛，左七為徐賢修。（圖像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 1977 年，當徐賢修來到「清水地熱試驗廠」視察的時候，曾經與在場眾人合影留念。這張照片裡，黃克剛就站在他的身旁。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時期，地熱發電做為臺灣探尋新興能源的需求與盼望，越顯迫切。當這兩個人在試驗廠裡目睹發電機運轉的時候，必定也都會有深刻的感觸吧！後來的時代裡，清水地熱發電廠一度受挫於技術瓶頸而歸於沉寂，但追求地熱發電的夢想，在臺灣始終未曾止息。 2021 年，經過地熱井修復、機組更新的清水地熱發電廠，在中央、地方、民間公司的通力合作之下，再次開始運轉。而這次，它的發電機組裝置容量達到 4.2 MW，寫下全新紀錄。夢想不一定能完全實現，但可以交棒接力。黃克剛、徐賢修開啟了一個時代，而他們的的後繼者仍在持續逐夢，持續為這個故事撰寫新的篇章。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羅文輝，〈地熱發電廠開始供電〉，《台灣光華雜誌》，1979。鄭瑞熾，〈礦冶耆宿黃克剛先生辭世〉，《鑛冶》，61：4（臺北，2017），頁143。王仕琦採訪撰稿，《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第8章，「發展地熱發電」，頁152-153。林欣誼等，《水水蘭陽．百年電火》，臺北：台電，2021。工業技術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臺灣地熱大事紀」。〈首座民營MW級地熱電廠啟用機組容量4.2MW〉，經濟部網站新聞稿，2021年11月23日發布。

日本儀器製造商「玉屋商店」與台電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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