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儀器製造商「玉屋商店」與台電文物典藏-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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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儀器製造商「玉屋商店」與台電文物典藏

更新日期：2025-08-18

作者：陳韋聿

「電業文物典藏」網站收錄了早期台灣電力公司「電源開發處」曾經使用的諸多科學儀器與工具，其中包括「玉屋商店」製造的三種產品，分別為平板測量儀、求積儀、鋼捲尺。觀察前兩部儀器的外盒，可以見到該公司的商標圖樣、英文名「TAMAYA CO., LTD」以及「GINZA TOKYO JAPAN」（即日本東京銀座）等等資訊。

玉屋商店其實是一家歷史悠久的測量工具與儀器公司，日本許多政府或民間機構目前也都還保存該公司出品的精密器械（諸如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仙台市天文台、東京大學駒場博物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玉屋在 19 世紀的崛起，與日本近代史的脈動息息相關。另外，這家公司在日本的儀器技術史上亦頗具重要地位，值得我們仔細做些歷史考掘。

台電典藏的「玉屋製平板測量儀」。（圖像來源：電業文物典藏網站）

玉屋商店最早其實是創業於 1675 年的眼鏡製造商。江戶時代（ 1603-1868 ）初期，眼鏡在諸多西洋舶來品當中市場需求量較大，也較有商機。一些日本工匠在掌握鏡片打磨、鏡架製作等工藝技術以後，遂陸續在城市裡開設「眼鏡屋」，為富有階級提供這種要價不菲的商品，玉屋應也是誕生於同樣脈絡底下。

不過，「眼鏡屋」的業務範圍不只是眼鏡，也會擴及同樣需要精細手藝的鐘錶與其他舶來品。收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站裡一張江戶時代後期的印刷品，清楚揭示了當時玉屋商店所販售的商品內容，包括各式眼鏡、時鐘、大方儀（經緯儀）、小方儀品（指南針）、分度矩品（量角器）……等等。

早稻田大學藏「御眼鏡細工所」。（圖像來源：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玉屋商店的店址後來從橫山町轉移到南邊一點的銀座地區，出版於 1885 年的《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可以清楚見到它的店面形貌。從圖像內容來看，建築物正中間的「玉屋／T. TAMAYA」招牌兩側，各別寫有「時計眼鏡」與「測量器械」的中英文字樣，兩者當即該公司的主要營業項目。圖像右側的文字資訊顯示：當時的玉屋剛剛在 1881 年東京上野的第二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當中獲獎，另外在東京的「芝區」已有分店，該公司的業務顯然已有長足進展。

玉屋商店的生意是怎麼成長起來的？ 1910 年出版的《諸官省用達商人名前編》介紹了該公司的創業史，同時提到它崛起的過程。原來 1868 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開始推動「地租改正」，全國精準丈量土地的需求大增，玉屋的經營者抓住機會，及早介入市場，成為政府機關經常採購的工具與儀器品牌，企業版圖亦不斷擴張。當時，玉屋的商品已經賣到中國、朝鮮，還準備出口到更遙遠的法國、墨西哥等地，被譽為日本頂級的測量儀器公司。

《東京商工博覧絵下編》裡收錄的玉屋商店圖繪。（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

「玉屋商店」在日本的儀器技術發展史上還有一件事情值得銘記。 1913 年，該公司曾接受東京天文台的委託，替它們製造經緯儀。其實在這之前，玉屋已經開始研發經緯儀的製作技術。 1906 年，從前農商務省延攬的中堀幾三郎便成功仿造進口器械，開發出兩種不同型號的經緯儀。 1920 年代，該公司更成功實現六分儀的國產化。一直到相當晚近的時代，玉屋及其後繼企業仍然以其儀器製造的技術精良而聞名。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了 1910 至 1937 年間玉屋商店的數本商品型錄。翻查最早的型錄，我們已能夠找到平板測量儀、求積儀、鋼捲尺等等器械。不過，後兩種工具在所有型錄當中，並未出現與台電典藏品相仿的型號，推測台電的玉屋製求積儀、鋼捲尺都是更晚期的產品。

1937 年玉屋商店的第 10 版型錄，收錄了一種「田村式平板測量儀」。這種盒裝器械裡的零組件內容，包括照準儀（alidade）、方框羅針、求心器等等，與台電典藏的平板測量儀非常相符。「田村式平板測量儀」在前一版型錄（ 1932 ）亦曾出現，但細節稍有不同，也許第 10 版型錄裡的儀器已經過改良。無論如何，台電典藏品就是 1930 年代已開始銷售的「田村式平板測量儀」，這點殆無疑義。今天，日本一些民間公司仍在販售同一種儀器（例如株式会社ソーキ、株式会社ソシオコーポレーション）或製作使用教學。從器械內容看來，其整體形制仍與 1937 年的產品無甚差別。

同樣根據第 10 版型錄所揭露的資訊： 1937 年，該公司已經在東京擁有三家儀器生產工廠，並且在大阪、福岡等地設立營業據點。 20 世紀後期，該公司仍持續營運，一些雜誌上仍能得見其商品廣告。應當在 1983 年左右，玉屋改名為「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迄今仍活躍於日本工商界。

從 1675 年為江戶富豪服務的眼鏡屋，到 20 世紀國產測量儀器的領導品牌，玉屋商店的故事，也呼應著日本近代的歷史起伏。其實， 1937 年出版的那本商品型錄提到，玉屋曾經在 1927 年接獲臺灣總督府的訂單，將產品販售到臺灣來。我們大致可以肯定：將近百年以前，臺灣已經有人在使用玉屋製造的儀器。

今天，除了台電以外，臺灣還有一些機構亦保存著玉屋製的工具與儀器，例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量角器、亞興本土測繪博物館的氣象觀測經緯儀等等。除了電力開發以外，這家公司或許還有一些產品，也曾參與早期臺灣諸多方面的建設開發。只是隨著測量儀器的迭代更新，這些器械已被塵封於某個角落。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会社紹介．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日本測量協会《関東支部報》，第39號（2011）。網址：https://www.jsokuryou.jp/Corner/shibu/03kanto/201001/kt1101_7-9.pdf
会田信行，〈日本のクリノメーターの歴史（2）〉，《地学教育と科学運動》，第83號（2019），頁51-55。網址：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chitoka/83/0/83_51/_pdf/-char/ja
〈六分儀・金の六分儀〉，「タマヤ計測システム株式会社」網站。網址：https://tamaya-technics.com/sextant/
宮田城之輔，《商品目録 : 器械類第9版》（東京：合名會社玉屋商店發行，1932），頁71-72。網址：https://dl.ndl.go.jp/pid/1054137/1/49
宮田城之輔，《玉屋商店型録第10版》（東京：合名會社玉屋商店發行，1937），頁91-92。網址：https://dl.ndl.go.jp/pid/1090297/1/62
日本測量機器工業会編，《最新測量機器便覧新版》（東京：山崎堂，1980）。網址：https://dl.ndl.go.jp/pid/12596559/1/13
山口晋一編，《諸官省用達商人名鑑前編》（東京：運輸日報社，1910），頁26-27。網址：https://dl.ndl.go.jp/pid/779752/1/31
中山安太編，《東京模範商工品録》（東京：東京模範商工品録編纂所，1907），頁198-199。網址：https://dl.ndl.go.jp/pid/803458/1/208
中桐正夫，〈乗鞍にあった TAMAYA のトランシット〉，《国立天文台・天文情報センター・アーカイブ室新聞》，第49號（2008）。網址：https://prc.nao.ac.jp/museum/arc_news/arc_news049.pdf
〈御眼鏡細工所〉，收錄於早稲田大学図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址：https://www.wul.waseda.ac.jp/kosho/bunko10/b10_8019_01/
〈六分儀のご縁〉，仙台市天文台網站，2011年8月25日刊登。網址：https://www.sendai-astro.jp/about/blog/2011/08/post-26.html

作者：張哲翰台灣電力公司對於水力發電廠的管理，並不只是從興建工程完畢之後才開始，而是從工程還未啟動前就已經開始進行。首先，在興建之前計畫工程師需要進行各項規劃、繪圖、以及後續與工程單位的接洽，就如同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營建處退休計畫經理陳天明先生，他是這樣描述在「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中他所扮演的角色：「現代化的施工，就是必須要有舊資料，說日月潭到底多高、潭水多少，也必須有現代的機械去完成，所以你兩個都要懂，要知道怎麼樣配合」、「那時候我的位置是計畫工程師，就是營建處跟抽蓄工程處的一個橋梁啦」。其次，是計畫確認後，工程就開始交由工程單位進行。像是「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委以明湖施工處（水力發電工程處明湖分處）、[1]「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以及「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由抽蓄工程處進行施工。[2]尤其是水力發電工程，有很多的地下、隧道、壩體開挖的工程，這時候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土木工程師、地質研究專業出身的地質師，就非常重要。以退休策略行政系統副總經理李鴻洲先生為例，他如此描述地質師的工作重要性：「地質師的工作就是要地質調查、地質研判。因為隧道開挖，傳統的隧道工程的話都先鑽孔，鑽完之後，裝藥然後就開炸，開炸以後就空氣不好，就必須要通風，通風完以後空氣好一點就出碴，出碴完之後，我們地質師就必須到現場去看著這個岩盤面，來做岩體分類，這個地質好不好？有沒有什麼破碎段、斷層帶？那我要採取哪一種支撐？地質比較好的話支撐就比較少，地質不好的話支撐就比較多，所以地質師的工作非常的重要。」而當工程逐漸完成，才換成機電、電氣專業的工程師，進行發電測試與維運等工作。有趣的是，戰後初期像台灣各地的發電廠修復，除了依靠留用的日本技師、技手，以及日本時代養成的台灣技術人員之外，主要是美援之下，對歐美方面顧問專家的依賴，像是烏來發電廠的修復，則是在美援支助下，台灣技術人才大量投入所完成；霧社壩與萬大發電廠的修復工程，則是效法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簡稱TVA）的整合管理經驗，依據美國墾務局的評估為最終依歸，並任用許多美國工作人員，才完成此工程。[3] 隨著經驗的累積，各項技術更廣泛地採納各方優勢，逐步形成台灣典範式的經驗。像是1960年代以前，在各項工程中廣泛使用的傳統鑽炸開挖方式，到了1970年代起，則逐步引進瑞典產製之鑽堡機（Jumbo），1981年至1984年的「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中，則引進瑞典製的鑽岩機（Atlas Wagon Drill）進行鑽孔作業，之後再於鑽孔內埋設炸藥，以結線方式遙控開炸。而隨著開炸技術的累積，更能成熟駕馭勻滑開炸技術（Smooth Blasting），尤其是在1987年至1991年全面應用在「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中。 1999年開啟的「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中，全長16.5公里的引水隧道，中游段的6.5公里，因為透過901.5公尺的水平地質鑽探，判斷地質較為均質，掌握了地質的詳細情況，進而採用美、歐、日等地都逐漸發展成熟的全斷面隧道挖掘機（Tunnel Boring Machine，簡稱TBM），從2000年7月開始至2002年6月順利貫通，相較於傳統鑽炸方法，不僅有較小的環境破壞、較安全的施工過程，並且更具有高效率的挖掘速度，單日最高可鑽掘至44.3公尺，每月平均315公尺，為後續許多隧道鑽掘工程留下豐富經驗與典範。而這次TBM鑽掘貫通成功所留下的感動，或許就如同李鴻洲先生描述：「我幾乎每天會到現場去，跑到TBM機座上方，看鑽的東西，一邊鑽一邊推，兩、三個鐘頭就進去二、三十公分，看著這個隧道不斷的往前走，令人非常的激動、非常印象深刻。」新武界引水隧道工程使用全斷面隧道鑽掘機(Tunnel Boring Machine，簡稱TBM)施工法。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新武界引水隧道TBM之全景。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新武界引水隧道在TBM鑽掘下，於民國91年6月7日上午11時準確貫通之刹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 〈十二項建設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榮民文化網」https://lov.vac.gov.tw/zh-tw/pioneer_c_4_111.htm?1，瀏覽日期：2024.06.25；《明湖抽畜水力發電工程完工報告》，行政院退輔會榮工處，1988，「國家圖書館：臺灣鄉土書目資料庫」，http://localdoc.ncl.edu.tw/tmld/detail1.jsp?xmlid=0000718703&displayMode=detail&title=%E6%98%8E%E6%B9%96%E6%8A%BD%E7%95%9C%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5%AE%8C%E5%B7%A5%E5%A0%B1%E5%91%8A&isBrowsing=true，瀏覽日期：2024.06.25。[2] 〈明潭抽蓄發電計畫頭水隧道修改設計圖〉，「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drnh&id=031-070500-0011；〈明潭抽蓄水力發電計畫給水、排水及壓縮空氣系統設計圖審查意見〉，「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drnh&id=031-070500-0007；〈95年度工程優良獎獲獎工程：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主辦單位：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抽蓄工程處〉，「中國工程師學會」http://www.cie.org.tw/Honors/HonorsDetail?ch_id=8。[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　川流不息》（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0。

建造一座電廠，必定要以自然環境的犧牲為代價嗎？長久以來，發電廠在人們的心目當中，經常與汙染、破壞畫上等號。但事實上，電廠的建設過程也能夠站在保護環境的立場設想，採取各種降低衝擊的積極作為。台西風力發電計畫裡的「蝙蝠搬家記」說到兼顧環保的發電方式，許多人總會直覺想起「綠能」。不過，生產再生能源的發電裝置，仍有可能對周邊區域造成干擾，必須先做好環境影響評估。台灣電力公司針對雲林縣臺西鄉的風力發電站進行規劃設計時，便已發現預計開發的風機場址存在著大片防風林，其中棲息著數以百計的蝙蝠。即便風機建設用地的範圍不大，但林木的伐除、完工後的風機運轉，仍會對蝙蝠的生存造成影響。「這塊地我既然跟牠借，我就要想辦法還牠一塊地。」台電總經理王耀庭表示：風機的建設，必須兼顧周遭的自然生態。台電的工程計畫得引導這群蝙蝠，遷徙至鄰近的另一座防風林定居。要協助蝙蝠「搬家」，首先必須為牠們打造臨時居所。為此，台電人員在引導蝙蝠遷移的路徑上吊掛了一百個巢箱，成功地吸引大批蝙蝠入住，幫助牠們逐漸朝著目標區域移動。風機的施工，則以分區、分段的方式進行，並且特意避開蝙蝠的繁殖季節，讓牠們有充足的時間遷離風機場址。另一方面，台電也利用這次機會，與在地鄉親、保育團體進行分享交流，並且邀請民眾一起製作蝙蝠巢箱，攜手為家鄉的生態保育盡一份心力。這項起始於2020年的蝙蝠棲地遷徙搬遷計畫，目前仍在持續進行。未來，台電計畫在風機周遭種植更多樹木，增加蝙蝠的活動空間。此外，也將於風機上裝設即時感應系統，嘗試降低風機撞擊蝙蝠的風險。在雲林台西，台電風力發電的建設，顯然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融。興達發電廠更新改建工程打造的「飛鳥招待所」鏡頭轉到高雄北部沿海的興達電廠，近年來，這座電廠的燃煤機組正在陸續退役，燃氣機組則將陸續增設。不過，新設燃氣機組的基地，位於上百種鳥類棲息的永安溼地旁，本計畫相關興建工程是否會破壞濕地的生態平衡，引來不少疑慮。所幸，台電早在2010年便已開始投注心力於興達電廠周遭溼地的生態調查。研究團隊發現只要能夠調控溼地水位，使之低於海平面下35公分，就能有效提升各種候鳥來到永安溼地停留的機率，甚至讓牠們願意定居下來，成為「留鳥」。以長年的研究為基礎，台電在興達電廠的更新改建過程中，採用了許多辦法來降低環境衝擊。譬如以圍籬遮蔽道路，減輕行車噪音，使溼地裡的鳥類不致受到干擾。為避免傳統打樁工程所造成的振動，台電也在廠房建築過程中採用「植入式PC樁」及「全套管機樁」等新式工法。所有這些保護生態的努力，成效十分卓著。今天，永安溼地不僅沒有因為電廠建設而遭到破壞，棲息於溼地的飛鳥數目，反而持續增加。在永安溼地，電廠透過各種積極保護作為，讓周遭生態環境變得更好，達成了與生態共融的目標。建設「生態電廠」，幫助臺灣邁向永續發展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電廠建設與生態環境，必定會站在對立面嗎？透過台西風電站與興達電廠的例子，我們會發現：這兩件事情不一定相斥，反而可以相互結合。兼顧生態保育與發電需求的「生態電廠」，將是新時代的趨勢。近年來，台電在台中大甲溪電廠所設置的馬鞍壩生態魚道，以及苗栗卓蘭電廠進行的螢火蟲生態棲地營造，亦是為人稱道的典範案例。 2024年，台電在環境友善方面所付出的這些努力受到了國際矚目，獲得「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的肯定。未來，台電也將透過「生態電廠」的建設與營運，持續幫助臺灣朝著永續發展的願景邁進。蝙蝠喬遷大計-台西風場蝙蝠搬家計畫飛鳥電廠-台電興達電廠永安濕地生態保育成果

不管在什麼時代，「竊電」對於電力公司而言，都是很頭痛的問題。在日治初期的臺灣，當人們開始使用電力公司的服務之後，竊電的亂象也隨之發生。 1914 年，總督府作業所曾估計臺北地區因竊電而流失的電力，約已等同龜山發電所發電量的十分之一。後來，當臺灣各地方的民營電力公司發展起來以後，各個公司為了防範竊盜電力，也經常派遣人員在民間積極地進行檢查。不過，「盜電檢查」在日治時期的臺灣經常引起糾紛，報紙上不時會出現相關案例。譬如 1936 年 8 月，《臺灣日日新報》便提到基隆的一個案例，是一位名叫林牛的電力公司職員，以檢查電燈使用為名，逕自闖入一名吳姓警員的住宅，導致兩方大打出手，事後雙方也都提出告訴。不過，在這起案例當中，林牛似乎是理虧的一方。因為地方上有許多人都出來作證說：他們也都遭遇過林牛這種擅闖住宅的「不法檢查」！同樣在 1936 年，彰化地方則有三名年輕的電力公司職員，指控茄苳腳（即今日的彰化花壇）地方上的「國語講習所」有竊電現象，即便講習所的課程還在進行，他們仍強硬地移除電燈，導致課程中斷，三人因此遭到地方民眾毆打。報導這則新聞的記者，也站在地方民眾立場，指責公司職員的強硬作為。不過，似乎沒有人在意這則新聞裡提到的竊電現象，以及電力公司所蒙受的損失。時移世易，偷竊電流的新聞事件，在今天的臺灣依然常常發生。但在「智慧電表」等先進設備日益普及以後，竊電現象也越來越容易查獲。與此同時，日治時期的那些因為檢查竊電而引發糾紛的案例，也已很少聽聞。事實上，強調服務品質的台電公司，非常重視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有任何問題，歡迎透過用戶意見電子信箱向公司反映喔！ 1936 年《臺灣日日新報》關於「盜電檢查」引起糾紛的兩則報導。（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資料〈謬指國講所盜電剝去授業中電球〉，《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4月30日，漢文版第4版。〈電力會社基隆勸誘員擅入吳巡查家檢查不告氏名被追負傷〉，《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8月12日，第8版。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官營與民營之間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1981 年，位於宜蘭清水溪畔的「清水地熱發電廠」正式啟用。從地熱井湧出的水蒸氣，成功轉化為帶動發電機運轉的強大能量。自此，臺灣成為全球第 14 個擁有地熱電廠的國家，為電力事業發展史寫下全新篇章。其實，在清水地熱發電廠落成以前，地熱發電的資源勘查與技術探索，已在臺灣進行了將近二十年。參與其事的人們，亦曾留下相關憶述。蒐集這些資料並稍加排比，不僅有助於重建臺灣地熱發電的歷史，也讓我們看見推動歷史演進的關鍵人物。其中，黃克剛與徐賢修，是特別值得留意的兩個名字。作為擘劃藍圖的政務官與現場執行的工程師，他們分別在不同的角色位置，為臺灣的地熱發電貢獻了重要力量。從大屯火山到宜蘭清水，長達十餘年的地熱探勘發展地熱發電的第一步，自然得從地熱資源的找尋開始。早在 1960 年代初期，前經濟部部長李國鼎（時任美援會秘書長兼經濟部礦業研究服務組召集人）接受美軍顧問團工程師的建議，決定在臺灣推動這項技術。而在全島地熱資源的初步勘查當中，地面徵兆（亦即地表可見的溫泉、硫氣孔……等地底熱源的存在徵象）明顯且密集的陽明山，便成為首要發展重點。地熱井的鑽探，旋即在陽明山一帶陸續開展。同時期，任職於經濟部礦業服務研究組的工程師黃克剛先生，也受命參與其事。 1968 年聯合礦業研究所成立後，他更進一步成為「地熱資源小組」的召集人。但據他所述，陽明山的地熱井水，始終存在著難以解決的酸性腐蝕問題，地熱發電廠的建設計畫也隨之擱置。不過，地熱資源的探勘並未就此停止。 1973 年「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黃克剛也隨著組織整併，來到工研院的「礦業研究所」服務，持續在臺灣各地進行地熱資源探勘。三年後，他與同事在宜蘭大同的清水村鑽鑿了一個三百多公尺的測溫井。根據他在《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一書中的憶述，這口井的地熱水溫度適合，水質亦屬鹼性，不會有陽明山區地熱水的酸蝕問題！《台電四十年》當中關於清水地熱發電廠的報導。（圖像來源：《台電四十年》）新竹科學園區的推手，也推動了清水地熱發電廠的建設？清水地熱井的鑽探成果，無疑為沉寂許久的地熱發電計畫，帶來嶄新動能。時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徐賢修得知消息以後，當即乘著吉普車、橫越清水溪，親自到現場進行視察。 1976 年夏天，徐賢修進一步組織考察團，前往日本參觀地熱發電廠的運作，之後又邀集學者與經濟部旗下國營事業，在國科會成立研究小組，並說服海外專家王大蔚來臺主持宜蘭清水的地熱發電建設計畫。時年 40 歲的王大蔚，在美國加州蓋瑟的地熱發電廠任職長達十年，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正是當時臺灣最需要的人才。1977 年，也就是黃克剛等人在清水鑽鑿測溫井的一年後，「清水地熱試驗廠」已開始試運轉。如此神速的進展，有相當一部分應歸功於徐賢修的推動。提起徐賢修，人們多半想起 1980 年成立的「新竹科學園區」——此一對於臺灣饒富貢獻的高科技產業重鎮，正是由他在國科會主委任內一手擘劃。另一方面，啟用於 1981 年、總裝置容量達到 3 MW的清水地熱發電廠，亦是由徐賢修大力促成。從產業聚落建設到新能源開發，這位出身科學界的政務官所做的種種籌劃，可謂高瞻遠矚。 1977年清水地熱試驗廠前合影。左六為黃克剛，左七為徐賢修。（圖像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 1977 年，當徐賢修來到「清水地熱試驗廠」視察的時候，曾經與在場眾人合影留念。這張照片裡，黃克剛就站在他的身旁。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時期，地熱發電做為臺灣探尋新興能源的需求與盼望，越顯迫切。當這兩個人在試驗廠裡目睹發電機運轉的時候，必定也都會有深刻的感觸吧！後來的時代裡，清水地熱發電廠一度受挫於技術瓶頸而歸於沉寂，但追求地熱發電的夢想，在臺灣始終未曾止息。 2021 年，經過地熱井修復、機組更新的清水地熱發電廠，在中央、地方、民間公司的通力合作之下，再次開始運轉。而這次，它的發電機組裝置容量達到 4.2 MW，寫下全新紀錄。夢想不一定能完全實現，但可以交棒接力。黃克剛、徐賢修開啟了一個時代，而他們的的後繼者仍在持續逐夢，持續為這個故事撰寫新的篇章。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羅文輝，〈地熱發電廠開始供電〉，《台灣光華雜誌》，1979。鄭瑞熾，〈礦冶耆宿黃克剛先生辭世〉，《鑛冶》，61：4（臺北，2017），頁143。王仕琦採訪撰稿，《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第8章，「發展地熱發電」，頁152-153。林欣誼等，《水水蘭陽．百年電火》，臺北：台電，2021。工業技術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臺灣地熱大事紀」。〈首座民營MW級地熱電廠啟用機組容量4.2MW〉，經濟部網站新聞稿，2021年11月23日發布。

台電 LOGO 遍布街頭，已成臺灣集體記憶。這個簡潔符號象徵電力，也承載少見設計史。依 1947 年檔案，我們將解密其 CIS 起源並洞悉時代脈絡。從街邊的電線桿、變電箱、人孔蓋，到每兩個月寄來的電費單，台電的「公司徽」（LOGO）早已成為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符號之一。數十年來，這個圖案日日可見於我們的生活周遭，已然是近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這個簡潔鮮明的標誌，不僅是現代電力供應的象徵，更承載著人們的集體生活經驗。你是否曾好奇，這個廣為人知的台電 LOGO 究竟於何時誕生？其設計的背後又隱藏著哪些時代脈絡？設計溯源：1947 檔案裡的視覺原點根據 2021 年發表於第 702 期《台電月刊》上的研究文章指出，台電 LOGO 首見於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日期在近代臺灣歷史中亦意義深遠）。現行版本的台電 LOGO，則是在 1947 年 4 月 5 日於台電公司內部正式公布。這份完整的「修正公司徽圖」公文，目前仍典藏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修正公司徽圖」公文。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可見到清晰的台電 LOGO。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既然我們已追溯到最早的設計痕跡，同時代的檔案中還能解讀出哪些設計背後的故事？其他單位典藏的台電相關檔案，或許能提供更多線索。例如，這份公文的「擬稿員」欄位，簽有「恕直」二字。透過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我們在「總經理室」編制中，找到這位 1946 年 5 月到職的副管理師「黃恕直」先生。檔案顯示，公司徽修正的函稿便是由黃先生負責擬稿，他在這組歷史悠久的企業識別 LOGO 誕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記錄了黃恕直的相關資訊。圖片來源 / 國史館奠定 70 年，超越時代的設計規範公文中可見 LOGO 完整圖樣與細部說明，連鉛筆訂正的痕跡都清晰可見，顯示設計並非一次到位，而是經過反覆推敲與嚴謹調整。修改後的完整版本，刊登在同年 4 月 30 日發行的台電《勵進月刊》上，從此正式成為台電的官方象徵。檔案公文內容顯示，從 LOGO 本身的字體與符號顏色、「台電」圖形化後的長寬與角度、乃至於閃電符號的筆畫細節，皆有精準的數值規範。這不只是一份設計草圖，它更像是一份工程圖說——每個元素的位置、大小、角度都經過仔細計算，不容許絲毫的隨意或偏差。說明文字末尾特別強調：「凡應用本公徽，不論大小，均須按照上面標準繪製」——這句話看似尋常，卻透露出官方的慎重態度。無論是印在名片上的微小圖案，或是掛在大樓外牆的巨型招牌，都必須嚴格遵守同樣的比例與規格。「修正公司徽圖」的說明文字裡，各個圖像細節都有精準的數值規範。圖片來源 /國家檔案資訊網這種對視覺識別系統（CIS）的堅持，在現代已是設計產業慣例，但若回望 1940 年代的臺灣，這無疑是相當前瞻的概念。這些檔案細節，映證了台電公司自成立之初，便具備極嚴謹的組織性格——這不僅是單純的美學要求，更是一種對專業標準的堅持與細節的極致重視。七十餘年後，這個 LOGO 無論出現在工程車、文宣品、員工制服，或街頭巷尾的任何角落，都始終維持著整齊劃一的樣式。仔細觀察便會發現，無論是在偏遠山區高聳的輸電鐵塔旁，或是都會區的小型變電箱上，閃電符號與「台電」二字始終是記憶中的模樣。這份視覺一致性，在今日或許理所當然，但若回到七十多年前，在印刷技術尚未標準化、各地施工條件差異極大的年代，能夠貫徹如此統一，其背後所需的組織管理能力與執行紀律，實不容小覷。值得注意的是：台電 LOGO 中的閃電花紋，以及宛如正/倒三角形的「台」、「電」字樣，皆受到日治時期部分電力事業社徽的影響。而圍繞 LOGO 周邊的三環圖樣，則代表 1946 年出資成立台電公司的「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因此，包括今日常見的「中油」、「台糖」等，這些戰後初期由資委會成立的企業，其 LOGO 皆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這樣的時代共同點，是不是很有趣呢？仔細觀察，你發現了嗎？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現行的 LOGO 都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圖片來源 / Wikipedia 從企業識別到生活印記 1952 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留存的歷史影像清晰可見，當時新竹變電所的門口，已能見到台電 LOGO 的標誌。距離 1947 年「修正公司徽圖」發布不過短短五年，但新竹變電所門上的標誌，無論是閃電的折角、字體的幾何結構，乃至於外圈的三環比例，都精準再現了檔案裡「鉛筆訂正」後的設計細節。這顯示台電在戰後初期不僅致力於硬體建設，在企業識別的執行度上，同樣貫徹了嚴謹的意志。 1952年台灣電力公司門口的「台電」徽圖，施幹克（Hubert G. Schenck，前排右四）、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前排右三）和台電相關人員一同合影留念。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儘管時代不斷變遷，今日的台電公司持續在廣告文宣上創新視覺設計，從社群媒體的活潑圖文到年輕化的品牌形象，皆試圖與時俱進地與民眾對話。然而，這個與公司歷史同樣悠久的 LOGO，承載著當年嚴謹的設計底蘊，走過七十多個年頭，已成為台電最核心且深植人心的視覺識別。這個小小的標誌，卻濃縮了豐富的故事。從黃恕直副管理師在總經理室的精心擬稿，精確到角度與數值的設計規範；從日治時期電力社徽的影響，到融入資源委員會三環圖樣的時代印記；從戰後初期臺灣的重建氛圍，到今日遍布全臺的電力網絡——每一個細節，都是一段歷史的註腳。下次走在街頭，當你的目光停留在電線桿、變電箱，或手中的電費單上時，或許能透過對每個小細節的觀察，感受到 LOGO 所連結的種種歷史線索。那個簡潔的閃電符號，不只是電力的象徵，更是近代臺灣發展的歷史見證；那些幾何化的「台」、「電」字樣，承載的不僅是企業識別，更是一整個世代的集體記憶：有一種雋永的經典，叫做台電 LOGO。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全宗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檔號A313310000K/0036/15/1/1/00。〈臺灣電力公司「公司徽」圖〉，收錄於台電《勵進月刊》，1：2（1947），頁35。〈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102-2499。張椀喬、吳岱欒，〈解密台電×檔案—解碼台電公司徽街頭巷尾親切的來電標誌〉，《台電月刊》，第702期（2021.6），頁44-48。

日本儀器製造商「玉屋商店」與台電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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