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查員】林煥東先生的故事-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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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員】林煥東先生的故事

更新日期：2025-08-26

「竊電」在今天的臺灣，仍舊時有所聞。民間的竊電行為，每每為台電帶來鉅額損失，也因此，稽查竊電的工作就顯得至為重要。《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這本書，收錄了林煥東先生的訪談，他曾經是台電彰化區營業處的稽查股長。讓我們透過他的口述，來認識竊電稽查的工作吧！

長久以來，竊電一直讓台電很受傷，每年因為線路損失就高達數10億。所謂「線路損失」是指由台電變電所所送出的電力，與台電售電度數之間的差距，這中間包含自然原因（變壓器銅鐵損或線路阻抗等）及人為因素（竊電或負載不平衡等）。
追償電費困難重重　內憂外患需弭平竊電行為過去在少數地區極為猖獗，其中大多數是養殖業者所為，曾經身為彰化區營業處稽查股長的林煥東表示，南部早期很多魚塭，就有竊電的風氣，後來這不良歪風吹到中部地區。這些沿海養殖業者，因魚塭水車24小時都得運轉，電費所費不貲，為了節省成本，讓竊電集團有機可乘。
林煥東表示，據他所知竊電方法有20幾種，簡單的如拉線路，改電表。常見手法以物理電學原理，讓電表轉速變慢，或以鱷魚夾讓電流不經過電表，近幾年來竊電手法又翻新，破壞封印鎖、折彎計量蝸桿、拔除電表內部線路和裝遙控器等，防不勝防。

竊電在現代臺灣仍時有所聞。（圖像來源：公視新聞網）

對於台電如何知道電被竊？林煥東表示，現在有電腦，度數稍有異常馬上知道，早期主要是靠民眾密報，二來靠抄表員或員工的敏感度，才能發現狀況。一經查緝成功，無論舉報者是一般民眾或台電員工，都可獲台電追償金額十分之一報酬，不過為求公平，後來台電取消了員工密報獎金。密報獎金其實挺誘惑人。林煥東說，他遇過1 位聰明絕頂，卻非常惡質的內賊，黑白兩道都熟，利用自己工作之便與專業，幫客戶竊電，先中飽私囊，經過約1 年再去檢舉，當時密報的酬勞是追償電費的20%，兩頭賺的結果，公司將其免職。

會偷電，表示「貪」，貪念、貪心，一般住家因為用電少，比較不需要貪小便宜。「有一家小吃店，生意不錯，我也與他們熟識。有一天，竊電集團來招攬業務，問老闆，怎麼不裝冷氣？老闆說，電費太貴了啊！在竊電集團鼓吹下，利字當頭，沒兩三下就被說服了。」林煥東說。
1 年後，這間小吃店竊電被抓到，小吃店老闆來到區營業處稽查股交錢，看到林煥東嚇一跳，問他怎麼在此？林煥東回答說：「我是稽查股長，你不知道嗎？」

在擔任稽查股長期間，林煥東查過追償電費最高的大概6、700 萬元，是家工廠，工廠的裝置容量大約有幾百馬力。另一間工廠也曾經竊電高達2,000 多萬元，當時一直苦於沒有證據，因為工廠很聰明，特地派人看顧電表，這算盤打下來，絕對划算，只要知道電力公司要來，馬上消滅證據。幾次過招之後，台電依然沒輒。不過多行不義必自斃，最後還是沒有採集到工廠不法行為證據，而是工廠自行倒閉。

在台電，負責追查竊電不法行為的稽查人員，「過去有稽查獎金，因為賣命啊！」林煥東說。稽查出外查緝竊電，除平常上下班時間，有時也需要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冒著危險查封電表，當場拍照存證。需要超強體力，又要犧牲奉獻，面對的常是非理性、不友善、不妥協的民眾，有時還會被毆打成傷。

彰化曾是全臺灣竊電最高之處，當時其他區營業處稽查股人員大約3、4 人，彰化區營業處卻多達10 幾個人，可見業務之繁忙。其他區營業處還會到此觀摩，請教稽查股如何抓竊電者，不過現在風氣已有稍減。

林煥東表示，當稽查股長其實很辛苦，他是彰化當地人，有點人脈，「但還是常得和立委、民意代表周旋。」許多人被查到竊電後不甘心，會找民意代表來關說。「有時1天關說案件多達10 餘件，民代很兇，一來就氣呼呼地開罵：你們這些稽查很惡質！某某立委的樁腳都不去抓，就來抓我的樁腳！」林煥東覺得太可笑：「這怎麼可能？稽查怎麼可能知道用戶是誰的樁腳嘛！」林煥東當時對民代的回應也很幽默：「不然，這個要處理很簡單，你請用戶在電表寫上是XXX的樁腳。」

林煥東笑說，「民意代表通常氣焰高張，但是立委來找我，都會碰壁，我堅持不讓關說。」

台電台北南區營業處處長蔡志孟（編按：現為台電公司副總經理）表示，2017 年《電業法》修法後，《處理竊電規則》改名為《違規用電處理規則》，所以現在不說竊電，比較符合時宜的說法是「違規用電」。

身為高階主管，難免碰到不少民意代表替選民出面，「這是我好兄弟，算便宜一點啦！」「就稍微借一下電嘛！」蔡志孟苦笑：「委員，我1 條饋線送出來的電，50%的電都不見了，這未免也借太多了吧？」還有民代振振有詞地說：「怎麼可以說我的選民是賊？」

違規用電的問題，不是抓到現行犯就完事，重要的是要追討這些消失的電費。怎麼討回來？可不能像討債公司蠻橫無理，而是得高EQ，有時還得慢慢磨，好說歹說。

林煥東曾經手一案件，某民代開店，營業沒多久被查到竊電。他到現場後，店家把電表弄壞，自己先行報價：「5 萬讓你們罰！」

社會大學混久了，林煥東一看這苗頭，知道得先說好話，「您是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怎麼會偷電呢？」一句話就堵住了對方的嘴。林煥東繼續說：「董事長只看賺多少錢，根本不會管細部，對不對？應該是執行者想省成本；而且電表在裡面，有守衛看守著，我們也不可能誣賴⋯⋯。」這麼一安撫，對方原本囂張的氣焰漸減，本來還想讓電氣技術人員來算出實際數字，林煥東直接核算，他一聽就說：「大約100 來萬，是吧？」林煥東說，「我確認一下，差不多大概是這個數字，跟他講了正確金額後，並且讓他分12 期支付，一般最高是6 期，但我通常會通融，讓他們慢慢付。」對方當場就請會計開了支票。

當林煥東跟經理報告說，此件已經處理完畢時，經理還覺得太不可思議，這麼棘手的事，這麼快就解決了？至於那些竊電者，有沒有耍賴不交追償電費的？林煥東說，不交錢，很簡單，就送法院。不過，在他當稽查股長期間，包括前任積欠的未收款，還有他任內的案子，所有帳目都是收齊的，「這就厲害了吧？」他有點自傲地笑著說。他的原則是，不要本票，拿支票來。後來他離開稽查股長之位，繼任者常抱怨，收這些帳款好痛苦，太難了。

追查帳款的技巧就是溝通，有時跟對方也要互道江湖，太斯文反而收不到，林煥東自認拿捏得很好，「你偷我們這麼多電，沒抓到算你的，抓到當然就算我們的。」

——節錄自楊菁菁，《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臺北：台電，2020），頁68-74。

作者：陳韋聿 1952 年 5 月，台電《勵進月刊》的封面照片，呈現了臺灣電力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那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日位於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典禮結束後，「美國共同安全總署」的駐華分署署長施幹克（ Hubert G. Schenck ）來到了配電盤室，準備操控電鈕，啟動變電所內的變壓器。而在照片當中，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左四）、台電總經理黃煇（左三）、以及總工程師孫運璿（右側背對鏡頭站立者）也都在施幹克的身旁，共同見證新竹變電所開始運轉的那一瞬間。新竹變電所的啟用是國家大事，自然也是當時的媒體焦點。今天，在「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館藏品當中，我們就能夠找到「台灣省電影製片廠」製作的一部新聞影片，它的拍攝主題正是 1952 年 5 月 1 日新竹變電所的啟用典禮，紀錄了施幹克啟動按鈕的歷史片段。 1952 年 5 月 1 日，施幹克在新竹一次變電所的配電盤室操作電鈕，啟動設備運作。下圖前排人物從左至右，左一為臺灣省主席吳國楨，中間身著淺色西裝伸出右手啟動按鈕者為施幹克，站在他身旁的人則是台電總工程師孫運璿。對應到上圖，吳國楨、施幹克、孫運璿分別為前排左四、左五、左六。另外，左三為台電總經理黃煇。（圖像引用自《勵進月刊》第6卷第5期封面、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 1952 年落成啟用的新竹變電所，其實就位於今日新竹科學園區的大門口正對面。過去，它曾是維繫竹科運作的重要設施，對臺灣的電子與資通訊產業發展可謂居功厥偉。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其實也曾在同樣一個地點興建變電所。今天，我們還能夠在該地見到 1942 年建造的兩層樓控制室，以及鄰近建築物的一座小型碉堡。前面提到的那部新聞影片，似乎也能見到當時建造於變電所內的「吊揚塔」（安設起重機、用以搬運變電設備的高塔）。「台灣省電影製片廠」所製作的新聞影片當中出現在道路末端的建築物，似乎是日治時期興建於變電所內的吊揚塔。（圖像引用自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如眾所皆知， 1950 年代，經歷過戰爭破壞的臺灣，在很大程度上仰賴著美援的幫助才得以復甦，電力系統亦是如此。二戰期間，建造於日治時期的新竹變電所遭遇盟軍空襲而嚴重損毀。該變電所的重建，正是美援所支持的其中一項工程計畫。根據歷史學者張齊顯的考察， 1950 年夏天，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翌年初即改名為美國共同安全總署）撥款 450,000 美元，為該變電所的興建計畫購置變壓器與其他設備，整個變電所的裝置容量大約為 72,000千伏安（ kVA ）。當年，新竹科學園區尚未出現，這個變電所首先發揮的一大功能，是為台灣肥料公司落成於 1951 年的新竹五廠提供電力，幫助該廠生產化學肥料。關於新竹變電所的重建，《勵進月刊》有更詳細的報導。報導內容提到，該變電所是「經合署撥款協助增強臺灣電力系統的第一個計劃」。變電所工程處成立於 1950 年秋天，除了仰賴美援資金從國外訂購主變壓器與相關設備之外，所內還有許多設備是「由各發電所移裝併用」。 1951 年 8 月底，變電所的土木基架等工程雖已大部分完成，但從日本進口的變壓器卻在運輸途中因受潮而損壞，必須加以烘乾或進行更換。這一風波造成變電所的工程進度延宕，直到翌年 4 月 10 日才終於完成。此外，新竹變電所的興建工程與當時臺灣許多美援資助的計畫相同，亦是由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指導。而在美援臺灣計畫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懷特公司在臺負責人狄寶賽（ Valery S. de Beausset ），亦在落成典禮中上臺致詞，盛讚新竹變電所的設備水準可謂世界頂尖。 1942 年建造的新竹變電所控制室，如今已由新竹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圖像引用自國家文化資產網）走過戰爭轟炸、美援重建、竹科興起，新竹變電所的故事，其實也呼應著近代臺灣的許多重要轉折。2020 年，變電所的控制室（以及旁邊的小型碉堡），已由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成為一個適合訴說臺灣電業故事的展示場域。時移世易，新竹科學園區已成為臺灣重要的經濟命脈，台電也陸續在園區周遭建立了許多變電所，確保園區的能源供應無虞。與此同時，新竹一次變電所的供電對象，也逐漸轉變為園區以外的周邊地區。帶著歷史，走向未來，這個有故事的電力設施，仍將持續在新竹默默運轉，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起寫下更多故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吳主席親臨主持施幹克強調中美合作〉，《勵進月刊》，6：5（1952.5），目錄後頁。〈新竹變電所通訊〉，《勵進月刊》，6：6（1952.6），頁67。台灣電影文化公司出品，〈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1952），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網址：https://vod.tfai.org.tw/Video/152 〈台電新竹變電所控制室〉，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historicalBuilding/20200929000001 〈新竹變電所控制室將登錄歷史建築〉，「自由時報」網站， 2020年5月1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69621 張齊顯，《戰後美國對華經濟之援助——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之研究（1948～1952）》（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頁164。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台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63-164。

在臺灣，電力成為一種可營運的「事業」，時間大致已有一百餘年。若要編寫一系列的文章，呈現出臺灣電業史的發展過程，乃至於這些歷史段落與整個世界的連結關係，應當從什麼地方開始寫起呢？所謂的「電力事業」，最少應該要有一部生產電力的機器才能成立。那麼，不妨就把「發電機」當成故事的起點吧。發電機初次登場學校都教過，18 世紀的歐洲科學家，對於電學原理已有許多發現。到了 19 世紀，英國學者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更率先解開「電磁感應」的謎題，並且製作了一部能夠產出微弱電力的發電裝置。所謂的「發電機」，在他手中已有了雛形。後來，發電機很快產生了許多改良版本，繼而在 19 世紀後期成為所謂「第二次工業革命」背後的一股推進力量。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上，發電機被引進了臺灣，並且開始對這座島嶼的歷史產生影響。故事說到這裡，許多人腦海裡首先浮現的名字，一定是劉銘傳。 1888 年，這名官員所興辦的電力事業，替臺北點亮了第一盞電燈。這樣的功績，也讓他被許許多多的偉人傳記，奉為臺灣電力史的起始人物。不過，人們常常忽略劉銘傳的電力事業（也就是文獻裡提到的「興市公司」），規模其實不大。顛峰時期，它所產出的電力，也僅只供應臺北城內的數十盞電燈而已。況且，該公司使用的那些蒸氣燃煤發電機，也多半在後來的「乙未戰爭」當中遭到破壞 —— 換句話說，劉銘傳時代的發電設備，並未被延用，它們對於臺灣的電業發展史，自然也沒有產生什麼實質影響。臺南成功大學博物館典藏的「愛迪生-霍普金森直流發電機」，過往的網站文章也曾介紹到它的故事。（圖像來源：外交部網站）「長腿瑪莉安」與直流電系統今天，若你走進臺南成功大學的電機系系館，便會在大廳的玻璃櫃裡，見到一部愛迪生-霍普金森發電機（Edison-Hopkinson Dynamo）。這部重達 1.1 公噸的機器，其實是臺灣現存最古老的發電設備。顧名思義，愛迪生-霍普金森發電機原本是大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的專利設計。外表看上去，兩根筆直的「場磁鐵」是它標誌性的特色。也因此，愛迪生實驗室裡的一群員工，總戲稱它為「長腿瑪莉安」（Long Legged Mary Ann）。日治時期，這部發電機被「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當成禮物，送給了學校。不過，它的來歷究竟是什麼？原本被應用在臺灣的什麼地方？目前仍是個謎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長腿瑪莉安」的屬性與劉銘傳時代的發電機相同，所產出的都是直流電。早在 1880 年代，愛迪生旗下企業採用的直流電系統，便率先搶佔美國的電力市場。與此同時，愛迪生自己的發電機專利也被賣到海外。成大電機系典藏的那部發電機，正是由英國的 MATHER & PLATT 公司取得授權之後，改良製造的產品。直流發電機能夠賣到臺灣，說明了這種電力系統一度前景光明。不過，直流電始終有個難以克服的問題，是它的電壓難以轉換，因而無法實現長距離、有效率的電力傳輸。也因此，愛迪生在美國設置的直流電廠，必須散佈在城裡的各個角落。而這會是電力事業理想的經營模式嗎？恐怕未必。「製藥所」的電力輸出若回顧臺灣史，直流電發電機也曾在日治時期被應用於其他地方，其中一處，是位於臺北市小南門附近的總督府「製藥所」，也就是鴉片工廠。根據林炳炎的研究，製藥所在 1898 年首先設置了一部英國製的 7.5kW 直流發電機，藉以點亮廠房裡外的電燈，讓鴉片煙膏的生產能夠日以繼夜地輪班進行。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供給鄰近的行政機關、官員住所以及醫院所需電力，使這些地方也能夠點亮電燈。製藥所又陸續增設了三部日本「芝浦製作所」製造的直流發電機。今天，我們在製藥所的出版品當中，還能找到其中一些發電機的影像。日治初期，製藥所的周遭地區，大概是全臺北唯一能夠點亮電燈的所在。 1904 年，《臺灣日日新報》便有一篇報導指出，製藥所附近的街區宛若「不夜城」。然而，當發電機按例進行保養的時候，這些地方便會立刻陷入死寂。話說回來，製藥所裡設置的這些直流發電機，畢竟不是供應電力的長久之計。若要點亮整個臺北，乃至於為整個臺灣創造出足以推動進步的電力，還得尋求別的辦法。《臺灣總督府製藥所事業第二年報》裡的「電氣燈發電機」的照片。此外，當期年報還有一張工廠平面圖，說明了發電機的位置，以及它與「汽罐」（蒸氣機）之間的連動關係。（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交流電的異軍突起其實，由愛迪生領軍的直流電陣營，到了 19 世紀末便已露出敗象。那時，愛迪生的競爭對手西屋（George Westinghouse，也就是電器品牌「西屋」的原始創辦人），與著名科學家特斯拉（Nikola Tesla）攜手合作，在 1893 年的芝加哥博覽會裡運用交流電點亮了九萬多盞燈泡，證明了這種系統不僅安全無虞，而且效率卓著。到了 1895 年，西屋公司更進一步取得在美國尼加拉瀑布建設電廠的權利。至此，這場聞名史冊的「電流戰爭」已明顯分出勝負。整個世界，也將走向交流電的時代。眾所皆知， 19 世紀後期的日本剛剛經歷過明治維新，他們積極學習歐洲國家的科學技術，發電機自然也包含於其中。不過，日本的情況與臺灣相同，一開始同樣使用直流發電機，到了 1889 年以後，大阪、東京等主要城市陸續採用交流電系統，並且實現電力的高壓傳輸，再透過變電站轉換電壓、配送給用戶的運作模式 —— 之後，這一整套交流電的建設系統，也被他們帶到臺灣，為這座島嶼的電業發展史揭開全新篇章。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第二篇第一章，「官營電業．州官點燈」。 Alfre W. Crosby著，陳琦郁譯，《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臺北：左岸文化，2008），第六章，「電力」。

沿著臺北南端的「新烏公路」朝著烏來行駛，後半部分的路程，總有一條名為「南勢溪」的河流相伴。若是在這條道路的九點多公里處向河床望去，你會發現河流當中，存在著一些水泥構造物的殘跡。隨著時間流逝，河床上的遺構多半已被泥沙淹沒，附近也缺乏清楚的說明指引，以至於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遺跡的真實身分，其實是 1905 年與「龜山水力發電所」同時建造的攔河堰 —— 換句話說，它是臺灣第一座發電廠的附屬設施。老照片裡的「台北第一發電所堰堤」全景。（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際趨勢底下的龜山發電所「南勢溪」的河水從攔河堰溢流而下，沒過多久，就會與「北勢溪」匯集在一起，成為流貫雙北地區的「新店溪」。河流的交會處，正是龜山發電所的所在位置。這是臺灣第一次運用城市邊緣的河川來建造水力發電廠，再透過城市裡的變電所來轉換電壓、向用戶供應電流。可以說，近代臺灣的電力生產與輸送系統，就是以龜山發電所為起點，逐步串連成一個蔓延全島的網絡。其實1905 年龜山發電所的興建，也呼應著當時全球電力技術發展的趨勢 ── 採用了交流電系統。不久之前，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所代表的交流電陣營，才剛剛在所謂的「電流戰爭」當中取勝。時間拉到日本剛開始統治臺灣的1895 年，美國人也正準備要利用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來興建水力發電廠，並運用西屋公司的交流電系統，將電流送往鄰近城市。這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電力建設計畫，而交流電的穩定性也在電廠開始運轉後獲得更有力的驗證。此後，交流電系統迅速向世界各地擴散開來，臺灣也同樣受到這股浪潮影響 —— 實際上，裝設在龜山發電所裡的三部 250 kW 發電機，也正是由美國的西屋公司所製造。老照片裡的龜山發電所，不幸在 2012 年坍塌，目前只餘下局部的建築殘跡。（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水輪機的技術史每一部發電機，必須有動能來驅使它運轉。而在水力發電廠當中，這股動能則必須依賴「水輪機」（water turbine）來提供。人類很早就已經懂得運用水力來驅使水車運轉，再用它來帶動磨坊裡的石磨、冶鐵場裡的鼓風爐。大致來說，水輪機就是水車的進階版本，它能夠承受更猛烈的水流衝擊，產生更強大的動力。然而，在 18 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發生、大量機械設備開始被製造出來以前，人類還沒有什麼動機要去改良水車，獲取更多動力。也因此，水輪機的技術革新一直到近代才開始發生。 1832 年，有個名叫傅聶宏（Benoît Fourneyron）的法國工程師，率先製造出一部 50 匹馬力的水輪機 —— 這部高效率的機器，是早期水輪機改良過程裡的一塊里程碑。後來，美國尼加拉瀑布水力電廠所使用的水輪機，也是採用傅聶宏的設計。除了傅聶宏以外，19 世紀以降，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工程師，也都嘗試對水輪機進行改良。這些改良版本常常會冠上他們的名字，譬如「法蘭西斯式水輪機」（ Francis turbine）、「佩爾頓式水輪機」（Pelton Turbine）、「卡布蘭式水輪機」（Kaplan turbine）。到了 20 世紀，這些機器也陸續被引進臺灣，成為各個水力發電廠的心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若想要知道這些水輪機究竟有什麼差別，你同樣可以在新店溪流域找到答案 —— 今天，「桂山發電廠」大門外的道路兩旁，就陳列著前述三種水輪機的內部機件。這些機件，全都拆卸自退役的水力發電機組。它們有的遠從大甲溪的青山分廠運送過來，有的則收集自東部的龍澗、溪口、榕樹，以及北部的粗坑、烏來等機組。此外，附近還設有解說牌，詳盡說明各種水輪機的構造與運作原理。循著這條道路走向桂山電廠，彷彿也是走在一部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簡史之中。水輪機雖然都是西洋名字，原始技術也都從歐美發展起來，但在日治時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卻不一定都是由西方國家生產。特別在 1910 年代以後，大肆建設水力發電廠的日本，亟欲實現水輪機的國產化，於是開始鑽研其製造技術。 1910 年，有一家名為「電業社」的日本公司，就設立了「水車部」，專門要來製造水輪機。後來，這家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版圖甚至延伸到臺灣來。 1922 年竣工啟用的宜蘭「天送埤發電所」（今蘭陽電廠天埤機組），就採用電業社製造的三部水輪機（1933 年又再增加一部）。今天，這些歷史已經超過百年的水輪機，也仍在穩定運作當中。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臺灣是一座高山之島，布滿了發源自山區的湍急河流，而豐沛的水力資源，也造就了建造水力發電廠的理想場域。在臺北之外， 1910 年，「竹仔門發電所」（今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也開始向臺南送電。其後，臺中的「后里發電所」（今大甲溪發電廠后里機組）、東部的「砂婆礑第一水力發電所」（今已廢棄，僅存遺跡）、乃至於全島各地的水力發電廠也都陸續啟用。這是臺灣電業史的起步階段，一個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二十世紀後期，臺灣迅速邁向經濟起飛，電力需求也不斷成長。單靠水力發電，已很難滿足用電缺口。於是，電力事業的建設資源，漸漸被轉移到其他發電方式。然而，水力發電在臺灣仍有進展。 1980 年代以後台電也應用了抽蓄式水力發電技術，於日月潭興建兩座抽蓄式電廠。回顧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發展過程，其中許多環節，都呼應著當時的國際潮流。而在水力發電之外，你會發現臺灣電力事業史的每個篇章，其實也同樣與整個世界的脈動緊密扣連，息息相關。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王舜薇等，《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公司，2019。 Lewis Mumford著，陳允明等譯，《技術與文明》，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駱致軒，〈新店溪流域水力發電文物展〉，《源雜誌》，第151期（臺北，2022），頁14-19。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電扇如何登陸臺灣？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不過，作業所也承諾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電化生活」的預習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1946年9月17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民政處，收到了一紙頗有意思的報告書。呈送這份報告的人名叫王聯治，來自中國江西，曾是「中國青年遠征軍」的一員。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青年軍」也在1946年3月以後陸續復員，回返民間。時年23歲的王聯治，於是在復員單位的介紹之下來到臺灣，嘗試謀求一個職位。出身江西的王聯治，為什麼會想要離開家鄉，跑到一座遙遠的海島上呢？理由很難確知。在報告書裡，他只簡單交代了自己原係專科畢業，學的是機械，希望民政處能安排一個專賣局工廠或電廠的位置，好讓他「學而致用」。彼時，國民政府對於日產的接收工作仍在陸續進行當中，無論哪個事業單位皆需才孔亟。於是，王聯治遂被轉介到台電供職。既然學有專精，台電於是以助理工程師的職位加以聘用，並將他分派到新店地區的小粗坑發電所擔任系長。以一個20餘歲的青年來說，這應當已是很不錯的發展了。新店溪畔的水力發電廠，曾是臺北現代化的動力源。（圖像來源：台電綠網）不僅如此，王聯治來到小粗坑電廠的隔年，便與電廠同事的女兒成婚，在往後四年多的時間裡面，他們很快便有了三個孩子。看來，遠渡臺灣的這一決定，確實幫助王聯治走上頗為順遂的人生旅途。然而1951年底，電廠裡的一場火災，使得青年王聯治的生命嘎然終止。一個月後，流通餘台電內部的《勵進月刊》，簡短報導了他捨身救火、不幸跌落屋頂殉職的事。為了感念王聯治的付出，台電特意擢升了他的職級，還在小粗坑發電所為他舉行了一場追悼會，包括總工程師孫運璿在內，一眾公司高層紛紛前往致意。此外，王聯治的電廠同事也共同為他設立了一座紀念碑，這塊石碑，今天仍默默矗立於電廠的大門口。匆匆七十年過去，王聯治的孩子們都已逐漸老去，再下一個世代的兒孫輩亦已長大成人。神奇的是：2017年的某個夜裡，王聯治的孫女驀然在網路上發現了王聯治的紀念碑。而在之後與其他兩位作者合著的《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這本書裡，他更採訪到爺爺的同事，結合家族記憶、檔案文獻的蒐集，進一步還原了王聯治的生命軌跡，與該時代的電業故事。 1952年台電對於王聯治的追悼會與立碑紀念。（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新店溪沿岸水力發電的歷史追索如同「台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的其他一些作品，《文明初來電》的寫作宗旨，亦是打算追索新店溪沿岸各個水力發電廠的身世來歷。全書分為八個章節，前三章主要寫新店溪的地理環境與二戰之前的電業發展，後五個章節則結合大量人物採訪，著重講述戰後迄今的電廠故事。或許得益於三位作者的採訪經驗與人文學科背景，本書前半部分針對歷史、地理的脈絡整理，可謂相當嚴整。從清領時期的水圳建設、原漢衝突，到日治時期的理番政策、山林開發，皆有清楚交代。二、三章更且設計了數個補充單元，針對正文提到的瑠公圳、土倉龍次郎等等，做進一步的延伸介紹。舊時電廠的水輪機，如今已被改造為園區展示的裝置之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除了人文歷史之外，第五章講述的則是新店溪各電廠所採用的發電方式及其設備維運。雖然該章節的主題涵括大量的技術細節，但作者緊抓數個重點，間或穿插電廠人員的說明，讀來自然流暢，同時使得讀者不致迷惑於大量冷硬的專業術語之中，而能夠對這些機電系統、以及電廠人員的工作有所認識。總的來看，本書收納的知識內容堪稱豐富。書末列示的參考文獻，則說明了這些知識的陳述皆立足於頗為厚實的閱讀基礎之上。此外，這兩個章節也特意從文獻當中找到許多品質極佳的歷史影像，與文章內容適切呼應，使全書增色不少。 1960年代的羅好壩改建工程。（台灣電力公司）重新遇見電廠裡的人群記憶後半部分各個章節所收錄的採訪片段，則是《文明初來電》的另一精彩之處。作者們所尋找的訪談對象，身分極為多元，譬如日治時期的電業學徒、1960年代末的電廠廠護、任職超過半世紀的電廠員工、文化資產的研究者……所有這些訪談，共同刻劃了發電廠裡的工作樣貌與生活圖景。電廠於是不只是電廠本身，在這本書裡，它更像是大量人群的記憶所繫之處，更引人入勝的是：包括本文開頭提到的王聯治在內，書中所收錄的部分故事，其實就是其中一名作者王舜薇的家族記憶。王舜薇的曾祖父是小粗坑電廠的技工，祖母鄭仁慈女士（即王聯治的太太）自幼亦生活在電廠附近。也因此，本書的部分內容，某種程度也像是一種家族史的尋根，讀來別有意趣。青年王聯治的生命縱然短暫，但他的故事始終存在於眾人的回憶之中，並且還原於《文明初來電》的書頁裡。透過這本精彩的圖文書，我們將會在新店溪的河畔，重新遇見王聯治，以及始終存活於各種記憶之中的人與故事。＊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養成所」裡的電業學徒日治時期，設有技術人才養成所的公營事業單位，除了台電之外，尚有鐵路局、電信所等，學費食宿幾乎全免，實習還可領薪，福利待遇相當不錯。高水勝就是受惠於日治時期養成所的台籍從業員之一。身為老大的高水勝，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從小家中生計依靠父母親做粗工，經濟吃緊。他年紀小小，就會動腦筋做生意，下課之後去「跋筊間」（賭場）或者「查某間」（紅燈戶）賣糖果餅乾，「生意很好呢！」此外就是打拼讀書，想辦法進入有保障的電力公司。高水勝記得，養成所在當時台電台北營業所（今台北市福州街經濟部旁）授課，提供學員毛筆、紙、墨盤，還供吃供住。上午室內講課，下午安排實習。學員下課後，住在營業所對面的房舍，晚上還要寫學習心得。高等科畢業的高水勝，是養成所第五回、發變電科第二部的學生。他回憶，班上同學有40人，台灣人僅4位，其他都是日本人。「跟那些日本小孩有得比、拼得過啦！」養成所修業，重視手把手傳授與實習，高水勝被分配到烏來發電所，由廠裡的工程師母雞帶小雞，學習機電實務。當時烏來發電所尚在建廠，新來的學徒什麼雜事都得做，例如掃地、倒茶、跑腿，還有往深山搬運電線桿。早期的電線桿（電火條）以木桿製成，相當沈重，由人工運送，包括往距離電廠7 公里的羅好、阿玉壩線路。一根電線桿，需要4到6個人一起搬運，而其他各種材料，也是用人力拉兩輪車運補。雖然辛苦，但實習期間就有薪水，每個月可以存4、5元，跟外面的工作比較起來，待遇優渥。日本時代還有家族津貼，父母兄弟姊妹可以連坐領錢。「我一個猴囝仔，賺得比老人家還要多！」高水勝得意地說。然而，他的重擔並未卸下，養成所修業期間，父親過世，他必須負起扶養全家人的責任，新莊老家的母親，還得去幫人洗衣打工，度過戰時的苦日子。戰後，18 歲的高水勝出師成為正式員工，升任電氣領班，手下管七、八人。（頁115-117）台電裡的「金門幫」 1970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到處缺工，台電於是深入校園徵才，以建教合作制度並提供獎學金的方式，廣招全台各公立高工電工科學生，觸角甚至還延伸到離島金門。 1980年金門農工職業學校推薦4位成績優秀的電工科畢業生給台電，由於這批先遣部隊立下好口碑，隔年台電再招50人，1962年生的鄭江浚就是其中之一。鄭江浚說，就讀金門農工職業學校電工科的最後一年，學費是台電支付的，6月方從學校畢業，7月1日就到谷關水力訓練中心（今已合併到台電訓練所轄下）報到，接受為期3個月的訓練。「那時候年紀小什麼都不懂，和同學一起搭船從高雄上岸，立刻就搭車到台中，再轉車去谷關。」提起這段金門過台灣的歷程，鄭江浚不免辛酸。結訓後，鄭江浚被分發到南投仁愛鄉濁水溪上游的萬大電廠。鄭江浚說：「金門人來到台灣工作，無論是台北還是高雄，對我們來說距離都一樣，就算是分發到深山裡的水力發電廠，金門人都不會有怨言。」聽話、好用的好口碑不脛而走，此後10年，台電年年招50名金門畢業生，這也就是日後金門人在台電日益壯大、「金門幫」數以千計的由來。 1981年，鄭江浚以「養成工」進用，在萬大電廠一待就是5年。他不但不以為苦，甚至還認為，水力電廠因地處偏遠，對員工的照顧也較周到，以萬大電廠為例，不但有單身員工宿舍和有眷宿舍，還設有幼稚園和醫院。唯一較難捱的是，深山裡通訊困難，父母親又都不識字，連要寫個家書報平安都很難。當年養成工一個月薪水8,000元，不如外面的行情，「當時去外面做水電，一天就有好幾千。」1987年，鄭江浚被調離萬大，落腳新店粗坑電廠。原因是萬大超編了一百多人，粗坑這邊人不夠，一聲令下，鄭江浚和一位金門同學一起被調到粗坑。「反正金門人調去哪裡都一樣！」他說。所幸，鄭江浚在新店溪畔落地生根，自此不再漂泊。從粗坑電廠值班員，到桂山發電廠維修員、羅好壩值班員，2018年升任巡視員領班。「我在羅好壩工作時很單純，每天抄錄水位及進流量，依值班主任指示操作水門。」鄭江浚說。唯獨在颱風天必須鎮守羅好壩，有時還得冒著生命危險，在強風豪雨中開啟排砂門。最讓他記憶深刻的是2015年的蘇迪勒颱風重創烏來山區，駐守在羅好、阿玉壩的同仁斷了音訊，第二天鄭江浚就揹著乾糧，和救難人員在滿目瘡痍的山路上步行4小時，前往搭救。改任巡視員領班後，鄭江浚非常忙碌，卻很有成就感。他幾乎不坐辦公室，上班不到半小時就往外跑。翡翠、烏來、桂山、粗坑、軟橋5座發電廠，加上粗坑壩、桂山壩、阿玉壩，他每10天要分別巡視1次，把所有電廠設備繞1次，將運轉資料抄錄下來。除了這項固定作業外，還有一些計畫性工作，例如，各電廠的基礎設備每年定檢1次，定檢前鄭江浚要負責停電操作。此外，還有突發性的工作，哪邊有問題立刻就要去處理。「這些都是我吃飯的飯碗，要顧好！」他笑說。鄭江浚6年後就要退休了。來自金門的他說，知道烏來好山好水，自然已買好房子準備在這裡養老。兩年前買的預售屋已經完工交屋，不久他要搬出住了三十多年的員工宿舍，住進新家。「如果不是台電對員工的照顧，我也沒辦法在這裡落地生根，養活一家人。」這位來自金門的農家子弟如是說。（頁170-173）

作者：謝達文只要看過任何一部運動相關的動畫、漫畫或電影，就會知道「自家球場」必定是無比重要的場景，是許多關鍵劇情細節發生的所在。畢竟，有了自己的家，球員才能在固定的位置放置球具，在時間安排上也更有彈性、更為自在，不必四處作客、與人協調。至於在心理上，如果有了自己的家，更能強化球隊的團結，「在這裡練習的戰術配合」、「在這裡的擊掌和喊聲」、「在這裡聊的天、吵的架」一次次累積，正是凝聚團隊向心力的最強基礎。如果是校隊，這樣的一個「家」經常是學校的活動中心，而職業棒球、籃球隊則有自己的場館。台電排球隊呢？國內有看排球的人，應當都知道台電排球在男子組、女子組都是第一流強隊，他們也是國內首支能有專屬場地的企業排球隊，他們的「家」在高雄市的最東南端，位於緊鄰高屏溪的大寮區。高雄大寮訓練中心體育館於1992年落成，在此之後，他們不再需要每次練球都要跟附近學校商討借用，而能在一個符合專業規範的自家球場練球。以這個「家」為據點，他們南征北討，締造出傳奇性的好成績：在排球協會所舉辦的企業排球聯賽，兩隊不僅是各自組別的創始元老，且雙雙歷史勝率均在8成以上。扎根高屏溪畔，與高雄和屏東都建立連結不過，台電排球隊和高雄的關聯並非從1992年才開始──事實上，不論是男子還是女子隊，台電排球都一直和高屏溪兩岸的高雄和屏東有著深刻的淵源。女子隊在1974年創隊，原先隸屬於高雄大林施工處，而從1977年至1985年，則隨著核三電廠興建，改隸核三施工處，受訓地點也轉至恆春。據球員回憶，教練開出的訓練內容經常是沿著當地山路跑上四、五公里，每天凌晨五點半起床，頂著恆春特有的落山風辛苦跑步。直到1985年，核三完工之後，女子球隊又再度移轉，改由高雄鳳山區處管轄，近年更與高雄市政府冠名合作，以「高雄台電女子排球隊」為正式隊名。至於創隊更早的男子隊，雖然同樣在大寮練球，但數十年來其實都隸屬台電屏東區處，更與屏東縣政府冠名合作，正式隊名為「屏東台電男子排球隊」，不難看出球隊與屏東之間深刻的連結。其實，屏東可以說是這支球隊的「起家厝」。50年代，戰後不到十年，台電內部就有多支男子排球隊，陣容堅強的屏電隊是其中之一，在和其他內部球隊的競爭中時常取得優勝，並代表台電在外出賽。60年代之前，屏電隊的勁敵其實是立足新竹的竹電隊，彼此互有勝負；至於後來能與屏電隊分庭抗禮的中電隊，當時則是由臺中區處管理，一直到1994年才併入屏電隊，成為現在的屏東台電隊。練球之外也考執照，退役之後繼續在台電工作而這些「隸屬鳳山區處」、「隸屬屏東區處」等等的安排，並非只是名目而已，它有著非常實際的意義。許多關注體育的人都知道，運動員的巔峰狀態通常只有短短幾年，所以他們的職業生涯也不像其他職業那麼長。在這樣的限制下，養成球員、建立體系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保障他們退役之後的出路，讓他們不會退役即失業。對此，台電採取相當務實的做法：台電排球隊的隊員同時也是台電員工。他們除了參與台電的日常營運，並且學習各種技術，有些球員甚至每年都在考取各項證照。正是這樣的體制，才使得他們可以不用擔心退役之後的出路，對於球員而言，這是一道相當關鍵的保障，也是一個如同「家」的堅實後盾。也許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家」，提供球隊安心訓練的場所以及穩定的職業生涯規劃，造就了台電排球隊的團結與堅韌，長年在體育場上取得輝煌成績。搭配影片：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官營與民營之間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1981 年，位於宜蘭清水溪畔的「清水地熱發電廠」正式啟用。從地熱井湧出的水蒸氣，成功轉化為帶動發電機運轉的強大能量。自此，臺灣成為全球第 14 個擁有地熱電廠的國家，為電力事業發展史寫下全新篇章。其實，在清水地熱發電廠落成以前，地熱發電的資源勘查與技術探索，已在臺灣進行了將近二十年。參與其事的人們，亦曾留下相關憶述。蒐集這些資料並稍加排比，不僅有助於重建臺灣地熱發電的歷史，也讓我們看見推動歷史演進的關鍵人物。其中，黃克剛與徐賢修，是特別值得留意的兩個名字。作為擘劃藍圖的政務官與現場執行的工程師，他們分別在不同的角色位置，為臺灣的地熱發電貢獻了重要力量。從大屯火山到宜蘭清水，長達十餘年的地熱探勘發展地熱發電的第一步，自然得從地熱資源的找尋開始。早在 1960 年代初期，前經濟部部長李國鼎（時任美援會秘書長兼經濟部礦業研究服務組召集人）接受美軍顧問團工程師的建議，決定在臺灣推動這項技術。而在全島地熱資源的初步勘查當中，地面徵兆（亦即地表可見的溫泉、硫氣孔……等地底熱源的存在徵象）明顯且密集的陽明山，便成為首要發展重點。地熱井的鑽探，旋即在陽明山一帶陸續開展。同時期，任職於經濟部礦業服務研究組的工程師黃克剛先生，也受命參與其事。 1968 年聯合礦業研究所成立後，他更進一步成為「地熱資源小組」的召集人。但據他所述，陽明山的地熱井水，始終存在著難以解決的酸性腐蝕問題，地熱發電廠的建設計畫也隨之擱置。不過，地熱資源的探勘並未就此停止。 1973 年「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黃克剛也隨著組織整併，來到工研院的「礦業研究所」服務，持續在臺灣各地進行地熱資源探勘。三年後，他與同事在宜蘭大同的清水村鑽鑿了一個三百多公尺的測溫井。根據他在《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一書中的憶述，這口井的地熱水溫度適合，水質亦屬鹼性，不會有陽明山區地熱水的酸蝕問題！《台電四十年》當中關於清水地熱發電廠的報導。（圖像來源：《台電四十年》）新竹科學園區的推手，也推動了清水地熱發電廠的建設？清水地熱井的鑽探成果，無疑為沉寂許久的地熱發電計畫，帶來嶄新動能。時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徐賢修得知消息以後，當即乘著吉普車、橫越清水溪，親自到現場進行視察。 1976 年夏天，徐賢修進一步組織考察團，前往日本參觀地熱發電廠的運作，之後又邀集學者與經濟部旗下國營事業，在國科會成立研究小組，並說服海外專家王大蔚來臺主持宜蘭清水的地熱發電建設計畫。時年 40 歲的王大蔚，在美國加州蓋瑟的地熱發電廠任職長達十年，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正是當時臺灣最需要的人才。1977 年，也就是黃克剛等人在清水鑽鑿測溫井的一年後，「清水地熱試驗廠」已開始試運轉。如此神速的進展，有相當一部分應歸功於徐賢修的推動。提起徐賢修，人們多半想起 1980 年成立的「新竹科學園區」——此一對於臺灣饒富貢獻的高科技產業重鎮，正是由他在國科會主委任內一手擘劃。另一方面，啟用於 1981 年、總裝置容量達到 3 MW的清水地熱發電廠，亦是由徐賢修大力促成。從產業聚落建設到新能源開發，這位出身科學界的政務官所做的種種籌劃，可謂高瞻遠矚。 1977年清水地熱試驗廠前合影。左六為黃克剛，左七為徐賢修。（圖像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 1977 年，當徐賢修來到「清水地熱試驗廠」視察的時候，曾經與在場眾人合影留念。這張照片裡，黃克剛就站在他的身旁。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時期，地熱發電做為臺灣探尋新興能源的需求與盼望，越顯迫切。當這兩個人在試驗廠裡目睹發電機運轉的時候，必定也都會有深刻的感觸吧！後來的時代裡，清水地熱發電廠一度受挫於技術瓶頸而歸於沉寂，但追求地熱發電的夢想，在臺灣始終未曾止息。 2021 年，經過地熱井修復、機組更新的清水地熱發電廠，在中央、地方、民間公司的通力合作之下，再次開始運轉。而這次，它的發電機組裝置容量達到 4.2 MW，寫下全新紀錄。夢想不一定能完全實現，但可以交棒接力。黃克剛、徐賢修開啟了一個時代，而他們的的後繼者仍在持續逐夢，持續為這個故事撰寫新的篇章。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羅文輝，〈地熱發電廠開始供電〉，《台灣光華雜誌》，1979。鄭瑞熾，〈礦冶耆宿黃克剛先生辭世〉，《鑛冶》，61：4（臺北，2017），頁143。王仕琦採訪撰稿，《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第8章，「發展地熱發電」，頁152-153。林欣誼等，《水水蘭陽．百年電火》，臺北：台電，2021。工業技術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臺灣地熱大事紀」。〈首座民營MW級地熱電廠啟用機組容量4.2MW〉，經濟部網站新聞稿，2021年11月23日發布。

1926 年 10 月 10 日，是臺灣史上值得銘記的日子。這天，留學東京的臺籍西畫家陳澄波，成為第一個以繪畫作品入選日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臺灣人。值得注意的是，陳澄波的這幅《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描繪了故鄉嘉義的街道風景。而在畫面中，我們會發現一個醒目的現代化元素，也就是排列在街道兩旁、一根根矗立的電線桿。陳澄波首度入選的《嘉義街外》目前僅有照片留存，但畫面裡的電線桿依舊醒目。（圖像來源：LY@Wikipedia）陳澄波與嘉義市的電力建設若試著翻查陳澄波的其他畫作，我們會發現他的城市風景畫裡，電線桿是個經常出現的街景物件。在他第二次入選帝展的《嘉義街景》這幅畫裡，電線桿更是被擺在了正中央，宛若刻意強調它的存在。一個生活在日治時代中期的臺灣畫家，為什麼對於電線桿會如此著迷？關於這點，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從陳澄波及其同時代人的成長背景，來做些推敲。陳澄波在 1895 年出生於嘉義，那年日本也正好開始統治臺灣。因此，在陳澄波的成長過程裡，想必目睹了這座城市裡各式現代化建設的逐一出現，電力設施亦是其中之一。 1913 年，當「嘉義電燈株式會社」在當年秋天開始向整座城市供電的時候，他正好離開故鄉到臺北求學。可以想像，當他每一次趁著學校假期回到嘉義，發現熟悉的故鄉街道，竟然一處處接連樹立起電線桿，並且在夜晚亮起了街燈，那樣的巨大轉變，或許也在他心裡也留下了強烈的衝擊感吧！陳澄波1927年的作品《夏日街景》，呈現當時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附近的景象。（圖像來源：開放博物館）城市風景畫裡的電線與電桿有趣的是，在陳澄波的風景畫裡，電桿雖然醒目，電線卻被刻意省略掉了。身為畫家，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描繪的景物，也可以略去那些對於構圖、美感等等較不利元素。當然，每個畫家的選擇不見得相同。我們看同時代的日籍畫家小澤秋成，他的《臺北風景》裡除了同樣引人注目的電線桿以外，也隱約能看到橫過天際的電線。小澤秋成對於「電線桿」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曾在一次採訪當中說道，許多人總認為電線桿看了礙眼，但他卻想要透過電線桿把「線條的魅力」帶進畫面當中，另一位畫家鄉原古統描繪臺北城裡熱鬧的街道，電線在十字路口上空的縱橫交錯，使畫面顯得更為鮮明。如同畫裡所呈現的那樣，越是熱鬧的城區，電桿、電線的建置也越趨密集，對於城市景觀的影響也就更形巨大。 1931年小澤秋成的作品《臺北風景》。（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鄉原古統筆下的臺北榮町，圖中的街道是今日臺北市的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圖像來源：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國家文化記憶庫）電桿、電線與城市生活電線與電桿的過度密集，有時也會引起民怨。 1890 年，日本東京的電力建設正如火如開展，《東京日日新聞》的一篇報導卻說道，這座城市裡的許多老百姓已開始覺得自己像是生活在蜘蛛巢裡（東京市民は蜘蛛の巣の中に生活し居るかと怪まるる程なり），舉目四顧，全是密密麻麻的電線。這篇報導刊出的時間點，距離東京地區的第一盞電燈亮起才不過短短八年。從歡欣鼓舞到表露嫌惡，東京人對於電力建設的態度轉折，可謂極其迅速。日治時期，當電線桿剛剛出現在臺灣人眼前的時候，或許也還沒那麼令人反感。街道上出現電線桿，代表鄰近家戶已經能夠向電力公司申裝燈泡、電扇，走進現代生活。 1924 年，新竹仕紳黃旺成的新房子剛蓋好不久，舉家喬遷的第一天，他便趕快要找工人，自費裝設電線桿，讓新家可以點燈。話雖如此，電線與電桿的設置，也不全然與好事相關。居住在豐原的臺籍仕紳張麗俊，則在 1936 年 7 月 31 日參加朋友的喪禮。但他發現典禮會場緊挨著街上的電桿與電線，導致帳幕難以張開，輓聯也沒辦法被懸掛起來，令他著急的不得了。另一位著名仕紳林獻堂則在 1929 年 12 月 21 日的日記裡，寫到四弟林澄堂的妻子到臺中看牙醫，回程途中乘坐的車子卻不慎撞上電線桿，才剛治了牙痛，卻又傷了臉頰。這種汽車撞上電線桿的車禍事件，在日治後期的報刊屢見不鮮。比如《臺灣新民報》在 1938 年 4 月提到彰化一輛卡車撞倒電線桿，導致整座城市瞬間停電。 1940 年 2 月，一篇報導則說高雄有兒童巴士為了閃避電線桿而不慎翻覆。隨著電桿佈設的密度越來越高，這類與電桿相關的事故，自然也就越趨頻繁了。電線桿廣告也能收費？不過，密集設置的電線桿，也可能在城市裡發揮其他功能。日治前期，由總督府作業所建設的電線桿，就曾經設置廣告版位，讓商家付費宣傳。只要付一圓不到（約等於當時許多臺籍工匠的一日工資），就可以在市區裡的某個電線桿上張貼三個月的廣告，聽起來頗為划算。有個例子是日治初期開設於臺南的知名藥局「愛生堂」。 1910 年，當臺南市的電線桿開放廣告申請以後，他們便率先買下不少版位。透過密集的電線桿，讓自家廣告頻繁出現在群眾眼前。愛生堂在廣告方面非常捨得花錢。根據報導，這家店鋪剛開幕的時候也曾砸下重本，組成廣告隊伍，在臺南市區整整遊行了一整個禮拜。當時的報導說道：這種事情在本地前所未見，愛生堂可說是首開風氣。同樣的，當「電線桿廣告」這種宣傳管道出現以後，愛生堂也依舊要搶在前頭。至於這些電線桿廣告究竟為他們帶來多少業績？恐怕也只有業者自己知道了。 - 距今不過二、三十年前，臺灣各地的電線桿也曾經被貼上各種聖經標語、房產廣告。不過，隨著電纜地下化工程的逐步開展，電桿與架空線路逐漸減少，前述的雜亂景象也變得少見。從陳澄波成長的時代開始，在臺灣密集建設的電桿與電線，曾是一道醒目的城市風景。如今，那樣的景象正從我們的生活裡逐漸退場。至於與之相關聯的歷史記憶，則仍舊留存在種種的文獻材料當中，等待著我們仔細找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蔡承豪，〈側寫嘉義電力發展史從陳澄波畫作中的電線桿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386期，（臺北，2015），頁90-102。〈愛生堂藥房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3日，第5版。〈電柱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5月10日，第4版。〈電燈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8月21日，第6版。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36年7月31日。

1990年，「中華職棒聯盟」的第一場比賽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熱鬧開打，臺灣本土的棒球熱潮也隨之被推升至另一高峰。不過，這場球賽的觀眾，可能會驀然發現球場上的「統一獅」隊初代球員，多半都來自臺灣甲組成棒的另一支老牌隊伍，也就是台電棒球隊。「統一獅」的建隊班底，竟然有一大堆台電球員，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在中華職棒創立初期的四支球隊當中，「兄弟象」與「味全龍」早在業餘棒球時代已開始培養球員，成軍較晚的「統一獅」與「三商虎」，只能從既有的成棒隊伍當中尋覓人才。於是，「統一獅」選擇以當時的甲組勁旅台電為目標，積極展開招募。影響所及，大批的台電球員在1989年以後改披統一的綠白戰袍。比如在中華職棒贏下第一場勝投的「杜老爺」杜福明、明星捕手曾智偵等人，都是從台電到職棒圈闖蕩的例子。後來，陸陸續續也有許多職棒球員也都曾有台電經歷。近年來，最著名的大物級選手可能是綽號「神全」的強打者林益全。據說在台電打球的時候，球隊還特別在外野架設防護網，防止他把球打出球場、砸壞外頭的車窗玻璃呢！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故事，在1996年「臺灣職業棒球大聯盟」成立的時候，又再上演了一遍。當年正逢台電棒球隊成軍五十周年，但陣中的主力先發卻紛紛轉投新的職棒聯盟，球隊也幾乎瀕臨解體。雖然如此，能夠供輸人才於職棒聯盟，仍可說是一種貢獻於臺灣棒球的方式。今天，台電仍持續參與中華職棒二軍的交流盃賽，協助培訓新生代球員。不少現役的棒球明星，過去也都曾是台電的一分子呢！台電棒球隊在「fun電營」當中帶領小球員們進一步認識棒球運動。（圖像來源：臺東縣政府網站）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獅龍虎象各就各位四支職棒準備上壘〉，《聯合報》，1989年1月17日，第10版。〈不惜大量人財投資統一走過艱辛路程〉，《民生報》，1991年10月13日，第5版。〈台電老招牌今年難挨先發七人離隊聯賽幾乎動彈不得〉，《民生報》，1996年5月30日，第4版。

【稽查員】林煥東先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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