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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電力轉換站,也是時代交錯點:大稻埕變電所(建成變電所)

更新日期:2025-11-28

作者:陳韋聿

現代城市裡總有許多變電設施在默默運轉,協助整個電力系統逐段降壓、分配負載,使電力能夠順利地來到我們生活周遭。長期以來,位於臺北舊城區的建成變電所,也發揮著同樣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時也是名列於「國家文化資產網」上的古蹟

走過將近百年歷史的「大稻埕變電所」
走過將近百年歷史的「大稻埕變電所」(今稱建成變電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

建成變電所的前身,其實是日治時期隸屬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大稻埕變電所」。目前( 2025年 ),政府已公告的 1,055 個古蹟當中,僅有5個與電力事業直接相關,「大稻埕變電所」是唯一登錄於其中的變電設施。

「大稻埕變電所」出現在 1938 年。今天,我們若沿著太原路行經該處,還能見到當時興建的淺綠色建築物。根據研究者王麗夙的考察,它應當就是變電所的控制室。在該建物面向街角的圓弧型牆面頂端,甚至還保留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標誌呢!

此外,與建築物相連結的「吊揚塔」,亦是大稻埕變電所的另一看點。「吊揚」亦即日文當中的「吊り上げ」,也就是起重機。「吊揚塔」的設置,便是為了在變電所內創造較高的樓地板,藉以設置起重機,搬運沉重的變電設備。王麗夙指出:在臺灣既存的日治時期變電所當中,僅有大稻埕與瑞芳兩處,仍能見到控制室結合吊揚塔的建築配置。

還值得注意的是:大稻埕變電所的位置「臺北市下奎府町 48 番地」,在更早一點的時代,其實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置的地方服務處(當時稱為「散宿所」)。根據研究者的考察,這個散宿所應當設立於 1932 年左右,所內有專業技術人員常駐其中,負責修護鄰近地區的線路、設備。1938 年變電所成立以後,散宿所可能與變電所同時並存。二戰結束後曾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長達二十餘年的陳臣呈先生(註),日治時代曾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職員。 1930 年代後期,他就曾經任職於下奎府町散宿所,並且在這個地方工作了七年左右時間。

1935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當中,圓環附近的現代街廓已然發展成形。 而在「蓬萊公學校」的後方街角處,已可明確看到「散宿所」的標示。
1935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當中,圓環附近的現代街廓已然發展成形。
而在「蓬萊公學校」的後方街角處,已可明確看到「散宿所」的標示。
(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隨著時代推移,日治時期存在於臺北的其他變電所已被逐一改造,只有大稻埕變電所仍保留昔日風貌。 2019 年,這個地方正式被登錄為臺北市的市定古蹟,台電公司也聘請專業建築團隊,來為既存的老房子進行妥善修復。

一座古老的變電所,既是電力的轉換站,也有不同時代的故事在其中交錯。由於資料有限,現代研究者對於大稻埕變電所的故事,所能掌握的細節仍然粗略。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人投入臺灣電業史的研究行列,為這幢古蹟找回更多屬於它的故事。

同樣建造於日治時期的「宮前町變電所」(即後來的中山變電所),近年亦已啟動改建工程。
同樣建造於日治時期的「宮前町變電所」(即後來的中山變電所),近年亦已啟動改建工程。
同樣建造於日治時期的「宮前町變電所」(即後來的中山變電所),近年亦已啟動改建工程。
(圖像來源:Google Maps

 

註:根據臺灣電力史研究者林炳炎的考察:陳臣呈先生出生於 1906 年,畢業於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1930 年「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希望能夠從臺北高商徵才,任教於該校的著名知識分子林茂生遂推薦陳臣呈前往應試並獲得錄取。在該公司服務期間,他曾任職於「營業係」(在當時的組織架構當中,該單位隸屬於「營業部」底下的「營業課」),其後轉任下奎府町散宿所「主事補」(「主事」可能是散宿所的負責人,「主事補」則是其副手),其後由回到本社的「収金係」(應是收費單位,林炳炎解作「收費課長」,但在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組織架構當中似未見到「收費課」)。二戰結束後,陳臣呈曾在台電擔任過宜蘭區處主任、屏東區處經理、業務處管理課長、嘉義區處經理、高雄區處副經理、台南區處副經理,最終於 1971 年自業務處退休。此外,「台灣棒球維基館」所收錄的資料指出:1960 年代後期,陳臣呈先生亦曾在台電棒球隊擔任過副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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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
【臺灣百年電業史話06】電扇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 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   電扇如何登陸臺灣? 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 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 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 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   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 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 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   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   不過,作業所也承諾   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   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 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 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   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 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 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   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   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   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   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 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 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 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   「電化生活」的預習 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 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 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 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 〈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 〈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 〈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 〈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 〈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 〈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 〈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 〈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 〈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 〈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2025.12.26

電扇, 惠勒, 家庭電化

專書05 文明初來電 440
不只是發電廠,更是記憶所繫之處:讀《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

1946年9月17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民政處,收到了一紙頗有意思的報告書。呈送這份報告的人名叫王聯治,來自中國江西,曾是「中國青年遠征軍」的一員。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青年軍」也在1946年3月以後陸續復員,回返民間。時年23歲的王聯治,於是在復員單位的介紹之下來到臺灣,嘗試謀求一個職位。 出身江西的王聯治,為什麼會想要離開家鄉,跑到一座遙遠的海島上呢?理由很難確知。在報告書裡,他只簡單交代了自己原係專科畢業,學的是機械,希望民政處能安排一個專賣局工廠或電廠的位置,好讓他「學而致用」。 彼時,國民政府對於日產的接收工作仍在陸續進行當中,無論哪個事業單位皆需才孔亟。於是,王聯治遂被轉介到台電供職。既然學有專精,台電於是以助理工程師的職位加以聘用,並將他分派到新店地區的小粗坑發電所擔任系長。以一個20餘歲的青年來說,這應當已是很不錯的發展了。 新店溪畔的水力發電廠,曾是臺北現代化的動力源。(圖像來源:台電綠網) 不僅如此,王聯治來到小粗坑電廠的隔年,便與電廠同事的女兒成婚,在往後四年多的時間裡面,他們很快便有了三個孩子。看來,遠渡臺灣的這一決定,確實幫助王聯治走上頗為順遂的人生旅途。 然而1951年底,電廠裡的一場火災,使得青年王聯治的生命嘎然終止。一個月後,流通餘台電內部的《勵進月刊》,簡短報導了他捨身救火、不幸跌落屋頂殉職的事。為了感念王聯治的付出,台電特意擢升了他的職級,還在小粗坑發電所為他舉行了一場追悼會,包括總工程師孫運璿在內,一眾公司高層紛紛前往致意。此外,王聯治的電廠同事也共同為他設立了一座紀念碑,這塊石碑,今天仍默默矗立於電廠的大門口。 匆匆七十年過去,王聯治的孩子們都已逐漸老去,再下一個世代的兒孫輩亦已長大成人。神奇的是:2017年的某個夜裡,王聯治的孫女驀然在網路上發現了王聯治的紀念碑。而在之後與其他兩位作者合著的《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這本書裡,他更採訪到爺爺的同事,結合家族記憶、檔案文獻的蒐集,進一步還原了王聯治的生命軌跡,與該時代的電業故事。 1952年台電對於王聯治的追悼會與立碑紀念。(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新店溪沿岸水力發電的歷史追索 如同「台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的其他一些作品,《文明初來電》的寫作宗旨,亦是打算追索新店溪沿岸各個水力發電廠的身世來歷。全書分為八個章節,前三章主要寫新店溪的地理環境與二戰之前的電業發展,後五個章節則結合大量人物採訪,著重講述戰後迄今的電廠故事。 或許得益於三位作者的採訪經驗與人文學科背景,本書前半部分針對歷史、地理的脈絡整理,可謂相當嚴整。從清領時期的水圳建設、原漢衝突,到日治時期的理番政策、山林開發,皆有清楚交代。二、三章更且設計了數個補充單元,針對正文提到的瑠公圳、土倉龍次郎等等,做進一步的延伸介紹。 舊時電廠的水輪機,如今已被改造為園區展示的裝置之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   除了人文歷史之外,第五章講述的則是新店溪各電廠所採用的發電方式及其設備維運。雖然該章節的主題涵括大量的技術細節,但作者緊抓數個重點,間或穿插電廠人員的說明,讀來自然流暢,同時使得讀者不致迷惑於大量冷硬的專業術語之中,而能夠對這些機電系統、以及電廠人員的工作有所認識。 總的來看,本書收納的知識內容堪稱豐富。書末列示的參考文獻,則說明了這些知識的陳述皆立足於頗為厚實的閱讀基礎之上。此外,這兩個章節也特意從文獻當中找到許多品質極佳的歷史影像,與文章內容適切呼應,使全書增色不少。 1960年代的羅好壩改建工程。(台灣電力公司)   重新遇見電廠裡的人群記憶 後半部分各個章節所收錄的採訪片段,則是《文明初來電》的另一精彩之處。作者們所尋找的訪談對象,身分極為多元,譬如日治時期的電業學徒、1960年代末的電廠廠護、任職超過半世紀的電廠員工、文化資產的研究者……所有這些訪談,共同刻劃了發電廠裡的工作樣貌與生活圖景。電廠於是不只是電廠本身,在這本書裡,它更像是大量人群的記憶所繫之處, 更引人入勝的是:包括本文開頭提到的王聯治在內,書中所收錄的部分故事,其實就是其中一名作者王舜薇的家族記憶。王舜薇的曾祖父是小粗坑電廠的技工,祖母鄭仁慈女士(即王聯治的太太)自幼亦生活在電廠附近。也因此,本書的部分內容,某種程度也像是一種家族史的尋根,讀來別有意趣。 青年王聯治的生命縱然短暫,但他的故事始終存在於眾人的回憶之中,並且還原於《文明初來電》的書頁裡。透過這本精彩的圖文書,我們將會在新店溪的河畔,重新遇見王聯治,以及始終存活於各種記憶之中的人與故事。 *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 精彩段落節錄 「養成所」裡的電業學徒 日治時期,設有技術人才養成所的公營事業單位,除了台電之外,尚有鐵路局、電信所等,學費食宿幾乎全免,實習還可領薪,福利待遇相當不錯。 高水勝就是受惠於日治時期養成所的台籍從業員之一。身為老大的高水勝,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從小家中生計依靠父母親做粗工,經濟吃緊。他年紀小小,就會動腦筋做生意,下課之後去「跋筊間」(賭場)或者「查某間」(紅燈戶)賣糖果餅乾,「生意很好呢!」此外就是打拼讀書,想辦法進入有保障的電力公司。 高水勝記得,養成所在當時台電台北營業所(今台北市福州街經濟部旁)授課,提供學員毛筆、紙、墨盤,還供吃供住。上午室內講課,下午安排實習。學員下課後,住在營業所對面的房舍,晚上還要寫學習心得。 高等科畢業的高水勝,是養成所第五回、發變電科第二部的學生。他回憶,班上同學有40人,台灣人僅4位,其他都是日本人。「跟那些日本小孩有得比、拼得過啦!」 養成所修業,重視手把手傳授與實習,高水勝被分配到烏來發電所,由廠裡的工程師母雞帶小雞,學習機電實務。當時烏來發電所尚在建廠,新來的學徒什麼雜事都得做,例如掃地、倒茶、跑腿,還有往深山搬運電線桿。 早期的電線桿(電火條)以木桿製成,相當沈重,由人工運送,包括往距離電廠7 公里的羅好、阿玉壩線路。一根電線桿,需要4到6個人一起搬運,而其他各種材料,也是用人力拉兩輪車運補。 雖然辛苦,但實習期間就有薪水,每個月可以存4、5元,跟外面的工作比較起來,待遇優渥。日本時代還有家族津貼,父母兄弟姊妹可以連坐領錢。「我一個猴囝仔,賺得比老人家還要多!」高水勝得意地說。 然而,他的重擔並未卸下,養成所修業期間,父親過世,他必須負起扶養全家人的責任,新莊老家的母親,還得去幫人洗衣打工,度過戰時的苦日子。戰後,18 歲的高水勝出師成為正式員工,升任電氣領班,手下管七、八人。 (頁115-117)   台電裡的「金門幫」 1970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到處缺工,台電於是深入校園徵才,以建教合作制度並提供獎學金的方式,廣招全台各公立高工電工科學生,觸角甚至還延伸到離島金門。 1980年金門農工職業學校推薦4位成績優秀的電工科畢業生給台電,由於這批先遣部隊立下好口碑,隔年台電再招50人,1962年生的鄭江浚就是其中之一。鄭江浚說,就讀金門農工職業學校電工科的最後一年,學費是台電支付的,6月方從學校畢業,7月1日就到谷關水力訓練中心(今已合併到台電訓練所轄下)報到,接受為期3個月的訓練。 「那時候年紀小什麼都不懂,和同學一起搭船從高雄上岸,立刻就搭車到台中,再轉車去谷關。」提起這段金門過台灣的歷程,鄭江浚不免辛酸。 結訓後,鄭江浚被分發到南投仁愛鄉濁水溪上游的萬大電廠。鄭江浚說:「金門人來到台灣工作,無論是台北還是高雄,對我們來說距離都一樣,就算是分發到深山裡的水力發電廠,金門人都不會有怨言。」聽話、好用的好口碑不脛而走,此後10年,台電年年招50名金門畢業生,這也就是日後金門人在台電日益壯大、「金門幫」數以千計的由來。 1981年,鄭江浚以「養成工」進用,在萬大電廠一待就是5年。他不但不以為苦,甚至還認為,水力電廠因地處偏遠,對員工的照顧也較周到,以萬大電廠為例,不但有單身員工宿舍和有眷宿舍,還設有幼稚園和醫院。唯一較難捱的是,深山裡通訊困難,父母親又都不識字,連要寫個家書報平安都很難。 當年養成工一個月薪水8,000元,不如外面的行情,「當時去外面做水電,一天就有好幾千。」1987年,鄭江浚被調離萬大,落腳新店粗坑電廠。原因是萬大超編了一百多人,粗坑這邊人不夠,一聲令下,鄭江浚和一位金門同學一起被調到粗坑。「反正金門人調去哪裡都一樣!」他說。 所幸,鄭江浚在新店溪畔落地生根,自此不再漂泊。從粗坑電廠值班員,到桂山發電廠維修員、羅好壩值班員,2018年升任巡視員領班。 「我在羅好壩工作時很單純,每天抄錄水位及進流量,依值班主任指示操作水門。」鄭江浚說。唯獨在颱風天必須鎮守羅好壩,有時還得冒著生命危險,在強風豪雨中開啟排砂門。最讓他記憶深刻的是2015年的蘇迪勒颱風重創烏來山區,駐守在羅好、阿玉壩的同仁斷了音訊,第二天鄭江浚就揹著乾糧,和救難人員在滿目瘡痍的山路上步行4小時,前往搭救。 改任巡視員領班後,鄭江浚非常忙碌,卻很有成就感。 他幾乎不坐辦公室,上班不到半小時就往外跑。翡翠、烏來、桂山、粗坑、軟橋5座發電廠,加上粗坑壩、桂山壩、阿玉壩,他每10天要分別巡視1次,把所有電廠設備繞1次,將運轉資料抄錄下來。 除了這項固定作業外,還有一些計畫性工作,例如,各電廠的基礎設備每年定檢1次,定檢前鄭江浚要負責停電操作。此外,還有突發性的工作,哪邊有問題立刻就要去處理。「這些都是我吃飯的飯碗,要顧好!」他笑說。 鄭江浚6年後就要退休了。來自金門的他說,知道烏來好山好水,自然已買好房子準備在這裡養老。兩年前買的預售屋已經完工交屋,不久他要搬出住了三十多年的員工宿舍,住進新家。「如果不是台電對員工的照顧,我也沒辦法在這裡落地生根,養活一家人。」這位來自金門的農家子弟如是說。 (頁170-173)

2023.12.15

文史叢書

小澤秋成,《臺北風景》,1931
【臺灣百年電業史話05】電線桿

1926 年 10 月 10 日,是臺灣史上值得銘記的日子。這天,留學東京的臺籍西畫家陳澄波,成為第一個以繪畫作品入選日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臺灣人。 值得注意的是,陳澄波的這幅《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描繪了故鄉嘉義的街道風景。而在畫面中,我們會發現一個醒目的現代化元素,也就是排列在街道兩旁、一根根矗立的電線桿。 陳澄波首度入選的《嘉義街外》目前僅有照片留存,但畫面裡的電線桿依舊醒目。(圖像來源:LY@Wikipedia)   陳澄波與嘉義市的電力建設 若試著翻查陳澄波的其他畫作,我們會發現他的城市風景畫裡,電線桿是個經常出現的街景物件。在他第二次入選帝展的《嘉義街景》這幅畫裡,電線桿更是被擺在了正中央,宛若刻意強調它的存在。 一個生活在日治時代中期的臺灣畫家,為什麼對於電線桿會如此著迷?關於這點,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從陳澄波及其同時代人的成長背景,來做些推敲。 陳澄波在 1895 年出生於嘉義,那年日本也正好開始統治臺灣。因此,在陳澄波的成長過程裡,想必目睹了這座城市裡各式現代化建設的逐一出現,電力設施亦是其中之一。 1913 年,當「嘉義電燈株式會社」在當年秋天開始向整座城市供電的時候,他正好離開故鄉到臺北求學。可以想像,當他每一次趁著學校假期回到嘉義,發現熟悉的故鄉街道,竟然一處處接連樹立起電線桿,並且在夜晚亮起了街燈,那樣的巨大轉變,或許也在他心裡也留下了強烈的衝擊感吧! 陳澄波1927年的作品《夏日街景》,呈現當時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附近的景象。(圖像來源:開放博物館)   城市風景畫裡的電線與電桿 有趣的是,在陳澄波的風景畫裡,電桿雖然醒目,電線卻被刻意省略掉了。身為畫家,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描繪的景物,也可以略去那些對於構圖、美感等等較不利元素。 當然,每個畫家的選擇不見得相同。我們看同時代的日籍畫家小澤秋成,他的《臺北風景》裡除了同樣引人注目的電線桿以外,也隱約能看到橫過天際的電線。小澤秋成對於「電線桿」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曾在一次採訪當中說道,許多人總認為電線桿看了礙眼,但他卻想要透過電線桿把「線條的魅力」帶進畫面當中, 另一位畫家鄉原古統描繪臺北城裡熱鬧的街道,電線在十字路口上空的縱橫交錯,使畫面顯得更為鮮明。如同畫裡所呈現的那樣,越是熱鬧的城區,電桿、電線的建置也越趨密集,對於城市景觀的影響也就更形巨大。 1931年小澤秋成的作品《臺北風景》。(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鄉原古統筆下的臺北榮町,圖中的街道是今日臺北市的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圖像來源: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國家文化記憶庫)   電桿、電線與城市生活 電線與電桿的過度密集,有時也會引起民怨。 1890 年,日本東京的電力建設正如火如開展,《東京日日新聞》的一篇報導卻說道,這座城市裡的許多老百姓已開始覺得自己像是生活在蜘蛛巢裡(東京市民は蜘蛛の巣の中に生活し居るかと怪まるる程なり),舉目四顧,全是密密麻麻的電線。這篇報導刊出的時間點,距離東京地區的第一盞電燈亮起才不過短短八年。從歡欣鼓舞到表露嫌惡,東京人對於電力建設的態度轉折,可謂極其迅速。 日治時期,當電線桿剛剛出現在臺灣人眼前的時候,或許也還沒那麼令人反感。街道上出現電線桿,代表鄰近家戶已經能夠向電力公司申裝燈泡、電扇,走進現代生活。 1924 年,新竹仕紳黃旺成的新房子剛蓋好不久,舉家喬遷的第一天,他便趕快要找工人,自費裝設電線桿,讓新家可以點燈。 話雖如此,電線與電桿的設置,也不全然與好事相關。居住在豐原的臺籍仕紳張麗俊,則在 1936 年 7 月 31 日參加朋友的喪禮。但他發現典禮會場緊挨著街上的電桿與電線,導致帳幕難以張開,輓聯也沒辦法被懸掛起來,令他著急的不得了。 另一位著名仕紳林獻堂則在 1929 年 12 月 21 日的日記裡,寫到四弟林澄堂的妻子到臺中看牙醫,回程途中乘坐的車子卻不慎撞上電線桿,才剛治了牙痛,卻又傷了臉頰。這種汽車撞上電線桿的車禍事件,在日治後期的報刊屢見不鮮。比如《臺灣新民報》在 1938 年 4 月提到彰化一輛卡車撞倒電線桿,導致整座城市瞬間停電。 1940 年 2 月,一篇報導則說高雄有兒童巴士為了閃避電線桿而不慎翻覆。隨著電桿佈設的密度越來越高,這類與電桿相關的事故,自然也就越趨頻繁了。   電線桿廣告也能收費? 不過,密集設置的電線桿,也可能在城市裡發揮其他功能。日治前期,由總督府作業所建設的電線桿,就曾經設置廣告版位,讓商家付費宣傳。只要付一圓不到(約等於當時許多臺籍工匠的一日工資),就可以在市區裡的某個電線桿上張貼三個月的廣告,聽起來頗為划算。 有個例子是日治初期開設於臺南的知名藥局「愛生堂」。 1910 年,當臺南市的電線桿開放廣告申請以後,他們便率先買下不少版位。透過密集的電線桿,讓自家廣告頻繁出現在群眾眼前。 愛生堂在廣告方面非常捨得花錢。根據報導,這家店鋪剛開幕的時候也曾砸下重本,組成廣告隊伍,在臺南市區整整遊行了一整個禮拜。當時的報導說道:這種事情在本地前所未見,愛生堂可說是首開風氣。同樣的,當「電線桿廣告」這種宣傳管道出現以後,愛生堂也依舊要搶在前頭。至於這些電線桿廣告究竟為他們帶來多少業績?恐怕也只有業者自己知道了。   -   距今不過二、三十年前,臺灣各地的電線桿也曾經被貼上各種聖經標語、房產廣告。不過,隨著電纜地下化工程的逐步開展,電桿與架空線路逐漸減少,前述的雜亂景象也變得少見。 從陳澄波成長的時代開始,在臺灣密集建設的電桿與電線,曾是一道醒目的城市風景。如今,那樣的景象正從我們的生活裡逐漸退場。至於與之相關聯的歷史記憶,則仍舊留存在種種的文獻材料當中,等待著我們仔細找尋。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蔡承豪,〈側寫嘉義電力發展史從陳澄波畫作中的電線桿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386期,(臺北,2015),頁90-102。 〈愛生堂藥房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3日,第5版。 〈電柱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5月10日,第4版。 〈電燈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8月21日,第6版。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36年7月31日。

2025.11.30

電線桿, 小澤秋成, 張麗俊

台電大樓目前的建築風貌
台電大樓曾經是臺北市最高的建築物?

說起現代臺灣最高樓,人們很快就會想到 2004 年落成的「臺北101」。在那之前,「臺灣第一高樓」的寶座,則輪流由許多不同建築物佔據。但你知道嗎?位於臺北市羅斯福路上的台電大樓,過去也曾經是臺灣高樓界的王者! 日治時代以來,臺灣最高的建築物,一直是 1919 年竣工的臺灣總督府(即今日的總統府,樓高 60 公尺)。直到 1972 年,這項紀錄才被凱撒飯店(當時為希爾頓飯店,樓高 71 公尺)打破。此後,圓山飯店( 1973 年落成,樓高 87 公尺)、第一銀行總行大樓( 1981 年落成,樓高 87.7 公尺)相繼成為排行榜上的王者,但所有這些建築物始終未能突破「一百公尺障礙」。 1982 年,樓高達到 114 公尺的台電大樓完工啟用,終於為臺灣建築史開創全新局面。此後有六年左右的時間,全臺最高的建築物一直都是台電大樓,直到 1988 年 7 月 1 日,才交棒給臺北世界貿易中心的「國際貿易大樓」(樓高 142 公尺)! 高樓經常成為城市裡的觀景窗,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裡的一幀老照片,就呈現了 1980 年代在台電大樓頂端俯瞰臺北的城市風景。從照片看來,台電大樓相較於周邊建築物,確實要高出不少。其實,在這幢大樓剛剛落成的時候,就曾有政壇人物建議台電公司在樓頂設置觀景平臺,「使全世界的人到台北市能有居高臨下,認識全台北的喜悅」! 1980年代台電大樓的俯瞰景觀。(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截圖) 與Google Earth的對照比較。(圖片來源:Google Map) 不過,電力事業牽動著國計民生,性質畢竟不同於一般民間公司,需要更嚴格的出入管制。台電方面幾經考量,仍將大樓觀景臺的建議擱置下來。 台電大樓的嚴格出入管制有其必要性,不過,如果你是古亭國小的學生,就可能有機會登上台電大樓。 最近幾年,台電公司曾數度與這所鄰近的學校合作舉辦垂直馬拉松,讓學生們在台電大樓挑戰登頂。對於小朋友們而言,有機會站在樓頂俯瞰臺北市容,想必是十分特別的體驗吧! 1986年俯瞰台電大樓與鄰近地區的景象。(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1981 年 2 月 21 日,台電大樓舉行上樑典禮。(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立委建議台電公司 開放新建大樓樓頂〉,《聯合報》,1981年7月7日,第7版。 〈台電大樓完工後 頂樓不開放參觀〉,《民生報》,1981年7月8日,第6版。 〈外表壯觀、現代化,內部管理有一套:台電大樓〉,《台灣光華雜誌》,1983年4月。 〈挑戰自我 古亭國小畢業生台電大樓登高活動〉,「台電影音網」Youtube頻道,2018年6月21日。 〈另類半成年禮 北市古亭學生登27層台電大樓〉,「國語日報」網站,2024年6月1日。 維基百科,「台灣摩天大樓列表」詞條。

2025.05.31

台電大樓, 古亭國小, 臺灣第一高樓

Cover 0717
檔案裡的台電小故事

自1946年成立以來,台電持續推動臺灣全島的電力建設,過程裡也留下了大量的文書檔案,除了台電內部典藏以外,另有許多戰後初期的相關資料,已公開在國家檔案管理局的「國家檔案資訊網」上。透過這些歷史材料,我們可以看見哪些有趣的台電故事呢?    

2024.08.13

檔案, 國家檔案資訊網, 休假日

10牽電點燈 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 林煥東
【稽查員】林煥東先生的故事

「竊電」在今天的臺灣,仍舊時有所聞。民間的竊電行為,每每為台電帶來鉅額損失,也因此,稽查竊電的工作就顯得至為重要。《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這本書,收錄了林煥東先生的訪談,他曾經是台電彰化區營業處的稽查股長。讓我們透過他的口述,來認識竊電稽查的工作吧! - 長久以來,竊電一直讓台電很受傷,每年因為線路損失就高達數10億。所謂「線路損失」是指由台電變電所所送出的電力,與台電售電度數之間的差距,這中間包含自然原因(變壓器銅鐵損或線路阻抗等)及人為因素(竊電或負載不平衡等)。追償電費困難重重 內憂外患需弭平竊電行為過去在少數地區極為猖獗,其中大多數是養殖業者所為,曾經身為彰化區營業處稽查股長的林煥東表示,南部早期很多魚塭,就有竊電的風氣,後來這不良歪風吹到中部地區。這些沿海養殖業者,因魚塭水車24小時都得運轉,電費所費不貲,為了節省成本,讓竊電集團有機可乘。林煥東表示,據他所知竊電方法有20幾種, 簡單的如拉線路,改電表。常見手法以物理電學原理,讓電表轉速變慢,或以鱷魚夾讓電流不經過電表,近幾年來竊電手法又翻新,破壞封印鎖、折彎計量蝸桿、拔除電表內部線路和裝遙控器等,防不勝防。 竊電在現代臺灣仍時有所聞。(圖像來源:公視新聞網)   對於台電如何知道電被竊?林煥東表示,現在有電腦,度數稍有異常馬上知道,早期主要是靠民眾密報,二來靠抄表員或員工的敏感度,才能發現狀況。一經查緝成功,無論舉報者是一般民眾或台電員工,都可獲台電追償金額十分之一報酬,不過為求公平,後來台電取消了員工密報獎金。密報獎金其實挺誘惑人。林煥東說,他遇過1 位聰明絕頂,卻非常惡質的內賊,黑白兩道都熟,利用自己工作之便與專業,幫客戶竊電,先中飽私囊,經過約1 年再去檢舉,當時密報的酬勞是追償電費的20%,兩頭賺的結果,公司將其免職。   會偷電,表示「貪」,貪念、貪心,一般住家因為用電少,比較不需要貪小便宜。「有一家小吃店,生意不錯,我也與他們熟識。有一天,竊電集團來招攬業務,問老闆,怎麼不裝冷氣?老闆說,電費太貴了啊!在竊電集團鼓吹下,利字當頭,沒兩三下就被說服了。」林煥東說。1 年後,這間小吃店竊電被抓到,小吃店老闆來到區營業處稽查股交錢,看到林煥東嚇一跳,問他怎麼在此?林煥東回答說:「我是稽查股長,你不知道嗎?」 在擔任稽查股長期間,林煥東查過追償電費最高的大概6、700 萬元,是家工廠,工廠的裝置容量大約有幾百馬力。另一間工廠也曾經竊電高達2,000 多萬元,當時一直苦於沒有證據,因為工廠很聰明,特地派人看顧電表,這算盤打下來,絕對划算,只要知道電力公司要來,馬上消滅證據。幾次過招之後,台電依然沒輒。不過多行不義必自斃,最後還是沒有採集到工廠不法行為證據,而是工廠自行倒閉。 在台電,負責追查竊電不法行為的稽查人員,「過去有稽查獎金,因為賣命啊!」林煥東說。稽查出外查緝竊電,除平常上下班時間,有時也需要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冒著危險查封電表,當場拍照存證。需要超強體力,又要犧牲奉獻,面對的常是非理性、不友善、不妥協的民眾,有時還會被毆打成傷。 彰化曾是全臺灣竊電最高之處,當時其他區營業處稽查股人員大約3、4 人,彰化區營業處卻多達10 幾個人,可見業務之繁忙。其他區營業處還會到此觀摩,請教稽查股如何抓竊電者,不過現在風氣已有稍減。 林煥東表示,當稽查股長其實很辛苦,他是彰化當地人,有點人脈,「但還是常得和立委、民意代表周旋。」許多人被查到竊電後不甘心,會找民意代表來關說。「有時1天關說案件多達10 餘件,民代很兇,一來就氣呼呼地開罵:你們這些稽查很惡質!某某立委的樁腳都不去抓,就來抓我的樁腳!」林煥東覺得太可笑:「這怎麼可能?稽查怎麼可能知道用戶是誰的樁腳嘛!」林煥東當時對民代的回應也很幽默:「不然,這個要處理很簡單,你請用戶在電表寫上是XXX的樁腳。」 林煥東笑說,「民意代表通常氣焰高張,但是立委來找我,都會碰壁,我堅持不讓關說。」 台電台北南區營業處處長蔡志孟(編按:現為台電公司副總經理)表示,2017 年《電業法》修法後,《處理竊電規則》改名為《違規用電處理規則》,所以現在不說竊電,比較符合時宜的說法是「違規用電」。 身為高階主管,難免碰到不少民意代表替選民出面,「這是我好兄弟,算便宜一點啦!」「就稍微借一下電嘛!」蔡志孟苦笑:「委員,我1 條饋線送出來的電,50%的電都不見了,這未免也借太多了吧?」還有民代振振有詞地說:「怎麼可以說我的選民是賊?」 違規用電的問題,不是抓到現行犯就完事,重要的是要追討這些消失的電費。怎麼討回來?可不能像討債公司蠻橫無理,而是得高EQ,有時還得慢慢磨,好說歹說。 林煥東曾經手一案件,某民代開店,營業沒多久被查到竊電。他到現場後,店家把電表弄壞,自己先行報價:「5 萬讓你們罰!」 社會大學混久了,林煥東一看這苗頭,知道得先說好話,「您是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怎麼會偷電呢?」一句話就堵住了對方的嘴。林煥東繼續說:「董事長只看賺多少錢,根本不會管細部,對不對?應該是執行者想省成本;而且電表在裡面,有守衛看守著,我們也不可能誣賴⋯⋯。」這麼一安撫,對方原本囂張的氣焰漸減,本來還想讓電氣技術人員來算出實際數字,林煥東直接核算,他一聽就說:「大約100 來萬,是吧?」林煥東說,「我確認一下,差不多大概是這個數字,跟他講了正確金額後,並且讓他分12 期支付,一般最高是6 期,但我通常會通融,讓他們慢慢付。」對方當場就請會計開了支票。 當林煥東跟經理報告說,此件已經處理完畢時,經理還覺得太不可思議,這麼棘手的事,這麼快就解決了?至於那些竊電者,有沒有耍賴不交追償電費的?林煥東說,不交錢,很簡單,就送法院。不過,在他當稽查股長期間,包括前任積欠的未收款,還有他任內的案子,所有帳目都是收齊的,「這就厲害了吧?」他有點自傲地笑著說。他的原則是,不要本票,拿支票來。後來他離開稽查股長之位,繼任者常抱怨,收這些帳款好痛苦,太難了。 追查帳款的技巧就是溝通,有時跟對方也要互道江湖,太斯文反而收不到,林煥東自認拿捏得很好,「你偷我們這麼多電,沒抓到算你的,抓到當然就算我們的。」 ——節錄自楊菁菁,《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臺北:台電,2020),頁68-74。

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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