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電力轉換站，也是時代交錯點：大稻埕變電所（建成變電所）-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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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電力轉換站，也是時代交錯點：大稻埕變電所（建成變電所）

更新日期：2025-11-28

作者：陳韋聿

現代城市裡總有許多變電設施在默默運轉，協助整個電力系統逐段降壓、分配負載，使電力能夠順利地來到我們生活周遭。長期以來，位於臺北舊城區的建成變電所，也發揮著同樣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時也是名列於「國家文化資產網」上的古蹟！

走過將近百年歷史的「大稻埕變電所」（今稱建成變電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

建成變電所的前身，其實是日治時期隸屬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大稻埕變電所」。目前（ 2025年），政府已公告的 1,055 個古蹟當中，僅有5個與電力事業直接相關，「大稻埕變電所」是唯一登錄於其中的變電設施。

「大稻埕變電所」出現在 1938 年。今天，我們若沿著太原路行經該處，還能見到當時興建的淺綠色建築物。根據研究者王麗夙的考察，它應當就是變電所的控制室。在該建物面向街角的圓弧型牆面頂端，甚至還保留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標誌呢！

此外，與建築物相連結的「吊揚塔」，亦是大稻埕變電所的另一看點。「吊揚」亦即日文當中的「吊り上げ」，也就是起重機。「吊揚塔」的設置，便是為了在變電所內創造較高的樓地板，藉以設置起重機，搬運沉重的變電設備。王麗夙指出：在臺灣既存的日治時期變電所當中，僅有大稻埕與瑞芳兩處，仍能見到控制室結合吊揚塔的建築配置。

還值得注意的是：大稻埕變電所的位置「臺北市下奎府町 48 番地」，在更早一點的時代，其實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置的地方服務處（當時稱為「散宿所」）。根據研究者的考察，這個散宿所應當設立於 1932 年左右，所內有專業技術人員常駐其中，負責修護鄰近地區的線路、設備。1938 年變電所成立以後，散宿所可能與變電所同時並存。二戰結束後曾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長達二十餘年的陳臣呈先生（註），日治時代曾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職員。 1930 年代後期，他就曾經任職於下奎府町散宿所，並且在這個地方工作了七年左右時間。

1935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當中，圓環附近的現代街廓已然發展成形。
而在「蓬萊公學校」的後方街角處，已可明確看到「散宿所」的標示。
（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隨著時代推移，日治時期存在於臺北的其他變電所已被逐一改造，只有大稻埕變電所仍保留昔日風貌。 2019 年，這個地方正式被登錄為臺北市的市定古蹟，台電公司也聘請專業建築團隊，來為既存的老房子進行妥善修復。

一座古老的變電所，既是電力的轉換站，也有不同時代的故事在其中交錯。由於資料有限，現代研究者對於大稻埕變電所的故事，所能掌握的細節仍然粗略。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人投入臺灣電業史的研究行列，為這幢古蹟找回更多屬於它的故事。

同樣建造於日治時期的「宮前町變電所」（即後來的中山變電所），近年亦已啟動改建工程。
（圖像來源：Google Maps）

註：根據臺灣電力史研究者林炳炎的考察：陳臣呈先生出生於 1906 年，畢業於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1930 年「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希望能夠從臺北高商徵才，任教於該校的著名知識分子林茂生遂推薦陳臣呈前往應試並獲得錄取。在該公司服務期間，他曾任職於「營業係」（在當時的組織架構當中，該單位隸屬於「營業部」底下的「營業課」），其後轉任下奎府町散宿所「主事補」（「主事」可能是散宿所的負責人，「主事補」則是其副手），其後由回到本社的「収金係」（應是收費單位，林炳炎解作「收費課長」，但在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組織架構當中似未見到「收費課」）。二戰結束後，陳臣呈曾在台電擔任過宜蘭區處主任、屏東區處經理、業務處管理課長、嘉義區處經理、高雄區處副經理、台南區處副經理，最終於 1971 年自業務處退休。此外，「台灣棒球維基館」所收錄的資料指出：1960 年代後期，陳臣呈先生亦曾在台電棒球隊擔任過副領隊。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大稻埕變電所〉，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monument/20190923000001
〈太原路上青磚塔樓道盡大稻埕春秋〉，「台電綠網」，2018年6月11日。網址：https://service.taipower.com.tw/greennet/about/theme/256
王麗夙，〈日治時期臺灣電力設施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3-31、4-57、4-60、4-61、4-65。
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台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40、222。

作者：陳韋聿高壓電塔默默矗立在城市近郊，總是與人群保持距離。在高速公路上，我們經常能夠望見這些鋼鐵巨人的身影，卻很少有機會走近它的身畔。然而，台電公司的高壓線路保線員，卻與我們多數人的日常經驗截然相反。這群電力工作者，總是行走在山林或郊野地帶，訪查著一座又一座的高壓電塔。並且攀爬到這些鋼鐵巨人的肩膀上，執行設備與線路的維修養護。保線員的「夜間觀測」，以及電塔上的「閃絡」現象人們很少留意到保線員的身影，不光是因為這群人的工作範圍經常遠離塵囂。許多時候，他們也需要等到夜幕低垂，才能執行例行性的觀測任務。唯有在夜間，他們才能在紅外線測溫儀的鏡頭當中，明確觀察到「絕緣礙子」上的「閃絡」（flash over）現象。攝影鏡頭裡所呈現的「閃絡」，是一團美麗的紫色電弧。然而，這些電弧是怎麼產生的呢？在臺灣，每年的10月到3月是東北季風的盛行期間。冷冽寒風，不僅夾帶著沙塵，同時也會捲起海面上含有鹽份的水沫。這些汙染物容易隨著強風，附著於電塔垂掛的礙子之上。而若鹽霧越積越多，「閃絡」也會變得更為頻繁。糟糕的是：密集的「閃絡」，會造成礙子損壞，繼而影響到電力供輸。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保線員得在寒冷的冬夜裡驅車上山，審慎觀察每座電塔上的礙子。若「閃絡」太過嚴重，保線員就必須使用清水沖洗礙子，去除鹽霧。這樣的維護工作通稱「礙掃」，也就是礙子的清掃作業。若鹽霧的侵蝕已然積重難返，則需要加以更換。攀上數十公尺的高塔，看顧自己的生死之門其實，礙子同樣裝設於於普通的電線桿上，台電公司也會定期執行「礙掃」。不過，普遍高度在十公尺左右的電線桿，與動輒高達五、六十公尺的高壓電塔迥然不同。懸掛在塔上的礙子，無論要洗要換，都是十分艱鉅的任務。揹著裝備攀爬上塔，對於訓練有素的保線員而言，其實不是難事。這份工作真正的挑戰，是要在高風險環境當中克服心理壓力，並且時刻保持專注。畢竟，半空中的每個動作，只要稍有閃失，都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另一方面，電塔上的高壓線路若操作不慎，也可能引起感電等等事故。也因此，保線員的養成教育裡面，總是強調按部就班，切實執行每個動作，藉以維護安全。這種重視細節的文化，同時體現在這個職業群體的世代傳承之中。據說，老一輩的保線員，總會向年輕後輩耳提面命，要他們時時刻刻看顧好自己的「生死門」。在高風險的工作環境當中，堅持履行電力守護者的職責「生死門」（senn-sí-mn̂g）其實是個頗為古典的臺語詞彙，通常用來指稱事物的最關鍵處。而對高塔上的保線員而言，確保自己與夥伴的安全無虞，顯然是第一要務。若有機會目睹保線員的登塔作業，你或許會對於他們直來直往的溝通風格感到印象深刻。這是因為電塔上的每項工作，都必須仰賴團隊之間的緊密配合。舉凡零組件的拆卸、空中到地面的運輸吊掛等等，每個動作的訊息傳達必須非常明確，否則危險便可能隨之發生。這樣看來，保線員在電塔上的疾言厲色，其實也反映了他們對於人身安全的高度重視。危險不只存在於高塔上，也可能發生在電塔的周遭環境。如前所述，臺灣的高壓電塔，經常設置於林野地帶，在這些人跡罕至的地方，遇到毒蛇、虎頭蜂也是常有的事。而且，電塔的損壞，往往肇因於颱風、土石流等大型自然災害。然而，保線員仍必須在強風豪雨之中跋山涉水，冒險前進電塔的所在位置，只為了履行自己身為第一線電力守護者的職責。除了看見高壓電塔，更應該看見保線員的犧牲奉獻高壓電塔與城市的距離雖然遙遠，人們依舊可以感知到它的存在。不過，維護這些電塔的保線員，卻鮮少受到關注。事實上，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職業群體願意冒著危險執行任務，這座島嶼的輸電網絡才能持續運作。下次，當你遠遠望見高壓電塔的時候，或許，你也會想起這些默默付出的保線員，以及他們在高塔上刻苦工作的身影。搭配影片：

1926 年 10 月 10 日，是臺灣史上值得銘記的日子。這天，留學東京的臺籍西畫家陳澄波，成為第一個以繪畫作品入選日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臺灣人。值得注意的是，陳澄波的這幅《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描繪了故鄉嘉義的街道風景。而在畫面中，我們會發現一個醒目的現代化元素，也就是排列在街道兩旁、一根根矗立的電線桿。陳澄波首度入選的《嘉義街外》目前僅有照片留存，但畫面裡的電線桿依舊醒目。（圖像來源：LY@Wikipedia）陳澄波與嘉義市的電力建設若試著翻查陳澄波的其他畫作，我們會發現他的城市風景畫裡，電線桿是個經常出現的街景物件。在他第二次入選帝展的《嘉義街景》這幅畫裡，電線桿更是被擺在了正中央，宛若刻意強調它的存在。一個生活在日治時代中期的臺灣畫家，為什麼對於電線桿會如此著迷？關於這點，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從陳澄波及其同時代人的成長背景，來做些推敲。陳澄波在 1895 年出生於嘉義，那年日本也正好開始統治臺灣。因此，在陳澄波的成長過程裡，想必目睹了這座城市裡各式現代化建設的逐一出現，電力設施亦是其中之一。 1913 年，當「嘉義電燈株式會社」在當年秋天開始向整座城市供電的時候，他正好離開故鄉到臺北求學。可以想像，當他每一次趁著學校假期回到嘉義，發現熟悉的故鄉街道，竟然一處處接連樹立起電線桿，並且在夜晚亮起了街燈，那樣的巨大轉變，或許也在他心裡也留下了強烈的衝擊感吧！陳澄波1927年的作品《夏日街景》，呈現當時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附近的景象。（圖像來源：開放博物館）城市風景畫裡的電線與電桿有趣的是，在陳澄波的風景畫裡，電桿雖然醒目，電線卻被刻意省略掉了。身為畫家，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描繪的景物，也可以略去那些對於構圖、美感等等較不利元素。當然，每個畫家的選擇不見得相同。我們看同時代的日籍畫家小澤秋成，他的《臺北風景》裡除了同樣引人注目的電線桿以外，也隱約能看到橫過天際的電線。小澤秋成對於「電線桿」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曾在一次採訪當中說道，許多人總認為電線桿看了礙眼，但他卻想要透過電線桿把「線條的魅力」帶進畫面當中，另一位畫家鄉原古統描繪臺北城裡熱鬧的街道，電線在十字路口上空的縱橫交錯，使畫面顯得更為鮮明。如同畫裡所呈現的那樣，越是熱鬧的城區，電桿、電線的建置也越趨密集，對於城市景觀的影響也就更形巨大。 1931年小澤秋成的作品《臺北風景》。（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鄉原古統筆下的臺北榮町，圖中的街道是今日臺北市的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圖像來源：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國家文化記憶庫）電桿、電線與城市生活電線與電桿的過度密集，有時也會引起民怨。 1890 年，日本東京的電力建設正如火如開展，《東京日日新聞》的一篇報導卻說道，這座城市裡的許多老百姓已開始覺得自己像是生活在蜘蛛巢裡（東京市民は蜘蛛の巣の中に生活し居るかと怪まるる程なり），舉目四顧，全是密密麻麻的電線。這篇報導刊出的時間點，距離東京地區的第一盞電燈亮起才不過短短八年。從歡欣鼓舞到表露嫌惡，東京人對於電力建設的態度轉折，可謂極其迅速。日治時期，當電線桿剛剛出現在臺灣人眼前的時候，或許也還沒那麼令人反感。街道上出現電線桿，代表鄰近家戶已經能夠向電力公司申裝燈泡、電扇，走進現代生活。 1924 年，新竹仕紳黃旺成的新房子剛蓋好不久，舉家喬遷的第一天，他便趕快要找工人，自費裝設電線桿，讓新家可以點燈。話雖如此，電線與電桿的設置，也不全然與好事相關。居住在豐原的臺籍仕紳張麗俊，則在 1936 年 7 月 31 日參加朋友的喪禮。但他發現典禮會場緊挨著街上的電桿與電線，導致帳幕難以張開，輓聯也沒辦法被懸掛起來，令他著急的不得了。另一位著名仕紳林獻堂則在 1929 年 12 月 21 日的日記裡，寫到四弟林澄堂的妻子到臺中看牙醫，回程途中乘坐的車子卻不慎撞上電線桿，才剛治了牙痛，卻又傷了臉頰。這種汽車撞上電線桿的車禍事件，在日治後期的報刊屢見不鮮。比如《臺灣新民報》在 1938 年 4 月提到彰化一輛卡車撞倒電線桿，導致整座城市瞬間停電。 1940 年 2 月，一篇報導則說高雄有兒童巴士為了閃避電線桿而不慎翻覆。隨著電桿佈設的密度越來越高，這類與電桿相關的事故，自然也就越趨頻繁了。電線桿廣告也能收費？不過，密集設置的電線桿，也可能在城市裡發揮其他功能。日治前期，由總督府作業所建設的電線桿，就曾經設置廣告版位，讓商家付費宣傳。只要付一圓不到（約等於當時許多臺籍工匠的一日工資），就可以在市區裡的某個電線桿上張貼三個月的廣告，聽起來頗為划算。有個例子是日治初期開設於臺南的知名藥局「愛生堂」。 1910 年，當臺南市的電線桿開放廣告申請以後，他們便率先買下不少版位。透過密集的電線桿，讓自家廣告頻繁出現在群眾眼前。愛生堂在廣告方面非常捨得花錢。根據報導，這家店鋪剛開幕的時候也曾砸下重本，組成廣告隊伍，在臺南市區整整遊行了一整個禮拜。當時的報導說道：這種事情在本地前所未見，愛生堂可說是首開風氣。同樣的，當「電線桿廣告」這種宣傳管道出現以後，愛生堂也依舊要搶在前頭。至於這些電線桿廣告究竟為他們帶來多少業績？恐怕也只有業者自己知道了。 - 距今不過二、三十年前，臺灣各地的電線桿也曾經被貼上各種聖經標語、房產廣告。不過，隨著電纜地下化工程的逐步開展，電桿與架空線路逐漸減少，前述的雜亂景象也變得少見。從陳澄波成長的時代開始，在臺灣密集建設的電桿與電線，曾是一道醒目的城市風景。如今，那樣的景象正從我們的生活裡逐漸退場。至於與之相關聯的歷史記憶，則仍舊留存在種種的文獻材料當中，等待著我們仔細找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蔡承豪，〈側寫嘉義電力發展史從陳澄波畫作中的電線桿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386期，（臺北，2015），頁90-102。〈愛生堂藥房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3日，第5版。〈電柱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5月10日，第4版。〈電燈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8月21日，第6版。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36年7月31日。

沿著臺北南端的「新烏公路」朝著烏來行駛，後半部分的路程，總有一條名為「南勢溪」的河流相伴。若是在這條道路的九點多公里處向河床望去，你會發現河流當中，存在著一些水泥構造物的殘跡。隨著時間流逝，河床上的遺構多半已被泥沙淹沒，附近也缺乏清楚的說明指引，以至於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遺跡的真實身分，其實是 1905 年與「龜山水力發電所」同時建造的攔河堰 —— 換句話說，它是臺灣第一座發電廠的附屬設施。老照片裡的「台北第一發電所堰堤」全景。（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際趨勢底下的龜山發電所「南勢溪」的河水從攔河堰溢流而下，沒過多久，就會與「北勢溪」匯集在一起，成為流貫雙北地區的「新店溪」。河流的交會處，正是龜山發電所的所在位置。這是臺灣第一次運用城市邊緣的河川來建造水力發電廠，再透過城市裡的變電所來轉換電壓、向用戶供應電流。可以說，近代臺灣的電力生產與輸送系統，就是以龜山發電所為起點，逐步串連成一個蔓延全島的網絡。其實1905 年龜山發電所的興建，也呼應著當時全球電力技術發展的趨勢 ── 採用了交流電系統。不久之前，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所代表的交流電陣營，才剛剛在所謂的「電流戰爭」當中取勝。時間拉到日本剛開始統治臺灣的1895 年，美國人也正準備要利用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來興建水力發電廠，並運用西屋公司的交流電系統，將電流送往鄰近城市。這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電力建設計畫，而交流電的穩定性也在電廠開始運轉後獲得更有力的驗證。此後，交流電系統迅速向世界各地擴散開來，臺灣也同樣受到這股浪潮影響 —— 實際上，裝設在龜山發電所裡的三部 250 kW 發電機，也正是由美國的西屋公司所製造。老照片裡的龜山發電所，不幸在 2012 年坍塌，目前只餘下局部的建築殘跡。（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水輪機的技術史每一部發電機，必須有動能來驅使它運轉。而在水力發電廠當中，這股動能則必須依賴「水輪機」（water turbine）來提供。人類很早就已經懂得運用水力來驅使水車運轉，再用它來帶動磨坊裡的石磨、冶鐵場裡的鼓風爐。大致來說，水輪機就是水車的進階版本，它能夠承受更猛烈的水流衝擊，產生更強大的動力。然而，在 18 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發生、大量機械設備開始被製造出來以前，人類還沒有什麼動機要去改良水車，獲取更多動力。也因此，水輪機的技術革新一直到近代才開始發生。 1832 年，有個名叫傅聶宏（Benoît Fourneyron）的法國工程師，率先製造出一部 50 匹馬力的水輪機 —— 這部高效率的機器，是早期水輪機改良過程裡的一塊里程碑。後來，美國尼加拉瀑布水力電廠所使用的水輪機，也是採用傅聶宏的設計。除了傅聶宏以外，19 世紀以降，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工程師，也都嘗試對水輪機進行改良。這些改良版本常常會冠上他們的名字，譬如「法蘭西斯式水輪機」（ Francis turbine）、「佩爾頓式水輪機」（Pelton Turbine）、「卡布蘭式水輪機」（Kaplan turbine）。到了 20 世紀，這些機器也陸續被引進臺灣，成為各個水力發電廠的心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若想要知道這些水輪機究竟有什麼差別，你同樣可以在新店溪流域找到答案 —— 今天，「桂山發電廠」大門外的道路兩旁，就陳列著前述三種水輪機的內部機件。這些機件，全都拆卸自退役的水力發電機組。它們有的遠從大甲溪的青山分廠運送過來，有的則收集自東部的龍澗、溪口、榕樹，以及北部的粗坑、烏來等機組。此外，附近還設有解說牌，詳盡說明各種水輪機的構造與運作原理。循著這條道路走向桂山電廠，彷彿也是走在一部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簡史之中。水輪機雖然都是西洋名字，原始技術也都從歐美發展起來，但在日治時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卻不一定都是由西方國家生產。特別在 1910 年代以後，大肆建設水力發電廠的日本，亟欲實現水輪機的國產化，於是開始鑽研其製造技術。 1910 年，有一家名為「電業社」的日本公司，就設立了「水車部」，專門要來製造水輪機。後來，這家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版圖甚至延伸到臺灣來。 1922 年竣工啟用的宜蘭「天送埤發電所」（今蘭陽電廠天埤機組），就採用電業社製造的三部水輪機（1933 年又再增加一部）。今天，這些歷史已經超過百年的水輪機，也仍在穩定運作當中。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臺灣是一座高山之島，布滿了發源自山區的湍急河流，而豐沛的水力資源，也造就了建造水力發電廠的理想場域。在臺北之外， 1910 年，「竹仔門發電所」（今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也開始向臺南送電。其後，臺中的「后里發電所」（今大甲溪發電廠后里機組）、東部的「砂婆礑第一水力發電所」（今已廢棄，僅存遺跡）、乃至於全島各地的水力發電廠也都陸續啟用。這是臺灣電業史的起步階段，一個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二十世紀後期，臺灣迅速邁向經濟起飛，電力需求也不斷成長。單靠水力發電，已很難滿足用電缺口。於是，電力事業的建設資源，漸漸被轉移到其他發電方式。然而，水力發電在臺灣仍有進展。 1980 年代以後台電也應用了抽蓄式水力發電技術，於日月潭興建兩座抽蓄式電廠。回顧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發展過程，其中許多環節，都呼應著當時的國際潮流。而在水力發電之外，你會發現臺灣電力事業史的每個篇章，其實也同樣與整個世界的脈動緊密扣連，息息相關。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王舜薇等，《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公司，2019。 Lewis Mumford著，陳允明等譯，《技術與文明》，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駱致軒，〈新店溪流域水力發電文物展〉，《源雜誌》，第151期（臺北，2022），頁14-19。

作者：簡佑丞（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編按：濁水溪流域內水力發電設施眾多，這些發電設施從屬於不同的水力發電體系。若按照建設時序，將這些設施切分開來單獨檢視，難免見樹不見林。因此，本文的上篇，著重介紹濁水溪流域三個水力發電體系的建設歷程。其一，為戰前的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其二，為戰後的明湖、明潭抽蓄水力發電系統（兩者各自獨立，但以日月潭水庫為中心相疊合）。其三，為最初與電力產業沒有特別關聯的嘉南大圳濁幹線濁水水力發電所。下篇則以流域路徑走讀方式，從下游往上游前進，並選取途中的重要標的設施進行導覽。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日月潭周邊水力發電系統的複雜性，本文製作了濁水溪流域水力發電體系圖，標示出三個獨立的水力發電系統，希望幫助讀者從較廣遠的歷史視角出發，認識濁水溪流域內各水力發電系統的形成脈絡。一、導讀位於臺灣中部的濁水溪為全臺最長的河川，其豐沛的水資源，自古以來即是兩岸居民賴以為生的重要命（水）脈。到了日治時期，河川水資源的利用不再侷限於傳統的農業水利灌溉，藉由水量與水位落差轉換為電能的近代水力發電系統始由殖民政府引入臺灣，並以臺北近郊的新店溪流域作為水力發電工程的試行場域，興建了龜山、小粗坑水力發電廠，爾後又陸續加入新龜山與烏來水力發電廠，最終形成以新店溪流域為核心的水力發電系統群。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也在自身推動興建的農田水利灌溉設施當中，選擇了中、南部三條水位落差較大的灌溉圳路興建竹仔門、后里與土壟灣水力發電廠，逐步建立並擴大臺灣的水力發電體系。不過，前述的水力發電廠都屬於小規模、川流式的水力發電設施。到了1920、30年代，隨著水資源利用方式的轉變以及大壩技術的發展，以大規模水庫（群）系統為核心，統合運用、控制整條河川流域水力資源的電業發展思潮，逐漸成為當時的國際主流。而臺灣第一個依此模式規劃並實現的，便是濁水溪流域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工程，其在臺灣的近代電業發展史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價值。如今，這個以日月潭水庫為核心，利用濁水溪流域水資源的大規模系統性水力發電設施，自完工起算正好九十周年，依然完整保存並持續運作，不僅是臺灣電力發展歷程的重要見證，也為當前臺灣的電力事業做出相當貢獻。這些留存至今、依然系統性串連運作的「活的電力產業文化資產」，亦正好組構、串接成為一完整的「電業文化路徑」。因此，筆者期望透過本文帶領讀者分別從電業系統（文化路徑）形成的歷史發展脈絡，並且實地沿著濁水溪流域，自下而上循著各個可及的系統性建築、構造物設施所構成的「產業文化路徑」兩種視角，一起來「走讀」由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設施為核心的濁水溪電業文化路徑。二、臺灣近代大規模水電系統的開端：日月潭為核心的濁水溪流域水電體系 ① 從天然湖泊到人工水庫的水力發電計畫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於全臺各地興建多座水力發電設施，讓臺灣的電力使用日漸普及。隨著民生與產業用電需求增加，並考量將來各種建設的持續擴展，殖民政府於1916年起展開全臺水力發電資源開發調查，發現濁水溪流域上游豐沛的水資源極具水力發電價值。3年後，一個以日月潭為核心，並利用濁水溪為發電水源的大規模離槽水庫式水力發電興建計畫被規畫完成。該計畫將原本的高山天然湖泊日月潭修建為可蓄存大量發電用水的人工水庫，透過總長超過15公里的導水路，穿越重山峻嶺將濁水溪上游溪水引入日月潭蓄水，再以水壓隧道與壓力鋼管，將水引流而下至濁水溪支流水里溪河谷的日月潭第一發電所（今大觀發電廠），利用其高水位落差發電。高達10萬瓩（kW)的發電量足可供應當時全臺用電需求外，還可餘留大量備載電力供額外使用。日月潭水力發電工事計畫全區段面與平面圖資料來源: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と其現況，土木建築工事畫報，昭和8年8月號(1934.8) ② 台電的前身─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設立由於該發電建設計畫規模與經費過於龐大，臺灣總督府一改過去由官方投入資金主導工程興建與經營的想法，改採政府與民間共同集資入股、成立半官半民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主導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實施，以及完工後的電力事業經營。此後，這個具官方主導色彩的電力會社，成為臺灣電力事業建設與經營發展的主角。戰後，繼承臺灣電力會社的「台灣電力公司」，亦屬國家政策導向的國營企業，肩負臺灣的電力事業發展與經營，直到今日。 ③ 工程建設的頓挫與再興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工程於1919年開工後不久，即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導致工程費暴增，加上濁水溪水源的高含沙量、日月潭水社壩的複拱型水壩設計可能發生的技術安全問題、以及關東大震災等影響，不得不於1926年中止施工。停工後，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邀請美國Stone＆Webster公司的工程專家來臺評估並提供工程可行性建議，隨後聘請專精事業經營的松木幹一郎任新社長（註）、以及具水力發電泥沙防治經驗的新井榮吉擔任建設部長。同時，重新修改財務規劃，包含將取水口位置改至武界之工程設計修正後，於1931年重啟建設，最終於1934年完工運作，為當時亞洲規模第一、世界第七大的水力發電設施。 ④ 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設施體系的成形根據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的整體計畫，自濁水溪上游導水至日月潭蓄水，再向下引流至第一發電所發電的第一期工程完成後，尚規劃興建兩座發電廠。其一是利用第一發電所發電後尾水，由導水路引至更下游的日月潭第二發電所（今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其二是利用第二發電所尾水發電的第三發電所（最終並未興建）。同時亦規劃在武界取水口往濁水溪更上游的霧社興建霧社水庫，除與日月潭共同調配濁水溪流域的水資源，也透過導水路引水供霧社第一、二發電所與萬大發電所發電使用。可謂以日月潭與霧社水庫兩水庫為核心，利用濁水溪流域的水力資源串聯形成系統性水力發電設施群的規劃。以日月潭為核心的濁水溪流域水力發電設施系統圖可惜該後續計畫除第二發電所與萬大發電所分別於1937年及1943年完工運作外，霧社水庫工程因太平洋戰爭日趨激烈而被迫中止。直到戰後，台灣電力公司在美國墾務局協助下於1957年重新完成霧社水庫的建設。至此，以日月潭與霧社水庫為中心的濁水溪流域水力發電系統設施體系終於完整成形。 ⑤ 日月潭成為雙重「心臟」：明湖、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廠到了1970年代，為解決臺灣日益遽增的日間尖峰用電負載問題，台灣電力公司接受德國與瑞士顧問公司建議，於1981至1985年間，進行以日月潭為核心的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建設。該計畫以日月潭作為發電水源調整池（上池），將日間發電後儲存於水里溪下游明湖水庫（下池）的尾水，利用夜間多餘電力抽回日月潭中待下次發電使用。之後，台灣電力公司再於1987至1995年間進行亞洲最大、世界第四的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這一建設計畫以日月潭為上池、明潭水庫為下池。該計畫以日月潭為「心臟」，分別串聯戰前的日月潭、霧社水力發電系統，以及戰後的明湖與明潭抽蓄水力發電系統，構成一雙重、立體疊合的水力發電體系，亦可謂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在繼承與開創的基礎上可持續性運作的最佳典範。抽蓄水力發電系統示意圖資料來源:日月潭抽蓄發電成典範光輝歷史風華再續，台電月刊690期(2020.6) ⑥ 濁水溪中下游的平地水力發電廠：濁水(烏塗)發電廠另一方面，與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同步進行、並稱日治中後期全臺兩大水利建設計畫的嘉南大圳水利灌溉工程，雖位處南臺灣，卻與中部的濁水溪流域有著密切關連。以臺南曾文溪為主要水源的嘉南大圳烏山頭水庫，僅足夠供應臺南與嘉義的灌溉用水。因此，為確保位於嘉南大圳灌溉區內的雲林也能獲得足夠的水資源，該計畫的設計者八田與一遂將目光轉向濁水溪水資源，於濁水溪中下游左岸的雲林林內設置濁幹線取水口，擷取濁水溪水灌溉雲林地區。除此之外，為能提供遠在臺南的烏山頭水庫施工機械用電力，尚在嘉南大圳濁幹線林內取水口導水路上興建「濁水水力發電所」。其發電方式與一般川流式水力發電所利用地勢水位落差、以壓力鋼管之水力帶動水輪機的方法不同。位於中下游平原區的濁水發電所利用導水路的低水位落差，直接以豎井之水力帶動橫軸水輪機發電，為全臺唯一的平地川流式水力發電所。相較於濁水溪上游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濁水水力發電所不論建設目的、運作體系與歷史脈絡都不盡相同，但也因為該電廠的完成，建構了濁水溪流域由下游到上游的完整水力發電系統群。編者註：松木幹一郎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第三任社長，1929年底到任後便積極用事，使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工程得以順利開展。他在任的九年多內，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不僅業務量高速成長，公司治理方面亦有許多為人稱道的舉措。松木的理念是將公司創造的收益留用於臺灣，投入於電力事業的發展。他被認為是臺灣現代化建設最重要的功臣，為島嶼的電力事業發展打下重要基礎。相關資訊，可參閱吳政憲，〈臺灣電力之父松木幹一郎〉，《臺灣學通訊》，第66期，2012，頁5。

作者：陳韋聿隨著綠能建設的迅速開展，風力發電機已成為臺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支柱。看著巨大的風機扇葉在風場中呼嘯運轉，我們不免會疑惑：究竟是誰那樣聰明，率先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風力發電裝置呢？ - 在中文世界的網路資料當中，這問題的解答可謂眾說紛紜。有些文章將功勞歸給蘇格蘭人布萊斯（James Blyth），有些則說是美國人布拉許（Charles Brush）或丹麥人拉庫爾（Poul La Cour）。實際上，這三個名字，各自都代表了風力發電的某個技術演進階段。 1890 年代，拉庫爾針對風機進行的系統性改良（稱為 “Kratostate” ），解決了風力忽大忽小、電能轉換也跟著不穩定的關鍵問題。此外，他所設計的風機，也更趨近於今天廣泛被運用的風機形式。因此，拉庫爾被尊稱為「現代風能之父」。布萊斯與布拉許的發明，出現的時間則要比拉庫爾更早一點。 1887 年，這兩個人都在自家院子裡建造了一具形狀特殊的風力發電機，雖然發電效率仍差強人意，但他們的嘗試，向世人證明了「風力發電」確實可行。值得注意的是：布萊斯的風機在 1887 年的 7 月開始運作，布拉許的風機則得等到當年冬天才完成。單就時間順序而言，布萊斯或許才是真正的勝利者。由左至右，分別為布萊斯、布拉許、拉庫爾所設計的風力發電機。那麼，「史上第一部風機」的發明者，果真就是布萊斯嗎？恐怕還不一定。近年來，法國的風電史研究者布魯耶爾（Philippe Bruyèrre），提出了一個更早的答案。他指出：早在 1883 年舉行於奧地利維也納的國際電力博覽會當中，來自奧地利的發明家弗里德蘭德（Josef Friedländer），已經將一部抽水用的風力渦輪機改造成發電機組。而且，在現存的展場設計圖當中，我們還能見到這部風機俯視與側視的圖繪資料！ 2022 年，布魯耶爾將他的發現，闡述在一本名為《復古未來》（Rétrofutur : une autre histoire des machines à vent）的法文著作當中，透過美國作家吉佩（Paul Gipe）所撰寫的書介，這些研究成果得以被更多人看見。總而言之，關於「誰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風力發電機」這個問題，目前我們所知的最新答案，是奧地利人弗里德蘭德。然而，隨著歷史研究的持續推進，這個說法，或許有一天也會遭到推翻 —— 根據一些冷門文獻的說法， 1876 年美國費城的世界博覽會裡，也曾出現過一部「多金屬葉片的（風力）渦輪機」（many‐blade sheet metal turbine）。那部機器，會不會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風力發電機呢？恐怕還得等待更多的證據出現，才會有確切的解答了！布魯耶爾曾在 2021 年贏得科技史的重要獎項 Turriano ICOHTEC Prize，是相當傑出的學者。（圖像引用自 Paleo-Energetique 網站）參考資料 Brandon Owens, The Wind Power Story: A Century of Innovation That Reshaped the Global Energy Landscape (New York: Wiley-IEEE Press, 2019), pp. 1-12 Paul Gipe, “Austrian was First with Wind-Electric Turbine Not Byth or de Goyon,” WindWorks.org, July 25, 2023.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電扇如何登陸臺灣？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不過，作業所也承諾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電化生活」的預習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作者：陳韋聿在「電業文物典藏」網站當中，我們可以找到五部由日本「中淺測器」所生產的「流速儀」（詳附錄）。這五部儀器，各自遺留的零件都不盡相同。不過，它們全都保留了一個造型如同花朵般、可旋轉的錐形杯組 —— 這是普萊斯流速儀（price current meter）最主要的構成元件。這種儀器的運作原理，是藉著水流衝擊，推動錐形杯組旋轉，再透過其他輔助工具（例如碼表、音響裝置等等）來計算錐形杯組的旋轉次數，幫助使用者判讀流速。根據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網站的介紹，普萊斯流速儀是美國工程師威廉．岡恩．普萊斯（William Gunn Price）在 1882 年設計出來的專利產品，後來交由美國紐約的儀器設備公司（今名為 Gurley Precision Instruments ）量產銷售。1890 年代，日本的一些土木、河工教科書，亦已介紹到這種新型儀器。有趣的是，從一些歷史文獻看來，中淺測器原本只是從外國引進普萊斯流速儀到日本銷售。然而，這家公司似乎在 20 世紀前期漸漸掌握了流速儀的製作技術，並逐步轉型為製造商，繼而能夠生產出台電所典藏的這五部儀器。台電公司典藏的「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及測桿」。中淺測器的起源，其實是 1852 年創業於東京日本橋一帶的「中村淺吉商店」。可能是順應明治維新以後高速成長的土地測量需求，它在 1879 年將正式名稱改為「中村淺吉測量器械舖」（但在許多場合仍沿用「中村淺吉商店」這個名字）， 1943 年又進一步改稱「中浅測器株式會社」 —— 從公司名稱改動的歷程來看，台電典藏的流速儀，其生產年份的上限不會早於 1943。那麼，中淺測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販售普萊斯流速儀呢？相關線索，或許可以從該公司留下的商品目錄著手找尋。日本國會圖書館的「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站，收錄有三個不同版本的《中村浅吉商店目録》，皆出版於大正時代（1912-1926）。這三本型錄，都介紹到一種「プライス、カレントメーター」（ ”Price Current Meter” ），亦即我們所欲尋找的普萊斯流速儀。 1913 年版型錄收錄的普萊斯流速儀，除了附有木造支架、連結於機械碼表的原型版本之外，還有連結於聽音器的「聽音流速計」以及連結於音響裝置的「電働響音流速計」兩版本。後兩者顯然都是較簡易的版本，其售價（分別為 135 元、 175 元）大約只要原型版本（ 475 元）的三分之一。 1913 年版《中村淺吉商店目錄》裡的普萊斯流速儀。（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從 1913 年版的型錄來看，當時中村淺吉商店所販售的三種普萊斯流速儀，全都註明由美國的「ガーリー」生產。這家「ガーリー」公司，應當就是前文提過的美國儀器設備公司 W. & L. E. Gurley —— 換句話說，至少在 1913 年，中淺測器在流速儀方面的業務，較精密的高價產品，仍局限於進口銷售。再看到 1922 年版的型錄，中村淺吉商店也仍售有 Gurley 所生產的「聽音流速計」（音響式流速計）與「電働響音流速計」（電音裝置流速計）。短短六年過去，這兩樣商品的價格已分別上漲到 190 元與 300 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聽音流速計」這個產品項目上，該公司已經有能力推出更便宜的自製版本，售價只要 100 元！ 1919 年版《中村淺吉商店目錄》當中，已經可以看到「中村製」的「音響式流速計」（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總的來說，普萊斯流速儀在 1882 年問世，之後被引進日本，中村淺吉商店正是其進口商。然而，在大正年間，中村淺吉商店的角色逐漸從流速儀的進口轉變為製造。二戰結束後，中淺測器的商業廣告、該公司製作的各類儀器介紹，頻頻見於日本各種牽涉環境測量的出版品當中，顯見其自製產品的銷售版圖日益擴大。銷售到台電的五部流速儀，亦是證明。就目前所知，台電典藏的五部流速儀中，兩部仍留有 1960 至 1966 年間由日本「通商產業省」核發的「流速計係數試驗成績書」。另外兩部則留有 1980 年代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的「流速儀檢定係數表」。有趣的是，後者的格式完全是前者的翻版。據此，我們可以推測前三部儀器進口到臺灣的時間點，應當不會早於日本通商產業省的檢驗日期。到了 1980 年代，台電可能為了進行後兩部流速儀的檢校，才由臺大水工所按著同樣格式，出具檢定說明。台電典藏的中淺測器製流速儀，留存於木盒中的檢定說明。中淺測器在 1990 年代以後經歷過合併、改組。今天，這家公司的名稱是「株式会社YDKテクノロジーズ」（YDK Technology），仍是活躍於日本國內航海、航空等各領域的儀器設備製造廠商，臺灣目前也仍有這家公司的產品代理。今天，該公司已不再販售 1882 年發明的普萊斯流速儀。取而代之的是「電波流速水位計」，所應用的測量技術亦已截然不同。從 1852 年到 2025 年，從美國、日本再到臺灣，普萊斯流速儀所牽繫的歷史，肯定還有許多值得探訪的線索。如果你還知道更多故事，歡迎透過「電業文物典藏」網站的意見交流信箱，與我們分享喔！相關典藏文物列表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2 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3 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4 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及測桿 03015202306-00015 中淺測器製直讀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6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中村浅吉商店目録》，191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中村浅吉商店目録 2版》，191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中村浅吉商店型録 3版》，1922，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由美國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製作的教育訓練影片“Type AA Meter”，詳細解說了普萊斯流速儀的構造、保養、測試等相關知識。 “Price Water Current Meter,”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website.

啟動於 1950 年代初期的「東西輸電線」建設計畫，使島嶼兩端的電網能夠橫越山脈，相互串聯。這一偉大的建設成就，是眾多台電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這群人物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名字是楊金欉 —— 他曾是東西輸電線工程裡的「東區工事組」組長，在建設過程裡立下許多汗馬功勞，之後成為台電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人物。 1970 年代晚期，他更進一步被拔擢為省政府建設廳長，繼而又擔任高雄、臺北兩座城市的市長。從「電線架設工」到直轄市首長，楊金欉的一生可謂豐富多采。在東西輸電線的建設過程中，他曾有什麼樣的貢獻？在臺灣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中，他又曾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1982 年，準備離任高雄市長的楊金欉。（圖像來源：《高雄畫刊》，第3卷第2期）長官眼中的「將來有望之才」 1923 年，楊金欉出生於花蓮一個勞工家庭。他是日治時期花蓮第一所「中學校」（即今日花蓮高中）的首屆畢業生，之後也順利升學，來到島嶼西側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即今日國立成功大學）就讀電氣工程科。 1943 年，他進一步考入當時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職業生涯也就此展開。二戰結束後，楊金欉繼續在新成立的台灣電力公司任職。那時，他似乎已經回到故鄉花蓮，在台電的「東部管理處」服務。 1947 年 6 月，時任台電機電處處長孫運璿率領部屬李式中（後來的南部火力發電廠首任廠長）等人，巡視宜蘭、花東地區的電力運作情況。這趟旅程，他們一行人便曾在東部管理處的辦公室，見到了年僅 24 歲的楊金欉。根據李式中的記述，當時的楊金欉「負責東區發電方面技術事宜，兼理管理處內電務組事」。在他看來，這名本省籍青年「人極誠懇，樸實而精明」，是「將來有望之材也」，顯然極看好他的前途。當天，孫運璿一行人還巡視了終戰前夕遭受風災破壞、被土石所掩埋的銅門發電所（及今日東部發電廠銅門機組） —— 數年後，正是由楊金欉負責主持該電廠的重建工作。【註】有些文章引述 1947 年李式中〈東行追記〉的說法，認為楊金欉與台電前輩傅慶騰相同，接曾經在二戰末期前往東北亞的滿洲，並於當地的電力公司謀職。然而，楊金欉的傳記資料裡，找不到這樣一段經歷。此外，傅慶騰曾在回憶錄當中，歷數終戰前服務於滿洲電力事業的臺灣人，裡頭也並未見到楊金欉的姓名。參見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573-574。《東臺灣新報》1941年3月2日的報導，提到楊金欉在「花蓮港中學校第一回卒業式」當中，獲得「精勤賞」。（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高山上的「電線架設工」 1950 年 9 月，台電的「東西線工程處」正式成立，楊金欉旋即奉命兼任「東區工事組」組長，在第一線推動建設。多年後，他曾回憶起這段身為「電線架設工」的工作經驗：廿八歲開始參加連接台灣東部與西部電力系統的東西輸電線架設工程，這是我所從事過最艱鉅的工程之一。三年半歲月，幾乎都在山中度過。這條輸電線包括二條線路——即木桿線和鐵塔線——西起南投縣霧社，翻越能高山到花蓮縣之銅門，其中標高最高處為二千八百公尺，從測量、開闢人行道、搬運器材、架設輸電線路，皆須實際參與，其中艱苦備嘗，有不足為外人道者。架設線路時，或翻山越嶺或穿過谷地，或逢酷暑或遭風雪或遇山崩，技術上常須殫精竭慮自行創造，才能克服困難。在這段日子裡，我常朝辭銅門，途經僅有之一米二寬羊腸小徑步行，暮達花蓮、南投縣界址，當時識者皆戲稱「爬山專家」。 ——楊金欉，〈我曾是電線架設工〉，《聯合報》，1983年10月12日，第8版。東西線建設工程中，楊金欉負責的「東區」，範圍就相當於日治時期橫越中央山脈的「能高越嶺道」。但在工程啟動之初，這條疏於維持的道路，已因為自然力量的侵蝕而嚴重損壞。楊金欉必須先帶著團隊進行道路整備，之後再將工程所需的水泥、電桿、電塔構件等等物料，搬運到施工地點。參與過這些工作的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原住民，曾在採訪當中回憶過往的工作情形。當時，他們經常要合力扛起 2,000 公斤重的注油電桿，在山稜與溪谷之間咬牙行進。如此艱難的環境底下，要率領團隊在期限內完成任務，委實不是易事。楊金欉也一度萌生退意，呈請辭去工事組長一職。 1951 年 6 月，能高越嶺道的道路整備工程告一段落，「裝塔、建桿」等工程正要開始進行。當時，楊金欉曾以「近來身體欠佳，實感難以繼續兼任兩職」為由，呈請辭去東區工事組組長的職務。（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東西線工程裡的團隊領袖經過長官們的一番慰留，楊金欉最終還是選擇留在山裡，與團隊並肩作戰。從同仁們的憶述看來，他的個性豪爽、為人海派，對下屬亦十分體恤，不時會為來自部落的工人爭取加薪、蓋房等等福利，是相當受到敬重的領袖人物。據說，東西線工程結束後，楊金欉總要在每年農曆的 9 月 23 日徒步上山，前往奇萊保線所旁的萬善堂，祭拜那些與他一同出生入死、卻不幸殉職的工程人員。一直到他晚年步入政壇、擔任直轄市長，也仍然如此。這個小故事，或也說明了他在東西輸電線建設期間，與夥伴們建立的深厚情誼。除了領導團隊的功勞之外，楊金欉也發揮他的電機專長，改良東西輸電線的纜線，解決工程上的困境。據他所述：東西連絡線經過天長斷崖一段，前後二座鐵塔距離相隔有一二００公尺，高低有四００公尺，風由下向上吹，鋼心鋁絞線因單位重量太輕無法使用，乃設計以銅包鋼線及以雙導體單線而予解法。日後，楊金欉還發現，他所設計的這種雙導體線路，在歐美地區的電力建設當中也能得見。東西輸電線的工程水準，在技術細節的改良上能與先進國家比肩，也令他感到「甚為得意與安慰」。正在搬運鐵塔構件的東西輸電線工程團隊。（圖像來源：《台電勵進月刊》第58期）貢獻卓著的電力工程師 1953 年，東西輸電線工程中以鐵塔架設的「甲線」宣告完成，整個建設工程也就此畫下句點。擁有良好日語能力的楊金欉，旋即被派往日本學習水力發電的相關知識，返國後投入銅門、龍澗等水力電廠的興修工程，之後又出任銅門電廠的首任廠長。繼東西輸電線之後，他再度進入熟悉的東部山林地區，為電力事業服務。完整的歷練，讓楊金欉在台電獲得重用。離開銅門電廠，他又奉派赴美國進修，並且在返國後接任輸配電工程處的「特高壓分處」主任，負責臺灣特高壓輸電線路的設計與施工。之後接連升任輸配電工程處處長、公司協理 —— 遙想當年，李式中等台電長官果然獨具慧眼，早已看出楊金欉必能成為獨當一面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在 34 年的電力事業生涯當中，楊金欉還曾經是台電女子羽球隊成立的關鍵推手！ 1971 年，台電輸配電工程處同仁，屢屢在經濟部國營事業間的羽球比賽當中奪得佳績。當時擔任處長的楊金欉對此大為讚賞，也決心向公司爭取資源，成立球隊。後來，當台電女羽有機會出國征戰，楊金欉還會特意前往送機，為選手掛上花環、加油打氣。雖是電力工程師，他對於臺灣的羽球運動發展，竟也有意想不到的貢獻。 1981 年，在高雄市長任內巡視國宅工程的楊金欉（前排左二）。（圖像來源：《高雄畫刊》，第2卷第4期）跨足政壇的技術人才時間來到 1978 年，蔣經國接任總統，臺灣省政府也隨之改組。當時，臺灣的政治風氣是要延攬本省籍人才並授以官職（即所謂的「催台青」）。新任省政府主席林洋港，便是崛起於這一背景下的政壇明星。而林洋港所屬意的「建設廳長」人選，正是對臺灣電力事業饒有貢獻的楊金欉。與此同時，楊金欉的台電老長官孫運璿，亦已成為行政院長。 1981 年，在孫運璿推薦下，楊金欉進一步被指派為高雄市長，翌年又轉任臺北市長。今天，臺北的內湖垃圾焚化爐，正是在他主政期間進行規劃；城市中心的高架道路，亦是在他任內陸續通車。可惜，楊金欉的政治生涯並未持續太久， 1985 年，他便因病請辭，離開市長職位。以工程師的身分跨足政壇，甚至成為首都市長，楊金欉可說是 20 世紀臺灣電業史當中的傳奇人物。在人們的回憶裡，他總是使命必達、積極任事，並始終維持著樸實、親民的一貫作風。研究臺灣山岳史的前輩學者楊南郡，曾讚譽楊金欉是「拼命三郎型的典型臺灣人，總是身先士卒的帶頭去做最困難的工作」。東西輸電線的完成，或許有相當一部分要歸功於楊金欉的衝鋒陷陣。這樣一種苦幹實幹的精神，也將銘刻在臺灣電業史當中，永遠被我們所記得。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楊育正著，楊惠君採訪撰文，《在我離去之前——從醫師到病人，我的十字架》，〈第三幕　典範——黑手阿公和巿長爸爸〉，臺北：寶瓶文化，2021。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趙子雲、沈慈雅，《極速專注．切球——台灣電力公司女子羽球隊》，臺北：台電，2019。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陳翠蓮撰稿，《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政治與經濟篇》（臺北：北市文獻會，2014），〈楊金欉〉，頁40-41。〈這條阿公級輸電線救了台灣好幾次〉，《聯合報》，2013年2月16日，第A4版。朱瑞墉，〈舊東西輸電線的歷史沿革與生態保育〉，《源雜誌》，100（臺北，2013），頁24-23。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朱瑞墉，〈台灣電力之光的東西連絡線〉，《源雜誌》，52（臺北，2005），頁50-57。孫曼蘋，〈被放錯了的棋子？ — 台北市長楊金欉〉，《天下雜誌》，40（臺北，1984），網址：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3631 楊金欉，〈我曾是電線架設工〉，《聯合報》，1983年10月12日，第8版。李式中，〈東行追記（二）〉，《台電勵進月刊》，1：8（臺北，1947），頁13-15。

是電力轉換站，也是時代交錯點：大稻埕變電所（建成變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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