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裡的台電小故事-電業文物典藏

說起現代臺灣最高樓，人們很快就會想到 2004 年落成的「臺北101」。在那之前，「臺灣第一高樓」的寶座，則輪流由許多不同建築物佔據。但你知道嗎？位於臺北市羅斯福路上的台電大樓，過去也曾經是臺灣高樓界的王者！日治時代以來，臺灣最高的建築物，一直是 1919 年竣工的臺灣總督府（即今日的總統府，樓高 60 公尺）。直到 1972 年，這項紀錄才被凱撒飯店（當時為希爾頓飯店，樓高 71 公尺）打破。此後，圓山飯店（ 1973 年落成，樓高 87 公尺）、第一銀行總行大樓（ 1981 年落成，樓高 87.7 公尺）相繼成為排行榜上的王者，但所有這些建築物始終未能突破「一百公尺障礙」。 1982 年，樓高達到 114 公尺的台電大樓完工啟用，終於為臺灣建築史開創全新局面。此後有六年左右的時間，全臺最高的建築物一直都是台電大樓，直到 1988 年 7 月 1 日，才交棒給臺北世界貿易中心的「國際貿易大樓」（樓高 142 公尺）！高樓經常成為城市裡的觀景窗，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裡的一幀老照片，就呈現了 1980 年代在台電大樓頂端俯瞰臺北的城市風景。從照片看來，台電大樓相較於周邊建築物，確實要高出不少。其實，在這幢大樓剛剛落成的時候，就曾有政壇人物建議台電公司在樓頂設置觀景平臺，「使全世界的人到台北市能有居高臨下，認識全台北的喜悅」！ 1980年代台電大樓的俯瞰景觀。（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截圖）與Google Earth的對照比較。（圖片來源：Google Map）不過，電力事業牽動著國計民生，性質畢竟不同於一般民間公司，需要更嚴格的出入管制。台電方面幾經考量，仍將大樓觀景臺的建議擱置下來。台電大樓的嚴格出入管制有其必要性，不過，如果你是古亭國小的學生，就可能有機會登上台電大樓。最近幾年，台電公司曾數度與這所鄰近的學校合作舉辦垂直馬拉松，讓學生們在台電大樓挑戰登頂。對於小朋友們而言，有機會站在樓頂俯瞰臺北市容，想必是十分特別的體驗吧！ 1986年俯瞰台電大樓與鄰近地區的景象。（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1981 年 2 月 21 日，台電大樓舉行上樑典禮。（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立委建議台電公司開放新建大樓樓頂〉，《聯合報》，1981年7月7日，第7版。〈台電大樓完工後頂樓不開放參觀〉，《民生報》，1981年7月8日，第6版。〈外表壯觀、現代化，內部管理有一套：台電大樓〉，《台灣光華雜誌》，1983年4月。〈挑戰自我古亭國小畢業生台電大樓登高活動〉，「台電影音網」Youtube頻道，2018年6月21日。〈另類半成年禮　北市古亭學生登27層台電大樓〉，「國語日報」網站，2024年6月1日。維基百科，「台灣摩天大樓列表」詞條。

1970年代，登山風氣在臺灣的大學校園裡蔚為風行。據說，當時一些大學的登山社成員多達三百餘人，組團登山宛若部隊出動，規模十分嚇人。那時，「能高越嶺道」是頗受歡迎的一條路線，許多年輕人因此都有參與高山縱走、寄宿於「保線所」的經驗。所謂「保線所」，實際上是台電「保線員」的工作站。學生們的登山路線，則是這些電業工作者長年背負著沉重資材、反覆行走於其間的工作道路。顧名思義，「保線員」的任務是要保養、維修台電的輸電線路。這群人以刻苦耐勞著稱，故也被稱為「保線牛」，意指他們古早農村裡辛勤做事的水牛那般勤奮。「檜林保線所」的早期樣貌。（圖像來源：台電綠網）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臺灣中部的深山裡，會有這樣一條橫越山嶺的輸電線路？這段故事，得追溯到1950年代起始的「東西輸電線計畫」。戰後初期的臺灣，水力發電廠仍是臺灣電力事業的主幹。在美援支持底下，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建設橫越臺灣山區的輸電線路，使東部的剩餘電力可以向外輸送，支持全島工業的復甦。到了1960年代，當西部的電力建設發展起來之後，這條線路則反過來，將西部電廠的餘電送往東部地區。 1951年台電人員考察「東西線」的合影留念，刊載於台電內部刊物《勵進月刊》。（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山林裡的電塔與電線無論是「東電西送」或「西電東送」，總要有人揹著電桿上山，把線路架設完成。之後，這些電線也需要有人常態性地進行維護。這條「舊東西線」與這群「保線員」，正是《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一書所欲介紹的故事焦點。既是書寫山裡面的人與故事，兩位執筆者遂也在保線員的帶領之下深入山林進行踏查與採訪。這些親身訪查所獲，是本書精彩之處。全書共分八章，前半部分的四個章節主要討論舊東西線建設的歷史過程，後半部分則呈現人物訪談、相關故事。「奇萊廟」是舊東西線上保線人員的心靈寄託。（圖像來源：台電綠網）歷史部分除了有詳實的資料考證之外，執筆團隊也從台電人員的採訪當中獲得大量珍貴照片，呈現出保線員在山林當中的工作情況。結合各種品質極佳的歷史影像，使本書在視覺上豐富多彩，創造極佳的閱讀體驗。而為了更貼近本書所描寫的歷史現場，作者也深入山林，實際踏查保線員的日常工作路徑，使讀者能夠深切體會他們在山林裡負重跋涉的辛勞。本書也訪談到東西輸電線工程當中的關鍵人物及其後代，並從中尋找到許多饒富價值的歷史線索。此外，全書還有一些別出心裁的有趣設計。譬如第六章〈守護高山電塔〉當中，有個小節的題名是「打開高山保線員的工具包」，透過各種各樣的物件，帶領讀者從細節認識保線員的實務工作。東西輸電線計劃的歷史檔案。（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光被八表」背後的辛勤付出本書的最末一章〈走過必留痕跡〉談論的是舊東西線的文資保存議題。做為臺灣戰後電力供輸的重要工程建設，這條輸電線路對於臺灣近代歷史而言具有深刻意義，相關遺跡如何保存、利用，是必須審慎思考的議題。能高鞍部上的「光被八表」石碑在國內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不過，人們很少注意到這個高山上的紀念碑，述說的是臺灣電業發展史當中充滿汗水與淚水的一段故事。今天，臺灣這座島嶼擁有充沛的電力，已完成了「光被八表」的理想。但在這樣一種成就的背後，有許多為電力事業默默付出的工作者。高山上的保線員，也是其中較不受到注意的一群。打開《古道電塔紀行》，你會看見這群人在山道上努力不懈的身影，這群人的存在，也正是臺灣電力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迄今的關鍵原因。＊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保線菜鳥的震撼教育對剛入行的年輕小夥子來說，訓練所課程結束後，實習才是震憾教育的開始。林茂山描述1957 年、18 歲在天池保線所實習大半年的過程，那份艱苦真是莫生難忘。他表示，因為前一年天池大雪害，斷線嚴重，台電決定在跨距較長的電桿之間補強，增設電桿，他們這期共20 個學員便被分發到天池協助工程。時值六月，師傅帶大家擔著行李、工具材料從霧社出發，「我就一卡皮箱、一床十斤的棉被，一路徒步上山，本來計畫中午抵雲海吃午餐，」他笑嘆：「實在是毋知影自己的腳啊（實在是不知道自己的腳力啊），結果我們晚上八點才到雲海，一坐下就站不起來了！」當時他負責縣界附近的補強工程，他說有的電桿設在高低落差6、700 公尺的溪底，「每天爬上爬下，不得了耶。」當初東西線建設完，在鞍部留有備用的注油木桿，學員們合力把木桿運到溪底。因為沒路可走、也扛不動，是用「溜」的，「我坐在杉仔（木桿的材質為杉木）上，順著土坡溜下去，溜到一半被石頭卡住，要趕快跟前面拉杉仔的人喊停，我下來把石塊清掉，再爬上去繼續往下溜，很危險啊！」好不容易木桿就定位了，學員負責挖電桿孔、立桿，再由師傅拉線，「電桿孔要挖兩米四深，用鏟子、圓鍬、十字鎬人力挖，如果預備立桿的點遇到大石頭，位置不能改，就用炸藥炸開。」每天在縣界揮汗工作完，走四公里回天池保線所，還得去砍柴、燒洗澡水給師傅，夜裡20 多人睡通鋪，約兩個榻榻米大的地方擠下三、四個人。辛苦中最感動的是八月十五中秋夜，「我站在縣界往花蓮看，彼端的山一座連著一座，白雲一綹一綹，像女人的頭髮一樣，講真的，實在好美。」他滿布皺紋的臉上揚起笑容，彷彿映照了那夜的月光。就這樣日夜無休忙了幾個月，有次停電事故，調來2、30 個師傅搶修，幾天後搶修結束，林茂山說，當學員們眼見一大群師傅行李一背轉頭下山，想到自己已經幾個月沒回家，「攏流目屎（都流眼淚）。」當晚他們意志消沈，連下山到屯原扛米的路，都走得特別久，夜裡11點走到清晨都還沒回天池，「長官緊張地舉著火到半路接我們。」天池的工程結束後，他們又被派到花蓮搶修木瓜溪一帶電塔，「離開那天沒菜了，臨時工幫我們帶的是『一粒便當配一尾魚脯仔』，中午走到奇萊保線所，那邊的班長特地摘瓜仔鬚（龍鬚菜）炒給我們吃，實在是有夠溫香！那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菜！」他更笑稱，坐車抵達花蓮龍澗時，「因為我們一拖拉庫學員已經幾個月沒剃頭，頭髮很長，穿的台電灰色制服又像是囚服，路人全盯著我們看，以為是哪載來的犯人。」直到農曆年前，終於在花蓮發薪水回家，18 歲的少年家總算領到生平第一份薪水，一路慎重地將這兩千多元薪水袋緊抱胸前，坐好遠好久的車，返回台中的家。而林茂山這段半世紀前的實習回憶，也仍然是今日保線員工作的縮影。（頁150-152）保線所的生活點滴前輩保線員鍾新瀛曾記述，天池保線所因地勢高風力強，房屋需用四方桁壓緊後再用鐵絲固定，中央有大門，屋內有高約兩米的燒柴烘暖爐，後方為廚房及浴室，左側榻榻米房裝備有載波電話及收音機。載波電話也為原本漆黑無電的保線所，帶來光明。這得回溯到1960 年，沿線的明線電話改為利用乙線輸電線加裝載波電話，為了供應電話設備用電，才從各保線所最近的電桿接電、降壓使用。但最早接電量約僅500 伏安，《台灣電力發展史》中提到，載波電話用剩的電量大約剩餘200 伏安，雖只夠點數盞五瓦小燈泡，還是「令高山保線員萬分欣喜。」因為缺電沒冰箱、也無瓦斯，早年保線員每天得砍柴生火煮飯，甚至自己種菜，且山上種出的高麗菜特別甜。米、肉就靠每人輪休從山下回來時補給，豬肉、魚多用鹽醃一醃，拉長存放時間。夏天時，肉沒幾天就發出怪味，但花蓮線務段現任保線員劉世鉦半開玩笑：「豬肉變青色，照樣拿去魯啊、炸啊，我們阿美族吃了肚子不會壞啦！」山上無自來水，保線員便設法用水管接山泉，在保線所內設儲水槽。但燒柴辛苦，洗熱水澡太奢侈，多用毛巾搓搓身體了事。「晚上很冷怎麼辦？蓋棉被啊。」保線員們個個硬漢性格，吃苦受凍都不抱怨。南投分隊現任總領班潘信雄回顧，後來保線所接電的電量增加，雲海有了電熱水器、冰箱和冷凍庫。兩年多前東西線自奇萊以西停止輸電後，雲海無電可接，只好搬來發電機和汽油，晚上八、九點後就停用。早期的明線或載波電話都已走入歷史，改用無線電通訊，現在只剩電話桿遺跡。葉義雄派駐的年代，保線所內配置兩個正式員工、三個臨時工，大家輪流煮飯，若有原住民同事就可「加菜」，「原住民會放陷阱抓山羌、山羊、野兔、雉雞等，煮湯加米酒來吃，」他透露，「論美味的話，一羌二兔啦。」但即使保線所共五名同事，卻常因分別輪休、出差而只剩一人駐守，他哀嘆：「我常常早上看日曆，今天26 號，工作告一段落中午回到保線所，還是26號，晚上躺下來再看一次，還是一樣，感覺一天好長！」舊東西線西段的退休保線員黃文松也說：「我常大半個月沒見到幾個人，倒是遠遠遇過身上有個白色Ｖ字的台灣黑熊，我怕，牠也怕，幸好牠停一下就慢慢走開了。」寂寞的日子還是要過，「偶爾有人下山帶報紙上來，就翻一翻幾天前的舊報紙。」退休領班李進添說：「工作結束就看看山，走一走，談談天。」（頁174-176）

作者：張哲翰谷關發電廠（即今日「大甲溪發電廠谷關分廠」）於上谷關開啟了引用大甲溪水發電的工作。1957年，谷關工程處成立，在此之前，因應韓戰的爆發，美國為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提供美援支持臺灣建設發展，其中就包含電力設備的擴充，像是1952年完成天冷發電所（即今日「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並建立起其附屬的白冷社宅街；[1] 而「大甲溪水力發電計劃」[2] 還未結束，谷關即是下一站。谷關工程處成立之後，部分建設經費仍是屬於美援資助，因此由美國懷特工程公司（J.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派駐工程師尼德夫先生（Mr. Neiderhoff）審查興建工程，建設期間時常發現不良的鎢碳鋼鑽頭，影響了谷關發電廠的興建速度。[3] 谷關發電廠內發電機轉子就定位。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谷關工程的隧道貫通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壩基挖掘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961年，谷關發電廠完成了1、2號機併聯發電，直到1966年，這才將3、4號機併聯發電。因此，除了使用不良鑽頭延緩電廠的興建速度外，裝機之間的空窗期，面對颱風不斷的台灣，可以說是危機四伏。1963年9月10日，侵襲台灣的葛樂禮颱風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當時等待裝機的3、4號機處，已經是一個大坑，具有水管相通上閥室，暴漲的溪水源源不絕地湧入上閥室，順著水管流到3、4號機裝機處，若無法阻止溪水湧入上閥室，整個谷關發電廠可能將會就此被淹掉。時任谷關發電廠電機工程師的耆老張良棟先生，眼見若不盡快處理，事態將一發不可收拾，故決定冒險涉水，在淹滿溪水的上閥室中，找到進水的洞口將其堵住。所幸張良棟先生順利完成任務，否則電廠可能因此完全被淹沒。但我們也確實看到，在缺乏相關經驗下，谷關發電廠的建設其實未能因應台灣夏秋兩季多颱風的情況，給予適當的防颱準備，因而造成發電廠危機的產生。最終，為感念張良棟先生救災有功，時任台電總經理的孫運璿給予張良棟先生記功一次，以公文為憑證。總經理孫運璿給予張良棟先生記功一次。圖片來源：張良棟先生提供至於「大甲溪水力發電計劃」的下一個目標，則繼續朝上游前進，在1959年成立達見工程處，1963年，谷關工程處完成階段性任務，遭到裁撤，部分人員直接成為谷關發電廠營運人員，部分人員則是直接被達見工程處接收，並在1970年完工青山發電廠（下達見發電廠）、1974年完工德基發電廠（達見發電廠）。然而，多災多難的谷關發電廠仍陸續受到颱風的挑戰，像是2001年桃芝颱風，暴漲溪水，淹入谷關發電廠，所有設備都須全面更換，直到2008年谷關發電廠才復建成功。 2001年桃芝風災的谷關發電廠廠房洞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桃芝風災過後的谷關發電廠廠房洞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風災過後的清淤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風災過後發電廠內部抽水、抽油。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 《天冷水力發電施工報告》，台中：台電公司天冷工程處，1953，轉引自《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72；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73-74。[2]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66。[3]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113。

沿著臺北南端的「新烏公路」朝著烏來行駛，後半部分的路程，總有一條名為「南勢溪」的河流相伴。若是在這條道路的九點多公里處向河床望去，你會發現河流當中，存在著一些水泥構造物的殘跡。隨著時間流逝，河床上的遺構多半已被泥沙淹沒，附近也缺乏清楚的說明指引，以至於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遺跡的真實身分，其實是 1905 年與「龜山水力發電所」同時建造的攔河堰 —— 換句話說，它是臺灣第一座發電廠的附屬設施。老照片裡的「台北第一發電所堰堤」全景。（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際趨勢底下的龜山發電所「南勢溪」的河水從攔河堰溢流而下，沒過多久，就會與「北勢溪」匯集在一起，成為流貫雙北地區的「新店溪」。河流的交會處，正是龜山發電所的所在位置。這是臺灣第一次運用城市邊緣的河川來建造水力發電廠，再透過城市裡的變電所來轉換電壓、向用戶供應電流。可以說，近代臺灣的電力生產與輸送系統，就是以龜山發電所為起點，逐步串連成一個蔓延全島的網絡。其實1905 年龜山發電所的興建，也呼應著當時全球電力技術發展的趨勢 ── 採用了交流電系統。不久之前，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所代表的交流電陣營，才剛剛在所謂的「電流戰爭」當中取勝。時間拉到日本剛開始統治臺灣的1895 年，美國人也正準備要利用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來興建水力發電廠，並運用西屋公司的交流電系統，將電流送往鄰近城市。這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電力建設計畫，而交流電的穩定性也在電廠開始運轉後獲得更有力的驗證。此後，交流電系統迅速向世界各地擴散開來，臺灣也同樣受到這股浪潮影響 —— 實際上，裝設在龜山發電所裡的三部 250 kW 發電機，也正是由美國的西屋公司所製造。老照片裡的龜山發電所，不幸在 2012 年坍塌，目前只餘下局部的建築殘跡。（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水輪機的技術史每一部發電機，必須有動能來驅使它運轉。而在水力發電廠當中，這股動能則必須依賴「水輪機」（water turbine）來提供。人類很早就已經懂得運用水力來驅使水車運轉，再用它來帶動磨坊裡的石磨、冶鐵場裡的鼓風爐。大致來說，水輪機就是水車的進階版本，它能夠承受更猛烈的水流衝擊，產生更強大的動力。然而，在 18 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發生、大量機械設備開始被製造出來以前，人類還沒有什麼動機要去改良水車，獲取更多動力。也因此，水輪機的技術革新一直到近代才開始發生。 1832 年，有個名叫傅聶宏（Benoît Fourneyron）的法國工程師，率先製造出一部 50 匹馬力的水輪機 —— 這部高效率的機器，是早期水輪機改良過程裡的一塊里程碑。後來，美國尼加拉瀑布水力電廠所使用的水輪機，也是採用傅聶宏的設計。除了傅聶宏以外，19 世紀以降，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工程師，也都嘗試對水輪機進行改良。這些改良版本常常會冠上他們的名字，譬如「法蘭西斯式水輪機」（ Francis turbine）、「佩爾頓式水輪機」（Pelton Turbine）、「卡布蘭式水輪機」（Kaplan turbine）。到了 20 世紀，這些機器也陸續被引進臺灣，成為各個水力發電廠的心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若想要知道這些水輪機究竟有什麼差別，你同樣可以在新店溪流域找到答案 —— 今天，「桂山發電廠」大門外的道路兩旁，就陳列著前述三種水輪機的內部機件。這些機件，全都拆卸自退役的水力發電機組。它們有的遠從大甲溪的青山分廠運送過來，有的則收集自東部的龍澗、溪口、榕樹，以及北部的粗坑、烏來等機組。此外，附近還設有解說牌，詳盡說明各種水輪機的構造與運作原理。循著這條道路走向桂山電廠，彷彿也是走在一部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簡史之中。水輪機雖然都是西洋名字，原始技術也都從歐美發展起來，但在日治時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卻不一定都是由西方國家生產。特別在 1910 年代以後，大肆建設水力發電廠的日本，亟欲實現水輪機的國產化，於是開始鑽研其製造技術。 1910 年，有一家名為「電業社」的日本公司，就設立了「水車部」，專門要來製造水輪機。後來，這家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版圖甚至延伸到臺灣來。 1922 年竣工啟用的宜蘭「天送埤發電所」（今蘭陽電廠天埤機組），就採用電業社製造的三部水輪機（1933 年又再增加一部）。今天，這些歷史已經超過百年的水輪機，也仍在穩定運作當中。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臺灣是一座高山之島，布滿了發源自山區的湍急河流，而豐沛的水力資源，也造就了建造水力發電廠的理想場域。在臺北之外， 1910 年，「竹仔門發電所」（今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也開始向臺南送電。其後，臺中的「后里發電所」（今大甲溪發電廠后里機組）、東部的「砂婆礑第一水力發電所」（今已廢棄，僅存遺跡）、乃至於全島各地的水力發電廠也都陸續啟用。這是臺灣電業史的起步階段，一個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二十世紀後期，臺灣迅速邁向經濟起飛，電力需求也不斷成長。單靠水力發電，已很難滿足用電缺口。於是，電力事業的建設資源，漸漸被轉移到其他發電方式。然而，水力發電在臺灣仍有進展。 1980 年代以後台電也應用了抽蓄式水力發電技術，於日月潭興建兩座抽蓄式電廠。回顧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發展過程，其中許多環節，都呼應著當時的國際潮流。而在水力發電之外，你會發現臺灣電力事業史的每個篇章，其實也同樣與整個世界的脈動緊密扣連，息息相關。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王舜薇等，《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公司，2019。 Lewis Mumford著，陳允明等譯，《技術與文明》，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駱致軒，〈新店溪流域水力發電文物展〉，《源雜誌》，第151期（臺北，2022），頁14-19。

你也是棒球運動的超級粉絲嗎？自從1990年代臺灣的職業棒球聯盟熱鬧開打以來，職棒比賽便風靡了無數球迷。與此同時，電視的普及化以及轉播技術的進步，也讓棒球走入每家每戶的客廳，成為日常生活裡的娛樂選項。職業棒球擁有強大的行銷宣傳能量，自然成為矚目焦點。但在職棒體系之外，臺灣仍有許多由民間企業贊助的棒球隊，活躍於各種業餘聯賽當中。在職棒尚未出現的年代，棒球運動在臺灣的發展，很大一部分仰賴著這些社會球隊的持續運作。畢竟，球員在離開學校以後，仍必須有發揮身手的舞臺。而在職棒出現以前，眾多公營事業旗下的業餘球隊，就成了多數球員的最佳選擇。其中，台灣電力公司組織的棒球隊，長年以來為這座島嶼培育了無數選手與教練，可說是業餘棒壇最具代表性的一股中堅力量。回望歷史，陪伴臺灣棒球成長茁壯的台電球隊回望臺灣棒球史，棒球運動早在日治時期便已普遍流行，不僅是學校有打棒球的風氣，一些企業也會組織球隊。而在1940年代，「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諸多地方分社，就已有員工自組隊伍，舉行彼此之間的對抗賽。後來，臺灣的電力工作者，對於棒球運動似乎更為熱衷。1946年台灣電力公司成立以後，高雄、嘉義、臺中、新竹、彰化、花蓮等地的營業處，也相繼組建球隊。偶爾，這些地方隊伍也會組成聯軍，共同以台電為名外出征戰。根據《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一書的說法：到了1957年，台電總經理黃煇決定從各個地方隊伍當中選拔好手，組成一支真正的「台電隊」。這支球隊其實是以當時高雄營業處的「高電隊」為核心，集訓基地遂也順理成章選在高雄。若干年後，台電還在高雄近郊的大寮建造了一座棒球場，提供球隊練習使用。在臺灣，社會球隊竟能擁有專屬球場，這還是破天荒頭一遭呢！馳騁海外，在國際賽場上爭取榮耀的台電球員台電隊正式成軍以後，很快便成為棒壇當中的常勝軍，在主席盃、全國棒球錦標賽等賽事當中屢屢奪得佳績。到了1968年，台電公司首次贊助球隊前往日本，與當地社會球隊進行交流。在那個年代，有機會前往海外打球，對於球員們而言是彌足珍貴的經驗。到了1980年代，臺灣的成棒球員，開始有越來越多機會出國比賽。這個時期，陸續有世錦賽、洲際盃等等國際性的棒球賽事，需要在島內選拔球員、組成隊伍。而台電選手往往也會出現在入選名單當中，成為重要戰力。比如說1984年的世錦賽，出身台電的球員就在代表隊中佔去了五分之一。2019年舉行於荷蘭的港口盃，全隊也有四分之一的選手來自台電。從這個角度來看，台電不只藉由電力本業來點亮臺灣，其所培育的球員，也在國際賽場上持續為這座島嶼爭取光彩與榮耀。永續經營，為島嶼培育棒球人才的理想實踐 1989年底，「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正式成立，臺灣的棒球運動史也邁入全新紀元。不過，職棒的成立，也為社會球隊帶來不小的衝擊。當時，一些新成立的職棒隊伍，需要能夠立刻上場比賽的即戰力，民間企業贊助的成棒隊，就成了他們的挖角對象。當年的台電，也同樣因為大量球員轉頭職棒而陷入經營危機。所幸，在後來的時代裡，臺灣的社會棒球並沒有因為職棒而陷入困頓。許多優秀選手在大學畢業以後，仍會選擇加盟台電，求取穩定的生涯發展。而在台電嶄露頭角的球員，也可能繼續邁向職業舞臺。無論如何，台電經營球隊的原初目的，就是要支持臺灣棒球運動的永續發展。曾經由台電培育的選手，能夠持續在不同的賽場上發光發熱，對於台電而言，也可說是一種理想的完成。除了球隊本身的經營以外，台電棒球隊也持續深入校園，將資源帶往偏鄉，從基層開始進行棒球選手的養成教育。長年以來，台電公司對於棒球一直抱持著極大的熱情，持續為棒壇培育人才，同時也期許自己成為棒運發展的最強後盾，陪伴著這項被我們視為「國球」的運動，持續地向前邁進。熱力不滅光芒四射太陽神──台電男子棒球隊馳騁棒壇紅不讓──台電男子棒球隊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電扇如何登陸臺灣？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不過，作業所也承諾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電化生活」的預習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在基礎建設還不發達的時代，臺灣各地的輸供電網絡佈建，全都仰賴著一群懷抱使命感的台電英雄。他們默默地扛著沉重的電桿，走進那些重型機具無法抵達的山區或鄉村，將電力輸送至每個角落。近年來，台電公司執行了許多針對臺灣電業文化資產的清查盤點與專書出版計畫，也採訪到好幾位資深台電人，他們都曾經參與過臺灣電力建設篳路藍縷的過程。許多人在訪談當中，都曾提到他們如何在克難的環境當中，一步一步幫助國家完成電網佈建的艱鉅任務。搬移機具，全憑團隊合作 2021 年，已退休的前台北供電區營運處副處長白雲年先生，曾在台電「輸供電系統文化資產清查」計畫的訪談當中，談到早年的台電人員如何在機具相對匱乏的情況下完成任務。譬如沉重的變壓器等等設備，過去很少有大型吊車可以進場處理。也因此，從事起重技術工作的同仁，角色特別重要：「你要讓一個團隊動起來，去達成那麼重的設備搬移等等，必須要一些領導能力，或是說腦筋要很清楚。哪個地方要做支點？哪個地方要做吊掛的位置？吊掛怎麼切角度？……這些必須要有相當經驗的老師傅才能夠去達成。」輸配電工程處外線工作人員在海拔兩千七百公尺的高山上架設電纜。（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台電精神，克服一切困難同一計畫亦訪談到北區施工處總領班蔡再棟先生，他回憶過去台電工務人員在山間地帶搬運滑車、油壓引擎等沉重機具的辛苦。這些機具動輒重達上百公斤，全憑藉著團隊成員通力合作，在沒有路的地方負重前行。蔡總領班也談到，這些台電人在颱風、地震等自然災害發生時，總是肩負著第一時間前往現場搶修的使命。他回憶起 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後，在臺中谷關與 170 名團隊成員日以繼夜地奮戰，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在受損的高壓電塔旁搭建起臨時鐵柱，讓線路得以修復。無論如何惡劣的氣候、場地，工務人員總是超時工作，儘力克服各種狀況。他說：「我們同仁為了使命感即使遭遇難如登天的困難都會把它解決掉，這就是台電精神。」 921震災發生後，台電立刻針對南投中寮超高壓開閉所聯絡線路鐵塔展開搶修工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沒有捷徑，只有苦幹實幹。在早期臺灣電力事業的建設過程裡，是台電的工程人員胼手胝足，換取到今天的建設成果。透過口述歷史，我們得以一窺其中許多的故事片段。而傳承於這些故事裡的台電精神，也將持續成為支持臺灣進步的穩定力量。

作者：陳韋聿在四面環海的臺灣，如何運用海洋裡的波浪、海流、潮汐、溫差等各種動能來進行發電，一直是人們十分感興趣的議題。但你知道「海洋能發電」的概念，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臺灣萌芽的嗎？答案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 早在一百多年前，生活在臺灣的人們，已能夠在報刊雜誌當中，讀到各種關於海洋能發電的案例報導！ 1920 年代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潮汐發電相關報導。（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23 年 10 月 25 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刊載了一篇報導，題名為〈乾滿潮利用發電計劃〉。原來，當時同樣受到日本統治的朝鮮，許多專家正研議要利用西海岸滿潮與乾潮落差極大的地理特性，來進行潮汐發電。特別在半島中部的仁川，每日的潮差動輒高達八公尺，正是最適宜的地理場所。因此，當 1920 年代世界許多先進國家紛紛提出潮汐發電計畫的時候，朝鮮總督府也跟上這股風潮，開始延聘專家，研議在仁川港附近設置潮汐發電廠的可行性。後來，當局還出版了一本名為《潮力發電》的小手冊，將各種方案詳列於其中。而在 1923 年，這個醞釀於朝鮮的建設構想，也在同為大日本帝國殖民地的臺灣被報導出來。《潮力發電》一書所收錄的仁川潮汐發電站建設構想圖。（圖像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1924 年 7 月，《臺灣日日新報》又邀請到東京帝大畢業、曾任職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總督府技師篠原國憲，來為一般讀者解說什麼是「潮力發電」。他所撰寫的三篇連載文章，也在該報的漢文版有翻譯版本。在當時的臺灣，必然也曾有許多臺籍人士是透過這些文章，首次認識潮汐發電。這三篇文章的日文版末尾，除了詳細介紹到前述的朝鮮仁川灣潮汐發電計畫以外，還提到了另一個發生在「セバーン河口」的案例。「セバーン」即英國西南部的塞文河（River Severn），河流出海口的平均每日潮差亦是名列世界前茅，同樣在 1920 年代，英國議會也曾熱烈討論在塞文河口建設潮汐發電廠的可行性。 1921 年刊登於英國報刊雜誌上的塞文河口潮汐發電站想像圖。（圖像來源：Wikipedia）－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仁川灣或塞文河口，兩地的潮汐發電構想雖然在 1920 年代即已提出，在後來的數十年間也數度受到輿論矚目，但在整個 20 世紀，這兩個構想卻始終未被落實。實際上，全世界第一個具有規模的潮汐發電廠，要到 1966 年才真正誕生於法國布列塔尼的朗斯河口。儘管潮汐發電的探索與試驗很早就已展開，但它同時存在著許多需要克服的技術瓶頸與成本風險。尤其在 20 世紀後期，當環境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要在河口或海岸興建這種大型工程，也就更需要審慎評估。回顧歷史，潮汐發電的概念早在 1920 年代便已透過報章雜誌被帶入臺灣。不過，人們真正開始重視海洋能發電，並積極在島嶼四周圍尋找具有發展潛力的場址，則是相當晚近的事情。近年來，台電公司也曾經在綠島進行波浪發電試驗的前期評估，同時也透過自有媒體進行海洋能發電的知識普及。另一方面，台泥公司也在花蓮和平火力發電廠提出「海洋溫差發電計畫」。可見海洋能發電，正在臺灣各地進行嘗試。邁入 21 世紀以後，韓國仁川海岸線上的「始華湖潮汐發電廠」已經在 2011 年竣工並開始營運。另一方面，塞文河口的潮汐發電建設計畫，也正在英國掀起熱烈的議論。隨著技術的進步，國外的成功案例逐一誕生。未來在臺灣，海洋的動能或許也將被轉換為電力，幫助我們朝著永續發展、淨零轉型的目標邁進。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李蘇竣，〈抽取7℃冷海水和平電廠擬新設海洋能拼全球首例MW級溫差發電〉，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4年7月14日。莊閔茜，〈「南部光電、北部海洋能」專家：台灣波浪能開發潛力破25GW〉，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5年7月11日。李蘇竣，〈再生能源的後浪：海洋能有幾種？四面環海的台灣具備多少潛力？〉，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4年5月16日。許瑛娟，〈【圖解電未來08】探索藍色能源　海洋能發電〉，《台電月刊》728期，2023年8月。〈尚待探索的永續流動能源—海洋發電〉，經濟部能源署能源知識庫網站，2015年12月5日。陳建宏，〈海洋能源開發所面臨的挑戰〉，國立成功大學能源教育資源總中心網站。 Eun Soo Park, Tai Sik Lee, ”The rebirth and eco-friendly energy production of an artificial lake: A case study on the tidal power in South Korea,” Energy Reports, Vol 7 (2021), pp. 4681-4696. David Gordon Tucker, “Tidal Power: From Tidemill to Severn Barrage,” Wind and Water Mills, Vol 9 (1989), pp.15-39. Esme Ashcroft, “'UK should not ignore tidal lagoon recommendations',” BBC, 2025.06.23. Scarlett Evans, “La Rance: learning from the world’s oldest tidal project,” Power Technology, 2019.10.28. 朝鮮總督府遞信局編，《潮力發電》，京城府：朝鮮總督府遞信局，1930。〈干滿潮利用發電計劃〉，《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0月25日，第6版。篠原國憲，〈潮力發電 (上)〉，《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日，第3版。篠原國憲，〈潮力發電 (下)〉，《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2日，第3版。〈潮力之發電〉，《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1日，第4版。〈科學界　日潮力之發電（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6日，第4版。〈科學界　日潮力之發電（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8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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