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裡的台電小故事-電業文物典藏

在臺灣，電力成為一種可營運的「事業」，時間大致已有一百餘年。若要編寫一系列的文章，呈現出臺灣電業史的發展過程，乃至於這些歷史段落與整個世界的連結關係，應當從什麼地方開始寫起呢？所謂的「電力事業」，最少應該要有一部生產電力的機器才能成立。那麼，不妨就把「發電機」當成故事的起點吧。發電機初次登場學校都教過，18 世紀的歐洲科學家，對於電學原理已有許多發現。到了 19 世紀，英國學者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更率先解開「電磁感應」的謎題，並且製作了一部能夠產出微弱電力的發電裝置。所謂的「發電機」，在他手中已有了雛形。後來，發電機很快產生了許多改良版本，繼而在 19 世紀後期成為所謂「第二次工業革命」背後的一股推進力量。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上，發電機被引進了臺灣，並且開始對這座島嶼的歷史產生影響。故事說到這裡，許多人腦海裡首先浮現的名字，一定是劉銘傳。 1888 年，這名官員所興辦的電力事業，替臺北點亮了第一盞電燈。這樣的功績，也讓他被許許多多的偉人傳記，奉為臺灣電力史的起始人物。不過，人們常常忽略劉銘傳的電力事業（也就是文獻裡提到的「興市公司」），規模其實不大。顛峰時期，它所產出的電力，也僅只供應臺北城內的數十盞電燈而已。況且，該公司使用的那些蒸氣燃煤發電機，也多半在後來的「乙未戰爭」當中遭到破壞 —— 換句話說，劉銘傳時代的發電設備，並未被延用，它們對於臺灣的電業發展史，自然也沒有產生什麼實質影響。臺南成功大學博物館典藏的「愛迪生-霍普金森直流發電機」，過往的網站文章也曾介紹到它的故事。（圖像來源：外交部網站）「長腿瑪莉安」與直流電系統今天，若你走進臺南成功大學的電機系系館，便會在大廳的玻璃櫃裡，見到一部愛迪生-霍普金森發電機（Edison-Hopkinson Dynamo）。這部重達 1.1 公噸的機器，其實是臺灣現存最古老的發電設備。顧名思義，愛迪生-霍普金森發電機原本是大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的專利設計。外表看上去，兩根筆直的「場磁鐵」是它標誌性的特色。也因此，愛迪生實驗室裡的一群員工，總戲稱它為「長腿瑪莉安」（Long Legged Mary Ann）。日治時期，這部發電機被「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當成禮物，送給了學校。不過，它的來歷究竟是什麼？原本被應用在臺灣的什麼地方？目前仍是個謎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長腿瑪莉安」的屬性與劉銘傳時代的發電機相同，所產出的都是直流電。早在 1880 年代，愛迪生旗下企業採用的直流電系統，便率先搶佔美國的電力市場。與此同時，愛迪生自己的發電機專利也被賣到海外。成大電機系典藏的那部發電機，正是由英國的 MATHER & PLATT 公司取得授權之後，改良製造的產品。直流發電機能夠賣到臺灣，說明了這種電力系統一度前景光明。不過，直流電始終有個難以克服的問題，是它的電壓難以轉換，因而無法實現長距離、有效率的電力傳輸。也因此，愛迪生在美國設置的直流電廠，必須散佈在城裡的各個角落。而這會是電力事業理想的經營模式嗎？恐怕未必。「製藥所」的電力輸出若回顧臺灣史，直流電發電機也曾在日治時期被應用於其他地方，其中一處，是位於臺北市小南門附近的總督府「製藥所」，也就是鴉片工廠。根據林炳炎的研究，製藥所在 1898 年首先設置了一部英國製的 7.5kW 直流發電機，藉以點亮廠房裡外的電燈，讓鴉片煙膏的生產能夠日以繼夜地輪班進行。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供給鄰近的行政機關、官員住所以及醫院所需電力，使這些地方也能夠點亮電燈。製藥所又陸續增設了三部日本「芝浦製作所」製造的直流發電機。今天，我們在製藥所的出版品當中，還能找到其中一些發電機的影像。日治初期，製藥所的周遭地區，大概是全臺北唯一能夠點亮電燈的所在。 1904 年，《臺灣日日新報》便有一篇報導指出，製藥所附近的街區宛若「不夜城」。然而，當發電機按例進行保養的時候，這些地方便會立刻陷入死寂。話說回來，製藥所裡設置的這些直流發電機，畢竟不是供應電力的長久之計。若要點亮整個臺北，乃至於為整個臺灣創造出足以推動進步的電力，還得尋求別的辦法。《臺灣總督府製藥所事業第二年報》裡的「電氣燈發電機」的照片。此外，當期年報還有一張工廠平面圖，說明了發電機的位置，以及它與「汽罐」（蒸氣機）之間的連動關係。（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交流電的異軍突起其實，由愛迪生領軍的直流電陣營，到了 19 世紀末便已露出敗象。那時，愛迪生的競爭對手西屋（George Westinghouse，也就是電器品牌「西屋」的原始創辦人），與著名科學家特斯拉（Nikola Tesla）攜手合作，在 1893 年的芝加哥博覽會裡運用交流電點亮了九萬多盞燈泡，證明了這種系統不僅安全無虞，而且效率卓著。到了 1895 年，西屋公司更進一步取得在美國尼加拉瀑布建設電廠的權利。至此，這場聞名史冊的「電流戰爭」已明顯分出勝負。整個世界，也將走向交流電的時代。眾所皆知， 19 世紀後期的日本剛剛經歷過明治維新，他們積極學習歐洲國家的科學技術，發電機自然也包含於其中。不過，日本的情況與臺灣相同，一開始同樣使用直流發電機，到了 1889 年以後，大阪、東京等主要城市陸續採用交流電系統，並且實現電力的高壓傳輸，再透過變電站轉換電壓、配送給用戶的運作模式 —— 之後，這一整套交流電的建設系統，也被他們帶到臺灣，為這座島嶼的電業發展史揭開全新篇章。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第二篇第一章，「官營電業．州官點燈」。 Alfre W. Crosby著，陳琦郁譯，《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臺北：左岸文化，2008），第六章，「電力」。

沿著臺北南端的「新烏公路」朝著烏來行駛，後半部分的路程，總有一條名為「南勢溪」的河流相伴。若是在這條道路的九點多公里處向河床望去，你會發現河流當中，存在著一些水泥構造物的殘跡。隨著時間流逝，河床上的遺構多半已被泥沙淹沒，附近也缺乏清楚的說明指引，以至於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遺跡的真實身分，其實是 1905 年與「龜山水力發電所」同時建造的攔河堰 —— 換句話說，它是臺灣第一座發電廠的附屬設施。老照片裡的「台北第一發電所堰堤」全景。（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際趨勢底下的龜山發電所「南勢溪」的河水從攔河堰溢流而下，沒過多久，就會與「北勢溪」匯集在一起，成為流貫雙北地區的「新店溪」。河流的交會處，正是龜山發電所的所在位置。這是臺灣第一次運用城市邊緣的河川來建造水力發電廠，再透過城市裡的變電所來轉換電壓、向用戶供應電流。可以說，近代臺灣的電力生產與輸送系統，就是以龜山發電所為起點，逐步串連成一個蔓延全島的網絡。其實1905 年龜山發電所的興建，也呼應著當時全球電力技術發展的趨勢 ── 採用了交流電系統。不久之前，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所代表的交流電陣營，才剛剛在所謂的「電流戰爭」當中取勝。時間拉到日本剛開始統治臺灣的1895 年，美國人也正準備要利用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來興建水力發電廠，並運用西屋公司的交流電系統，將電流送往鄰近城市。這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電力建設計畫，而交流電的穩定性也在電廠開始運轉後獲得更有力的驗證。此後，交流電系統迅速向世界各地擴散開來，臺灣也同樣受到這股浪潮影響 —— 實際上，裝設在龜山發電所裡的三部 250 kW 發電機，也正是由美國的西屋公司所製造。老照片裡的龜山發電所，不幸在 2012 年坍塌，目前只餘下局部的建築殘跡。（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水輪機的技術史每一部發電機，必須有動能來驅使它運轉。而在水力發電廠當中，這股動能則必須依賴「水輪機」（water turbine）來提供。人類很早就已經懂得運用水力來驅使水車運轉，再用它來帶動磨坊裡的石磨、冶鐵場裡的鼓風爐。大致來說，水輪機就是水車的進階版本，它能夠承受更猛烈的水流衝擊，產生更強大的動力。然而，在 18 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發生、大量機械設備開始被製造出來以前，人類還沒有什麼動機要去改良水車，獲取更多動力。也因此，水輪機的技術革新一直到近代才開始發生。 1832 年，有個名叫傅聶宏（Benoît Fourneyron）的法國工程師，率先製造出一部 50 匹馬力的水輪機 —— 這部高效率的機器，是早期水輪機改良過程裡的一塊里程碑。後來，美國尼加拉瀑布水力電廠所使用的水輪機，也是採用傅聶宏的設計。除了傅聶宏以外，19 世紀以降，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工程師，也都嘗試對水輪機進行改良。這些改良版本常常會冠上他們的名字，譬如「法蘭西斯式水輪機」（ Francis turbine）、「佩爾頓式水輪機」（Pelton Turbine）、「卡布蘭式水輪機」（Kaplan turbine）。到了 20 世紀，這些機器也陸續被引進臺灣，成為各個水力發電廠的心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若想要知道這些水輪機究竟有什麼差別，你同樣可以在新店溪流域找到答案 —— 今天，「桂山發電廠」大門外的道路兩旁，就陳列著前述三種水輪機的內部機件。這些機件，全都拆卸自退役的水力發電機組。它們有的遠從大甲溪的青山分廠運送過來，有的則收集自東部的龍澗、溪口、榕樹，以及北部的粗坑、烏來等機組。此外，附近還設有解說牌，詳盡說明各種水輪機的構造與運作原理。循著這條道路走向桂山電廠，彷彿也是走在一部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簡史之中。水輪機雖然都是西洋名字，原始技術也都從歐美發展起來，但在日治時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卻不一定都是由西方國家生產。特別在 1910 年代以後，大肆建設水力發電廠的日本，亟欲實現水輪機的國產化，於是開始鑽研其製造技術。 1910 年，有一家名為「電業社」的日本公司，就設立了「水車部」，專門要來製造水輪機。後來，這家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版圖甚至延伸到臺灣來。 1922 年竣工啟用的宜蘭「天送埤發電所」（今蘭陽電廠天埤機組），就採用電業社製造的三部水輪機（1933 年又再增加一部）。今天，這些歷史已經超過百年的水輪機，也仍在穩定運作當中。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臺灣是一座高山之島，布滿了發源自山區的湍急河流，而豐沛的水力資源，也造就了建造水力發電廠的理想場域。在臺北之外， 1910 年，「竹仔門發電所」（今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也開始向臺南送電。其後，臺中的「后里發電所」（今大甲溪發電廠后里機組）、東部的「砂婆礑第一水力發電所」（今已廢棄，僅存遺跡）、乃至於全島各地的水力發電廠也都陸續啟用。這是臺灣電業史的起步階段，一個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二十世紀後期，臺灣迅速邁向經濟起飛，電力需求也不斷成長。單靠水力發電，已很難滿足用電缺口。於是，電力事業的建設資源，漸漸被轉移到其他發電方式。然而，水力發電在臺灣仍有進展。 1980 年代以後台電也應用了抽蓄式水力發電技術，於日月潭興建兩座抽蓄式電廠。回顧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發展過程，其中許多環節，都呼應著當時的國際潮流。而在水力發電之外，你會發現臺灣電力事業史的每個篇章，其實也同樣與整個世界的脈動緊密扣連，息息相關。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王舜薇等，《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公司，2019。 Lewis Mumford著，陳允明等譯，《技術與文明》，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駱致軒，〈新店溪流域水力發電文物展〉，《源雜誌》，第151期（臺北，2022），頁14-19。

作者：陳韋聿在「電業文物典藏」網站當中，我們可以找到五部由日本「中淺測器」所生產的「流速儀」（詳附錄）。這五部儀器，各自遺留的零件都不盡相同。不過，它們全都保留了一個造型如同花朵般、可旋轉的錐形杯組 —— 這是普萊斯流速儀（price current meter）最主要的構成元件。這種儀器的運作原理，是藉著水流衝擊，推動錐形杯組旋轉，再透過其他輔助工具（例如碼表、音響裝置等等）來計算錐形杯組的旋轉次數，幫助使用者判讀流速。根據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網站的介紹，普萊斯流速儀是美國工程師威廉．岡恩．普萊斯（William Gunn Price）在 1882 年設計出來的專利產品，後來交由美國紐約的儀器設備公司（今名為 Gurley Precision Instruments ）量產銷售。1890 年代，日本的一些土木、河工教科書，亦已介紹到這種新型儀器。有趣的是，從一些歷史文獻看來，中淺測器原本只是從外國引進普萊斯流速儀到日本銷售。然而，這家公司似乎在 20 世紀前期漸漸掌握了流速儀的製作技術，並逐步轉型為製造商，繼而能夠生產出台電所典藏的這五部儀器。台電公司典藏的「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及測桿」。中淺測器的起源，其實是 1852 年創業於東京日本橋一帶的「中村淺吉商店」。可能是順應明治維新以後高速成長的土地測量需求，它在 1879 年將正式名稱改為「中村淺吉測量器械舖」（但在許多場合仍沿用「中村淺吉商店」這個名字）， 1943 年又進一步改稱「中浅測器株式會社」 —— 從公司名稱改動的歷程來看，台電典藏的流速儀，其生產年份的上限不會早於 1943。那麼，中淺測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販售普萊斯流速儀呢？相關線索，或許可以從該公司留下的商品目錄著手找尋。日本國會圖書館的「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站，收錄有三個不同版本的《中村浅吉商店目録》，皆出版於大正時代（1912-1926）。這三本型錄，都介紹到一種「プライス、カレントメーター」（ ”Price Current Meter” ），亦即我們所欲尋找的普萊斯流速儀。 1913 年版型錄收錄的普萊斯流速儀，除了附有木造支架、連結於機械碼表的原型版本之外，還有連結於聽音器的「聽音流速計」以及連結於音響裝置的「電働響音流速計」兩版本。後兩者顯然都是較簡易的版本，其售價（分別為 135 元、 175 元）大約只要原型版本（ 475 元）的三分之一。 1913 年版《中村淺吉商店目錄》裡的普萊斯流速儀。（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從 1913 年版的型錄來看，當時中村淺吉商店所販售的三種普萊斯流速儀，全都註明由美國的「ガーリー」生產。這家「ガーリー」公司，應當就是前文提過的美國儀器設備公司 W. & L. E. Gurley —— 換句話說，至少在 1913 年，中淺測器在流速儀方面的業務，較精密的高價產品，仍局限於進口銷售。再看到 1922 年版的型錄，中村淺吉商店也仍售有 Gurley 所生產的「聽音流速計」（音響式流速計）與「電働響音流速計」（電音裝置流速計）。短短六年過去，這兩樣商品的價格已分別上漲到 190 元與 300 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聽音流速計」這個產品項目上，該公司已經有能力推出更便宜的自製版本，售價只要 100 元！ 1919 年版《中村淺吉商店目錄》當中，已經可以看到「中村製」的「音響式流速計」（圖像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總的來說，普萊斯流速儀在 1882 年問世，之後被引進日本，中村淺吉商店正是其進口商。然而，在大正年間，中村淺吉商店的角色逐漸從流速儀的進口轉變為製造。二戰結束後，中淺測器的商業廣告、該公司製作的各類儀器介紹，頻頻見於日本各種牽涉環境測量的出版品當中，顯見其自製產品的銷售版圖日益擴大。銷售到台電的五部流速儀，亦是證明。就目前所知，台電典藏的五部流速儀中，兩部仍留有 1960 至 1966 年間由日本「通商產業省」核發的「流速計係數試驗成績書」。另外兩部則留有 1980 年代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的「流速儀檢定係數表」。有趣的是，後者的格式完全是前者的翻版。據此，我們可以推測前三部儀器進口到臺灣的時間點，應當不會早於日本通商產業省的檢驗日期。到了 1980 年代，台電可能為了進行後兩部流速儀的檢校，才由臺大水工所按著同樣格式，出具檢定說明。台電典藏的中淺測器製流速儀，留存於木盒中的檢定說明。中淺測器在 1990 年代以後經歷過合併、改組。今天，這家公司的名稱是「株式会社YDKテクノロジーズ」（YDK Technology），仍是活躍於日本國內航海、航空等各領域的儀器設備製造廠商，臺灣目前也仍有這家公司的產品代理。今天，該公司已不再販售 1882 年發明的普萊斯流速儀。取而代之的是「電波流速水位計」，所應用的測量技術亦已截然不同。從 1852 年到 2025 年，從美國、日本再到臺灣，普萊斯流速儀所牽繫的歷史，肯定還有許多值得探訪的線索。如果你還知道更多故事，歡迎透過「電業文物典藏」網站的意見交流信箱，與我們分享喔！相關典藏文物列表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2 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3 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4 中淺測器製小型旋杯式流速儀及測桿 03015202306-00015 中淺測器製直讀式流速儀 03015202306-00016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中村浅吉商店目録》，191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中村浅吉商店目録 2版》，191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中村浅吉商店型録 3版》，1922，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由美國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製作的教育訓練影片“Type AA Meter”，詳細解說了普萊斯流速儀的構造、保養、測試等相關知識。 “Price Water Current Meter,”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website.

「竊電」在今天的臺灣，仍舊時有所聞。民間的竊電行為，每每為台電帶來鉅額損失，也因此，稽查竊電的工作就顯得至為重要。《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這本書，收錄了林煥東先生的訪談，他曾經是台電彰化區營業處的稽查股長。讓我們透過他的口述，來認識竊電稽查的工作吧！ - 長久以來，竊電一直讓台電很受傷，每年因為線路損失就高達數10億。所謂「線路損失」是指由台電變電所所送出的電力，與台電售電度數之間的差距，這中間包含自然原因（變壓器銅鐵損或線路阻抗等）及人為因素（竊電或負載不平衡等）。追償電費困難重重　內憂外患需弭平竊電行為過去在少數地區極為猖獗，其中大多數是養殖業者所為，曾經身為彰化區營業處稽查股長的林煥東表示，南部早期很多魚塭，就有竊電的風氣，後來這不良歪風吹到中部地區。這些沿海養殖業者，因魚塭水車24小時都得運轉，電費所費不貲，為了節省成本，讓竊電集團有機可乘。林煥東表示，據他所知竊電方法有20幾種，簡單的如拉線路，改電表。常見手法以物理電學原理，讓電表轉速變慢，或以鱷魚夾讓電流不經過電表，近幾年來竊電手法又翻新，破壞封印鎖、折彎計量蝸桿、拔除電表內部線路和裝遙控器等，防不勝防。竊電在現代臺灣仍時有所聞。（圖像來源：公視新聞網）對於台電如何知道電被竊？林煥東表示，現在有電腦，度數稍有異常馬上知道，早期主要是靠民眾密報，二來靠抄表員或員工的敏感度，才能發現狀況。一經查緝成功，無論舉報者是一般民眾或台電員工，都可獲台電追償金額十分之一報酬，不過為求公平，後來台電取消了員工密報獎金。密報獎金其實挺誘惑人。林煥東說，他遇過1 位聰明絕頂，卻非常惡質的內賊，黑白兩道都熟，利用自己工作之便與專業，幫客戶竊電，先中飽私囊，經過約1 年再去檢舉，當時密報的酬勞是追償電費的20%，兩頭賺的結果，公司將其免職。會偷電，表示「貪」，貪念、貪心，一般住家因為用電少，比較不需要貪小便宜。「有一家小吃店，生意不錯，我也與他們熟識。有一天，竊電集團來招攬業務，問老闆，怎麼不裝冷氣？老闆說，電費太貴了啊！在竊電集團鼓吹下，利字當頭，沒兩三下就被說服了。」林煥東說。1 年後，這間小吃店竊電被抓到，小吃店老闆來到區營業處稽查股交錢，看到林煥東嚇一跳，問他怎麼在此？林煥東回答說：「我是稽查股長，你不知道嗎？」在擔任稽查股長期間，林煥東查過追償電費最高的大概6、700 萬元，是家工廠，工廠的裝置容量大約有幾百馬力。另一間工廠也曾經竊電高達2,000 多萬元，當時一直苦於沒有證據，因為工廠很聰明，特地派人看顧電表，這算盤打下來，絕對划算，只要知道電力公司要來，馬上消滅證據。幾次過招之後，台電依然沒輒。不過多行不義必自斃，最後還是沒有採集到工廠不法行為證據，而是工廠自行倒閉。在台電，負責追查竊電不法行為的稽查人員，「過去有稽查獎金，因為賣命啊！」林煥東說。稽查出外查緝竊電，除平常上下班時間，有時也需要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冒著危險查封電表，當場拍照存證。需要超強體力，又要犧牲奉獻，面對的常是非理性、不友善、不妥協的民眾，有時還會被毆打成傷。彰化曾是全臺灣竊電最高之處，當時其他區營業處稽查股人員大約3、4 人，彰化區營業處卻多達10 幾個人，可見業務之繁忙。其他區營業處還會到此觀摩，請教稽查股如何抓竊電者，不過現在風氣已有稍減。林煥東表示，當稽查股長其實很辛苦，他是彰化當地人，有點人脈，「但還是常得和立委、民意代表周旋。」許多人被查到竊電後不甘心，會找民意代表來關說。「有時1天關說案件多達10 餘件，民代很兇，一來就氣呼呼地開罵：你們這些稽查很惡質！某某立委的樁腳都不去抓，就來抓我的樁腳！」林煥東覺得太可笑：「這怎麼可能？稽查怎麼可能知道用戶是誰的樁腳嘛！」林煥東當時對民代的回應也很幽默：「不然，這個要處理很簡單，你請用戶在電表寫上是XXX的樁腳。」林煥東笑說，「民意代表通常氣焰高張，但是立委來找我，都會碰壁，我堅持不讓關說。」台電台北南區營業處處長蔡志孟（編按：現為台電公司副總經理）表示，2017 年《電業法》修法後，《處理竊電規則》改名為《違規用電處理規則》，所以現在不說竊電，比較符合時宜的說法是「違規用電」。身為高階主管，難免碰到不少民意代表替選民出面，「這是我好兄弟，算便宜一點啦！」「就稍微借一下電嘛！」蔡志孟苦笑：「委員，我1 條饋線送出來的電，50%的電都不見了，這未免也借太多了吧？」還有民代振振有詞地說：「怎麼可以說我的選民是賊？」違規用電的問題，不是抓到現行犯就完事，重要的是要追討這些消失的電費。怎麼討回來？可不能像討債公司蠻橫無理，而是得高EQ，有時還得慢慢磨，好說歹說。林煥東曾經手一案件，某民代開店，營業沒多久被查到竊電。他到現場後，店家把電表弄壞，自己先行報價：「5 萬讓你們罰！」社會大學混久了，林煥東一看這苗頭，知道得先說好話，「您是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怎麼會偷電呢？」一句話就堵住了對方的嘴。林煥東繼續說：「董事長只看賺多少錢，根本不會管細部，對不對？應該是執行者想省成本；而且電表在裡面，有守衛看守著，我們也不可能誣賴⋯⋯。」這麼一安撫，對方原本囂張的氣焰漸減，本來還想讓電氣技術人員來算出實際數字，林煥東直接核算，他一聽就說：「大約100 來萬，是吧？」林煥東說，「我確認一下，差不多大概是這個數字，跟他講了正確金額後，並且讓他分12 期支付，一般最高是6 期，但我通常會通融，讓他們慢慢付。」對方當場就請會計開了支票。當林煥東跟經理報告說，此件已經處理完畢時，經理還覺得太不可思議，這麼棘手的事，這麼快就解決了？至於那些竊電者，有沒有耍賴不交追償電費的？林煥東說，不交錢，很簡單，就送法院。不過，在他當稽查股長期間，包括前任積欠的未收款，還有他任內的案子，所有帳目都是收齊的，「這就厲害了吧？」他有點自傲地笑著說。他的原則是，不要本票，拿支票來。後來他離開稽查股長之位，繼任者常抱怨，收這些帳款好痛苦，太難了。追查帳款的技巧就是溝通，有時跟對方也要互道江湖，太斯文反而收不到，林煥東自認拿捏得很好，「你偷我們這麼多電，沒抓到算你的，抓到當然就算我們的。」 ——節錄自楊菁菁，《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臺北：台電，2020），頁68-74。

建造一座電廠，必定要以自然環境的犧牲為代價嗎？長久以來，發電廠在人們的心目當中，經常與汙染、破壞畫上等號。但事實上，電廠的建設過程也能夠站在保護環境的立場設想，採取各種降低衝擊的積極作為。台西風力發電計畫裡的「蝙蝠搬家記」說到兼顧環保的發電方式，許多人總會直覺想起「綠能」。不過，生產再生能源的發電裝置，仍有可能對周邊區域造成干擾，必須先做好環境影響評估。台灣電力公司針對雲林縣臺西鄉的風力發電站進行規劃設計時，便已發現預計開發的風機場址存在著大片防風林，其中棲息著數以百計的蝙蝠。即便風機建設用地的範圍不大，但林木的伐除、完工後的風機運轉，仍會對蝙蝠的生存造成影響。「這塊地我既然跟牠借，我就要想辦法還牠一塊地。」台電總經理王耀庭表示：風機的建設，必須兼顧周遭的自然生態。台電的工程計畫得引導這群蝙蝠，遷徙至鄰近的另一座防風林定居。要協助蝙蝠「搬家」，首先必須為牠們打造臨時居所。為此，台電人員在引導蝙蝠遷移的路徑上吊掛了一百個巢箱，成功地吸引大批蝙蝠入住，幫助牠們逐漸朝著目標區域移動。風機的施工，則以分區、分段的方式進行，並且特意避開蝙蝠的繁殖季節，讓牠們有充足的時間遷離風機場址。另一方面，台電也利用這次機會，與在地鄉親、保育團體進行分享交流，並且邀請民眾一起製作蝙蝠巢箱，攜手為家鄉的生態保育盡一份心力。這項起始於2020年的蝙蝠棲地遷徙搬遷計畫，目前仍在持續進行。未來，台電計畫在風機周遭種植更多樹木，增加蝙蝠的活動空間。此外，也將於風機上裝設即時感應系統，嘗試降低風機撞擊蝙蝠的風險。在雲林台西，台電風力發電的建設，顯然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融。興達發電廠更新改建工程打造的「飛鳥招待所」鏡頭轉到高雄北部沿海的興達電廠，近年來，這座電廠的燃煤機組正在陸續退役，燃氣機組則將陸續增設。不過，新設燃氣機組的基地，位於上百種鳥類棲息的永安溼地旁，本計畫相關興建工程是否會破壞濕地的生態平衡，引來不少疑慮。所幸，台電早在2010年便已開始投注心力於興達電廠周遭溼地的生態調查。研究團隊發現只要能夠調控溼地水位，使之低於海平面下35公分，就能有效提升各種候鳥來到永安溼地停留的機率，甚至讓牠們願意定居下來，成為「留鳥」。以長年的研究為基礎，台電在興達電廠的更新改建過程中，採用了許多辦法來降低環境衝擊。譬如以圍籬遮蔽道路，減輕行車噪音，使溼地裡的鳥類不致受到干擾。為避免傳統打樁工程所造成的振動，台電也在廠房建築過程中採用「植入式PC樁」及「全套管機樁」等新式工法。所有這些保護生態的努力，成效十分卓著。今天，永安溼地不僅沒有因為電廠建設而遭到破壞，棲息於溼地的飛鳥數目，反而持續增加。在永安溼地，電廠透過各種積極保護作為，讓周遭生態環境變得更好，達成了與生態共融的目標。建設「生態電廠」，幫助臺灣邁向永續發展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電廠建設與生態環境，必定會站在對立面嗎？透過台西風電站與興達電廠的例子，我們會發現：這兩件事情不一定相斥，反而可以相互結合。兼顧生態保育與發電需求的「生態電廠」，將是新時代的趨勢。近年來，台電在台中大甲溪電廠所設置的馬鞍壩生態魚道，以及苗栗卓蘭電廠進行的螢火蟲生態棲地營造，亦是為人稱道的典範案例。 2024年，台電在環境友善方面所付出的這些努力受到了國際矚目，獲得「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的肯定。未來，台電也將透過「生態電廠」的建設與營運，持續幫助臺灣朝著永續發展的願景邁進。蝙蝠喬遷大計-台西風場蝙蝠搬家計畫飛鳥電廠-台電興達電廠永安濕地生態保育成果

作者：陳韋聿高壓電塔默默矗立在城市近郊，總是與人群保持距離。在高速公路上，我們經常能夠望見這些鋼鐵巨人的身影，卻很少有機會走近它的身畔。然而，台電公司的高壓線路保線員，卻與我們多數人的日常經驗截然相反。這群電力工作者，總是行走在山林或郊野地帶，訪查著一座又一座的高壓電塔。並且攀爬到這些鋼鐵巨人的肩膀上，執行設備與線路的維修養護。保線員的「夜間觀測」，以及電塔上的「閃絡」現象人們很少留意到保線員的身影，不光是因為這群人的工作範圍經常遠離塵囂。許多時候，他們也需要等到夜幕低垂，才能執行例行性的觀測任務。唯有在夜間，他們才能在紅外線測溫儀的鏡頭當中，明確觀察到「絕緣礙子」上的「閃絡」（flash over）現象。攝影鏡頭裡所呈現的「閃絡」，是一團美麗的紫色電弧。然而，這些電弧是怎麼產生的呢？在臺灣，每年的10月到3月是東北季風的盛行期間。冷冽寒風，不僅夾帶著沙塵，同時也會捲起海面上含有鹽份的水沫。這些汙染物容易隨著強風，附著於電塔垂掛的礙子之上。而若鹽霧越積越多，「閃絡」也會變得更為頻繁。糟糕的是：密集的「閃絡」，會造成礙子損壞，繼而影響到電力供輸。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保線員得在寒冷的冬夜裡驅車上山，審慎觀察每座電塔上的礙子。若「閃絡」太過嚴重，保線員就必須使用清水沖洗礙子，去除鹽霧。這樣的維護工作通稱「礙掃」，也就是礙子的清掃作業。若鹽霧的侵蝕已然積重難返，則需要加以更換。攀上數十公尺的高塔，看顧自己的生死之門其實，礙子同樣裝設於於普通的電線桿上，台電公司也會定期執行「礙掃」。不過，普遍高度在十公尺左右的電線桿，與動輒高達五、六十公尺的高壓電塔迥然不同。懸掛在塔上的礙子，無論要洗要換，都是十分艱鉅的任務。揹著裝備攀爬上塔，對於訓練有素的保線員而言，其實不是難事。這份工作真正的挑戰，是要在高風險環境當中克服心理壓力，並且時刻保持專注。畢竟，半空中的每個動作，只要稍有閃失，都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另一方面，電塔上的高壓線路若操作不慎，也可能引起感電等等事故。也因此，保線員的養成教育裡面，總是強調按部就班，切實執行每個動作，藉以維護安全。這種重視細節的文化，同時體現在這個職業群體的世代傳承之中。據說，老一輩的保線員，總會向年輕後輩耳提面命，要他們時時刻刻看顧好自己的「生死門」。在高風險的工作環境當中，堅持履行電力守護者的職責「生死門」（senn-sí-mn̂g）其實是個頗為古典的臺語詞彙，通常用來指稱事物的最關鍵處。而對高塔上的保線員而言，確保自己與夥伴的安全無虞，顯然是第一要務。若有機會目睹保線員的登塔作業，你或許會對於他們直來直往的溝通風格感到印象深刻。這是因為電塔上的每項工作，都必須仰賴團隊之間的緊密配合。舉凡零組件的拆卸、空中到地面的運輸吊掛等等，每個動作的訊息傳達必須非常明確，否則危險便可能隨之發生。這樣看來，保線員在電塔上的疾言厲色，其實也反映了他們對於人身安全的高度重視。危險不只存在於高塔上，也可能發生在電塔的周遭環境。如前所述，臺灣的高壓電塔，經常設置於林野地帶，在這些人跡罕至的地方，遇到毒蛇、虎頭蜂也是常有的事。而且，電塔的損壞，往往肇因於颱風、土石流等大型自然災害。然而，保線員仍必須在強風豪雨之中跋山涉水，冒險前進電塔的所在位置，只為了履行自己身為第一線電力守護者的職責。除了看見高壓電塔，更應該看見保線員的犧牲奉獻高壓電塔與城市的距離雖然遙遠，人們依舊可以感知到它的存在。不過，維護這些電塔的保線員，卻鮮少受到關注。事實上，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職業群體願意冒著危險執行任務，這座島嶼的輸電網絡才能持續運作。下次，當你遠遠望見高壓電塔的時候，或許，你也會想起這些默默付出的保線員，以及他們在高塔上刻苦工作的身影。搭配影片：

2015年，臺灣前輩畫家陳澄波的畫作《東臺灣臨海道路》，在日本山口縣防府市的圖書館被找了出來。這幅畫描繪的是1930年的清水斷崖，以及匍匐於斷崖底下的一條狹窄道路。時至今日，畫裡的道路早已經過改良，並以「蘇花公路」之名廣為人知。不過，在陳澄波的時代，「臨海道路」的大約也就如同畫中所呈現的那般狹窄。若有車輛往來，大約也只能勉強通行。換句話說，蘇澳與花蓮之間的陸路交通，在日本時代雖然已有長足進步，但始終無法達到「貨暢其流」的境地。陸運的能量既然有限，殖民政府只能看向海洋。於是在1931年，「花蓮港」的築港計畫正式展開。有了一座大型的現代化港口，花蓮的人口與產業規模，勢必將有大幅成長。為了因應這樣的發展趨勢，電廠的布署也得及早進行。加上1930年代後期的戰爭暴發，重工業的電力需求更是迫切——上述種種，即花蓮地區水力發電會在日治末期急遽成長的主要原因。而所有這些在戰爭期間進行建設與規劃、並且在戰爭結束以後持續進化的各個電廠，大抵也就是李瑞宗在《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這本書裡，所欲尋訪的對象。木瓜溪的風貌。（圖像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網站）山林踏查的書寫傳統《後山電火》與李瑞宗在「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出版的前一部作品《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頗為相仿。兩者的寫作方法，皆以自然環境與歷史現場的踏查為敘事軸線，再從文獻當中尋找故事線索，並剪裁其原文，補足每一段故事的背景脈絡。山林與河流的踏查，某種程度亦可說是台電自身的書寫傳統。由於早期臺灣水力電廠的開發建設，工程位址經常都在山區，許多台電員工都有披荊斬棘、開荒闢路的踏查經驗。其中一些人更把這樣的經驗寫成文章，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見聞紀錄。水量豐沛、落差大的木瓜溪是東部發電廠的動力泉源。（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譬如1947年，台電員工李式中等人為了擬定東部系統的「全盤方針」，遂乘坐著汽車、越過了當時仍然充滿險阻的沿海公路來到花蓮，針對既有電廠的運作情況進行視察，李式中並且將這次的旅行經驗寫成〈東行追記〉，刊載於當時台電的《勵進月刊》。這趟旅行，他們置身於立霧溪，不禁心折於太魯閣的鬼斧神工；來到木瓜溪，則嘆服於「怒馬奔放」般的湍急水勢。相較於今日發達的交通情況來說，1947年的立霧溪與木瓜溪，仍不是輕易可以抵達的地方，故而在當時候，李式中等人的震撼，仍可說是相當稀罕的經驗。其實，在後來的時代裡，台電或者為了擴增水力發電的系統規模，或者為了完善全島的電力網絡，仍有許多員工持續地深入山區，並且也都曾經在內部刊物當中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本書引用了其中一些台電前輩的山林紀行，對照作者自己所做的現地調查紀錄，兩相對照，頗有一種穿梭時空的趣味。 1954年的東部臺灣地圖，呈現出花蓮境內的水利工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正文當中，作者經常大篇幅引用原始文獻。這些「原汁原味」的引文段落，或者摘譯自日治時期的報紙，或者轉錄自戰後出版的台電刊物與相關書籍，及零星的檔案、手稿等等。所有這些材料並非輕易可以得見。作者揀選相對易讀的史料，並刻意保留其原文樣貌，能夠幫助普遍讀者循著當時代的語言，認識當時代的故事。本書收錄的人物採訪，仍沿襲作者一貫的書寫風格，不囿限於重複而平板的問答框架之中，而總是能夠帶領讀者看向一些別有意趣之處。例如第四章〈從瀧見至龍澗〉，寫到四名在龍溪壩值班的台電人員，作者不費筆墨，僅只簡要地列出電廠裡的三班值勤排程。藉由這類細節，作者直白地展示了守壩人的日常工作節奏，使讀者對於這一職業能夠迅速建立起認識輪廓。為銅門發電廠提供發電用水的水簾壩。（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每個章節末尾，皆附有大量印刷品質極佳的彩圖，除了呈現工程藍圖、歷史檔案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今昔影像對比。所有這些圖像材料，適切地配合章節內容，與文字描述相互補充，使全書讀來更顯生動。本書的最末一章，作者忽然帶領我們來到清水斷崖的近海處，乘上獨木舟，遙望東臺灣海岸線上各個河流的出海口。此情此景，不免使我們想起1930年，陳澄波在《東臺灣臨海道路》所描繪的景象。在那幅畫裡，同樣有一葉扁舟，飄盪於藍色大海。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帶領作者循著河流溯源而上，涉足於山澗與溪谷之中，但所有這些河流終究要滾落大海，故而作者也將此行的終點設定於太平洋上。從山林到海洋，本書可說是一趟跋山涉水的閱讀旅程。若能跟上作者的腳步，相信讀者也能在跋涉之中，盡覽後山電火的故事，以及所有那些故事裡的景色風光。＊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木瓜溪畔的「勤行報國青年隊」臺灣總督府以瀧見訓練所為名，其實是拓寬改修能高越道路，完成可以通行車輛的自動車道路，自1941年開始，規劃以7年期間，總經費930萬日圓來執行。1942年5月15日在瀧見舉行訓練所入所式，《東臺灣新報》亦曾報導。花蓮港瀧見訓練所建於距離花蓮港30公里的深山內，位於木瓜溪與奇萊溪交會、標高300多公尺的懸崖上，是總督府引以為傲的勤勞報國青年所之一。訓練所共有四棟營舍，所內聚集從全島各地被選召的310名青年精銳，每天奮力地進行訓練。1943年8月22日，這座地處偏僻的訓練所，自設立以來首次迎接總監西村文教局長及同行記者到訪。以下為訪問紀實。右手邊幾十丈高的懸崖溪谷變得寂靜無聲，甚至略顯詭異，淺灘隆隆地濺起白色水花，一種不似死亡般神秘的冷意迫近眼前。由花蓮港的市街往北，在沿著能高越山路綿延約16公里，木瓜溪溪水飛濺的山峽中，有著一座培育皇民、鍛鍊身心的青年道場，即「總督府行動報國青年隊花蓮港訓練所」。此訓練所自前年（1941）7月7日設立以來，已歷經六期共1,782名訓練生，當前的第七期訓練生亦是奉公精神高昂，全心全意地鍛鍊身心。訓練所位於瀧見駐在所後方。沿著高聳令人不寒而慄的斷崖旁所開鑿出的狹窄山路前進，走過石門橋單薄的八番線吊橋，就可以看見訓練所的營門。炸藥爆炸的轟鳴響徹山間，首先讓人感受到工程的偉大，接著受到恭敬地舉著鏟子的衛兵迎接，穿過大門之後，木造的簡樸營舍與一片翠綠相映成趣。訓練所的勞動作業現場，為總督府國土局道路課正在進行的工程，即橫斷中央山脈，連結臺中州霧社及花蓮港廳銅門之能高越道路蜿蜒70公里大型工程。此工程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第三期⋯⋯延續到第六期，完成若干部分的挖鑿。施工地就在訓練所向沿60度陡坡走約4,000公尺處，是岩層相當堅硬的山腹部分。在天長大斷崖附近，烈日高照，白雲來去，鳥跡不至的山嶽地帶，要緊貼山壁削鑿岩層、填封溪流，在懸崖上施工，稍有差錯便會墜落千丈深谷。訓練生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晒成紅銅色的身軀佈滿沙土顯得黝黑。訓練所規定5點半起床，比其他的訓練所要早半小時。巴托蘭峰上雲層在黎明之時尚顯微暗。310名訓練生編列為三個中隊，六個小隊。他們在近似深山秘境的崇山峻嶺中的訓練生活，首先是5點半吹響起床號，接著早點名、神前行事、朝禮、早餐都要在7點前完成，然後7點立刻投入施工作業。訓練前期的作業時間為6小時，現在則為8小時，激烈訓練不曾間斷。一天的作業在5點收工，晚禮結束後沐浴，6點吃晚餐，7點開始有一個小時的學科講習，公民科、國史（歷史）等學科結束後，就是神前行事（行拜禮，祈求安全），接著8點40分有晚點名，9點半準時吹響迴盪入夜深山的熄燈號，結束一整天的勤勞訓練生活，這就是1941至1943年在瀧見山區發生的故事。（頁122-124）兩代台電人 1987年6月，新天輪工程處成立，東部電力處有許多工程人員調往支援，同年8月，東部電力處改為東部發電處。經歷了多年的開發與建設，東部的水力發電工程暫告一個段落，平穩供應著無數家庭與工商百業的用電需求。 1993年10月28日下午4點3分，正在進行併聯發電竣工試驗時，洞內突然發生爆炸，不幸造成6人死亡、25人受傷，往生者其中一位褚副處長是臺北工專畢業，為人篤實認真負責、心地非常善良，竟遭此不幸，讓人悲慟不已！同事三年之褚金松君努力向上，工作勤奮。猶記褚君背負儀器盒如走方郎中，走遍各電廠，測試進水鋼管開裂的情景。年前從台電月刊得知，褚君因公殉職消息，不勝扼腕。 ——壽紹漢，〈回憶四十六年前　新竹變電所來的實習生台大人〉，《台電月刊》，404（1996），頁62-63。褚金松，嘉義市人，1933年出生，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嘉義初工電機科畢業後，先至嘉義變電所服務。1951年調立霧發電所擔任技工，那年他18歲，1953年調東部發電區管理處，那年他20歲，加入花蓮信義長老教會，認識同為教友的明義國校老師高麗子。在花蓮待了5年，考上台電的獎助升學班，到臺北工專唸書。25歲那年結婚，28歲回至東部發電區管理處，調派龍澗發電廠服務，歷任工務員、計畫股長、檢驗隊長，1988年調派新天輪工程處電氣課長，後來升任副處長。高麗子為花蓮師範學院畢業，國語、算術、音樂、美術都教。褚家有鋼琴，兩個女兒都會彈，長男後來當老師，長女也當老師。農曆過年時，褚金松夫婦帶著2男2女回嘉義看祖父母，那裡現今還住有二姑。褚信杰1969年出生，差大哥10歲，在家中年紀最小，不過不會彈鋼琴。因為是老么，雖然備受寵愛，較不循常軌，他覺得自己是父母意外所獲，並非預期所生。「爸爸長年不在家，我們好像是單親家庭。」褚信杰自花蓮高中畢業後就沒升學，在外打工。當兵回來後，到一家美術燈公司工作，參與生產與組裝，領有冷凍空調的證照，對於電氣並不陌生。1993年10月28日，新天輪工程在試運轉時發生爆炸事故，丁世凱廠長、褚金松副處長因公殉職，那時褚信杰24歲。意外來得如此迅急，全家陷入愁雲慘霧，媽媽很悲傷，將爸爸葬在佐倉公墓。 1994年褚信杰進入東部發電處電氣股工作，受到張添和、林明輝兩位領班的傾囊相授，5、6年後對於電氣技能才順手。他不斷學習精進，18年後的2012年，升任電氣課領班。「他們是我的師父啊！」褚信杰充滿感謝地說。電廠的發電機功率高、量體大，外面遇不到，學校未必教，就要師徒式的耳提面命，才能增長經驗。張添和1934年次，花蓮中學初級部畢業，歷任立霧裝機工程處、銅門工程處、龍澗工程處，後來留在東部發電區管理處維護課電氣股工作。本書所附1959年4月21日〈蔣中正總統與龍澗工程處人員合影〉這張照片，張添和也在其中，裡面人物多靠他的指認，方得解析。張添和1990年擔任領班，1994年退休。林明輝1942年次，1965年進入東部發電區管理處工作，在銅門電廠一待就是21年，1986年調任維護課電氣股，1994年擔任領班。兩位諄諄長者在40多歲時還去進修，取得高工畢業學歷，俾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更加精進。在台電的工作穩定後，褚信杰結婚要買房子，買在哪裡呢？媽媽資助他，就買在佐倉附近。那時媽媽已經退休了，每天都來串門子，然後就離去，他隱約知曉媽媽的心意。十多年前，媽媽因胃癌過世，媽媽也葬佐倉，就在爸爸旁邊。佐倉的家離爸爸的墓有多近？下班之後，我刻意到褚信杰家坐一坐。他帶我步出家門，向左一轉，根本不用5分鐘，根本不到500公尺，就到褚金松的墓。我想，高麗子一定常來徘徊，每天都來看兒子，每天都來陪先生。春去秋來，花開花落，許多許多話，或私密，或叮囑，或寄託，都還來不及說⋯⋯。（頁179-182）

在臺灣，喜愛爬山的人必定都知道「能高越嶺道」。這條橫越臺灣中部山區的道路，沿途風光明媚，曾吸引無數國內外的登山客前往朝聖。 1917 年由日本政府動工興修的能高越嶺道，是為了監控山區情況而設置的「警備道路」。不過，它的東部路段，在 1925 年曾經過修改。原先的「舊道」必須越過奇萊山區，海拔高度達到 3,307 公尺。改道後，人們只需登上海拔 2,800 公尺左右的「能高鞍部」，就能跨越中央山脈 —— 這條「新道」的攀登難度，顯然比「舊道」友善許多。能高越嶺道的登山健行風氣，大抵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漸漸醞釀成形。佐藤春吉與他的旅行紀實 1926 年 7 月，臺北第一中學（即今日建國中學）的教師佐藤春吉率領著 10 名日籍學生從南投霧社出發，循著能高越嶺道的「新道」，徒步走完四天行程。翌年，他將這次的登山經驗寫成文章，發表在剛剛創刊的《臺灣山岳》雜誌。佐藤春吉的文章，提示了旅途中的交通、住宿等種種實用細節，可說是一份詳盡的旅行指引。更重要的是，透過他的紀實性描述，許多讀者都發現這條陌生山徑並不可怕，沿途更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華麗美景。同一時期，日本政府也積極在臺灣推廣登山活動，許多學校也紛紛成立同好社團，喜好爬山的人群逐漸增加。這些登山愛好者，自然也想要循著佐藤春吉的指引，前往能高越嶺道一探究竟。佐藤春吉的旅行紀實〈能高越〉，與刊登該文的《臺灣山岳》雜誌創刊號封面。（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30 年代的登山風氣 1930 年的「霧社事件」，使得臺灣中部的山林，一度籠罩在殺戮的陰影之中。但在事件平息後，能高越嶺道上的人潮很快又恢復過來。此外，隨著「國立公園」的倡議興起，臺灣的山林美景，又進一步透過廣告宣傳被更多人所看見，登山風氣也跟著助長不少。由於登山隊伍漸漸增加，使得警察機關必須在能高越嶺道上挪出數個警察「駐在所」，將之設定為「指定宿泊地」，為登山客提供住宿服務與簡單飲食。設備越完善，對於普遍民眾而言也更容易親近。日治晚期，攀登能高越嶺道的行程，已被收錄在一些大眾導向的旅遊手冊當中，可見這條登山路線變得越來越普及化。日治時期設置於能高越嶺道上的「能高駐在所」，被譽為「檜木御殿」。它的建築規模宏大、設施齊備，對於早期的登山客而言是重要基地。（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東西輸電線與保線所二戰來臨後，臺灣的社會大眾自然無心登山，能高越嶺道也在 1940 年代中期因為自然侵蝕而嚴重損毀。直到 1950 年，台灣電力公司決定沿用日治末期的計畫，循著能高越嶺道建設「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將花蓮地區水力電廠生產的剩餘電力送往臺灣其他地方，這條道路才迎來修復契機。東西輸電線完工後，能高越嶺道也成為台電「保線員」的工作道路，原先分布於沿線的一些警察駐在所亦變更用途，成為「保線所」（亦即保線員的工作站）。 1950 年代以來，能高越嶺道的登山風氣復甦，這些保線所也成為登山客經常借宿的地方。其中，「天池保線所」更在 1986 年重建為「天池山莊」，成為專門的山屋。近年來，「檜林保線所」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接管後，也將重新規劃為住宿場所，繼續為山友提供服務。 1953年為了紀念東西輸電線竣工而建設的「光被八表」紀念碑，後來也成為能高越嶺道上的著名景點。近年來，紀念碑已在自然力量的侵蝕之下斷裂，如今仍以遺跡形式保留於原址。（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能高越嶺道的百年故事回顧能高越嶺道的歷史，最初它是日本時代的警備道路，後來又成為東西輸電線的建設基礎。與此同時，登山風氣的興起，更驅使人們走進山林，讓它變得越來越熱鬧。包括東西輸電線在內，過往歷史的諸多遺跡，迄今仍是能高越嶺道的沿線風景。下次，若你有機會造訪這條山中古道，不妨仔細留意路旁的種種線索。除了雲瀑、斷崖等等壯麗風景之外，或許你也會在旅行途中，驀然看見這條道路百年來的歲月變遷、盛衰起伏。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佐藤春吉，〈能高越〉，《台灣山岳》，1（臺北，1926），頁 5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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