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裡的台電小故事-電業文物典藏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官營與民營之間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作者：陳韋聿高壓電塔默默矗立在城市近郊，總是與人群保持距離。在高速公路上，我們經常能夠望見這些鋼鐵巨人的身影，卻很少有機會走近它的身畔。然而，台電公司的高壓線路保線員，卻與我們多數人的日常經驗截然相反。這群電力工作者，總是行走在山林或郊野地帶，訪查著一座又一座的高壓電塔。並且攀爬到這些鋼鐵巨人的肩膀上，執行設備與線路的維修養護。保線員的「夜間觀測」，以及電塔上的「閃絡」現象人們很少留意到保線員的身影，不光是因為這群人的工作範圍經常遠離塵囂。許多時候，他們也需要等到夜幕低垂，才能執行例行性的觀測任務。唯有在夜間，他們才能在紅外線測溫儀的鏡頭當中，明確觀察到「絕緣礙子」上的「閃絡」（flash over）現象。攝影鏡頭裡所呈現的「閃絡」，是一團美麗的紫色電弧。然而，這些電弧是怎麼產生的呢？在臺灣，每年的10月到3月是東北季風的盛行期間。冷冽寒風，不僅夾帶著沙塵，同時也會捲起海面上含有鹽份的水沫。這些汙染物容易隨著強風，附著於電塔垂掛的礙子之上。而若鹽霧越積越多，「閃絡」也會變得更為頻繁。糟糕的是：密集的「閃絡」，會造成礙子損壞，繼而影響到電力供輸。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保線員得在寒冷的冬夜裡驅車上山，審慎觀察每座電塔上的礙子。若「閃絡」太過嚴重，保線員就必須使用清水沖洗礙子，去除鹽霧。這樣的維護工作通稱「礙掃」，也就是礙子的清掃作業。若鹽霧的侵蝕已然積重難返，則需要加以更換。攀上數十公尺的高塔，看顧自己的生死之門其實，礙子同樣裝設於於普通的電線桿上，台電公司也會定期執行「礙掃」。不過，普遍高度在十公尺左右的電線桿，與動輒高達五、六十公尺的高壓電塔迥然不同。懸掛在塔上的礙子，無論要洗要換，都是十分艱鉅的任務。揹著裝備攀爬上塔，對於訓練有素的保線員而言，其實不是難事。這份工作真正的挑戰，是要在高風險環境當中克服心理壓力，並且時刻保持專注。畢竟，半空中的每個動作，只要稍有閃失，都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另一方面，電塔上的高壓線路若操作不慎，也可能引起感電等等事故。也因此，保線員的養成教育裡面，總是強調按部就班，切實執行每個動作，藉以維護安全。這種重視細節的文化，同時體現在這個職業群體的世代傳承之中。據說，老一輩的保線員，總會向年輕後輩耳提面命，要他們時時刻刻看顧好自己的「生死門」。在高風險的工作環境當中，堅持履行電力守護者的職責「生死門」（senn-sí-mn̂g）其實是個頗為古典的臺語詞彙，通常用來指稱事物的最關鍵處。而對高塔上的保線員而言，確保自己與夥伴的安全無虞，顯然是第一要務。若有機會目睹保線員的登塔作業，你或許會對於他們直來直往的溝通風格感到印象深刻。這是因為電塔上的每項工作，都必須仰賴團隊之間的緊密配合。舉凡零組件的拆卸、空中到地面的運輸吊掛等等，每個動作的訊息傳達必須非常明確，否則危險便可能隨之發生。這樣看來，保線員在電塔上的疾言厲色，其實也反映了他們對於人身安全的高度重視。危險不只存在於高塔上，也可能發生在電塔的周遭環境。如前所述，臺灣的高壓電塔，經常設置於林野地帶，在這些人跡罕至的地方，遇到毒蛇、虎頭蜂也是常有的事。而且，電塔的損壞，往往肇因於颱風、土石流等大型自然災害。然而，保線員仍必須在強風豪雨之中跋山涉水，冒險前進電塔的所在位置，只為了履行自己身為第一線電力守護者的職責。除了看見高壓電塔，更應該看見保線員的犧牲奉獻高壓電塔與城市的距離雖然遙遠，人們依舊可以感知到它的存在。不過，維護這些電塔的保線員，卻鮮少受到關注。事實上，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職業群體願意冒著危險執行任務，這座島嶼的輸電網絡才能持續運作。下次，當你遠遠望見高壓電塔的時候，或許，你也會想起這些默默付出的保線員，以及他們在高塔上刻苦工作的身影。搭配影片：

作者：陳韋聿提起陽明山，你可能會直覺聯想到熱騰騰的溫泉，以及煙霧蒸騰的硫磺噴氣孔。各種地質地形景觀，說明了這片山區擁有豐沛的地熱能。那麼，是否曾經有人想過要運用大屯火山群的地熱資源，將之轉換成發電的能量呢？常見於陽明山一帶的硫磺噴氣孔。（圖像來源：Pexels）－其實在 1960 年代，政府確實曾籌劃在陽明山建設地熱發電廠。根據工程師黃克剛在《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一書中的憶述，這個構想是由駐臺美軍顧問團裡的工程顧問史密斯（ Philip P. Smith ）所提出。當時身兼美援會秘書長兼經濟部礦研組召集人的李國鼎，便與史密斯前往陽明山進行勘查，隨後又指示礦研組偕同相關單位，在臺灣各地展開地熱資源的初步調查工作。 1965 年初，李國鼎接任經濟部長，地熱發電計畫也更加緊腳步進行。從當時的報導來看，這項計畫的前景似乎十分樂觀。不僅有從義大利延聘而來的地熱專家幫忙背書，還有外國的地熱能開發公司前來洽商。當年 7 月，經濟部甚至已著手研擬《地熱法》草案，替建設計劃鋪平未來道路。若翻閱 1960 年代後半的臺灣報紙，我們會讀到許多關於地熱發電的美好想像。有些人說臺灣將擁有「永遠用不完的」發電燃料，有些人則預期未來地熱電廠的發電量將高達二十萬瓩。 1968 年 6 月 29 日《經濟日報》頭版的報導更如此斷言道：「我們將繼義、紐、日、美後成為全世界第五個地熱發電國家」！陽明山馬槽一帶，曾經有機會成為臺灣第一座地熱發電廠的建設地點。（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不過，事情並未如同報導所述那般順利。同樣在 1968 年底，經濟部雖然擬定在陽明山的馬槽地區建造裝置容量兩萬瓩的「先驅發電廠」，甚至已編列三百萬美元的機器採購預算，計畫進程卻始終停留在鑿井探勘，電廠建置計畫則持續延宕。從報導內容來看，問題可能出在大屯山區地熱的酸蝕特性。根據經濟部能源署「能源知識庫」網站的說明，臺灣全島的主要地熱潛能區，「可區分為火山型及非火山型，其中火山型地熱區之水質偏向酸性（PH＝1 ∼5）及非火山型地熱區水質偏向弱鹼性（PH＝7 ∼ 9）」。地熱蒸氣裡的酸性物質，容易造成機械設備損壞。當年，經濟部雖曾委託金屬工業發展中心為地熱井研發抗酸材料，但似乎不能解決全部問題。最終，馬槽的地熱井只能投入木材乾燥、花卉培養等農業用途，陽明山上的地熱發電廠，也遲遲未能被建造出來。而臺灣的第一個地熱發電廠，得等到 1981 年才正式誕生於宜蘭清水 —— 一個水質偏鹼性的非火山型地熱區。即便如此，清水地熱發電廠也仍因為地熱井造成的結垢阻塞、管線鏽蝕等等問題，在 1993 年停止運轉。曾經設置於馬槽地區的「地熱利用研究中心」。（圖像來源：工業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儘管時移世易，將地熱資源用於發電的理想，並未因為這些挫折而消滅。 2018 年，經濟部再度號召組台電、中油、工研院及中央地質調查所（今已整併為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等產官學研單位，組成「地熱發電國家隊」，在宜蘭仁澤進行地熱井的鑽探。 2023 年，「仁澤地熱發電廠」正式運轉。同時期，許多民間公司也積極投入地熱發電事業。例如陽明山區的硫磺子坪一帶，正如火如荼進行地熱電廠的建設。另一方面，清水地熱發電廠也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推動之下恢復運作。地熱發電的理想藍圖，已漸漸落實到我們的生活之中。新技術、新材料的運用，使得當今的地熱電廠能夠克服過往的技術瓶頸，提升運轉效率。未來，蘊藏在地底下的熱能，或許真的為夠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創造豐沛而潔淨的電能，成為推動臺灣前行的嶄新動力。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臺灣地熱大事記」，工業研究院地熱發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地熱開發與酸蝕問題〉，經濟部能源局網站，2015年11月5日。王仕琦採訪撰稿，《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與徐遐生兩位校長的故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第8章，「發展地熱發電」，頁152-153。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發展之研究（第二篇）》（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頁296。〈地熱開發的遠景〉，《聯合報》，1965年6月5日，第11版。〈台電考慮建地熱發電廠二萬瓩〉，《經濟日報》，1967年7月5日，第2版。〈大磺嘴﹐馬槽﹐熱氣冒出歡笑﹗發電呵﹐有了——永遠用不完的燃料﹗〉，1968年6月29日，頭版。〈我們就要用地熱發電了〉，《經濟日報》，1968年12月4日，第2版。〈地熱發電通過預算即向國外購買機器〉，《經濟日報》，1968年12月7日，第2版。〈地熱發電正擬長期計劃首座地熱發電廠三年內可設立〉，《經濟日報》，1969年8月3日，第2版。〈我們在加緊開發著新能源——地熱，將用於發電及工業〉，《經濟日報》，1974年1月13日，第2版。〈全台首座火山地熱發電新北金山四磺子坪1MW先導電廠將商轉〉，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3年10月4日。〈地熱發電國家隊成果首發台電宜蘭仁澤地熱啟用年發近500萬度綠電〉，台灣電力公司網站，2023年10月24日。

澎湖的七美島上盛傳一個故事：1966年，七美鄉長張輾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邀請他造訪這座臺灣海峽上的僻遠小島，引起了一陣騷動。而在他離開以後的數年之內，七美多了兩口自來水井，一座「中正公園」，以及一座發電廠——自此而後，七美正式邁入了電力時代，「全島大放光明」。人們遂一致認定：七美島的電力，必然是老蔣總統的德政。歷史的真相確實如此嗎？《島嶼有光：澎湖、金門、馬祖供電物語》以這個小故事的考證為楔子，仔細比對口述訪談與報紙、檔案等種種材料，嘗試探究七美島上的電力建設究竟從何而來。而實際上，七美島的故事只是本書的一個環節，澎湖、金門、馬祖等等離島地區，在二戰結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政治體制與臺灣截然不同，這些島嶼的電力建設過程，也各自有一段取折故事，值得仔細述說。 1930 年代的澎湖馬公與道路上的電線桿。（圖像來源：澎湖縣政府）從電火初綻到大放光明《島嶼有光》的前半部分主要考掘各個離島的電力供應如何起始。在眾多島嶼當中，澎湖馬公的供電系統建設於日治時期。二戰結束以後，台電也接收了這一建設基礎，持續發展。不過，馬公以外的各個離島，則要到二十世紀後期才陸續有電力建設。其中，金門與馬祖各自皆有電力公司的成立，一直要到1990年代才陸續併入台電。馬祖電廠的珠山分廠。（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第二章〈電火初綻〉著重於歷史考掘，過程當中，本書作者也分別訪問澎湖、金門、馬祖的在地耆老，邀請他們一同回憶關於島上電力與生活的陳年舊事。早年，澎湖許多小島的供電仍不穩定，因而在當地百姓的生活記憶裡，缺電、停電仍是常態性的事情。在1960年代的戰地金門，電力建設被視為要務，相關建設也因此得到擴展。相較之下，馬祖則要到1970年代末期才有電廠起建。針對更為細瑣的一些島嶼，作者則以諸多電力相關人物的回憶帶過該地的電力故事，讀來頗具趣味。現代澎湖的中屯風力園區。（圖像來源：交通部觀光署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網站) 風機矗立的應許之地第三章〈台電來了〉，以1990年代以後台電營運離島地區電力體系的故事為焦點。作者採訪這一時期曾在各個離島電廠服務的老台電人，從中挖掘當年的建設工程所遭遇之困難，並討論離島小型電網與臺灣本島的情況有何差異。澎湖七美的太陽能光電板。（圖像來源：台電綠網）最後一章〈應許之地〉則以澎湖的風力發電機起筆，再寫到金門的智慧電網建設。在強調綠色能源的今日，風力發電也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有趣的是：作者提到1960年代開始，台電便已嘗試自製風機，在澎湖島上運作。這段故事，也特別呈現了相關工作人員的回憶。撫今追昔，這段歷史對於今日臺灣的綠電發展而言，或許有值得參照之處。從荒蕪到豐沛，這些島嶼的電力建設得以有今日成果，並非憑空得來。《島嶼有光》帶領讀者追溯往昔，讓我們看見電力建設如何在一個克難的時代裡，在強風凜冽的臺灣海峽當中，逐步地成長壯大。＊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七美島上初來電七美舊名大嶼，位在臺澎之間的重要漁場上，自明朝初年閩浙移民來到島上，討海就是鄉人的主要營生。沒有電力的年代，七美漁獲不能保存，吃不完的魚貝只能曬乾、醃漬，然後在東北季風吹襲，沒法出海的幾個月裡，成天吃番薯籤、醬瓜、魚乾、醃魚。「都是臭哄哄的東西」七美人顏海峯這麼形容。 1967 年，蔣中正總統來訪後一年，七美鑿了口深水井，另一件大事便是，島上開了製冰廠。鄉民張精華獨資在南滬漁港設立「玉成製冰廠」，每天可生產12 噸冰塊，免費提供七美漁船加冰，條件是必須將漁獲交由製冰廠運銷。全盛時期七美有3 家製冰廠，以冰塊保鮮的高級魚貨，銷往臺灣本島，到了冬天，七美人還是吃醃魚魚乾醬菜番薯籤。 3 家製冰廠中，有一家應該是張碾之子，張啟明的產業。澎湖建國日報1966 年2 月16 日的報導：「七美製冰廠竣工近期內即可生產」依此報導，張啟明的製冰廠比鄉志上記載張精華的第一家製冰廠還要早，究竟誰是誰非，仍待查考。而製冰除需用電，也需用水，也許張啟明的製冰廠得到1967、1968 年深水井完工後才正式運作也未可知。比這則新聞早6 天，1966 年2 月10 日建國日報有一則「修復七美燈塔準備工作完成」的報導：這則新聞顯示，七美最早有電的地方，很可能是燈塔。燈塔建於日治末期的1939 年，初時以電土照明。電土是碳化鈣加水產生乙炔，點燃乙炔發光，這樣的照明，來自化學能而非電力。太平洋戰爭時期，電土來源匱乏，燈塔停止放光，1960 年起，改以發電機對蓄電池充電，供電照明。1965 年蓄電池損壞，1966 年重修亮燈。說起來，七美最早的電力，若非光復後駐軍的發電機，就是1960 年七美燈塔的發電機。而燈塔亮燈，為的也是七美的漁業。 1964 年，許進豐臺南師範學校畢業，返鄉擔任七美國小教師，他帶回七美第一台CANON 照相機，為了沖洗照片，他以小型發電機為機車蓄電池充電，當作顯像用放大機燈頭的電源。「曝光，答答答答……要算21 秒。」許進豐補充：「後來有電了，答答，兩秒，曝光就夠了。」燈塔，放大機之外，製冰廠自己發電製冰，同時也拉幾條線，送電給鄰居親友點燈照明。還沒有發電廠的島嶼，電燈已經稀稀疏疏地亮起。（頁30-33） 1960年代的自製風力發電機那年9 月，冬北季風吹起，風機該運轉了，蔡文華被派回澎湖常駐，每天照顧風機。16 歲的小伙子，考進台電後，還去台北市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大安高工前身）夜間部進修，被派回澎湖只好中斷學業。一個人，每天到現場，擦拭機器、上油、為電池加水、檢查儀表，做報表。日常工作做完也不能離開，得隨時注意風速和風向。當時的葉片沒有旋角控制（PITCH CONTROL）功能，一旦風速過高，葉片轉速太快，機器無法承受，必須手動煞車。「當時的葉片只有一個面，不能調整，就像一台大風扇。」蔡文華說。蔡文華一個人，每天帶著便當上工，上午8 點到，下午5 點多，坐最後一班公車回馬公，下班後沒人照顧風機，還得把葉片煞住，不讓它運轉。地處荒遠，他又不屬在地區處管轄，從未有人查勤，他也乖乖的不敢擅離職守，日常工作之外，就是看看書，別無他事可做，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多，修理廠把風機拆了，蔡文華回松山修理廠上班。臺澎第一台實驗型風機，卻稱不上臺灣風機的始祖，它留下的實驗成果不多，日後各期風機，都與它沒有血緣關係。回到修理廠，蔡文華繼續學業，高職畢業後唸台電專科班，請調澎湖區營業處，任區處檢驗股主辦，然後派任七美電廠廠長，在那裡他遇見另兩台風機。「把風機搞壞的就是我和蔡文華，」七美人顏海峯總是語出驚人，他表示，七美風機完工運轉後，澎湖在地台電長官，特別邀請台電總處高層來參觀，但澎湖夏天無風，平日風機不太轉動，澎湖在地長官要求，無論如何必須轉，當時蔡文華是七美發電廠廠長，他是電廠值班人員，兩人帶著螺賴把趕到風機處，把線路重接，總處長官蒞臨，按鈕啟用，等於是打開開關送電給風機，風機就如風扇一樣轉動起來。「按鈕，颼颼颼地轉了，大家很高興，拍拍手，回去吃飯了。秋天起風了，再開，就不轉了。」顏海峯比手劃腳，說得興高采烈。 1982 年，台電有意開發七美風力資源，委託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與臺灣大學合設的工業研究中心，進行風速資料統計及風能評估研究，計畫設風能風速觀測站觀測一年。 1987 年底，進行土地徵收。1989 年6 月，由美商USWINDPOWER 公司得標，1990 年10 月，完成兩部各100 瓩先導型風力發電機設置。這兩部機運轉過程並不順利，1991 年1月，「七美先導型風力發電計畫試運轉小組第3 次工程會議」，由澎湖區營業處徐采田經理主持，參加者有澎湖發電廠、綜合研究所、電源開發處、美商USW 代表、業務處、營建處、施工隊等等單位。會議紀錄上提及，「因地形造成無可預期之風向變化過大引起之警報已無可避免，廠商同意在不影響風力機壽命原則下修改程式軟體，改善警報設定值範圍。」風機設置於崖邊，海風吹過懸崖產生不定向強風，造成風機運轉不順，這是七美風機未能持續運轉的原因之一。另一個說法是，這兩部100 瓩先導型風力發電機組，併入七美供電系統中，供電比例過高，對系統穩定有不良影響，試辦兩年後終止。蔡文華看法略有不同，他表示，當年風機技術仍不成熟，風機迎風轉動，底下纜線的連接方式不佳，同一個方向轉久了，纜線便糾纏在一起，必須爬上風機以人力把它轉回來。七美風機設置點距離七美發電廠頗有距離，過去曾是當地的墳場，周邊陰森荒涼，小離島電廠同仁要照顧發電機、要抄表收費、維護線路已經十分忙碌，風機停了抽不出人手去轉回來，夜裡更沒有人要去，久了就把它擱著，自然報廢得快，這兩部先導型風機同樣拆得一點痕跡不留，但後來的澎工所主任林致弘參與規劃，澎湖區營業處處長陳慶平，也曾運維這兩部機，日後中屯風機發包施做，林致弘、陳慶平、蔡文華都有參與，當年七美先導型風機的經驗，相信對他們的工作有些幫助。（頁237-243）

2011年，台電足球隊曾在「亞足聯主席盃」當中奪得冠軍，同時也為臺灣的足球界贏下一座睽違半世紀的國際賽獎盃。不過，這場次的盃賽舉行於3,000多公尺高的尼泊爾山區，當時的台電足球隊對員必須進行模擬訓練，克服體能障礙。這段辛苦的過程，也收錄於《足下巨浪‧射門：台灣電力公司男子足球隊》一書當中。藉由這篇書摘，讓我們共同來認識當年台電足球隊那場充滿挑戰的旅程吧！ - 除了稱霸國內球壇之外，在總教練陳貴人的帶領下，台電足球隊也致力踢向國際，自2005年起，挾著前一年全國男子甲組聯賽的冠軍資格，拿到參與亞足聯主席盃賽的代表權，首屆遠赴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參賽，參賽的隊伍都是各國的職業隊，只有台電是半職業隊，雖然幾屆參賽戰果不佳，但台電足球隊並不氣餒，2011年終於又有機會參加亞足聯主席盃在尼泊爾的分組預賽。為了取得亞足聯主席盃的勝利，如何克服尼泊爾海拔3,000多公尺的高山氣候就是一個大問題，總教練陳貴人特別向其他球隊的資深教練請益，陸光足球隊總教練鍾劍武建議可將球員帶到阿里山訓練，雖然台電足球隊在阿里山有訓練基地，但這裡的海拔還不夠高，為了模擬尼泊爾的氣候，陳貴人要求所有球員都戴上3M的N95口罩練跑、練球，以強化心肺能力，在訓練的同時，公司車就帶著氧氣筒跟在後面，曾經在上坡跑步時，全隊一半以上球員跑到嘔吐，甚至部分球員鼻血從口罩旁流出來，雖然辛苦，但終有回報，面對比賽，台電球員們通過考驗，6月以積分領先拿下分組冠軍進入決賽。確定取得前進決賽的門票後，中華足球協會理事長盧崑山也特別向亞足聯爭取主辦權，這讓臺灣第一次有機會舉辦亞足聯主席盃決賽圈的賽事，也讓台電足球隊有幸能在自己的主場比賽，當時球隊陣容堅強，除了剛踢完香港甲組職業球隊返臺效力的陳柏良、臺灣第一門將呂昆錡、臺灣「加圖索」之稱的馮保興外，還有黃楷峻、何明站、江世祿⋯⋯等優秀戰將。 2011年9月19日決賽首戰在滂沱的大雨中進行，靠著陳柏良與江世祿上半場各進一球，門將呂昆錡守備精實，截住對方攻勢，幫助台電足球隊戰勝來自塔吉克的伊斯蒂克羅爾。隨後9月23日台電隊遇上中亞強敵土庫曼的巴爾干隊，這是攸關能否踢進冠軍賽的關鍵一役，兩隊曾在尼泊爾加德滿都預賽時交手，當時雙方踢和，勢均力敵，此役，上半場台電足球隊暫以0：2落後，中場休息時，總教練陳貴人除激勵球員外，並調整戰術，將狀況極佳的好手陳柏良由中場調到前鋒，積極搶攻，而球員們也沒有自亂陣腳，心理素質非常強韌，下半場台電球員們個個爭先，球在台電球員腳下的時間遠超過對手，比數就在合作無間的默契中一球一球追回，雖然一度又被對手巴爾干隊進球，但台電隊堅持到底，比賽結束前幾分鐘終於逆轉勝，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最後台電足球隊以4：3贏得勝利，球迷的喝采聲不絕於耳。 9月25日冠亞軍的決戰時刻，金邊皇冠隊是柬埔寨的職業隊伍，陣中還有兩名奈及利亞傭兵，面對勁敵，台電足球隊絲毫不畏懼，橫掃全場，一直保持領先，終場以3：2將冠軍獎盃留在臺灣，陳柏良獲頒最有價值球員（MVP）、何明站則是進球數最多，獲頒金靴獎。頒獎典禮上，隊長郭殷宏捧著獎盃，全隊不斷呼喊「臺灣！臺灣！」總教練陳貴人則紅了雙眼，這不僅是台電足球隊第一座洲際盃賽冠軍，也是52年來臺灣第一個男子足球國際賽事冠軍，挾著這股氣勢，這一年，台電足球隊戰績不止如此。10月代表高雄市奪下全國運動會金牌，12月初又在全國城市足球聯賽完成連霸，奪得2011年「臺灣足壇三冠王」的美譽。12月19日，總統馬英九更特別接見這群台電足球英雄，對於他們面對強敵奮力拼搏，為國爭光的精神十分嘉許，並榮獲行政院體委會2011年精英獎「運動團隊傑出獎」的肯定。 ——節錄自黃婉玲，《足下巨浪‧射門：台灣電力公司男子足球隊》（臺北市：台電，2019），頁38-44。

電話為什麼是用「搖」的？你知道「打電話」的臺語怎麼說嗎？除了「敲（khà）電話」、「摃（kòng）電話」之外，過往臺灣人的習慣用語裡面，還有一種說法，是「搖（iô）電話」。電話曾經是用「搖」的 —— 大約 20 世紀前期，臺灣人使用的電話機，經常是附有手柄的「手搖式電話」。使用者要搖動手柄來產生電流、發出鈴響，再請機房裡的「交換手」（接線生）幫忙接通線路，才能與遠方的另一部電話機連線通話。不過，話機與話機之間，也可以透過專門線路直接連線，不必經由機房轉接。 20 世紀後期，台灣電力公司營運的「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就曾佈建這樣一種專線電話。沿著輸電線配置的各個「保線所」都配置手搖式電話機，發生任何緊急情況皆可即時連絡。「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也曾出現在早年臺灣的其他機構。圖中這部電話由交通部航港局典藏，當時被應用於燈塔的通訊聯繫。（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誰該接電話？先聽鈴聲再說！問題是，這種封閉式電話系統裡，只要搖動任何一部話機的手柄，線路上的每部話機都會同時響鈴。那麼，究竟該由哪一個保線所來接起這通電話呢？其實，手搖式電話的鈴響長度，可以藉由轉動手柄的幅度來加以控制。若將長、短鈴聲的各種組合，設定為各個保線所的通訊代號，就可以識別每通電話的聯絡對象了！ 2018 年，台電公司清查「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文化資產時，曾採訪多位退休保線員。其中， 1970 年代支援過東西輸電線維修保養工作的楊儒溝先生，就提到各個保線所的電話鈴代號：舉例：一長是天池，一長一短是雲海，一短一長是廬山這樣。曲柄桿轉久一點是一長，轉少一點是一短。另有幾位前輩，也談及東西輸電線上的電話使用情形。據說，早期的「名間保線所」是整個電話系統的總聯絡站，「每天早上 7 點鐘，領班要跟名間保線所聯絡，確定線路是通的」。有些時候，山裡的猴子還會把線路拉起來玩耍，造成通訊上的困擾呢！台電公司典藏的「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早期這類電話都具有相同的黑色外觀與流線造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流行於 1950 年代的日本製「 4 号電話機」過去配置於保線裡的「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已成為台電公司的典藏文物。所謂「 4 号電話機」，其實是 1950 年由日本電信省推出的一種標準化規格。根據電信史研究者楊振興的說法，「 4 号電話機」相較於 1933 年推出的「 3 号電話機」，其改良之處在於「送話器和送話器採用輕質鋁合金製薄膜，靈敏度高了，頻率響應也較佳」。在 1950 年代的日本，「 4 号電話機」是市場上的主流規格，主要由日本國內的六家公司（包括我們所熟悉的日立、東芝、富士通等等）負責生產。其中一些磁石式電話也被進口到臺灣，之後也陸續產生許多國內的仿製版本。這類電話經常被應用於各種需要專線聯絡的場合，東西輸電線的線路維修保養工作，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另外，在戰後初期臺灣的警用電話系統當中，也能見到「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的身影。日本東京「逓信総合博物館」所展示的「 3 号電話機」與「 4 号電話機」。（圖片來源：Haruhiko Okumura@flickr, CC BY-NC 2.0）物件裡的臺灣電業史 20 世紀後期，家用電話逐漸在臺灣普及。人們所使用的電話開始有撥盤、按鍵，也開始不再需要「交換手」的人工操作，就能自動接通另一部電話。隨著時代變化，磁石式電話也慢慢消失在人們的視線與記憶之中。同樣的，隨著通訊技術演進，東西輸電線上各個保線所曾經使用的磁石式電話，也逐漸被無線電話、衛星電話所取代。古舊的手搖式電話於是被拆卸下來，塵封於倉庫深處，直到近年才被重新發現，並妥善保存。手搖式電話如今已經不再被用於傳遞聲音，卻能夠告訴我們許多關於東西輸電線的歷史訊息。而在整個臺灣電業史極其豐富的文物遺存當中，必然還有更多故事，等待我們細心探究、努力找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楊振興，《話筒裡的台灣：從摩斯電報到智慧型手機》，臺北：獨立作家，2016。粉紅色小屋，〈【台語原來是這樣】電話要用「打」的，還是用「叫」的？〉，「故事 Storystudio」網站，2015。

2019年，臺灣的成棒代表隊在亞錦賽當中拿到了睽違18年的冠軍，令國人大為振奮。當時帶隊的總教練李盈南，出身自台電棒球隊。李教練的生平事蹟，在台電出版的《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曾有詳盡介紹。藉由這篇書摘，讓我們一起來認識這位台電棒球人的故事吧！ - 現任台電棒球隊總教練的李盈南（編按：李教練已於2021年榮退），生於1956年，立人國小四年級時由於好動被老師主動報名參加棒球隊，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國中加入民德國中青少棒，畢業時由於太喜歡打球，所以選擇考商職，志願也只填棒球名校六信商職，棒球隊教練是國中時期的林芳男教練，結果成績太好，是當時六信商職的榜首，也是第一位以榜首身分入學的棒球隊球員，讓教練非常驕傲。在六信棒球隊3年的時間內，李盈南跟著球隊拿過兩次全國冠軍，當游擊手也當投手，後來保送考試考上臺北體院，當時台電棒球隊的隊長鄭昆吉和王孝烈親自到府遊說希望能加入台電棒球隊，在當時能進入台電或合庫也是許多棒球人的目標，李盈南考慮到未來長期發展，於是點頭加入台電棒球隊。 1974年剛進台電起薪1,840元，結果沒想到隨著臺灣經濟起飛，薪水條件也跟著上漲，打到30歲左右才從球隊退下來，之後專心在台電工務課當監工。 1998年，李盈南42歲時，又一個機會改變了他的生活，當時台電棒球隊教練改組，陳哲祥總教練邀請李盈南回到棒球隊當教練，2014年陳哲祥總教練退休後指定李盈南接任，從六信家商畢業後，就進入台電打球，選手加上教練時期，前後已長達40餘年。球隊成績之外，李盈南總教練特別注重球員在台電工作崗位上的表現，要球員想長遠一點，增加本身的專業技能，畢竟打球的時間很短暫，未來還有30幾年要在台電服務。 ——節錄自林韋言、沈慈雅，《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臺北：台電，2019），頁70-73。

作者：簡佑丞（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三、循著濁水溪「電業文化路徑」探訪「活的」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在「走讀」由歷史發展歷程、脈絡以及流域整體的水力發電運作體系所形成、建構的濁水溪電業文化路徑後，讓我們換個方式，透過地圖、沿著濁水溪流域由下而上，依序實地探訪系統性串聯、組構成的濁水溪水力發電體系之各主要建築物、構造物設施。事實上，一個體系化之水力發電系統群的形成（構成）與整體河川流域的水資源運用密不可分。其系統性的運作方式通常於河川流域上游設置水資源取水、導水與蓄水（水庫）等「水資源設施」，並在其下游處（相對海拔較低處）設置「水力發電設施（群）」（發電廠），利用水位落差進行發電，發電後的尾水又供更下游的發電廠發電，流域水力資源的持續循環利用，建構了以河川流域為核心的完整水力發電系統群，也形成了以河川流域為中心的電業文化路徑。濁水溪電業文化路徑亦是如此，因此接下來跟著筆者的腳步以溯源的方式，由濁水溪中下游的「水力發電設施（群）」，一路上溯至發電體系源頭的「水資源設施」。日月潭水力發電設施群 ■水力發電廠設施(群) ① 烏塗電廠─新舊並存的水力電廠沿著濁水溪左岸至流域下游與中游分界點的雲林縣林內鄉烏塗村，靠近農水署雲林管理處農田水利文物陳列館與嘉南大圳濁幹線八卦池不遠處，即可看見一座單面斜屋頂造型的紅色建築物。這是於1922年建成、原作為嘉南大圳烏山頭水庫大壩施工機械用電的烏塗水力發電廠（舊稱濁水水力發電所）。該電廠建築在設計之初為順應濁幹線導水路堤防，並與其共構，才會有此造型特殊的斜面屋頂設計。磚造結構的建物，整體外觀兼具歷史與現代主義的折衷樣式，特別是下半部帶有古典風格的拱型長窗，以及上半部具早期現代主義幾何造型的圓窗，讓強調功能性設計的電廠建築顯現出獨特趣味。其內部設置的三臺水力發電機組則是日本京都奧村電機製作的產品。烏塗電廠在嘉南大圳完工後轉讓予臺灣電力會社，戰後由台電公司繼承，並改供斗六糖廠製糖產業用電。1999年，921震災造成廠房內外多處裂縫，雖經修補，但古舊建築的耐震度已出現疑慮。2004年，該電廠被雲林縣政府指定為縣定古蹟後，隔年便停止運轉除役，未來擬修復活化為水力發電博物館。與此同時，台灣電力公司於2003年起在烏塗電廠左側另建仿舊電廠建築意象的新電廠，並利用原有發電所的前池（水壓槽）與沉砂池設備，以集集攔河堰南幹渠的水源取水發電。如此新舊發電廠並存的方式，不僅繼續維持水力發電與農業灌溉的水資源運用外，也保存了具歷史、技術價值與意義的電力文化資產。同時也成為一個展現水利文化資產系統性、整體性、脈絡性與永續性價值的範例。烏塗電廠(舊濁水水力發電所)現況資料來源:筆者拍攝烏塗電廠(舊濁水水力發電所)完工舊照資料來源:嘉南大圳工事寫真帖(1922) 烏塗電廠(舊濁水水力發電所)內部發電機組舊照資料來源:嘉南大圳工事寫真帖(1922) ② 鉅工電廠與明潭水庫（明潭發電廠）離開烏塗電廠後，繼續沿著濁水溪流域往中、上游河谷前行，經過南投縣的集集小鎮後便抵達水里。從集集線水里車站向濁水溪對岸望去，便可看到黃褐色外觀的長方體建築，其後還有從山頂冒出的兩根醒目長條型大水管，一路貼著山坡向下延伸至建物身後。這棟背後連著兩條綠色大水管的建築就是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鉅工電廠前身）。該電廠利用身後的兩根巨型水管將第一發電所發電後排出的尾水，經銃櫃壩蓄水調整後透過高低落差引入廠內的發電機組發電，發電後的尾水再排入濁水溪支流水里溪中。鉅工電廠建築於二戰末期，曾因美軍大規模空襲而遭受嚴重破壞。戰後，台灣電力公司將之修復，才恢復昔日樣貌。1946年10月，當時的總統蔣中正偕夫人蔣宋美齡女士前來視察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設施的復原狀況，該電廠由蔣宋美齡女士親題「鉅工」，從而由戰前的第二發電所改為今日所稱之鉅工電廠。當時作為第二發電所調整池的鋼筋混凝土拱重力壩──銃櫃壩施工時，需要製冰設備冷卻混凝土，1937年銃櫃壩完工後，便將此冷卻設備轉為生產枝仔冰，作為職工福利的一部分，並且逐漸成為有名的台電「二坪枝仔冰」。由鉅工電廠循著水里溪溯源而上，便抵達林業製材聚落──車埕。來到此地，大家的關注焦點應該都是車埕老街，以及由舊大雪山林業公司製材工廠修復活化的車埕木業展示館吧！不過，在參觀的同時，大家很難忽略矗立在展示館旁舊儲木池前方有如混凝土巨牆的龐然大物。這座龐然大物即為明潭水庫的下池壩，而水壩旁隱身在山壁內部的便是排名世界前十大的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廠。該電廠是將山壁挖空，利用其內部空間設置的地下電廠，故從外觀無法窺見其全貌。當白天用電尖峰時，便自海拔較高的日月潭引水至海拔較低的明潭發電廠發電，並將發電後尾水匯入明潭水庫儲存，等到夜間用電量較小時，再利用夜間剩餘電力將明潭水庫的水抽回日月潭繼續循環利用發電，這就是抽蓄發電的原理。也因此，大家可能會發現為什麼有時候白天和晚上的日月潭水位落差如此之大，就是因為電廠正在進行抽蓄發電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原始資料:臺灣日日新報(1937.8.26) 鉅工電廠現況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23) 車埕聚落、明潭下池壩與明潭水庫空照全景資料來源:台電綠網網站https://service.taipower.com.tw/greennet/ecofriendly/education/location/91 ③ 大觀發電廠與明湖水庫（大觀二廠）從車埕繼續沿著濁水溪流域支流水里溪而上，就可抵達前身為日月潭第一發電所的大觀電廠。該電廠可謂戰前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的核心發電設施，日月潭儲蓄的湖水便是經由其主建築背後連著的五根巨大鋼管引流自電廠內發電，瓩最大可產生10萬（kW)的電力，當時可供應全臺所需電力外還綽綽有餘。不過，該電廠和前述的鉅工電廠相同，在二戰末期遭到美軍大規模的空襲而損壞嚴重，戰後經台電公司積極修復後才終於恢復昔日樣貌，並在1946年10月由前來視察的總統蔣中正改命名為「大觀發電廠」。完工百年後的今日，大觀電廠與鉅工電廠依舊持續運作，共同肩負起臺灣電力供給的使命。而在大觀電廠右側不遠處聳立的巨大鋼筋混凝土大壩則是明湖水庫，水庫旁山壁內部便是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廠（現稱大觀二廠）。和前述的明潭電廠一樣，明湖電廠也是設置於挖空山體內部的地下抽蓄式水力電廠，而且還是全臺抽蓄式水力電廠的始祖。當初委由德國與瑞士的顧問公司協助規劃設計，並由榮工處負責工程施工。由於明湖電廠的成功經驗，讓臺灣得以在此基礎上接續完成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廠。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大觀發電廠)完工舊照資料來源：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と其現況，土木建築工事畫報，昭和8年8月號(1934.8) 大觀發電廠現況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23) 明湖水庫現況全景，右前方即為大觀發電廠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大觀發電廠 ■發電水庫（水資源）設施 ④ 日月潭的地標─水社壩與工程殉難紀念碑自明湖水庫沿著131縣道經過南投縣魚池鄉後便進入知名的日月潭風景區。順著臺21線往右，映入眼簾的是設立在湖岸、刻有日月潭三個大字的石碑。石碑後盡是開闊的湖面與設有木棧道的斜坡草地，為一覽日月潭湖光山色的最佳地點。不過，大家所站立的這片視野絕佳之斜坡草地，其實是人為築造的土石壩體──水社壩。原本該處為日月潭水源向外溢流的水社溪谷，當時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為利用日月潭作為蓄留更多發電用水資源的水庫，遂規劃於此興建水社壩，以便提高日月潭的水位，儲蓄更多引自濁水溪上游的水源。事實上，原先水社壩採用1920年代流行於美國西部的RC重力式複拱壩型式設計，但後來因工程技術與耐震問題而放棄，改採用土石壩興建而成為今日所見與大地、自然調和的景觀樣貌。在水社壩底端一側，尚有當時承包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鐵道工業株式會社」，為紀念從1931年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開工到1934年完工期間，因故殉職的臺籍職工而設立之「殉難碑」。透過紀念碑後刻記的多位殉職人員姓名與詳細資訊，讓人遙想當年建設工程之浩大與艱辛。接近完工的水社壩舊照資料來源:日月潭發電事業ノ大要(1934) 水社壩現況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23) ⑤ 鷹眼天井奇景之謎─溢流井在水社壩一側、日月潭碑石附近的湖岸邊，可以看到一座突出於湖水中的奇特圓塔狀構造物。事實上該構造物從上空俯瞰空拍而呈現有如鷹眼天井的謎樣奇景，還曾被各大新聞媒體報導一番。其實這座造型奇特的謎樣構造物是日月潭的溢流井，當日月潭水位過高時，為了不讓湖水越過水社壩頂而恐造成水壩潰決崩塌，便須透過溢流井將過多的水排除。我們可以試想有如一個洗臉盆（或洗手槽），當洗臉盆的水位過高時可透過上方的溢流孔將水排除以避免盆內的水溢流，日月潭的溢流井就猶如洗臉盆的溢流孔功能，是保護日月潭水庫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接近完工的日月潭溢流井舊照資料來源:日月潭發電事業ノ大要(1934) 日月潭溢流井現況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23) ⑥ 引濁水溪水入日月潭的關鍵─武界壩最後則是遠離日月潭，上溯濁水溪流域上游的仁愛鄉武界部落，從部落隔著濁水溪對岸往上不遠處，即是戰前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的重要設施──武界壩。由於最初的日月潭為一水位不深的天然湖泊，其水量不足以供給水力發電用水之需，因此當時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便計畫於濁水溪上游興建一座攔水壩，利用濁水溪上游豐沛的水資源，將溪水透過導水隧道穿越重山峻嶺後引入日月潭蓄存足夠的發電水量。原先選定的地點為姊妹之原，爾後因考量濁水溪含沙量高，該處河道地形空間不足以長時間容納泥沙的沉澱量，最終改以武界作為水壩的建設地點。武界壩興建當時，負責現場工程的鹿島組（今日本鹿島建設公司）為克服崎嶇地形限制導致水壩結構混凝土灌漿施工的難題，負責的工程師便發揮創意，在武界壩所在兩側峽谷壁上架設吊橋，利用吊橋與懸吊在其上的輸送管線將已預拌好之混凝土運送到指定位置，從上沿著輸送管澆灌至下面壩體之預定位置，如此作法大大增加施工的效率，使武界壩能順利興建完成。時至今日，武界壩仍然堅守攔蓄濁水溪上游水資源，並將溪水引入日月潭的重責大任！混凝土澆置施工中的武界壩舊照(左)、剛完工的武界壩舊照(右) 資料來源:台灣の水利(1933)、日月潭發電事業ノ大要(1934) 武界壩現況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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