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跨中央山脈的電力之路──台電舊東西線的故事-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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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中央山脈的電力之路──台電舊東西線的故事

更新日期：2025-06-04

作者：謝達文

說起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故事，你會想到怎樣的景象呢？

我們最熟悉的畫面，可能是高雄港邊忙碌的工人，或者是歌曲〈孤女的願望〉裡臺北這座人們口中的「繁華都市」，以及都市裡正要聘請新人的工廠。除此之外，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人了解到近代臺灣工業發展背後「以農養工」的歷史背景，知道工業發展的資金大量來自農業部門，源於從南到北、從蘭陽平原到屏東平原上一片又一片的稻田。

至於花蓮縣秀林鄉的木瓜溪流域、南投縣仁愛鄉的霧社溪畔，以及位於兩地之間、屬於中央山脈的能高山呢？我們大部分人只會聯想到自然景色：慕谷慕魚、奧萬大、能高越嶺道。

聽來與經濟發展關係似乎不大，但其實這些地方的貢獻十分關鍵，我們大多數人之所以不了解，是因為他們的貢獻完全隱身幕後。

西部經濟發展的幕後功臣，是花蓮到南投的電力輸送

戰後初期，臺灣的發電模式以水力發電為主，而在這方面，台灣東部的條件較優，日治時期已有十座發電廠。相較之下，尚在工業起步的過程中的西部，電力供應便較為受限，台電於是規劃東電西送，要從位於花蓮的銅門電廠「送電」至南投萬大電廠，再進一步供給西部使用。

為此，台電必須興建東西聯絡輸電線，然而這樣的工程絕不容易。線路全長就高達45公里，已經超過馬拉松賽道的全長。即使位於平地，這也不是一項輕鬆的工程，何況東電西送要面對的地勢屬於山地；除了須經過知名的能高山外，部分區段高達海拔2580公尺，約等於5座台北101的高度，更是讓難度增加不只一個等級。

正是因為道路險阻而且漫長，工程人員必須臨機應變，面對各式各樣的困難。舉例而言，工程人員若要與夥伴溝通，因為彼此距離太遠，怎樣大喊也往往沒有用，但他們又並未獲配無線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遂發展出以旗子傳達重要指令的一系列遠距溝通辦法。以不同旗號象徵不同動作，比如看見紅旗就代表必須立刻停下手邊工作，遠距聯繫的難關才終於被克服。

要搭起輸電線，還得先在山裡開闢道路

除了輸電線長度和海拔高度以外，台電工程人員還面對另一項困難：在50年代初期，這段路僅有前19公里設有道路，而且也只不過是勉強可供車輛行駛的泥土路而已。因此，只要過了屯原一帶，工程車便無法進入。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員、器材究竟要如何通行？

為了讓工程順利進行，在建立輸電線之前，台電工程人員必須先自行修築道路，而道路的長度自然不能只有45公里而已。為了這項工程，台電動用上萬人次上山開闢「巡視路」，於1951年3月竣工，道路全長75公里，約等於國道從臺北到新竹的總長。

至於開路過程中所鋸下的樹木，台電也直接加以利用，讓這些木材成為支持輸電線的電線桿，解決了臺灣當時缺乏自有電桿的困境。

1951年11月底，在巡視路完成短短8個月後，「乙線179座雙桿型木柱線路」就已完工並開始送電，臺灣東西電力自此連通。到了1953年9月，「甲線127座細腰捻轉型鐵塔線路」也宣告完工。

日後，西部也陸續設有越來越多發電廠，但在戰後經濟建設最初的關鍵時期，臺灣西部因為東電西送的工程，因而有更穩定的供電來源。從花蓮到南投，45公里的輸電線、75公里的巡視路、上萬名的台電工程人力，承擔了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任務。

回到本文開頭所述的臺灣戰後經濟發展景象，無論是臺北的繁華都市景象，或者都市裡正在崛起的工廠，這些榮景的出現，其實都需要電力系統的支持。而東電西送的工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股隱形動力，也是值得我們銘記與緬懷的一段故事。

搭配影片：

1888年，電燈在臺北城的街道上初次亮起，臺灣人第一次發現：原來黑夜裡的世界，也可以明亮如同白晝。此後，隨著日治時期全島電力建設的網絡擴展，電燈的光亮，也逐步從城市照耀到鄉村，從平原沿及於山林。然而，臺灣畢竟是一座高山之島，想要將電網拉向高海拔山區，電力工作者得克服許多障礙。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的司馬庫斯，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個泰雅族部落位處深山，道路崎嶇蜿蜒，光是交通往來，就得費上好一番功夫。實際上，司馬庫斯的聯外道路，一直要到1995年才正式竣工。在那之前，步行是抵達部落的唯一方法。這樣說來，台電公司該怎麼完成這樁輸電工程？沒有道路的時代，不可能把挖土機、起重機等運送上山。想要將電力送往司馬庫斯，必須仰賴團隊成員的雙手雙腳。胼手胝足，向司馬庫斯輸送電能 1979年，台電的工程團隊在雪山山脈的山谷之中，豎起了一整列的電線桿，並且拉著電纜線越過泰崗溪，緩緩走向司馬庫斯。這一整段架空線路長達1775公尺，但每一公尺的前進，全都充滿挑戰。部落頭目Masay Sulung回憶：當時的工程人員得在缺乏大型機具的施工環境裡，執行每一小段的建桿工作。這群人掄起鐵鎚、鐵鍬，極其克難地在石壁上挖掘桿洞的身影，在他的心底留下了深刻印象。辛辛苦苦完成的電力工程，不僅讓司馬庫斯的夜晚亮起燈光，還促成了許多實質改變。例如舂米這種例行性勞動，族人們不必再依賴杵臼，而能夠像其他早已供電的部落，借助機械的力量來進行。更重要的是：電力也幫助司馬庫斯接收外界資訊，開啟了年輕世代的視野。部落長老Yuraw Icyang回想起小時候，父親從山下搬來了一臺電視機。從螢幕當中，他第一次認識泰雅語之外的語言，更見到了部落以外的城市，乃至於遙遠的異域他方。克服險阻，讓深邃山林持續有光橫越山谷的線路架設工程只是一個開端。要確保司馬庫斯的供電長久無虞，台電公司就得持續派員前進部落，執行線路檢修等各項工作。台電的橫山服務所位於山區，距離新竹市區已有30多公里遠。不過，從橫山開車到司馬庫斯，少說還得花上兩個小時。尤其深山多霧，車速還必須更慢一些。話說回來，在行車道路尚未開通的年代裡，台電人員又該怎麼到達司馬庫斯呢？他們必須將車輛停在新光一帶，然後花上四個多小時，徒步走過山谷、越過河流。就算只是抄錶收費，也必須如此。撇開交通方面的困難不說，深山裡的電纜線，往往也會因為颳風下雨、土石坍塌等各種因素，而意外中斷。為此，橫山服務所的同仁必須時刻待命，儘速排除線路的異常狀況。有時一場風災過後，工程人員甚至得坐上直升機深入山區進行搶修，使供電能夠迅速復原。牽電點燈，為偏遠部落提供助力大約在1990年前後，許多原本住在司馬庫斯地族人相繼離開，前往城市尋求謀生機會。最低潮的時候，整個部落只剩下八戶人家。然而，台電公司始終沒有因為偏遠、人少、收支無法平衡等等原因，中斷司馬庫斯的供電服務。事實上在2022年，橫山服務所的工程團隊更進一步回應族人們的需求，把電纜線繼續拉向司馬庫斯後方的冷月部落，儘可能讓電力抵達每個需要的所在。今天，司馬庫斯已經走過了黑暗與消沉的歲月，步上「觀光共營」的發展軌道。年輕族人也更願意留在這裡生活。在地小學的學生人數，甚至越來越多——在少子化的臺灣，這是平地學校難以見到的榮景。部落重振，是族人們自身努力的成果。電力建設，則為這個打拼的過程提供了一股助力。自1979年以來，許許多多的台電同仁，不僅見證了司馬庫斯的衰頹與復興，同時也持續守護著這座部落的電力供輸。那樣沉默而辛勤的付出，或許也是所謂「台電人」最為可貴的一種精神吧！台電深入司馬庫斯點亮上帝的部落(上集) 台電深入司馬庫斯點亮上帝的部落(下集)

1948年初，台灣電力公司的一間辦公室裡，照常傳來了打字機的聲響。平時，機電處的古太太總是坐在這間辦公室裡，熟練地操作著檢字盤上的手柄。不過這天，古太太的位子上，卻坐著一名男性打字員。根據當時台電內部刊物的報導：古太太那天可能是臨時有事，請假去也，遂找了自己的丈夫前來代班。據說，古先生打起字來「能力不弱」，反倒讓人誤以為他是台電專門聘用的男性打字員呢！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為什麼會在一本雜誌當中，特別被記錄下來呢？其實，這是因為在當時的臺灣，打字員多半是由女性出任的工作，男性打字員並不常見，也難怪前來代班的古先生會引起眾人側目。早期台電所使用的中文打字機。（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實際上，若放眼整個世界，我們也會發現：打字機對於20世紀的女性而言，是幫助他們走入職場的一種關鍵道具。換句話說，台電的古太太並不是一個特例。在世界各個角落，也還存在著許許多多以打字為專業技能、為企業奉獻一己之力的女性職員。當他們集體放假的時候，企業賴以運作的各項文書製作與傳遞，甚至可能因此停滯。換言之，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其實在過去的許多企業裡，都扮演了很重要的小螺絲釘。上述故事，摘錄自《穿越文檔記憶：台電文書檔案業務演進回顧》。在這本書的脈絡裡，打字員古太太所代表的，其實是台電內部行政作業的一項重大改變，也就是打字印刷的公文數量不斷在增加。操作打字機是一項專門技術，得聘用專門人才來執行業務。到了1980年，電腦的引入，又再次改變了各種文檔的製作流程。而不變的是，每個時代的每一種文書制度背後，一定都有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日夜為了文檔工作而操作著鍵盤、紙筆等等工具。 1948年台電《勵進月刊》所收錄的打字員小故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兩個時代的接軌實際上，以台電的公司量體規模與企業悠久歷史而言，整個文書檔案業務自然是非常龐大且複雜的運作體系，其相關組織演變、工作方法與工具改良等歷時性發展，必然有大量值得紀錄與探掘的故事。如同本書第一章〈以檔為史〉所述：台電在1957年即已統合相關規章，印行《文書處理工作手冊》，試圖讓整個組織在文書作業方法上趨向一致。比起政府機構在1973年訂頒的《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手冊》，台電這方面的起步更早，顯見組織內部早已認知到相關工作的重要性。在這件1947年的珍貴歷史檔案當中，可以見到歷史人物孫運璿的名字。（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穿越文檔記憶》從日治時期以毛筆、宣紙書寫的公文檔案開始談起，一路談到戰後的接收如何與舊有體系接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接軌」，不僅只是作業規則的由甲換乙，他更牽涉到所有人如何共同適應這套新的體系，其中也包括語言習慣。作者在第三章〈漸成方圓〉當中提到一個小故事，說的是戰後初期台電的本省籍員工費盡苦心，學習使用新的公文格式，但卻每每遭到大幅刪改，飽受挫折之餘只能搖頭大嘆「莫辦法」。也因此，台電如同當時臺灣其他的國營事業，也開辦大量的「國語訓練班」。這些故事細節，呈現了大量文書檔案背後的人群，如何努力適應時代與環境的變化。 1938年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事業一覽圖」，這類圖表也是檔案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文檔不只是文檔除了內容之外，公文書的製作方式、蓋用印信、傳遞流程等等，也需要一套嚴謹規範。第四章〈行雲如水〉探討的正是這些規程的演變。從古太太所操作的打字機到現代的電子化公文系統，數十年來台電文檔體系的重大演變，皆在這個章節有簡要交代。而在近年來，檔案的價值開始受到注意，台電數十年來所累積的大量文檔亦須妥善收儲、管理。在這方面，台電秘書處的工作饒有成果，在政府機關檔案的「金檔獎」當中屢屢獲得獎項，顯見其深受肯定。本書的最末一章〈話外之話〉，請到了幾位不具名的「文檔英雄」，也就是在台電內部長年負責文書檔案業務的工作同仁，分享各自在職業生涯裡的心路歷程。如同其中一位「文檔英雄」所述，台電檔案的文化資產價值其實相當巨大，這些文檔不僅見證了台電人的心血付出，同時也保存了臺灣電業的大量歷史線索。文檔不只是文檔，是全民共同的文化資產，翻開《穿越文檔記憶》，我們將會看見這些資產的留存，如何被一個企業用心地處理並留下紀錄。＊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跨越時代的台電文檔作業儘管日治時期的文書檔案有相當數量在空襲中焚毀，但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到接管委員會時期，從各地收繳而來的日治時期檔案及新產生檔案，數量也十分可觀，整理起來是一大工程，而公司甫成立人手不足的問題，更讓掌理文書檔案業務職員感到壓力。據1948年《勵進月刊》第13 期所刊載，一名總務處職員的回憶：「當時走進總務處，到處都呈現緊張的鏡頭，表現出工作繁忙的景象，文書方面最需要的是管卷加強工作，許多各界前年的案卷移來歸檔及日治時期之案件整理，都要增加人手，此外油印文件日增，人手不敷，擬由專員管理油印室事宜。」如何讓文檔工作與日治時期接軌，是戰後初期從監理、接收到台灣電力有限公司時期的重要課題。首先遇到的第1 個挑戰，就是本省籍員工不諳國語文的問題。依據1946 年底的統計，台灣電力有限公司的員工有1,241人，其中本省籍有945 人，超過4 分之3。然本省人甫接受完日本50 年統治，慣用日本語文法，不熟悉新的國語及文字，在書寫處理公文上產生困難。為此，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時期台電即已開辦「國語訓練班」，召募高等學校畢業以上學歷者，進行為期6 星期的國語訓練，高等學校畢業在日治時期已是屈指可數的高學歷。在各區處，也紛紛舉辦訓練班、作文及演講等各種比賽活動，以加強職員國語文訓練。如1946 年新竹區處為了解員工國語程度，特別舉辦本省籍員工筆試，共有3 試：第1 試是將「國語學不好不但上課成問題將來做事都很困難」這句話任選10 字加上注音符號；第2 試是將日文翻成中文；第3 試是作文，題目是「我的日常生活」。訓練國語文工作難以一蹴可及，直到1954 年，日本統治結束已將滿10 年，總務處還曾經基於台電各單位往來文件仍參雜日文，而發文各單位要求切實執行公文不得沿用日文的規定。公文格式的適應是另一項挑戰。由於日治時期的公文格式與戰後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日治時期任職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老員工，處理新的公文格式也感到棘手。1947 年發行的《勵進月刊》第7 期曾刊載題為「高元老搖頭無辦法」的故事，主角營業係長（相當於課長）高元老：「每遇各項業務必躬親處理，致每日桌上文牘常滿。光復後，祖國文化輸入，公文格式自亦隨而改制，高係長幼讀漢書，經綸滿腹，對該係文件不肯假手他人，誰知費盡心血自擬底稿，正以為理通辭達之傑作，竟為鄭文書大刀闊斧刪頭削足，毫不留情謂不合公文格式，致使高老大搖其頭嘆曰：『太難了，太難了，莫辦法啊。』」這個故事鮮明描述了本省籍員工面對新公文格式的難處。（頁63-65）文檔作業人員的「職業病」文檔可以是很枯燥乏味的事，也可以是發現新奇事物的事，其轉變重點在於文檔人員的心態。文檔工作雖然看似無趣，一成不變，不過一旦認真的投入後，便會發現檔案裡有很多平常我們不知道的事。「1970 年代文書課的工作，尚有刻鋼板、打蠟紙，然後透過油印印出公文，最後再經由公文書逐頁撿併、裝訂才告完成，煞是辛苦。如今，技術突飛猛進，許多文書工作都已不似以往，科技的進步減輕了人力，縮短了工作完成時間，真幸福。」此段由文檔作業人員細數昔日與現今文書作業的情形，可見文檔作業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時俱進，不斷邁向符合時代潮流的作業。文書及檔案的業務內容相當細密繁瑣，實務上也經常會遇到各種狀況。台電公司歷年來針對文檔業務開辦許多在職訓練課程，在台電公司的導師制度下讓新進人員在主管及資深同事的協助，逐漸瞭解文書及檔案業務，並透過實務累積經驗，進而傳承、提攜後進。此外，台電的文檔同仁還組成了即時通訊群組，彼此切磋交流業務經驗，通力合作解決各種狀況。如同大家所知文檔作業流程包括收文、交辦、擬判、發文及歸檔等五大步驟，而台電文檔同仁也會將這些業務流程，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在處理生活大小事時，他們會格外注意時間管理，也會依輕重緩急、優先順序陸續完成。而「一事一案」為原則也深刻烙印在他們心中，甚至有同仁會運用專案管理的精神規劃出國旅遊行程。此外，在整理日常生活用品、管理個人文件、甚至是採買服飾及居家用品時，也會應用檔案分類編案的精神，予以分門別類整理；而延續檔案保存年限、檔案鑑定、銷毀作業概念，也會應用在整理家居上，將各項物品歸納分類再賦予生命週期，進而決定將它永久保存或資源回收（銷毀）。他們總是笑稱「這也是一種職業病」！但能將工作經驗實踐於生活中，這是屬於台電文檔人的獨特文化與驕傲。透過他們的分享，我們可以深刻瞭解文檔文化其實也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只是我們有沒有看見它，文書檔案是文化也是生活。藉由文檔概念的建立，深耕個人的文檔意識、強化檔案管理的主動權，也讓我們與善（止於至善）的距離愈來愈近了。文檔業務為各式業務工作的基石，好比一棵大樹，根基需穩固後才能正常茁壯成長，各項業務藉由同仁之間彼此合作，溝通與協調，而能更順利推進實行。在處理各項業務的同時，也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想法，和處理事情的方式。（頁144-147）

作者：陳韋聿 1952 年 5 月，台電《勵進月刊》的封面照片，呈現了臺灣電力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那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日位於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典禮結束後，「美國共同安全總署」的駐華分署署長施幹克（ Hubert G. Schenck ）來到了配電盤室，準備操控電鈕，啟動變電所內的變壓器。而在照片當中，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左四）、台電總經理黃煇（左三）、以及總工程師孫運璿（右側背對鏡頭站立者）也都在施幹克的身旁，共同見證新竹變電所開始運轉的那一瞬間。新竹變電所的啟用是國家大事，自然也是當時的媒體焦點。今天，在「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館藏品當中，我們就能夠找到「台灣省電影製片廠」製作的一部新聞影片，它的拍攝主題正是 1952 年 5 月 1 日新竹變電所的啟用典禮，紀錄了施幹克啟動按鈕的歷史片段。 1952 年 5 月 1 日，施幹克在新竹一次變電所的配電盤室操作電鈕，啟動設備運作。下圖前排人物從左至右，左一為臺灣省主席吳國楨，中間身著淺色西裝伸出右手啟動按鈕者為施幹克，站在他身旁的人則是台電總工程師孫運璿。對應到上圖，吳國楨、施幹克、孫運璿分別為前排左四、左五、左六。另外，左三為台電總經理黃煇。（圖像引用自《勵進月刊》第6卷第5期封面、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 1952 年落成啟用的新竹變電所，其實就位於今日新竹科學園區的大門口正對面。過去，它曾是維繫竹科運作的重要設施，對臺灣的電子與資通訊產業發展可謂居功厥偉。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其實也曾在同樣一個地點興建變電所。今天，我們還能夠在該地見到 1942 年建造的兩層樓控制室，以及鄰近建築物的一座小型碉堡。前面提到的那部新聞影片，似乎也能見到當時建造於變電所內的「吊揚塔」（安設起重機、用以搬運變電設備的高塔）。「台灣省電影製片廠」所製作的新聞影片當中出現在道路末端的建築物，似乎是日治時期興建於變電所內的吊揚塔。（圖像引用自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如眾所皆知， 1950 年代，經歷過戰爭破壞的臺灣，在很大程度上仰賴著美援的幫助才得以復甦，電力系統亦是如此。二戰期間，建造於日治時期的新竹變電所遭遇盟軍空襲而嚴重損毀。該變電所的重建，正是美援所支持的其中一項工程計畫。根據歷史學者張齊顯的考察， 1950 年夏天，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翌年初即改名為美國共同安全總署）撥款 450,000 美元，為該變電所的興建計畫購置變壓器與其他設備，整個變電所的裝置容量大約為 72,000千伏安（ kVA ）。當年，新竹科學園區尚未出現，這個變電所首先發揮的一大功能，是為台灣肥料公司落成於 1951 年的新竹五廠提供電力，幫助該廠生產化學肥料。關於新竹變電所的重建，《勵進月刊》有更詳細的報導。報導內容提到，該變電所是「經合署撥款協助增強臺灣電力系統的第一個計劃」。變電所工程處成立於 1950 年秋天，除了仰賴美援資金從國外訂購主變壓器與相關設備之外，所內還有許多設備是「由各發電所移裝併用」。 1951 年 8 月底，變電所的土木基架等工程雖已大部分完成，但從日本進口的變壓器卻在運輸途中因受潮而損壞，必須加以烘乾或進行更換。這一風波造成變電所的工程進度延宕，直到翌年 4 月 10 日才終於完成。此外，新竹變電所的興建工程與當時臺灣許多美援資助的計畫相同，亦是由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指導。而在美援臺灣計畫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懷特公司在臺負責人狄寶賽（ Valery S. de Beausset ），亦在落成典禮中上臺致詞，盛讚新竹變電所的設備水準可謂世界頂尖。 1942 年建造的新竹變電所控制室，如今已由新竹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圖像引用自國家文化資產網）走過戰爭轟炸、美援重建、竹科興起，新竹變電所的故事，其實也呼應著近代臺灣的許多重要轉折。2020 年，變電所的控制室（以及旁邊的小型碉堡），已由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成為一個適合訴說臺灣電業故事的展示場域。時移世易，新竹科學園區已成為臺灣重要的經濟命脈，台電也陸續在園區周遭建立了許多變電所，確保園區的能源供應無虞。與此同時，新竹一次變電所的供電對象，也逐漸轉變為園區以外的周邊地區。帶著歷史，走向未來，這個有故事的電力設施，仍將持續在新竹默默運轉，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起寫下更多故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吳主席親臨主持施幹克強調中美合作〉，《勵進月刊》，6：5（1952.5），目錄後頁。〈新竹變電所通訊〉，《勵進月刊》，6：6（1952.6），頁67。台灣電影文化公司出品，〈新竹變電所竣工典禮〉（1952），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網址：https://vod.tfai.org.tw/Video/152 〈台電新竹變電所控制室〉，收錄於「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historicalBuilding/20200929000001 〈新竹變電所控制室將登錄歷史建築〉，「自由時報」網站， 2020年5月1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69621 張齊顯，《戰後美國對華經濟之援助——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之研究（1948～1952）》（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頁164。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台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63-164。

說起現代臺灣最高樓，人們很快就會想到 2004 年落成的「臺北101」。在那之前，「臺灣第一高樓」的寶座，則輪流由許多不同建築物佔據。但你知道嗎？位於臺北市羅斯福路上的台電大樓，過去也曾經是臺灣高樓界的王者！日治時代以來，臺灣最高的建築物，一直是 1919 年竣工的臺灣總督府（即今日的總統府，樓高 60 公尺）。直到 1972 年，這項紀錄才被凱撒飯店（當時為希爾頓飯店，樓高 71 公尺）打破。此後，圓山飯店（ 1973 年落成，樓高 87 公尺）、第一銀行總行大樓（ 1981 年落成，樓高 87.7 公尺）相繼成為排行榜上的王者，但所有這些建築物始終未能突破「一百公尺障礙」。 1982 年，樓高達到 114 公尺的台電大樓完工啟用，終於為臺灣建築史開創全新局面。此後有六年左右的時間，全臺最高的建築物一直都是台電大樓，直到 1988 年 7 月 1 日，才交棒給臺北世界貿易中心的「國際貿易大樓」（樓高 142 公尺）！高樓經常成為城市裡的觀景窗，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裡的一幀老照片，就呈現了 1980 年代在台電大樓頂端俯瞰臺北的城市風景。從照片看來，台電大樓相較於周邊建築物，確實要高出不少。其實，在這幢大樓剛剛落成的時候，就曾有政壇人物建議台電公司在樓頂設置觀景平臺，「使全世界的人到台北市能有居高臨下，認識全台北的喜悅」！ 1980年代台電大樓的俯瞰景觀。（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截圖）與Google Earth的對照比較。（圖片來源：Google Map）不過，電力事業牽動著國計民生，性質畢竟不同於一般民間公司，需要更嚴格的出入管制。台電方面幾經考量，仍將大樓觀景臺的建議擱置下來。台電大樓的嚴格出入管制有其必要性，不過，如果你是古亭國小的學生，就可能有機會登上台電大樓。最近幾年，台電公司曾數度與這所鄰近的學校合作舉辦垂直馬拉松，讓學生們在台電大樓挑戰登頂。對於小朋友們而言，有機會站在樓頂俯瞰臺北市容，想必是十分特別的體驗吧！ 1986年俯瞰台電大樓與鄰近地區的景象。（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1981 年 2 月 21 日，台電大樓舉行上樑典禮。（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立委建議台電公司開放新建大樓樓頂〉，《聯合報》，1981年7月7日，第7版。〈台電大樓完工後頂樓不開放參觀〉，《民生報》，1981年7月8日，第6版。〈外表壯觀、現代化，內部管理有一套：台電大樓〉，《台灣光華雜誌》，1983年4月。〈挑戰自我古亭國小畢業生台電大樓登高活動〉，「台電影音網」Youtube頻道，2018年6月21日。〈另類半成年禮　北市古亭學生登27層台電大樓〉，「國語日報」網站，2024年6月1日。維基百科，「台灣摩天大樓列表」詞條。

作者：陳韋聿高壓電塔默默矗立在城市近郊，總是與人群保持距離。在高速公路上，我們經常能夠望見這些鋼鐵巨人的身影，卻很少有機會走近它的身畔。然而，台電公司的高壓線路保線員，卻與我們多數人的日常經驗截然相反。這群電力工作者，總是行走在山林或郊野地帶，訪查著一座又一座的高壓電塔。並且攀爬到這些鋼鐵巨人的肩膀上，執行設備與線路的維修養護。保線員的「夜間觀測」，以及電塔上的「閃絡」現象人們很少留意到保線員的身影，不光是因為這群人的工作範圍經常遠離塵囂。許多時候，他們也需要等到夜幕低垂，才能執行例行性的觀測任務。唯有在夜間，他們才能在紅外線測溫儀的鏡頭當中，明確觀察到「絕緣礙子」上的「閃絡」（flash over）現象。攝影鏡頭裡所呈現的「閃絡」，是一團美麗的紫色電弧。然而，這些電弧是怎麼產生的呢？在臺灣，每年的10月到3月是東北季風的盛行期間。冷冽寒風，不僅夾帶著沙塵，同時也會捲起海面上含有鹽份的水沫。這些汙染物容易隨著強風，附著於電塔垂掛的礙子之上。而若鹽霧越積越多，「閃絡」也會變得更為頻繁。糟糕的是：密集的「閃絡」，會造成礙子損壞，繼而影響到電力供輸。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保線員得在寒冷的冬夜裡驅車上山，審慎觀察每座電塔上的礙子。若「閃絡」太過嚴重，保線員就必須使用清水沖洗礙子，去除鹽霧。這樣的維護工作通稱「礙掃」，也就是礙子的清掃作業。若鹽霧的侵蝕已然積重難返，則需要加以更換。攀上數十公尺的高塔，看顧自己的生死之門其實，礙子同樣裝設於於普通的電線桿上，台電公司也會定期執行「礙掃」。不過，普遍高度在十公尺左右的電線桿，與動輒高達五、六十公尺的高壓電塔迥然不同。懸掛在塔上的礙子，無論要洗要換，都是十分艱鉅的任務。揹著裝備攀爬上塔，對於訓練有素的保線員而言，其實不是難事。這份工作真正的挑戰，是要在高風險環境當中克服心理壓力，並且時刻保持專注。畢竟，半空中的每個動作，只要稍有閃失，都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另一方面，電塔上的高壓線路若操作不慎，也可能引起感電等等事故。也因此，保線員的養成教育裡面，總是強調按部就班，切實執行每個動作，藉以維護安全。這種重視細節的文化，同時體現在這個職業群體的世代傳承之中。據說，老一輩的保線員，總會向年輕後輩耳提面命，要他們時時刻刻看顧好自己的「生死門」。在高風險的工作環境當中，堅持履行電力守護者的職責「生死門」（senn-sí-mn̂g）其實是個頗為古典的臺語詞彙，通常用來指稱事物的最關鍵處。而對高塔上的保線員而言，確保自己與夥伴的安全無虞，顯然是第一要務。若有機會目睹保線員的登塔作業，你或許會對於他們直來直往的溝通風格感到印象深刻。這是因為電塔上的每項工作，都必須仰賴團隊之間的緊密配合。舉凡零組件的拆卸、空中到地面的運輸吊掛等等，每個動作的訊息傳達必須非常明確，否則危險便可能隨之發生。這樣看來，保線員在電塔上的疾言厲色，其實也反映了他們對於人身安全的高度重視。危險不只存在於高塔上，也可能發生在電塔的周遭環境。如前所述，臺灣的高壓電塔，經常設置於林野地帶，在這些人跡罕至的地方，遇到毒蛇、虎頭蜂也是常有的事。而且，電塔的損壞，往往肇因於颱風、土石流等大型自然災害。然而，保線員仍必須在強風豪雨之中跋山涉水，冒險前進電塔的所在位置，只為了履行自己身為第一線電力守護者的職責。除了看見高壓電塔，更應該看見保線員的犧牲奉獻高壓電塔與城市的距離雖然遙遠，人們依舊可以感知到它的存在。不過，維護這些電塔的保線員，卻鮮少受到關注。事實上，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職業群體願意冒著危險執行任務，這座島嶼的輸電網絡才能持續運作。下次，當你遠遠望見高壓電塔的時候，或許，你也會想起這些默默付出的保線員，以及他們在高塔上刻苦工作的身影。搭配影片：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電扇如何登陸臺灣？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不過，作業所也承諾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電化生活」的預習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台電 LOGO 遍布街頭，已成臺灣集體記憶。這個簡潔符號象徵電力，也承載少見設計史。依 1947 年檔案，我們將解密其 CIS 起源並洞悉時代脈絡。從街邊的電線桿、變電箱、人孔蓋，到每兩個月寄來的電費單，台電的「公司徽」（LOGO）早已成為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符號之一。數十年來，這個圖案日日可見於我們的生活周遭，已然是近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這個簡潔鮮明的標誌，不僅是現代電力供應的象徵，更承載著人們的集體生活經驗。你是否曾好奇，這個廣為人知的台電 LOGO 究竟於何時誕生？其設計的背後又隱藏著哪些時代脈絡？設計溯源：1947 檔案裡的視覺原點根據 2021 年發表於第 702 期《台電月刊》上的研究文章指出，台電 LOGO 首見於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日期在近代臺灣歷史中亦意義深遠）。現行版本的台電 LOGO，則是在 1947 年 4 月 5 日於台電公司內部正式公布。這份完整的「修正公司徽圖」公文，目前仍典藏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修正公司徽圖」公文。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可見到清晰的台電 LOGO。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既然我們已追溯到最早的設計痕跡，同時代的檔案中還能解讀出哪些設計背後的故事？其他單位典藏的台電相關檔案，或許能提供更多線索。例如，這份公文的「擬稿員」欄位，簽有「恕直」二字。透過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我們在「總經理室」編制中，找到這位 1946 年 5 月到職的副管理師「黃恕直」先生。檔案顯示，公司徽修正的函稿便是由黃先生負責擬稿，他在這組歷史悠久的企業識別 LOGO 誕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記錄了黃恕直的相關資訊。圖片來源 / 國史館奠定 70 年，超越時代的設計規範公文中可見 LOGO 完整圖樣與細部說明，連鉛筆訂正的痕跡都清晰可見，顯示設計並非一次到位，而是經過反覆推敲與嚴謹調整。修改後的完整版本，刊登在同年 4 月 30 日發行的台電《勵進月刊》上，從此正式成為台電的官方象徵。檔案公文內容顯示，從 LOGO 本身的字體與符號顏色、「台電」圖形化後的長寬與角度、乃至於閃電符號的筆畫細節，皆有精準的數值規範。這不只是一份設計草圖，它更像是一份工程圖說——每個元素的位置、大小、角度都經過仔細計算，不容許絲毫的隨意或偏差。說明文字末尾特別強調：「凡應用本公徽，不論大小，均須按照上面標準繪製」——這句話看似尋常，卻透露出官方的慎重態度。無論是印在名片上的微小圖案，或是掛在大樓外牆的巨型招牌，都必須嚴格遵守同樣的比例與規格。「修正公司徽圖」的說明文字裡，各個圖像細節都有精準的數值規範。圖片來源 /國家檔案資訊網這種對視覺識別系統（CIS）的堅持，在現代已是設計產業慣例，但若回望 1940 年代的臺灣，這無疑是相當前瞻的概念。這些檔案細節，映證了台電公司自成立之初，便具備極嚴謹的組織性格——這不僅是單純的美學要求，更是一種對專業標準的堅持與細節的極致重視。七十餘年後，這個 LOGO 無論出現在工程車、文宣品、員工制服，或街頭巷尾的任何角落，都始終維持著整齊劃一的樣式。仔細觀察便會發現，無論是在偏遠山區高聳的輸電鐵塔旁，或是都會區的小型變電箱上，閃電符號與「台電」二字始終是記憶中的模樣。這份視覺一致性，在今日或許理所當然，但若回到七十多年前，在印刷技術尚未標準化、各地施工條件差異極大的年代，能夠貫徹如此統一，其背後所需的組織管理能力與執行紀律，實不容小覷。值得注意的是：台電 LOGO 中的閃電花紋，以及宛如正/倒三角形的「台」、「電」字樣，皆受到日治時期部分電力事業社徽的影響。而圍繞 LOGO 周邊的三環圖樣，則代表 1946 年出資成立台電公司的「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因此，包括今日常見的「中油」、「台糖」等，這些戰後初期由資委會成立的企業，其 LOGO 皆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這樣的時代共同點，是不是很有趣呢？仔細觀察，你發現了嗎？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現行的 LOGO 都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圖片來源 / Wikipedia 從企業識別到生活印記 1952 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留存的歷史影像清晰可見，當時新竹變電所的門口，已能見到台電 LOGO 的標誌。距離 1947 年「修正公司徽圖」發布不過短短五年，但新竹變電所門上的標誌，無論是閃電的折角、字體的幾何結構，乃至於外圈的三環比例，都精準再現了檔案裡「鉛筆訂正」後的設計細節。這顯示台電在戰後初期不僅致力於硬體建設，在企業識別的執行度上，同樣貫徹了嚴謹的意志。 1952年台灣電力公司門口的「台電」徽圖，施幹克（Hubert G. Schenck，前排右四）、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前排右三）和台電相關人員一同合影留念。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儘管時代不斷變遷，今日的台電公司持續在廣告文宣上創新視覺設計，從社群媒體的活潑圖文到年輕化的品牌形象，皆試圖與時俱進地與民眾對話。然而，這個與公司歷史同樣悠久的 LOGO，承載著當年嚴謹的設計底蘊，走過七十多個年頭，已成為台電最核心且深植人心的視覺識別。這個小小的標誌，卻濃縮了豐富的故事。從黃恕直副管理師在總經理室的精心擬稿，精確到角度與數值的設計規範；從日治時期電力社徽的影響，到融入資源委員會三環圖樣的時代印記；從戰後初期臺灣的重建氛圍，到今日遍布全臺的電力網絡——每一個細節，都是一段歷史的註腳。下次走在街頭，當你的目光停留在電線桿、變電箱，或手中的電費單上時，或許能透過對每個小細節的觀察，感受到 LOGO 所連結的種種歷史線索。那個簡潔的閃電符號，不只是電力的象徵，更是近代臺灣發展的歷史見證；那些幾何化的「台」、「電」字樣，承載的不僅是企業識別，更是一整個世代的集體記憶：有一種雋永的經典，叫做台電 LOGO。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全宗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檔號A313310000K/0036/15/1/1/00。〈臺灣電力公司「公司徽」圖〉，收錄於台電《勵進月刊》，1：2（1947），頁35。〈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102-2499。張椀喬、吳岱欒，〈解密台電×檔案—解碼台電公司徽街頭巷尾親切的來電標誌〉，《台電月刊》，第702期（2021.6），頁44-48。

作者：陳韋聿在四面環海的臺灣，如何運用海洋裡的波浪、海流、潮汐、溫差等各種動能來進行發電，一直是人們十分感興趣的議題。但你知道「海洋能發電」的概念，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臺灣萌芽的嗎？答案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 早在一百多年前，生活在臺灣的人們，已能夠在報刊雜誌當中，讀到各種關於海洋能發電的案例報導！ 1920 年代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潮汐發電相關報導。（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23 年 10 月 25 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刊載了一篇報導，題名為〈乾滿潮利用發電計劃〉。原來，當時同樣受到日本統治的朝鮮，許多專家正研議要利用西海岸滿潮與乾潮落差極大的地理特性，來進行潮汐發電。特別在半島中部的仁川，每日的潮差動輒高達八公尺，正是最適宜的地理場所。因此，當 1920 年代世界許多先進國家紛紛提出潮汐發電計畫的時候，朝鮮總督府也跟上這股風潮，開始延聘專家，研議在仁川港附近設置潮汐發電廠的可行性。後來，當局還出版了一本名為《潮力發電》的小手冊，將各種方案詳列於其中。而在 1923 年，這個醞釀於朝鮮的建設構想，也在同為大日本帝國殖民地的臺灣被報導出來。《潮力發電》一書所收錄的仁川潮汐發電站建設構想圖。（圖像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1924 年 7 月，《臺灣日日新報》又邀請到東京帝大畢業、曾任職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總督府技師篠原國憲，來為一般讀者解說什麼是「潮力發電」。他所撰寫的三篇連載文章，也在該報的漢文版有翻譯版本。在當時的臺灣，必然也曾有許多臺籍人士是透過這些文章，首次認識潮汐發電。這三篇文章的日文版末尾，除了詳細介紹到前述的朝鮮仁川灣潮汐發電計畫以外，還提到了另一個發生在「セバーン河口」的案例。「セバーン」即英國西南部的塞文河（River Severn），河流出海口的平均每日潮差亦是名列世界前茅，同樣在 1920 年代，英國議會也曾熱烈討論在塞文河口建設潮汐發電廠的可行性。 1921 年刊登於英國報刊雜誌上的塞文河口潮汐發電站想像圖。（圖像來源：Wikipedia）－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仁川灣或塞文河口，兩地的潮汐發電構想雖然在 1920 年代即已提出，在後來的數十年間也數度受到輿論矚目，但在整個 20 世紀，這兩個構想卻始終未被落實。實際上，全世界第一個具有規模的潮汐發電廠，要到 1966 年才真正誕生於法國布列塔尼的朗斯河口。儘管潮汐發電的探索與試驗很早就已展開，但它同時存在著許多需要克服的技術瓶頸與成本風險。尤其在 20 世紀後期，當環境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要在河口或海岸興建這種大型工程，也就更需要審慎評估。回顧歷史，潮汐發電的概念早在 1920 年代便已透過報章雜誌被帶入臺灣。不過，人們真正開始重視海洋能發電，並積極在島嶼四周圍尋找具有發展潛力的場址，則是相當晚近的事情。近年來，台電公司也曾經在綠島進行波浪發電試驗的前期評估，同時也透過自有媒體進行海洋能發電的知識普及。另一方面，台泥公司也在花蓮和平火力發電廠提出「海洋溫差發電計畫」。可見海洋能發電，正在臺灣各地進行嘗試。邁入 21 世紀以後，韓國仁川海岸線上的「始華湖潮汐發電廠」已經在 2011 年竣工並開始營運。另一方面，塞文河口的潮汐發電建設計畫，也正在英國掀起熱烈的議論。隨著技術的進步，國外的成功案例逐一誕生。未來在臺灣，海洋的動能或許也將被轉換為電力，幫助我們朝著永續發展、淨零轉型的目標邁進。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李蘇竣，〈抽取7℃冷海水和平電廠擬新設海洋能拼全球首例MW級溫差發電〉，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4年7月14日。莊閔茜，〈「南部光電、北部海洋能」專家：台灣波浪能開發潛力破25GW〉，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5年7月11日。李蘇竣，〈再生能源的後浪：海洋能有幾種？四面環海的台灣具備多少潛力？〉，環境資訊中心網站，2024年5月16日。許瑛娟，〈【圖解電未來08】探索藍色能源　海洋能發電〉，《台電月刊》728期，2023年8月。〈尚待探索的永續流動能源—海洋發電〉，經濟部能源署能源知識庫網站，2015年12月5日。陳建宏，〈海洋能源開發所面臨的挑戰〉，國立成功大學能源教育資源總中心網站。 Eun Soo Park, Tai Sik Lee, ”The rebirth and eco-friendly energy production of an artificial lake: A case study on the tidal power in South Korea,” Energy Reports, Vol 7 (2021), pp. 4681-4696. David Gordon Tucker, “Tidal Power: From Tidemill to Severn Barrage,” Wind and Water Mills, Vol 9 (1989), pp.15-39. Esme Ashcroft, “'UK should not ignore tidal lagoon recommendations',” BBC, 2025.06.23. Scarlett Evans, “La Rance: learning from the world’s oldest tidal project,” Power Technology, 2019.10.28. 朝鮮總督府遞信局編，《潮力發電》，京城府：朝鮮總督府遞信局，1930。〈干滿潮利用發電計劃〉，《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0月25日，第6版。篠原國憲，〈潮力發電 (上)〉，《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日，第3版。篠原國憲，〈潮力發電 (下)〉，《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2日，第3版。〈潮力之發電〉，《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1日，第4版。〈科學界　日潮力之發電（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6日，第4版。〈科學界　日潮力之發電（續）〉，《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8日，第4版。

＂臺北自開點電氣燈以來，不啻於黑暗世界而放一大光明，使人眼為之明、神為之旺！＂ 1905 年，當龜山發電所開始向臺北送電、讓一盞又一盞的電燈在市區亮起以後，《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曾如此描述城市裡的嶄新氣象。此後的一、二十年間，我們會在報紙上不斷看見同樣的敘述，逐漸發生在全島的各個城市。例如， 1913 年「宜蘭電氣株式會社」開始送電以後，一個月內就點亮當地將近兩千盞電燈，「美夜光輝燦爛，五光十色，不似從前之黑暗」。同年在新竹，電燈的普及則帶動城市風貌的改造，移入人口與房屋數量都因此增加，「市街面目為之一變，展現出活力」。從這些描述來看，日治前期電燈在全島各地陸續出現，顯然帶來極大的衝擊與改變。但具體來說，電燈究竟在哪些方面改造了人們的生活呢？徬徨感如同火車曾被視為「黑色妖馬」，照相曾被誤會為「攝魂術」，電燈剛剛出現在世間的時候，也曾因為人們的不理解，而引起一些恐懼。據說 1891 年，美國白宮呼應當時潮流，裝設了電線與電燈。不過，時任總統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與他的夫人始終害怕電流，從不肯親手觸碰電燈開關。這則軼聞，今天仍寫在白宮歷史協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網站裡。美國總統尚且如此，同時代的臺灣民眾面對到電燈這樣的陌生事物，會感到緊張惶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出身新竹北埔的文學家龍瑛宗，在 1979 年發表的小說《夜流》，曾描繪出這樣一種感受。小說裡，他寫 1910 年代一群仍在使用油燈的農村民眾，正議論著臺北城裡，出現了一種名為「電燈」的不可思議之物。有些人說，「電燈」是外國人「造出來的魔物」，有人則猜測，「電燈」是被放大的螢火蟲。總而言之，「電燈」對於當時的農村居民而言，仍是超越常識的一種存在。《夜流》其實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前述種種，或許就出自於龍瑛宗在北埔的成長記憶。「文明」的展示與追求對於未曾接受教育的民眾來說，電燈以及其他各類「文明」事物，意味著某種神秘力量。有本事操縱這股力量的人，也就能夠讓老百姓感到敬畏 —— 有時候，統治者也會利用這點，刻意展示各種各樣的建設成果，藉以表現他們對於「文明」的高度掌控。 1899 年，殖民政府的官員們，便曾帶領一群北臺灣原住民部落的頭目，參觀臺北的現代化建設。鮮少與外界接觸的族人一見到電燈，果然驚愕地開始議論：「日本人是不是連日月都能做出來啊？」——部落領袖的敬佩與懾服，正是這場參訪活動想要達成的效果。不光是原住民，出身臺中清水地區的著名仕紳楊肇嘉，在 1908 初次造訪臺北時，也初次見識到電燈、電話等新奇事物，並且驚訝到「差不多整夜都沒有睡著」。數年後，返回清水的楊肇嘉開始參與地方政治事務。這段期間，他最積極推動的地方建設計畫就是架設電燈，幫助他的家鄉「從黑暗走向光明」。 1920 年，楊肇嘉正式成為清水「街長」（即當時的鎮長）。在他上任後不久，清水也順利點亮電燈，成為現代化的城鎮。這件事情不僅令楊肇嘉感到寬慰，也為地方上的鄉親父老帶來「歡欣、樂觀和希望」 —— 看來，電燈不只能夠在夜間提供照明，更能幫助一個聚落躋身「文明」行列，為聚落裡的人們創造出進步的自信心。 1939 年臺北新起街市場（西門紅樓）裡燈光燦爛的景象。（圖像來源：Wikipedia）夜間行動力的提升驚訝歸驚訝，人們還是很快就接受了電燈，並且適應它所引起的一連串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夜間行動能力的大幅增長。在電燈出現之前，人類還是擁有蠟燭、油燈、瓦斯燈。只不過，這些照明工具的亮度始終有限。相對來說，沿著街道鋪展開來的電燈，才能真正在現代城鎮裡創造足夠明亮的活動空間。與此同時，城市的夜間秩序，也因為電燈而變得穩定。每當某個角落在暗夜裡屢屢發生治安事件，地方政府便會藉由裝設電燈、增加照明來減少犯罪機率。此外，電燈對於公共衛生的提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913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一篇題名為「穢所燃燈」的報導便指出：由於臺北市內有太多路人趁著夜間昏暗隨意便溺，民間組成的「臺北防疫組合」打算動用經費，在特定地點增設電燈，嚇阻這樣的脫序行為。電燈開始在臺灣廣泛應用的時代，現代的「休閒」觀念逐漸普及，民間消費力也迅速增長。翻開當時的報紙，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舉行於夜間的「納涼會」、「商品廉賣會」、「電影放映會」。熱鬧街區裡的商店，更是把營業時間延長到深夜。一些店家則會強調店內擁有先進的電燈照明設備，或設計眩人耳目的電燈裝飾作為廣告看板，藉以招攬顧客。 1937年，一群高校生在臺北京町的燈光之下舉辦遊行的場景。（圖像來源：wikipedia）「不夜城」與尚未點亮的農村＂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如同文學家王詩琅的小說《夜雨》所述，在現代世界裡，電燈宛若暗夜裡的太陽，形塑了我們的生活樣貌。日治時期的報刊或詩詞，經常會用「不夜城」這個詞，來描述裝設電燈之後的城鎮景況。當黑夜如同白晝一樣光亮，夜晚便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休息時間，而能夠創造更豐富的生活內容。根據總督府的統計報告， 1905 年，臺灣使用的電燈數量，大約只在 5000 盞左右。到了 1940 年，這個數字已經成長了 60 萬盞。 35 年間，整座島嶼在夜晚所能獲得的光亮，增加了百倍有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變化，並非遍及整座島嶼。二戰結束以前，臺灣的電燈普及率其實只達到 35% - 40% 左右。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鄉村地區仍使用著油燈與蠟燭，直到 20 世紀後期才陸續因為「農村電化」而進入電燈時代 —— 那就是之後的篇章所要講述的另一個故事了。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Betty C. Monkman, “The White House Gets Electric Lighting, 1891,” The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ebsite. 王學新編，《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1。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2004。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 Jane Brox著，田菡譯，《光明的追求：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臺北：臉譜，2020。

作者：張哲翰於戰爭中成立的烏來發電所因應戰爭時期的電力需求，新龜山發電所（今「桂山發電廠」）與烏來發電所（今「桂山發電廠烏來機組」）的興建計畫於南勢溪與北勢溪交會口推動，1941年新龜山發電所運轉發電，但在戰爭越演越烈，缺乏勞工、資材的情況下，烏來發電所僅能完成大致的土木工程，並宣告停工。戰後，在諸多發電設施受到破壞，電力供應不足之下，受到戰火影響較小的烏來發電所，被列為首要恢復工程的名單之一，於1954年6月，兩部機組重新運轉發電，成為戰後初期重要的電力供應單位。烏來發電廠的生活烏來發電廠的員工們，在工作之餘的生活又是如何呢？從年輕時期就在烏來發電廠工作的許智安先生回憶：「我到烏來電廠，下完班回去，還有溫泉泡，我們都是二十四小時供應溫泉，自然的溫泉。所以現在人家叫我到烏來去泡溫泉，我說不要，我要維持五、六十年前，那個原汁原味的烏來。」烏來電廠的宿舍，過去曾引入烏來溫泉提供澡堂使用，儘管後來烏來溫泉觀光事業興起，烏來的溫泉飯店隨處可見，但對許先生來說那段難以忘懷的經歷，仍是無可取代的。許智安先生重返烏來電廠宿舍烏來溫泉與烏來發電廠烏來的地名有許多解釋，其中一種解釋稱泰雅族語中的「ulay kilux」，的ulay為「溫泉」，而kilux是「熱騰騰的」意思，說明由於河谷間熱水湧出，泰雅族人將該地區視為天然的洗澡地。也有一種解釋稱「ulay」是警告大家小心的意思，但後來進入的漢人將其解讀為溫泉。1 1896年南勢溪河谷間的溫泉被勘查的日本人所發現，在建立警察派駐所「烏來分遣所」的同時，也設立所屬的「溫泉場」，開啟了日本時代烏來溫泉的經營。1910年第二期理蕃計畫後，派駐蕃務官吏治理，官吏駐在所的浴場即是使用當地溫泉，直到1921年這裡才有公共浴場的建設，但此時烏來溫泉早已遠近馳名。2 1911年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就在視察小粗坑發電所（即今日「桂山發電廠粗坑機組」）與龜山發電所後，也到官吏駐在所休息，泡溫泉浴。31941年總督長谷川清則是先到烏來公共浴池泡湯之後，才前往新龜山發電所視察。4龜山發電所建設人土倉龍次郎，更設置溫泉井，供員工泡湯，之後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在此源頭蓋起了「電力招待所」，戰後台電董事長陳中熙、機電處長孫運璿等人視察同時，停留泡湯與用餐。5 至於烏來發電廠的員工宿舍區，也有專屬員工的公共澡堂，從日本時代經營至戰後，都是員工們放鬆身心的最佳去處。澡堂由員工眷屬共同維護，直到電廠無人化之後，因員工撤離而逐漸荒廢。雖曾一度復建，提供颱風天備勤員工使用，但由於使用率不高最終停用。烏來發電廠宿舍建築現況 ---------------------------------------------------------------------------- [1] 〈烏來地名的由來〉，「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2] 〈南勢溪架橋完成〉，《臺灣日日新報》，1905.11.29；原幹洲，《臺灣史蹟　（附）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臺北：拓物評論台灣支社，1937），頁172-173。 [3] 〈烏來行餘錄（一）〉，《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5；〈烏來行餘錄（三）〉，《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7。 [4] 〈山の靑年激勵　長谷川總督烏來へ〉，《臺灣日日新報》，1941.04.21。 [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204。參考資料：《昭和七年編纂　文山郡勢一覽》，臺北：文山郡役所，1932。市川雄一，《殖產局出版第六五五號　新店圖幅說明書》，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4。原幹洲，《臺灣史蹟　（附）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臺北：拓物評論台灣支社，1937。〈南勢溪架橋完成〉，《臺灣日日新報》，1905.11.29。〈烏來行餘錄（一）〉，《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5。〈烏來行餘錄（三）〉，《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7。〈山の靑年激勵　長谷川總督烏來へ〉，《臺灣日日新報》，1941.04.2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

橫跨中央山脈的電力之路──台電舊東西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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