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電職人口述故事-電業文物典藏

作者：張哲翰每當颱風天、地震時，一般大眾總是躲避在家中，但身為台電的員工，面對各種天災可能造成發電廠的危害，他們必須隨時待命，緊急應對各種情況。然而，危機的發生卻總是毫無預警，台電人必須具備快速反應的能力，這並非天生，而是靠著一次又一次的危機處理訓練與經驗累積，而能把危害降至最低，妥善渡過各種情況。 2004年10月10日國慶日，還是個豔陽高照的好天氣，一通電話打給了當時任職明潭發電廠股長的耆老許福來先生，劃破他難得寧靜的假日。電話另一頭是值班經理，他反應著疑似四號機軸封有漏水，需要檢修。許福來先生也依著處理流程，告知需要排空尾水道，進行檢修。半小時後，電話又打來，電話另一邊的聲音更是緊急：「鳥來仔（許福來先生綽號），我看你還是來一下。」許福來先生不明所以，但還是趨車前往。到達明潭發電廠後，許福來先生在值班經理的指引下，隨同另一位同事往地下廠房去，原來是四號機軸封蓋板爆了，溪水溢入室內，水淹到了地下第四層而且已經來到大腿了。為了避免淹水情況持續惡化，電廠同仁必須緊急操作隔水閘門以阻擋進水，但此時壓差已經太大，隔水閘門無法如期關閉，同時，持續運作的排水幫浦亦無法趕上水淹的速度，許福來先生這時先是涉水開啟噴射幫浦，期望緩和逐漸滿起的水位。而如今唯一的辦法就是將下池的蓄水排放至水里溪，直到下池放空才能讓隔水閘門順利運作。但此時正是遊客聚集在下游水里溪遊玩的時候，需要有足夠的時間疏散民眾。電廠先是響起擴音器宣導，並且派人沿著溪邊逐步向下勸離民眾；另一方面，下池池水預計分階段排放至水里溪，持續4小時，共排放600萬立方公尺的水，同時地下廠房內各式抽水幫浦努力將水排出廠外。直至半夜11點40分左右，才順利將地下第五層的淹水排乾，所幸機械設備損失不大。明潭發電廠水滲機組報導。圖片來源：〈明潭電廠水滲機組下池急放流〉，《聯合報》，2004.10.13，南投縣新聞版究其原因，主要是四號機水輪機的軸封蓋板，有四塊變形，原廠設計螺絲強度不足，長期震動下脫落，造成河水淹入。事件告一段落後，明潭發電廠進行停機檢修，十日內就恢復供電，可以說是不幸中的大幸。進一步從事件發展的過程來看，員工們對於突發狀況的快速判斷與緊急處置，正是這次災情未擴張而將淹水控制在地下第四層的重要因素。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值班經理分階段地報告電廠遇到的災情，並且做出對應的處理；其次，員工們面對淹水情況，則有多層的排水與防堵方式；最終，當要選擇最後的辦法，要排放掉下池的蓄水時，對應的廣播宣導措施、疏散措施等。這一件件緊急處置流程的發生，是那麼有條不紊，背後則是多次的危機處理訓練與經驗累積，才能夠達成。明潭抽蓄電廠水路系統透視圖。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作者：張哲翰谷關發電廠（即今日「大甲溪發電廠谷關分廠」）於上谷關開啟了引用大甲溪水發電的工作。1957年，谷關工程處成立，在此之前，因應韓戰的爆發，美國為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提供美援支持臺灣建設發展，其中就包含電力設備的擴充，像是1952年完成天冷發電所（即今日「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並建立起其附屬的白冷社宅街；[1] 而「大甲溪水力發電計劃」[2] 還未結束，谷關即是下一站。谷關工程處成立之後，部分建設經費仍是屬於美援資助，因此由美國懷特工程公司（J.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派駐工程師尼德夫先生（Mr. Neiderhoff）審查興建工程，建設期間時常發現不良的鎢碳鋼鑽頭，影響了谷關發電廠的興建速度。[3] 谷關發電廠內發電機轉子就定位。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谷關工程的隧道貫通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壩基挖掘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961年，谷關發電廠完成了1、2號機併聯發電，直到1966年，這才將3、4號機併聯發電。因此，除了使用不良鑽頭延緩電廠的興建速度外，裝機之間的空窗期，面對颱風不斷的台灣，可以說是危機四伏。1963年9月10日，侵襲台灣的葛樂禮颱風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當時等待裝機的3、4號機處，已經是一個大坑，具有水管相通上閥室，暴漲的溪水源源不絕地湧入上閥室，順著水管流到3、4號機裝機處，若無法阻止溪水湧入上閥室，整個谷關發電廠可能將會就此被淹掉。時任谷關發電廠電機工程師的耆老張良棟先生，眼見若不盡快處理，事態將一發不可收拾，故決定冒險涉水，在淹滿溪水的上閥室中，找到進水的洞口將其堵住。所幸張良棟先生順利完成任務，否則電廠可能因此完全被淹沒。但我們也確實看到，在缺乏相關經驗下，谷關發電廠的建設其實未能因應台灣夏秋兩季多颱風的情況，給予適當的防颱準備，因而造成發電廠危機的產生。最終，為感念張良棟先生救災有功，時任台電總經理的孫運璿給予張良棟先生記功一次，以公文為憑證。總經理孫運璿給予張良棟先生記功一次。圖片來源：張良棟先生提供至於「大甲溪水力發電計劃」的下一個目標，則繼續朝上游前進，在1959年成立達見工程處，1963年，谷關工程處完成階段性任務，遭到裁撤，部分人員直接成為谷關發電廠營運人員，部分人員則是直接被達見工程處接收，並在1970年完工青山發電廠（下達見發電廠）、1974年完工德基發電廠（達見發電廠）。然而，多災多難的谷關發電廠仍陸續受到颱風的挑戰，像是2001年桃芝颱風，暴漲溪水，淹入谷關發電廠，所有設備都須全面更換，直到2008年谷關發電廠才復建成功。 2001年桃芝風災的谷關發電廠廠房洞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桃芝風災過後的谷關發電廠廠房洞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風災過後的清淤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風災過後發電廠內部抽水、抽油。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 《天冷水力發電施工報告》，台中：台電公司天冷工程處，1953，轉引自《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72；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73-74。[2]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66。[3]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113。

作者：張哲翰台灣電力公司對於水力發電廠的管理，並不只是從興建工程完畢之後才開始，而是從工程還未啟動前就已經開始進行。首先，在興建之前計畫工程師需要進行各項規劃、繪圖、以及後續與工程單位的接洽，就如同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營建處退休計畫經理陳天明先生，他是這樣描述在「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中他所扮演的角色：「現代化的施工，就是必須要有舊資料，說日月潭到底多高、潭水多少，也必須有現代的機械去完成，所以你兩個都要懂，要知道怎麼樣配合」、「那時候我的位置是計畫工程師，就是營建處跟抽蓄工程處的一個橋梁啦」。其次，是計畫確認後，工程就開始交由工程單位進行。像是「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委以明湖施工處（水力發電工程處明湖分處）、[1]「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以及「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由抽蓄工程處進行施工。[2]尤其是水力發電工程，有很多的地下、隧道、壩體開挖的工程，這時候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土木工程師、地質研究專業出身的地質師，就非常重要。以退休策略行政系統副總經理李鴻洲先生為例，他如此描述地質師的工作重要性：「地質師的工作就是要地質調查、地質研判。因為隧道開挖，傳統的隧道工程的話都先鑽孔，鑽完之後，裝藥然後就開炸，開炸以後就空氣不好，就必須要通風，通風完以後空氣好一點就出碴，出碴完之後，我們地質師就必須到現場去看著這個岩盤面，來做岩體分類，這個地質好不好？有沒有什麼破碎段、斷層帶？那我要採取哪一種支撐？地質比較好的話支撐就比較少，地質不好的話支撐就比較多，所以地質師的工作非常的重要。」而當工程逐漸完成，才換成機電、電氣專業的工程師，進行發電測試與維運等工作。有趣的是，戰後初期像台灣各地的發電廠修復，除了依靠留用的日本技師、技手，以及日本時代養成的台灣技術人員之外，主要是美援之下，對歐美方面顧問專家的依賴，像是烏來發電廠的修復，則是在美援支助下，台灣技術人才大量投入所完成；霧社壩與萬大發電廠的修復工程，則是效法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簡稱TVA）的整合管理經驗，依據美國墾務局的評估為最終依歸，並任用許多美國工作人員，才完成此工程。[3] 隨著經驗的累積，各項技術更廣泛地採納各方優勢，逐步形成台灣典範式的經驗。像是1960年代以前，在各項工程中廣泛使用的傳統鑽炸開挖方式，到了1970年代起，則逐步引進瑞典產製之鑽堡機（Jumbo），1981年至1984年的「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中，則引進瑞典製的鑽岩機（Atlas Wagon Drill）進行鑽孔作業，之後再於鑽孔內埋設炸藥，以結線方式遙控開炸。而隨著開炸技術的累積，更能成熟駕馭勻滑開炸技術（Smooth Blasting），尤其是在1987年至1991年全面應用在「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中。 1999年開啟的「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中，全長16.5公里的引水隧道，中游段的6.5公里，因為透過901.5公尺的水平地質鑽探，判斷地質較為均質，掌握了地質的詳細情況，進而採用美、歐、日等地都逐漸發展成熟的全斷面隧道挖掘機（Tunnel Boring Machine，簡稱TBM），從2000年7月開始至2002年6月順利貫通，相較於傳統鑽炸方法，不僅有較小的環境破壞、較安全的施工過程，並且更具有高效率的挖掘速度，單日最高可鑽掘至44.3公尺，每月平均315公尺，為後續許多隧道鑽掘工程留下豐富經驗與典範。而這次TBM鑽掘貫通成功所留下的感動，或許就如同李鴻洲先生描述：「我幾乎每天會到現場去，跑到TBM機座上方，看鑽的東西，一邊鑽一邊推，兩、三個鐘頭就進去二、三十公分，看著這個隧道不斷的往前走，令人非常的激動、非常印象深刻。」新武界引水隧道工程使用全斷面隧道鑽掘機(Tunnel Boring Machine，簡稱TBM)施工法。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新武界引水隧道TBM之全景。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新武界引水隧道在TBM鑽掘下，於民國91年6月7日上午11時準確貫通之刹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 〈十二項建設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榮民文化網」https://lov.vac.gov.tw/zh-tw/pioneer_c_4_111.htm?1，瀏覽日期：2024.06.25；《明湖抽畜水力發電工程完工報告》，行政院退輔會榮工處，1988，「國家圖書館：臺灣鄉土書目資料庫」，http://localdoc.ncl.edu.tw/tmld/detail1.jsp?xmlid=0000718703&displayMode=detail&title=%E6%98%8E%E6%B9%96%E6%8A%BD%E7%95%9C%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5%AE%8C%E5%B7%A5%E5%A0%B1%E5%91%8A&isBrowsing=true，瀏覽日期：2024.06.25。[2] 〈明潭抽蓄發電計畫頭水隧道修改設計圖〉，「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drnh&id=031-070500-0011；〈明潭抽蓄水力發電計畫給水、排水及壓縮空氣系統設計圖審查意見〉，「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drnh&id=031-070500-0007；〈95年度工程優良獎獲獎工程：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主辦單位：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抽蓄工程處〉，「中國工程師學會」http://www.cie.org.tw/Honors/HonorsDetail?ch_id=8。[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　川流不息》（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0。

在台電公司的編制裡，有一群員工鎮日穿梭於山林之中，負責維護臺灣中部山岳地帶的新舊兩條「東西輸電線」，他們的職稱是「保線員」。這份工作不只需要爬上高山，還得爬上更高的電塔，實在相當辛苦吃重。也因此，保線員過去被尊稱為「保線牛」，意指他們像牛一般，具有苦幹實幹的精神。而為了讓保線員在山林裡有棲身之地，台電在他們的巡視路線上，設置了幾處「保線所」。有趣的是：其中有許多保線所的所在位置，在日治時期其實是「警察駐在所」。後來，當臺灣的爬山風氣開始盛行以後，這些保線所也曾經是登山隊伍的停駐地點。同樣是工程人員，保線員的裝備也顯得十分特別。他們經常帶著一柄砍伐刀在林野當中開荒闢路，或者用來除去電塔周圍的雜草。另外，由於山區濕氣重容易滑倒，他們也都習慣穿著塑膠雨鞋。電力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便利，但這份便利其實仰賴許多台電人的辛勤守護。下次當你按下電燈開關，或許也會想起臺灣山林裡的這群保線員，以及他們勤奮工作的身影。在山林之間辛勤工作的台電保線員。（圖像來源：台電影音網，「高山保線員的故事」）故事摘錄保線員工作艱辛，登高爬桿也風險大，退休保線員葉義雄回憶年輕時，有次他在電桿上工作了老半天，才赫然發現因天冷衣服層層包覆，他的安全繩其實沒扣到身上，只勾到工具包裡的鋼絲線。還好及時發現，他笑笑：「運氣不錯。」另一回他和同事去保線路砍草維護，「山上杜鵑樹很硬，同事用力一揮，結果砍到自己的腳，傷口裂開像個大嘴一樣。」他在身旁無計可施，第一個反應竟是「給他一支菸抽」，並用撕下來的褲子布料包紮止血，「保線所還在三公里外，也只能撐著走回去。」李進添則指著自己臉上一大片暗青色的皮膚說，這是約40 年前他派駐天池保線所時因高山症留下的，「當時我沒感覺，但擤鼻涕有血，組長發現我臉黑黑的，去看醫生才知道是高山症導致微血管破裂。」上層體恤他，隔年就把他調到較平地的廬山保線所，但臉上暗色區塊仍一直擴散，他幽默說：「像原住民刺青（黔面）一樣。」廬山保線所鄰近部落，他笑稱當時遇到部落的女工問路，他用台語回答，女工還稱讚他台語講得好，「原來她把我當成原住民了。」後來，他總向人介紹自己臉上的印記為「藍色勳章」，話中豁達。但他淡淡提起，過去曾在別的線路維修現場，目睹同事被倒下來的電桿壓死，那樣的記憶，便只能與傷痛共存了。 ——節錄自林欣誼、陳歆怡，《古道電塔紀行 : 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頁162-163。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林欣誼、陳歆怡，《古道電塔紀行 : 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市：台電，2018）。

作者：謝達文只要看過任何一部運動相關的動畫、漫畫或電影，就會知道「自家球場」必定是無比重要的場景，是許多關鍵劇情細節發生的所在。畢竟，有了自己的家，球員才能在固定的位置放置球具，在時間安排上也更有彈性、更為自在，不必四處作客、與人協調。至於在心理上，如果有了自己的家，更能強化球隊的團結，「在這裡練習的戰術配合」、「在這裡的擊掌和喊聲」、「在這裡聊的天、吵的架」一次次累積，正是凝聚團隊向心力的最強基礎。如果是校隊，這樣的一個「家」經常是學校的活動中心，而職業棒球、籃球隊則有自己的場館。台電排球隊呢？國內有看排球的人，應當都知道台電排球在男子組、女子組都是第一流強隊，他們也是國內首支能有專屬場地的企業排球隊，他們的「家」在高雄市的最東南端，位於緊鄰高屏溪的大寮區。高雄大寮訓練中心體育館於1992年落成，在此之後，他們不再需要每次練球都要跟附近學校商討借用，而能在一個符合專業規範的自家球場練球。以這個「家」為據點，他們南征北討，締造出傳奇性的好成績：在排球協會所舉辦的企業排球聯賽，兩隊不僅是各自組別的創始元老，且雙雙歷史勝率均在8成以上。扎根高屏溪畔，與高雄和屏東都建立連結不過，台電排球隊和高雄的關聯並非從1992年才開始──事實上，不論是男子還是女子隊，台電排球都一直和高屏溪兩岸的高雄和屏東有著深刻的淵源。女子隊在1974年創隊，原先隸屬於高雄大林施工處，而從1977年至1985年，則隨著核三電廠興建，改隸核三施工處，受訓地點也轉至恆春。據球員回憶，教練開出的訓練內容經常是沿著當地山路跑上四、五公里，每天凌晨五點半起床，頂著恆春特有的落山風辛苦跑步。直到1985年，核三完工之後，女子球隊又再度移轉，改由高雄鳳山區處管轄，近年更與高雄市政府冠名合作，以「高雄台電女子排球隊」為正式隊名。至於創隊更早的男子隊，雖然同樣在大寮練球，但數十年來其實都隸屬台電屏東區處，更與屏東縣政府冠名合作，正式隊名為「屏東台電男子排球隊」，不難看出球隊與屏東之間深刻的連結。其實，屏東可以說是這支球隊的「起家厝」。50年代，戰後不到十年，台電內部就有多支男子排球隊，陣容堅強的屏電隊是其中之一，在和其他內部球隊的競爭中時常取得優勝，並代表台電在外出賽。60年代之前，屏電隊的勁敵其實是立足新竹的竹電隊，彼此互有勝負；至於後來能與屏電隊分庭抗禮的中電隊，當時則是由臺中區處管理，一直到1994年才併入屏電隊，成為現在的屏東台電隊。練球之外也考執照，退役之後繼續在台電工作而這些「隸屬鳳山區處」、「隸屬屏東區處」等等的安排，並非只是名目而已，它有著非常實際的意義。許多關注體育的人都知道，運動員的巔峰狀態通常只有短短幾年，所以他們的職業生涯也不像其他職業那麼長。在這樣的限制下，養成球員、建立體系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保障他們退役之後的出路，讓他們不會退役即失業。對此，台電採取相當務實的做法：台電排球隊的隊員同時也是台電員工。他們除了參與台電的日常營運，並且學習各種技術，有些球員甚至每年都在考取各項證照。正是這樣的體制，才使得他們可以不用擔心退役之後的出路，對於球員而言，這是一道相當關鍵的保障，也是一個如同「家」的堅實後盾。也許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家」，提供球隊安心訓練的場所以及穩定的職業生涯規劃，造就了台電排球隊的團結與堅韌，長年在體育場上取得輝煌成績。搭配影片：

你也是棒球運動的超級粉絲嗎？自從1990年代臺灣的職業棒球聯盟熱鬧開打以來，職棒比賽便風靡了無數球迷。與此同時，電視的普及化以及轉播技術的進步，也讓棒球走入每家每戶的客廳，成為日常生活裡的娛樂選項。職業棒球擁有強大的行銷宣傳能量，自然成為矚目焦點。但在職棒體系之外，臺灣仍有許多由民間企業贊助的棒球隊，活躍於各種業餘聯賽當中。在職棒尚未出現的年代，棒球運動在臺灣的發展，很大一部分仰賴著這些社會球隊的持續運作。畢竟，球員在離開學校以後，仍必須有發揮身手的舞臺。而在職棒出現以前，眾多公營事業旗下的業餘球隊，就成了多數球員的最佳選擇。其中，台灣電力公司組織的棒球隊，長年以來為這座島嶼培育了無數選手與教練，可說是業餘棒壇最具代表性的一股中堅力量。回望歷史，陪伴臺灣棒球成長茁壯的台電球隊回望臺灣棒球史，棒球運動早在日治時期便已普遍流行，不僅是學校有打棒球的風氣，一些企業也會組織球隊。而在1940年代，「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諸多地方分社，就已有員工自組隊伍，舉行彼此之間的對抗賽。後來，臺灣的電力工作者，對於棒球運動似乎更為熱衷。1946年台灣電力公司成立以後，高雄、嘉義、臺中、新竹、彰化、花蓮等地的營業處，也相繼組建球隊。偶爾，這些地方隊伍也會組成聯軍，共同以台電為名外出征戰。根據《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一書的說法：到了1957年，台電總經理黃煇決定從各個地方隊伍當中選拔好手，組成一支真正的「台電隊」。這支球隊其實是以當時高雄營業處的「高電隊」為核心，集訓基地遂也順理成章選在高雄。若干年後，台電還在高雄近郊的大寮建造了一座棒球場，提供球隊練習使用。在臺灣，社會球隊竟能擁有專屬球場，這還是破天荒頭一遭呢！馳騁海外，在國際賽場上爭取榮耀的台電球員台電隊正式成軍以後，很快便成為棒壇當中的常勝軍，在主席盃、全國棒球錦標賽等賽事當中屢屢奪得佳績。到了1968年，台電公司首次贊助球隊前往日本，與當地社會球隊進行交流。在那個年代，有機會前往海外打球，對於球員們而言是彌足珍貴的經驗。到了1980年代，臺灣的成棒球員，開始有越來越多機會出國比賽。這個時期，陸續有世錦賽、洲際盃等等國際性的棒球賽事，需要在島內選拔球員、組成隊伍。而台電選手往往也會出現在入選名單當中，成為重要戰力。比如說1984年的世錦賽，出身台電的球員就在代表隊中佔去了五分之一。2019年舉行於荷蘭的港口盃，全隊也有四分之一的選手來自台電。從這個角度來看，台電不只藉由電力本業來點亮臺灣，其所培育的球員，也在國際賽場上持續為這座島嶼爭取光彩與榮耀。永續經營，為島嶼培育棒球人才的理想實踐 1989年底，「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正式成立，臺灣的棒球運動史也邁入全新紀元。不過，職棒的成立，也為社會球隊帶來不小的衝擊。當時，一些新成立的職棒隊伍，需要能夠立刻上場比賽的即戰力，民間企業贊助的成棒隊，就成了他們的挖角對象。當年的台電，也同樣因為大量球員轉頭職棒而陷入經營危機。所幸，在後來的時代裡，臺灣的社會棒球並沒有因為職棒而陷入困頓。許多優秀選手在大學畢業以後，仍會選擇加盟台電，求取穩定的生涯發展。而在台電嶄露頭角的球員，也可能繼續邁向職業舞臺。無論如何，台電經營球隊的原初目的，就是要支持臺灣棒球運動的永續發展。曾經由台電培育的選手，能夠持續在不同的賽場上發光發熱，對於台電而言，也可說是一種理想的完成。除了球隊本身的經營以外，台電棒球隊也持續深入校園，將資源帶往偏鄉，從基層開始進行棒球選手的養成教育。長年以來，台電公司對於棒球一直抱持著極大的熱情，持續為棒壇培育人才，同時也期許自己成為棒運發展的最強後盾，陪伴著這項被我們視為「國球」的運動，持續地向前邁進。熱力不滅光芒四射太陽神──台電男子棒球隊馳騁棒壇紅不讓──台電男子棒球隊

1946年9月17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民政處，收到了一紙頗有意思的報告書。呈送這份報告的人名叫王聯治，來自中國江西，曾是「中國青年遠征軍」的一員。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青年軍」也在1946年3月以後陸續復員，回返民間。時年23歲的王聯治，於是在復員單位的介紹之下來到臺灣，嘗試謀求一個職位。出身江西的王聯治，為什麼會想要離開家鄉，跑到一座遙遠的海島上呢？理由很難確知。在報告書裡，他只簡單交代了自己原係專科畢業，學的是機械，希望民政處能安排一個專賣局工廠或電廠的位置，好讓他「學而致用」。彼時，國民政府對於日產的接收工作仍在陸續進行當中，無論哪個事業單位皆需才孔亟。於是，王聯治遂被轉介到台電供職。既然學有專精，台電於是以助理工程師的職位加以聘用，並將他分派到新店地區的小粗坑發電所擔任系長。以一個20餘歲的青年來說，這應當已是很不錯的發展了。新店溪畔的水力發電廠，曾是臺北現代化的動力源。（圖像來源：台電綠網）不僅如此，王聯治來到小粗坑電廠的隔年，便與電廠同事的女兒成婚，在往後四年多的時間裡面，他們很快便有了三個孩子。看來，遠渡臺灣的這一決定，確實幫助王聯治走上頗為順遂的人生旅途。然而1951年底，電廠裡的一場火災，使得青年王聯治的生命嘎然終止。一個月後，流通餘台電內部的《勵進月刊》，簡短報導了他捨身救火、不幸跌落屋頂殉職的事。為了感念王聯治的付出，台電特意擢升了他的職級，還在小粗坑發電所為他舉行了一場追悼會，包括總工程師孫運璿在內，一眾公司高層紛紛前往致意。此外，王聯治的電廠同事也共同為他設立了一座紀念碑，這塊石碑，今天仍默默矗立於電廠的大門口。匆匆七十年過去，王聯治的孩子們都已逐漸老去，再下一個世代的兒孫輩亦已長大成人。神奇的是：2017年的某個夜裡，王聯治的孫女驀然在網路上發現了王聯治的紀念碑。而在之後與其他兩位作者合著的《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這本書裡，他更採訪到爺爺的同事，結合家族記憶、檔案文獻的蒐集，進一步還原了王聯治的生命軌跡，與該時代的電業故事。 1952年台電對於王聯治的追悼會與立碑紀念。（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新店溪沿岸水力發電的歷史追索如同「台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的其他一些作品，《文明初來電》的寫作宗旨，亦是打算追索新店溪沿岸各個水力發電廠的身世來歷。全書分為八個章節，前三章主要寫新店溪的地理環境與二戰之前的電業發展，後五個章節則結合大量人物採訪，著重講述戰後迄今的電廠故事。或許得益於三位作者的採訪經驗與人文學科背景，本書前半部分針對歷史、地理的脈絡整理，可謂相當嚴整。從清領時期的水圳建設、原漢衝突，到日治時期的理番政策、山林開發，皆有清楚交代。二、三章更且設計了數個補充單元，針對正文提到的瑠公圳、土倉龍次郎等等，做進一步的延伸介紹。舊時電廠的水輪機，如今已被改造為園區展示的裝置之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除了人文歷史之外，第五章講述的則是新店溪各電廠所採用的發電方式及其設備維運。雖然該章節的主題涵括大量的技術細節，但作者緊抓數個重點，間或穿插電廠人員的說明，讀來自然流暢，同時使得讀者不致迷惑於大量冷硬的專業術語之中，而能夠對這些機電系統、以及電廠人員的工作有所認識。總的來看，本書收納的知識內容堪稱豐富。書末列示的參考文獻，則說明了這些知識的陳述皆立足於頗為厚實的閱讀基礎之上。此外，這兩個章節也特意從文獻當中找到許多品質極佳的歷史影像，與文章內容適切呼應，使全書增色不少。 1960年代的羅好壩改建工程。（台灣電力公司）重新遇見電廠裡的人群記憶後半部分各個章節所收錄的採訪片段，則是《文明初來電》的另一精彩之處。作者們所尋找的訪談對象，身分極為多元，譬如日治時期的電業學徒、1960年代末的電廠廠護、任職超過半世紀的電廠員工、文化資產的研究者……所有這些訪談，共同刻劃了發電廠裡的工作樣貌與生活圖景。電廠於是不只是電廠本身，在這本書裡，它更像是大量人群的記憶所繫之處，更引人入勝的是：包括本文開頭提到的王聯治在內，書中所收錄的部分故事，其實就是其中一名作者王舜薇的家族記憶。王舜薇的曾祖父是小粗坑電廠的技工，祖母鄭仁慈女士（即王聯治的太太）自幼亦生活在電廠附近。也因此，本書的部分內容，某種程度也像是一種家族史的尋根，讀來別有意趣。青年王聯治的生命縱然短暫，但他的故事始終存在於眾人的回憶之中，並且還原於《文明初來電》的書頁裡。透過這本精彩的圖文書，我們將會在新店溪的河畔，重新遇見王聯治，以及始終存活於各種記憶之中的人與故事。＊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養成所」裡的電業學徒日治時期，設有技術人才養成所的公營事業單位，除了台電之外，尚有鐵路局、電信所等，學費食宿幾乎全免，實習還可領薪，福利待遇相當不錯。高水勝就是受惠於日治時期養成所的台籍從業員之一。身為老大的高水勝，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從小家中生計依靠父母親做粗工，經濟吃緊。他年紀小小，就會動腦筋做生意，下課之後去「跋筊間」（賭場）或者「查某間」（紅燈戶）賣糖果餅乾，「生意很好呢！」此外就是打拼讀書，想辦法進入有保障的電力公司。高水勝記得，養成所在當時台電台北營業所（今台北市福州街經濟部旁）授課，提供學員毛筆、紙、墨盤，還供吃供住。上午室內講課，下午安排實習。學員下課後，住在營業所對面的房舍，晚上還要寫學習心得。高等科畢業的高水勝，是養成所第五回、發變電科第二部的學生。他回憶，班上同學有40人，台灣人僅4位，其他都是日本人。「跟那些日本小孩有得比、拼得過啦！」養成所修業，重視手把手傳授與實習，高水勝被分配到烏來發電所，由廠裡的工程師母雞帶小雞，學習機電實務。當時烏來發電所尚在建廠，新來的學徒什麼雜事都得做，例如掃地、倒茶、跑腿，還有往深山搬運電線桿。早期的電線桿（電火條）以木桿製成，相當沈重，由人工運送，包括往距離電廠7 公里的羅好、阿玉壩線路。一根電線桿，需要4到6個人一起搬運，而其他各種材料，也是用人力拉兩輪車運補。雖然辛苦，但實習期間就有薪水，每個月可以存4、5元，跟外面的工作比較起來，待遇優渥。日本時代還有家族津貼，父母兄弟姊妹可以連坐領錢。「我一個猴囝仔，賺得比老人家還要多！」高水勝得意地說。然而，他的重擔並未卸下，養成所修業期間，父親過世，他必須負起扶養全家人的責任，新莊老家的母親，還得去幫人洗衣打工，度過戰時的苦日子。戰後，18 歲的高水勝出師成為正式員工，升任電氣領班，手下管七、八人。（頁115-117）台電裡的「金門幫」 1970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到處缺工，台電於是深入校園徵才，以建教合作制度並提供獎學金的方式，廣招全台各公立高工電工科學生，觸角甚至還延伸到離島金門。 1980年金門農工職業學校推薦4位成績優秀的電工科畢業生給台電，由於這批先遣部隊立下好口碑，隔年台電再招50人，1962年生的鄭江浚就是其中之一。鄭江浚說，就讀金門農工職業學校電工科的最後一年，學費是台電支付的，6月方從學校畢業，7月1日就到谷關水力訓練中心（今已合併到台電訓練所轄下）報到，接受為期3個月的訓練。「那時候年紀小什麼都不懂，和同學一起搭船從高雄上岸，立刻就搭車到台中，再轉車去谷關。」提起這段金門過台灣的歷程，鄭江浚不免辛酸。結訓後，鄭江浚被分發到南投仁愛鄉濁水溪上游的萬大電廠。鄭江浚說：「金門人來到台灣工作，無論是台北還是高雄，對我們來說距離都一樣，就算是分發到深山裡的水力發電廠，金門人都不會有怨言。」聽話、好用的好口碑不脛而走，此後10年，台電年年招50名金門畢業生，這也就是日後金門人在台電日益壯大、「金門幫」數以千計的由來。 1981年，鄭江浚以「養成工」進用，在萬大電廠一待就是5年。他不但不以為苦，甚至還認為，水力電廠因地處偏遠，對員工的照顧也較周到，以萬大電廠為例，不但有單身員工宿舍和有眷宿舍，還設有幼稚園和醫院。唯一較難捱的是，深山裡通訊困難，父母親又都不識字，連要寫個家書報平安都很難。當年養成工一個月薪水8,000元，不如外面的行情，「當時去外面做水電，一天就有好幾千。」1987年，鄭江浚被調離萬大，落腳新店粗坑電廠。原因是萬大超編了一百多人，粗坑這邊人不夠，一聲令下，鄭江浚和一位金門同學一起被調到粗坑。「反正金門人調去哪裡都一樣！」他說。所幸，鄭江浚在新店溪畔落地生根，自此不再漂泊。從粗坑電廠值班員，到桂山發電廠維修員、羅好壩值班員，2018年升任巡視員領班。「我在羅好壩工作時很單純，每天抄錄水位及進流量，依值班主任指示操作水門。」鄭江浚說。唯獨在颱風天必須鎮守羅好壩，有時還得冒著生命危險，在強風豪雨中開啟排砂門。最讓他記憶深刻的是2015年的蘇迪勒颱風重創烏來山區，駐守在羅好、阿玉壩的同仁斷了音訊，第二天鄭江浚就揹著乾糧，和救難人員在滿目瘡痍的山路上步行4小時，前往搭救。改任巡視員領班後，鄭江浚非常忙碌，卻很有成就感。他幾乎不坐辦公室，上班不到半小時就往外跑。翡翠、烏來、桂山、粗坑、軟橋5座發電廠，加上粗坑壩、桂山壩、阿玉壩，他每10天要分別巡視1次，把所有電廠設備繞1次，將運轉資料抄錄下來。除了這項固定作業外，還有一些計畫性工作，例如，各電廠的基礎設備每年定檢1次，定檢前鄭江浚要負責停電操作。此外，還有突發性的工作，哪邊有問題立刻就要去處理。「這些都是我吃飯的飯碗，要顧好！」他笑說。鄭江浚6年後就要退休了。來自金門的他說，知道烏來好山好水，自然已買好房子準備在這裡養老。兩年前買的預售屋已經完工交屋，不久他要搬出住了三十多年的員工宿舍，住進新家。「如果不是台電對員工的照顧，我也沒辦法在這裡落地生根，養活一家人。」這位來自金門的農家子弟如是說。（頁170-173）

在臺灣，喜愛爬山的人必定都知道「能高越嶺道」。這條橫越臺灣中部山區的道路，沿途風光明媚，曾吸引無數國內外的登山客前往朝聖。 1917 年由日本政府動工興修的能高越嶺道，是為了監控山區情況而設置的「警備道路」。不過，它的東部路段，在 1925 年曾經過修改。原先的「舊道」必須越過奇萊山區，海拔高度達到 3,307 公尺。改道後，人們只需登上海拔 2,800 公尺左右的「能高鞍部」，就能跨越中央山脈 —— 這條「新道」的攀登難度，顯然比「舊道」友善許多。能高越嶺道的登山健行風氣，大抵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漸漸醞釀成形。佐藤春吉與他的旅行紀實 1926 年 7 月，臺北第一中學（即今日建國中學）的教師佐藤春吉率領著 10 名日籍學生從南投霧社出發，循著能高越嶺道的「新道」，徒步走完四天行程。翌年，他將這次的登山經驗寫成文章，發表在剛剛創刊的《臺灣山岳》雜誌。佐藤春吉的文章，提示了旅途中的交通、住宿等種種實用細節，可說是一份詳盡的旅行指引。更重要的是，透過他的紀實性描述，許多讀者都發現這條陌生山徑並不可怕，沿途更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華麗美景。同一時期，日本政府也積極在臺灣推廣登山活動，許多學校也紛紛成立同好社團，喜好爬山的人群逐漸增加。這些登山愛好者，自然也想要循著佐藤春吉的指引，前往能高越嶺道一探究竟。佐藤春吉的旅行紀實〈能高越〉，與刊登該文的《臺灣山岳》雜誌創刊號封面。（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30 年代的登山風氣 1930 年的「霧社事件」，使得臺灣中部的山林，一度籠罩在殺戮的陰影之中。但在事件平息後，能高越嶺道上的人潮很快又恢復過來。此外，隨著「國立公園」的倡議興起，臺灣的山林美景，又進一步透過廣告宣傳被更多人所看見，登山風氣也跟著助長不少。由於登山隊伍漸漸增加，使得警察機關必須在能高越嶺道上挪出數個警察「駐在所」，將之設定為「指定宿泊地」，為登山客提供住宿服務與簡單飲食。設備越完善，對於普遍民眾而言也更容易親近。日治晚期，攀登能高越嶺道的行程，已被收錄在一些大眾導向的旅遊手冊當中，可見這條登山路線變得越來越普及化。日治時期設置於能高越嶺道上的「能高駐在所」，被譽為「檜木御殿」。它的建築規模宏大、設施齊備，對於早期的登山客而言是重要基地。（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東西輸電線與保線所二戰來臨後，臺灣的社會大眾自然無心登山，能高越嶺道也在 1940 年代中期因為自然侵蝕而嚴重損毀。直到 1950 年，台灣電力公司決定沿用日治末期的計畫，循著能高越嶺道建設「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將花蓮地區水力電廠生產的剩餘電力送往臺灣其他地方，這條道路才迎來修復契機。東西輸電線完工後，能高越嶺道也成為台電「保線員」的工作道路，原先分布於沿線的一些警察駐在所亦變更用途，成為「保線所」（亦即保線員的工作站）。 1950 年代以來，能高越嶺道的登山風氣復甦，這些保線所也成為登山客經常借宿的地方。其中，「天池保線所」更在 1986 年重建為「天池山莊」，成為專門的山屋。近年來，「檜林保線所」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接管後，也將重新規劃為住宿場所，繼續為山友提供服務。 1953年為了紀念東西輸電線竣工而建設的「光被八表」紀念碑，後來也成為能高越嶺道上的著名景點。近年來，紀念碑已在自然力量的侵蝕之下斷裂，如今仍以遺跡形式保留於原址。（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能高越嶺道的百年故事回顧能高越嶺道的歷史，最初它是日本時代的警備道路，後來又成為東西輸電線的建設基礎。與此同時，登山風氣的興起，更驅使人們走進山林，讓它變得越來越熱鬧。包括東西輸電線在內，過往歷史的諸多遺跡，迄今仍是能高越嶺道的沿線風景。下次，若你有機會造訪這條山中古道，不妨仔細留意路旁的種種線索。除了雲瀑、斷崖等等壯麗風景之外，或許你也會在旅行途中，驀然看見這條道路百年來的歲月變遷、盛衰起伏。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佐藤春吉，〈能高越〉，《台灣山岳》，1（臺北，1926），頁 50-62 。

台電職人口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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