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電職人口述故事-電業文物典藏

作者：張哲翰谷關發電廠（即今日「大甲溪發電廠谷關分廠」）於上谷關開啟了引用大甲溪水發電的工作。1957年，谷關工程處成立，在此之前，因應韓戰的爆發，美國為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提供美援支持臺灣建設發展，其中就包含電力設備的擴充，像是1952年完成天冷發電所（即今日「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並建立起其附屬的白冷社宅街；[1] 而「大甲溪水力發電計劃」[2] 還未結束，谷關即是下一站。谷關工程處成立之後，部分建設經費仍是屬於美援資助，因此由美國懷特工程公司（J.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派駐工程師尼德夫先生（Mr. Neiderhoff）審查興建工程，建設期間時常發現不良的鎢碳鋼鑽頭，影響了谷關發電廠的興建速度。[3] 谷關發電廠內發電機轉子就定位。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谷關工程的隧道貫通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壩基挖掘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961年，谷關發電廠完成了1、2號機併聯發電，直到1966年，這才將3、4號機併聯發電。因此，除了使用不良鑽頭延緩電廠的興建速度外，裝機之間的空窗期，面對颱風不斷的台灣，可以說是危機四伏。1963年9月10日，侵襲台灣的葛樂禮颱風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當時等待裝機的3、4號機處，已經是一個大坑，具有水管相通上閥室，暴漲的溪水源源不絕地湧入上閥室，順著水管流到3、4號機裝機處，若無法阻止溪水湧入上閥室，整個谷關發電廠可能將會就此被淹掉。時任谷關發電廠電機工程師的耆老張良棟先生，眼見若不盡快處理，事態將一發不可收拾，故決定冒險涉水，在淹滿溪水的上閥室中，找到進水的洞口將其堵住。所幸張良棟先生順利完成任務，否則電廠可能因此完全被淹沒。但我們也確實看到，在缺乏相關經驗下，谷關發電廠的建設其實未能因應台灣夏秋兩季多颱風的情況，給予適當的防颱準備，因而造成發電廠危機的產生。最終，為感念張良棟先生救災有功，時任台電總經理的孫運璿給予張良棟先生記功一次，以公文為憑證。總經理孫運璿給予張良棟先生記功一次。圖片來源：張良棟先生提供至於「大甲溪水力發電計劃」的下一個目標，則繼續朝上游前進，在1959年成立達見工程處，1963年，谷關工程處完成階段性任務，遭到裁撤，部分人員直接成為谷關發電廠營運人員，部分人員則是直接被達見工程處接收，並在1970年完工青山發電廠（下達見發電廠）、1974年完工德基發電廠（達見發電廠）。然而，多災多難的谷關發電廠仍陸續受到颱風的挑戰，像是2001年桃芝颱風，暴漲溪水，淹入谷關發電廠，所有設備都須全面更換，直到2008年谷關發電廠才復建成功。 2001年桃芝風災的谷關發電廠廠房洞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桃芝風災過後的谷關發電廠廠房洞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風災過後的清淤工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風災過後發電廠內部抽水、抽油。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 《天冷水力發電施工報告》，台中：台電公司天冷工程處，1953，轉引自《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72；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73-74。[2]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66。[3]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頁113。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作者：張哲翰每當颱風天、地震時，一般大眾總是躲避在家中，但身為台電的員工，面對各種天災可能造成發電廠的危害，他們必須隨時待命，緊急應對各種情況。然而，危機的發生卻總是毫無預警，台電人必須具備快速反應的能力，這並非天生，而是靠著一次又一次的危機處理訓練與經驗累積，而能把危害降至最低，妥善渡過各種情況。 2004年10月10日國慶日，還是個豔陽高照的好天氣，一通電話打給了當時任職明潭發電廠股長的耆老許福來先生，劃破他難得寧靜的假日。電話另一頭是值班經理，他反應著疑似四號機軸封有漏水，需要檢修。許福來先生也依著處理流程，告知需要排空尾水道，進行檢修。半小時後，電話又打來，電話另一邊的聲音更是緊急：「鳥來仔（許福來先生綽號），我看你還是來一下。」許福來先生不明所以，但還是趨車前往。到達明潭發電廠後，許福來先生在值班經理的指引下，隨同另一位同事往地下廠房去，原來是四號機軸封蓋板爆了，溪水溢入室內，水淹到了地下第四層而且已經來到大腿了。為了避免淹水情況持續惡化，電廠同仁必須緊急操作隔水閘門以阻擋進水，但此時壓差已經太大，隔水閘門無法如期關閉，同時，持續運作的排水幫浦亦無法趕上水淹的速度，許福來先生這時先是涉水開啟噴射幫浦，期望緩和逐漸滿起的水位。而如今唯一的辦法就是將下池的蓄水排放至水里溪，直到下池放空才能讓隔水閘門順利運作。但此時正是遊客聚集在下游水里溪遊玩的時候，需要有足夠的時間疏散民眾。電廠先是響起擴音器宣導，並且派人沿著溪邊逐步向下勸離民眾；另一方面，下池池水預計分階段排放至水里溪，持續4小時，共排放600萬立方公尺的水，同時地下廠房內各式抽水幫浦努力將水排出廠外。直至半夜11點40分左右，才順利將地下第五層的淹水排乾，所幸機械設備損失不大。明潭發電廠水滲機組報導。圖片來源：〈明潭電廠水滲機組下池急放流〉，《聯合報》，2004.10.13，南投縣新聞版究其原因，主要是四號機水輪機的軸封蓋板，有四塊變形，原廠設計螺絲強度不足，長期震動下脫落，造成河水淹入。事件告一段落後，明潭發電廠進行停機檢修，十日內就恢復供電，可以說是不幸中的大幸。進一步從事件發展的過程來看，員工們對於突發狀況的快速判斷與緊急處置，正是這次災情未擴張而將淹水控制在地下第四層的重要因素。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值班經理分階段地報告電廠遇到的災情，並且做出對應的處理；其次，員工們面對淹水情況，則有多層的排水與防堵方式；最終，當要選擇最後的辦法，要排放掉下池的蓄水時，對應的廣播宣導措施、疏散措施等。這一件件緊急處置流程的發生，是那麼有條不紊，背後則是多次的危機處理訓練與經驗累積，才能夠達成。明潭抽蓄電廠水路系統透視圖。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作者：張哲翰台灣電力公司對於水力發電廠的管理，並不只是從興建工程完畢之後才開始，而是從工程還未啟動前就已經開始進行。首先，在興建之前計畫工程師需要進行各項規劃、繪圖、以及後續與工程單位的接洽，就如同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營建處退休計畫經理陳天明先生，他是這樣描述在「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中他所扮演的角色：「現代化的施工，就是必須要有舊資料，說日月潭到底多高、潭水多少，也必須有現代的機械去完成，所以你兩個都要懂，要知道怎麼樣配合」、「那時候我的位置是計畫工程師，就是營建處跟抽蓄工程處的一個橋梁啦」。其次，是計畫確認後，工程就開始交由工程單位進行。像是「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委以明湖施工處（水力發電工程處明湖分處）、[1]「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以及「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由抽蓄工程處進行施工。[2]尤其是水力發電工程，有很多的地下、隧道、壩體開挖的工程，這時候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土木工程師、地質研究專業出身的地質師，就非常重要。以退休策略行政系統副總經理李鴻洲先生為例，他如此描述地質師的工作重要性：「地質師的工作就是要地質調查、地質研判。因為隧道開挖，傳統的隧道工程的話都先鑽孔，鑽完之後，裝藥然後就開炸，開炸以後就空氣不好，就必須要通風，通風完以後空氣好一點就出碴，出碴完之後，我們地質師就必須到現場去看著這個岩盤面，來做岩體分類，這個地質好不好？有沒有什麼破碎段、斷層帶？那我要採取哪一種支撐？地質比較好的話支撐就比較少，地質不好的話支撐就比較多，所以地質師的工作非常的重要。」而當工程逐漸完成，才換成機電、電氣專業的工程師，進行發電測試與維運等工作。有趣的是，戰後初期像台灣各地的發電廠修復，除了依靠留用的日本技師、技手，以及日本時代養成的台灣技術人員之外，主要是美援之下，對歐美方面顧問專家的依賴，像是烏來發電廠的修復，則是在美援支助下，台灣技術人才大量投入所完成；霧社壩與萬大發電廠的修復工程，則是效法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簡稱TVA）的整合管理經驗，依據美國墾務局的評估為最終依歸，並任用許多美國工作人員，才完成此工程。[3] 隨著經驗的累積，各項技術更廣泛地採納各方優勢，逐步形成台灣典範式的經驗。像是1960年代以前，在各項工程中廣泛使用的傳統鑽炸開挖方式，到了1970年代起，則逐步引進瑞典產製之鑽堡機（Jumbo），1981年至1984年的「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中，則引進瑞典製的鑽岩機（Atlas Wagon Drill）進行鑽孔作業，之後再於鑽孔內埋設炸藥，以結線方式遙控開炸。而隨著開炸技術的累積，更能成熟駕馭勻滑開炸技術（Smooth Blasting），尤其是在1987年至1991年全面應用在「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中。 1999年開啟的「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中，全長16.5公里的引水隧道，中游段的6.5公里，因為透過901.5公尺的水平地質鑽探，判斷地質較為均質，掌握了地質的詳細情況，進而採用美、歐、日等地都逐漸發展成熟的全斷面隧道挖掘機（Tunnel Boring Machine，簡稱TBM），從2000年7月開始至2002年6月順利貫通，相較於傳統鑽炸方法，不僅有較小的環境破壞、較安全的施工過程，並且更具有高效率的挖掘速度，單日最高可鑽掘至44.3公尺，每月平均315公尺，為後續許多隧道鑽掘工程留下豐富經驗與典範。而這次TBM鑽掘貫通成功所留下的感動，或許就如同李鴻洲先生描述：「我幾乎每天會到現場去，跑到TBM機座上方，看鑽的東西，一邊鑽一邊推，兩、三個鐘頭就進去二、三十公分，看著這個隧道不斷的往前走，令人非常的激動、非常印象深刻。」新武界引水隧道工程使用全斷面隧道鑽掘機(Tunnel Boring Machine，簡稱TBM)施工法。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新武界引水隧道TBM之全景。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新武界引水隧道在TBM鑽掘下，於民國91年6月7日上午11時準確貫通之刹那。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 〈十二項建設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榮民文化網」https://lov.vac.gov.tw/zh-tw/pioneer_c_4_111.htm?1，瀏覽日期：2024.06.25；《明湖抽畜水力發電工程完工報告》，行政院退輔會榮工處，1988，「國家圖書館：臺灣鄉土書目資料庫」，http://localdoc.ncl.edu.tw/tmld/detail1.jsp?xmlid=0000718703&displayMode=detail&title=%E6%98%8E%E6%B9%96%E6%8A%BD%E7%95%9C%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5%AE%8C%E5%B7%A5%E5%A0%B1%E5%91%8A&isBrowsing=true，瀏覽日期：2024.06.25。[2] 〈明潭抽蓄發電計畫頭水隧道修改設計圖〉，「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drnh&id=031-070500-0011；〈明潭抽蓄水力發電計畫給水、排水及壓縮空氣系統設計圖審查意見〉，「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drnh&id=031-070500-0007；〈95年度工程優良獎獲獎工程：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主辦單位：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抽蓄工程處〉，「中國工程師學會」http://www.cie.org.tw/Honors/HonorsDetail?ch_id=8。[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　川流不息》（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0。

作者：謝達文說起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故事，你會想到怎樣的景象呢？我們最熟悉的畫面，可能是高雄港邊忙碌的工人，或者是歌曲〈孤女的願望〉裡臺北這座人們口中的「繁華都市」，以及都市裡正要聘請新人的工廠。除此之外，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人了解到近代臺灣工業發展背後「以農養工」的歷史背景，知道工業發展的資金大量來自農業部門，源於從南到北、從蘭陽平原到屏東平原上一片又一片的稻田。至於花蓮縣秀林鄉的木瓜溪流域、南投縣仁愛鄉的霧社溪畔，以及位於兩地之間、屬於中央山脈的能高山呢？我們大部分人只會聯想到自然景色：慕谷慕魚、奧萬大、能高越嶺道。聽來與經濟發展關係似乎不大，但其實這些地方的貢獻十分關鍵，我們大多數人之所以不了解，是因為他們的貢獻完全隱身幕後。西部經濟發展的幕後功臣，是花蓮到南投的電力輸送戰後初期，臺灣的發電模式以水力發電為主，而在這方面，台灣東部的條件較優，日治時期已有十座發電廠。相較之下，尚在工業起步的過程中的西部，電力供應便較為受限，台電於是規劃東電西送，要從位於花蓮的銅門電廠「送電」至南投萬大電廠，再進一步供給西部使用。為此，台電必須興建東西聯絡輸電線，然而這樣的工程絕不容易。線路全長就高達45公里，已經超過馬拉松賽道的全長。即使位於平地，這也不是一項輕鬆的工程，何況東電西送要面對的地勢屬於山地；除了須經過知名的能高山外，部分區段高達海拔2580公尺，約等於5座台北101的高度，更是讓難度增加不只一個等級。正是因為道路險阻而且漫長，工程人員必須臨機應變，面對各式各樣的困難。舉例而言，工程人員若要與夥伴溝通，因為彼此距離太遠，怎樣大喊也往往沒有用，但他們又並未獲配無線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遂發展出以旗子傳達重要指令的一系列遠距溝通辦法。以不同旗號象徵不同動作，比如看見紅旗就代表必須立刻停下手邊工作，遠距聯繫的難關才終於被克服。要搭起輸電線，還得先在山裡開闢道路除了輸電線長度和海拔高度以外，台電工程人員還面對另一項困難：在50年代初期，這段路僅有前19公里設有道路，而且也只不過是勉強可供車輛行駛的泥土路而已。因此，只要過了屯原一帶，工程車便無法進入。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員、器材究竟要如何通行？為了讓工程順利進行，在建立輸電線之前，台電工程人員必須先自行修築道路，而道路的長度自然不能只有45公里而已。為了這項工程，台電動用上萬人次上山開闢「巡視路」，於1951年3月竣工，道路全長75公里，約等於國道從臺北到新竹的總長。至於開路過程中所鋸下的樹木，台電也直接加以利用，讓這些木材成為支持輸電線的電線桿，解決了臺灣當時缺乏自有電桿的困境。 1951年11月底，在巡視路完成短短8個月後，「乙線179座雙桿型木柱線路」就已完工並開始送電，臺灣東西電力自此連通。到了1953年9月，「甲線127座細腰捻轉型鐵塔線路」也宣告完工。日後，西部也陸續設有越來越多發電廠，但在戰後經濟建設最初的關鍵時期，臺灣西部因為東電西送的工程，因而有更穩定的供電來源。從花蓮到南投，45公里的輸電線、75公里的巡視路、上萬名的台電工程人力，承擔了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任務。回到本文開頭所述的臺灣戰後經濟發展景象，無論是臺北的繁華都市景象，或者都市裡正在崛起的工廠，這些榮景的出現，其實都需要電力系統的支持。而東電西送的工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股隱形動力，也是值得我們銘記與緬懷的一段故事。搭配影片：

沿著臺北南端的「新烏公路」朝著烏來行駛，後半部分的路程，總有一條名為「南勢溪」的河流相伴。若是在這條道路的九點多公里處向河床望去，你會發現河流當中，存在著一些水泥構造物的殘跡。隨著時間流逝，河床上的遺構多半已被泥沙淹沒，附近也缺乏清楚的說明指引，以至於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遺跡的真實身分，其實是 1905 年與「龜山水力發電所」同時建造的攔河堰 —— 換句話說，它是臺灣第一座發電廠的附屬設施。老照片裡的「台北第一發電所堰堤」全景。（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際趨勢底下的龜山發電所「南勢溪」的河水從攔河堰溢流而下，沒過多久，就會與「北勢溪」匯集在一起，成為流貫雙北地區的「新店溪」。河流的交會處，正是龜山發電所的所在位置。這是臺灣第一次運用城市邊緣的河川來建造水力發電廠，再透過城市裡的變電所來轉換電壓、向用戶供應電流。可以說，近代臺灣的電力生產與輸送系統，就是以龜山發電所為起點，逐步串連成一個蔓延全島的網絡。其實1905 年龜山發電所的興建，也呼應著當時全球電力技術發展的趨勢 ── 採用了交流電系統。不久之前，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所代表的交流電陣營，才剛剛在所謂的「電流戰爭」當中取勝。時間拉到日本剛開始統治臺灣的1895 年，美國人也正準備要利用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來興建水力發電廠，並運用西屋公司的交流電系統，將電流送往鄰近城市。這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電力建設計畫，而交流電的穩定性也在電廠開始運轉後獲得更有力的驗證。此後，交流電系統迅速向世界各地擴散開來，臺灣也同樣受到這股浪潮影響 —— 實際上，裝設在龜山發電所裡的三部 250 kW 發電機，也正是由美國的西屋公司所製造。老照片裡的龜山發電所，不幸在 2012 年坍塌，目前只餘下局部的建築殘跡。（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水輪機的技術史每一部發電機，必須有動能來驅使它運轉。而在水力發電廠當中，這股動能則必須依賴「水輪機」（water turbine）來提供。人類很早就已經懂得運用水力來驅使水車運轉，再用它來帶動磨坊裡的石磨、冶鐵場裡的鼓風爐。大致來說，水輪機就是水車的進階版本，它能夠承受更猛烈的水流衝擊，產生更強大的動力。然而，在 18 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發生、大量機械設備開始被製造出來以前，人類還沒有什麼動機要去改良水車，獲取更多動力。也因此，水輪機的技術革新一直到近代才開始發生。 1832 年，有個名叫傅聶宏（Benoît Fourneyron）的法國工程師，率先製造出一部 50 匹馬力的水輪機 —— 這部高效率的機器，是早期水輪機改良過程裡的一塊里程碑。後來，美國尼加拉瀑布水力電廠所使用的水輪機，也是採用傅聶宏的設計。除了傅聶宏以外，19 世紀以降，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工程師，也都嘗試對水輪機進行改良。這些改良版本常常會冠上他們的名字，譬如「法蘭西斯式水輪機」（ Francis turbine）、「佩爾頓式水輪機」（Pelton Turbine）、「卡布蘭式水輪機」（Kaplan turbine）。到了 20 世紀，這些機器也陸續被引進臺灣，成為各個水力發電廠的心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若想要知道這些水輪機究竟有什麼差別，你同樣可以在新店溪流域找到答案 —— 今天，「桂山發電廠」大門外的道路兩旁，就陳列著前述三種水輪機的內部機件。這些機件，全都拆卸自退役的水力發電機組。它們有的遠從大甲溪的青山分廠運送過來，有的則收集自東部的龍澗、溪口、榕樹，以及北部的粗坑、烏來等機組。此外，附近還設有解說牌，詳盡說明各種水輪機的構造與運作原理。循著這條道路走向桂山電廠，彷彿也是走在一部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簡史之中。水輪機雖然都是西洋名字，原始技術也都從歐美發展起來，但在日治時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卻不一定都是由西方國家生產。特別在 1910 年代以後，大肆建設水力發電廠的日本，亟欲實現水輪機的國產化，於是開始鑽研其製造技術。 1910 年，有一家名為「電業社」的日本公司，就設立了「水車部」，專門要來製造水輪機。後來，這家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版圖甚至延伸到臺灣來。 1922 年竣工啟用的宜蘭「天送埤發電所」（今蘭陽電廠天埤機組），就採用電業社製造的三部水輪機（1933 年又再增加一部）。今天，這些歷史已經超過百年的水輪機，也仍在穩定運作當中。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臺灣是一座高山之島，布滿了發源自山區的湍急河流，而豐沛的水力資源，也造就了建造水力發電廠的理想場域。在臺北之外， 1910 年，「竹仔門發電所」（今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也開始向臺南送電。其後，臺中的「后里發電所」（今大甲溪發電廠后里機組）、東部的「砂婆礑第一水力發電所」（今已廢棄，僅存遺跡）、乃至於全島各地的水力發電廠也都陸續啟用。這是臺灣電業史的起步階段，一個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二十世紀後期，臺灣迅速邁向經濟起飛，電力需求也不斷成長。單靠水力發電，已很難滿足用電缺口。於是，電力事業的建設資源，漸漸被轉移到其他發電方式。然而，水力發電在臺灣仍有進展。 1980 年代以後台電也應用了抽蓄式水力發電技術，於日月潭興建兩座抽蓄式電廠。回顧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發展過程，其中許多環節，都呼應著當時的國際潮流。而在水力發電之外，你會發現臺灣電力事業史的每個篇章，其實也同樣與整個世界的脈動緊密扣連，息息相關。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王舜薇等，《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公司，2019。 Lewis Mumford著，陳允明等譯，《技術與文明》，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駱致軒，〈新店溪流域水力發電文物展〉，《源雜誌》，第151期（臺北，2022），頁14-19。

1990年，「中華職棒聯盟」的第一場比賽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熱鬧開打，臺灣本土的棒球熱潮也隨之被推升至另一高峰。不過，這場球賽的觀眾，可能會驀然發現球場上的「統一獅」隊初代球員，多半都來自臺灣甲組成棒的另一支老牌隊伍，也就是台電棒球隊。「統一獅」的建隊班底，竟然有一大堆台電球員，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在中華職棒創立初期的四支球隊當中，「兄弟象」與「味全龍」早在業餘棒球時代已開始培養球員，成軍較晚的「統一獅」與「三商虎」，只能從既有的成棒隊伍當中尋覓人才。於是，「統一獅」選擇以當時的甲組勁旅台電為目標，積極展開招募。影響所及，大批的台電球員在1989年以後改披統一的綠白戰袍。比如在中華職棒贏下第一場勝投的「杜老爺」杜福明、明星捕手曾智偵等人，都是從台電到職棒圈闖蕩的例子。後來，陸陸續續也有許多職棒球員也都曾有台電經歷。近年來，最著名的大物級選手可能是綽號「神全」的強打者林益全。據說在台電打球的時候，球隊還特別在外野架設防護網，防止他把球打出球場、砸壞外頭的車窗玻璃呢！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故事，在1996年「臺灣職業棒球大聯盟」成立的時候，又再上演了一遍。當年正逢台電棒球隊成軍五十周年，但陣中的主力先發卻紛紛轉投新的職棒聯盟，球隊也幾乎瀕臨解體。雖然如此，能夠供輸人才於職棒聯盟，仍可說是一種貢獻於臺灣棒球的方式。今天，台電仍持續參與中華職棒二軍的交流盃賽，協助培訓新生代球員。不少現役的棒球明星，過去也都曾是台電的一分子呢！台電棒球隊在「fun電營」當中帶領小球員們進一步認識棒球運動。（圖像來源：臺東縣政府網站）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獅龍虎象各就各位四支職棒準備上壘〉，《聯合報》，1989年1月17日，第10版。〈不惜大量人財投資統一走過艱辛路程〉，《民生報》，1991年10月13日，第5版。〈台電老招牌今年難挨先發七人離隊聯賽幾乎動彈不得〉，《民生報》，1996年5月30日，第4版。

＂臺北自開點電氣燈以來，不啻於黑暗世界而放一大光明，使人眼為之明、神為之旺！＂ 1905 年，當龜山發電所開始向臺北送電、讓一盞又一盞的電燈在市區亮起以後，《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曾如此描述城市裡的嶄新氣象。此後的一、二十年間，我們會在報紙上不斷看見同樣的敘述，逐漸發生在全島的各個城市。例如， 1913 年「宜蘭電氣株式會社」開始送電以後，一個月內就點亮當地將近兩千盞電燈，「美夜光輝燦爛，五光十色，不似從前之黑暗」。同年在新竹，電燈的普及則帶動城市風貌的改造，移入人口與房屋數量都因此增加，「市街面目為之一變，展現出活力」。從這些描述來看，日治前期電燈在全島各地陸續出現，顯然帶來極大的衝擊與改變。但具體來說，電燈究竟在哪些方面改造了人們的生活呢？徬徨感如同火車曾被視為「黑色妖馬」，照相曾被誤會為「攝魂術」，電燈剛剛出現在世間的時候，也曾因為人們的不理解，而引起一些恐懼。據說 1891 年，美國白宮呼應當時潮流，裝設了電線與電燈。不過，時任總統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與他的夫人始終害怕電流，從不肯親手觸碰電燈開關。這則軼聞，今天仍寫在白宮歷史協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網站裡。美國總統尚且如此，同時代的臺灣民眾面對到電燈這樣的陌生事物，會感到緊張惶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出身新竹北埔的文學家龍瑛宗，在 1979 年發表的小說《夜流》，曾描繪出這樣一種感受。小說裡，他寫 1910 年代一群仍在使用油燈的農村民眾，正議論著臺北城裡，出現了一種名為「電燈」的不可思議之物。有些人說，「電燈」是外國人「造出來的魔物」，有人則猜測，「電燈」是被放大的螢火蟲。總而言之，「電燈」對於當時的農村居民而言，仍是超越常識的一種存在。《夜流》其實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前述種種，或許就出自於龍瑛宗在北埔的成長記憶。「文明」的展示與追求對於未曾接受教育的民眾來說，電燈以及其他各類「文明」事物，意味著某種神秘力量。有本事操縱這股力量的人，也就能夠讓老百姓感到敬畏 —— 有時候，統治者也會利用這點，刻意展示各種各樣的建設成果，藉以表現他們對於「文明」的高度掌控。 1899 年，殖民政府的官員們，便曾帶領一群北臺灣原住民部落的頭目，參觀臺北的現代化建設。鮮少與外界接觸的族人一見到電燈，果然驚愕地開始議論：「日本人是不是連日月都能做出來啊？」——部落領袖的敬佩與懾服，正是這場參訪活動想要達成的效果。不光是原住民，出身臺中清水地區的著名仕紳楊肇嘉，在 1908 初次造訪臺北時，也初次見識到電燈、電話等新奇事物，並且驚訝到「差不多整夜都沒有睡著」。數年後，返回清水的楊肇嘉開始參與地方政治事務。這段期間，他最積極推動的地方建設計畫就是架設電燈，幫助他的家鄉「從黑暗走向光明」。 1920 年，楊肇嘉正式成為清水「街長」（即當時的鎮長）。在他上任後不久，清水也順利點亮電燈，成為現代化的城鎮。這件事情不僅令楊肇嘉感到寬慰，也為地方上的鄉親父老帶來「歡欣、樂觀和希望」 —— 看來，電燈不只能夠在夜間提供照明，更能幫助一個聚落躋身「文明」行列，為聚落裡的人們創造出進步的自信心。 1939 年臺北新起街市場（西門紅樓）裡燈光燦爛的景象。（圖像來源：Wikipedia）夜間行動力的提升驚訝歸驚訝，人們還是很快就接受了電燈，並且適應它所引起的一連串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夜間行動能力的大幅增長。在電燈出現之前，人類還是擁有蠟燭、油燈、瓦斯燈。只不過，這些照明工具的亮度始終有限。相對來說，沿著街道鋪展開來的電燈，才能真正在現代城鎮裡創造足夠明亮的活動空間。與此同時，城市的夜間秩序，也因為電燈而變得穩定。每當某個角落在暗夜裡屢屢發生治安事件，地方政府便會藉由裝設電燈、增加照明來減少犯罪機率。此外，電燈對於公共衛生的提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913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一篇題名為「穢所燃燈」的報導便指出：由於臺北市內有太多路人趁著夜間昏暗隨意便溺，民間組成的「臺北防疫組合」打算動用經費，在特定地點增設電燈，嚇阻這樣的脫序行為。電燈開始在臺灣廣泛應用的時代，現代的「休閒」觀念逐漸普及，民間消費力也迅速增長。翻開當時的報紙，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舉行於夜間的「納涼會」、「商品廉賣會」、「電影放映會」。熱鬧街區裡的商店，更是把營業時間延長到深夜。一些店家則會強調店內擁有先進的電燈照明設備，或設計眩人耳目的電燈裝飾作為廣告看板，藉以招攬顧客。 1937年，一群高校生在臺北京町的燈光之下舉辦遊行的場景。（圖像來源：wikipedia）「不夜城」與尚未點亮的農村＂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如同文學家王詩琅的小說《夜雨》所述，在現代世界裡，電燈宛若暗夜裡的太陽，形塑了我們的生活樣貌。日治時期的報刊或詩詞，經常會用「不夜城」這個詞，來描述裝設電燈之後的城鎮景況。當黑夜如同白晝一樣光亮，夜晚便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休息時間，而能夠創造更豐富的生活內容。根據總督府的統計報告， 1905 年，臺灣使用的電燈數量，大約只在 5000 盞左右。到了 1940 年，這個數字已經成長了 60 萬盞。 35 年間，整座島嶼在夜晚所能獲得的光亮，增加了百倍有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變化，並非遍及整座島嶼。二戰結束以前，臺灣的電燈普及率其實只達到 35% - 40% 左右。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鄉村地區仍使用著油燈與蠟燭，直到 20 世紀後期才陸續因為「農村電化」而進入電燈時代 —— 那就是之後的篇章所要講述的另一個故事了。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Betty C. Monkman, “The White House Gets Electric Lighting, 1891,” The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ebsite. 王學新編，《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1。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2004。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 Jane Brox著，田菡譯，《光明的追求：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臺北：臉譜，2020。

台電職人口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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