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解台灣電力百年發展史-電業文物典藏

作者：陳韋聿隨著綠能建設的迅速開展，風力發電機已成為臺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支柱。看著巨大的風機扇葉在風場中呼嘯運轉，我們不免會疑惑：究竟是誰那樣聰明，率先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風力發電裝置呢？ - 在中文世界的網路資料當中，這問題的解答可謂眾說紛紜。有些文章將功勞歸給蘇格蘭人布萊斯（James Blyth），有些則說是美國人布拉許（Charles Brush）或丹麥人拉庫爾（Poul La Cour）。實際上，這三個名字，各自都代表了風力發電的某個技術演進階段。 1890 年代，拉庫爾針對風機進行的系統性改良（稱為 “Kratostate” ），解決了風力忽大忽小、電能轉換也跟著不穩定的關鍵問題。此外，他所設計的風機，也更趨近於今天廣泛被運用的風機形式。因此，拉庫爾被尊稱為「現代風能之父」。布萊斯與布拉許的發明，出現的時間則要比拉庫爾更早一點。 1887 年，這兩個人都在自家院子裡建造了一具形狀特殊的風力發電機，雖然發電效率仍差強人意，但他們的嘗試，向世人證明了「風力發電」確實可行。值得注意的是：布萊斯的風機在 1887 年的 7 月開始運作，布拉許的風機則得等到當年冬天才完成。單就時間順序而言，布萊斯或許才是真正的勝利者。由左至右，分別為布萊斯、布拉許、拉庫爾所設計的風力發電機。那麼，「史上第一部風機」的發明者，果真就是布萊斯嗎？恐怕還不一定。近年來，法國的風電史研究者布魯耶爾（Philippe Bruyèrre），提出了一個更早的答案。他指出：早在 1883 年舉行於奧地利維也納的國際電力博覽會當中，來自奧地利的發明家弗里德蘭德（Josef Friedländer），已經將一部抽水用的風力渦輪機改造成發電機組。而且，在現存的展場設計圖當中，我們還能見到這部風機俯視與側視的圖繪資料！ 2022 年，布魯耶爾將他的發現，闡述在一本名為《復古未來》（Rétrofutur : une autre histoire des machines à vent）的法文著作當中，透過美國作家吉佩（Paul Gipe）所撰寫的書介，這些研究成果得以被更多人看見。總而言之，關於「誰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風力發電機」這個問題，目前我們所知的最新答案，是奧地利人弗里德蘭德。然而，隨著歷史研究的持續推進，這個說法，或許有一天也會遭到推翻 —— 根據一些冷門文獻的說法， 1876 年美國費城的世界博覽會裡，也曾出現過一部「多金屬葉片的（風力）渦輪機」（many‐blade sheet metal turbine）。那部機器，會不會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風力發電機呢？恐怕還得等待更多的證據出現，才會有確切的解答了！布魯耶爾曾在 2021 年贏得科技史的重要獎項 Turriano ICOHTEC Prize，是相當傑出的學者。（圖像引用自 Paleo-Energetique 網站）參考資料 Brandon Owens, The Wind Power Story: A Century of Innovation That Reshaped the Global Energy Landscape (New York: Wiley-IEEE Press, 2019), pp. 1-12 Paul Gipe, “Austrian was First with Wind-Electric Turbine Not Byth or de Goyon,” WindWorks.org, July 25, 2023.

談到臺灣的風力發電，人們的目光多半聚焦於近年西部沿海風場的發展，卻鮮少注意到，半個多世紀前的澎湖，早已進行過一場開創性的實驗。近期，台電出版的《島嶼有光：澎湖、金門、馬祖供電物語》，完整披露了1965年澎湖後寮曾裝設風力發電機的這段佚史。作者還找到當年負責維修工作的蔡文華先生，協助訪查風機舊址。也因為有這本書的出版，這段幾近被遺忘的故事，才逐漸為人所知。不過，關於後寮風機的建設背景，《島嶼有光》只簡略提到它的建設緣由，可能與 1961 年台電機電處處長周春傳的丹麥考察經驗有關。那麼，是否還有其他資料能補充這段歷史？翻查當年的報刊雜誌，也許是一條可行的研究途徑。這篇文章蒐集了《徵信新聞報》、《中央日報》、澎湖《建國日報》在 1965 年前後關於澎湖風機建設的報導，試圖從這些史料中挖掘更多細節，讓這段歷史更為鮮明可感。 1965 年裝設於澎湖白沙後寮的風力發電機。（圖像引用自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澎湖記憶數位資料庫與檢索系統」） - 其實，在澎湖發展風力發電的構想，早在 1951 年便已有相關報導。1959 年，更有當地工廠技師成功自製風力發電機的消息，但也僅只是曇花一現，未能持續推展。直到 1960 年代初期，由台電一手主導的風機建設，才真正為澎湖的民生用電帶來實質影響。根據報導，這座風機由台電修理廠技術人員「自行仿造丹麥設計製造」，於 1964 年底完工，準備運往澎湖後寮的牛頭山進行裝設。同時，高達 12 公尺的鋼骨水泥基座也已動工。台電估算，整體工程費用約落在新台幣 95 萬至 100 萬元之間。 1965 年 6 月 7 日，台電工程師杜樹林率領六名技術人員抵達澎湖，翌日正式動工，並於 7 月底完竣。後續的試運轉亦進展順利，只待冬季季風來臨，風機便能投入供電。 9 月 17 日下午 3 點，這部高達 18 公尺、重達 11 公噸的風機終於啟動，扇葉開始運轉，產生的電力亦成功併入輸電網絡，為澎湖的電力發展史揭開新頁。值得注意的是，澎湖《建國日報》的一篇報導，揭露了更多關於這部風機能夠自動迎風、避風等等的技術細節：全部採用全自動控制方式，利用風速迴轉儀，當季節風達到每秒五公尺以上時，風速繼電器動作開始，自動控制，再由風標所標示之風向，風向繼電器操作小馬達，使機身對準風向迎受正面風力，當時放鬆煞車。風翼逐漸轉動至每分鐘六０轉時，塔頂之發電機即可達到每分鐘九００轉之轉速，自動併聯供電。則運轉之中，遇有風向改變或強弱變動時，機身可自動調整方向，使在每秒五公尺至十五公尺風力均可利用，遇有強風時，機身自動轉動，使翼片與風向平行，避開正面風壓。 —— 看來， 1965 年裝設於澎湖的這部風力發電機，其所採用的技術，可能比我們所想像的都還要更為進步！大致因為成本效益等種種考量， 1973 年，台電決定讓後寮風機停止運轉（相關故事，可參見〈尋訪風的來處：蔡文華與澎湖第一部風力發電機〉）。儘管這部風機的運作時間只有 8 年左右，它仍舊是臺灣風電技術發展史一個饒富意義的起跑點。今天，臺灣與澎湖的風電建設正如火如荼地開展，並逐步成為能源轉型過程裡的中堅力量。隨著一座座風機的扇葉轉動，我們也終將實現前人的理想，將臺灣海峽裡的強烈海風，轉化為源源不絕的豐沛能源。參考資料〈澎湖計劃風力發電〉，《中央日報》，1951年4月28日第5版。〈風力發電研試成功〉，《中央日報》，1959年3月1日第6版。〈風力發電機各方感興趣縣農會請代製一部〉，《中央日報》，1959年3月4日第6版。〈風力發電設備台電著手試製〉，《徵信新聞報》，1963年7月13日第2版。〈臺電擬開發新電源研究風力發電周春傳協理答覆省議員詢問〉，《中央日報》，1963年7月13日第5版。〈利用風力發電台電決在澎湖裝風力發電機〉，《徵信新聞報》，1964年11月6日第6版。〈澎風力發電機下月底可竣工如效果良好將普遍裝設〉，《徵信新聞報》，1965年1月9日第6版。〈風力發電機下週運澎湖道道地地是國產試驗良好再續建〉，《徵信新聞報》，1965年4月17日第5版。〈澎風力發電廠九月間可啟用〉，《中央日報》，1965年4月17日第3版。〈臺電將在澎用風力發電〉，《中央日報》，1964年11月6日第3版。〈利用風力發電在澎進行試驗台電工程隊昨抵達本月底可裝設完成〉，《徵信新聞報》，1965年6月8日第2版。〈台電利用風力發電第一座發電機今在後寮試裝〉，《建國日報》，1965年6月9日第2版。〈澎湖首座風力發電廠開始供電〉，《中央日報》，1965年7月6日第5版。〈澎湖風力發電機今正式啟用同時並納入供電系統〉，《徵信新聞報》，1965年9月17日第6版。〈臺電在澎湖新貢獻利用風力發電啟用情況良好〉，《中央日報》，1965年9月17日第3版。〈後寮風力發電機試車情形極良好〉、〈自動風力發電廠簡介〉，《建國日報》，1965年9月18日第2版。草地郎，〈風力發電與澎湖建設〉，《澎湖建設》（1964.12.15），頁10。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作者：陳韋聿高壓電塔默默矗立在城市近郊，總是與人群保持距離。在高速公路上，我們經常能夠望見這些鋼鐵巨人的身影，卻很少有機會走近它的身畔。然而，台電公司的高壓線路保線員，卻與我們多數人的日常經驗截然相反。這群電力工作者，總是行走在山林或郊野地帶，訪查著一座又一座的高壓電塔。並且攀爬到這些鋼鐵巨人的肩膀上，執行設備與線路的維修養護。保線員的「夜間觀測」，以及電塔上的「閃絡」現象人們很少留意到保線員的身影，不光是因為這群人的工作範圍經常遠離塵囂。許多時候，他們也需要等到夜幕低垂，才能執行例行性的觀測任務。唯有在夜間，他們才能在紅外線測溫儀的鏡頭當中，明確觀察到「絕緣礙子」上的「閃絡」（flash over）現象。攝影鏡頭裡所呈現的「閃絡」，是一團美麗的紫色電弧。然而，這些電弧是怎麼產生的呢？在臺灣，每年的10月到3月是東北季風的盛行期間。冷冽寒風，不僅夾帶著沙塵，同時也會捲起海面上含有鹽份的水沫。這些汙染物容易隨著強風，附著於電塔垂掛的礙子之上。而若鹽霧越積越多，「閃絡」也會變得更為頻繁。糟糕的是：密集的「閃絡」，會造成礙子損壞，繼而影響到電力供輸。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保線員得在寒冷的冬夜裡驅車上山，審慎觀察每座電塔上的礙子。若「閃絡」太過嚴重，保線員就必須使用清水沖洗礙子，去除鹽霧。這樣的維護工作通稱「礙掃」，也就是礙子的清掃作業。若鹽霧的侵蝕已然積重難返，則需要加以更換。攀上數十公尺的高塔，看顧自己的生死之門其實，礙子同樣裝設於於普通的電線桿上，台電公司也會定期執行「礙掃」。不過，普遍高度在十公尺左右的電線桿，與動輒高達五、六十公尺的高壓電塔迥然不同。懸掛在塔上的礙子，無論要洗要換，都是十分艱鉅的任務。揹著裝備攀爬上塔，對於訓練有素的保線員而言，其實不是難事。這份工作真正的挑戰，是要在高風險環境當中克服心理壓力，並且時刻保持專注。畢竟，半空中的每個動作，只要稍有閃失，都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另一方面，電塔上的高壓線路若操作不慎，也可能引起感電等等事故。也因此，保線員的養成教育裡面，總是強調按部就班，切實執行每個動作，藉以維護安全。這種重視細節的文化，同時體現在這個職業群體的世代傳承之中。據說，老一輩的保線員，總會向年輕後輩耳提面命，要他們時時刻刻看顧好自己的「生死門」。在高風險的工作環境當中，堅持履行電力守護者的職責「生死門」（senn-sí-mn̂g）其實是個頗為古典的臺語詞彙，通常用來指稱事物的最關鍵處。而對高塔上的保線員而言，確保自己與夥伴的安全無虞，顯然是第一要務。若有機會目睹保線員的登塔作業，你或許會對於他們直來直往的溝通風格感到印象深刻。這是因為電塔上的每項工作，都必須仰賴團隊之間的緊密配合。舉凡零組件的拆卸、空中到地面的運輸吊掛等等，每個動作的訊息傳達必須非常明確，否則危險便可能隨之發生。這樣看來，保線員在電塔上的疾言厲色，其實也反映了他們對於人身安全的高度重視。危險不只存在於高塔上，也可能發生在電塔的周遭環境。如前所述，臺灣的高壓電塔，經常設置於林野地帶，在這些人跡罕至的地方，遇到毒蛇、虎頭蜂也是常有的事。而且，電塔的損壞，往往肇因於颱風、土石流等大型自然災害。然而，保線員仍必須在強風豪雨之中跋山涉水，冒險前進電塔的所在位置，只為了履行自己身為第一線電力守護者的職責。除了看見高壓電塔，更應該看見保線員的犧牲奉獻高壓電塔與城市的距離雖然遙遠，人們依舊可以感知到它的存在。不過，維護這些電塔的保線員，卻鮮少受到關注。事實上，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職業群體願意冒著危險執行任務，這座島嶼的輸電網絡才能持續運作。下次，當你遠遠望見高壓電塔的時候，或許，你也會想起這些默默付出的保線員，以及他們在高塔上刻苦工作的身影。搭配影片：

在臺灣，喜愛爬山的人必定都知道「能高越嶺道」。這條橫越臺灣中部山區的道路，沿途風光明媚，曾吸引無數國內外的登山客前往朝聖。 1917 年由日本政府動工興修的能高越嶺道，是為了監控山區情況而設置的「警備道路」。不過，它的東部路段，在 1925 年曾經過修改。原先的「舊道」必須越過奇萊山區，海拔高度達到 3,307 公尺。改道後，人們只需登上海拔 2,800 公尺左右的「能高鞍部」，就能跨越中央山脈 —— 這條「新道」的攀登難度，顯然比「舊道」友善許多。能高越嶺道的登山健行風氣，大抵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漸漸醞釀成形。佐藤春吉與他的旅行紀實 1926 年 7 月，臺北第一中學（即今日建國中學）的教師佐藤春吉率領著 10 名日籍學生從南投霧社出發，循著能高越嶺道的「新道」，徒步走完四天行程。翌年，他將這次的登山經驗寫成文章，發表在剛剛創刊的《臺灣山岳》雜誌。佐藤春吉的文章，提示了旅途中的交通、住宿等種種實用細節，可說是一份詳盡的旅行指引。更重要的是，透過他的紀實性描述，許多讀者都發現這條陌生山徑並不可怕，沿途更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華麗美景。同一時期，日本政府也積極在臺灣推廣登山活動，許多學校也紛紛成立同好社團，喜好爬山的人群逐漸增加。這些登山愛好者，自然也想要循著佐藤春吉的指引，前往能高越嶺道一探究竟。佐藤春吉的旅行紀實〈能高越〉，與刊登該文的《臺灣山岳》雜誌創刊號封面。（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30 年代的登山風氣 1930 年的「霧社事件」，使得臺灣中部的山林，一度籠罩在殺戮的陰影之中。但在事件平息後，能高越嶺道上的人潮很快又恢復過來。此外，隨著「國立公園」的倡議興起，臺灣的山林美景，又進一步透過廣告宣傳被更多人所看見，登山風氣也跟著助長不少。由於登山隊伍漸漸增加，使得警察機關必須在能高越嶺道上挪出數個警察「駐在所」，將之設定為「指定宿泊地」，為登山客提供住宿服務與簡單飲食。設備越完善，對於普遍民眾而言也更容易親近。日治晚期，攀登能高越嶺道的行程，已被收錄在一些大眾導向的旅遊手冊當中，可見這條登山路線變得越來越普及化。日治時期設置於能高越嶺道上的「能高駐在所」，被譽為「檜木御殿」。它的建築規模宏大、設施齊備，對於早期的登山客而言是重要基地。（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東西輸電線與保線所二戰來臨後，臺灣的社會大眾自然無心登山，能高越嶺道也在 1940 年代中期因為自然侵蝕而嚴重損毀。直到 1950 年，台灣電力公司決定沿用日治末期的計畫，循著能高越嶺道建設「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將花蓮地區水力電廠生產的剩餘電力送往臺灣其他地方，這條道路才迎來修復契機。東西輸電線完工後，能高越嶺道也成為台電「保線員」的工作道路，原先分布於沿線的一些警察駐在所亦變更用途，成為「保線所」（亦即保線員的工作站）。 1950 年代以來，能高越嶺道的登山風氣復甦，這些保線所也成為登山客經常借宿的地方。其中，「天池保線所」更在 1986 年重建為「天池山莊」，成為專門的山屋。近年來，「檜林保線所」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接管後，也將重新規劃為住宿場所，繼續為山友提供服務。 1953年為了紀念東西輸電線竣工而建設的「光被八表」紀念碑，後來也成為能高越嶺道上的著名景點。近年來，紀念碑已在自然力量的侵蝕之下斷裂，如今仍以遺跡形式保留於原址。（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能高越嶺道的百年故事回顧能高越嶺道的歷史，最初它是日本時代的警備道路，後來又成為東西輸電線的建設基礎。與此同時，登山風氣的興起，更驅使人們走進山林，讓它變得越來越熱鬧。包括東西輸電線在內，過往歷史的諸多遺跡，迄今仍是能高越嶺道的沿線風景。下次，若你有機會造訪這條山中古道，不妨仔細留意路旁的種種線索。除了雲瀑、斷崖等等壯麗風景之外，或許你也會在旅行途中，驀然看見這條道路百年來的歲月變遷、盛衰起伏。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佐藤春吉，〈能高越〉，《台灣山岳》，1（臺北，1926），頁 50-62 。

每逢乾旱，日月潭裡頭九隻青蛙疊在一起的「九蛙疊像」，總會成為新聞焦點。人們總以為：水面上能夠看見幾隻青蛙，反映的是日月潭的水資源是否充足。如果「九蛙」盡數露出水面，那就表示整個臺灣的乾旱嚴重，水情吃緊。實際上，「九蛙」與日月潭的底部，還差了好一段距離。就算水位下降，使這些青蛙全數露臉，整個日月潭也還是保有85%的蓄水量。而且，這九隻青蛙的設計用意，也不是為了偵測水情，而單純是想讓大家注意到一個特殊現象——其實，日月潭的水面每天都在升降，而且落差高達兩公尺！山裡面的湖泊，不像海水那般有潮汐變化，每天卻仍會有大量的水體消失、回流，這些水究竟流去了哪裡？原來，日月潭的每日升降，其實是近代才有的現象。1985年，「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告峻以後，日月潭便開始成為抽蓄發電體系裡的「上池」。那些被引入管道、用於發電的湖水，則會流入「下池」（即明湖水庫）當中。抽蓄發電的「蓄」，指的便是在夜間離峰時段運用剩餘電力，將「下池」裡的水重新抽回到「上池」蓄積。等到白天尖峰時段，再重新從「上池」引水發電。如此往復循環，日月潭的湖水也因此有了每日在夜間升高、在白天降低的現象。時間來到1995年，「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也建設完成了，日月潭的每日升降，於是又變得更為劇烈。2001年，受聘於南投縣風景管理所的景觀設計師呂兆良先生，為了彰顯日月潭水位變化的這一特色現象，便著手設計「九蛙疊像」，並委託南投在地的藝術家沈政瑩先生進行製作。緣於新聞報導的推波助瀾，「九蛙疊像」在今天的臺灣，已是廣為人知的特色景點。「九蛙滅頂」的特殊現象，也成了新聞媒體的關注焦點。有機會造訪日月潭，不妨仔細留意這九隻青蛙在湖面露頭的晝夜變化——其實，那才是「九蛙疊像」的原始設計者真正想讓你注意到的事情啊！日月潭的「九蛙疊像」。（圖像來源：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網站）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日月潭抽蓄發電成典範光輝歷史風華再續〉，《台電月刊》，690（2020.6），頁6-11。許瑛娟，〈日月潭九蛙現蹤跡抽蓄水力發電兼儲能永續利用〉，《台電月刊》，725（2023.5），頁33-35。

作者：陳韋聿無論是電線桿、變電箱、人孔蓋、乃至於每兩個月寄來一次的電費單，你總能夠見到台電的「公司徽」。數十年來，這個圖案遍布於我們的生活周遭，可說是近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不過，台電的這個logo，是什麼時候設計出來的？背景脈絡又是什麼？ 2021年發表於第702期《台電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對於這個問題有完整的考據與解析。原來，現行版本的台電logo（所謂的「公司徽」），是1947年4月5日在台電公司內部正式公布的。這份公文，目前仍收藏在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檔案管理局。公文後半部分的兩張附圖，則是logo的完整圖樣與細部說明。說明部分，還可以看到鉛筆字的訂正痕跡。修改後的完整版本，則刊登在同年4月30日發行的台電《勵進月刊》當中。檔案裡的資訊，可以怎麼解讀呢？其他單位典藏的台電檔案，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幫助。比方說，這份公文的「擬稿員」欄位，簽有「恕直」二字。而在國史館典藏的1948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裡面，我們便能夠在「總經理室」的編制當中，找到這位1946年5月到職的副管理師「黃恕直」先生。他顯然在這次的公司徽修正案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收藏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裡的「修正公司徽圖」公文。（圖像來源：國家檔案資訊網）國史館典藏的1948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記錄了黃恕直的相關資訊。（圖像來源：國史館）從檔案內容來看，台電似乎在1947年的2月27日決定了logo的修正草案（巧合的是，在近代臺灣歷史當中，這個日子的意義也至為深遠）。從說明內容來看，logo本身的字體與符號顏色、「台電」字樣的圖形化之後的長寬與角度、乃至於閃電符號的畫法，都有非常精準的數值規範。說明文字的末尾還特別提到：「凡應用本公徽，不論大小，均須按照上面標準繪製」——檔案裡的這些小地方，或也反映了台電公司自成立之初，便已具有極嚴謹的組織性格。七十餘年過去，這個logo無論出現在台電的工程車、文宣品、或者其他各個地方，仍始終維持著整齊劃一的樣式。「修正公司徽圖」的說明文字裡，各個圖像細節都有精準的數值規範。（圖像來源：國家檔案資訊網）值得注意的是：台電logo裡的閃電花紋，以及宛如正三角形與倒三角形的「台」、「電」字樣，或許都受到日治時期一些電力事業的社徽所影響。至於圍繞在logo周邊的三環圖樣，則代表著1946年出資成立台電公司的「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包括今天的「中油」、「台糖」等企業在內，這些公司也都是在戰後初期由資委會成立，而它們的logo，也都有同樣的三環圖樣。時代不斷在改變，今天的台電公司也持續在各種廣告文宣的視覺設計上有所創新。不過，與公司歷史同樣悠久的logo，則始終維持著原來的模樣。小小的標誌，卻有豐富的故事。下次當你看到台電logo，或許你也會在每個小細節的觀察裡，看到它所連結的種種歷史線索。 1947年刊載於《台電勵進月刊》上的「台灣電力公司『公司徽』圖」。（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全宗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檔號A313310000K/0036/15/1/1/00。〈臺灣電力公司「公司徽」圖〉，收錄於台電《勵進月刊》，1：2（1947），頁35。〈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102-2499。張椀喬、吳岱欒，〈解密台電×檔案—解碼台電公司徽街頭巷尾親切的來電標誌〉，《台電月刊》，第702期（2021.6），頁44-48。

看過《變形金剛》（Transformers）系列電影的人，應該會對故事裡的「火種源」（AllSpark）有點印象。「火種源」是世界之所以能夠運作的原動力。包括「變形金剛」在內，世界萬物的生命、天地瀛寰的奇蹟，都因為「火種源」而得以起始。 20世紀以來，火力發電之於整個地球的諸多後進國家，或也如同「火種源」一般，提供了強大能量。特別是那些曾以「經濟奇蹟」自我標榜的國家，諸如韓國、新加坡、列支敦士登……，若仔細審視它們的發展歷程，必定都能看到火力電廠為國家所創造的成長動能。睽諸臺灣，電業的發展，亦是在1960年代以後逐漸過渡到「火主水從」階段。也就是說：這時期臺灣陸續啟用的數座火力電廠，取代了原先水力發電廠所佔據的優勢地位，成為島上最主要的電力來源。得益於豐沛的供電，1970年代以後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才得以發生。從這個脈絡來看，火力電廠，其實是臺灣之所以能夠躋身已開發國家行列的關鍵。然而，火力發電廠通常僻處郊區，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相距甚遠。普遍的臺灣人，對於這些電廠的認識通常有限。若隨機在街上抽問，多數民眾恐怕只能舉出幾座曾經引起輿論關注的火力電廠。在早前的出版市場當中，火力電廠亦是乏人問津的題目。若嘗試翻揀最近20年內的本土出版品，我們只會找到2006年出版的《火力發電問題精解》——一本寫給台電應考人員的參考書。日治時期的高雄第二火力發電所。開創性的電力事業歷史專著所幸，《馭光前行：穿越火力發電時空長廊》（以下簡稱《馭光前行》）的出版，補足了這一長久以來的知識缺口。總的來看，這本書應是第一本以臺灣火力發電廠為焦點、全面性地介紹各個電廠及其發展歷程的專著。全書的結構十分簡明，前兩章主要談論日治時期以前官辦與民營的火力發電所，第三章基隆八斗子的「北部發電所」（即後來的「北部發電廠」，於1982年除役，現址為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在二戰前後的發展經過。其後的九章則各別書寫一座電廠。我們知道：臺灣的電力事業在1960年代以後逐漸過渡到「火主水從」階段，大型火力電廠陸續興工，這些電廠亦即後九章的討論主題。這樣的章節架構安排，大抵也就表現了臺灣火力發電事業的歷史輪廓。作為開山闢路的作品，《馭光前行》的寫作意圖，是想要讓普遍的讀者都能找到解惑門徑。全書未設註釋，也不打算在檔案堆裡耗費力氣，相反的，執筆團隊的寫作策略，是要透過相對平實的語言，交代臺灣每一座火力電廠的發展經緯。從1885年劉銘傳巡撫任內設置於臺北的燃煤發電機，到2018年加入兩個「超超臨界機組」的大林發電廠，讀者若欲初步掌握百餘年來臺灣火力電廠的概況，應能透過本書建立一個知識基礎。大林發電廠曾經同時擁有煤、油、天然氣等不同類型的燃料機組。（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然而，這並不是說《馭光前行》只是單純將既有的零散資訊整理成書而已。事實上，執筆團隊仍從廣泛的口述採訪當中，收集到許多珍貴訊息。學術研究者顯然也能夠在這本書裡，尋獲難得的材料。譬如本書的第三章寫基隆八斗子的「北部發電所」（即後來的「北部發電廠」，於1982年除役，現址為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作者便從電廠員工與在地耆老的訪談當中，重建了電廠裡外的生活風景。那時，北部發電所裡擁有一座頗為稀奇的高爾夫球練習場，就連台電的總經理孫運璿都要趁著周末在這裡住上一晚，享受打球的樂趣。在八斗子這樣的小漁村裡，偌大一座火力電廠的出現，也促成了一些令人意外的改變。前立委王拓第一次讀到「有字的書」，就是在這座電廠的圖書館裡。透過這座電廠，八斗子的居民得以窺見諸多還未出現在臺灣民間的現代化景象（譬如「一戶一廁所」——在戰後初期的臺灣，人們多半都得走到屋外，共用簡陋的茅坑），並因此激發了他們投資教育的決心，務使下一代人獲得同樣進步的生活水準。戰後初期的北部火力發電所。經濟奇蹟的幕後推手或許因為兩位主要撰稿人的記者背景，人物採訪對於全書的重要性斑斑可見。這些報導人的憶述自然地鑲嵌在各種故事的鋪敘當中，隨手翻讀，彷彿能見到各種各樣的臉譜在紙頁裡不斷發聲。特別是後九個章節，由於討論主題都是時代較為晚近的火力電廠，執筆團隊特意找到了曾在這些電廠服務的台電人，藉由大量的口述記憶來重建故事。這些口述資料，提供了某種檔案與文獻看不見的歷史臨場感。比如第四章寫到1970年代深澳電廠的工作環境，便有當時的第一線人員具體敘述了廠裡的噪音、溫度，以及他們「站著睡覺也要把東西搶修好」的工作壓力。第九章寫到林口電廠左近的地方廟宇，執筆團隊也採訪到曾是台電員工的寺廟主委，略述廟宇如何成為電廠與地方民眾之間建立信任感的媒介。在建廠沿革、工程技術等等基礎骨架之外，老台電人的記憶則是故事裡的血肉，為各個章節增添了不少色彩。台中發電廠是臺灣重要的電力供應來源。（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值得注意的是：由於1960年代以來火力發電一直在臺灣的電力供應當中扮演要角，電廠若偶遇天災而停止運作，民生與產業必然受到嚴重影響。也因此，電廠員工的回憶裡，有相當一部分都與地震、風災的搶修經驗有關。這些漏夜拯救一座電廠的故事除了讀來生動以外，某種程度也表現了這座島嶼依賴於火力發電的現況。如同本文開頭所言，20世紀後半葉臺灣的「經濟奇蹟」，其實必須仰賴火力發電在背後提供動能，才得以成就，《馭光前行》所書寫的，正是這些扮演幕後推手的發電廠。而在所有那些熾熱的燃油機組、蒸氣鍋爐周遭，你還將看見一群揮汗如雨、戮力從公的台電人，如何將一己的熱情，奉獻於臺灣的電力事業。＊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是火力發電廠，也是漁村子弟的新世界不同於日治時期，北部發電所屬於備援性質，所需人員不多，北部發電所在復廠、擴建後，員工逐漸增加，電廠宿舍區也因應員工的生活需求，衍生出許多生活服務部門。宿舍區內有分單身宿舍和有眷宿舍，還有醫務室、理髮室、燙衣室、圖書室、交誼室、中山堂、招待所和小型高爾夫球練習場等，後來還陸續增設兒童遊樂場、溜冰場等，宿舍區上面還有一個無線電台。暑假期間，電廠宿舍區還會舉辦視聽教學、攝影、游泳、溜冰、土風舞、參觀旅行、遠足等活動，福利很好。最難得的是員工們不分職位高低，大家都打成一片，互相幫忙，像一個大家庭般。宿舍區有一幢日本時代的所長宿舍，是優美的日式建築，曾任北部發電廠機械值班主任的簡枝祥先生說，以前孫運璿總經理會在週末前來住宿，打一場高爾夫球才離開；後來北部發電所擴建時，所長宿舍也曾做為外籍顧問宿舍。八斗子耆老方義德回憶少年時正逢戰後初期，臺灣的工業還沒有發展，那時農村除了耕作、製茶、養豬以外，有些當地人長大後就去當礦工。電廠設立為當地人帶來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新眼界，其一就是電廠宿舍家戶配有廁所；早年臺灣廁所大多設在戶外，而且多戶共用，「屋內有廁所」在方義德年幼時是「不可思議」的存在。休閒活動的觀念也是如此。方義德提到，北部發電廠有個中山堂，當時最奢侈的活動就是去那兒看電影，此外宿舍區有籃球場，休閒運動打籃球的觀念，也是從那兒來的。（頁56-57）忙著曬藍圖的菜鳥工程師發電廠機組日新月異，每購入新機組，發電廠員工幾乎都再重修一次學分，而為了盡快學會新機組的操作與維護，個個使出渾身本領，找出最佳學習方法。資深的儀電工程師鄭顯章於1972年進入通霄發電廠，當時機組尚未進入電腦時代，為了了解機組構造與電路，不僅要跟著師傅學，還必須與當時股長商量，設法借到曬圖紙，還向效率股（現為運轉組效率課）借圖表。當時影印機並不普及，拿到圖面須自己拿到太陽底下曬藍圖，鄭顯章回憶說，「我跟學弟兩個人，每天一有空檔就是曬圖。」曬藍圖是在藍圖下放感光紙，上方放半透明燈或讓陽光曝曬，曬到讓藍圖感光；再取紙放入氨水經化學反應，接著再曬太陽，而後陰乾，多道程序反覆下才完成，鄭顯章說他這樣一張一張曬，還要自己整理、裁紙裝訂。而同為資深儀電工程師陳要彰則是報到後被分派儀器控制工作，早期的機組儀器運轉、控制與維修在沒有電腦情況下，必須看電氣邏輯圖，從圖面去看流程，看控制的邏輯，與控制的順序。剛報到就得努力研讀邏輯圖的，還有運轉經理杜旭淵，1981年到通霄發電廠，不久後便參與3號機試運轉，他每天背著5本邏輯圖進出控制室，因為試運轉遇到的問題，必須查閱邏輯圖，才知道機組啟動需要哪些條件、保護機制需要哪些條件。尤其試運轉時，外國技師偶爾放手讓電廠員工嘗試模擬，而且為了把握工作期程，詳實進行各項測試，更會要求電廠同仁必須在上午8點前將熱回收爐啟動到待機狀態，啟動過程中如果有問題時，更需要隨時翻閱邏輯圖查看。回首當時與原廠技師一起工作的情景，通霄發電廠的同仁不只必須現場學，晚上回家還需要閱讀說明書，以對照現場技師完成的工作，印證說明書上的說明；杜經理語重心長的說：「如果只是跟著看卻不知所以然，等於是在跑龍套，在做什麼你也不知道」。現場與書本互相應證學習，才能真正學到技術。（頁159-160）

圖解台灣電力百年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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