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解台灣電力百年發展史-電業文物典藏

作者：陳韋聿你見過螺旋槳式的「風向風速儀」嗎？這類儀器的型制經久不變，在機場、船舶等各種需要氣象觀測的場合，總有機會發現它的蹤影。早期，台電在進行電源開發的勘測工作時，也需要蒐集現場環境的氣象數據。當時所使用的一具風向風速儀，目前就保存於台電的文物典藏中心。儀器下方的銘牌寫有其型號 N-162D，以及 Nippon Electric Instrument, Inc. （簡寫為NEI）等字樣，顯然是日本製造的產品。若仔細爬梳日本方面的文獻，就會發現這具風向風速儀與它的製造廠商，在日本氣象觀測史上都頗具重要性。箇中故事，值得我們細細述說。台電典藏的 NEI 製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 Nippon Electric Instrument 這個名字，按照字面意思，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日本的重量級企業「日本電氣」（臺灣分公司名稱為「恩益禧」）。不過，「日本電氣」的英文名稱其實是 Nippon Electric Company （簡寫為NEC），它顯然不是這件文物的製造廠商。實際上， NEI 的日文原名是「株式会社日本エレクトリック・インスルメント」，該公司創立於 1965 年，是風向風速儀的專門製造商。 NEI 現已不存，但該公司曾有一本名為 WIND PRESS 的定期出版刊物，能夠幫助我們掌握許多故事線索。 2000 年出版的第 3 期 WIND PRESS 收錄了一篇文章，名為〈わが国の風向風速計の歩み〉，回顧了日本風向風速儀的技術發展史。該文提到： NEI 創始人野澤侑司的父親（姓名未詳）原本也是氣象設備製造商。據說在 1950 年代，他與日本氣象廳合作研發出日本史上第一個電子式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不過，那時的儀器仍是用黃銅製造，重達 23 公斤，曝露在自然環境中也容易有鏽蝕、受損等等問題。 1965 年，出於我們不知道的理由，野澤侑司離開了父親的公司，自行創辦 NEI。隔年， NEI 旋即發表日本史上第一款運用 FRP （塑鋼）材料製成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 重量更輕，材質更耐久，完美彌補了過往黃銅製儀器的缺點。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本刊物的後半部分，呈現了 NEI 創社以來推出的產品，其中也提到台電典藏的這件塑鋼製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N-162D ，並且說到該產品是「広く普及している風向風速計」（廣泛被使用的風向風速儀）。 NEI 與其他公司合併後組成的「 ANEOS 株式会社」，今日所生產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整體形制與台電典藏的 N-162D 仍然相去不遠。（圖像引用自 ANEOS 株式会社網站） - 台電典藏的這件 N-162D ，在建檔之初，所登載的說明內容，多數引用自中央氣象署南區氣象中心所建置的科普教育內容頁面。沿襲該頁面的說法，這具儀器的使用時間，也暫時被推定在 1950 至 1970 年代之間。不過，根據前文的資料爬梳，我們大致可以確定：本件儀器的製造與使用年代，應當都在 1966 年以後。實際上，早期台電使用的眾多日本製儀器設備，來源相當多元。有些器物很早便已在市場上流通（例如 19 世紀晚期便已出現的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可能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有些器物則如同本件風向風速儀，可能是在 1963 年電源開發處成立後，才陸續向日本方面進行採購。 N-162D 在臺灣雖已成為「文物」，但在晚近的時代裡，我們仍能看到它持續被使用在日本的消防設施、研究船、調查船當中。這樣看來，NEI 在 1966 年推出的 FRP 製風向風速儀，確實是劃時代的發明，使風向風速儀能夠挺過歲月考驗，更加經久耐用。 2019 年， NEI 已經與另一家歷史悠久的設備製造商「小笠原計器製作所」（「電業文物典藏」網站亦收錄了這家公司製造的一件水位計）合併，成為「ANEOS株式会社」。不過， NEI 的創始人野澤侑司，今天仍舊擔任著這家公司的會長職務。若有機會帶著台電典藏的 N-162D 前往拜訪，或許，這位企業家還能告訴我們更多與之相關的故事呢！野澤侑司（右）目前是 ANEOS 株式会社的會長，他所成立的 NEI 影響了日本風向風速儀的技術發展。（圖像引用自 ANEOS 株式会社網站）參考資料〈わが国の風向風速計の歩み〉，收錄於株式会社日本エレクトリック・インスルメント編，WIND PRESS，vol.3（2000，東京），頁4-5。

沿著臺北南端的「新烏公路」朝著烏來行駛，後半部分的路程，總有一條名為「南勢溪」的河流相伴。若是在這條道路的九點多公里處向河床望去，你會發現河流當中，存在著一些水泥構造物的殘跡。隨著時間流逝，河床上的遺構多半已被泥沙淹沒，附近也缺乏清楚的說明指引，以至於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遺跡的真實身分，其實是 1905 年與「龜山水力發電所」同時建造的攔河堰 —— 換句話說，它是臺灣第一座發電廠的附屬設施。老照片裡的「台北第一發電所堰堤」全景。（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際趨勢底下的龜山發電所「南勢溪」的河水從攔河堰溢流而下，沒過多久，就會與「北勢溪」匯集在一起，成為流貫雙北地區的「新店溪」。河流的交會處，正是龜山發電所的所在位置。這是臺灣第一次運用城市邊緣的河川來建造水力發電廠，再透過城市裡的變電所來轉換電壓、向用戶供應電流。可以說，近代臺灣的電力生產與輸送系統，就是以龜山發電所為起點，逐步串連成一個蔓延全島的網絡。其實1905 年龜山發電所的興建，也呼應著當時全球電力技術發展的趨勢 ── 採用了交流電系統。不久之前，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所代表的交流電陣營，才剛剛在所謂的「電流戰爭」當中取勝。時間拉到日本剛開始統治臺灣的1895 年，美國人也正準備要利用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來興建水力發電廠，並運用西屋公司的交流電系統，將電流送往鄰近城市。這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電力建設計畫，而交流電的穩定性也在電廠開始運轉後獲得更有力的驗證。此後，交流電系統迅速向世界各地擴散開來，臺灣也同樣受到這股浪潮影響 —— 實際上，裝設在龜山發電所裡的三部 250 kW 發電機，也正是由美國的西屋公司所製造。老照片裡的龜山發電所，不幸在 2012 年坍塌，目前只餘下局部的建築殘跡。（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水輪機的技術史每一部發電機，必須有動能來驅使它運轉。而在水力發電廠當中，這股動能則必須依賴「水輪機」（water turbine）來提供。人類很早就已經懂得運用水力來驅使水車運轉，再用它來帶動磨坊裡的石磨、冶鐵場裡的鼓風爐。大致來說，水輪機就是水車的進階版本，它能夠承受更猛烈的水流衝擊，產生更強大的動力。然而，在 18 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發生、大量機械設備開始被製造出來以前，人類還沒有什麼動機要去改良水車，獲取更多動力。也因此，水輪機的技術革新一直到近代才開始發生。 1832 年，有個名叫傅聶宏（Benoît Fourneyron）的法國工程師，率先製造出一部 50 匹馬力的水輪機 —— 這部高效率的機器，是早期水輪機改良過程裡的一塊里程碑。後來，美國尼加拉瀑布水力電廠所使用的水輪機，也是採用傅聶宏的設計。除了傅聶宏以外，19 世紀以降，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工程師，也都嘗試對水輪機進行改良。這些改良版本常常會冠上他們的名字，譬如「法蘭西斯式水輪機」（ Francis turbine）、「佩爾頓式水輪機」（Pelton Turbine）、「卡布蘭式水輪機」（Kaplan turbine）。到了 20 世紀，這些機器也陸續被引進臺灣，成為各個水力發電廠的心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若想要知道這些水輪機究竟有什麼差別，你同樣可以在新店溪流域找到答案 —— 今天，「桂山發電廠」大門外的道路兩旁，就陳列著前述三種水輪機的內部機件。這些機件，全都拆卸自退役的水力發電機組。它們有的遠從大甲溪的青山分廠運送過來，有的則收集自東部的龍澗、溪口、榕樹，以及北部的粗坑、烏來等機組。此外，附近還設有解說牌，詳盡說明各種水輪機的構造與運作原理。循著這條道路走向桂山電廠，彷彿也是走在一部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簡史之中。水輪機雖然都是西洋名字，原始技術也都從歐美發展起來，但在日治時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卻不一定都是由西方國家生產。特別在 1910 年代以後，大肆建設水力發電廠的日本，亟欲實現水輪機的國產化，於是開始鑽研其製造技術。 1910 年，有一家名為「電業社」的日本公司，就設立了「水車部」，專門要來製造水輪機。後來，這家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版圖甚至延伸到臺灣來。 1922 年竣工啟用的宜蘭「天送埤發電所」（今蘭陽電廠天埤機組），就採用電業社製造的三部水輪機（1933 年又再增加一部）。今天，這些歷史已經超過百年的水輪機，也仍在穩定運作當中。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臺灣是一座高山之島，布滿了發源自山區的湍急河流，而豐沛的水力資源，也造就了建造水力發電廠的理想場域。在臺北之外， 1910 年，「竹仔門發電所」（今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也開始向臺南送電。其後，臺中的「后里發電所」（今大甲溪發電廠后里機組）、東部的「砂婆礑第一水力發電所」（今已廢棄，僅存遺跡）、乃至於全島各地的水力發電廠也都陸續啟用。這是臺灣電業史的起步階段，一個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二十世紀後期，臺灣迅速邁向經濟起飛，電力需求也不斷成長。單靠水力發電，已很難滿足用電缺口。於是，電力事業的建設資源，漸漸被轉移到其他發電方式。然而，水力發電在臺灣仍有進展。 1980 年代以後台電也應用了抽蓄式水力發電技術，於日月潭興建兩座抽蓄式電廠。回顧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發展過程，其中許多環節，都呼應著當時的國際潮流。而在水力發電之外，你會發現臺灣電力事業史的每個篇章，其實也同樣與整個世界的脈動緊密扣連，息息相關。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王舜薇等，《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公司，2019。 Lewis Mumford著，陳允明等譯，《技術與文明》，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駱致軒，〈新店溪流域水力發電文物展〉，《源雜誌》，第151期（臺北，2022），頁14-19。

在臺灣，電力成為一種可營運的「事業」，時間大致已有一百餘年。若要編寫一系列的文章，呈現出臺灣電業史的發展過程，乃至於這些歷史段落與整個世界的連結關係，應當從什麼地方開始寫起呢？所謂的「電力事業」，最少應該要有一部生產電力的機器才能成立。那麼，不妨就把「發電機」當成故事的起點吧。發電機初次登場學校都教過，18 世紀的歐洲科學家，對於電學原理已有許多發現。到了 19 世紀，英國學者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更率先解開「電磁感應」的謎題，並且製作了一部能夠產出微弱電力的發電裝置。所謂的「發電機」，在他手中已有了雛形。後來，發電機很快產生了許多改良版本，繼而在 19 世紀後期成為所謂「第二次工業革命」背後的一股推進力量。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上，發電機被引進了臺灣，並且開始對這座島嶼的歷史產生影響。故事說到這裡，許多人腦海裡首先浮現的名字，一定是劉銘傳。 1888 年，這名官員所興辦的電力事業，替臺北點亮了第一盞電燈。這樣的功績，也讓他被許許多多的偉人傳記，奉為臺灣電力史的起始人物。不過，人們常常忽略劉銘傳的電力事業（也就是文獻裡提到的「興市公司」），規模其實不大。顛峰時期，它所產出的電力，也僅只供應臺北城內的數十盞電燈而已。況且，該公司使用的那些蒸氣燃煤發電機，也多半在後來的「乙未戰爭」當中遭到破壞 —— 換句話說，劉銘傳時代的發電設備，並未被延用，它們對於臺灣的電業發展史，自然也沒有產生什麼實質影響。臺南成功大學博物館典藏的「愛迪生-霍普金森直流發電機」，過往的網站文章也曾介紹到它的故事。（圖像來源：外交部網站）「長腿瑪莉安」與直流電系統今天，若你走進臺南成功大學的電機系系館，便會在大廳的玻璃櫃裡，見到一部愛迪生-霍普金森發電機（Edison-Hopkinson Dynamo）。這部重達 1.1 公噸的機器，其實是臺灣現存最古老的發電設備。顧名思義，愛迪生-霍普金森發電機原本是大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的專利設計。外表看上去，兩根筆直的「場磁鐵」是它標誌性的特色。也因此，愛迪生實驗室裡的一群員工，總戲稱它為「長腿瑪莉安」（Long Legged Mary Ann）。日治時期，這部發電機被「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當成禮物，送給了學校。不過，它的來歷究竟是什麼？原本被應用在臺灣的什麼地方？目前仍是個謎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長腿瑪莉安」的屬性與劉銘傳時代的發電機相同，所產出的都是直流電。早在 1880 年代，愛迪生旗下企業採用的直流電系統，便率先搶佔美國的電力市場。與此同時，愛迪生自己的發電機專利也被賣到海外。成大電機系典藏的那部發電機，正是由英國的 MATHER & PLATT 公司取得授權之後，改良製造的產品。直流發電機能夠賣到臺灣，說明了這種電力系統一度前景光明。不過，直流電始終有個難以克服的問題，是它的電壓難以轉換，因而無法實現長距離、有效率的電力傳輸。也因此，愛迪生在美國設置的直流電廠，必須散佈在城裡的各個角落。而這會是電力事業理想的經營模式嗎？恐怕未必。「製藥所」的電力輸出若回顧臺灣史，直流電發電機也曾在日治時期被應用於其他地方，其中一處，是位於臺北市小南門附近的總督府「製藥所」，也就是鴉片工廠。根據林炳炎的研究，製藥所在 1898 年首先設置了一部英國製的 7.5kW 直流發電機，藉以點亮廠房裡外的電燈，讓鴉片煙膏的生產能夠日以繼夜地輪班進行。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供給鄰近的行政機關、官員住所以及醫院所需電力，使這些地方也能夠點亮電燈。製藥所又陸續增設了三部日本「芝浦製作所」製造的直流發電機。今天，我們在製藥所的出版品當中，還能找到其中一些發電機的影像。日治初期，製藥所的周遭地區，大概是全臺北唯一能夠點亮電燈的所在。 1904 年，《臺灣日日新報》便有一篇報導指出，製藥所附近的街區宛若「不夜城」。然而，當發電機按例進行保養的時候，這些地方便會立刻陷入死寂。話說回來，製藥所裡設置的這些直流發電機，畢竟不是供應電力的長久之計。若要點亮整個臺北，乃至於為整個臺灣創造出足以推動進步的電力，還得尋求別的辦法。《臺灣總督府製藥所事業第二年報》裡的「電氣燈發電機」的照片。此外，當期年報還有一張工廠平面圖，說明了發電機的位置，以及它與「汽罐」（蒸氣機）之間的連動關係。（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交流電的異軍突起其實，由愛迪生領軍的直流電陣營，到了 19 世紀末便已露出敗象。那時，愛迪生的競爭對手西屋（George Westinghouse，也就是電器品牌「西屋」的原始創辦人），與著名科學家特斯拉（Nikola Tesla）攜手合作，在 1893 年的芝加哥博覽會裡運用交流電點亮了九萬多盞燈泡，證明了這種系統不僅安全無虞，而且效率卓著。到了 1895 年，西屋公司更進一步取得在美國尼加拉瀑布建設電廠的權利。至此，這場聞名史冊的「電流戰爭」已明顯分出勝負。整個世界，也將走向交流電的時代。眾所皆知， 19 世紀後期的日本剛剛經歷過明治維新，他們積極學習歐洲國家的科學技術，發電機自然也包含於其中。不過，日本的情況與臺灣相同，一開始同樣使用直流發電機，到了 1889 年以後，大阪、東京等主要城市陸續採用交流電系統，並且實現電力的高壓傳輸，再透過變電站轉換電壓、配送給用戶的運作模式 —— 之後，這一整套交流電的建設系統，也被他們帶到臺灣，為這座島嶼的電業發展史揭開全新篇章。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第二篇第一章，「官營電業．州官點燈」。 Alfre W. Crosby著，陳琦郁譯，《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臺北：左岸文化，2008），第六章，「電力」。

1926 年 10 月 10 日，是臺灣史上值得銘記的日子。這天，留學東京的臺籍西畫家陳澄波，成為第一個以繪畫作品入選日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臺灣人。值得注意的是，陳澄波的這幅《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描繪了故鄉嘉義的街道風景。而在畫面中，我們會發現一個醒目的現代化元素，也就是排列在街道兩旁、一根根矗立的電線桿。陳澄波首度入選的《嘉義街外》目前僅有照片留存，但畫面裡的電線桿依舊醒目。（圖像來源：LY@Wikipedia）陳澄波與嘉義市的電力建設若試著翻查陳澄波的其他畫作，我們會發現他的城市風景畫裡，電線桿是個經常出現的街景物件。在他第二次入選帝展的《嘉義街景》這幅畫裡，電線桿更是被擺在了正中央，宛若刻意強調它的存在。一個生活在日治時代中期的臺灣畫家，為什麼對於電線桿會如此著迷？關於這點，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從陳澄波及其同時代人的成長背景，來做些推敲。陳澄波在 1895 年出生於嘉義，那年日本也正好開始統治臺灣。因此，在陳澄波的成長過程裡，想必目睹了這座城市裡各式現代化建設的逐一出現，電力設施亦是其中之一。 1913 年，當「嘉義電燈株式會社」在當年秋天開始向整座城市供電的時候，他正好離開故鄉到臺北求學。可以想像，當他每一次趁著學校假期回到嘉義，發現熟悉的故鄉街道，竟然一處處接連樹立起電線桿，並且在夜晚亮起了街燈，那樣的巨大轉變，或許也在他心裡也留下了強烈的衝擊感吧！陳澄波1927年的作品《夏日街景》，呈現當時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附近的景象。（圖像來源：開放博物館）城市風景畫裡的電線與電桿有趣的是，在陳澄波的風景畫裡，電桿雖然醒目，電線卻被刻意省略掉了。身為畫家，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描繪的景物，也可以略去那些對於構圖、美感等等較不利元素。當然，每個畫家的選擇不見得相同。我們看同時代的日籍畫家小澤秋成，他的《臺北風景》裡除了同樣引人注目的電線桿以外，也隱約能看到橫過天際的電線。小澤秋成對於「電線桿」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曾在一次採訪當中說道，許多人總認為電線桿看了礙眼，但他卻想要透過電線桿把「線條的魅力」帶進畫面當中，另一位畫家鄉原古統描繪臺北城裡熱鬧的街道，電線在十字路口上空的縱橫交錯，使畫面顯得更為鮮明。如同畫裡所呈現的那樣，越是熱鬧的城區，電桿、電線的建置也越趨密集，對於城市景觀的影響也就更形巨大。 1931年小澤秋成的作品《臺北風景》。（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鄉原古統筆下的臺北榮町，圖中的街道是今日臺北市的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圖像來源：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國家文化記憶庫）電桿、電線與城市生活電線與電桿的過度密集，有時也會引起民怨。 1890 年，日本東京的電力建設正如火如開展，《東京日日新聞》的一篇報導卻說道，這座城市裡的許多老百姓已開始覺得自己像是生活在蜘蛛巢裡（東京市民は蜘蛛の巣の中に生活し居るかと怪まるる程なり），舉目四顧，全是密密麻麻的電線。這篇報導刊出的時間點，距離東京地區的第一盞電燈亮起才不過短短八年。從歡欣鼓舞到表露嫌惡，東京人對於電力建設的態度轉折，可謂極其迅速。日治時期，當電線桿剛剛出現在臺灣人眼前的時候，或許也還沒那麼令人反感。街道上出現電線桿，代表鄰近家戶已經能夠向電力公司申裝燈泡、電扇，走進現代生活。 1924 年，新竹仕紳黃旺成的新房子剛蓋好不久，舉家喬遷的第一天，他便趕快要找工人，自費裝設電線桿，讓新家可以點燈。話雖如此，電線與電桿的設置，也不全然與好事相關。居住在豐原的臺籍仕紳張麗俊，則在 1936 年 7 月 31 日參加朋友的喪禮。但他發現典禮會場緊挨著街上的電桿與電線，導致帳幕難以張開，輓聯也沒辦法被懸掛起來，令他著急的不得了。另一位著名仕紳林獻堂則在 1929 年 12 月 21 日的日記裡，寫到四弟林澄堂的妻子到臺中看牙醫，回程途中乘坐的車子卻不慎撞上電線桿，才剛治了牙痛，卻又傷了臉頰。這種汽車撞上電線桿的車禍事件，在日治後期的報刊屢見不鮮。比如《臺灣新民報》在 1938 年 4 月提到彰化一輛卡車撞倒電線桿，導致整座城市瞬間停電。 1940 年 2 月，一篇報導則說高雄有兒童巴士為了閃避電線桿而不慎翻覆。隨著電桿佈設的密度越來越高，這類與電桿相關的事故，自然也就越趨頻繁了。電線桿廣告也能收費？不過，密集設置的電線桿，也可能在城市裡發揮其他功能。日治前期，由總督府作業所建設的電線桿，就曾經設置廣告版位，讓商家付費宣傳。只要付一圓不到（約等於當時許多臺籍工匠的一日工資），就可以在市區裡的某個電線桿上張貼三個月的廣告，聽起來頗為划算。有個例子是日治初期開設於臺南的知名藥局「愛生堂」。 1910 年，當臺南市的電線桿開放廣告申請以後，他們便率先買下不少版位。透過密集的電線桿，讓自家廣告頻繁出現在群眾眼前。愛生堂在廣告方面非常捨得花錢。根據報導，這家店鋪剛開幕的時候也曾砸下重本，組成廣告隊伍，在臺南市區整整遊行了一整個禮拜。當時的報導說道：這種事情在本地前所未見，愛生堂可說是首開風氣。同樣的，當「電線桿廣告」這種宣傳管道出現以後，愛生堂也依舊要搶在前頭。至於這些電線桿廣告究竟為他們帶來多少業績？恐怕也只有業者自己知道了。 - 距今不過二、三十年前，臺灣各地的電線桿也曾經被貼上各種聖經標語、房產廣告。不過，隨著電纜地下化工程的逐步開展，電桿與架空線路逐漸減少，前述的雜亂景象也變得少見。從陳澄波成長的時代開始，在臺灣密集建設的電桿與電線，曾是一道醒目的城市風景。如今，那樣的景象正從我們的生活裡逐漸退場。至於與之相關聯的歷史記憶，則仍舊留存在種種的文獻材料當中，等待著我們仔細找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蔡承豪，〈側寫嘉義電力發展史從陳澄波畫作中的電線桿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386期，（臺北，2015），頁90-102。〈愛生堂藥房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3日，第5版。〈電柱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5月10日，第4版。〈電燈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8月21日，第6版。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36年7月31日。

「竊電」在今天的臺灣，仍舊時有所聞。民間的竊電行為，每每為台電帶來鉅額損失，也因此，稽查竊電的工作就顯得至為重要。《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這本書，收錄了林煥東先生的訪談，他曾經是台電彰化區營業處的稽查股長。讓我們透過他的口述，來認識竊電稽查的工作吧！ - 長久以來，竊電一直讓台電很受傷，每年因為線路損失就高達數10億。所謂「線路損失」是指由台電變電所所送出的電力，與台電售電度數之間的差距，這中間包含自然原因（變壓器銅鐵損或線路阻抗等）及人為因素（竊電或負載不平衡等）。追償電費困難重重　內憂外患需弭平竊電行為過去在少數地區極為猖獗，其中大多數是養殖業者所為，曾經身為彰化區營業處稽查股長的林煥東表示，南部早期很多魚塭，就有竊電的風氣，後來這不良歪風吹到中部地區。這些沿海養殖業者，因魚塭水車24小時都得運轉，電費所費不貲，為了節省成本，讓竊電集團有機可乘。林煥東表示，據他所知竊電方法有20幾種，簡單的如拉線路，改電表。常見手法以物理電學原理，讓電表轉速變慢，或以鱷魚夾讓電流不經過電表，近幾年來竊電手法又翻新，破壞封印鎖、折彎計量蝸桿、拔除電表內部線路和裝遙控器等，防不勝防。竊電在現代臺灣仍時有所聞。（圖像來源：公視新聞網）對於台電如何知道電被竊？林煥東表示，現在有電腦，度數稍有異常馬上知道，早期主要是靠民眾密報，二來靠抄表員或員工的敏感度，才能發現狀況。一經查緝成功，無論舉報者是一般民眾或台電員工，都可獲台電追償金額十分之一報酬，不過為求公平，後來台電取消了員工密報獎金。密報獎金其實挺誘惑人。林煥東說，他遇過1 位聰明絕頂，卻非常惡質的內賊，黑白兩道都熟，利用自己工作之便與專業，幫客戶竊電，先中飽私囊，經過約1 年再去檢舉，當時密報的酬勞是追償電費的20%，兩頭賺的結果，公司將其免職。會偷電，表示「貪」，貪念、貪心，一般住家因為用電少，比較不需要貪小便宜。「有一家小吃店，生意不錯，我也與他們熟識。有一天，竊電集團來招攬業務，問老闆，怎麼不裝冷氣？老闆說，電費太貴了啊！在竊電集團鼓吹下，利字當頭，沒兩三下就被說服了。」林煥東說。1 年後，這間小吃店竊電被抓到，小吃店老闆來到區營業處稽查股交錢，看到林煥東嚇一跳，問他怎麼在此？林煥東回答說：「我是稽查股長，你不知道嗎？」在擔任稽查股長期間，林煥東查過追償電費最高的大概6、700 萬元，是家工廠，工廠的裝置容量大約有幾百馬力。另一間工廠也曾經竊電高達2,000 多萬元，當時一直苦於沒有證據，因為工廠很聰明，特地派人看顧電表，這算盤打下來，絕對划算，只要知道電力公司要來，馬上消滅證據。幾次過招之後，台電依然沒輒。不過多行不義必自斃，最後還是沒有採集到工廠不法行為證據，而是工廠自行倒閉。在台電，負責追查竊電不法行為的稽查人員，「過去有稽查獎金，因為賣命啊！」林煥東說。稽查出外查緝竊電，除平常上下班時間，有時也需要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冒著危險查封電表，當場拍照存證。需要超強體力，又要犧牲奉獻，面對的常是非理性、不友善、不妥協的民眾，有時還會被毆打成傷。彰化曾是全臺灣竊電最高之處，當時其他區營業處稽查股人員大約3、4 人，彰化區營業處卻多達10 幾個人，可見業務之繁忙。其他區營業處還會到此觀摩，請教稽查股如何抓竊電者，不過現在風氣已有稍減。林煥東表示，當稽查股長其實很辛苦，他是彰化當地人，有點人脈，「但還是常得和立委、民意代表周旋。」許多人被查到竊電後不甘心，會找民意代表來關說。「有時1天關說案件多達10 餘件，民代很兇，一來就氣呼呼地開罵：你們這些稽查很惡質！某某立委的樁腳都不去抓，就來抓我的樁腳！」林煥東覺得太可笑：「這怎麼可能？稽查怎麼可能知道用戶是誰的樁腳嘛！」林煥東當時對民代的回應也很幽默：「不然，這個要處理很簡單，你請用戶在電表寫上是XXX的樁腳。」林煥東笑說，「民意代表通常氣焰高張，但是立委來找我，都會碰壁，我堅持不讓關說。」台電台北南區營業處處長蔡志孟（編按：現為台電公司副總經理）表示，2017 年《電業法》修法後，《處理竊電規則》改名為《違規用電處理規則》，所以現在不說竊電，比較符合時宜的說法是「違規用電」。身為高階主管，難免碰到不少民意代表替選民出面，「這是我好兄弟，算便宜一點啦！」「就稍微借一下電嘛！」蔡志孟苦笑：「委員，我1 條饋線送出來的電，50%的電都不見了，這未免也借太多了吧？」還有民代振振有詞地說：「怎麼可以說我的選民是賊？」違規用電的問題，不是抓到現行犯就完事，重要的是要追討這些消失的電費。怎麼討回來？可不能像討債公司蠻橫無理，而是得高EQ，有時還得慢慢磨，好說歹說。林煥東曾經手一案件，某民代開店，營業沒多久被查到竊電。他到現場後，店家把電表弄壞，自己先行報價：「5 萬讓你們罰！」社會大學混久了，林煥東一看這苗頭，知道得先說好話，「您是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怎麼會偷電呢？」一句話就堵住了對方的嘴。林煥東繼續說：「董事長只看賺多少錢，根本不會管細部，對不對？應該是執行者想省成本；而且電表在裡面，有守衛看守著，我們也不可能誣賴⋯⋯。」這麼一安撫，對方原本囂張的氣焰漸減，本來還想讓電氣技術人員來算出實際數字，林煥東直接核算，他一聽就說：「大約100 來萬，是吧？」林煥東說，「我確認一下，差不多大概是這個數字，跟他講了正確金額後，並且讓他分12 期支付，一般最高是6 期，但我通常會通融，讓他們慢慢付。」對方當場就請會計開了支票。當林煥東跟經理報告說，此件已經處理完畢時，經理還覺得太不可思議，這麼棘手的事，這麼快就解決了？至於那些竊電者，有沒有耍賴不交追償電費的？林煥東說，不交錢，很簡單，就送法院。不過，在他當稽查股長期間，包括前任積欠的未收款，還有他任內的案子，所有帳目都是收齊的，「這就厲害了吧？」他有點自傲地笑著說。他的原則是，不要本票，拿支票來。後來他離開稽查股長之位，繼任者常抱怨，收這些帳款好痛苦，太難了。追查帳款的技巧就是溝通，有時跟對方也要互道江湖，太斯文反而收不到，林煥東自認拿捏得很好，「你偷我們這麼多電，沒抓到算你的，抓到當然就算我們的。」 ——節錄自楊菁菁，《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臺北：台電，2020），頁68-74。

您這期的電費已經繳納了嗎？今天，「繳電費」對我們而言，已是生活裡稀鬆平常的一件小事。不過，若回到日治時代初期，臺灣的電力建設才剛起步，城市裡的人們也才剛開始使用電力時，要讓民眾養成按時繳電費的習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05 年 7 月，從「龜山水力發電所」輸送電力到臺北市區的線路終於完工，由總督府營運的「臺北電氣作業所」，也開始提供電燈、電扇的租賃服務，並向民眾收取電費了！然而一年過後，《臺灣日日新報》卻開始出現民眾遲繳電費，作業所催繳數次仍舊置之不理的消息。迫於無奈，作業所只能依循前不久才剛頒布的《電氣使用章程》，針對那些不繳錢的用戶，祭出「中止送電」處分。 1906 年 8 月 1 日，《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則報導就曾提到，當時許多用電戶「經數次催納料金，仍置之不理」。於是，臺北電氣作業決定針對這些用戶予以「停送電力」 —— 這些人，可能是史上第一批被電力公司強制斷電的臺灣人！民眾遲繳電費顯然不是個案。 1906 年 10 月，臺北電氣作業所就在《臺灣日日新報》的頭版刊登「特別廣告」，嚴正昭告社會大眾：「電氣諸料金，切宜依期繳納，不可有誤！」有趣的是，電氣作業所為了催收電費，也想出諸多手段。根據 1915 年的一篇報導，有些時候，作業所會請地方政府或警察單位直接上門找人，還有人想到要徵收「督促料」，也就是電費遲繳的罰金。今天，這種罰金被稱為「遲延繳付費用」，名字雖然不同，逾期要罰錢的道理仍是一模一樣。日治時期，各地方的電力事業由民間自主經營，有些電力公司對於沒有按照約定繳錢的用戶，便採取強硬態度。 1921 年，宜蘭地區的「臺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便有這類新聞傳出。據說，只要用戶遲繳電費半個月，就會有公司主管帶著技工上門強制斷電，讓商店直接無法做生意。這種強悍的作法，讓許多地方民眾不甚諒解，甚至稱他們為「蠻人會社」！不過，早期臺灣的電力公司，其實還有一個辦法能夠對付不繳錢的民眾，就是凍結燈泡交換權利。 20 世紀初期，燈泡的製造品質仍不理想，常常用了個數月就得去電力公司更換新品。針對遲繳電費的用戶，電力公司就有權不讓你交換新燈泡——想換新的？先繳電費再說吧！ 1906 年「臺北電氣作業所」刊登報紙廣告，勸導民眾按期繳納電費。（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資料〈停送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8月1日第3版。〈特別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0月27日第1版。〈電球交換料低減〉，《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7月1日第2版。

建造一座電廠，必定要以自然環境的犧牲為代價嗎？長久以來，發電廠在人們的心目當中，經常與汙染、破壞畫上等號。但事實上，電廠的建設過程也能夠站在保護環境的立場設想，採取各種降低衝擊的積極作為。台西風力發電計畫裡的「蝙蝠搬家記」說到兼顧環保的發電方式，許多人總會直覺想起「綠能」。不過，生產再生能源的發電裝置，仍有可能對周邊區域造成干擾，必須先做好環境影響評估。台灣電力公司針對雲林縣臺西鄉的風力發電站進行規劃設計時，便已發現預計開發的風機場址存在著大片防風林，其中棲息著數以百計的蝙蝠。即便風機建設用地的範圍不大，但林木的伐除、完工後的風機運轉，仍會對蝙蝠的生存造成影響。「這塊地我既然跟牠借，我就要想辦法還牠一塊地。」台電總經理王耀庭表示：風機的建設，必須兼顧周遭的自然生態。台電的工程計畫得引導這群蝙蝠，遷徙至鄰近的另一座防風林定居。要協助蝙蝠「搬家」，首先必須為牠們打造臨時居所。為此，台電人員在引導蝙蝠遷移的路徑上吊掛了一百個巢箱，成功地吸引大批蝙蝠入住，幫助牠們逐漸朝著目標區域移動。風機的施工，則以分區、分段的方式進行，並且特意避開蝙蝠的繁殖季節，讓牠們有充足的時間遷離風機場址。另一方面，台電也利用這次機會，與在地鄉親、保育團體進行分享交流，並且邀請民眾一起製作蝙蝠巢箱，攜手為家鄉的生態保育盡一份心力。這項起始於2020年的蝙蝠棲地遷徙搬遷計畫，目前仍在持續進行。未來，台電計畫在風機周遭種植更多樹木，增加蝙蝠的活動空間。此外，也將於風機上裝設即時感應系統，嘗試降低風機撞擊蝙蝠的風險。在雲林台西，台電風力發電的建設，顯然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融。興達發電廠更新改建工程打造的「飛鳥招待所」鏡頭轉到高雄北部沿海的興達電廠，近年來，這座電廠的燃煤機組正在陸續退役，燃氣機組則將陸續增設。不過，新設燃氣機組的基地，位於上百種鳥類棲息的永安溼地旁，本計畫相關興建工程是否會破壞濕地的生態平衡，引來不少疑慮。所幸，台電早在2010年便已開始投注心力於興達電廠周遭溼地的生態調查。研究團隊發現只要能夠調控溼地水位，使之低於海平面下35公分，就能有效提升各種候鳥來到永安溼地停留的機率，甚至讓牠們願意定居下來，成為「留鳥」。以長年的研究為基礎，台電在興達電廠的更新改建過程中，採用了許多辦法來降低環境衝擊。譬如以圍籬遮蔽道路，減輕行車噪音，使溼地裡的鳥類不致受到干擾。為避免傳統打樁工程所造成的振動，台電也在廠房建築過程中採用「植入式PC樁」及「全套管機樁」等新式工法。所有這些保護生態的努力，成效十分卓著。今天，永安溼地不僅沒有因為電廠建設而遭到破壞，棲息於溼地的飛鳥數目，反而持續增加。在永安溼地，電廠透過各種積極保護作為，讓周遭生態環境變得更好，達成了與生態共融的目標。建設「生態電廠」，幫助臺灣邁向永續發展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電廠建設與生態環境，必定會站在對立面嗎？透過台西風電站與興達電廠的例子，我們會發現：這兩件事情不一定相斥，反而可以相互結合。兼顧生態保育與發電需求的「生態電廠」，將是新時代的趨勢。近年來，台電在台中大甲溪電廠所設置的馬鞍壩生態魚道，以及苗栗卓蘭電廠進行的螢火蟲生態棲地營造，亦是為人稱道的典範案例。 2024年，台電在環境友善方面所付出的這些努力受到了國際矚目，獲得「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的肯定。未來，台電也將透過「生態電廠」的建設與營運，持續幫助臺灣朝著永續發展的願景邁進。蝙蝠喬遷大計-台西風場蝙蝠搬家計畫飛鳥電廠-台電興達電廠永安濕地生態保育成果

作者：張哲翰於戰爭中成立的烏來發電所因應戰爭時期的電力需求，新龜山發電所（今「桂山發電廠」）與烏來發電所（今「桂山發電廠烏來機組」）的興建計畫於南勢溪與北勢溪交會口推動，1941年新龜山發電所運轉發電，但在戰爭越演越烈，缺乏勞工、資材的情況下，烏來發電所僅能完成大致的土木工程，並宣告停工。戰後，在諸多發電設施受到破壞，電力供應不足之下，受到戰火影響較小的烏來發電所，被列為首要恢復工程的名單之一，於1954年6月，兩部機組重新運轉發電，成為戰後初期重要的電力供應單位。烏來發電廠的生活烏來發電廠的員工們，在工作之餘的生活又是如何呢？從年輕時期就在烏來發電廠工作的許智安先生回憶：「我到烏來電廠，下完班回去，還有溫泉泡，我們都是二十四小時供應溫泉，自然的溫泉。所以現在人家叫我到烏來去泡溫泉，我說不要，我要維持五、六十年前，那個原汁原味的烏來。」烏來電廠的宿舍，過去曾引入烏來溫泉提供澡堂使用，儘管後來烏來溫泉觀光事業興起，烏來的溫泉飯店隨處可見，但對許先生來說那段難以忘懷的經歷，仍是無可取代的。許智安先生重返烏來電廠宿舍烏來溫泉與烏來發電廠烏來的地名有許多解釋，其中一種解釋稱泰雅族語中的「ulay kilux」，的ulay為「溫泉」，而kilux是「熱騰騰的」意思，說明由於河谷間熱水湧出，泰雅族人將該地區視為天然的洗澡地。也有一種解釋稱「ulay」是警告大家小心的意思，但後來進入的漢人將其解讀為溫泉。1 1896年南勢溪河谷間的溫泉被勘查的日本人所發現，在建立警察派駐所「烏來分遣所」的同時，也設立所屬的「溫泉場」，開啟了日本時代烏來溫泉的經營。1910年第二期理蕃計畫後，派駐蕃務官吏治理，官吏駐在所的浴場即是使用當地溫泉，直到1921年這裡才有公共浴場的建設，但此時烏來溫泉早已遠近馳名。2 1911年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就在視察小粗坑發電所（即今日「桂山發電廠粗坑機組」）與龜山發電所後，也到官吏駐在所休息，泡溫泉浴。31941年總督長谷川清則是先到烏來公共浴池泡湯之後，才前往新龜山發電所視察。4龜山發電所建設人土倉龍次郎，更設置溫泉井，供員工泡湯，之後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在此源頭蓋起了「電力招待所」，戰後台電董事長陳中熙、機電處長孫運璿等人視察同時，停留泡湯與用餐。5 至於烏來發電廠的員工宿舍區，也有專屬員工的公共澡堂，從日本時代經營至戰後，都是員工們放鬆身心的最佳去處。澡堂由員工眷屬共同維護，直到電廠無人化之後，因員工撤離而逐漸荒廢。雖曾一度復建，提供颱風天備勤員工使用，但由於使用率不高最終停用。烏來發電廠宿舍建築現況 ---------------------------------------------------------------------------- [1] 〈烏來地名的由來〉，「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2] 〈南勢溪架橋完成〉，《臺灣日日新報》，1905.11.29；原幹洲，《臺灣史蹟　（附）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臺北：拓物評論台灣支社，1937），頁172-173。 [3] 〈烏來行餘錄（一）〉，《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5；〈烏來行餘錄（三）〉，《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7。 [4] 〈山の靑年激勵　長谷川總督烏來へ〉，《臺灣日日新報》，1941.04.21。 [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204。參考資料：《昭和七年編纂　文山郡勢一覽》，臺北：文山郡役所，1932。市川雄一，《殖產局出版第六五五號　新店圖幅說明書》，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4。原幹洲，《臺灣史蹟　（附）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臺北：拓物評論台灣支社，1937。〈南勢溪架橋完成〉，《臺灣日日新報》，1905.11.29。〈烏來行餘錄（一）〉，《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5。〈烏來行餘錄（三）〉，《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7。〈山の靑年激勵　長谷川總督烏來へ〉，《臺灣日日新報》，1941.04.2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

在臺灣，喜愛爬山的人必定都知道「能高越嶺道」。這條橫越臺灣中部山區的道路，沿途風光明媚，曾吸引無數國內外的登山客前往朝聖。 1917 年由日本政府動工興修的能高越嶺道，是為了監控山區情況而設置的「警備道路」。不過，它的東部路段，在 1925 年曾經過修改。原先的「舊道」必須越過奇萊山區，海拔高度達到 3,307 公尺。改道後，人們只需登上海拔 2,800 公尺左右的「能高鞍部」，就能跨越中央山脈 —— 這條「新道」的攀登難度，顯然比「舊道」友善許多。能高越嶺道的登山健行風氣，大抵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漸漸醞釀成形。佐藤春吉與他的旅行紀實 1926 年 7 月，臺北第一中學（即今日建國中學）的教師佐藤春吉率領著 10 名日籍學生從南投霧社出發，循著能高越嶺道的「新道」，徒步走完四天行程。翌年，他將這次的登山經驗寫成文章，發表在剛剛創刊的《臺灣山岳》雜誌。佐藤春吉的文章，提示了旅途中的交通、住宿等種種實用細節，可說是一份詳盡的旅行指引。更重要的是，透過他的紀實性描述，許多讀者都發現這條陌生山徑並不可怕，沿途更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華麗美景。同一時期，日本政府也積極在臺灣推廣登山活動，許多學校也紛紛成立同好社團，喜好爬山的人群逐漸增加。這些登山愛好者，自然也想要循著佐藤春吉的指引，前往能高越嶺道一探究竟。佐藤春吉的旅行紀實〈能高越〉，與刊登該文的《臺灣山岳》雜誌創刊號封面。（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30 年代的登山風氣 1930 年的「霧社事件」，使得臺灣中部的山林，一度籠罩在殺戮的陰影之中。但在事件平息後，能高越嶺道上的人潮很快又恢復過來。此外，隨著「國立公園」的倡議興起，臺灣的山林美景，又進一步透過廣告宣傳被更多人所看見，登山風氣也跟著助長不少。由於登山隊伍漸漸增加，使得警察機關必須在能高越嶺道上挪出數個警察「駐在所」，將之設定為「指定宿泊地」，為登山客提供住宿服務與簡單飲食。設備越完善，對於普遍民眾而言也更容易親近。日治晚期，攀登能高越嶺道的行程，已被收錄在一些大眾導向的旅遊手冊當中，可見這條登山路線變得越來越普及化。日治時期設置於能高越嶺道上的「能高駐在所」，被譽為「檜木御殿」。它的建築規模宏大、設施齊備，對於早期的登山客而言是重要基地。（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東西輸電線與保線所二戰來臨後，臺灣的社會大眾自然無心登山，能高越嶺道也在 1940 年代中期因為自然侵蝕而嚴重損毀。直到 1950 年，台灣電力公司決定沿用日治末期的計畫，循著能高越嶺道建設「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將花蓮地區水力電廠生產的剩餘電力送往臺灣其他地方，這條道路才迎來修復契機。東西輸電線完工後，能高越嶺道也成為台電「保線員」的工作道路，原先分布於沿線的一些警察駐在所亦變更用途，成為「保線所」（亦即保線員的工作站）。 1950 年代以來，能高越嶺道的登山風氣復甦，這些保線所也成為登山客經常借宿的地方。其中，「天池保線所」更在 1986 年重建為「天池山莊」，成為專門的山屋。近年來，「檜林保線所」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接管後，也將重新規劃為住宿場所，繼續為山友提供服務。 1953年為了紀念東西輸電線竣工而建設的「光被八表」紀念碑，後來也成為能高越嶺道上的著名景點。近年來，紀念碑已在自然力量的侵蝕之下斷裂，如今仍以遺跡形式保留於原址。（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能高越嶺道的百年故事回顧能高越嶺道的歷史，最初它是日本時代的警備道路，後來又成為東西輸電線的建設基礎。與此同時，登山風氣的興起，更驅使人們走進山林，讓它變得越來越熱鬧。包括東西輸電線在內，過往歷史的諸多遺跡，迄今仍是能高越嶺道的沿線風景。下次，若你有機會造訪這條山中古道，不妨仔細留意路旁的種種線索。除了雲瀑、斷崖等等壯麗風景之外，或許你也會在旅行途中，驀然看見這條道路百年來的歲月變遷、盛衰起伏。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佐藤春吉，〈能高越〉，《台灣山岳》，1（臺北，1926），頁 50-62 。

圖解台灣電力百年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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