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解台灣電力百年發展史-電業文物典藏

1970年代，登山風氣在臺灣的大學校園裡蔚為風行。據說，當時一些大學的登山社成員多達三百餘人，組團登山宛若部隊出動，規模十分嚇人。那時，「能高越嶺道」是頗受歡迎的一條路線，許多年輕人因此都有參與高山縱走、寄宿於「保線所」的經驗。所謂「保線所」，實際上是台電「保線員」的工作站。學生們的登山路線，則是這些電業工作者長年背負著沉重資材、反覆行走於其間的工作道路。顧名思義，「保線員」的任務是要保養、維修台電的輸電線路。這群人以刻苦耐勞著稱，故也被稱為「保線牛」，意指他們古早農村裡辛勤做事的水牛那般勤奮。「檜林保線所」的早期樣貌。（圖像來源：台電綠網）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臺灣中部的深山裡，會有這樣一條橫越山嶺的輸電線路？這段故事，得追溯到1950年代起始的「東西輸電線計畫」。戰後初期的臺灣，水力發電廠仍是臺灣電力事業的主幹。在美援支持底下，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建設橫越臺灣山區的輸電線路，使東部的剩餘電力可以向外輸送，支持全島工業的復甦。到了1960年代，當西部的電力建設發展起來之後，這條線路則反過來，將西部電廠的餘電送往東部地區。 1951年台電人員考察「東西線」的合影留念，刊載於台電內部刊物《勵進月刊》。（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山林裡的電塔與電線無論是「東電西送」或「西電東送」，總要有人揹著電桿上山，把線路架設完成。之後，這些電線也需要有人常態性地進行維護。這條「舊東西線」與這群「保線員」，正是《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一書所欲介紹的故事焦點。既是書寫山裡面的人與故事，兩位執筆者遂也在保線員的帶領之下深入山林進行踏查與採訪。這些親身訪查所獲，是本書精彩之處。全書共分八章，前半部分的四個章節主要討論舊東西線建設的歷史過程，後半部分則呈現人物訪談、相關故事。「奇萊廟」是舊東西線上保線人員的心靈寄託。（圖像來源：台電綠網）歷史部分除了有詳實的資料考證之外，執筆團隊也從台電人員的採訪當中獲得大量珍貴照片，呈現出保線員在山林當中的工作情況。結合各種品質極佳的歷史影像，使本書在視覺上豐富多彩，創造極佳的閱讀體驗。而為了更貼近本書所描寫的歷史現場，作者也深入山林，實際踏查保線員的日常工作路徑，使讀者能夠深切體會他們在山林裡負重跋涉的辛勞。本書也訪談到東西輸電線工程當中的關鍵人物及其後代，並從中尋找到許多饒富價值的歷史線索。此外，全書還有一些別出心裁的有趣設計。譬如第六章〈守護高山電塔〉當中，有個小節的題名是「打開高山保線員的工具包」，透過各種各樣的物件，帶領讀者從細節認識保線員的實務工作。東西輸電線計劃的歷史檔案。（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光被八表」背後的辛勤付出本書的最末一章〈走過必留痕跡〉談論的是舊東西線的文資保存議題。做為臺灣戰後電力供輸的重要工程建設，這條輸電線路對於臺灣近代歷史而言具有深刻意義，相關遺跡如何保存、利用，是必須審慎思考的議題。能高鞍部上的「光被八表」石碑在國內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不過，人們很少注意到這個高山上的紀念碑，述說的是臺灣電業發展史當中充滿汗水與淚水的一段故事。今天，臺灣這座島嶼擁有充沛的電力，已完成了「光被八表」的理想。但在這樣一種成就的背後，有許多為電力事業默默付出的工作者。高山上的保線員，也是其中較不受到注意的一群。打開《古道電塔紀行》，你會看見這群人在山道上努力不懈的身影，這群人的存在，也正是臺灣電力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迄今的關鍵原因。＊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保線菜鳥的震撼教育對剛入行的年輕小夥子來說，訓練所課程結束後，實習才是震憾教育的開始。林茂山描述1957 年、18 歲在天池保線所實習大半年的過程，那份艱苦真是莫生難忘。他表示，因為前一年天池大雪害，斷線嚴重，台電決定在跨距較長的電桿之間補強，增設電桿，他們這期共20 個學員便被分發到天池協助工程。時值六月，師傅帶大家擔著行李、工具材料從霧社出發，「我就一卡皮箱、一床十斤的棉被，一路徒步上山，本來計畫中午抵雲海吃午餐，」他笑嘆：「實在是毋知影自己的腳啊（實在是不知道自己的腳力啊），結果我們晚上八點才到雲海，一坐下就站不起來了！」當時他負責縣界附近的補強工程，他說有的電桿設在高低落差6、700 公尺的溪底，「每天爬上爬下，不得了耶。」當初東西線建設完，在鞍部留有備用的注油木桿，學員們合力把木桿運到溪底。因為沒路可走、也扛不動，是用「溜」的，「我坐在杉仔（木桿的材質為杉木）上，順著土坡溜下去，溜到一半被石頭卡住，要趕快跟前面拉杉仔的人喊停，我下來把石塊清掉，再爬上去繼續往下溜，很危險啊！」好不容易木桿就定位了，學員負責挖電桿孔、立桿，再由師傅拉線，「電桿孔要挖兩米四深，用鏟子、圓鍬、十字鎬人力挖，如果預備立桿的點遇到大石頭，位置不能改，就用炸藥炸開。」每天在縣界揮汗工作完，走四公里回天池保線所，還得去砍柴、燒洗澡水給師傅，夜裡20 多人睡通鋪，約兩個榻榻米大的地方擠下三、四個人。辛苦中最感動的是八月十五中秋夜，「我站在縣界往花蓮看，彼端的山一座連著一座，白雲一綹一綹，像女人的頭髮一樣，講真的，實在好美。」他滿布皺紋的臉上揚起笑容，彷彿映照了那夜的月光。就這樣日夜無休忙了幾個月，有次停電事故，調來2、30 個師傅搶修，幾天後搶修結束，林茂山說，當學員們眼見一大群師傅行李一背轉頭下山，想到自己已經幾個月沒回家，「攏流目屎（都流眼淚）。」當晚他們意志消沈，連下山到屯原扛米的路，都走得特別久，夜裡11點走到清晨都還沒回天池，「長官緊張地舉著火到半路接我們。」天池的工程結束後，他們又被派到花蓮搶修木瓜溪一帶電塔，「離開那天沒菜了，臨時工幫我們帶的是『一粒便當配一尾魚脯仔』，中午走到奇萊保線所，那邊的班長特地摘瓜仔鬚（龍鬚菜）炒給我們吃，實在是有夠溫香！那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菜！」他更笑稱，坐車抵達花蓮龍澗時，「因為我們一拖拉庫學員已經幾個月沒剃頭，頭髮很長，穿的台電灰色制服又像是囚服，路人全盯著我們看，以為是哪載來的犯人。」直到農曆年前，終於在花蓮發薪水回家，18 歲的少年家總算領到生平第一份薪水，一路慎重地將這兩千多元薪水袋緊抱胸前，坐好遠好久的車，返回台中的家。而林茂山這段半世紀前的實習回憶，也仍然是今日保線員工作的縮影。（頁150-152）保線所的生活點滴前輩保線員鍾新瀛曾記述，天池保線所因地勢高風力強，房屋需用四方桁壓緊後再用鐵絲固定，中央有大門，屋內有高約兩米的燒柴烘暖爐，後方為廚房及浴室，左側榻榻米房裝備有載波電話及收音機。載波電話也為原本漆黑無電的保線所，帶來光明。這得回溯到1960 年，沿線的明線電話改為利用乙線輸電線加裝載波電話，為了供應電話設備用電，才從各保線所最近的電桿接電、降壓使用。但最早接電量約僅500 伏安，《台灣電力發展史》中提到，載波電話用剩的電量大約剩餘200 伏安，雖只夠點數盞五瓦小燈泡，還是「令高山保線員萬分欣喜。」因為缺電沒冰箱、也無瓦斯，早年保線員每天得砍柴生火煮飯，甚至自己種菜，且山上種出的高麗菜特別甜。米、肉就靠每人輪休從山下回來時補給，豬肉、魚多用鹽醃一醃，拉長存放時間。夏天時，肉沒幾天就發出怪味，但花蓮線務段現任保線員劉世鉦半開玩笑：「豬肉變青色，照樣拿去魯啊、炸啊，我們阿美族吃了肚子不會壞啦！」山上無自來水，保線員便設法用水管接山泉，在保線所內設儲水槽。但燒柴辛苦，洗熱水澡太奢侈，多用毛巾搓搓身體了事。「晚上很冷怎麼辦？蓋棉被啊。」保線員們個個硬漢性格，吃苦受凍都不抱怨。南投分隊現任總領班潘信雄回顧，後來保線所接電的電量增加，雲海有了電熱水器、冰箱和冷凍庫。兩年多前東西線自奇萊以西停止輸電後，雲海無電可接，只好搬來發電機和汽油，晚上八、九點後就停用。早期的明線或載波電話都已走入歷史，改用無線電通訊，現在只剩電話桿遺跡。葉義雄派駐的年代，保線所內配置兩個正式員工、三個臨時工，大家輪流煮飯，若有原住民同事就可「加菜」，「原住民會放陷阱抓山羌、山羊、野兔、雉雞等，煮湯加米酒來吃，」他透露，「論美味的話，一羌二兔啦。」但即使保線所共五名同事，卻常因分別輪休、出差而只剩一人駐守，他哀嘆：「我常常早上看日曆，今天26 號，工作告一段落中午回到保線所，還是26號，晚上躺下來再看一次，還是一樣，感覺一天好長！」舊東西線西段的退休保線員黃文松也說：「我常大半個月沒見到幾個人，倒是遠遠遇過身上有個白色Ｖ字的台灣黑熊，我怕，牠也怕，幸好牠停一下就慢慢走開了。」寂寞的日子還是要過，「偶爾有人下山帶報紙上來，就翻一翻幾天前的舊報紙。」退休領班李進添說：「工作結束就看看山，走一走，談談天。」（頁174-176）

台電 LOGO 遍布街頭，已成臺灣集體記憶。這個簡潔符號象徵電力，也承載少見設計史。依 1947 年檔案，我們將解密其 CIS 起源並洞悉時代脈絡。從街邊的電線桿、變電箱、人孔蓋，到每兩個月寄來的電費單，台電的「公司徽」（LOGO）早已成為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符號之一。數十年來，這個圖案日日可見於我們的生活周遭，已然是近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這個簡潔鮮明的標誌，不僅是現代電力供應的象徵，更承載著人們的集體生活經驗。你是否曾好奇，這個廣為人知的台電 LOGO 究竟於何時誕生？其設計的背後又隱藏著哪些時代脈絡？設計溯源：1947 檔案裡的視覺原點根據 2021 年發表於第 702 期《台電月刊》上的研究文章指出，台電 LOGO 首見於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日期在近代臺灣歷史中亦意義深遠）。現行版本的台電 LOGO，則是在 1947 年 4 月 5 日於台電公司內部正式公布。這份完整的「修正公司徽圖」公文，目前仍典藏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修正公司徽圖」公文。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可見到清晰的台電 LOGO。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既然我們已追溯到最早的設計痕跡，同時代的檔案中還能解讀出哪些設計背後的故事？其他單位典藏的台電相關檔案，或許能提供更多線索。例如，這份公文的「擬稿員」欄位，簽有「恕直」二字。透過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我們在「總經理室」編制中，找到這位 1946 年 5 月到職的副管理師「黃恕直」先生。檔案顯示，公司徽修正的函稿便是由黃先生負責擬稿，他在這組歷史悠久的企業識別 LOGO 誕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記錄了黃恕直的相關資訊。圖片來源 / 國史館奠定 70 年，超越時代的設計規範公文中可見 LOGO 完整圖樣與細部說明，連鉛筆訂正的痕跡都清晰可見，顯示設計並非一次到位，而是經過反覆推敲與嚴謹調整。修改後的完整版本，刊登在同年 4 月 30 日發行的台電《勵進月刊》上，從此正式成為台電的官方象徵。檔案公文內容顯示，從 LOGO 本身的字體與符號顏色、「台電」圖形化後的長寬與角度、乃至於閃電符號的筆畫細節，皆有精準的數值規範。這不只是一份設計草圖，它更像是一份工程圖說——每個元素的位置、大小、角度都經過仔細計算，不容許絲毫的隨意或偏差。說明文字末尾特別強調：「凡應用本公徽，不論大小，均須按照上面標準繪製」——這句話看似尋常，卻透露出官方的慎重態度。無論是印在名片上的微小圖案，或是掛在大樓外牆的巨型招牌，都必須嚴格遵守同樣的比例與規格。「修正公司徽圖」的說明文字裡，各個圖像細節都有精準的數值規範。圖片來源 /國家檔案資訊網這種對視覺識別系統（CIS）的堅持，在現代已是設計產業慣例，但若回望 1940 年代的臺灣，這無疑是相當前瞻的概念。這些檔案細節，映證了台電公司自成立之初，便具備極嚴謹的組織性格——這不僅是單純的美學要求，更是一種對專業標準的堅持與細節的極致重視。七十餘年後，這個 LOGO 無論出現在工程車、文宣品、員工制服，或街頭巷尾的任何角落，都始終維持著整齊劃一的樣式。仔細觀察便會發現，無論是在偏遠山區高聳的輸電鐵塔旁，或是都會區的小型變電箱上，閃電符號與「台電」二字始終是記憶中的模樣。這份視覺一致性，在今日或許理所當然，但若回到七十多年前，在印刷技術尚未標準化、各地施工條件差異極大的年代，能夠貫徹如此統一，其背後所需的組織管理能力與執行紀律，實不容小覷。值得注意的是：台電 LOGO 中的閃電花紋，以及宛如正/倒三角形的「台」、「電」字樣，皆受到日治時期部分電力事業社徽的影響。而圍繞 LOGO 周邊的三環圖樣，則代表 1946 年出資成立台電公司的「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因此，包括今日常見的「中油」、「台糖」等，這些戰後初期由資委會成立的企業，其 LOGO 皆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這樣的時代共同點，是不是很有趣呢？仔細觀察，你發現了嗎？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現行的 LOGO 都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圖片來源 / Wikipedia 從企業識別到生活印記 1952 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留存的歷史影像清晰可見，當時新竹變電所的門口，已能見到台電 LOGO 的標誌。距離 1947 年「修正公司徽圖」發布不過短短五年，但新竹變電所門上的標誌，無論是閃電的折角、字體的幾何結構，乃至於外圈的三環比例，都精準再現了檔案裡「鉛筆訂正」後的設計細節。這顯示台電在戰後初期不僅致力於硬體建設，在企業識別的執行度上，同樣貫徹了嚴謹的意志。 1952年台灣電力公司門口的「台電」徽圖，施幹克（Hubert G. Schenck，前排右四）、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前排右三）和台電相關人員一同合影留念。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儘管時代不斷變遷，今日的台電公司持續在廣告文宣上創新視覺設計，從社群媒體的活潑圖文到年輕化的品牌形象，皆試圖與時俱進地與民眾對話。然而，這個與公司歷史同樣悠久的 LOGO，承載著當年嚴謹的設計底蘊，走過七十多個年頭，已成為台電最核心且深植人心的視覺識別。這個小小的標誌，卻濃縮了豐富的故事。從黃恕直副管理師在總經理室的精心擬稿，精確到角度與數值的設計規範；從日治時期電力社徽的影響，到融入資源委員會三環圖樣的時代印記；從戰後初期臺灣的重建氛圍，到今日遍布全臺的電力網絡——每一個細節，都是一段歷史的註腳。下次走在街頭，當你的目光停留在電線桿、變電箱，或手中的電費單上時，或許能透過對每個小細節的觀察，感受到 LOGO 所連結的種種歷史線索。那個簡潔的閃電符號，不只是電力的象徵，更是近代臺灣發展的歷史見證；那些幾何化的「台」、「電」字樣，承載的不僅是企業識別，更是一整個世代的集體記憶：有一種雋永的經典，叫做台電 LOGO。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全宗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檔號A313310000K/0036/15/1/1/00。〈臺灣電力公司「公司徽」圖〉，收錄於台電《勵進月刊》，1：2（1947），頁35。〈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102-2499。張椀喬、吳岱欒，〈解密台電×檔案—解碼台電公司徽街頭巷尾親切的來電標誌〉，《台電月刊》，第702期（2021.6），頁44-48。

1946年9月17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民政處，收到了一紙頗有意思的報告書。呈送這份報告的人名叫王聯治，來自中國江西，曾是「中國青年遠征軍」的一員。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青年軍」也在1946年3月以後陸續復員，回返民間。時年23歲的王聯治，於是在復員單位的介紹之下來到臺灣，嘗試謀求一個職位。出身江西的王聯治，為什麼會想要離開家鄉，跑到一座遙遠的海島上呢？理由很難確知。在報告書裡，他只簡單交代了自己原係專科畢業，學的是機械，希望民政處能安排一個專賣局工廠或電廠的位置，好讓他「學而致用」。彼時，國民政府對於日產的接收工作仍在陸續進行當中，無論哪個事業單位皆需才孔亟。於是，王聯治遂被轉介到台電供職。既然學有專精，台電於是以助理工程師的職位加以聘用，並將他分派到新店地區的小粗坑發電所擔任系長。以一個20餘歲的青年來說，這應當已是很不錯的發展了。新店溪畔的水力發電廠，曾是臺北現代化的動力源。（圖像來源：台電綠網）不僅如此，王聯治來到小粗坑電廠的隔年，便與電廠同事的女兒成婚，在往後四年多的時間裡面，他們很快便有了三個孩子。看來，遠渡臺灣的這一決定，確實幫助王聯治走上頗為順遂的人生旅途。然而1951年底，電廠裡的一場火災，使得青年王聯治的生命嘎然終止。一個月後，流通餘台電內部的《勵進月刊》，簡短報導了他捨身救火、不幸跌落屋頂殉職的事。為了感念王聯治的付出，台電特意擢升了他的職級，還在小粗坑發電所為他舉行了一場追悼會，包括總工程師孫運璿在內，一眾公司高層紛紛前往致意。此外，王聯治的電廠同事也共同為他設立了一座紀念碑，這塊石碑，今天仍默默矗立於電廠的大門口。匆匆七十年過去，王聯治的孩子們都已逐漸老去，再下一個世代的兒孫輩亦已長大成人。神奇的是：2017年的某個夜裡，王聯治的孫女驀然在網路上發現了王聯治的紀念碑。而在之後與其他兩位作者合著的《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這本書裡，他更採訪到爺爺的同事，結合家族記憶、檔案文獻的蒐集，進一步還原了王聯治的生命軌跡，與該時代的電業故事。 1952年台電對於王聯治的追悼會與立碑紀念。（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新店溪沿岸水力發電的歷史追索如同「台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的其他一些作品，《文明初來電》的寫作宗旨，亦是打算追索新店溪沿岸各個水力發電廠的身世來歷。全書分為八個章節，前三章主要寫新店溪的地理環境與二戰之前的電業發展，後五個章節則結合大量人物採訪，著重講述戰後迄今的電廠故事。或許得益於三位作者的採訪經驗與人文學科背景，本書前半部分針對歷史、地理的脈絡整理，可謂相當嚴整。從清領時期的水圳建設、原漢衝突，到日治時期的理番政策、山林開發，皆有清楚交代。二、三章更且設計了數個補充單元，針對正文提到的瑠公圳、土倉龍次郎等等，做進一步的延伸介紹。舊時電廠的水輪機，如今已被改造為園區展示的裝置之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除了人文歷史之外，第五章講述的則是新店溪各電廠所採用的發電方式及其設備維運。雖然該章節的主題涵括大量的技術細節，但作者緊抓數個重點，間或穿插電廠人員的說明，讀來自然流暢，同時使得讀者不致迷惑於大量冷硬的專業術語之中，而能夠對這些機電系統、以及電廠人員的工作有所認識。總的來看，本書收納的知識內容堪稱豐富。書末列示的參考文獻，則說明了這些知識的陳述皆立足於頗為厚實的閱讀基礎之上。此外，這兩個章節也特意從文獻當中找到許多品質極佳的歷史影像，與文章內容適切呼應，使全書增色不少。 1960年代的羅好壩改建工程。（台灣電力公司）重新遇見電廠裡的人群記憶後半部分各個章節所收錄的採訪片段，則是《文明初來電》的另一精彩之處。作者們所尋找的訪談對象，身分極為多元，譬如日治時期的電業學徒、1960年代末的電廠廠護、任職超過半世紀的電廠員工、文化資產的研究者……所有這些訪談，共同刻劃了發電廠裡的工作樣貌與生活圖景。電廠於是不只是電廠本身，在這本書裡，它更像是大量人群的記憶所繫之處，更引人入勝的是：包括本文開頭提到的王聯治在內，書中所收錄的部分故事，其實就是其中一名作者王舜薇的家族記憶。王舜薇的曾祖父是小粗坑電廠的技工，祖母鄭仁慈女士（即王聯治的太太）自幼亦生活在電廠附近。也因此，本書的部分內容，某種程度也像是一種家族史的尋根，讀來別有意趣。青年王聯治的生命縱然短暫，但他的故事始終存在於眾人的回憶之中，並且還原於《文明初來電》的書頁裡。透過這本精彩的圖文書，我們將會在新店溪的河畔，重新遇見王聯治，以及始終存活於各種記憶之中的人與故事。＊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養成所」裡的電業學徒日治時期，設有技術人才養成所的公營事業單位，除了台電之外，尚有鐵路局、電信所等，學費食宿幾乎全免，實習還可領薪，福利待遇相當不錯。高水勝就是受惠於日治時期養成所的台籍從業員之一。身為老大的高水勝，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從小家中生計依靠父母親做粗工，經濟吃緊。他年紀小小，就會動腦筋做生意，下課之後去「跋筊間」（賭場）或者「查某間」（紅燈戶）賣糖果餅乾，「生意很好呢！」此外就是打拼讀書，想辦法進入有保障的電力公司。高水勝記得，養成所在當時台電台北營業所（今台北市福州街經濟部旁）授課，提供學員毛筆、紙、墨盤，還供吃供住。上午室內講課，下午安排實習。學員下課後，住在營業所對面的房舍，晚上還要寫學習心得。高等科畢業的高水勝，是養成所第五回、發變電科第二部的學生。他回憶，班上同學有40人，台灣人僅4位，其他都是日本人。「跟那些日本小孩有得比、拼得過啦！」養成所修業，重視手把手傳授與實習，高水勝被分配到烏來發電所，由廠裡的工程師母雞帶小雞，學習機電實務。當時烏來發電所尚在建廠，新來的學徒什麼雜事都得做，例如掃地、倒茶、跑腿，還有往深山搬運電線桿。早期的電線桿（電火條）以木桿製成，相當沈重，由人工運送，包括往距離電廠7 公里的羅好、阿玉壩線路。一根電線桿，需要4到6個人一起搬運，而其他各種材料，也是用人力拉兩輪車運補。雖然辛苦，但實習期間就有薪水，每個月可以存4、5元，跟外面的工作比較起來，待遇優渥。日本時代還有家族津貼，父母兄弟姊妹可以連坐領錢。「我一個猴囝仔，賺得比老人家還要多！」高水勝得意地說。然而，他的重擔並未卸下，養成所修業期間，父親過世，他必須負起扶養全家人的責任，新莊老家的母親，還得去幫人洗衣打工，度過戰時的苦日子。戰後，18 歲的高水勝出師成為正式員工，升任電氣領班，手下管七、八人。（頁115-117）台電裡的「金門幫」 1970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到處缺工，台電於是深入校園徵才，以建教合作制度並提供獎學金的方式，廣招全台各公立高工電工科學生，觸角甚至還延伸到離島金門。 1980年金門農工職業學校推薦4位成績優秀的電工科畢業生給台電，由於這批先遣部隊立下好口碑，隔年台電再招50人，1962年生的鄭江浚就是其中之一。鄭江浚說，就讀金門農工職業學校電工科的最後一年，學費是台電支付的，6月方從學校畢業，7月1日就到谷關水力訓練中心（今已合併到台電訓練所轄下）報到，接受為期3個月的訓練。「那時候年紀小什麼都不懂，和同學一起搭船從高雄上岸，立刻就搭車到台中，再轉車去谷關。」提起這段金門過台灣的歷程，鄭江浚不免辛酸。結訓後，鄭江浚被分發到南投仁愛鄉濁水溪上游的萬大電廠。鄭江浚說：「金門人來到台灣工作，無論是台北還是高雄，對我們來說距離都一樣，就算是分發到深山裡的水力發電廠，金門人都不會有怨言。」聽話、好用的好口碑不脛而走，此後10年，台電年年招50名金門畢業生，這也就是日後金門人在台電日益壯大、「金門幫」數以千計的由來。 1981年，鄭江浚以「養成工」進用，在萬大電廠一待就是5年。他不但不以為苦，甚至還認為，水力電廠因地處偏遠，對員工的照顧也較周到，以萬大電廠為例，不但有單身員工宿舍和有眷宿舍，還設有幼稚園和醫院。唯一較難捱的是，深山裡通訊困難，父母親又都不識字，連要寫個家書報平安都很難。當年養成工一個月薪水8,000元，不如外面的行情，「當時去外面做水電，一天就有好幾千。」1987年，鄭江浚被調離萬大，落腳新店粗坑電廠。原因是萬大超編了一百多人，粗坑這邊人不夠，一聲令下，鄭江浚和一位金門同學一起被調到粗坑。「反正金門人調去哪裡都一樣！」他說。所幸，鄭江浚在新店溪畔落地生根，自此不再漂泊。從粗坑電廠值班員，到桂山發電廠維修員、羅好壩值班員，2018年升任巡視員領班。「我在羅好壩工作時很單純，每天抄錄水位及進流量，依值班主任指示操作水門。」鄭江浚說。唯獨在颱風天必須鎮守羅好壩，有時還得冒著生命危險，在強風豪雨中開啟排砂門。最讓他記憶深刻的是2015年的蘇迪勒颱風重創烏來山區，駐守在羅好、阿玉壩的同仁斷了音訊，第二天鄭江浚就揹著乾糧，和救難人員在滿目瘡痍的山路上步行4小時，前往搭救。改任巡視員領班後，鄭江浚非常忙碌，卻很有成就感。他幾乎不坐辦公室，上班不到半小時就往外跑。翡翠、烏來、桂山、粗坑、軟橋5座發電廠，加上粗坑壩、桂山壩、阿玉壩，他每10天要分別巡視1次，把所有電廠設備繞1次，將運轉資料抄錄下來。除了這項固定作業外，還有一些計畫性工作，例如，各電廠的基礎設備每年定檢1次，定檢前鄭江浚要負責停電操作。此外，還有突發性的工作，哪邊有問題立刻就要去處理。「這些都是我吃飯的飯碗，要顧好！」他笑說。鄭江浚6年後就要退休了。來自金門的他說，知道烏來好山好水，自然已買好房子準備在這裡養老。兩年前買的預售屋已經完工交屋，不久他要搬出住了三十多年的員工宿舍，住進新家。「如果不是台電對員工的照顧，我也沒辦法在這裡落地生根，養活一家人。」這位來自金門的農家子弟如是說。（頁170-173）

電話為什麼是用「搖」的？你知道「打電話」的臺語怎麼說嗎？除了「敲（khà）電話」、「摃（kòng）電話」之外，過往臺灣人的習慣用語裡面，還有一種說法，是「搖（iô）電話」。電話曾經是用「搖」的 —— 大約 20 世紀前期，臺灣人使用的電話機，經常是附有手柄的「手搖式電話」。使用者要搖動手柄來產生電流、發出鈴響，再請機房裡的「交換手」（接線生）幫忙接通線路，才能與遠方的另一部電話機連線通話。不過，話機與話機之間，也可以透過專門線路直接連線，不必經由機房轉接。 20 世紀後期，台灣電力公司營運的「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就曾佈建這樣一種專線電話。沿著輸電線配置的各個「保線所」都配置手搖式電話機，發生任何緊急情況皆可即時連絡。「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也曾出現在早年臺灣的其他機構。圖中這部電話由交通部航港局典藏，當時被應用於燈塔的通訊聯繫。（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誰該接電話？先聽鈴聲再說！問題是，這種封閉式電話系統裡，只要搖動任何一部話機的手柄，線路上的每部話機都會同時響鈴。那麼，究竟該由哪一個保線所來接起這通電話呢？其實，手搖式電話的鈴響長度，可以藉由轉動手柄的幅度來加以控制。若將長、短鈴聲的各種組合，設定為各個保線所的通訊代號，就可以識別每通電話的聯絡對象了！ 2018 年，台電公司清查「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文化資產時，曾採訪多位退休保線員。其中， 1970 年代支援過東西輸電線維修保養工作的楊儒溝先生，就提到各個保線所的電話鈴代號：舉例：一長是天池，一長一短是雲海，一短一長是廬山這樣。曲柄桿轉久一點是一長，轉少一點是一短。另有幾位前輩，也談及東西輸電線上的電話使用情形。據說，早期的「名間保線所」是整個電話系統的總聯絡站，「每天早上 7 點鐘，領班要跟名間保線所聯絡，確定線路是通的」。有些時候，山裡的猴子還會把線路拉起來玩耍，造成通訊上的困擾呢！台電公司典藏的「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早期這類電話都具有相同的黑色外觀與流線造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流行於 1950 年代的日本製「 4 号電話機」過去配置於保線裡的「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已成為台電公司的典藏文物。所謂「 4 号電話機」，其實是 1950 年由日本電信省推出的一種標準化規格。根據電信史研究者楊振興的說法，「 4 号電話機」相較於 1933 年推出的「 3 号電話機」，其改良之處在於「送話器和送話器採用輕質鋁合金製薄膜，靈敏度高了，頻率響應也較佳」。在 1950 年代的日本，「 4 号電話機」是市場上的主流規格，主要由日本國內的六家公司（包括我們所熟悉的日立、東芝、富士通等等）負責生產。其中一些磁石式電話也被進口到臺灣，之後也陸續產生許多國內的仿製版本。這類電話經常被應用於各種需要專線聯絡的場合，東西輸電線的線路維修保養工作，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另外，在戰後初期臺灣的警用電話系統當中，也能見到「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的身影。日本東京「逓信総合博物館」所展示的「 3 号電話機」與「 4 号電話機」。（圖片來源：Haruhiko Okumura@flickr, CC BY-NC 2.0）物件裡的臺灣電業史 20 世紀後期，家用電話逐漸在臺灣普及。人們所使用的電話開始有撥盤、按鍵，也開始不再需要「交換手」的人工操作，就能自動接通另一部電話。隨著時代變化，磁石式電話也慢慢消失在人們的視線與記憶之中。同樣的，隨著通訊技術演進，東西輸電線上各個保線所曾經使用的磁石式電話，也逐漸被無線電話、衛星電話所取代。古舊的手搖式電話於是被拆卸下來，塵封於倉庫深處，直到近年才被重新發現，並妥善保存。手搖式電話如今已經不再被用於傳遞聲音，卻能夠告訴我們許多關於東西輸電線的歷史訊息。而在整個臺灣電業史極其豐富的文物遺存當中，必然還有更多故事，等待我們細心探究、努力找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楊振興，《話筒裡的台灣：從摩斯電報到智慧型手機》，臺北：獨立作家，2016。粉紅色小屋，〈【台語原來是這樣】電話要用「打」的，還是用「叫」的？〉，「故事 Storystudio」網站，2015。

1990年，「中華職棒聯盟」的第一場比賽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熱鬧開打，臺灣本土的棒球熱潮也隨之被推升至另一高峰。不過，這場球賽的觀眾，可能會驀然發現球場上的「統一獅」隊初代球員，多半都來自臺灣甲組成棒的另一支老牌隊伍，也就是台電棒球隊。「統一獅」的建隊班底，竟然有一大堆台電球員，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在中華職棒創立初期的四支球隊當中，「兄弟象」與「味全龍」早在業餘棒球時代已開始培養球員，成軍較晚的「統一獅」與「三商虎」，只能從既有的成棒隊伍當中尋覓人才。於是，「統一獅」選擇以當時的甲組勁旅台電為目標，積極展開招募。影響所及，大批的台電球員在1989年以後改披統一的綠白戰袍。比如在中華職棒贏下第一場勝投的「杜老爺」杜福明、明星捕手曾智偵等人，都是從台電到職棒圈闖蕩的例子。後來，陸陸續續也有許多職棒球員也都曾有台電經歷。近年來，最著名的大物級選手可能是綽號「神全」的強打者林益全。據說在台電打球的時候，球隊還特別在外野架設防護網，防止他把球打出球場、砸壞外頭的車窗玻璃呢！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故事，在1996年「臺灣職業棒球大聯盟」成立的時候，又再上演了一遍。當年正逢台電棒球隊成軍五十周年，但陣中的主力先發卻紛紛轉投新的職棒聯盟，球隊也幾乎瀕臨解體。雖然如此，能夠供輸人才於職棒聯盟，仍可說是一種貢獻於臺灣棒球的方式。今天，台電仍持續參與中華職棒二軍的交流盃賽，協助培訓新生代球員。不少現役的棒球明星，過去也都曾是台電的一分子呢！台電棒球隊在「fun電營」當中帶領小球員們進一步認識棒球運動。（圖像來源：臺東縣政府網站）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獅龍虎象各就各位四支職棒準備上壘〉，《聯合報》，1989年1月17日，第10版。〈不惜大量人財投資統一走過艱辛路程〉，《民生報》，1991年10月13日，第5版。〈台電老招牌今年難挨先發七人離隊聯賽幾乎動彈不得〉，《民生報》，1996年5月30日，第4版。

在臺灣，電力成為一種可營運的「事業」，時間大致已有一百餘年。若要編寫一系列的文章，呈現出臺灣電業史的發展過程，乃至於這些歷史段落與整個世界的連結關係，應當從什麼地方開始寫起呢？所謂的「電力事業」，最少應該要有一部生產電力的機器才能成立。那麼，不妨就把「發電機」當成故事的起點吧。發電機初次登場學校都教過，18 世紀的歐洲科學家，對於電學原理已有許多發現。到了 19 世紀，英國學者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更率先解開「電磁感應」的謎題，並且製作了一部能夠產出微弱電力的發電裝置。所謂的「發電機」，在他手中已有了雛形。後來，發電機很快產生了許多改良版本，繼而在 19 世紀後期成為所謂「第二次工業革命」背後的一股推進力量。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上，發電機被引進了臺灣，並且開始對這座島嶼的歷史產生影響。故事說到這裡，許多人腦海裡首先浮現的名字，一定是劉銘傳。 1888 年，這名官員所興辦的電力事業，替臺北點亮了第一盞電燈。這樣的功績，也讓他被許許多多的偉人傳記，奉為臺灣電力史的起始人物。不過，人們常常忽略劉銘傳的電力事業（也就是文獻裡提到的「興市公司」），規模其實不大。顛峰時期，它所產出的電力，也僅只供應臺北城內的數十盞電燈而已。況且，該公司使用的那些蒸氣燃煤發電機，也多半在後來的「乙未戰爭」當中遭到破壞 —— 換句話說，劉銘傳時代的發電設備，並未被延用，它們對於臺灣的電業發展史，自然也沒有產生什麼實質影響。臺南成功大學博物館典藏的「愛迪生-霍普金森直流發電機」，過往的網站文章也曾介紹到它的故事。（圖像來源：外交部網站）「長腿瑪莉安」與直流電系統今天，若你走進臺南成功大學的電機系系館，便會在大廳的玻璃櫃裡，見到一部愛迪生-霍普金森發電機（Edison-Hopkinson Dynamo）。這部重達 1.1 公噸的機器，其實是臺灣現存最古老的發電設備。顧名思義，愛迪生-霍普金森發電機原本是大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的專利設計。外表看上去，兩根筆直的「場磁鐵」是它標誌性的特色。也因此，愛迪生實驗室裡的一群員工，總戲稱它為「長腿瑪莉安」（Long Legged Mary Ann）。日治時期，這部發電機被「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當成禮物，送給了學校。不過，它的來歷究竟是什麼？原本被應用在臺灣的什麼地方？目前仍是個謎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長腿瑪莉安」的屬性與劉銘傳時代的發電機相同，所產出的都是直流電。早在 1880 年代，愛迪生旗下企業採用的直流電系統，便率先搶佔美國的電力市場。與此同時，愛迪生自己的發電機專利也被賣到海外。成大電機系典藏的那部發電機，正是由英國的 MATHER & PLATT 公司取得授權之後，改良製造的產品。直流發電機能夠賣到臺灣，說明了這種電力系統一度前景光明。不過，直流電始終有個難以克服的問題，是它的電壓難以轉換，因而無法實現長距離、有效率的電力傳輸。也因此，愛迪生在美國設置的直流電廠，必須散佈在城裡的各個角落。而這會是電力事業理想的經營模式嗎？恐怕未必。「製藥所」的電力輸出若回顧臺灣史，直流電發電機也曾在日治時期被應用於其他地方，其中一處，是位於臺北市小南門附近的總督府「製藥所」，也就是鴉片工廠。根據林炳炎的研究，製藥所在 1898 年首先設置了一部英國製的 7.5kW 直流發電機，藉以點亮廠房裡外的電燈，讓鴉片煙膏的生產能夠日以繼夜地輪班進行。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供給鄰近的行政機關、官員住所以及醫院所需電力，使這些地方也能夠點亮電燈。製藥所又陸續增設了三部日本「芝浦製作所」製造的直流發電機。今天，我們在製藥所的出版品當中，還能找到其中一些發電機的影像。日治初期，製藥所的周遭地區，大概是全臺北唯一能夠點亮電燈的所在。 1904 年，《臺灣日日新報》便有一篇報導指出，製藥所附近的街區宛若「不夜城」。然而，當發電機按例進行保養的時候，這些地方便會立刻陷入死寂。話說回來，製藥所裡設置的這些直流發電機，畢竟不是供應電力的長久之計。若要點亮整個臺北，乃至於為整個臺灣創造出足以推動進步的電力，還得尋求別的辦法。《臺灣總督府製藥所事業第二年報》裡的「電氣燈發電機」的照片。此外，當期年報還有一張工廠平面圖，說明了發電機的位置，以及它與「汽罐」（蒸氣機）之間的連動關係。（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交流電的異軍突起其實，由愛迪生領軍的直流電陣營，到了 19 世紀末便已露出敗象。那時，愛迪生的競爭對手西屋（George Westinghouse，也就是電器品牌「西屋」的原始創辦人），與著名科學家特斯拉（Nikola Tesla）攜手合作，在 1893 年的芝加哥博覽會裡運用交流電點亮了九萬多盞燈泡，證明了這種系統不僅安全無虞，而且效率卓著。到了 1895 年，西屋公司更進一步取得在美國尼加拉瀑布建設電廠的權利。至此，這場聞名史冊的「電流戰爭」已明顯分出勝負。整個世界，也將走向交流電的時代。眾所皆知， 19 世紀後期的日本剛剛經歷過明治維新，他們積極學習歐洲國家的科學技術，發電機自然也包含於其中。不過，日本的情況與臺灣相同，一開始同樣使用直流發電機，到了 1889 年以後，大阪、東京等主要城市陸續採用交流電系統，並且實現電力的高壓傳輸，再透過變電站轉換電壓、配送給用戶的運作模式 —— 之後，這一整套交流電的建設系統，也被他們帶到臺灣，為這座島嶼的電業發展史揭開全新篇章。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林炳炎，《台灣經驗的開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第二篇第一章，「官營電業．州官點燈」。 Alfre W. Crosby著，陳琦郁譯，《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臺北：左岸文化，2008），第六章，「電力」。

作者：謝達文說起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故事，你會想到怎樣的景象呢？我們最熟悉的畫面，可能是高雄港邊忙碌的工人，或者是歌曲〈孤女的願望〉裡臺北這座人們口中的「繁華都市」，以及都市裡正要聘請新人的工廠。除此之外，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人了解到近代臺灣工業發展背後「以農養工」的歷史背景，知道工業發展的資金大量來自農業部門，源於從南到北、從蘭陽平原到屏東平原上一片又一片的稻田。至於花蓮縣秀林鄉的木瓜溪流域、南投縣仁愛鄉的霧社溪畔，以及位於兩地之間、屬於中央山脈的能高山呢？我們大部分人只會聯想到自然景色：慕谷慕魚、奧萬大、能高越嶺道。聽來與經濟發展關係似乎不大，但其實這些地方的貢獻十分關鍵，我們大多數人之所以不了解，是因為他們的貢獻完全隱身幕後。西部經濟發展的幕後功臣，是花蓮到南投的電力輸送戰後初期，臺灣的發電模式以水力發電為主，而在這方面，台灣東部的條件較優，日治時期已有十座發電廠。相較之下，尚在工業起步的過程中的西部，電力供應便較為受限，台電於是規劃東電西送，要從位於花蓮的銅門電廠「送電」至南投萬大電廠，再進一步供給西部使用。為此，台電必須興建東西聯絡輸電線，然而這樣的工程絕不容易。線路全長就高達45公里，已經超過馬拉松賽道的全長。即使位於平地，這也不是一項輕鬆的工程，何況東電西送要面對的地勢屬於山地；除了須經過知名的能高山外，部分區段高達海拔2580公尺，約等於5座台北101的高度，更是讓難度增加不只一個等級。正是因為道路險阻而且漫長，工程人員必須臨機應變，面對各式各樣的困難。舉例而言，工程人員若要與夥伴溝通，因為彼此距離太遠，怎樣大喊也往往沒有用，但他們又並未獲配無線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遂發展出以旗子傳達重要指令的一系列遠距溝通辦法。以不同旗號象徵不同動作，比如看見紅旗就代表必須立刻停下手邊工作，遠距聯繫的難關才終於被克服。要搭起輸電線，還得先在山裡開闢道路除了輸電線長度和海拔高度以外，台電工程人員還面對另一項困難：在50年代初期，這段路僅有前19公里設有道路，而且也只不過是勉強可供車輛行駛的泥土路而已。因此，只要過了屯原一帶，工程車便無法進入。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員、器材究竟要如何通行？為了讓工程順利進行，在建立輸電線之前，台電工程人員必須先自行修築道路，而道路的長度自然不能只有45公里而已。為了這項工程，台電動用上萬人次上山開闢「巡視路」，於1951年3月竣工，道路全長75公里，約等於國道從臺北到新竹的總長。至於開路過程中所鋸下的樹木，台電也直接加以利用，讓這些木材成為支持輸電線的電線桿，解決了臺灣當時缺乏自有電桿的困境。 1951年11月底，在巡視路完成短短8個月後，「乙線179座雙桿型木柱線路」就已完工並開始送電，臺灣東西電力自此連通。到了1953年9月，「甲線127座細腰捻轉型鐵塔線路」也宣告完工。日後，西部也陸續設有越來越多發電廠，但在戰後經濟建設最初的關鍵時期，臺灣西部因為東電西送的工程，因而有更穩定的供電來源。從花蓮到南投，45公里的輸電線、75公里的巡視路、上萬名的台電工程人力，承擔了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任務。回到本文開頭所述的臺灣戰後經濟發展景象，無論是臺北的繁華都市景象，或者都市裡正在崛起的工廠，這些榮景的出現，其實都需要電力系統的支持。而東電西送的工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股隱形動力，也是值得我們銘記與緬懷的一段故事。搭配影片：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作者：張哲翰台電內部社團眾多，運動社團中更是不乏各方好手，尤其在職工盃的推動下，不論籃球、羽球、排球、桌球等，甚是蓬勃發展。其中，登山社更是台電最具歷史也最蓬勃發展的社團。以總處登山社而言，從1971年成立至今，已經超過50年歷史，擁有超過1500位社員，除了剛加入台電的年輕成員、在台電有些時日的中壯年成員、還包括退休的老年成員，大家定期每個週末聚會，熱情參與登山活動。其中負責規劃路線的成員，已經80餘歲，開發了300多條路線，近年才交棒給下一代成員繼續登山路線的開發。可以說，透過山林將台電人緊密地連繫起來。不僅僅是總處的登山社，似乎「山林」與「台電人」有著無法輕易拆開的關係。就像在桂山發電廠退休經理許智安的回憶裡，年輕時在烏來發電廠工作，下班之後印象最深刻的休閒活動：「那段期間，我們下了班，我們到河裡面去抓蝦子、抓魚，回來吃。」山中溪流裡的魚蝦，成為他年輕時最佳的加菜菜餚，不用花錢又很美味。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過往的照片攤開來，有泰半是與同事、好友一同登高的照片，像是中央山脈能高越嶺古道的天池保線所（1986年焚毀、1993年重建成為天池山莊）、奇萊保線所、雲海保線所，又或是奧萬大賞楓樹等。至於萬大發電廠退休廠長陳武力先生，在大觀發電廠任職時，更將大學時期登山社的經驗帶入大觀發電廠，成為大觀發電廠登山社的社長，雖然曾經因為韌帶出了問題，而停止他最喜愛的登山活動，但是在民國90餘年時，他又組織了20多人，一同去攀爬玉山，許多人也發現登山並不如想像中困難，更喜歡上登山活動：「最後你要攻頂的那段是比較辛苦一點，但是爬完了玉山他們就覺得說，哇人生能夠把這樣艱鉅的任務完成。」而他的登山帳篷與登山設備也在921地震時，幫助了同住二坪宿舍區的許多同仁們：「當大家都在空曠地方休息的時候，我把我們的登山帳都提供給員工，有十幾頂的的登山帳」、「大家一起在那邊紮營搭伙」，他更運用地質專業，給予大家建議，緩和大家緊張的心情：「我也告訴大家，如果地震大的，你有感覺到前震震波一來之前，會有轟轟轟的聲音，不要站著，我們就坐在柏油路上。」雖然仍對這樣強烈的地震餘悸猶存，但二坪的大家在街頭搭著帳篷，凝聚在一起的氛圍，也稍稍緩和大家的緊張。登山社社員合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

圖解台灣電力百年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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