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17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民政處，收到了一紙頗有意思的報告書。呈送這份報告的人名叫王聯治，來自中國江西，曾是「中國青年遠征軍」的一員。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青年軍」也在1946年3月以後陸續復員，回返民間。時年23歲的王聯治，於是在復員單位的介紹之下來到臺灣，嘗試謀求一個職位。

出身江西的王聯治，為什麼會想要離開家鄉，跑到一座遙遠的海島上呢？理由很難確知。在報告書裡，他只簡單交代了自己原係專科畢業，學的是機械，希望民政處能安排一個專賣局工廠或電廠的位置，好讓他「學而致用」。

彼時，國民政府對於日產的接收工作仍在陸續進行當中，無論哪個事業單位皆需才孔亟。於是，王聯治遂被轉介到台電供職。既然學有專精，台電於是以助理工程師的職位加以聘用，並將他分派到新店地區的小粗坑發電所擔任系長。以一個20餘歲的青年來說，這應當已是很不錯的發展了。

新店溪畔的水力發電廠，曾是臺北現代化的動力源。（圖像來源：台電綠網）

不僅如此，王聯治來到小粗坑電廠的隔年，便與電廠同事的女兒成婚，在往後四年多的時間裡面，他們很快便有了三個孩子。看來，遠渡臺灣的這一決定，確實幫助王聯治走上頗為順遂的人生旅途。

然而1951年底，電廠裡的一場火災，使得青年王聯治的生命嘎然終止。一個月後，流通餘台電內部的《勵進月刊》，簡短報導了他捨身救火、不幸跌落屋頂殉職的事。為了感念王聯治的付出，台電特意擢升了他的職級，還在小粗坑發電所為他舉行了一場追悼會，包括總工程師孫運璿在內，一眾公司高層紛紛前往致意。此外，王聯治的電廠同事也共同為他設立了一座紀念碑，這塊石碑，今天仍默默矗立於電廠的大門口。

匆匆七十年過去，王聯治的孩子們都已逐漸老去，再下一個世代的兒孫輩亦已長大成人。神奇的是：2017年的某個夜裡，王聯治的孫女驀然在網路上發現了王聯治的紀念碑。而在之後與其他兩位作者合著的《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這本書裡，他更採訪到爺爺的同事，結合家族記憶、檔案文獻的蒐集，進一步還原了王聯治的生命軌跡，與該時代的電業故事。

1952年台電對於王聯治的追悼會與立碑紀念。（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新店溪沿岸水力發電的歷史追索

如同「台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的其他一些作品，《文明初來電》的寫作宗旨，亦是打算追索新店溪沿岸各個水力發電廠的身世來歷。全書分為八個章節，前三章主要寫新店溪的地理環境與二戰之前的電業發展，後五個章節則結合大量人物採訪，著重講述戰後迄今的電廠故事。

或許得益於三位作者的採訪經驗與人文學科背景，本書前半部分針對歷史、地理的脈絡整理，可謂相當嚴整。從清領時期的水圳建設、原漢衝突，到日治時期的理番政策、山林開發，皆有清楚交代。二、三章更且設計了數個補充單元，針對正文提到的瑠公圳、土倉龍次郎等等，做進一步的延伸介紹。

舊時電廠的水輪機，如今已被改造為園區展示的裝置之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

除了人文歷史之外，第五章講述的則是新店溪各電廠所採用的發電方式及其設備維運。雖然該章節的主題涵括大量的技術細節，但作者緊抓數個重點，間或穿插電廠人員的說明，讀來自然流暢，同時使得讀者不致迷惑於大量冷硬的專業術語之中，而能夠對這些機電系統、以及電廠人員的工作有所認識。

總的來看，本書收納的知識內容堪稱豐富。書末列示的參考文獻，則說明了這些知識的陳述皆立足於頗為厚實的閱讀基礎之上。此外，這兩個章節也特意從文獻當中找到許多品質極佳的歷史影像，與文章內容適切呼應，使全書增色不少。

1960年代的羅好壩改建工程。（台灣電力公司）

重新遇見電廠裡的人群記憶

後半部分各個章節所收錄的採訪片段，則是《文明初來電》的另一精彩之處。作者們所尋找的訪談對象，身分極為多元，譬如日治時期的電業學徒、1960年代末的電廠廠護、任職超過半世紀的電廠員工、文化資產的研究者……所有這些訪談，共同刻劃了發電廠裡的工作樣貌與生活圖景。電廠於是不只是電廠本身，在這本書裡，它更像是大量人群的記憶所繫之處，

更引人入勝的是：包括本文開頭提到的王聯治在內，書中所收錄的部分故事，其實就是其中一名作者王舜薇的家族記憶。王舜薇的曾祖父是小粗坑電廠的技工，祖母鄭仁慈女士（即王聯治的太太）自幼亦生活在電廠附近。也因此，本書的部分內容，某種程度也像是一種家族史的尋根，讀來別有意趣。

青年王聯治的生命縱然短暫，但他的故事始終存在於眾人的回憶之中，並且還原於《文明初來電》的書頁裡。透過這本精彩的圖文書，我們將會在新店溪的河畔，重新遇見王聯治，以及始終存活於各種記憶之中的人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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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段落節錄

「養成所」裡的電業學徒

日治時期，設有技術人才養成所的公營事業單位，除了台電之外，尚有鐵路局、電信所等，學費食宿幾乎全免，實習還可領薪，福利待遇相當不錯。

高水勝就是受惠於日治時期養成所的台籍從業員之一。身為老大的高水勝，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從小家中生計依靠父母親做粗工，經濟吃緊。他年紀小小，就會動腦筋做生意，下課之後去「跋筊間」（賭場）或者「查某間」（紅燈戶）賣糖果餅乾，「生意很好呢！」此外就是打拼讀書，想辦法進入有保障的電力公司。

高水勝記得，養成所在當時台電台北營業所（今台北市福州街經濟部旁）授課，提供學員毛筆、紙、墨盤，還供吃供住。上午室內講課，下午安排實習。學員下課後，住在營業所對面的房舍，晚上還要寫學習心得。

高等科畢業的高水勝，是養成所第五回、發變電科第二部的學生。他回憶，班上同學有40人，台灣人僅4位，其他都是日本人。「跟那些日本小孩有得比、拼得過啦！」

養成所修業，重視手把手傳授與實習，高水勝被分配到烏來發電所，由廠裡的工程師母雞帶小雞，學習機電實務。當時烏來發電所尚在建廠，新來的學徒什麼雜事都得做，例如掃地、倒茶、跑腿，還有往深山搬運電線桿。

早期的電線桿（電火條）以木桿製成，相當沈重，由人工運送，包括往距離電廠7 公里的羅好、阿玉壩線路。一根電線桿，需要4到6個人一起搬運，而其他各種材料，也是用人力拉兩輪車運補。

雖然辛苦，但實習期間就有薪水，每個月可以存4、5元，跟外面的工作比較起來，待遇優渥。日本時代還有家族津貼，父母兄弟姊妹可以連坐領錢。「我一個猴囝仔，賺得比老人家還要多！」高水勝得意地說。

然而，他的重擔並未卸下，養成所修業期間，父親過世，他必須負起扶養全家人的責任，新莊老家的母親，還得去幫人洗衣打工，度過戰時的苦日子。戰後，18 歲的高水勝出師成為正式員工，升任電氣領班，手下管七、八人。

（頁115-117）

台電裡的「金門幫」

1970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到處缺工，台電於是深入校園徵才，以建教合作制度並提供獎學金的方式，廣招全台各公立高工電工科學生，觸角甚至還延伸到離島金門。

1980年金門農工職業學校推薦4位成績優秀的電工科畢業生給台電，由於這批先遣部隊立下好口碑，隔年台電再招50人，1962年生的鄭江浚就是其中之一。鄭江浚說，就讀金門農工職業學校電工科的最後一年，學費是台電支付的，6月方從學校畢業，7月1日就到谷關水力訓練中心（今已合併到台電訓練所轄下）報到，接受為期3個月的訓練。

「那時候年紀小什麼都不懂，和同學一起搭船從高雄上岸，立刻就搭車到台中，再轉車去谷關。」提起這段金門過台灣的歷程，鄭江浚不免辛酸。

結訓後，鄭江浚被分發到南投仁愛鄉濁水溪上游的萬大電廠。鄭江浚說：「金門人來到台灣工作，無論是台北還是高雄，對我們來說距離都一樣，就算是分發到深山裡的水力發電廠，金門人都不會有怨言。」聽話、好用的好口碑不脛而走，此後10年，台電年年招50名金門畢業生，這也就是日後金門人在台電日益壯大、「金門幫」數以千計的由來。

1981年，鄭江浚以「養成工」進用，在萬大電廠一待就是5年。他不但不以為苦，甚至還認為，水力電廠因地處偏遠，對員工的照顧也較周到，以萬大電廠為例，不但有單身員工宿舍和有眷宿舍，還設有幼稚園和醫院。唯一較難捱的是，深山裡通訊困難，父母親又都不識字，連要寫個家書報平安都很難。

當年養成工一個月薪水8,000元，不如外面的行情，「當時去外面做水電，一天就有好幾千。」1987年，鄭江浚被調離萬大，落腳新店粗坑電廠。原因是萬大超編了一百多人，粗坑這邊人不夠，一聲令下，鄭江浚和一位金門同學一起被調到粗坑。「反正金門人調去哪裡都一樣！」他說。

所幸，鄭江浚在新店溪畔落地生根，自此不再漂泊。從粗坑電廠值班員，到桂山發電廠維修員、羅好壩值班員，2018年升任巡視員領班。

「我在羅好壩工作時很單純，每天抄錄水位及進流量，依值班主任指示操作水門。」鄭江浚說。唯獨在颱風天必須鎮守羅好壩，有時還得冒著生命危險，在強風豪雨中開啟排砂門。最讓他記憶深刻的是2015年的蘇迪勒颱風重創烏來山區，駐守在羅好、阿玉壩的同仁斷了音訊，第二天鄭江浚就揹著乾糧，和救難人員在滿目瘡痍的山路上步行4小時，前往搭救。

改任巡視員領班後，鄭江浚非常忙碌，卻很有成就感。

他幾乎不坐辦公室，上班不到半小時就往外跑。翡翠、烏來、桂山、粗坑、軟橋5座發電廠，加上粗坑壩、桂山壩、阿玉壩，他每10天要分別巡視1次，把所有電廠設備繞1次，將運轉資料抄錄下來。

除了這項固定作業外，還有一些計畫性工作，例如，各電廠的基礎設備每年定檢1次，定檢前鄭江浚要負責停電操作。此外，還有突發性的工作，哪邊有問題立刻就要去處理。「這些都是我吃飯的飯碗，要顧好！」他笑說。

鄭江浚6年後就要退休了。來自金門的他說，知道烏來好山好水，自然已買好房子準備在這裡養老。兩年前買的預售屋已經完工交屋，不久他要搬出住了三十多年的員工宿舍，住進新家。「如果不是台電對員工的照顧，我也沒辦法在這裡落地生根，養活一家人。」這位來自金門的農家子弟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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