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百年電業史話04】電力公司-電業文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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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百年電業史話04】電力公司

更新日期：2025-12-09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

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

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

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

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

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

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

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

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

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

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

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

官營與民營之間

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

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

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

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

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

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
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您這期的電費已經繳納了嗎？今天，「繳電費」對我們而言，已是生活裡稀鬆平常的一件小事。不過，若回到日治時代初期，臺灣的電力建設才剛起步，城市裡的人們也才剛開始使用電力時，要讓民眾養成按時繳電費的習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05 年 7 月，從「龜山水力發電所」輸送電力到臺北市區的線路終於完工，由總督府營運的「臺北電氣作業所」，也開始提供電燈、電扇的租賃服務，並向民眾收取電費了！然而一年過後，《臺灣日日新報》卻開始出現民眾遲繳電費，作業所催繳數次仍舊置之不理的消息。迫於無奈，作業所只能依循前不久才剛頒布的《電氣使用章程》，針對那些不繳錢的用戶，祭出「中止送電」處分。 1906 年 8 月 1 日，《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則報導就曾提到，當時許多用電戶「經數次催納料金，仍置之不理」。於是，臺北電氣作業決定針對這些用戶予以「停送電力」 —— 這些人，可能是史上第一批被電力公司強制斷電的臺灣人！民眾遲繳電費顯然不是個案。 1906 年 10 月，臺北電氣作業所就在《臺灣日日新報》的頭版刊登「特別廣告」，嚴正昭告社會大眾：「電氣諸料金，切宜依期繳納，不可有誤！」有趣的是，電氣作業所為了催收電費，也想出諸多手段。根據 1915 年的一篇報導，有些時候，作業所會請地方政府或警察單位直接上門找人，還有人想到要徵收「督促料」，也就是電費遲繳的罰金。今天，這種罰金被稱為「遲延繳付費用」，名字雖然不同，逾期要罰錢的道理仍是一模一樣。日治時期，各地方的電力事業由民間自主經營，有些電力公司對於沒有按照約定繳錢的用戶，便採取強硬態度。 1921 年，宜蘭地區的「臺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便有這類新聞傳出。據說，只要用戶遲繳電費半個月，就會有公司主管帶著技工上門強制斷電，讓商店直接無法做生意。這種強悍的作法，讓許多地方民眾不甚諒解，甚至稱他們為「蠻人會社」！不過，早期臺灣的電力公司，其實還有一個辦法能夠對付不繳錢的民眾，就是凍結燈泡交換權利。 20 世紀初期，燈泡的製造品質仍不理想，常常用了個數月就得去電力公司更換新品。針對遲繳電費的用戶，電力公司就有權不讓你交換新燈泡——想換新的？先繳電費再說吧！ 1906 年「臺北電氣作業所」刊登報紙廣告，勸導民眾按期繳納電費。（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資料〈停送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8月1日第3版。〈特別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0月27日第1版。〈電球交換料低減〉，《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7月1日第2版。

台電 LOGO 遍布街頭，已成臺灣集體記憶。這個簡潔符號象徵電力，也承載少見設計史。依 1947 年檔案，我們將解密其 CIS 起源並洞悉時代脈絡。從街邊的電線桿、變電箱、人孔蓋，到每兩個月寄來的電費單，台電的「公司徽」（LOGO）早已成為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符號之一。數十年來，這個圖案日日可見於我們的生活周遭，已然是近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這個簡潔鮮明的標誌，不僅是現代電力供應的象徵，更承載著人們的集體生活經驗。你是否曾好奇，這個廣為人知的台電 LOGO 究竟於何時誕生？其設計的背後又隱藏著哪些時代脈絡？設計溯源：1947 檔案裡的視覺原點根據 2021 年發表於第 702 期《台電月刊》上的研究文章指出，台電 LOGO 首見於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日期在近代臺灣歷史中亦意義深遠）。現行版本的台電 LOGO，則是在 1947 年 4 月 5 日於台電公司內部正式公布。這份完整的「修正公司徽圖」公文，目前仍典藏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修正公司徽圖」公文。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可見到清晰的台電 LOGO。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既然我們已追溯到最早的設計痕跡，同時代的檔案中還能解讀出哪些設計背後的故事？其他單位典藏的台電相關檔案，或許能提供更多線索。例如，這份公文的「擬稿員」欄位，簽有「恕直」二字。透過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我們在「總經理室」編制中，找到這位 1946 年 5 月到職的副管理師「黃恕直」先生。檔案顯示，公司徽修正的函稿便是由黃先生負責擬稿，他在這組歷史悠久的企業識別 LOGO 誕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記錄了黃恕直的相關資訊。圖片來源 / 國史館奠定 70 年，超越時代的設計規範公文中可見 LOGO 完整圖樣與細部說明，連鉛筆訂正的痕跡都清晰可見，顯示設計並非一次到位，而是經過反覆推敲與嚴謹調整。修改後的完整版本，刊登在同年 4 月 30 日發行的台電《勵進月刊》上，從此正式成為台電的官方象徵。檔案公文內容顯示，從 LOGO 本身的字體與符號顏色、「台電」圖形化後的長寬與角度、乃至於閃電符號的筆畫細節，皆有精準的數值規範。這不只是一份設計草圖，它更像是一份工程圖說——每個元素的位置、大小、角度都經過仔細計算，不容許絲毫的隨意或偏差。說明文字末尾特別強調：「凡應用本公徽，不論大小，均須按照上面標準繪製」——這句話看似尋常，卻透露出官方的慎重態度。無論是印在名片上的微小圖案，或是掛在大樓外牆的巨型招牌，都必須嚴格遵守同樣的比例與規格。「修正公司徽圖」的說明文字裡，各個圖像細節都有精準的數值規範。圖片來源 /國家檔案資訊網這種對視覺識別系統（CIS）的堅持，在現代已是設計產業慣例，但若回望 1940 年代的臺灣，這無疑是相當前瞻的概念。這些檔案細節，映證了台電公司自成立之初，便具備極嚴謹的組織性格——這不僅是單純的美學要求，更是一種對專業標準的堅持與細節的極致重視。七十餘年後，這個 LOGO 無論出現在工程車、文宣品、員工制服，或街頭巷尾的任何角落，都始終維持著整齊劃一的樣式。仔細觀察便會發現，無論是在偏遠山區高聳的輸電鐵塔旁，或是都會區的小型變電箱上，閃電符號與「台電」二字始終是記憶中的模樣。這份視覺一致性，在今日或許理所當然，但若回到七十多年前，在印刷技術尚未標準化、各地施工條件差異極大的年代，能夠貫徹如此統一，其背後所需的組織管理能力與執行紀律，實不容小覷。值得注意的是：台電 LOGO 中的閃電花紋，以及宛如正/倒三角形的「台」、「電」字樣，皆受到日治時期部分電力事業社徽的影響。而圍繞 LOGO 周邊的三環圖樣，則代表 1946 年出資成立台電公司的「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因此，包括今日常見的「中油」、「台糖」等，這些戰後初期由資委會成立的企業，其 LOGO 皆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這樣的時代共同點，是不是很有趣呢？仔細觀察，你發現了嗎？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現行的 LOGO 都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圖片來源 / Wikipedia 從企業識別到生活印記 1952 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留存的歷史影像清晰可見，當時新竹變電所的門口，已能見到台電 LOGO 的標誌。距離 1947 年「修正公司徽圖」發布不過短短五年，但新竹變電所門上的標誌，無論是閃電的折角、字體的幾何結構，乃至於外圈的三環比例，都精準再現了檔案裡「鉛筆訂正」後的設計細節。這顯示台電在戰後初期不僅致力於硬體建設，在企業識別的執行度上，同樣貫徹了嚴謹的意志。 1952年台灣電力公司門口的「台電」徽圖，施幹克（Hubert G. Schenck，前排右四）、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前排右三）和台電相關人員一同合影留念。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儘管時代不斷變遷，今日的台電公司持續在廣告文宣上創新視覺設計，從社群媒體的活潑圖文到年輕化的品牌形象，皆試圖與時俱進地與民眾對話。然而，這個與公司歷史同樣悠久的 LOGO，承載著當年嚴謹的設計底蘊，走過七十多個年頭，已成為台電最核心且深植人心的視覺識別。這個小小的標誌，卻濃縮了豐富的故事。從黃恕直副管理師在總經理室的精心擬稿，精確到角度與數值的設計規範；從日治時期電力社徽的影響，到融入資源委員會三環圖樣的時代印記；從戰後初期臺灣的重建氛圍，到今日遍布全臺的電力網絡——每一個細節，都是一段歷史的註腳。下次走在街頭，當你的目光停留在電線桿、變電箱，或手中的電費單上時，或許能透過對每個小細節的觀察，感受到 LOGO 所連結的種種歷史線索。那個簡潔的閃電符號，不只是電力的象徵，更是近代臺灣發展的歷史見證；那些幾何化的「台」、「電」字樣，承載的不僅是企業識別，更是一整個世代的集體記憶：有一種雋永的經典，叫做台電 LOGO。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全宗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檔號A313310000K/0036/15/1/1/00。〈臺灣電力公司「公司徽」圖〉，收錄於台電《勵進月刊》，1：2（1947），頁35。〈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102-2499。張椀喬、吳岱欒，〈解密台電×檔案—解碼台電公司徽街頭巷尾親切的來電標誌〉，《台電月刊》，第702期（2021.6），頁44-48。

1948年初，台灣電力公司的一間辦公室裡，照常傳來了打字機的聲響。平時，機電處的古太太總是坐在這間辦公室裡，熟練地操作著檢字盤上的手柄。不過這天，古太太的位子上，卻坐著一名男性打字員。根據當時台電內部刊物的報導：古太太那天可能是臨時有事，請假去也，遂找了自己的丈夫前來代班。據說，古先生打起字來「能力不弱」，反倒讓人誤以為他是台電專門聘用的男性打字員呢！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為什麼會在一本雜誌當中，特別被記錄下來呢？其實，這是因為在當時的臺灣，打字員多半是由女性出任的工作，男性打字員並不常見，也難怪前來代班的古先生會引起眾人側目。早期台電所使用的中文打字機。（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實際上，若放眼整個世界，我們也會發現：打字機對於20世紀的女性而言，是幫助他們走入職場的一種關鍵道具。換句話說，台電的古太太並不是一個特例。在世界各個角落，也還存在著許許多多以打字為專業技能、為企業奉獻一己之力的女性職員。當他們集體放假的時候，企業賴以運作的各項文書製作與傳遞，甚至可能因此停滯。換言之，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其實在過去的許多企業裡，都扮演了很重要的小螺絲釘。上述故事，摘錄自《穿越文檔記憶：台電文書檔案業務演進回顧》。在這本書的脈絡裡，打字員古太太所代表的，其實是台電內部行政作業的一項重大改變，也就是打字印刷的公文數量不斷在增加。操作打字機是一項專門技術，得聘用專門人才來執行業務。到了1980年，電腦的引入，又再次改變了各種文檔的製作流程。而不變的是，每個時代的每一種文書制度背後，一定都有像古太太這樣的小人物，日夜為了文檔工作而操作著鍵盤、紙筆等等工具。 1948年台電《勵進月刊》所收錄的打字員小故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兩個時代的接軌實際上，以台電的公司量體規模與企業悠久歷史而言，整個文書檔案業務自然是非常龐大且複雜的運作體系，其相關組織演變、工作方法與工具改良等歷時性發展，必然有大量值得紀錄與探掘的故事。如同本書第一章〈以檔為史〉所述：台電在1957年即已統合相關規章，印行《文書處理工作手冊》，試圖讓整個組織在文書作業方法上趨向一致。比起政府機構在1973年訂頒的《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手冊》，台電這方面的起步更早，顯見組織內部早已認知到相關工作的重要性。在這件1947年的珍貴歷史檔案當中，可以見到歷史人物孫運璿的名字。（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穿越文檔記憶》從日治時期以毛筆、宣紙書寫的公文檔案開始談起，一路談到戰後的接收如何與舊有體系接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接軌」，不僅只是作業規則的由甲換乙，他更牽涉到所有人如何共同適應這套新的體系，其中也包括語言習慣。作者在第三章〈漸成方圓〉當中提到一個小故事，說的是戰後初期台電的本省籍員工費盡苦心，學習使用新的公文格式，但卻每每遭到大幅刪改，飽受挫折之餘只能搖頭大嘆「莫辦法」。也因此，台電如同當時臺灣其他的國營事業，也開辦大量的「國語訓練班」。這些故事細節，呈現了大量文書檔案背後的人群，如何努力適應時代與環境的變化。 1938年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事業一覽圖」，這類圖表也是檔案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文檔不只是文檔除了內容之外，公文書的製作方式、蓋用印信、傳遞流程等等，也需要一套嚴謹規範。第四章〈行雲如水〉探討的正是這些規程的演變。從古太太所操作的打字機到現代的電子化公文系統，數十年來台電文檔體系的重大演變，皆在這個章節有簡要交代。而在近年來，檔案的價值開始受到注意，台電數十年來所累積的大量文檔亦須妥善收儲、管理。在這方面，台電秘書處的工作饒有成果，在政府機關檔案的「金檔獎」當中屢屢獲得獎項，顯見其深受肯定。本書的最末一章〈話外之話〉，請到了幾位不具名的「文檔英雄」，也就是在台電內部長年負責文書檔案業務的工作同仁，分享各自在職業生涯裡的心路歷程。如同其中一位「文檔英雄」所述，台電檔案的文化資產價值其實相當巨大，這些文檔不僅見證了台電人的心血付出，同時也保存了臺灣電業的大量歷史線索。文檔不只是文檔，是全民共同的文化資產，翻開《穿越文檔記憶》，我們將會看見這些資產的留存，如何被一個企業用心地處理並留下紀錄。＊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跨越時代的台電文檔作業儘管日治時期的文書檔案有相當數量在空襲中焚毀，但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到接管委員會時期，從各地收繳而來的日治時期檔案及新產生檔案，數量也十分可觀，整理起來是一大工程，而公司甫成立人手不足的問題，更讓掌理文書檔案業務職員感到壓力。據1948年《勵進月刊》第13 期所刊載，一名總務處職員的回憶：「當時走進總務處，到處都呈現緊張的鏡頭，表現出工作繁忙的景象，文書方面最需要的是管卷加強工作，許多各界前年的案卷移來歸檔及日治時期之案件整理，都要增加人手，此外油印文件日增，人手不敷，擬由專員管理油印室事宜。」如何讓文檔工作與日治時期接軌，是戰後初期從監理、接收到台灣電力有限公司時期的重要課題。首先遇到的第1 個挑戰，就是本省籍員工不諳國語文的問題。依據1946 年底的統計，台灣電力有限公司的員工有1,241人，其中本省籍有945 人，超過4 分之3。然本省人甫接受完日本50 年統治，慣用日本語文法，不熟悉新的國語及文字，在書寫處理公文上產生困難。為此，在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時期台電即已開辦「國語訓練班」，召募高等學校畢業以上學歷者，進行為期6 星期的國語訓練，高等學校畢業在日治時期已是屈指可數的高學歷。在各區處，也紛紛舉辦訓練班、作文及演講等各種比賽活動，以加強職員國語文訓練。如1946 年新竹區處為了解員工國語程度，特別舉辦本省籍員工筆試，共有3 試：第1 試是將「國語學不好不但上課成問題將來做事都很困難」這句話任選10 字加上注音符號；第2 試是將日文翻成中文；第3 試是作文，題目是「我的日常生活」。訓練國語文工作難以一蹴可及，直到1954 年，日本統治結束已將滿10 年，總務處還曾經基於台電各單位往來文件仍參雜日文，而發文各單位要求切實執行公文不得沿用日文的規定。公文格式的適應是另一項挑戰。由於日治時期的公文格式與戰後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日治時期任職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老員工，處理新的公文格式也感到棘手。1947 年發行的《勵進月刊》第7 期曾刊載題為「高元老搖頭無辦法」的故事，主角營業係長（相當於課長）高元老：「每遇各項業務必躬親處理，致每日桌上文牘常滿。光復後，祖國文化輸入，公文格式自亦隨而改制，高係長幼讀漢書，經綸滿腹，對該係文件不肯假手他人，誰知費盡心血自擬底稿，正以為理通辭達之傑作，竟為鄭文書大刀闊斧刪頭削足，毫不留情謂不合公文格式，致使高老大搖其頭嘆曰：『太難了，太難了，莫辦法啊。』」這個故事鮮明描述了本省籍員工面對新公文格式的難處。（頁63-65）文檔作業人員的「職業病」文檔可以是很枯燥乏味的事，也可以是發現新奇事物的事，其轉變重點在於文檔人員的心態。文檔工作雖然看似無趣，一成不變，不過一旦認真的投入後，便會發現檔案裡有很多平常我們不知道的事。「1970 年代文書課的工作，尚有刻鋼板、打蠟紙，然後透過油印印出公文，最後再經由公文書逐頁撿併、裝訂才告完成，煞是辛苦。如今，技術突飛猛進，許多文書工作都已不似以往，科技的進步減輕了人力，縮短了工作完成時間，真幸福。」此段由文檔作業人員細數昔日與現今文書作業的情形，可見文檔作業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時俱進，不斷邁向符合時代潮流的作業。文書及檔案的業務內容相當細密繁瑣，實務上也經常會遇到各種狀況。台電公司歷年來針對文檔業務開辦許多在職訓練課程，在台電公司的導師制度下讓新進人員在主管及資深同事的協助，逐漸瞭解文書及檔案業務，並透過實務累積經驗，進而傳承、提攜後進。此外，台電的文檔同仁還組成了即時通訊群組，彼此切磋交流業務經驗，通力合作解決各種狀況。如同大家所知文檔作業流程包括收文、交辦、擬判、發文及歸檔等五大步驟，而台電文檔同仁也會將這些業務流程，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在處理生活大小事時，他們會格外注意時間管理，也會依輕重緩急、優先順序陸續完成。而「一事一案」為原則也深刻烙印在他們心中，甚至有同仁會運用專案管理的精神規劃出國旅遊行程。此外，在整理日常生活用品、管理個人文件、甚至是採買服飾及居家用品時，也會應用檔案分類編案的精神，予以分門別類整理；而延續檔案保存年限、檔案鑑定、銷毀作業概念，也會應用在整理家居上，將各項物品歸納分類再賦予生命週期，進而決定將它永久保存或資源回收（銷毀）。他們總是笑稱「這也是一種職業病」！但能將工作經驗實踐於生活中，這是屬於台電文檔人的獨特文化與驕傲。透過他們的分享，我們可以深刻瞭解文檔文化其實也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只是我們有沒有看見它，文書檔案是文化也是生活。藉由文檔概念的建立，深耕個人的文檔意識、強化檔案管理的主動權，也讓我們與善（止於至善）的距離愈來愈近了。文檔業務為各式業務工作的基石，好比一棵大樹，根基需穩固後才能正常茁壯成長，各項業務藉由同仁之間彼此合作，溝通與協調，而能更順利推進實行。在處理各項業務的同時，也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想法，和處理事情的方式。（頁144-147）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力系統建設迅速擴張，電燈也開始在許多城鎮裡綻放光明，為人們的生活帶來顯著改變。與此同時，其他各種電器用品，也逐漸被推廣到各個家庭當中。而在臺灣，什麼樣的電器，最符合人們的殷切需求？對於習慣溫帶氣候的日本人而言，答案肯定是電扇。電扇如何登陸臺灣？電扇在 1882 年誕生於美國，是大發明家惠勒（Schuyler Skaats Wheeler）的傑作之一。數年後，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也開始嘗試自製電扇。到了 1894 年，「芝浦製作所」（後來與其他公司合併，輾轉演變為今天的東芝 Toshiba）進一步仿照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電扇設計，推出「国産第1号扇風機」。自此，日本逐漸掌握量產電扇的能力，並且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經濟蕭條，逐漸從進口轉外銷。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電扇的呢？ 1905 年 4 月，也就是龜山發電所向臺北送電的前半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報導提到，「臺北電氣作業所」正在接受民眾的預約申請：該所對於申請點電之人，皆依其申請之先後，以安置電燈、電扇諸工事。換句話說，臺北的民眾若能早點向作業所遞交申請書，就有機會在 1905 年，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吹電風扇的老百姓！ 1906 年 2 月，另一篇報導如是說道，「從來臺北電氣作業所，其供給電力，只電燈及電扇而已」。這樣看來，此時的臺北，確實已經有電扇用戶。 1882 年由惠勒所設計的電風扇。（圖像來源：wikimedia）電扇與電力的供不應求不過， 1905 年 10 月，臺北正式供電的時候，時序已入秋季。氣溫既然轉涼，電扇大概派不上什麼用場。一直要等到 1906 年 5 月，當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暑熱的威脅在即，作業所也才開始「日日接到電扇使用之報買」。當月底，申裝電扇的案件數量已達 139 件，而且持續增加當中。糟糕的是，電扇需求的急遽攀升，已超過作業所能夠負荷的範圍，致使它們必須暫時回絕申請。這是因為目前之發電力，有一定之制限，不能為以上之供給，遂不得不辭之。不過，作業所也承諾惟若至電力有餘裕之時，立行廣告，而限定箇數，以應報用者之需，而非終不供給也。一百多台電扇，竟能夠把城市裡的電力供給消耗殆盡？其實，龜山發電所剛開始運作的時候，裝置容量僅有 500 kW，這個數字，遠小於今日臺灣大多數的水力發電機組。受到水流洪枯的影響，實際的發電量只會更少。同一時間，臺北城內的電燈使用量仍在快速增加。雙重壓力底下，也難怪作業所得先謹慎控管電扇數量。其後數年間，隨著龜山發電所的新機組安裝、小粗坑發電所的併網，臺北的供電壓力應也隨之緩解。反倒是作業所預先估算進口的電扇數量不足，即便民眾想申請電扇安裝，有時仍得吃閉門羹。像是 1909 年 5 月，作業所在當年年初準備的 470 台電扇便全數被登記完畢，只能等到「所用機械材料再由外國購到，將必再開辦，而許人請用。」是奢侈品還是必要品？與今日一般家庭裝設電器的邏輯不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扇多半是向電力公司租來的，民眾除了繳納電扇本身的月租金，還須支付電扇的定額或從量電費。每月動輒好幾圓的使用成本，對普通家庭而言是很高昂的開銷。也因此，申裝電扇的用戶，多半會是財力較雄厚的官吏、商人、地方仕紳。這麼說來，電扇算是種奢侈品嗎？有些人認為這問題得視情況而定，至少在氣候炎熱的臺灣，電扇是真的用來解決暑熱的實際問題，不算一種奢侈消費。 1907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便曾如是說道本島之位置，屬於亞熱帶。故電扇一物，在內地謂為「奢侈品」。在本島實為「必要品」，需用者之多，非內地之諸都府可比。 1908 年，又有一篇報導指出在內地之用電扇者。除東京大阪及二三都會外。其他未之有聞。又彼用之者。皆人所目為豪奢之紳士。在臺灣之疆土。與內地不同。屬於亞熱帶。故不能不需乎電扇。甚至，電扇在許多人眼裡不只消暑而已，在蚊子、蒼蠅較多的臺灣，電扇還能把這些有可能傳播疾病的昆蟲直接吹走，改善人們的衛生環境。難怪，有些人會把電扇稱為「實益的文明之利器」。 1925年三菱電機所推出的「大正十三年型」電扇廣告。（圖像來源：日本台東区立図書館）電扇的使用數字與普及率 1910 年 7 月，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全島電氣供給概況〉顯示，全臺灣安裝使用的電扇已達到 1,600 台（電燈則是 32,800 盞）。之後，這個數字開始呈現飛躍性的增長。研究者陳佳德曾蒐集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數據，整理出 20 世紀前期臺灣的電扇使用相關數據。按照他的計算，臺灣的電扇用戶數，大約在 1919 年正式突破一萬大關， 1940 年則達到五萬。若以家戶普及率來看，大城市如臺北、臺中等地，應該有一成左右的水準。但在電燈泡都還沒能發光的鄉村地區，電扇自然也是付之闕如。總的來說，截至 1940 年為止，臺灣使用電扇的家戶普及率應該還不到 3% 。就這個數字來看，我們很難說電扇已經在臺灣普遍地發揮威力，把涼風送進人們的家裡。不過，在電燈、電話之外，對於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來說，電扇已是使用率較高的電器用品了。日治後期裝設電風扇的火車車廂。（圖像來源：wikimedia）「電化生活」的預習日治時期，「電化生活」、「家庭電化」是統治者倡導的進步目標。藉著學校教育，人們也漸漸能夠理解電力在各個方面的用途。日常體驗當中，人們也可能在一列火車的車廂裡實際感受到電扇送來的微風，或者在頻繁舉行的各類「博覽會」裡初次見識到電冰箱、電暖爐等等電器的作用。然而，各種各樣的電器用品，大概得等到 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間消費力普遍成長以後，才真正在普遍臺灣人的生活裡發揮它的威力。那時，正處在「進口替代」階段的臺灣，也實現了電扇的國產化。回過頭來說，日治時代大概可以說是「電化生活」概念在臺灣的一次預習。至於那樣的生活樣態如何在 20 世紀後期真正實現，後面的篇章，我們將再細說分明。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陳佳德，〈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平野聖、石村真一，〈明治・大正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4：3（東京都，2007），頁55-64。平野聖、石村真一，〈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扇風機の発達〉，《デザイン学研究》， 55：2（東京都，2008），頁29-38。〈電燈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4月23日，第6版。〈作業所供給電力〉，《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5日，第2版。〈暑氣與電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28日，第2版。〈印刷配布電扇使用須知〉，《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4日，第4版。〈電扇構造及效用〉，《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31日，第2版。〈臺北電燈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26日，第3版。〈列車及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1日，第4版。〈電扇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4日，第2版。〈電扇停辦〉，《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5月6日，第2版。〈全島電器供給概況〉，《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17日，第4版。

「抄電表喔！」每隔兩個月，對講機那頭傳來熟悉的話語，又是台電抄表人員登門造訪的時候了。其實，人工抄表作業在臺灣的歷史已相當久遠。 1946 年台灣電力公司成立以後，電網建設越來越深入到各個角落。為了執行抄表作業，抄表員也越來越需要跋山涉水，艱辛地在道路基礎建設尚未完備的地區移動。另一方面，早期各區處的台電人員也會走進民間，向民眾收取電費。電費繳納，在現代臺灣已極為便利，只要拿著單據到便利商店、甚至拿起手機打開 APP 即可完成。相較於人工抄表迄今仍在運作，台電收費員的身影及其故事，則日漸被人們遺忘。 2020 年出版的《牽電點燈－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一書，曾經介紹早期台電抄表、收費人員的工作景況，「電業文物典藏」網站也曾摘錄相關段落。其實，2019年台電公司委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執行的「配售電系統文化資產清查」案，也曾有多位資深台電同仁接受團隊訪問，分享抄表、收費工作的相關回憶及趣聞軼事，值得在這裡與讀者分享。 - 曾服務於宜蘭區處的楊清鐘先生（2008年退休）在訪談當中提到：早期台電服務所人員的工作繁雜，收費、抄表、送電、搶修，「什麼都做，五臟俱全」。 1973 年他分發到羅東服務所時，整個單位只有 14 名成員，在短短 3 年半以後，便迅速擴增至 21 人。員額數字的迅速成長，反映了當時臺灣的「農村電化」正在加速進行。楊清鐘提到，每當台電人員走進鄉間，總會遇到民眾拿出沙士、米糕、草仔粿等點心飲料熱情款待，甚至有人要介紹女兒給他們認識、相親。他打趣地說，這些與民眾之間的暖心互動，可謂工作之餘的額外收穫：「我去羅東一個很鄉下的地方，收費收到中午，那個主人是村長，把我的手拉著，叫我吃午餐，我說沒啦我還要收。他說吃飽再收啦！我說不行！一直把我的包包拉著，一定要給他吃飽。」 ——楊清鐘口述訪談紀錄。在服務所工作，有時也能為台電人員創造多元的學習機會。曾任職於基隆區處的王忠義先生（約2014年退休），過去有段時間在老梅服務所工作。他提到，過去的抄表作業必須走路爬山，工作頗為艱辛。不過抄表之餘也培養了其他興趣。老梅地區過去曾是茶葉產地，沿途都能遇到採茶工人唱山歌。久而久之，他開始沿途採集這些歌曲，將之做成紀錄。後來，王先生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在職進修，早年採集的這些資料，也被他使用在碩士論文〈北海岸褒歌採集與分析〉當中呢！「那時候用戶跟我們互相有信任，所以那時候他不在，就會跟我說，你大門進去之後，我的錢放在桌巾底下，多少錢自己拿自己找，阿如果他真的忘記，再拜託我跟隔壁收，再給隔壁就好。」 ——王忠義口述訪談紀錄。 1988年，台電基隆區處光明服務所頒發的「抄表工作全年零錯誤」獎狀。（王忠義先生收藏。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 訪談過程裡，台電的資深前輩們，經常從家中找出許多早期台電人員的物品。例如，任職於彰化區處的徐健男先生（2000年退休），就找出了以前在服務所工作時穿著的制服，以及隨身攜用的提袋。徐先生在彰化區處的歷練非常完整，服務過的單位包括員林、二林、溪湖、芳苑、大城、草湖、埤頭等服務所，足跡遍及各地。 33 年的台電工作歷程當中，他留下了許多獎盃、獎狀與其他種種物品。對於電業文物的調查工作而言，都是彌足珍貴的收藏。在「配售電系統文化資產清查」案中，台電公司同樣收集了許多早期台電人員使用的布袋或皮袋，這類物品的種類與樣式十分繁雜，但上面多半印有醒目的台電 LOGO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的清查工作也收集到 1982 年製造的一只手提現金箱。由於收費員一趟出門常常會收取大量現金，為了防止盜匪覬覦，這樣的小型手提保險箱就顯得很有必要。口述訪談與歷史文物，帶領我們從不同面向認識早期台電區處同仁的工作點滴。這篇文章只能略舉其中一二，除此之外必定還有更多故事，等待我們持續收錄！ 1982 年製「老牌 STEEL SAFE CO.」手提現金盒，盒上可見到密碼鎖裝置。（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1991 年版的台電收費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參考資料許勝發主持，《「配售電系統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全案成果報告書》，2020。

你曾經看過電線桿上的廣告標語嗎？在20世紀後期的臺灣，遍布於電線桿上的廣告，是大街小巷裡的尋常風景。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時代，我們會發現日治時期的電線桿廣告，其實需要繳錢才能張貼！及至近代，當電線桿遍布於城市與鄉村之後，電線桿上的廣告已變得不甚稀奇，也難於逐一管理。大概因為這些原因，就形成了電線桿上隨意張貼廣告的亂像吧。電線桿、變電箱等等設備，對於民生用電的供輸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不過，人們對於這些設備卻經常帶著嫌惡的目光。特別在早年的臺灣，當架空線路仍舊佔據大街小巷的時候，電線桿上的變壓器與民宅的距離通常十分靠近。而由於這些變壓器經常因為跳電故障而發出轟然巨響，經常引起民眾恐慌。久而久之，變成了所謂的「鄰避設施」。實際上，變壓器的爆響只是保險絲燒掉的安全機制，如果深入了解其中原理，便會發現配電設備其實相當安全。不過，隨著時間演進，台電也有許多創新作為，解決了上述問題。譬如線路的地下化、變點所改採屋內型等等。時至今日，臺灣的主要城市裡已很難看到電線漫天交錯、雜亂無章的景象，變電箱的爆響也不在那麼頻繁聽見。所有這些現象，其實代表了我們對於配電設備的感知越來越少，甚至遺忘它們的存在。被暱稱為「菜瓜棚」的開關場，也是早期常見的配電設備之一。（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布建電力網絡的關鍵作業配電是用電需求能夠獲得滿足的關鍵工作，這也是《牽電點燈：逐布踏實的配電大業》一書提醒我們注意的重點。本書的副標題之所以取名《逐布踏實》，自然是因為「布」這個字提示了配電事業的主要概念，也就是讓電力網絡可以布建到既廣且遠的地方，讓電力與光亮能夠到達每個角落。這樣的工作，自日治時期發電廠逐一興建以來便不斷在進行。而隨著技術演進，不同時代的配電設備，也深刻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可見風景。第一線工作人員的訓練，是幫助台電能夠將電力網絡布建於全島的關鍵工作。（圖像來源：行政院經濟部網站）同樣是追溯臺灣電力史，《牽電點燈》特別著重在早年的史料當中，努力挖掘各種配電設備的蛛絲馬跡，特別是地方配電所的啟用，對於未曾擁有電力的臺灣人而言實為頭等大事。今天，我們很難想像一個配電所的開業，竟會成為地方百姓額手稱慶的大事。相較於20世紀後期普遍民眾對於配電設備的嫌惡，實有天壤之別。到了戰後的建設復興時期，「農村電化」是政府的一大目標。另一方面，隨著臺灣經濟逐漸起飛，用電的需求也漸漸高漲。此時期，配電設備在大街小巷四處出現，特別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哩，人們對於這些設備的嫌惡感也漸漸提高。日治時期的大稻埕變電所。不過，如同本書後半部分所提到的。配電工作在眾多科技的輔助之下，已經有了更有效率的管理體系與工作方法，譬如圖資系統、AI工具、智慧配電技術等等等等。本書的後半部分歷數種種這些技術變革，翻閱這些內容，我們便會驀然明白現代臺灣城市裡的配電設備雖然從我們眼前消失，但仍舊以各種不同樣態存在於我們的生活周遭。在電線桿上辛勤工作的台電人員。（圖像來源：行政院經濟部網站）不過，無論技術怎麼革新，沒有第一線工作者的辛苦付出，這些技術也無法落實。本書的第三章介紹了許多為了配電工作辛苦付出的台電人，特別是他們如何在災害當中進行搶修的工作歷程。與此同時，台電也逐步在改善配電工作的相關公安規範，務求使工作人員都能赴險如夷，不要再有意外發生。如同書末所言：這本書是獻給辛勞台電人的禮物，在享受電力的同時，《牽電點燈》提醒我們，不要忘記背後這群人的默默付出，才能造就我們的便利生活。＊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 1950，農村來電！ 1950 年代的臺灣，仍是許多鄉村地區都沒有柏油道路的時代，尤其要深入山區的聚落施工時，車輛無法進入，所有器材、工具的運送，無論是電桿、纜線，還是變壓器，運輸全程都要仰賴人力搬運。一根電線桿至少需要10 個人一起扛，而且有時甚至需要走數小時，才能到達施工地點。當時，許多電桿並不是沿著道路架設，主要原因是當時的道路尚未廣泛鋪設柏油，且田間小路多為泥土堆砌，再加上部分施工費用須由用戶分擔，所以選擇架設在水田裡。因為如果沿著迂迴的道路架設，需要的電桿數量往往遠多於採取直線設計的道路所需桿數，亦造成工程費用浮高，民眾負擔過重，然而穿越水田所需的電桿，車輛不可能駛進水田。因此，許多當時參與農村電化工程的施工班成員，都有扛器材潦水田的工作經驗。尤其當時因經常使用耕牛幫忙引拉，而有「外線牛」的稱號，既是指引路的耕牛，也是指任勞任怨的台電外線工作人員。「那個時候還會用犁阿卡（リヤカ－，人力手推車）搬電桿，在農田裡面，還有山區沒有路的地方，把電桿抬到推車上面，前面綁繩子，前半的人拉，還要控制犁阿卡的方向，後半的人推推車。反正完全是靠人力。沒辦法，那時候沒有吊車嘛！」藍茂雄說。由於農村電化實施地區大多都在偏遠地區，施工班往往需要在當地生活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1932 年次的甘金來，服務於基隆區管理處（現為基隆區營業處）線路股的時代，得到「甘師爺」的別稱。宜蘭頭城大溪的農村電化工程，是由基隆區處線路股施工班執行，整個施工班在那裡生活了3、4 個月，「師爺」嚴謹計畫而精打細算的能力，成為施工班的強大後勤。「你想想看，那個時候每天有那麼多人要吃飯，我有多少工作！」甘金來說，打理大家的吃飯問題，讓大家能吃飽，有體力工作，是當時甘金來每天工作「設計」的重要項目之一。當時施工班借住在大溪國小裡面，只因大溪國小跟村長家有電，可以提供基本的生活需求，村長家的冰箱還可以用來存放施工班三餐需要的食材。當時甘金來每個星期都要從宜蘭頭城大溪走路到貢寮雙溪去買菜，要買足一整個星期的分量，不然，就拜託村長外出的時候，順便幫忙採買補充。農村電化工程，就是在全臺灣各地，由許許多多台電公司外線施工人員，以及為他們打理生活，提供後勤支援的夥伴，甚至有許多村民齊心合力的協助下，共同完成的。（頁59-63）變電箱又爆炸了？其實是保險絲燒掉啦！「砰！台電的變壓器又爆炸了！」我們總是在媒體報導上看到這種聳動的標題。事實上，「變壓器」不會爆炸。變壓器裡面主要架構其實只有鐵心、銅線及絕緣油。關於「砰」的「爆炸」聲為什麼會出現呢？我們可以用家中電箱裡的保險絲來理解。如果我們一時疏忽，讓家裡用電量較大的電器同時啟動─譬如烤箱、微波爐及冷氣等，結果會發生什麼事呢？就是跳電，保險絲燒掉了。保險絲燒掉的時候，會發出很大的聲響，或許還會伴隨火花。同樣的，當一個區域用電負載大於變壓器時，變壓器為了防止損壞，它的保險絲也會燒掉；因為它的保險絲絕對比家裡的大支，如果是位於電線桿上，又在空曠的地方，它發出「砰」的聲音會顯得更為巨大，伴隨的火花也非常閃亮，大家才會說「爆炸」。其實這表示保護機制發揮作用，對大家來說不全然是壞事，因為更提醒台電公司必須重新檢視區域用電負載，加強宣導節約用電的重要性。台電公司為了確保變壓器正常運作，變壓器內灌滿了絕緣油。絕緣油具有高功率電阻、高閃火點、蒸發耗損率低等特性，能夠保護變壓器內的線路，也具有降溫散熱的功能。由於變壓器位於戶外，無法完全隔離動植物的生長與活動，往往「燒掉」是因為火花波及纏繞的藤蔓，或周遭樹木繁茂的枝葉，植物一旦燒起來，變壓器外殼的油漆也會燒起來，但是內部並不會受到影響。針對春風吹又生，生長速度奇快的藤蔓，台電公司每3 個月就得派員除一次變壓器上的藤蔓，但由於全臺的電桿數量非常龐大，往往這裡的還沒有除完，那裡的已經又長得很茂盛了。而周遭的大樹自然也不可以隨便砍除，只能儘量剪除會造成安全疑慮的枝葉。再加上，臺灣四面環海，在西南沿海等海風侵襲鹽塵害嚴重的地區，桿上設備為了要避免絕緣間距不足，都會把設備間距加長，但即使加長後，時間一久，也容易出現設備損壞，或設備之間距離因鹽害縮小，產生嘶嘶嘶的聲音，因此，桿上設備清洗也成為重要的維護工作之一。此外，由於民眾常將窗戶加設鐵窗，或商店裝設廣告招牌，為避免在吊裝施工時，不慎碰觸到供電線路而感電，或外物碰觸導致停電，甚至衍生更嚴重的事故，台電公司從1993 年起，實施高壓架空裸線改善計畫，將鄰近房屋的高壓架空裸線架高，或進行絕緣被覆─就是使用絕緣材質把裸露線路包覆起來，以降低感電事件發生的可能。慢慢的，裸露設備愈來愈少，民眾感電事故由1992 年時的108 件，到2016 年已大幅降低為11 件，2018 年降低為4 件，有效將民眾感電傷亡事故降到最低。近年來雖偶有碰觸到線路而遭到感電的實例發生，但大多都是偷電纜的或是偷鳥集團不慎碰觸所造成，民眾感電案已大幅降低。（頁109-114）

1952 年 1 月，《台電勵進月刊》的封面，刊登了一張頗有意思的照片。照片裡，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正在「東西輸電線」乙線的竣工典禮當中，用雙手接過「成功火炬」。原來， 1951 年底，東西輸電線工程中以木桿架設的乙線已經完成，島嶼東西兩側的電網即將首次串聯。對於臺灣電力發展史而言，這無疑是個值得慶祝的時刻。也因此，台電的「東西線工程處」，發想了一個十分特別的慶祝活動 —— 他們決定沿著東西輸電線，舉行一場跨越中央山脈的火炬輸送儀式！ 1952 年 1 月的《台電勵進月刊》，封面以「東西綫竣工典禮成功火炬呈獻陳院長」為題。（圖片來源：《台電勵進月刊》，第61期）傳遞聖火，很可能是仿效當時的臺灣省運動會。從 1949 年的第四屆省運會開始，各縣市的體育選手每年都會集體動員，將火炬接力運送到當屆運動會的舉行地點。而這類報導，在當時的報刊雜誌當中，總是十分顯眼。此外，聖火的傳遞，亦與電力輸送的意象頗為相符，援引這種儀式來慶祝東西輸電線首次啟用，似乎也相當合理。 1951 年 12 月 15 日，「東西線工程處」的東區工事組組長楊金欉帶領著八名同仁，在花蓮北方的立霧發電所（即今日的東部發電廠立霧機組）點燃寫有「台電」字樣的火炬之後，便朝著市區的台電東區管理處出發。後來，再轉往銅門發電所（即今日的東部發電廠銅門機組），走向能高越嶺道。一行人擎著火炬走向海拔兩千多公尺高的山區，經過兩天時間，才終於來到能高鞍部，並由西區工事組組長王萬得帶隊接棒，將聖火繼續送到南投霧社、再帶往東西輸電線的西部端點 —— 萬大發電所。手持「成功火炬」的西區工事組組長王萬得。（圖片來源：《台電十年》） 12 月 19 日上午，火炬抵達典禮現場，呈獻給行政院長陳誠，繼而交由台電總經理黃煇點燃會場當中的火炬臺。至此，這場跨越島嶼脊梁的「成功火炬」遞送儀式，終於大功告成，東西輸電線乙線，也在當日中午正式啟用。今天，東西輸電線已卸下「東電西送」的任務，但是，當年台電前輩克服萬難、完成這項艱鉅工程的故事，不應被我們遺忘。2013 年，台電舉行的「舊東西輸電線一甲子慶祝活動」，重現了當年的「成功火炬」傳遞儀式。未來，東西輸電線所遺留的文化與精神遺產，也將持續由每個世代的台電人持續守護，永續傳承。「成功火炬」抵達萬大電廠，象徵「東電西送」的計畫已然實現，當時的報紙亦將這一重大新聞消息列為頭版頭條。（圖片來源：翻攝自《中央日報》，1951年12月20日，第1版）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

2019年，臺灣的成棒代表隊在亞錦賽當中拿到了睽違18年的冠軍，令國人大為振奮。當時帶隊的總教練李盈南，出身自台電棒球隊。李教練的生平事蹟，在台電出版的《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曾有詳盡介紹。藉由這篇書摘，讓我們一起來認識這位台電棒球人的故事吧！ - 現任台電棒球隊總教練的李盈南（編按：李教練已於2021年榮退），生於1956年，立人國小四年級時由於好動被老師主動報名參加棒球隊，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國中加入民德國中青少棒，畢業時由於太喜歡打球，所以選擇考商職，志願也只填棒球名校六信商職，棒球隊教練是國中時期的林芳男教練，結果成績太好，是當時六信商職的榜首，也是第一位以榜首身分入學的棒球隊球員，讓教練非常驕傲。在六信棒球隊3年的時間內，李盈南跟著球隊拿過兩次全國冠軍，當游擊手也當投手，後來保送考試考上臺北體院，當時台電棒球隊的隊長鄭昆吉和王孝烈親自到府遊說希望能加入台電棒球隊，在當時能進入台電或合庫也是許多棒球人的目標，李盈南考慮到未來長期發展，於是點頭加入台電棒球隊。 1974年剛進台電起薪1,840元，結果沒想到隨著臺灣經濟起飛，薪水條件也跟著上漲，打到30歲左右才從球隊退下來，之後專心在台電工務課當監工。 1998年，李盈南42歲時，又一個機會改變了他的生活，當時台電棒球隊教練改組，陳哲祥總教練邀請李盈南回到棒球隊當教練，2014年陳哲祥總教練退休後指定李盈南接任，從六信家商畢業後，就進入台電打球，選手加上教練時期，前後已長達40餘年。球隊成績之外，李盈南總教練特別注重球員在台電工作崗位上的表現，要球員想長遠一點，增加本身的專業技能，畢竟打球的時間很短暫，未來還有30幾年要在台電服務。 ——節錄自林韋言、沈慈雅，《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臺北：台電，2019），頁70-73。

作者：陳韋聿你見過螺旋槳式的「風向風速儀」嗎？這類儀器的型制經久不變，在機場、船舶等各種需要氣象觀測的場合，總有機會發現它的蹤影。早期，台電在進行電源開發的勘測工作時，也需要蒐集現場環境的氣象數據。當時所使用的一具風向風速儀，目前就保存於台電的文物典藏中心。儀器下方的銘牌寫有其型號 N-162D，以及 Nippon Electric Instrument, Inc. （簡寫為NEI）等字樣，顯然是日本製造的產品。若仔細爬梳日本方面的文獻，就會發現這具風向風速儀與它的製造廠商，在日本氣象觀測史上都頗具重要性。箇中故事，值得我們細細述說。台電典藏的 NEI 製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 Nippon Electric Instrument 這個名字，按照字面意思，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日本的重量級企業「日本電氣」（臺灣分公司名稱為「恩益禧」）。不過，「日本電氣」的英文名稱其實是 Nippon Electric Company （簡寫為NEC），它顯然不是這件文物的製造廠商。實際上， NEI 的日文原名是「株式会社日本エレクトリック・インスルメント」，該公司創立於 1965 年，是風向風速儀的專門製造商。 NEI 現已不存，但該公司曾有一本名為 WIND PRESS 的定期出版刊物，能夠幫助我們掌握許多故事線索。 2000 年出版的第 3 期 WIND PRESS 收錄了一篇文章，名為〈わが国の風向風速計の歩み〉，回顧了日本風向風速儀的技術發展史。該文提到： NEI 創始人野澤侑司的父親（姓名未詳）原本也是氣象設備製造商。據說在 1950 年代，他與日本氣象廳合作研發出日本史上第一個電子式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不過，那時的儀器仍是用黃銅製造，重達 23 公斤，曝露在自然環境中也容易有鏽蝕、受損等等問題。 1965 年，出於我們不知道的理由，野澤侑司離開了父親的公司，自行創辦 NEI。隔年， NEI 旋即發表日本史上第一款運用 FRP （塑鋼）材料製成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 重量更輕，材質更耐久，完美彌補了過往黃銅製儀器的缺點。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本刊物的後半部分，呈現了 NEI 創社以來推出的產品，其中也提到台電典藏的這件塑鋼製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 N-162D ，並且說到該產品是「広く普及している風向風速計」（廣泛被使用的風向風速儀）。 NEI 與其他公司合併後組成的「 ANEOS 株式会社」，今日所生產的螺旋槳式風向風速儀，整體形制與台電典藏的 N-162D 仍然相去不遠。（圖像引用自 ANEOS 株式会社網站） - 台電典藏的這件 N-162D ，在建檔之初，所登載的說明內容，多數引用自中央氣象署南區氣象中心所建置的科普教育內容頁面。沿襲該頁面的說法，這具儀器的使用時間，也暫時被推定在 1950 至 1970 年代之間。不過，根據前文的資料爬梳，我們大致可以確定：本件儀器的製造與使用年代，應當都在 1966 年以後。實際上，早期台電使用的眾多日本製儀器設備，來源相當多元。有些器物很早便已在市場上流通（例如 19 世紀晚期便已出現的中淺測器製普萊斯旋杯式流速儀），可能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有些器物則如同本件風向風速儀，可能是在 1963 年電源開發處成立後，才陸續向日本方面進行採購。 N-162D 在臺灣雖已成為「文物」，但在晚近的時代裡，我們仍能看到它持續被使用在日本的消防設施、研究船、調查船當中。這樣看來，NEI 在 1966 年推出的 FRP 製風向風速儀，確實是劃時代的發明，使風向風速儀能夠挺過歲月考驗，更加經久耐用。 2019 年， NEI 已經與另一家歷史悠久的設備製造商「小笠原計器製作所」（「電業文物典藏」網站亦收錄了這家公司製造的一件水位計）合併，成為「ANEOS株式会社」。不過， NEI 的創始人野澤侑司，今天仍舊擔任著這家公司的會長職務。若有機會帶著台電典藏的 N-162D 前往拜訪，或許，這位企業家還能告訴我們更多與之相關的故事呢！野澤侑司（右）目前是 ANEOS 株式会社的會長，他所成立的 NEI 影響了日本風向風速儀的技術發展。（圖像引用自 ANEOS 株式会社網站）參考資料〈わが国の風向風速計の歩み〉，收錄於株式会社日本エレクトリック・インスルメント編，WIND PRESS，vol.3（2000，東京），頁4-5。

1946年9月17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民政處，收到了一紙頗有意思的報告書。呈送這份報告的人名叫王聯治，來自中國江西，曾是「中國青年遠征軍」的一員。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青年軍」也在1946年3月以後陸續復員，回返民間。時年23歲的王聯治，於是在復員單位的介紹之下來到臺灣，嘗試謀求一個職位。出身江西的王聯治，為什麼會想要離開家鄉，跑到一座遙遠的海島上呢？理由很難確知。在報告書裡，他只簡單交代了自己原係專科畢業，學的是機械，希望民政處能安排一個專賣局工廠或電廠的位置，好讓他「學而致用」。彼時，國民政府對於日產的接收工作仍在陸續進行當中，無論哪個事業單位皆需才孔亟。於是，王聯治遂被轉介到台電供職。既然學有專精，台電於是以助理工程師的職位加以聘用，並將他分派到新店地區的小粗坑發電所擔任系長。以一個20餘歲的青年來說，這應當已是很不錯的發展了。新店溪畔的水力發電廠，曾是臺北現代化的動力源。（圖像來源：台電綠網）不僅如此，王聯治來到小粗坑電廠的隔年，便與電廠同事的女兒成婚，在往後四年多的時間裡面，他們很快便有了三個孩子。看來，遠渡臺灣的這一決定，確實幫助王聯治走上頗為順遂的人生旅途。然而1951年底，電廠裡的一場火災，使得青年王聯治的生命嘎然終止。一個月後，流通餘台電內部的《勵進月刊》，簡短報導了他捨身救火、不幸跌落屋頂殉職的事。為了感念王聯治的付出，台電特意擢升了他的職級，還在小粗坑發電所為他舉行了一場追悼會，包括總工程師孫運璿在內，一眾公司高層紛紛前往致意。此外，王聯治的電廠同事也共同為他設立了一座紀念碑，這塊石碑，今天仍默默矗立於電廠的大門口。匆匆七十年過去，王聯治的孩子們都已逐漸老去，再下一個世代的兒孫輩亦已長大成人。神奇的是：2017年的某個夜裡，王聯治的孫女驀然在網路上發現了王聯治的紀念碑。而在之後與其他兩位作者合著的《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這本書裡，他更採訪到爺爺的同事，結合家族記憶、檔案文獻的蒐集，進一步還原了王聯治的生命軌跡，與該時代的電業故事。 1952年台電對於王聯治的追悼會與立碑紀念。（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新店溪沿岸水力發電的歷史追索如同「台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的其他一些作品，《文明初來電》的寫作宗旨，亦是打算追索新店溪沿岸各個水力發電廠的身世來歷。全書分為八個章節，前三章主要寫新店溪的地理環境與二戰之前的電業發展，後五個章節則結合大量人物採訪，著重講述戰後迄今的電廠故事。或許得益於三位作者的採訪經驗與人文學科背景，本書前半部分針對歷史、地理的脈絡整理，可謂相當嚴整。從清領時期的水圳建設、原漢衝突，到日治時期的理番政策、山林開發，皆有清楚交代。二、三章更且設計了數個補充單元，針對正文提到的瑠公圳、土倉龍次郎等等，做進一步的延伸介紹。舊時電廠的水輪機，如今已被改造為園區展示的裝置之一。（圖像來源：台電綠網）除了人文歷史之外，第五章講述的則是新店溪各電廠所採用的發電方式及其設備維運。雖然該章節的主題涵括大量的技術細節，但作者緊抓數個重點，間或穿插電廠人員的說明，讀來自然流暢，同時使得讀者不致迷惑於大量冷硬的專業術語之中，而能夠對這些機電系統、以及電廠人員的工作有所認識。總的來看，本書收納的知識內容堪稱豐富。書末列示的參考文獻，則說明了這些知識的陳述皆立足於頗為厚實的閱讀基礎之上。此外，這兩個章節也特意從文獻當中找到許多品質極佳的歷史影像，與文章內容適切呼應，使全書增色不少。 1960年代的羅好壩改建工程。（台灣電力公司）重新遇見電廠裡的人群記憶後半部分各個章節所收錄的採訪片段，則是《文明初來電》的另一精彩之處。作者們所尋找的訪談對象，身分極為多元，譬如日治時期的電業學徒、1960年代末的電廠廠護、任職超過半世紀的電廠員工、文化資產的研究者……所有這些訪談，共同刻劃了發電廠裡的工作樣貌與生活圖景。電廠於是不只是電廠本身，在這本書裡，它更像是大量人群的記憶所繫之處，更引人入勝的是：包括本文開頭提到的王聯治在內，書中所收錄的部分故事，其實就是其中一名作者王舜薇的家族記憶。王舜薇的曾祖父是小粗坑電廠的技工，祖母鄭仁慈女士（即王聯治的太太）自幼亦生活在電廠附近。也因此，本書的部分內容，某種程度也像是一種家族史的尋根，讀來別有意趣。青年王聯治的生命縱然短暫，但他的故事始終存在於眾人的回憶之中，並且還原於《文明初來電》的書頁裡。透過這本精彩的圖文書，我們將會在新店溪的河畔，重新遇見王聯治，以及始終存活於各種記憶之中的人與故事。＊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養成所」裡的電業學徒日治時期，設有技術人才養成所的公營事業單位，除了台電之外，尚有鐵路局、電信所等，學費食宿幾乎全免，實習還可領薪，福利待遇相當不錯。高水勝就是受惠於日治時期養成所的台籍從業員之一。身為老大的高水勝，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從小家中生計依靠父母親做粗工，經濟吃緊。他年紀小小，就會動腦筋做生意，下課之後去「跋筊間」（賭場）或者「查某間」（紅燈戶）賣糖果餅乾，「生意很好呢！」此外就是打拼讀書，想辦法進入有保障的電力公司。高水勝記得，養成所在當時台電台北營業所（今台北市福州街經濟部旁）授課，提供學員毛筆、紙、墨盤，還供吃供住。上午室內講課，下午安排實習。學員下課後，住在營業所對面的房舍，晚上還要寫學習心得。高等科畢業的高水勝，是養成所第五回、發變電科第二部的學生。他回憶，班上同學有40人，台灣人僅4位，其他都是日本人。「跟那些日本小孩有得比、拼得過啦！」養成所修業，重視手把手傳授與實習，高水勝被分配到烏來發電所，由廠裡的工程師母雞帶小雞，學習機電實務。當時烏來發電所尚在建廠，新來的學徒什麼雜事都得做，例如掃地、倒茶、跑腿，還有往深山搬運電線桿。早期的電線桿（電火條）以木桿製成，相當沈重，由人工運送，包括往距離電廠7 公里的羅好、阿玉壩線路。一根電線桿，需要4到6個人一起搬運，而其他各種材料，也是用人力拉兩輪車運補。雖然辛苦，但實習期間就有薪水，每個月可以存4、5元，跟外面的工作比較起來，待遇優渥。日本時代還有家族津貼，父母兄弟姊妹可以連坐領錢。「我一個猴囝仔，賺得比老人家還要多！」高水勝得意地說。然而，他的重擔並未卸下，養成所修業期間，父親過世，他必須負起扶養全家人的責任，新莊老家的母親，還得去幫人洗衣打工，度過戰時的苦日子。戰後，18 歲的高水勝出師成為正式員工，升任電氣領班，手下管七、八人。（頁115-117）台電裡的「金門幫」 1970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到處缺工，台電於是深入校園徵才，以建教合作制度並提供獎學金的方式，廣招全台各公立高工電工科學生，觸角甚至還延伸到離島金門。 1980年金門農工職業學校推薦4位成績優秀的電工科畢業生給台電，由於這批先遣部隊立下好口碑，隔年台電再招50人，1962年生的鄭江浚就是其中之一。鄭江浚說，就讀金門農工職業學校電工科的最後一年，學費是台電支付的，6月方從學校畢業，7月1日就到谷關水力訓練中心（今已合併到台電訓練所轄下）報到，接受為期3個月的訓練。「那時候年紀小什麼都不懂，和同學一起搭船從高雄上岸，立刻就搭車到台中，再轉車去谷關。」提起這段金門過台灣的歷程，鄭江浚不免辛酸。結訓後，鄭江浚被分發到南投仁愛鄉濁水溪上游的萬大電廠。鄭江浚說：「金門人來到台灣工作，無論是台北還是高雄，對我們來說距離都一樣，就算是分發到深山裡的水力發電廠，金門人都不會有怨言。」聽話、好用的好口碑不脛而走，此後10年，台電年年招50名金門畢業生，這也就是日後金門人在台電日益壯大、「金門幫」數以千計的由來。 1981年，鄭江浚以「養成工」進用，在萬大電廠一待就是5年。他不但不以為苦，甚至還認為，水力電廠因地處偏遠，對員工的照顧也較周到，以萬大電廠為例，不但有單身員工宿舍和有眷宿舍，還設有幼稚園和醫院。唯一較難捱的是，深山裡通訊困難，父母親又都不識字，連要寫個家書報平安都很難。當年養成工一個月薪水8,000元，不如外面的行情，「當時去外面做水電，一天就有好幾千。」1987年，鄭江浚被調離萬大，落腳新店粗坑電廠。原因是萬大超編了一百多人，粗坑這邊人不夠，一聲令下，鄭江浚和一位金門同學一起被調到粗坑。「反正金門人調去哪裡都一樣！」他說。所幸，鄭江浚在新店溪畔落地生根，自此不再漂泊。從粗坑電廠值班員，到桂山發電廠維修員、羅好壩值班員，2018年升任巡視員領班。「我在羅好壩工作時很單純，每天抄錄水位及進流量，依值班主任指示操作水門。」鄭江浚說。唯獨在颱風天必須鎮守羅好壩，有時還得冒著生命危險，在強風豪雨中開啟排砂門。最讓他記憶深刻的是2015年的蘇迪勒颱風重創烏來山區，駐守在羅好、阿玉壩的同仁斷了音訊，第二天鄭江浚就揹著乾糧，和救難人員在滿目瘡痍的山路上步行4小時，前往搭救。改任巡視員領班後，鄭江浚非常忙碌，卻很有成就感。他幾乎不坐辦公室，上班不到半小時就往外跑。翡翠、烏來、桂山、粗坑、軟橋5座發電廠，加上粗坑壩、桂山壩、阿玉壩，他每10天要分別巡視1次，把所有電廠設備繞1次，將運轉資料抄錄下來。除了這項固定作業外，還有一些計畫性工作，例如，各電廠的基礎設備每年定檢1次，定檢前鄭江浚要負責停電操作。此外，還有突發性的工作，哪邊有問題立刻就要去處理。「這些都是我吃飯的飯碗，要顧好！」他笑說。鄭江浚6年後就要退休了。來自金門的他說，知道烏來好山好水，自然已買好房子準備在這裡養老。兩年前買的預售屋已經完工交屋，不久他要搬出住了三十多年的員工宿舍，住進新家。「如果不是台電對員工的照顧，我也沒辦法在這裡落地生根，養活一家人。」這位來自金門的農家子弟如是說。（頁170-173）

沿著臺北南端的「新烏公路」朝著烏來行駛，後半部分的路程，總有一條名為「南勢溪」的河流相伴。若是在這條道路的九點多公里處向河床望去，你會發現河流當中，存在著一些水泥構造物的殘跡。隨著時間流逝，河床上的遺構多半已被泥沙淹沒，附近也缺乏清楚的說明指引，以至於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遺跡的真實身分，其實是 1905 年與「龜山水力發電所」同時建造的攔河堰 —— 換句話說，它是臺灣第一座發電廠的附屬設施。老照片裡的「台北第一發電所堰堤」全景。（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際趨勢底下的龜山發電所「南勢溪」的河水從攔河堰溢流而下，沒過多久，就會與「北勢溪」匯集在一起，成為流貫雙北地區的「新店溪」。河流的交會處，正是龜山發電所的所在位置。這是臺灣第一次運用城市邊緣的河川來建造水力發電廠，再透過城市裡的變電所來轉換電壓、向用戶供應電流。可以說，近代臺灣的電力生產與輸送系統，就是以龜山發電所為起點，逐步串連成一個蔓延全島的網絡。其實1905 年龜山發電所的興建，也呼應著當時全球電力技術發展的趨勢 ── 採用了交流電系統。不久之前，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所代表的交流電陣營，才剛剛在所謂的「電流戰爭」當中取勝。時間拉到日本剛開始統治臺灣的1895 年，美國人也正準備要利用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來興建水力發電廠，並運用西屋公司的交流電系統，將電流送往鄰近城市。這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電力建設計畫，而交流電的穩定性也在電廠開始運轉後獲得更有力的驗證。此後，交流電系統迅速向世界各地擴散開來，臺灣也同樣受到這股浪潮影響 —— 實際上，裝設在龜山發電所裡的三部 250 kW 發電機，也正是由美國的西屋公司所製造。老照片裡的龜山發電所，不幸在 2012 年坍塌，目前只餘下局部的建築殘跡。（圖像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水輪機的技術史每一部發電機，必須有動能來驅使它運轉。而在水力發電廠當中，這股動能則必須依賴「水輪機」（water turbine）來提供。人類很早就已經懂得運用水力來驅使水車運轉，再用它來帶動磨坊裡的石磨、冶鐵場裡的鼓風爐。大致來說，水輪機就是水車的進階版本，它能夠承受更猛烈的水流衝擊，產生更強大的動力。然而，在 18 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發生、大量機械設備開始被製造出來以前，人類還沒有什麼動機要去改良水車，獲取更多動力。也因此，水輪機的技術革新一直到近代才開始發生。 1832 年，有個名叫傅聶宏（Benoît Fourneyron）的法國工程師，率先製造出一部 50 匹馬力的水輪機 —— 這部高效率的機器，是早期水輪機改良過程裡的一塊里程碑。後來，美國尼加拉瀑布水力電廠所使用的水輪機，也是採用傅聶宏的設計。除了傅聶宏以外，19 世紀以降，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工程師，也都嘗試對水輪機進行改良。這些改良版本常常會冠上他們的名字，譬如「法蘭西斯式水輪機」（ Francis turbine）、「佩爾頓式水輪機」（Pelton Turbine）、「卡布蘭式水輪機」（Kaplan turbine）。到了 20 世紀，這些機器也陸續被引進臺灣，成為各個水力發電廠的心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若想要知道這些水輪機究竟有什麼差別，你同樣可以在新店溪流域找到答案 —— 今天，「桂山發電廠」大門外的道路兩旁，就陳列著前述三種水輪機的內部機件。這些機件，全都拆卸自退役的水力發電機組。它們有的遠從大甲溪的青山分廠運送過來，有的則收集自東部的龍澗、溪口、榕樹，以及北部的粗坑、烏來等機組。此外，附近還設有解說牌，詳盡說明各種水輪機的構造與運作原理。循著這條道路走向桂山電廠，彷彿也是走在一部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簡史之中。水輪機雖然都是西洋名字，原始技術也都從歐美發展起來，但在日治時期，引進臺灣的水輪機，卻不一定都是由西方國家生產。特別在 1910 年代以後，大肆建設水力發電廠的日本，亟欲實現水輪機的國產化，於是開始鑽研其製造技術。 1910 年，有一家名為「電業社」的日本公司，就設立了「水車部」，專門要來製造水輪機。後來，這家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版圖甚至延伸到臺灣來。 1922 年竣工啟用的宜蘭「天送埤發電所」（今蘭陽電廠天埤機組），就採用電業社製造的三部水輪機（1933 年又再增加一部）。今天，這些歷史已經超過百年的水輪機，也仍在穩定運作當中。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臺灣是一座高山之島，布滿了發源自山區的湍急河流，而豐沛的水力資源，也造就了建造水力發電廠的理想場域。在臺北之外， 1910 年，「竹仔門發電所」（今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也開始向臺南送電。其後，臺中的「后里發電所」（今大甲溪發電廠后里機組）、東部的「砂婆礑第一水力發電所」（今已廢棄，僅存遺跡）、乃至於全島各地的水力發電廠也都陸續啟用。這是臺灣電業史的起步階段，一個水力發電為主的時代。二十世紀後期，臺灣迅速邁向經濟起飛，電力需求也不斷成長。單靠水力發電，已很難滿足用電缺口。於是，電力事業的建設資源，漸漸被轉移到其他發電方式。然而，水力發電在臺灣仍有進展。 1980 年代以後台電也應用了抽蓄式水力發電技術，於日月潭興建兩座抽蓄式電廠。回顧臺灣水力發電的技術發展過程，其中許多環節，都呼應著當時的國際潮流。而在水力發電之外，你會發現臺灣電力事業史的每個篇章，其實也同樣與整個世界的脈動緊密扣連，息息相關。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王舜薇等，《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公司，2019。 Lewis Mumford著，陳允明等譯，《技術與文明》，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駱致軒，〈新店溪流域水力發電文物展〉，《源雜誌》，第151期（臺北，2022），頁14-19。

【臺灣百年電業史話04】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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