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岸風機轉一圈，就夠你家用一天？-電業文物典藏

作者：張哲翰於戰爭中成立的烏來發電所因應戰爭時期的電力需求，新龜山發電所（今「桂山發電廠」）與烏來發電所（今「桂山發電廠烏來機組」）的興建計畫於南勢溪與北勢溪交會口推動，1941年新龜山發電所運轉發電，但在戰爭越演越烈，缺乏勞工、資材的情況下，烏來發電所僅能完成大致的土木工程，並宣告停工。戰後，在諸多發電設施受到破壞，電力供應不足之下，受到戰火影響較小的烏來發電所，被列為首要恢復工程的名單之一，於1954年6月，兩部機組重新運轉發電，成為戰後初期重要的電力供應單位。烏來發電廠的生活烏來發電廠的員工們，在工作之餘的生活又是如何呢？從年輕時期就在烏來發電廠工作的許智安先生回憶：「我到烏來電廠，下完班回去，還有溫泉泡，我們都是二十四小時供應溫泉，自然的溫泉。所以現在人家叫我到烏來去泡溫泉，我說不要，我要維持五、六十年前，那個原汁原味的烏來。」烏來電廠的宿舍，過去曾引入烏來溫泉提供澡堂使用，儘管後來烏來溫泉觀光事業興起，烏來的溫泉飯店隨處可見，但對許先生來說那段難以忘懷的經歷，仍是無可取代的。許智安先生重返烏來電廠宿舍烏來溫泉與烏來發電廠烏來的地名有許多解釋，其中一種解釋稱泰雅族語中的「ulay kilux」，的ulay為「溫泉」，而kilux是「熱騰騰的」意思，說明由於河谷間熱水湧出，泰雅族人將該地區視為天然的洗澡地。也有一種解釋稱「ulay」是警告大家小心的意思，但後來進入的漢人將其解讀為溫泉。1 1896年南勢溪河谷間的溫泉被勘查的日本人所發現，在建立警察派駐所「烏來分遣所」的同時，也設立所屬的「溫泉場」，開啟了日本時代烏來溫泉的經營。1910年第二期理蕃計畫後，派駐蕃務官吏治理，官吏駐在所的浴場即是使用當地溫泉，直到1921年這裡才有公共浴場的建設，但此時烏來溫泉早已遠近馳名。2 1911年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就在視察小粗坑發電所（即今日「桂山發電廠粗坑機組」）與龜山發電所後，也到官吏駐在所休息，泡溫泉浴。31941年總督長谷川清則是先到烏來公共浴池泡湯之後，才前往新龜山發電所視察。4龜山發電所建設人土倉龍次郎，更設置溫泉井，供員工泡湯，之後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在此源頭蓋起了「電力招待所」，戰後台電董事長陳中熙、機電處長孫運璿等人視察同時，停留泡湯與用餐。5 至於烏來發電廠的員工宿舍區，也有專屬員工的公共澡堂，從日本時代經營至戰後，都是員工們放鬆身心的最佳去處。澡堂由員工眷屬共同維護，直到電廠無人化之後，因員工撤離而逐漸荒廢。雖曾一度復建，提供颱風天備勤員工使用，但由於使用率不高最終停用。烏來發電廠宿舍建築現況 ---------------------------------------------------------------------------- [1] 〈烏來地名的由來〉，「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2] 〈南勢溪架橋完成〉，《臺灣日日新報》，1905.11.29；原幹洲，《臺灣史蹟　（附）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臺北：拓物評論台灣支社，1937），頁172-173。 [3] 〈烏來行餘錄（一）〉，《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5；〈烏來行餘錄（三）〉，《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7。 [4] 〈山の靑年激勵　長谷川總督烏來へ〉，《臺灣日日新報》，1941.04.21。 [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台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204。參考資料：《昭和七年編纂　文山郡勢一覽》，臺北：文山郡役所，1932。市川雄一，《殖產局出版第六五五號　新店圖幅說明書》，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4。原幹洲，《臺灣史蹟　（附）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臺北：拓物評論台灣支社，1937。〈南勢溪架橋完成〉，《臺灣日日新報》，1905.11.29。〈烏來行餘錄（一）〉，《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5。〈烏來行餘錄（三）〉，《臺灣日日新報》，1911.07.27。〈山の靑年激勵　長谷川總督烏來へ〉，《臺灣日日新報》，1941.04.2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

台電 LOGO 遍布街頭，已成臺灣集體記憶。這個簡潔符號象徵電力，也承載少見設計史。依 1947 年檔案，我們將解密其 CIS 起源並洞悉時代脈絡。從街邊的電線桿、變電箱、人孔蓋，到每兩個月寄來的電費單，台電的「公司徽」（LOGO）早已成為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符號之一。數十年來，這個圖案日日可見於我們的生活周遭，已然是近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這個簡潔鮮明的標誌，不僅是現代電力供應的象徵，更承載著人們的集體生活經驗。你是否曾好奇，這個廣為人知的台電 LOGO 究竟於何時誕生？其設計的背後又隱藏著哪些時代脈絡？設計溯源：1947 檔案裡的視覺原點根據 2021 年發表於第 702 期《台電月刊》上的研究文章指出，台電 LOGO 首見於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日期在近代臺灣歷史中亦意義深遠）。現行版本的台電 LOGO，則是在 1947 年 4 月 5 日於台電公司內部正式公布。這份完整的「修正公司徽圖」公文，目前仍典藏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修正公司徽圖」公文。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 1947 年 2 月 27 日發布的修正草案中可見到清晰的台電 LOGO。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既然我們已追溯到最早的設計痕跡，同時代的檔案中還能解讀出哪些設計背後的故事？其他單位典藏的台電相關檔案，或許能提供更多線索。例如，這份公文的「擬稿員」欄位，簽有「恕直」二字。透過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我們在「總經理室」編制中，找到這位 1946 年 5 月到職的副管理師「黃恕直」先生。檔案顯示，公司徽修正的函稿便是由黃先生負責擬稿，他在這組歷史悠久的企業識別 LOGO 誕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國史館典藏的 1948 年春季度《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記錄了黃恕直的相關資訊。圖片來源 / 國史館奠定 70 年，超越時代的設計規範公文中可見 LOGO 完整圖樣與細部說明，連鉛筆訂正的痕跡都清晰可見，顯示設計並非一次到位，而是經過反覆推敲與嚴謹調整。修改後的完整版本，刊登在同年 4 月 30 日發行的台電《勵進月刊》上，從此正式成為台電的官方象徵。檔案公文內容顯示，從 LOGO 本身的字體與符號顏色、「台電」圖形化後的長寬與角度、乃至於閃電符號的筆畫細節，皆有精準的數值規範。這不只是一份設計草圖，它更像是一份工程圖說——每個元素的位置、大小、角度都經過仔細計算，不容許絲毫的隨意或偏差。說明文字末尾特別強調：「凡應用本公徽，不論大小，均須按照上面標準繪製」——這句話看似尋常，卻透露出官方的慎重態度。無論是印在名片上的微小圖案，或是掛在大樓外牆的巨型招牌，都必須嚴格遵守同樣的比例與規格。「修正公司徽圖」的說明文字裡，各個圖像細節都有精準的數值規範。圖片來源 /國家檔案資訊網這種對視覺識別系統（CIS）的堅持，在現代已是設計產業慣例，但若回望 1940 年代的臺灣，這無疑是相當前瞻的概念。這些檔案細節，映證了台電公司自成立之初，便具備極嚴謹的組織性格——這不僅是單純的美學要求，更是一種對專業標準的堅持與細節的極致重視。七十餘年後，這個 LOGO 無論出現在工程車、文宣品、員工制服，或街頭巷尾的任何角落，都始終維持著整齊劃一的樣式。仔細觀察便會發現，無論是在偏遠山區高聳的輸電鐵塔旁，或是都會區的小型變電箱上，閃電符號與「台電」二字始終是記憶中的模樣。這份視覺一致性，在今日或許理所當然，但若回到七十多年前，在印刷技術尚未標準化、各地施工條件差異極大的年代，能夠貫徹如此統一，其背後所需的組織管理能力與執行紀律，實不容小覷。值得注意的是：台電 LOGO 中的閃電花紋，以及宛如正/倒三角形的「台」、「電」字樣，皆受到日治時期部分電力事業社徽的影響。而圍繞 LOGO 周邊的三環圖樣，則代表 1946 年出資成立台電公司的「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因此，包括今日常見的「中油」、「台糖」等，這些戰後初期由資委會成立的企業，其 LOGO 皆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這樣的時代共同點，是不是很有趣呢？仔細觀察，你發現了嗎？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現行的 LOGO 都有著同樣的三環圖樣。圖片來源 / Wikipedia 從企業識別到生活印記 1952 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的「新竹變電所」（即今新竹市光復路上的「新竹一次變電所」）舉行竣工典禮。留存的歷史影像清晰可見，當時新竹變電所的門口，已能見到台電 LOGO 的標誌。距離 1947 年「修正公司徽圖」發布不過短短五年，但新竹變電所門上的標誌，無論是閃電的折角、字體的幾何結構，乃至於外圈的三環比例，都精準再現了檔案裡「鉛筆訂正」後的設計細節。這顯示台電在戰後初期不僅致力於硬體建設，在企業識別的執行度上，同樣貫徹了嚴謹的意志。 1952年台灣電力公司門口的「台電」徽圖，施幹克（Hubert G. Schenck，前排右四）、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前排右三）和台電相關人員一同合影留念。圖片來源 / 國家檔案資訊網儘管時代不斷變遷，今日的台電公司持續在廣告文宣上創新視覺設計，從社群媒體的活潑圖文到年輕化的品牌形象，皆試圖與時俱進地與民眾對話。然而，這個與公司歷史同樣悠久的 LOGO，承載著當年嚴謹的設計底蘊，走過七十多個年頭，已成為台電最核心且深植人心的視覺識別。這個小小的標誌，卻濃縮了豐富的故事。從黃恕直副管理師在總經理室的精心擬稿，精確到角度與數值的設計規範；從日治時期電力社徽的影響，到融入資源委員會三環圖樣的時代印記；從戰後初期臺灣的重建氛圍，到今日遍布全臺的電力網絡——每一個細節，都是一段歷史的註腳。下次走在街頭，當你的目光停留在電線桿、變電箱，或手中的電費單上時，或許能透過對每個小細節的觀察，感受到 LOGO 所連結的種種歷史線索。那個簡潔的閃電符號，不只是電力的象徵，更是近代臺灣發展的歷史見證；那些幾何化的「台」、「電」字樣，承載的不僅是企業識別，更是一整個世代的集體記憶：有一種雋永的經典，叫做台電 LOGO。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全宗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檔號A313310000K/0036/15/1/1/00。〈臺灣電力公司「公司徽」圖〉，收錄於台電《勵進月刊》，1：2（1947），頁35。〈臺灣電力公司職員錄〉，《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102-2499。張椀喬、吳岱欒，〈解密台電×檔案—解碼台電公司徽街頭巷尾親切的來電標誌〉，《台電月刊》，第702期（2021.6），頁44-48。

1990年，「中華職棒聯盟」的第一場比賽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熱鬧開打，臺灣本土的棒球熱潮也隨之被推升至另一高峰。不過，這場球賽的觀眾，可能會驀然發現球場上的「統一獅」隊初代球員，多半都來自臺灣甲組成棒的另一支老牌隊伍，也就是台電棒球隊。「統一獅」的建隊班底，竟然有一大堆台電球員，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在中華職棒創立初期的四支球隊當中，「兄弟象」與「味全龍」早在業餘棒球時代已開始培養球員，成軍較晚的「統一獅」與「三商虎」，只能從既有的成棒隊伍當中尋覓人才。於是，「統一獅」選擇以當時的甲組勁旅台電為目標，積極展開招募。影響所及，大批的台電球員在1989年以後改披統一的綠白戰袍。比如在中華職棒贏下第一場勝投的「杜老爺」杜福明、明星捕手曾智偵等人，都是從台電到職棒圈闖蕩的例子。後來，陸陸續續也有許多職棒球員也都曾有台電經歷。近年來，最著名的大物級選手可能是綽號「神全」的強打者林益全。據說在台電打球的時候，球隊還特別在外野架設防護網，防止他把球打出球場、砸壞外頭的車窗玻璃呢！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故事，在1996年「臺灣職業棒球大聯盟」成立的時候，又再上演了一遍。當年正逢台電棒球隊成軍五十周年，但陣中的主力先發卻紛紛轉投新的職棒聯盟，球隊也幾乎瀕臨解體。雖然如此，能夠供輸人才於職棒聯盟，仍可說是一種貢獻於臺灣棒球的方式。今天，台電仍持續參與中華職棒二軍的交流盃賽，協助培訓新生代球員。不少現役的棒球明星，過去也都曾是台電的一分子呢！台電棒球隊在「fun電營」當中帶領小球員們進一步認識棒球運動。（圖像來源：臺東縣政府網站）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獅龍虎象各就各位四支職棒準備上壘〉，《聯合報》，1989年1月17日，第10版。〈不惜大量人財投資統一走過艱辛路程〉，《民生報》，1991年10月13日，第5版。〈台電老招牌今年難挨先發七人離隊聯賽幾乎動彈不得〉，《民生報》，1996年5月30日，第4版。

電話為什麼是用「搖」的？你知道「打電話」的臺語怎麼說嗎？除了「敲（khà）電話」、「摃（kòng）電話」之外，過往臺灣人的習慣用語裡面，還有一種說法，是「搖（iô）電話」。電話曾經是用「搖」的 —— 大約 20 世紀前期，臺灣人使用的電話機，經常是附有手柄的「手搖式電話」。使用者要搖動手柄來產生電流、發出鈴響，再請機房裡的「交換手」（接線生）幫忙接通線路，才能與遠方的另一部電話機連線通話。不過，話機與話機之間，也可以透過專門線路直接連線，不必經由機房轉接。 20 世紀後期，台灣電力公司營運的「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就曾佈建這樣一種專線電話。沿著輸電線配置的各個「保線所」都配置手搖式電話機，發生任何緊急情況皆可即時連絡。「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也曾出現在早年臺灣的其他機構。圖中這部電話由交通部航港局典藏，當時被應用於燈塔的通訊聯繫。（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誰該接電話？先聽鈴聲再說！問題是，這種封閉式電話系統裡，只要搖動任何一部話機的手柄，線路上的每部話機都會同時響鈴。那麼，究竟該由哪一個保線所來接起這通電話呢？其實，手搖式電話的鈴響長度，可以藉由轉動手柄的幅度來加以控制。若將長、短鈴聲的各種組合，設定為各個保線所的通訊代號，就可以識別每通電話的聯絡對象了！ 2018 年，台電公司清查「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文化資產時，曾採訪多位退休保線員。其中， 1970 年代支援過東西輸電線維修保養工作的楊儒溝先生，就提到各個保線所的電話鈴代號：舉例：一長是天池，一長一短是雲海，一短一長是廬山這樣。曲柄桿轉久一點是一長，轉少一點是一短。另有幾位前輩，也談及東西輸電線上的電話使用情形。據說，早期的「名間保線所」是整個電話系統的總聯絡站，「每天早上 7 點鐘，領班要跟名間保線所聯絡，確定線路是通的」。有些時候，山裡的猴子還會把線路拉起來玩耍，造成通訊上的困擾呢！台電公司典藏的「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早期這類電話都具有相同的黑色外觀與流線造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流行於 1950 年代的日本製「 4 号電話機」過去配置於保線裡的「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已成為台電公司的典藏文物。所謂「 4 号電話機」，其實是 1950 年由日本電信省推出的一種標準化規格。根據電信史研究者楊振興的說法，「 4 号電話機」相較於 1933 年推出的「 3 号電話機」，其改良之處在於「送話器和送話器採用輕質鋁合金製薄膜，靈敏度高了，頻率響應也較佳」。在 1950 年代的日本，「 4 号電話機」是市場上的主流規格，主要由日本國內的六家公司（包括我們所熟悉的日立、東芝、富士通等等）負責生產。其中一些磁石式電話也被進口到臺灣，之後也陸續產生許多國內的仿製版本。這類電話經常被應用於各種需要專線聯絡的場合，東西輸電線的線路維修保養工作，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另外，在戰後初期臺灣的警用電話系統當中，也能見到「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的身影。日本東京「逓信総合博物館」所展示的「 3 号電話機」與「 4 号電話機」。（圖片來源：Haruhiko Okumura@flickr, CC BY-NC 2.0）物件裡的臺灣電業史 20 世紀後期，家用電話逐漸在臺灣普及。人們所使用的電話開始有撥盤、按鍵，也開始不再需要「交換手」的人工操作，就能自動接通另一部電話。隨著時代變化，磁石式電話也慢慢消失在人們的視線與記憶之中。同樣的，隨著通訊技術演進，東西輸電線上各個保線所曾經使用的磁石式電話，也逐漸被無線電話、衛星電話所取代。古舊的手搖式電話於是被拆卸下來，塵封於倉庫深處，直到近年才被重新發現，並妥善保存。手搖式電話如今已經不再被用於傳遞聲音，卻能夠告訴我們許多關於東西輸電線的歷史訊息。而在整個臺灣電業史極其豐富的文物遺存當中，必然還有更多故事，等待我們細心探究、努力找尋。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楊振興，《話筒裡的台灣：從摩斯電報到智慧型手機》，臺北：獨立作家，2016。粉紅色小屋，〈【台語原來是這樣】電話要用「打」的，還是用「叫」的？〉，「故事 Storystudio」網站，2015。

啟動於 1950 年代初期的「東西輸電線」建設計畫，使島嶼兩端的電網能夠橫越山脈，相互串聯。這一偉大的建設成就，是眾多台電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這群人物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名字是楊金欉 —— 他曾是東西輸電線工程裡的「東區工事組」組長，在建設過程裡立下許多汗馬功勞，之後成為台電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人物。 1970 年代晚期，他更進一步被拔擢為省政府建設廳長，繼而又擔任高雄、臺北兩座城市的市長。從「電線架設工」到直轄市首長，楊金欉的一生可謂豐富多采。在東西輸電線的建設過程中，他曾有什麼樣的貢獻？在臺灣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中，他又曾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1982 年，準備離任高雄市長的楊金欉。（圖像來源：《高雄畫刊》，第3卷第2期）長官眼中的「將來有望之才」 1923 年，楊金欉出生於花蓮一個勞工家庭。他是日治時期花蓮第一所「中學校」（即今日花蓮高中）的首屆畢業生，之後也順利升學，來到島嶼西側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即今日國立成功大學）就讀電氣工程科。 1943 年，他進一步考入當時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職業生涯也就此展開。二戰結束後，楊金欉繼續在新成立的台灣電力公司任職。那時，他似乎已經回到故鄉花蓮，在台電的「東部管理處」服務。 1947 年 6 月，時任台電機電處處長孫運璿率領部屬李式中（後來的南部火力發電廠首任廠長）等人，巡視宜蘭、花東地區的電力運作情況。這趟旅程，他們一行人便曾在東部管理處的辦公室，見到了年僅 24 歲的楊金欉。根據李式中的記述，當時的楊金欉「負責東區發電方面技術事宜，兼理管理處內電務組事」。在他看來，這名本省籍青年「人極誠懇，樸實而精明」，是「將來有望之材也」，顯然極看好他的前途。當天，孫運璿一行人還巡視了終戰前夕遭受風災破壞、被土石所掩埋的銅門發電所（及今日東部發電廠銅門機組） —— 數年後，正是由楊金欉負責主持該電廠的重建工作。【註】有些文章引述 1947 年李式中〈東行追記〉的說法，認為楊金欉與台電前輩傅慶騰相同，接曾經在二戰末期前往東北亞的滿洲，並於當地的電力公司謀職。然而，楊金欉的傳記資料裡，找不到這樣一段經歷。此外，傅慶騰曾在回憶錄當中，歷數終戰前服務於滿洲電力事業的臺灣人，裡頭也並未見到楊金欉的姓名。參見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573-574。《東臺灣新報》1941年3月2日的報導，提到楊金欉在「花蓮港中學校第一回卒業式」當中，獲得「精勤賞」。（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高山上的「電線架設工」 1950 年 9 月，台電的「東西線工程處」正式成立，楊金欉旋即奉命兼任「東區工事組」組長，在第一線推動建設。多年後，他曾回憶起這段身為「電線架設工」的工作經驗：廿八歲開始參加連接台灣東部與西部電力系統的東西輸電線架設工程，這是我所從事過最艱鉅的工程之一。三年半歲月，幾乎都在山中度過。這條輸電線包括二條線路——即木桿線和鐵塔線——西起南投縣霧社，翻越能高山到花蓮縣之銅門，其中標高最高處為二千八百公尺，從測量、開闢人行道、搬運器材、架設輸電線路，皆須實際參與，其中艱苦備嘗，有不足為外人道者。架設線路時，或翻山越嶺或穿過谷地，或逢酷暑或遭風雪或遇山崩，技術上常須殫精竭慮自行創造，才能克服困難。在這段日子裡，我常朝辭銅門，途經僅有之一米二寬羊腸小徑步行，暮達花蓮、南投縣界址，當時識者皆戲稱「爬山專家」。 ——楊金欉，〈我曾是電線架設工〉，《聯合報》，1983年10月12日，第8版。東西線建設工程中，楊金欉負責的「東區」，範圍就相當於日治時期橫越中央山脈的「能高越嶺道」。但在工程啟動之初，這條疏於維持的道路，已因為自然力量的侵蝕而嚴重損壞。楊金欉必須先帶著團隊進行道路整備，之後再將工程所需的水泥、電桿、電塔構件等等物料，搬運到施工地點。參與過這些工作的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原住民，曾在採訪當中回憶過往的工作情形。當時，他們經常要合力扛起 2,000 公斤重的注油電桿，在山稜與溪谷之間咬牙行進。如此艱難的環境底下，要率領團隊在期限內完成任務，委實不是易事。楊金欉也一度萌生退意，呈請辭去工事組長一職。 1951 年 6 月，能高越嶺道的道路整備工程告一段落，「裝塔、建桿」等工程正要開始進行。當時，楊金欉曾以「近來身體欠佳，實感難以繼續兼任兩職」為由，呈請辭去東區工事組組長的職務。（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東西線工程裡的團隊領袖經過長官們的一番慰留，楊金欉最終還是選擇留在山裡，與團隊並肩作戰。從同仁們的憶述看來，他的個性豪爽、為人海派，對下屬亦十分體恤，不時會為來自部落的工人爭取加薪、蓋房等等福利，是相當受到敬重的領袖人物。據說，東西線工程結束後，楊金欉總要在每年農曆的 9 月 23 日徒步上山，前往奇萊保線所旁的萬善堂，祭拜那些與他一同出生入死、卻不幸殉職的工程人員。一直到他晚年步入政壇、擔任直轄市長，也仍然如此。這個小故事，或也說明了他在東西輸電線建設期間，與夥伴們建立的深厚情誼。除了領導團隊的功勞之外，楊金欉也發揮他的電機專長，改良東西輸電線的纜線，解決工程上的困境。據他所述：東西連絡線經過天長斷崖一段，前後二座鐵塔距離相隔有一二００公尺，高低有四００公尺，風由下向上吹，鋼心鋁絞線因單位重量太輕無法使用，乃設計以銅包鋼線及以雙導體單線而予解法。日後，楊金欉還發現，他所設計的這種雙導體線路，在歐美地區的電力建設當中也能得見。東西輸電線的工程水準，在技術細節的改良上能與先進國家比肩，也令他感到「甚為得意與安慰」。正在搬運鐵塔構件的東西輸電線工程團隊。（圖像來源：《台電勵進月刊》第58期）貢獻卓著的電力工程師 1953 年，東西輸電線工程中以鐵塔架設的「甲線」宣告完成，整個建設工程也就此畫下句點。擁有良好日語能力的楊金欉，旋即被派往日本學習水力發電的相關知識，返國後投入銅門、龍澗等水力電廠的興修工程，之後又出任銅門電廠的首任廠長。繼東西輸電線之後，他再度進入熟悉的東部山林地區，為電力事業服務。完整的歷練，讓楊金欉在台電獲得重用。離開銅門電廠，他又奉派赴美國進修，並且在返國後接任輸配電工程處的「特高壓分處」主任，負責臺灣特高壓輸電線路的設計與施工。之後接連升任輸配電工程處處長、公司協理 —— 遙想當年，李式中等台電長官果然獨具慧眼，早已看出楊金欉必能成為獨當一面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在 34 年的電力事業生涯當中，楊金欉還曾經是台電女子羽球隊成立的關鍵推手！ 1971 年，台電輸配電工程處同仁，屢屢在經濟部國營事業間的羽球比賽當中奪得佳績。當時擔任處長的楊金欉對此大為讚賞，也決心向公司爭取資源，成立球隊。後來，當台電女羽有機會出國征戰，楊金欉還會特意前往送機，為選手掛上花環、加油打氣。雖是電力工程師，他對於臺灣的羽球運動發展，竟也有意想不到的貢獻。 1981 年，在高雄市長任內巡視國宅工程的楊金欉（前排左二）。（圖像來源：《高雄畫刊》，第2卷第4期）跨足政壇的技術人才時間來到 1978 年，蔣經國接任總統，臺灣省政府也隨之改組。當時，臺灣的政治風氣是要延攬本省籍人才並授以官職（即所謂的「催台青」）。新任省政府主席林洋港，便是崛起於這一背景下的政壇明星。而林洋港所屬意的「建設廳長」人選，正是對臺灣電力事業饒有貢獻的楊金欉。與此同時，楊金欉的台電老長官孫運璿，亦已成為行政院長。 1981 年，在孫運璿推薦下，楊金欉進一步被指派為高雄市長，翌年又轉任臺北市長。今天，臺北的內湖垃圾焚化爐，正是在他主政期間進行規劃；城市中心的高架道路，亦是在他任內陸續通車。可惜，楊金欉的政治生涯並未持續太久， 1985 年，他便因病請辭，離開市長職位。以工程師的身分跨足政壇，甚至成為首都市長，楊金欉可說是 20 世紀臺灣電業史當中的傳奇人物。在人們的回憶裡，他總是使命必達、積極任事，並始終維持著樸實、親民的一貫作風。研究臺灣山岳史的前輩學者楊南郡，曾讚譽楊金欉是「拼命三郎型的典型臺灣人，總是身先士卒的帶頭去做最困難的工作」。東西輸電線的完成，或許有相當一部分要歸功於楊金欉的衝鋒陷陣。這樣一種苦幹實幹的精神，也將銘刻在臺灣電業史當中，永遠被我們所記得。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楊育正著，楊惠君採訪撰文，《在我離去之前——從醫師到病人，我的十字架》，〈第三幕　典範——黑手阿公和巿長爸爸〉，臺北：寶瓶文化，2021。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趙子雲、沈慈雅，《極速專注．切球——台灣電力公司女子羽球隊》，臺北：台電，2019。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陳翠蓮撰稿，《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政治與經濟篇》（臺北：北市文獻會，2014），〈楊金欉〉，頁40-41。〈這條阿公級輸電線救了台灣好幾次〉，《聯合報》，2013年2月16日，第A4版。朱瑞墉，〈舊東西輸電線的歷史沿革與生態保育〉，《源雜誌》，100（臺北，2013），頁24-23。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朱瑞墉，〈台灣電力之光的東西連絡線〉，《源雜誌》，52（臺北，2005），頁50-57。孫曼蘋，〈被放錯了的棋子？ — 台北市長楊金欉〉，《天下雜誌》，40（臺北，1984），網址：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3631 楊金欉，〈我曾是電線架設工〉，《聯合報》，1983年10月12日，第8版。李式中，〈東行追記（二）〉，《台電勵進月刊》，1：8（臺北，1947），頁13-15。

作者：陳韋聿高壓電塔默默矗立在城市近郊，總是與人群保持距離。在高速公路上，我們經常能夠望見這些鋼鐵巨人的身影，卻很少有機會走近它的身畔。然而，台電公司的高壓線路保線員，卻與我們多數人的日常經驗截然相反。這群電力工作者，總是行走在山林或郊野地帶，訪查著一座又一座的高壓電塔。並且攀爬到這些鋼鐵巨人的肩膀上，執行設備與線路的維修養護。保線員的「夜間觀測」，以及電塔上的「閃絡」現象人們很少留意到保線員的身影，不光是因為這群人的工作範圍經常遠離塵囂。許多時候，他們也需要等到夜幕低垂，才能執行例行性的觀測任務。唯有在夜間，他們才能在紅外線測溫儀的鏡頭當中，明確觀察到「絕緣礙子」上的「閃絡」（flash over）現象。攝影鏡頭裡所呈現的「閃絡」，是一團美麗的紫色電弧。然而，這些電弧是怎麼產生的呢？在臺灣，每年的10月到3月是東北季風的盛行期間。冷冽寒風，不僅夾帶著沙塵，同時也會捲起海面上含有鹽份的水沫。這些汙染物容易隨著強風，附著於電塔垂掛的礙子之上。而若鹽霧越積越多，「閃絡」也會變得更為頻繁。糟糕的是：密集的「閃絡」，會造成礙子損壞，繼而影響到電力供輸。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保線員得在寒冷的冬夜裡驅車上山，審慎觀察每座電塔上的礙子。若「閃絡」太過嚴重，保線員就必須使用清水沖洗礙子，去除鹽霧。這樣的維護工作通稱「礙掃」，也就是礙子的清掃作業。若鹽霧的侵蝕已然積重難返，則需要加以更換。攀上數十公尺的高塔，看顧自己的生死之門其實，礙子同樣裝設於於普通的電線桿上，台電公司也會定期執行「礙掃」。不過，普遍高度在十公尺左右的電線桿，與動輒高達五、六十公尺的高壓電塔迥然不同。懸掛在塔上的礙子，無論要洗要換，都是十分艱鉅的任務。揹著裝備攀爬上塔，對於訓練有素的保線員而言，其實不是難事。這份工作真正的挑戰，是要在高風險環境當中克服心理壓力，並且時刻保持專注。畢竟，半空中的每個動作，只要稍有閃失，都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另一方面，電塔上的高壓線路若操作不慎，也可能引起感電等等事故。也因此，保線員的養成教育裡面，總是強調按部就班，切實執行每個動作，藉以維護安全。這種重視細節的文化，同時體現在這個職業群體的世代傳承之中。據說，老一輩的保線員，總會向年輕後輩耳提面命，要他們時時刻刻看顧好自己的「生死門」。在高風險的工作環境當中，堅持履行電力守護者的職責「生死門」（senn-sí-mn̂g）其實是個頗為古典的臺語詞彙，通常用來指稱事物的最關鍵處。而對高塔上的保線員而言，確保自己與夥伴的安全無虞，顯然是第一要務。若有機會目睹保線員的登塔作業，你或許會對於他們直來直往的溝通風格感到印象深刻。這是因為電塔上的每項工作，都必須仰賴團隊之間的緊密配合。舉凡零組件的拆卸、空中到地面的運輸吊掛等等，每個動作的訊息傳達必須非常明確，否則危險便可能隨之發生。這樣看來，保線員在電塔上的疾言厲色，其實也反映了他們對於人身安全的高度重視。危險不只存在於高塔上，也可能發生在電塔的周遭環境。如前所述，臺灣的高壓電塔，經常設置於林野地帶，在這些人跡罕至的地方，遇到毒蛇、虎頭蜂也是常有的事。而且，電塔的損壞，往往肇因於颱風、土石流等大型自然災害。然而，保線員仍必須在強風豪雨之中跋山涉水，冒險前進電塔的所在位置，只為了履行自己身為第一線電力守護者的職責。除了看見高壓電塔，更應該看見保線員的犧牲奉獻高壓電塔與城市的距離雖然遙遠，人們依舊可以感知到它的存在。不過，維護這些電塔的保線員，卻鮮少受到關注。事實上，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職業群體願意冒著危險執行任務，這座島嶼的輸電網絡才能持續運作。下次，當你遠遠望見高壓電塔的時候，或許，你也會想起這些默默付出的保線員，以及他們在高塔上刻苦工作的身影。搭配影片：

撰文者：溫郁琳、林曉薇臺灣電力產業的開端：水力發電「電力」，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媲美五星級的服務，全天候待命，按下開關，隨時用電。臺灣電力產業早在百年前開始發展，日本總督府在北部新店溪流域，利用地勢落差發電，1905(明治38)年興建臺北第一發電所(今新店區龜山發電廠)，成為全臺首座近代水力發電系統設施。水力發電做為臺灣近代發電系統的起點，相較火力、核能及再生能等不同發電方式，受限於發電容量及效率，發電配比上做為支援角色。近年因能源永續議題，天然潔淨的能源特性，再次受到關注及討論。而水力發電廠位於自然生態豐富的山林溪谷沿岸，並對外開放參觀，成為民眾休閒旅遊及親近電業文化的好去處。串聯文化資源及地方發展的「文化路徑」觀念「文化路徑」概念最早可追溯自1984年歐洲理事會提出的歐洲理事會文化路徑計畫(Cultural Rou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Programme)，第一條歐洲文化路徑「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聖之路」，開啟以「主題」串聯多元文化資源，使民眾透過實地體驗文化內涵。國際觀念影響下，臺灣在2016年由文化部提出建構「臺灣文化路徑」概念，「文化路徑」並非指文化小旅行，而是反映國際趨勢來整合文化資源的經營方式，以系統性的文化角度理解其內涵，開啟了對文化資源及地方發展的另一種想像。順著新店溪水脈，踏上「電業產業文化路徑」新店溪流域的四座電廠，除了最早的龜山發電廠在2006年登錄為歷史建築；其他桂山發電廠的粗坑、桂山與烏來機組，其發電廠建築、發電系統構造物設施，以及室內運轉的發電機具均為自戰前持續至今，並持續營運發電，共同於2011年登錄為歷史建築，彰顯他們的歷史價值與意義，成為「活」的電力產業遺產群。現在，讓我們跟著新店溪流域上的水電足跡，順著水流從上游向下移動… 【圖-1】「電業產業文化路徑」新店溪流域插圖（繪製者：鄭宜芳 YiVon）【圖-2】「電業產業文化路徑」新店溪流域地圖烏來機組區域：隱身於觀光景點內的電業設施聚集許多觀光景點，像是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烏來林業生活館及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等，以及烏來溫泉、烏來台車遊憩設施。都可看到過去原住民文化、林業發展的歷史痕跡。羅好壩羅好壩位於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內，步道平緩，特別適合長輩、親子行走。園區內陡峭地勢與溪流形成的瀑布，可享受豐富的負離子。可從步道擁有觀賞到「羅好壩」的最佳角度，Tiffany Blue般的水色，鏡射的山景；成為剛性堅固工程設施的另一種溫柔美麗風貌。【圖-3】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圖-4】羅好壩烏來機組人聲鼎沸的烏來老街，是1990年代因應觀光需求出現的用詞，街道最初是為了興建烏來機組，運輸器材所開闢的。（註1）行經覽勝大橋到對岸的溫泉街，可看到烏來機組廠房及開關場的外觀，形似於水面上航行的軍艦。當時為了復甦戰後生活，接續日治時期尚未完成的烏來機組工程，成為戰後國人第一座自力建設的發電廠。【圖-5】彷彿軍艦造型的烏來機組桂山機組區域：認識電業知識的重要入口桂山機組是台電公司桂山發電廠的行政中心，由此遠端遙控其他發電機組。此外，此區域還有「新店區龜山發電廠」遺址，以及供應臺北地區自來水的翡翠水庫。新店溪水力發電文物展示館桂山發電廠的「新店溪流域水力發電文物展示館」，介紹新店溪流域的電業歷史人文及自然生態特色。周邊規劃蝴蝶生態園區、輪機展示區，是鄰近居民喜愛的散步場域。不過，夏季最受歡迎的地方應該是展示館對面的冰品部了，炎熱夏日總是大排長龍，就是為了這一口平價又實惠的涼爽。【圖-6】新店溪水力發電文物展示館【圖-7】冰品部【圖-8】輪機展示區新店區龜山發電廠日治時期由日本實業家土倉龍次郎提出「龜山水力電氣開發案」，1903(明治36)年因財務因素改由總督府接手推動，成為全臺首座近代水力發電系統設施。落成後歷經數次風災侵襲而改建，於1941(昭和16)年退役。1968年龜山發電廠由私人購得，2006年因為其代表性登錄為歷史建築，但廠房因年久失修，於2012年坍塌，隱沒入電力產業歷史。【圖-9】龜山發電所。典藏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數位物件典藏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3.0台灣（CC BY-NC 3.0 TW）。發佈於《開放博物館》[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3a61249d0a1a8f53ab9aa3b63c25d8da#4122]。【圖-10】新店區龜山發電廠的「台」字章遺構粗坑機組區域：優雅又迷人的電廠建築此區域早年陸路交通不便，以船運為主，粗坑機組鄰近有過去的小粗坑渡。（註2）以及早期過去的入山道路「屈尺古道」，現為民眾喜愛的健行步道。粗坑機組粗坑機組興建於1909(明治42)年，其優雅的建築外觀，仍完整保存百年前的風貌。建築形式為紅磚造及大跨距之鋼骨桁架，屋頂設有可散熱的高凸式氣窗，山牆留有「台」字章標誌。此外，粗坑機組是新店溪流域機組中，唯一可觀看前池、壓力鋼管、發電機組及尾水等「川流式」發電流程的場域。【圖-11】粗坑機組【圖-12】壓力鋼管連接至粗坑機組【圖-13】川流式發電流程圖片來源：依據桂山發電廠提供工程圖再製而成。結語沿著新店溪流域的水電足跡，我們發現電業文化與自然環境、產業發展之間的連結。自一百多年前的發電機啟動之際，儘管地景風貌變化許多，轟轟的發電聲仍持續流轉。今日才有機會，共同理解、見證電力如何支持著我們的生活。參考資料：林曉薇主持計畫(2023)，「『臺灣電力產業文化路徑規劃調查研究案』結案報告書(修訂版)」，未出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林曉薇主編(2022)，「文化路徑─整合性文化保存理念的實踐經驗」，臺中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註1) 烏來區公所(2019)。「烏來區志」，新北市：烏來區公所。頁323。（註2）彭美里(2014年7月26日)，92故事巷-新店文史館，「新店溪中游的渡口」，https://localvoiceche.pixnet.net/blog/post/162324144，(2024年4月22日)。

每逢乾旱，日月潭裡頭九隻青蛙疊在一起的「九蛙疊像」，總會成為新聞焦點。人們總以為：水面上能夠看見幾隻青蛙，反映的是日月潭的水資源是否充足。如果「九蛙」盡數露出水面，那就表示整個臺灣的乾旱嚴重，水情吃緊。實際上，「九蛙」與日月潭的底部，還差了好一段距離。就算水位下降，使這些青蛙全數露臉，整個日月潭也還是保有85%的蓄水量。而且，這九隻青蛙的設計用意，也不是為了偵測水情，而單純是想讓大家注意到一個特殊現象——其實，日月潭的水面每天都在升降，而且落差高達兩公尺！山裡面的湖泊，不像海水那般有潮汐變化，每天卻仍會有大量的水體消失、回流，這些水究竟流去了哪裡？原來，日月潭的每日升降，其實是近代才有的現象。1985年，「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告峻以後，日月潭便開始成為抽蓄發電體系裡的「上池」。那些被引入管道、用於發電的湖水，則會流入「下池」（即明湖水庫）當中。抽蓄發電的「蓄」，指的便是在夜間離峰時段運用剩餘電力，將「下池」裡的水重新抽回到「上池」蓄積。等到白天尖峰時段，再重新從「上池」引水發電。如此往復循環，日月潭的湖水也因此有了每日在夜間升高、在白天降低的現象。時間來到1995年，「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也建設完成了，日月潭的每日升降，於是又變得更為劇烈。2001年，受聘於南投縣風景管理所的景觀設計師呂兆良先生，為了彰顯日月潭水位變化的這一特色現象，便著手設計「九蛙疊像」，並委託南投在地的藝術家沈政瑩先生進行製作。緣於新聞報導的推波助瀾，「九蛙疊像」在今天的臺灣，已是廣為人知的特色景點。「九蛙滅頂」的特殊現象，也成了新聞媒體的關注焦點。有機會造訪日月潭，不妨仔細留意這九隻青蛙在湖面露頭的晝夜變化——其實，那才是「九蛙疊像」的原始設計者真正想讓你注意到的事情啊！日月潭的「九蛙疊像」。（圖像來源：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網站）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日月潭抽蓄發電成典範光輝歷史風華再續〉，《台電月刊》，690（2020.6），頁6-11。許瑛娟，〈日月潭九蛙現蹤跡抽蓄水力發電兼儲能永續利用〉，《台電月刊》，725（2023.5），頁33-35。

電力是現代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但這樣的能源，應該由誰來提供，則沒有標準答案。生活在今日臺灣，我們多半已習慣由國營事業來擔任這樣的角色。但若回顧歷史，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其實是個民營企業。而在 20 世紀前期，整個臺灣也曾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民營電力公司。這是怎麼回事呢？未曾發電的「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5 年，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新的殖民地，必然會有大量的建設工程，需要民間資本與人力投注。許多日本人瞄準這個機會，帶著家當來到這座島嶼，打算在新天地裡闖出新事業。這當中，有個人物名叫山下秀實，他在臺灣參與創辦過不少事業，包括臺灣第一家電力公司「臺北電燈株式會社」。 1896 年 11 月，由他親筆書寫、呈送總督府的申請書，直到今天也仍然保存著。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來看，「臺北電燈」的運作十分積極。他們找來著名的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出資認股，還嘗試找人修理劉銘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發電機（但沒成功）。 1897 年 9 月，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刊登廣告，宣傳公司即將提供的電燈使用服務，邀請民眾前來登記預約。翌年 2 月，他們又在報紙上發布了火力發電廠的工程招標消息，看起來，整個臺北似乎很快就能接通電源，享受電力帶來的好處。然而沒過多久，「臺北電燈」便黯然發布了解散聲明。根據學者吳政憲的考察，這家公司雖然制定了諸多計畫，但受到 1898 年日本經濟恐慌的影響，即便山下秀實在臺灣、日本兩地奔走，所能募集的資金仍嚴重不足。公司清算之前，甚至連發電機也還沒來得及購買。總而言之，「臺北電燈」雖然是臺灣史上第一家電力公司，但它其實連一度電也未曾產出。不過，該公司的建設計畫，是要為臺灣引進當時才剛開始在全世界普及的交流電系統。假若山下秀實真的能夠找到金主，臺北的各個街衢或許會提早亮燈，近代臺灣的電力事業也會更早開始起步。 1896 年 11 月 24 日，山下秀寬親筆書寫的「電氣燈布設及該會社設立願」。（圖像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從「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到「臺北電氣作業所」不過，懷抱著雄心壯志、想要點亮臺北的日本人，並不僅只有山下秀實。而且，在後來的報紙輿論裡面，人們還提出了不同於「臺北電燈」的建設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臺北南端的新店溪水系，建造水力發電廠。 1903 年，著手行動的實業家名叫土倉龍次郎，他同樣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便渡海前來，尋求發展機會。在日本，土倉家族經營的森林產業規模極其龐大，事業版圖甚至延伸到中國等海外地區。在臺北，土倉龍次郎也承繼家族使命，投入了林業開發。他相中了新店溪上游的青綠群山，帶著一群工人開採樟腦、植樹造林。既然已經在這個地方進行開發，他便順勢向總督府提案，在 1903 年登記成立了「臺北電氣株式會社」，並啟動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計劃。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山下秀實，亦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不過，土倉龍次郎的「臺北電氣」，其實比山下秀實的「臺北電燈」還更短命。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它便也迎來了解散命運。同樣按照吳政憲的考察，這是因為土倉家族在中國的礦業投資慘遭重挫，連帶使得土倉龍次郎能夠運用的資金大幅縮減。此外，「臺北電氣」在成立之初，便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必須與其他商人合資。總而言之，土倉龍次郎很快就從日本找來「京都電燈會社」，打算轉讓手中持股。沒想到總督府當機立斷，決定直接收購「臺北電氣」，龜山水力發電所的建設工程，也由政府來繼續推動。官營與民營之間就這樣，民營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搖身變成官營的「臺北電氣作業所」。這個由政府經營的電力公司，後來繼續演變成「臺灣總督府作業所」，其事業範圍也已不只侷限在臺北。南部的竹仔門發電所、土壠灣發電所，中部的后里發電所，也都由它負責營運。單憑總督府的「作業所」，要完成電力建設普及於全島的目標，實在有點困難。為此，總督府還是決定開放民間資本來參與經營各地區的電力事業。受惠於 1910 年代歐洲戰爭帶來的「大戰景氣」，也有更多民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於是，臺灣許多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相繼成立了民營電力公司。來自日本的「川北電氣」亦趁勢揮軍臺灣，成為諸多民營公司的股東或設備供應商。與此同時，官營的「作業所」，也在 1919 年為了由官民合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取代。民間公司的經營能力各自不同，許多地方的民營電業經常因為服務品質低落，而使民眾大為不滿。譬如 1927 年，「嘉義電燈會社」的發電設備損壞，歷時三個多月仍無法修復。這段期間，整個嘉義只有市區能勉強維持供電，鄰近的民雄、大林、北港等地則始終無電可用。此外，各地的民營電力公司，也不時能夠見到頻繁停電、服務消極怠惰等等負面新聞。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電力公司，在日治中、後期逐漸合併為數個不同的集團。到了二戰期間，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更接連併入了餘下兩個民營電力公司，實現了電力一元化。這樣的整併狀態，也成為戰後台電公司的事業經營基礎。總的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在民營與官營之間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日本的經濟恐慌、日本企業的東亞布局、乃至於歐洲戰爭等等因素，也都在不同時期，牽動著臺灣電業史的發展。 1911 年「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的設立，是嘉義地方電力史的開端。（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2011年，台電足球隊曾在「亞足聯主席盃」當中奪得冠軍，同時也為臺灣的足球界贏下一座睽違半世紀的國際賽獎盃。不過，這場次的盃賽舉行於3,000多公尺高的尼泊爾山區，當時的台電足球隊對員必須進行模擬訓練，克服體能障礙。這段辛苦的過程，也收錄於《足下巨浪‧射門：台灣電力公司男子足球隊》一書當中。藉由這篇書摘，讓我們共同來認識當年台電足球隊那場充滿挑戰的旅程吧！ - 除了稱霸國內球壇之外，在總教練陳貴人的帶領下，台電足球隊也致力踢向國際，自2005年起，挾著前一年全國男子甲組聯賽的冠軍資格，拿到參與亞足聯主席盃賽的代表權，首屆遠赴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參賽，參賽的隊伍都是各國的職業隊，只有台電是半職業隊，雖然幾屆參賽戰果不佳，但台電足球隊並不氣餒，2011年終於又有機會參加亞足聯主席盃在尼泊爾的分組預賽。為了取得亞足聯主席盃的勝利，如何克服尼泊爾海拔3,000多公尺的高山氣候就是一個大問題，總教練陳貴人特別向其他球隊的資深教練請益，陸光足球隊總教練鍾劍武建議可將球員帶到阿里山訓練，雖然台電足球隊在阿里山有訓練基地，但這裡的海拔還不夠高，為了模擬尼泊爾的氣候，陳貴人要求所有球員都戴上3M的N95口罩練跑、練球，以強化心肺能力，在訓練的同時，公司車就帶著氧氣筒跟在後面，曾經在上坡跑步時，全隊一半以上球員跑到嘔吐，甚至部分球員鼻血從口罩旁流出來，雖然辛苦，但終有回報，面對比賽，台電球員們通過考驗，6月以積分領先拿下分組冠軍進入決賽。確定取得前進決賽的門票後，中華足球協會理事長盧崑山也特別向亞足聯爭取主辦權，這讓臺灣第一次有機會舉辦亞足聯主席盃決賽圈的賽事，也讓台電足球隊有幸能在自己的主場比賽，當時球隊陣容堅強，除了剛踢完香港甲組職業球隊返臺效力的陳柏良、臺灣第一門將呂昆錡、臺灣「加圖索」之稱的馮保興外，還有黃楷峻、何明站、江世祿⋯⋯等優秀戰將。 2011年9月19日決賽首戰在滂沱的大雨中進行，靠著陳柏良與江世祿上半場各進一球，門將呂昆錡守備精實，截住對方攻勢，幫助台電足球隊戰勝來自塔吉克的伊斯蒂克羅爾。隨後9月23日台電隊遇上中亞強敵土庫曼的巴爾干隊，這是攸關能否踢進冠軍賽的關鍵一役，兩隊曾在尼泊爾加德滿都預賽時交手，當時雙方踢和，勢均力敵，此役，上半場台電足球隊暫以0：2落後，中場休息時，總教練陳貴人除激勵球員外，並調整戰術，將狀況極佳的好手陳柏良由中場調到前鋒，積極搶攻，而球員們也沒有自亂陣腳，心理素質非常強韌，下半場台電球員們個個爭先，球在台電球員腳下的時間遠超過對手，比數就在合作無間的默契中一球一球追回，雖然一度又被對手巴爾干隊進球，但台電隊堅持到底，比賽結束前幾分鐘終於逆轉勝，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最後台電足球隊以4：3贏得勝利，球迷的喝采聲不絕於耳。 9月25日冠亞軍的決戰時刻，金邊皇冠隊是柬埔寨的職業隊伍，陣中還有兩名奈及利亞傭兵，面對勁敵，台電足球隊絲毫不畏懼，橫掃全場，一直保持領先，終場以3：2將冠軍獎盃留在臺灣，陳柏良獲頒最有價值球員（MVP）、何明站則是進球數最多，獲頒金靴獎。頒獎典禮上，隊長郭殷宏捧著獎盃，全隊不斷呼喊「臺灣！臺灣！」總教練陳貴人則紅了雙眼，這不僅是台電足球隊第一座洲際盃賽冠軍，也是52年來臺灣第一個男子足球國際賽事冠軍，挾著這股氣勢，這一年，台電足球隊戰績不止如此。10月代表高雄市奪下全國運動會金牌，12月初又在全國城市足球聯賽完成連霸，奪得2011年「臺灣足壇三冠王」的美譽。12月19日，總統馬英九更特別接見這群台電足球英雄，對於他們面對強敵奮力拼搏，為國爭光的精神十分嘉許，並榮獲行政院體委會2011年精英獎「運動團隊傑出獎」的肯定。 ——節錄自黃婉玲，《足下巨浪‧射門：台灣電力公司男子足球隊》（臺北市：台電，2019），頁38-44。

作者：簡佑丞（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編按：濁水溪流域內水力發電設施眾多，這些發電設施從屬於不同的水力發電體系。若按照建設時序，將這些設施切分開來單獨檢視，難免見樹不見林。因此，本文的上篇，著重介紹濁水溪流域三個水力發電體系的建設歷程。其一，為戰前的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其二，為戰後的明湖、明潭抽蓄水力發電系統（兩者各自獨立，但以日月潭水庫為中心相疊合）。其三，為最初與電力產業沒有特別關聯的嘉南大圳濁幹線濁水水力發電所。下篇則以流域路徑走讀方式，從下游往上游前進，並選取途中的重要標的設施進行導覽。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日月潭周邊水力發電系統的複雜性，本文製作了濁水溪流域水力發電體系圖，標示出三個獨立的水力發電系統，希望幫助讀者從較廣遠的歷史視角出發，認識濁水溪流域內各水力發電系統的形成脈絡。一、導讀位於臺灣中部的濁水溪為全臺最長的河川，其豐沛的水資源，自古以來即是兩岸居民賴以為生的重要命（水）脈。到了日治時期，河川水資源的利用不再侷限於傳統的農業水利灌溉，藉由水量與水位落差轉換為電能的近代水力發電系統始由殖民政府引入臺灣，並以臺北近郊的新店溪流域作為水力發電工程的試行場域，興建了龜山、小粗坑水力發電廠，爾後又陸續加入新龜山與烏來水力發電廠，最終形成以新店溪流域為核心的水力發電系統群。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也在自身推動興建的農田水利灌溉設施當中，選擇了中、南部三條水位落差較大的灌溉圳路興建竹仔門、后里與土壟灣水力發電廠，逐步建立並擴大臺灣的水力發電體系。不過，前述的水力發電廠都屬於小規模、川流式的水力發電設施。到了1920、30年代，隨著水資源利用方式的轉變以及大壩技術的發展，以大規模水庫（群）系統為核心，統合運用、控制整條河川流域水力資源的電業發展思潮，逐漸成為當時的國際主流。而臺灣第一個依此模式規劃並實現的，便是濁水溪流域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工程，其在臺灣的近代電業發展史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價值。如今，這個以日月潭水庫為核心，利用濁水溪流域水資源的大規模系統性水力發電設施，自完工起算正好九十周年，依然完整保存並持續運作，不僅是臺灣電力發展歷程的重要見證，也為當前臺灣的電力事業做出相當貢獻。這些留存至今、依然系統性串連運作的「活的電力產業文化資產」，亦正好組構、串接成為一完整的「電業文化路徑」。因此，筆者期望透過本文帶領讀者分別從電業系統（文化路徑）形成的歷史發展脈絡，並且實地沿著濁水溪流域，自下而上循著各個可及的系統性建築、構造物設施所構成的「產業文化路徑」兩種視角，一起來「走讀」由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設施為核心的濁水溪電業文化路徑。二、臺灣近代大規模水電系統的開端：日月潭為核心的濁水溪流域水電體系 ① 從天然湖泊到人工水庫的水力發電計畫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於全臺各地興建多座水力發電設施，讓臺灣的電力使用日漸普及。隨著民生與產業用電需求增加，並考量將來各種建設的持續擴展，殖民政府於1916年起展開全臺水力發電資源開發調查，發現濁水溪流域上游豐沛的水資源極具水力發電價值。3年後，一個以日月潭為核心，並利用濁水溪為發電水源的大規模離槽水庫式水力發電興建計畫被規畫完成。該計畫將原本的高山天然湖泊日月潭修建為可蓄存大量發電用水的人工水庫，透過總長超過15公里的導水路，穿越重山峻嶺將濁水溪上游溪水引入日月潭蓄水，再以水壓隧道與壓力鋼管，將水引流而下至濁水溪支流水里溪河谷的日月潭第一發電所（今大觀發電廠），利用其高水位落差發電。高達10萬瓩（kW)的發電量足可供應當時全臺用電需求外，還可餘留大量備載電力供額外使用。日月潭水力發電工事計畫全區段面與平面圖資料來源: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と其現況，土木建築工事畫報，昭和8年8月號(1934.8) ② 台電的前身─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設立由於該發電建設計畫規模與經費過於龐大，臺灣總督府一改過去由官方投入資金主導工程興建與經營的想法，改採政府與民間共同集資入股、成立半官半民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主導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實施，以及完工後的電力事業經營。此後，這個具官方主導色彩的電力會社，成為臺灣電力事業建設與經營發展的主角。戰後，繼承臺灣電力會社的「台灣電力公司」，亦屬國家政策導向的國營企業，肩負臺灣的電力事業發展與經營，直到今日。 ③ 工程建設的頓挫與再興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工程於1919年開工後不久，即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導致工程費暴增，加上濁水溪水源的高含沙量、日月潭水社壩的複拱型水壩設計可能發生的技術安全問題、以及關東大震災等影響，不得不於1926年中止施工。停工後，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邀請美國Stone＆Webster公司的工程專家來臺評估並提供工程可行性建議，隨後聘請專精事業經營的松木幹一郎任新社長（註）、以及具水力發電泥沙防治經驗的新井榮吉擔任建設部長。同時，重新修改財務規劃，包含將取水口位置改至武界之工程設計修正後，於1931年重啟建設，最終於1934年完工運作，為當時亞洲規模第一、世界第七大的水力發電設施。 ④ 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設施體系的成形根據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的整體計畫，自濁水溪上游導水至日月潭蓄水，再向下引流至第一發電所發電的第一期工程完成後，尚規劃興建兩座發電廠。其一是利用第一發電所發電後尾水，由導水路引至更下游的日月潭第二發電所（今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其二是利用第二發電所尾水發電的第三發電所（最終並未興建）。同時亦規劃在武界取水口往濁水溪更上游的霧社興建霧社水庫，除與日月潭共同調配濁水溪流域的水資源，也透過導水路引水供霧社第一、二發電所與萬大發電所發電使用。可謂以日月潭與霧社水庫兩水庫為核心，利用濁水溪流域的水力資源串聯形成系統性水力發電設施群的規劃。以日月潭為核心的濁水溪流域水力發電設施系統圖可惜該後續計畫除第二發電所與萬大發電所分別於1937年及1943年完工運作外，霧社水庫工程因太平洋戰爭日趨激烈而被迫中止。直到戰後，台灣電力公司在美國墾務局協助下於1957年重新完成霧社水庫的建設。至此，以日月潭與霧社水庫為中心的濁水溪流域水力發電系統設施體系終於完整成形。 ⑤ 日月潭成為雙重「心臟」：明湖、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廠到了1970年代，為解決臺灣日益遽增的日間尖峰用電負載問題，台灣電力公司接受德國與瑞士顧問公司建議，於1981至1985年間，進行以日月潭為核心的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建設。該計畫以日月潭作為發電水源調整池（上池），將日間發電後儲存於水里溪下游明湖水庫（下池）的尾水，利用夜間多餘電力抽回日月潭中待下次發電使用。之後，台灣電力公司再於1987至1995年間進行亞洲最大、世界第四的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這一建設計畫以日月潭為上池、明潭水庫為下池。該計畫以日月潭為「心臟」，分別串聯戰前的日月潭、霧社水力發電系統，以及戰後的明湖與明潭抽蓄水力發電系統，構成一雙重、立體疊合的水力發電體系，亦可謂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在繼承與開創的基礎上可持續性運作的最佳典範。抽蓄水力發電系統示意圖資料來源:日月潭抽蓄發電成典範光輝歷史風華再續，台電月刊690期(2020.6) ⑥ 濁水溪中下游的平地水力發電廠：濁水(烏塗)發電廠另一方面，與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同步進行、並稱日治中後期全臺兩大水利建設計畫的嘉南大圳水利灌溉工程，雖位處南臺灣，卻與中部的濁水溪流域有著密切關連。以臺南曾文溪為主要水源的嘉南大圳烏山頭水庫，僅足夠供應臺南與嘉義的灌溉用水。因此，為確保位於嘉南大圳灌溉區內的雲林也能獲得足夠的水資源，該計畫的設計者八田與一遂將目光轉向濁水溪水資源，於濁水溪中下游左岸的雲林林內設置濁幹線取水口，擷取濁水溪水灌溉雲林地區。除此之外，為能提供遠在臺南的烏山頭水庫施工機械用電力，尚在嘉南大圳濁幹線林內取水口導水路上興建「濁水水力發電所」。其發電方式與一般川流式水力發電所利用地勢水位落差、以壓力鋼管之水力帶動水輪機的方法不同。位於中下游平原區的濁水發電所利用導水路的低水位落差，直接以豎井之水力帶動橫軸水輪機發電，為全臺唯一的平地川流式水力發電所。相較於濁水溪上游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濁水水力發電所不論建設目的、運作體系與歷史脈絡都不盡相同，但也因為該電廠的完成，建構了濁水溪流域由下游到上游的完整水力發電系統群。編者註：松木幹一郎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第三任社長，1929年底到任後便積極用事，使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工程得以順利開展。他在任的九年多內，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不僅業務量高速成長，公司治理方面亦有許多為人稱道的舉措。松木的理念是將公司創造的收益留用於臺灣，投入於電力事業的發展。他被認為是臺灣現代化建設最重要的功臣，為島嶼的電力事業發展打下重要基礎。相關資訊，可參閱吳政憲，〈臺灣電力之父松木幹一郎〉，《臺灣學通訊》，第66期，2012，頁5。

＂臺北自開點電氣燈以來，不啻於黑暗世界而放一大光明，使人眼為之明、神為之旺！＂ 1905 年，當龜山發電所開始向臺北送電、讓一盞又一盞的電燈在市區亮起以後，《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曾如此描述城市裡的嶄新氣象。此後的一、二十年間，我們會在報紙上不斷看見同樣的敘述，逐漸發生在全島的各個城市。例如， 1913 年「宜蘭電氣株式會社」開始送電以後，一個月內就點亮當地將近兩千盞電燈，「美夜光輝燦爛，五光十色，不似從前之黑暗」。同年在新竹，電燈的普及則帶動城市風貌的改造，移入人口與房屋數量都因此增加，「市街面目為之一變，展現出活力」。從這些描述來看，日治前期電燈在全島各地陸續出現，顯然帶來極大的衝擊與改變。但具體來說，電燈究竟在哪些方面改造了人們的生活呢？徬徨感如同火車曾被視為「黑色妖馬」，照相曾被誤會為「攝魂術」，電燈剛剛出現在世間的時候，也曾因為人們的不理解，而引起一些恐懼。據說 1891 年，美國白宮呼應當時潮流，裝設了電線與電燈。不過，時任總統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與他的夫人始終害怕電流，從不肯親手觸碰電燈開關。這則軼聞，今天仍寫在白宮歷史協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網站裡。美國總統尚且如此，同時代的臺灣民眾面對到電燈這樣的陌生事物，會感到緊張惶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出身新竹北埔的文學家龍瑛宗，在 1979 年發表的小說《夜流》，曾描繪出這樣一種感受。小說裡，他寫 1910 年代一群仍在使用油燈的農村民眾，正議論著臺北城裡，出現了一種名為「電燈」的不可思議之物。有些人說，「電燈」是外國人「造出來的魔物」，有人則猜測，「電燈」是被放大的螢火蟲。總而言之，「電燈」對於當時的農村居民而言，仍是超越常識的一種存在。《夜流》其實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前述種種，或許就出自於龍瑛宗在北埔的成長記憶。「文明」的展示與追求對於未曾接受教育的民眾來說，電燈以及其他各類「文明」事物，意味著某種神秘力量。有本事操縱這股力量的人，也就能夠讓老百姓感到敬畏 —— 有時候，統治者也會利用這點，刻意展示各種各樣的建設成果，藉以表現他們對於「文明」的高度掌控。 1899 年，殖民政府的官員們，便曾帶領一群北臺灣原住民部落的頭目，參觀臺北的現代化建設。鮮少與外界接觸的族人一見到電燈，果然驚愕地開始議論：「日本人是不是連日月都能做出來啊？」——部落領袖的敬佩與懾服，正是這場參訪活動想要達成的效果。不光是原住民，出身臺中清水地區的著名仕紳楊肇嘉，在 1908 初次造訪臺北時，也初次見識到電燈、電話等新奇事物，並且驚訝到「差不多整夜都沒有睡著」。數年後，返回清水的楊肇嘉開始參與地方政治事務。這段期間，他最積極推動的地方建設計畫就是架設電燈，幫助他的家鄉「從黑暗走向光明」。 1920 年，楊肇嘉正式成為清水「街長」（即當時的鎮長）。在他上任後不久，清水也順利點亮電燈，成為現代化的城鎮。這件事情不僅令楊肇嘉感到寬慰，也為地方上的鄉親父老帶來「歡欣、樂觀和希望」 —— 看來，電燈不只能夠在夜間提供照明，更能幫助一個聚落躋身「文明」行列，為聚落裡的人們創造出進步的自信心。 1939 年臺北新起街市場（西門紅樓）裡燈光燦爛的景象。（圖像來源：Wikipedia）夜間行動力的提升驚訝歸驚訝，人們還是很快就接受了電燈，並且適應它所引起的一連串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夜間行動能力的大幅增長。在電燈出現之前，人類還是擁有蠟燭、油燈、瓦斯燈。只不過，這些照明工具的亮度始終有限。相對來說，沿著街道鋪展開來的電燈，才能真正在現代城鎮裡創造足夠明亮的活動空間。與此同時，城市的夜間秩序，也因為電燈而變得穩定。每當某個角落在暗夜裡屢屢發生治安事件，地方政府便會藉由裝設電燈、增加照明來減少犯罪機率。此外，電燈對於公共衛生的提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913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一篇題名為「穢所燃燈」的報導便指出：由於臺北市內有太多路人趁著夜間昏暗隨意便溺，民間組成的「臺北防疫組合」打算動用經費，在特定地點增設電燈，嚇阻這樣的脫序行為。電燈開始在臺灣廣泛應用的時代，現代的「休閒」觀念逐漸普及，民間消費力也迅速增長。翻開當時的報紙，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舉行於夜間的「納涼會」、「商品廉賣會」、「電影放映會」。熱鬧街區裡的商店，更是把營業時間延長到深夜。一些店家則會強調店內擁有先進的電燈照明設備，或設計眩人耳目的電燈裝飾作為廣告看板，藉以招攬顧客。 1937年，一群高校生在臺北京町的燈光之下舉辦遊行的場景。（圖像來源：wikipedia）「不夜城」與尚未點亮的農村＂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如同文學家王詩琅的小說《夜雨》所述，在現代世界裡，電燈宛若暗夜裡的太陽，形塑了我們的生活樣貌。日治時期的報刊或詩詞，經常會用「不夜城」這個詞，來描述裝設電燈之後的城鎮景況。當黑夜如同白晝一樣光亮，夜晚便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休息時間，而能夠創造更豐富的生活內容。根據總督府的統計報告， 1905 年，臺灣使用的電燈數量，大約只在 5000 盞左右。到了 1940 年，這個數字已經成長了 60 萬盞。 35 年間，整座島嶼在夜晚所能獲得的光亮，增加了百倍有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變化，並非遍及整座島嶼。二戰結束以前，臺灣的電燈普及率其實只達到 35% - 40% 左右。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鄉村地區仍使用著油燈與蠟燭，直到 20 世紀後期才陸續因為「農村電化」而進入電燈時代 —— 那就是之後的篇章所要講述的另一個故事了。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Betty C. Monkman, “The White House Gets Electric Lighting, 1891,” The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ebsite. 王學新編，《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1。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2004。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 Jane Brox著，田菡譯，《光明的追求：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臺北：臉譜，2020。

離岸風機轉一圈，就夠你家用一天？

相關圖檔

你可能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