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電業文物典藏

1990年，「中華職棒聯盟」的第一場比賽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熱鬧開打，臺灣本土的棒球熱潮也隨之被推升至另一高峰。不過，這場球賽的觀眾，可能會驀然發現球場上的「統一獅」隊初代球員，多半都來自臺灣甲組成棒的另一支老牌隊伍，也就是台電棒球隊。「統一獅」的建隊班底，竟然有一大堆台電球員，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在中華職棒創立初期的四支球隊當中，「兄弟象」與「味全龍」早在業餘棒球時代已開始培養球員，成軍較晚的「統一獅」與「三商虎」，只能從既有的成棒隊伍當中尋覓人才。於是，「統一獅」選擇以當時的甲組勁旅台電為目標，積極展開招募。影響所及，大批的台電球員在1989年以後改披統一的綠白戰袍。比如在中華職棒贏下第一場勝投的「杜老爺」杜福明、明星捕手曾智偵等人，都是從台電到職棒圈闖蕩的例子。後來，陸陸續續也有許多職棒球員也都曾有台電經歷。近年來，最著名的大物級選手可能是綽號「神全」的強打者林益全。據說在台電打球的時候，球隊還特別在外野架設防護網，防止他把球打出球場、砸壞外頭的車窗玻璃呢！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故事，在1996年「臺灣職業棒球大聯盟」成立的時候，又再上演了一遍。當年正逢台電棒球隊成軍五十周年，但陣中的主力先發卻紛紛轉投新的職棒聯盟，球隊也幾乎瀕臨解體。雖然如此，能夠供輸人才於職棒聯盟，仍可說是一種貢獻於臺灣棒球的方式。今天，台電仍持續參與中華職棒二軍的交流盃賽，協助培訓新生代球員。不少現役的棒球明星，過去也都曾是台電的一分子呢！台電棒球隊在「fun電營」當中帶領小球員們進一步認識棒球運動。（圖像來源：臺東縣政府網站）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獅龍虎象各就各位四支職棒準備上壘〉，《聯合報》，1989年1月17日，第10版。〈不惜大量人財投資統一走過艱辛路程〉，《民生報》，1991年10月13日，第5版。〈台電老招牌今年難挨先發七人離隊聯賽幾乎動彈不得〉，《民生報》，1996年5月30日，第4版。

你也是棒球運動的超級粉絲嗎？自從1990年代臺灣的職業棒球聯盟熱鬧開打以來，職棒比賽便風靡了無數球迷。與此同時，電視的普及化以及轉播技術的進步，也讓棒球走入每家每戶的客廳，成為日常生活裡的娛樂選項。職業棒球擁有強大的行銷宣傳能量，自然成為矚目焦點。但在職棒體系之外，臺灣仍有許多由民間企業贊助的棒球隊，活躍於各種業餘聯賽當中。在職棒尚未出現的年代，棒球運動在臺灣的發展，很大一部分仰賴著這些社會球隊的持續運作。畢竟，球員在離開學校以後，仍必須有發揮身手的舞臺。而在職棒出現以前，眾多公營事業旗下的業餘球隊，就成了多數球員的最佳選擇。其中，台灣電力公司組織的棒球隊，長年以來為這座島嶼培育了無數選手與教練，可說是業餘棒壇最具代表性的一股中堅力量。回望歷史，陪伴臺灣棒球成長茁壯的台電球隊回望臺灣棒球史，棒球運動早在日治時期便已普遍流行，不僅是學校有打棒球的風氣，一些企業也會組織球隊。而在1940年代，「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諸多地方分社，就已有員工自組隊伍，舉行彼此之間的對抗賽。後來，臺灣的電力工作者，對於棒球運動似乎更為熱衷。1946年台灣電力公司成立以後，高雄、嘉義、臺中、新竹、彰化、花蓮等地的營業處，也相繼組建球隊。偶爾，這些地方隊伍也會組成聯軍，共同以台電為名外出征戰。根據《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一書的說法：到了1957年，台電總經理黃煇決定從各個地方隊伍當中選拔好手，組成一支真正的「台電隊」。這支球隊其實是以當時高雄營業處的「高電隊」為核心，集訓基地遂也順理成章選在高雄。若干年後，台電還在高雄近郊的大寮建造了一座棒球場，提供球隊練習使用。在臺灣，社會球隊竟能擁有專屬球場，這還是破天荒頭一遭呢！馳騁海外，在國際賽場上爭取榮耀的台電球員台電隊正式成軍以後，很快便成為棒壇當中的常勝軍，在主席盃、全國棒球錦標賽等賽事當中屢屢奪得佳績。到了1968年，台電公司首次贊助球隊前往日本，與當地社會球隊進行交流。在那個年代，有機會前往海外打球，對於球員們而言是彌足珍貴的經驗。到了1980年代，臺灣的成棒球員，開始有越來越多機會出國比賽。這個時期，陸續有世錦賽、洲際盃等等國際性的棒球賽事，需要在島內選拔球員、組成隊伍。而台電選手往往也會出現在入選名單當中，成為重要戰力。比如說1984年的世錦賽，出身台電的球員就在代表隊中佔去了五分之一。2019年舉行於荷蘭的港口盃，全隊也有四分之一的選手來自台電。從這個角度來看，台電不只藉由電力本業來點亮臺灣，其所培育的球員，也在國際賽場上持續為這座島嶼爭取光彩與榮耀。永續經營，為島嶼培育棒球人才的理想實踐 1989年底，「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正式成立，臺灣的棒球運動史也邁入全新紀元。不過，職棒的成立，也為社會球隊帶來不小的衝擊。當時，一些新成立的職棒隊伍，需要能夠立刻上場比賽的即戰力，民間企業贊助的成棒隊，就成了他們的挖角對象。當年的台電，也同樣因為大量球員轉頭職棒而陷入經營危機。所幸，在後來的時代裡，臺灣的社會棒球並沒有因為職棒而陷入困頓。許多優秀選手在大學畢業以後，仍會選擇加盟台電，求取穩定的生涯發展。而在台電嶄露頭角的球員，也可能繼續邁向職業舞臺。無論如何，台電經營球隊的原初目的，就是要支持臺灣棒球運動的永續發展。曾經由台電培育的選手，能夠持續在不同的賽場上發光發熱，對於台電而言，也可說是一種理想的完成。除了球隊本身的經營以外，台電棒球隊也持續深入校園，將資源帶往偏鄉，從基層開始進行棒球選手的養成教育。長年以來，台電公司對於棒球一直抱持著極大的熱情，持續為棒壇培育人才，同時也期許自己成為棒運發展的最強後盾，陪伴著這項被我們視為「國球」的運動，持續地向前邁進。熱力不滅光芒四射太陽神──台電男子棒球隊馳騁棒壇紅不讓──台電男子棒球隊

澎湖的七美島上盛傳一個故事：1966年，七美鄉長張輾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邀請他造訪這座臺灣海峽上的僻遠小島，引起了一陣騷動。而在他離開以後的數年之內，七美多了兩口自來水井，一座「中正公園」，以及一座發電廠——自此而後，七美正式邁入了電力時代，「全島大放光明」。人們遂一致認定：七美島的電力，必然是老蔣總統的德政。歷史的真相確實如此嗎？《島嶼有光：澎湖、金門、馬祖供電物語》以這個小故事的考證為楔子，仔細比對口述訪談與報紙、檔案等種種材料，嘗試探究七美島上的電力建設究竟從何而來。而實際上，七美島的故事只是本書的一個環節，澎湖、金門、馬祖等等離島地區，在二戰結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政治體制與臺灣截然不同，這些島嶼的電力建設過程，也各自有一段取折故事，值得仔細述說。 1930 年代的澎湖馬公與道路上的電線桿。（圖像來源：澎湖縣政府）從電火初綻到大放光明《島嶼有光》的前半部分主要考掘各個離島的電力供應如何起始。在眾多島嶼當中，澎湖馬公的供電系統建設於日治時期。二戰結束以後，台電也接收了這一建設基礎，持續發展。不過，馬公以外的各個離島，則要到二十世紀後期才陸續有電力建設。其中，金門與馬祖各自皆有電力公司的成立，一直要到1990年代才陸續併入台電。馬祖電廠的珠山分廠。（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第二章〈電火初綻〉著重於歷史考掘，過程當中，本書作者也分別訪問澎湖、金門、馬祖的在地耆老，邀請他們一同回憶關於島上電力與生活的陳年舊事。早年，澎湖許多小島的供電仍不穩定，因而在當地百姓的生活記憶裡，缺電、停電仍是常態性的事情。在1960年代的戰地金門，電力建設被視為要務，相關建設也因此得到擴展。相較之下，馬祖則要到1970年代末期才有電廠起建。針對更為細瑣的一些島嶼，作者則以諸多電力相關人物的回憶帶過該地的電力故事，讀來頗具趣味。現代澎湖的中屯風力園區。（圖像來源：交通部觀光署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網站) 風機矗立的應許之地第三章〈台電來了〉，以1990年代以後台電營運離島地區電力體系的故事為焦點。作者採訪這一時期曾在各個離島電廠服務的老台電人，從中挖掘當年的建設工程所遭遇之困難，並討論離島小型電網與臺灣本島的情況有何差異。澎湖七美的太陽能光電板。（圖像來源：台電綠網）最後一章〈應許之地〉則以澎湖的風力發電機起筆，再寫到金門的智慧電網建設。在強調綠色能源的今日，風力發電也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有趣的是：作者提到1960年代開始，台電便已嘗試自製風機，在澎湖島上運作。這段故事，也特別呈現了相關工作人員的回憶。撫今追昔，這段歷史對於今日臺灣的綠電發展而言，或許有值得參照之處。從荒蕪到豐沛，這些島嶼的電力建設得以有今日成果，並非憑空得來。《島嶼有光》帶領讀者追溯往昔，讓我們看見電力建設如何在一個克難的時代裡，在強風凜冽的臺灣海峽當中，逐步地成長壯大。＊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七美島上初來電七美舊名大嶼，位在臺澎之間的重要漁場上，自明朝初年閩浙移民來到島上，討海就是鄉人的主要營生。沒有電力的年代，七美漁獲不能保存，吃不完的魚貝只能曬乾、醃漬，然後在東北季風吹襲，沒法出海的幾個月裡，成天吃番薯籤、醬瓜、魚乾、醃魚。「都是臭哄哄的東西」七美人顏海峯這麼形容。 1967 年，蔣中正總統來訪後一年，七美鑿了口深水井，另一件大事便是，島上開了製冰廠。鄉民張精華獨資在南滬漁港設立「玉成製冰廠」，每天可生產12 噸冰塊，免費提供七美漁船加冰，條件是必須將漁獲交由製冰廠運銷。全盛時期七美有3 家製冰廠，以冰塊保鮮的高級魚貨，銷往臺灣本島，到了冬天，七美人還是吃醃魚魚乾醬菜番薯籤。 3 家製冰廠中，有一家應該是張碾之子，張啟明的產業。澎湖建國日報1966 年2 月16 日的報導：「七美製冰廠竣工近期內即可生產」依此報導，張啟明的製冰廠比鄉志上記載張精華的第一家製冰廠還要早，究竟誰是誰非，仍待查考。而製冰除需用電，也需用水，也許張啟明的製冰廠得到1967、1968 年深水井完工後才正式運作也未可知。比這則新聞早6 天，1966 年2 月10 日建國日報有一則「修復七美燈塔準備工作完成」的報導：這則新聞顯示，七美最早有電的地方，很可能是燈塔。燈塔建於日治末期的1939 年，初時以電土照明。電土是碳化鈣加水產生乙炔，點燃乙炔發光，這樣的照明，來自化學能而非電力。太平洋戰爭時期，電土來源匱乏，燈塔停止放光，1960 年起，改以發電機對蓄電池充電，供電照明。1965 年蓄電池損壞，1966 年重修亮燈。說起來，七美最早的電力，若非光復後駐軍的發電機，就是1960 年七美燈塔的發電機。而燈塔亮燈，為的也是七美的漁業。 1964 年，許進豐臺南師範學校畢業，返鄉擔任七美國小教師，他帶回七美第一台CANON 照相機，為了沖洗照片，他以小型發電機為機車蓄電池充電，當作顯像用放大機燈頭的電源。「曝光，答答答答……要算21 秒。」許進豐補充：「後來有電了，答答，兩秒，曝光就夠了。」燈塔，放大機之外，製冰廠自己發電製冰，同時也拉幾條線，送電給鄰居親友點燈照明。還沒有發電廠的島嶼，電燈已經稀稀疏疏地亮起。（頁30-33） 1960年代的自製風力發電機那年9 月，冬北季風吹起，風機該運轉了，蔡文華被派回澎湖常駐，每天照顧風機。16 歲的小伙子，考進台電後，還去台北市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大安高工前身）夜間部進修，被派回澎湖只好中斷學業。一個人，每天到現場，擦拭機器、上油、為電池加水、檢查儀表，做報表。日常工作做完也不能離開，得隨時注意風速和風向。當時的葉片沒有旋角控制（PITCH CONTROL）功能，一旦風速過高，葉片轉速太快，機器無法承受，必須手動煞車。「當時的葉片只有一個面，不能調整，就像一台大風扇。」蔡文華說。蔡文華一個人，每天帶著便當上工，上午8 點到，下午5 點多，坐最後一班公車回馬公，下班後沒人照顧風機，還得把葉片煞住，不讓它運轉。地處荒遠，他又不屬在地區處管轄，從未有人查勤，他也乖乖的不敢擅離職守，日常工作之外，就是看看書，別無他事可做，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多，修理廠把風機拆了，蔡文華回松山修理廠上班。臺澎第一台實驗型風機，卻稱不上臺灣風機的始祖，它留下的實驗成果不多，日後各期風機，都與它沒有血緣關係。回到修理廠，蔡文華繼續學業，高職畢業後唸台電專科班，請調澎湖區營業處，任區處檢驗股主辦，然後派任七美電廠廠長，在那裡他遇見另兩台風機。「把風機搞壞的就是我和蔡文華，」七美人顏海峯總是語出驚人，他表示，七美風機完工運轉後，澎湖在地台電長官，特別邀請台電總處高層來參觀，但澎湖夏天無風，平日風機不太轉動，澎湖在地長官要求，無論如何必須轉，當時蔡文華是七美發電廠廠長，他是電廠值班人員，兩人帶著螺賴把趕到風機處，把線路重接，總處長官蒞臨，按鈕啟用，等於是打開開關送電給風機，風機就如風扇一樣轉動起來。「按鈕，颼颼颼地轉了，大家很高興，拍拍手，回去吃飯了。秋天起風了，再開，就不轉了。」顏海峯比手劃腳，說得興高采烈。 1982 年，台電有意開發七美風力資源，委託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與臺灣大學合設的工業研究中心，進行風速資料統計及風能評估研究，計畫設風能風速觀測站觀測一年。 1987 年底，進行土地徵收。1989 年6 月，由美商USWINDPOWER 公司得標，1990 年10 月，完成兩部各100 瓩先導型風力發電機設置。這兩部機運轉過程並不順利，1991 年1月，「七美先導型風力發電計畫試運轉小組第3 次工程會議」，由澎湖區營業處徐采田經理主持，參加者有澎湖發電廠、綜合研究所、電源開發處、美商USW 代表、業務處、營建處、施工隊等等單位。會議紀錄上提及，「因地形造成無可預期之風向變化過大引起之警報已無可避免，廠商同意在不影響風力機壽命原則下修改程式軟體，改善警報設定值範圍。」風機設置於崖邊，海風吹過懸崖產生不定向強風，造成風機運轉不順，這是七美風機未能持續運轉的原因之一。另一個說法是，這兩部100 瓩先導型風力發電機組，併入七美供電系統中，供電比例過高，對系統穩定有不良影響，試辦兩年後終止。蔡文華看法略有不同，他表示，當年風機技術仍不成熟，風機迎風轉動，底下纜線的連接方式不佳，同一個方向轉久了，纜線便糾纏在一起，必須爬上風機以人力把它轉回來。七美風機設置點距離七美發電廠頗有距離，過去曾是當地的墳場，周邊陰森荒涼，小離島電廠同仁要照顧發電機、要抄表收費、維護線路已經十分忙碌，風機停了抽不出人手去轉回來，夜裡更沒有人要去，久了就把它擱著，自然報廢得快，這兩部先導型風機同樣拆得一點痕跡不留，但後來的澎工所主任林致弘參與規劃，澎湖區營業處處長陳慶平，也曾運維這兩部機，日後中屯風機發包施做，林致弘、陳慶平、蔡文華都有參與，當年七美先導型風機的經驗，相信對他們的工作有些幫助。（頁237-243）

作者：張哲翰隨著1934年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發電廠大觀一廠）竣工啟用，1936年發電能力達到最大化，以及1937年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今日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竣工，臺灣的工業化腳步又站得更穩。只是面對戰爭時期，臺灣定位為工業基地的急需下，對於電力的需求仍然頗大，能夠更有效利用濁水溪水系水力的「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因而被採用。[1] 計畫目標是在濁水溪支流霧社溪上構築堰堤蓄水（即今日霧社水庫），以調節濁水溪與日月潭的水量，並且預計利用霧社堰堤與武界堰堤（即今日武界水庫）的高低落差，進行發電廠的設置（霧社發電所，1944年停工，僅完成水輪機發電機1、2號機）；此外，也在1943年完成了附近另一支流萬大溪上游引水至萬大發電所，利用約276公尺的落差進行發電（即是今日的萬大發電廠3號機）。[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中間穿長版西裝者）視察霧社堰堤預定地圖片來源：《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由於工程位於深山之中，從1939年啟動計畫開始，各項準備工作持續進行中，像是運送各項材料的索道，直到1940年僅完成從車埕進到埔里的路線，而要再進入霧社的路線仍在鋪設當中，可見建設的難度。[3] 其次，從工程開始乃至後續發電所運轉之後，都需要大量人力進駐，為了安置人力，即規劃對應的「社宅」，例如萬大發電廠旁的日式宿舍，就是從日治時期興建而成的「社宅」之一部份。[4] 所謂「社宅」，即是引用日治時期吸取西方之經驗頗為流行的「職工村」（Industrial Village）概念，建立起專屬於工廠、工程工地的宿舍區，但又別於早期日本在快速工業化之下將勞工過於集中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小坪數屋舍，而是重新考量到勞工生活空間、生活環境、生活便利性等問題，而打造宜居的宿舍區。 [5]在霧社工事的工業聚落中，就包括宿舍、下水道、公共浴室、醫務室、神社、俱樂部等，其中宿舍還可分為不同職等居住的宿舍空間，像是官舍、電工宿舍、單身宿所等。[6] 在戰爭之下，萬大發電所的興建停止，原本日本職工逐漸解散歸國，直到1951年才重新復工，在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發電廠1、2號機開始發電。[7] 此時進駐的職員們，則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宿舍作為居住空間，在日本統治的象徵「神社」被拆除之下，開啟了屬於戰後員工的宿舍生活。以退休經理蘇志弘先生的回憶，他從年輕時就進駐到萬大發電廠，當時被分配至單身宿舍居住。在宿舍裡都有負責照料這些年輕人生活起居的服務生，年輕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其「歐巴桑」。服務生不僅僅是負責這些年輕員工的早、中、晚三餐，也包括他們宿舍的整潔及被褥的清洗等。一群年輕員工聚在一起，總會有許多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從蘇志弘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彈著吉他唱歌、在單身宿舍前的籃球場打籃球、圍在少見的摩托車前等等。他更拿起其中一張照片提起過往的趣事，指出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每個月會有一次派人來到電廠放映露天電影，雖然劇目早已模糊，但他記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擠到位置，就自己爬到排球場的裁判椅上，找尋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欣賞電影。蘇志弘先生與友人於萬大發電廠任職時，於排球場欣賞電影。圖片來源：蘇志弘先生提供在當時的萬大發電廠有專屬的醫務室，裡頭唯一的一位護士是由日治時期的護士學校畢業，經驗豐富，深受員工信任，不論大小病都會找他問診，甚至包括小孩的接生。信奉天主教的護士，始終住在萬大電廠，主持著萬大電廠的天主教堂，不論聖誕節或是各種活動，一直是由他來主辦，直到他九十餘歲在這裡終老。若問待在萬大發電廠大半人生的蘇志弘先生，是什麼讓他持續留在萬大發電廠，他一定會這麼說：「萬大的環境真是優美，去電廠的路旁，種滿了櫻花。在廠區裡面種滿各種花木，尤其要下廠房的一個陡坡，兩旁種著太陽花，我馬上就愛上它了。」就是這樣優美的環境與濃厚的人情味，吸引蘇先生在萬大發電廠從年輕一路待到結婚、生子。位於深山的萬大發電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所建立起社宅，逐漸形成專屬於萬大發電廠員工的生活圈，從飲食到育樂、從護理到信仰，即使經歷過了不同文化的影響，注入新的文化氛圍，但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乃至一起工作的濃厚情感，以及這片位居山林間優美的環境，造就了員工們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 ———————————————————————————————————————————————————————————————————————————————————————— [1]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頁125、129-130、160；《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2]《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頁209-21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89-9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4]「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5]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6]「萬大電廠旁的日式宿舍」，收入於「國家文化記憶庫2.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5579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1。參考資料：《松木幹一郎》，東京：後藤曠二，1941，臺灣圖書館館藏。〈霧社發電所機械〉，《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霧社と大甲溪の準備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40.05.18。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林炳炎出版，199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川流不息》，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黃世孟、吳旭峰，〈戰前日本受西方社會主義規劃概念影響之檢驗——以日本式的「職工村」及「田園都市」為探討對象〉，《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六期（1991），頁91-101。

2011年，台電足球隊曾在「亞足聯主席盃」當中奪得冠軍，同時也為臺灣的足球界贏下一座睽違半世紀的國際賽獎盃。不過，這場次的盃賽舉行於3,000多公尺高的尼泊爾山區，當時的台電足球隊對員必須進行模擬訓練，克服體能障礙。這段辛苦的過程，也收錄於《足下巨浪‧射門：台灣電力公司男子足球隊》一書當中。藉由這篇書摘，讓我們共同來認識當年台電足球隊那場充滿挑戰的旅程吧！ - 除了稱霸國內球壇之外，在總教練陳貴人的帶領下，台電足球隊也致力踢向國際，自2005年起，挾著前一年全國男子甲組聯賽的冠軍資格，拿到參與亞足聯主席盃賽的代表權，首屆遠赴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參賽，參賽的隊伍都是各國的職業隊，只有台電是半職業隊，雖然幾屆參賽戰果不佳，但台電足球隊並不氣餒，2011年終於又有機會參加亞足聯主席盃在尼泊爾的分組預賽。為了取得亞足聯主席盃的勝利，如何克服尼泊爾海拔3,000多公尺的高山氣候就是一個大問題，總教練陳貴人特別向其他球隊的資深教練請益，陸光足球隊總教練鍾劍武建議可將球員帶到阿里山訓練，雖然台電足球隊在阿里山有訓練基地，但這裡的海拔還不夠高，為了模擬尼泊爾的氣候，陳貴人要求所有球員都戴上3M的N95口罩練跑、練球，以強化心肺能力，在訓練的同時，公司車就帶著氧氣筒跟在後面，曾經在上坡跑步時，全隊一半以上球員跑到嘔吐，甚至部分球員鼻血從口罩旁流出來，雖然辛苦，但終有回報，面對比賽，台電球員們通過考驗，6月以積分領先拿下分組冠軍進入決賽。確定取得前進決賽的門票後，中華足球協會理事長盧崑山也特別向亞足聯爭取主辦權，這讓臺灣第一次有機會舉辦亞足聯主席盃決賽圈的賽事，也讓台電足球隊有幸能在自己的主場比賽，當時球隊陣容堅強，除了剛踢完香港甲組職業球隊返臺效力的陳柏良、臺灣第一門將呂昆錡、臺灣「加圖索」之稱的馮保興外，還有黃楷峻、何明站、江世祿⋯⋯等優秀戰將。 2011年9月19日決賽首戰在滂沱的大雨中進行，靠著陳柏良與江世祿上半場各進一球，門將呂昆錡守備精實，截住對方攻勢，幫助台電足球隊戰勝來自塔吉克的伊斯蒂克羅爾。隨後9月23日台電隊遇上中亞強敵土庫曼的巴爾干隊，這是攸關能否踢進冠軍賽的關鍵一役，兩隊曾在尼泊爾加德滿都預賽時交手，當時雙方踢和，勢均力敵，此役，上半場台電足球隊暫以0：2落後，中場休息時，總教練陳貴人除激勵球員外，並調整戰術，將狀況極佳的好手陳柏良由中場調到前鋒，積極搶攻，而球員們也沒有自亂陣腳，心理素質非常強韌，下半場台電球員們個個爭先，球在台電球員腳下的時間遠超過對手，比數就在合作無間的默契中一球一球追回，雖然一度又被對手巴爾干隊進球，但台電隊堅持到底，比賽結束前幾分鐘終於逆轉勝，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最後台電足球隊以4：3贏得勝利，球迷的喝采聲不絕於耳。 9月25日冠亞軍的決戰時刻，金邊皇冠隊是柬埔寨的職業隊伍，陣中還有兩名奈及利亞傭兵，面對勁敵，台電足球隊絲毫不畏懼，橫掃全場，一直保持領先，終場以3：2將冠軍獎盃留在臺灣，陳柏良獲頒最有價值球員（MVP）、何明站則是進球數最多，獲頒金靴獎。頒獎典禮上，隊長郭殷宏捧著獎盃，全隊不斷呼喊「臺灣！臺灣！」總教練陳貴人則紅了雙眼，這不僅是台電足球隊第一座洲際盃賽冠軍，也是52年來臺灣第一個男子足球國際賽事冠軍，挾著這股氣勢，這一年，台電足球隊戰績不止如此。10月代表高雄市奪下全國運動會金牌，12月初又在全國城市足球聯賽完成連霸，奪得2011年「臺灣足壇三冠王」的美譽。12月19日，總統馬英九更特別接見這群台電足球英雄，對於他們面對強敵奮力拼搏，為國爭光的精神十分嘉許，並榮獲行政院體委會2011年精英獎「運動團隊傑出獎」的肯定。 ——節錄自黃婉玲，《足下巨浪‧射門：台灣電力公司男子足球隊》（臺北市：台電，2019），頁38-44。

2015年，臺灣前輩畫家陳澄波的畫作《東臺灣臨海道路》，在日本山口縣防府市的圖書館被找了出來。這幅畫描繪的是1930年的清水斷崖，以及匍匐於斷崖底下的一條狹窄道路。時至今日，畫裡的道路早已經過改良，並以「蘇花公路」之名廣為人知。不過，在陳澄波的時代，「臨海道路」的大約也就如同畫中所呈現的那般狹窄。若有車輛往來，大約也只能勉強通行。換句話說，蘇澳與花蓮之間的陸路交通，在日本時代雖然已有長足進步，但始終無法達到「貨暢其流」的境地。陸運的能量既然有限，殖民政府只能看向海洋。於是在1931年，「花蓮港」的築港計畫正式展開。有了一座大型的現代化港口，花蓮的人口與產業規模，勢必將有大幅成長。為了因應這樣的發展趨勢，電廠的布署也得及早進行。加上1930年代後期的戰爭暴發，重工業的電力需求更是迫切——上述種種，即花蓮地區水力發電會在日治末期急遽成長的主要原因。而所有這些在戰爭期間進行建設與規劃、並且在戰爭結束以後持續進化的各個電廠，大抵也就是李瑞宗在《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這本書裡，所欲尋訪的對象。木瓜溪的風貌。（圖像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網站）山林踏查的書寫傳統《後山電火》與李瑞宗在「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出版的前一部作品《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頗為相仿。兩者的寫作方法，皆以自然環境與歷史現場的踏查為敘事軸線，再從文獻當中尋找故事線索，並剪裁其原文，補足每一段故事的背景脈絡。山林與河流的踏查，某種程度亦可說是台電自身的書寫傳統。由於早期臺灣水力電廠的開發建設，工程位址經常都在山區，許多台電員工都有披荊斬棘、開荒闢路的踏查經驗。其中一些人更把這樣的經驗寫成文章，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見聞紀錄。水量豐沛、落差大的木瓜溪是東部發電廠的動力泉源。（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譬如1947年，台電員工李式中等人為了擬定東部系統的「全盤方針」，遂乘坐著汽車、越過了當時仍然充滿險阻的沿海公路來到花蓮，針對既有電廠的運作情況進行視察，李式中並且將這次的旅行經驗寫成〈東行追記〉，刊載於當時台電的《勵進月刊》。這趟旅行，他們置身於立霧溪，不禁心折於太魯閣的鬼斧神工；來到木瓜溪，則嘆服於「怒馬奔放」般的湍急水勢。相較於今日發達的交通情況來說，1947年的立霧溪與木瓜溪，仍不是輕易可以抵達的地方，故而在當時候，李式中等人的震撼，仍可說是相當稀罕的經驗。其實，在後來的時代裡，台電或者為了擴增水力發電的系統規模，或者為了完善全島的電力網絡，仍有許多員工持續地深入山區，並且也都曾經在內部刊物當中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本書引用了其中一些台電前輩的山林紀行，對照作者自己所做的現地調查紀錄，兩相對照，頗有一種穿梭時空的趣味。 1954年的東部臺灣地圖，呈現出花蓮境內的水利工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正文當中，作者經常大篇幅引用原始文獻。這些「原汁原味」的引文段落，或者摘譯自日治時期的報紙，或者轉錄自戰後出版的台電刊物與相關書籍，及零星的檔案、手稿等等。所有這些材料並非輕易可以得見。作者揀選相對易讀的史料，並刻意保留其原文樣貌，能夠幫助普遍讀者循著當時代的語言，認識當時代的故事。本書收錄的人物採訪，仍沿襲作者一貫的書寫風格，不囿限於重複而平板的問答框架之中，而總是能夠帶領讀者看向一些別有意趣之處。例如第四章〈從瀧見至龍澗〉，寫到四名在龍溪壩值班的台電人員，作者不費筆墨，僅只簡要地列出電廠裡的三班值勤排程。藉由這類細節，作者直白地展示了守壩人的日常工作節奏，使讀者對於這一職業能夠迅速建立起認識輪廓。為銅門發電廠提供發電用水的水簾壩。（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每個章節末尾，皆附有大量印刷品質極佳的彩圖，除了呈現工程藍圖、歷史檔案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今昔影像對比。所有這些圖像材料，適切地配合章節內容，與文字描述相互補充，使全書讀來更顯生動。本書的最末一章，作者忽然帶領我們來到清水斷崖的近海處，乘上獨木舟，遙望東臺灣海岸線上各個河流的出海口。此情此景，不免使我們想起1930年，陳澄波在《東臺灣臨海道路》所描繪的景象。在那幅畫裡，同樣有一葉扁舟，飄盪於藍色大海。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帶領作者循著河流溯源而上，涉足於山澗與溪谷之中，但所有這些河流終究要滾落大海，故而作者也將此行的終點設定於太平洋上。從山林到海洋，本書可說是一趟跋山涉水的閱讀旅程。若能跟上作者的腳步，相信讀者也能在跋涉之中，盡覽後山電火的故事，以及所有那些故事裡的景色風光。＊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精彩段落節錄木瓜溪畔的「勤行報國青年隊」臺灣總督府以瀧見訓練所為名，其實是拓寬改修能高越道路，完成可以通行車輛的自動車道路，自1941年開始，規劃以7年期間，總經費930萬日圓來執行。1942年5月15日在瀧見舉行訓練所入所式，《東臺灣新報》亦曾報導。花蓮港瀧見訓練所建於距離花蓮港30公里的深山內，位於木瓜溪與奇萊溪交會、標高300多公尺的懸崖上，是總督府引以為傲的勤勞報國青年所之一。訓練所共有四棟營舍，所內聚集從全島各地被選召的310名青年精銳，每天奮力地進行訓練。1943年8月22日，這座地處偏僻的訓練所，自設立以來首次迎接總監西村文教局長及同行記者到訪。以下為訪問紀實。右手邊幾十丈高的懸崖溪谷變得寂靜無聲，甚至略顯詭異，淺灘隆隆地濺起白色水花，一種不似死亡般神秘的冷意迫近眼前。由花蓮港的市街往北，在沿著能高越山路綿延約16公里，木瓜溪溪水飛濺的山峽中，有著一座培育皇民、鍛鍊身心的青年道場，即「總督府行動報國青年隊花蓮港訓練所」。此訓練所自前年（1941）7月7日設立以來，已歷經六期共1,782名訓練生，當前的第七期訓練生亦是奉公精神高昂，全心全意地鍛鍊身心。訓練所位於瀧見駐在所後方。沿著高聳令人不寒而慄的斷崖旁所開鑿出的狹窄山路前進，走過石門橋單薄的八番線吊橋，就可以看見訓練所的營門。炸藥爆炸的轟鳴響徹山間，首先讓人感受到工程的偉大，接著受到恭敬地舉著鏟子的衛兵迎接，穿過大門之後，木造的簡樸營舍與一片翠綠相映成趣。訓練所的勞動作業現場，為總督府國土局道路課正在進行的工程，即橫斷中央山脈，連結臺中州霧社及花蓮港廳銅門之能高越道路蜿蜒70公里大型工程。此工程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第三期⋯⋯延續到第六期，完成若干部分的挖鑿。施工地就在訓練所向沿60度陡坡走約4,000公尺處，是岩層相當堅硬的山腹部分。在天長大斷崖附近，烈日高照，白雲來去，鳥跡不至的山嶽地帶，要緊貼山壁削鑿岩層、填封溪流，在懸崖上施工，稍有差錯便會墜落千丈深谷。訓練生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晒成紅銅色的身軀佈滿沙土顯得黝黑。訓練所規定5點半起床，比其他的訓練所要早半小時。巴托蘭峰上雲層在黎明之時尚顯微暗。310名訓練生編列為三個中隊，六個小隊。他們在近似深山秘境的崇山峻嶺中的訓練生活，首先是5點半吹響起床號，接著早點名、神前行事、朝禮、早餐都要在7點前完成，然後7點立刻投入施工作業。訓練前期的作業時間為6小時，現在則為8小時，激烈訓練不曾間斷。一天的作業在5點收工，晚禮結束後沐浴，6點吃晚餐，7點開始有一個小時的學科講習，公民科、國史（歷史）等學科結束後，就是神前行事（行拜禮，祈求安全），接著8點40分有晚點名，9點半準時吹響迴盪入夜深山的熄燈號，結束一整天的勤勞訓練生活，這就是1941至1943年在瀧見山區發生的故事。（頁122-124）兩代台電人 1987年6月，新天輪工程處成立，東部電力處有許多工程人員調往支援，同年8月，東部電力處改為東部發電處。經歷了多年的開發與建設，東部的水力發電工程暫告一個段落，平穩供應著無數家庭與工商百業的用電需求。 1993年10月28日下午4點3分，正在進行併聯發電竣工試驗時，洞內突然發生爆炸，不幸造成6人死亡、25人受傷，往生者其中一位褚副處長是臺北工專畢業，為人篤實認真負責、心地非常善良，竟遭此不幸，讓人悲慟不已！同事三年之褚金松君努力向上，工作勤奮。猶記褚君背負儀器盒如走方郎中，走遍各電廠，測試進水鋼管開裂的情景。年前從台電月刊得知，褚君因公殉職消息，不勝扼腕。 ——壽紹漢，〈回憶四十六年前　新竹變電所來的實習生台大人〉，《台電月刊》，404（1996），頁62-63。褚金松，嘉義市人，1933年出生，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嘉義初工電機科畢業後，先至嘉義變電所服務。1951年調立霧發電所擔任技工，那年他18歲，1953年調東部發電區管理處，那年他20歲，加入花蓮信義長老教會，認識同為教友的明義國校老師高麗子。在花蓮待了5年，考上台電的獎助升學班，到臺北工專唸書。25歲那年結婚，28歲回至東部發電區管理處，調派龍澗發電廠服務，歷任工務員、計畫股長、檢驗隊長，1988年調派新天輪工程處電氣課長，後來升任副處長。高麗子為花蓮師範學院畢業，國語、算術、音樂、美術都教。褚家有鋼琴，兩個女兒都會彈，長男後來當老師，長女也當老師。農曆過年時，褚金松夫婦帶著2男2女回嘉義看祖父母，那裡現今還住有二姑。褚信杰1969年出生，差大哥10歲，在家中年紀最小，不過不會彈鋼琴。因為是老么，雖然備受寵愛，較不循常軌，他覺得自己是父母意外所獲，並非預期所生。「爸爸長年不在家，我們好像是單親家庭。」褚信杰自花蓮高中畢業後就沒升學，在外打工。當兵回來後，到一家美術燈公司工作，參與生產與組裝，領有冷凍空調的證照，對於電氣並不陌生。1993年10月28日，新天輪工程在試運轉時發生爆炸事故，丁世凱廠長、褚金松副處長因公殉職，那時褚信杰24歲。意外來得如此迅急，全家陷入愁雲慘霧，媽媽很悲傷，將爸爸葬在佐倉公墓。 1994年褚信杰進入東部發電處電氣股工作，受到張添和、林明輝兩位領班的傾囊相授，5、6年後對於電氣技能才順手。他不斷學習精進，18年後的2012年，升任電氣課領班。「他們是我的師父啊！」褚信杰充滿感謝地說。電廠的發電機功率高、量體大，外面遇不到，學校未必教，就要師徒式的耳提面命，才能增長經驗。張添和1934年次，花蓮中學初級部畢業，歷任立霧裝機工程處、銅門工程處、龍澗工程處，後來留在東部發電區管理處維護課電氣股工作。本書所附1959年4月21日〈蔣中正總統與龍澗工程處人員合影〉這張照片，張添和也在其中，裡面人物多靠他的指認，方得解析。張添和1990年擔任領班，1994年退休。林明輝1942年次，1965年進入東部發電區管理處工作，在銅門電廠一待就是21年，1986年調任維護課電氣股，1994年擔任領班。兩位諄諄長者在40多歲時還去進修，取得高工畢業學歷，俾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更加精進。在台電的工作穩定後，褚信杰結婚要買房子，買在哪裡呢？媽媽資助他，就買在佐倉附近。那時媽媽已經退休了，每天都來串門子，然後就離去，他隱約知曉媽媽的心意。十多年前，媽媽因胃癌過世，媽媽也葬佐倉，就在爸爸旁邊。佐倉的家離爸爸的墓有多近？下班之後，我刻意到褚信杰家坐一坐。他帶我步出家門，向左一轉，根本不用5分鐘，根本不到500公尺，就到褚金松的墓。我想，高麗子一定常來徘徊，每天都來看兒子，每天都來陪先生。春去秋來，花開花落，許多許多話，或私密，或叮囑，或寄託，都還來不及說⋯⋯。（頁179-182）

＂臺北自開點電氣燈以來，不啻於黑暗世界而放一大光明，使人眼為之明、神為之旺！＂ 1905 年，當龜山發電所開始向臺北送電、讓一盞又一盞的電燈在市區亮起以後，《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曾如此描述城市裡的嶄新氣象。此後的一、二十年間，我們會在報紙上不斷看見同樣的敘述，逐漸發生在全島的各個城市。例如， 1913 年「宜蘭電氣株式會社」開始送電以後，一個月內就點亮當地將近兩千盞電燈，「美夜光輝燦爛，五光十色，不似從前之黑暗」。同年在新竹，電燈的普及則帶動城市風貌的改造，移入人口與房屋數量都因此增加，「市街面目為之一變，展現出活力」。從這些描述來看，日治前期電燈在全島各地陸續出現，顯然帶來極大的衝擊與改變。但具體來說，電燈究竟在哪些方面改造了人們的生活呢？徬徨感如同火車曾被視為「黑色妖馬」，照相曾被誤會為「攝魂術」，電燈剛剛出現在世間的時候，也曾因為人們的不理解，而引起一些恐懼。據說 1891 年，美國白宮呼應當時潮流，裝設了電線與電燈。不過，時任總統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與他的夫人始終害怕電流，從不肯親手觸碰電燈開關。這則軼聞，今天仍寫在白宮歷史協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網站裡。美國總統尚且如此，同時代的臺灣民眾面對到電燈這樣的陌生事物，會感到緊張惶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出身新竹北埔的文學家龍瑛宗，在 1979 年發表的小說《夜流》，曾描繪出這樣一種感受。小說裡，他寫 1910 年代一群仍在使用油燈的農村民眾，正議論著臺北城裡，出現了一種名為「電燈」的不可思議之物。有些人說，「電燈」是外國人「造出來的魔物」，有人則猜測，「電燈」是被放大的螢火蟲。總而言之，「電燈」對於當時的農村居民而言，仍是超越常識的一種存在。《夜流》其實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前述種種，或許就出自於龍瑛宗在北埔的成長記憶。「文明」的展示與追求對於未曾接受教育的民眾來說，電燈以及其他各類「文明」事物，意味著某種神秘力量。有本事操縱這股力量的人，也就能夠讓老百姓感到敬畏 —— 有時候，統治者也會利用這點，刻意展示各種各樣的建設成果，藉以表現他們對於「文明」的高度掌控。 1899 年，殖民政府的官員們，便曾帶領一群北臺灣原住民部落的頭目，參觀臺北的現代化建設。鮮少與外界接觸的族人一見到電燈，果然驚愕地開始議論：「日本人是不是連日月都能做出來啊？」——部落領袖的敬佩與懾服，正是這場參訪活動想要達成的效果。不光是原住民，出身臺中清水地區的著名仕紳楊肇嘉，在 1908 初次造訪臺北時，也初次見識到電燈、電話等新奇事物，並且驚訝到「差不多整夜都沒有睡著」。數年後，返回清水的楊肇嘉開始參與地方政治事務。這段期間，他最積極推動的地方建設計畫就是架設電燈，幫助他的家鄉「從黑暗走向光明」。 1920 年，楊肇嘉正式成為清水「街長」（即當時的鎮長）。在他上任後不久，清水也順利點亮電燈，成為現代化的城鎮。這件事情不僅令楊肇嘉感到寬慰，也為地方上的鄉親父老帶來「歡欣、樂觀和希望」 —— 看來，電燈不只能夠在夜間提供照明，更能幫助一個聚落躋身「文明」行列，為聚落裡的人們創造出進步的自信心。 1939 年臺北新起街市場（西門紅樓）裡燈光燦爛的景象。（圖像來源：Wikipedia）夜間行動力的提升驚訝歸驚訝，人們還是很快就接受了電燈，並且適應它所引起的一連串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夜間行動能力的大幅增長。在電燈出現之前，人類還是擁有蠟燭、油燈、瓦斯燈。只不過，這些照明工具的亮度始終有限。相對來說，沿著街道鋪展開來的電燈，才能真正在現代城鎮裡創造足夠明亮的活動空間。與此同時，城市的夜間秩序，也因為電燈而變得穩定。每當某個角落在暗夜裡屢屢發生治安事件，地方政府便會藉由裝設電燈、增加照明來減少犯罪機率。此外，電燈對於公共衛生的提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913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一篇題名為「穢所燃燈」的報導便指出：由於臺北市內有太多路人趁著夜間昏暗隨意便溺，民間組成的「臺北防疫組合」打算動用經費，在特定地點增設電燈，嚇阻這樣的脫序行為。電燈開始在臺灣廣泛應用的時代，現代的「休閒」觀念逐漸普及，民間消費力也迅速增長。翻開當時的報紙，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舉行於夜間的「納涼會」、「商品廉賣會」、「電影放映會」。熱鬧街區裡的商店，更是把營業時間延長到深夜。一些店家則會強調店內擁有先進的電燈照明設備，或設計眩人耳目的電燈裝飾作為廣告看板，藉以招攬顧客。 1937年，一群高校生在臺北京町的燈光之下舉辦遊行的場景。（圖像來源：wikipedia）「不夜城」與尚未點亮的農村＂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如同文學家王詩琅的小說《夜雨》所述，在現代世界裡，電燈宛若暗夜裡的太陽，形塑了我們的生活樣貌。日治時期的報刊或詩詞，經常會用「不夜城」這個詞，來描述裝設電燈之後的城鎮景況。當黑夜如同白晝一樣光亮，夜晚便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休息時間，而能夠創造更豐富的生活內容。根據總督府的統計報告， 1905 年，臺灣使用的電燈數量，大約只在 5000 盞左右。到了 1940 年，這個數字已經成長了 60 萬盞。 35 年間，整座島嶼在夜晚所能獲得的光亮，增加了百倍有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變化，並非遍及整座島嶼。二戰結束以前，臺灣的電燈普及率其實只達到 35% - 40% 左右。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鄉村地區仍使用著油燈與蠟燭，直到 20 世紀後期才陸續因為「農村電化」而進入電燈時代 —— 那就是之後的篇章所要講述的另一個故事了。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Betty C. Monkman, “The White House Gets Electric Lighting, 1891,” The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ebsite. 王學新編，《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1。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2004。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台灣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4。 Jane Brox著，田菡譯，《光明的追求：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臺北：臉譜，2020。

【書摘】太陽之子‧揮棒：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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